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接踵而至的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将昔日中华帝国从五千年的光辉灿烂推进了无尽的屈辱中。“知耻而后勇”，已近残破不堪的清帝国挣扎着开始新一个“维新时代”，全国通力，友邦平静，就在1897年底，似乎已隐约可见“三年初见成效”的气象。正当此时，昔日“三国干涉还辽”之一的友邦德国突然打破平静，借巨野教案出兵占了胶州湾。紧跟着，俄国占了旅顺和大连，英国接管了威海，法国提出要“租”广州湾。转眼间沿海、沿江又有一大片战略要地变成了列强的殖民地！全国上下在一片骇然与震惊之后，民族主义与救亡运动在1898年春再度高涨。
1898年是中国农历戊戌年。这一年4月，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并得到当时清廷重臣翁同稣的支持，其改革理念影响力不断扩大。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实行新政，新政基本采用了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的建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变法。可这变法仅历时百日，便于9月21日以慈禧发动政变，幽禁皇帝，捕杀维新派和康有为流亡日本而告失败，成了短命的“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的失败，固然是因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反对派太过强大。但同时，以康有为为倡导者的维新派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也是导致变法必然失败的原因。 康有为等人的不成熟，表现在其沉浸在一个“形势积极主动”的自己的世界里，这个世界里有其假象的敌人和朋友，敌人不一定是真的敌人，朋友却是靠不住的朋友。
康有为最大的假想敌是当时实际的掌权者慈禧太后。在其看来，正是慈禧的不放权给光绪帝及顽固不化严重地阻碍着变法的推进。但历史证明慈禧并不是一个彻底的保守主义者。慈禧太后统治中国的差不多半个世纪里，是近代中国受列强侵略荼毒最为猛烈的时期，面对列强的入侵，这段时期也是近代中国变化最大、最剧烈，由传统走向近代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派遣幼童出洋留学、兴办洋务企业、改八旗建制学习西洋军事。。。这一切在当时如果没有慈禧地同意和支持是根本行不通的。而从1898年4月康有为进京成立保国会宣扬变法，到6月11日光绪帝正式主持变法实施，这中间两个月的时间里，光绪帝和大臣们都在将实施变法的相关计划和准备工作实时地向慈禧汇报请示。最终授权光绪主持变法的同样是慈禧，可以说没有慈禧的同意与支持，戊戌变法根本没有开始的可能。
慈禧是当时中国实际的掌权者，成熟老练的政治家，中国走向近代的重要领路人之一。她立光绪又不彻底放权是当时环境的需要：她老了，清帝国需要接班人，光绪稚嫩，由她扶上马送一程是必要的。让光绪主持变法，就是对光绪的历练。她不反对变法，但她要的变法要依靠李鸿章、张之洞这些老成谋国的重臣，而不是康有为一类的“西学小生”。
康有为倡导变法是作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应该要站出来肩负的历史责任，同时也是其在政治上谋求上位的途径。可实权派慈禧根本对他不感冒，出出提防。康有为于是一心希望光绪帝尽早掌权。他想方设法打击那些慈禧派去辅佐光绪的大臣，鼓噪“太后应还权利予皇帝”，甚至不惜挑起皇帝与太后间的两宫矛盾。当皇帝并未被监禁时，又自作主张密谋围攻颐和园劫制皇太后救皇帝，这种冒失的行为最终激怒了实权人物慈禧，慈禧翻手为云，一夜间维新变法全部推翻，皇帝被囚，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作鸟兽散。
康有为等给予最大希望的朋友是袁世凯，这个后世有许多电影都拍了。他们派谭嗣同联络当时刚被光绪提拔专责练兵的袁世凯，理由竟然是袁世凯受了提拔必然喜而图报帮助他们发动政变围捕慈禧。这种想法在今天看来是多么天真。袁世凯是慈禧心腹李鸿章一手提拔起来的，作为一个用心思的政客，他当然知道当时任用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的只是光绪一人，慈禧和一干众大臣对康有为等人根本不感冒。谭嗣同这边才找袁世凯联络，那边袁某人已经向顶头上司、慈禧铁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满洲贵族领袖荣禄作了汇报。紧跟着戊戌政变就发生了。 光绪和康有为都是政坛新手。在当时，光绪初登基，面对国家的残破景象，很想自己也能如祖先康熙、乾隆那样驱逐列强、振兴华夏，成为一代明君。而康有为钻营奔走多年，在三十九岁的时候其维新理念终于得到皇帝支持，也是想大展一翻身手，成为清廷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理想都是美好而远大的，但他们的组合在当时中国高层的政治精英眼中简直如同儿戏般幼稚。光绪对慈禧又敬又怕，慈禧则很想把光绪拉到自己与众老臣的维新思路上来，光绪也算听话，事事求教慈禧，时时自省，可康有为勾勒的未来太美好了，以致其本人都沉醉其中，以为得到皇帝支持就可以为所欲为，如脱缰野马般冲了出去，而且为达目的，甚至不惜打着皇帝的旗号自作主张，最终害了光绪，也害了自己。
戊戌年间还有个人的仕途轨迹很值得注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康有为等人的不成熟，那就是清廷重臣翁同稣。翁同稣是当时清朝权利中心中最先对康有为表示出兴趣的人，是他把康有为引荐给了皇帝，并为变法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明定国是”诏就由其亲自起草。当时清朝能倚重的大臣中，李鸿章身背甲午战败的黑锅还处于下野状态，奕訢重病卧床并在变法开始前不久死了，张之洞坐镇多事的帝国南方，所以翁同稣这段时间权倾一时，他的支持至关重要。但翁同稣在与康有为的接触中渐渐发现康有为的变法思路非常冒进，而且康有为竟敢冒失地挑战慈禧及满洲贵族团体，“狂甚！”。翁同稣明白，自己要是继续支持康有为等人胡搞下去，自己也非完蛋不可，于是在变法还没开始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变，跳出来反对变法，甚至当时就否认自己认识康有为。他这种态度转变让光绪莫名其妙：老师难道是老糊涂了？当时光绪亲自主持的变法已是箭在弦上，于是把翁同稣作为“顽固派中的顽固派”开缺回籍了。
翁同稣在其大权在握之时，选择在外人看来是突然的自我毁灭，换来的是自己晚年的安全着陆，这是其政治上的成熟与高明，更显康有为等人的不成熟与必败。
维新派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将前途过分看好是戊戌变法迅速被推翻的主要原因。这当中他们的敌友不分，尤其是把本身同意国家以变革求图强并有争取可能的慈禧及满洲贵族集团一来就置于必须打到的敌人位置上是最大的败笔。且自己羽翼未丰，仅凭“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一类的职位，光绪的信任及根本不存在的袁世凯的军事支持就想与当时拥有全国最高权威的慈禧撕破脸决战，根本就是鸡蛋碰石头自寻死路。当然，推翻慈禧的根本思路，进行变法可能是变法要成功、国家要复兴绕不去的障碍，因为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在慈禧许可下的维新已在甲午战后被证明是失败的，摇摇欲坠的大清国已等不得那些老谋深算的政治精英们缓慢变革。但康有为的这剂猛药同样是失败的，这剂猛药所激起的抗体瞬间将已服下的药吐了出来！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全国上下翻天覆地。比之前所有的维新都来得迅速，来得彻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