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童年》读书笔记
作者：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 作者简介：加州大学社会学学士(1974)，伯克利大学社会学硕士(1978)，伯克利大学社会学博士(1984)，1990-2005年为天普大学社会学教授，2005-2008年为马里兰大学社会学教授，2008年被聘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分层、家庭教育、民族志方法、儿童，主要关注非裔美国人与欧裔美国人的日常生活研究。代表作为《不平等的童年》，此外还著有《家庭优势》等。这本书由张旭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本书以内容丰富的故事情节和极富洞察力的生活细节，考察了书中那些贫困家庭、工人阶级家庭、中产阶级家庭及富有家庭孩子在学校和在家里的生活，颇具思想性地展示了不同社会分层的人们占有不同的资源，这种不同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养育子女的点滴例行上，并有可能对孩子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实现美国梦的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本书基于密切透彻的“自然主义”观察法，对12个有9——10岁孩子的家庭（6个白人家庭、5个黑人家庭，1个混血儿家庭）进行了调研。整个大项目包括中，工人，贫苦人群取样的88个孩子。并对他们所在学校进行探访，一个是市内的下里士满小学，另一是郊外的斯旺小学。 本书主题：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有条不紊的塑造着孩子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成就。作者在第一章为我们解析了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的含义。第二章描述了调研中大多数孩子所在的两所学校以及这一年中作者所访察的所在其他地方。其中，对如何了解不平等存在的原因进行简短的讨论。接下来作者从三个方面来突出社会地位在孩子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日常生活的组织，语言的运用，以及家庭和社会（教育）机构之间的互动。在第一部分，作者通过加勒特.塔林格家（中产阶级白人孩子），泰雷克.泰勒（工人阶级黑人小孩），卡蒂.布林德尔（贫困家庭白人女孩）三个家庭展现了不同的日常生活组织模式。第二部分通过亚历山大.威廉斯（中产阶级黑人男孩），哈罗德.麦卡利斯特（贫苦出生的黑人男孩）两个孩子来阐释不同的日常生活组织中的差别对孩子语言使用影响，一个是以说理说服的方式，一个是以强调服从指挥。第三部分通过斯泰西.马歇尔（中产阶级黑人女孩），梅勒妮.汉德隆（中产阶级白人女孩），温迪.德赖弗（工人阶级女孩），小比利.扬内力（工人阶级白人男孩）的四个家庭展现不同的家长在监控和干预孩子的家庭教育上有怎样的不同。
读书心得：
作者通过对中产阶级（包括上层中产阶级）、工人阶级、贫困家庭进行深入的观察和会谈，这本书展示了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已经渗透到组成美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作者认为，“家庭生活的各个关键要素紧密结合，整合成一套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中产阶级倾向于采用这样的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他们注重对孩子进行协作培养。相比之下，工人和贫困的父母趋向于采用成就自然成长的文化逻辑。工人孩子拥有更像孩子的生活和自主权，中产的孩子看起来获得了在（教育或者其他）机构的重要优势，从协作培养的经历中，他们学到了各种对将来进入工薪世界可能大有好处的宝贵技能。”
作者基于布迪厄提出的“不同阶级、不同等级、不同社会地位的家庭的孩子们，在饮食、衣着、音乐爱好等生活世界的细微之处，所构成的差异，这些差异统合成不同数量和质量的文化资本，开辟了未来的生活的多元进路，虽然共享同一时空，但是却分布在社会空间的不同等级维度上”理论基础上通过案例分析出外在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父母的社会地位，到父母依据资源环境所做出的对孩子教育的行动选择，并建构起家庭内外的教育环境，进一步塑造孩子，前后形成的一个不平等的再生产的循环过程。
但是自然教养的很多积极的方面——在同伴面前的轻松自如 、在创作游戏和安排自己时间方面的足智多谋、他对成年人抱有的尊重态度、她和家人之间深深的亲情——在社会机构的“真实世界”里，他们几乎都被当成是毫无价值的。教育工作者、医疗保健专业人员、雇员们和其他人士都接受（而且帮助再现）同一种意识形态；在很多其他的能力中，这种意识形态重视说理和协商的技巧、巨大的词汇量、言谈之间和与陌生人合作时的应对自如，以及时间的管理能力——这些都是中产阶级的孩子在协作培养的日常生活中发展起来的品质。
于是产生了：“在不同之处渐渐定义为不足之处的时候，这种机构制度上的偏好便演变成为制度化的不平等。”正是因为有这些合法化的模式，依照协作培养的逻辑教养出来的孩子就能以一种逐渐生成的优越感的形式获得各种优势，而照自然成长的逻辑教养出来的孩子则倾向于发展出逐渐生成的局促感。”
作者提出：“中产阶级的父母对孩子进行协作培养，通过各种训练使其孩子更加适应“（社会的）游戏规则”，而这些规则都是支配与公共机构的各种代表形式进行交流互动的重要法则。中产阶级白人和黑人孩子表现出了一种逐渐生成中的中产阶级所特有的优越感。相比之下，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在自然放养的模式中成长，他们在各种公共机构的场合下与他人互动时则表现出了一种逐渐形成中的局促感”。是否就真的是必然呢，就我个人经历和感受而言并不完全赞同。
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总是会不自觉的把自己的感情带入进去，会不自然的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那些书本上重现的案例经历与我的童年有着怎样的联系。在作者的语句中我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经历套用进去，以验证作者所得出的是否是正确的。如果按作者的阶层划分我归属于工人阶级的家庭，有着“一个愉快的童年生活”，是作者提到的“自然放养的方式，子女更多的是与邻居、亲戚在一起”情景再现。正如作者在书中提到的，“没有那些固定的有成年人为他们安排的活动，他们对自己的业余生活的特性用于更多的控制权”，“孩子有独立于成年人的自己的世界”，家长与我们的交谈并不是像“对孩子使用更人性化的商讨的交流方式，他们使用讲道理的方式来促成期望从孩子身上看到的行为，而且还会经常对孩子解释为什么要他们这么做，可以促进孩子发展说理和谈判的技巧”的民主的形式，而是以“简短朴素”的指令性的语言，导致缺乏对权威的怀疑和语言要求上的不自信，不懂得如何顺利把自己转换互动的有利地位，我想这些正如作者所说也是我在自然成长的培养下所缺乏的。但是在与同伴的交往中我所练就的自然应对和群体中的自我优越感，并不像书中案例那样在与社会其他人员的交往中丧失，在同伴群体中我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感也帮助我弥补了在家庭所缺乏的肯定（父母给予的少的肯定），优越感和自信的提升帮助我在面对学校的老师和外界时表现出的并不是局促感而是不断提升的自信心，并且在学习交往的过程中我不断的努力和自身的潜力发挥。如今相比于部分中产阶级的协作培养的孩子所产生的能力而言，我并不认为我没有比他们更多的跨入工薪阶级的个人资本，不过不可否定的是由于家庭背景所导致的我确实比他们缺乏多的社会资源网络。
这也是我时常希望能够由母亲和父亲安排管控的、有组织的活动，一是为了自己的兴趣所在，二是提升社会资本。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目前的许多孩子在家长的“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思想下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反而更像是家长的一场战斗而减少了孩子在这其中的主动性。又或者正是因为我所缺乏这种感受而想被弥补的心态是否会对我将来的孩子的培养模式造成影响，从而产生循环呢？不得而知。
对于孩子的童年教养是让孩子快乐自由的生活，培养健康人格和发展创造性、独立性，还是以协作培养的方式教会孩子为人处事的方略，有建设性效果的模式好呢？我想都不能绝对化，毕竟我们看到的从原本社会底层不断向上的社会流动的那一群家长正跃跃欲试的想对孩子实行协作培养，以弥补自己成长经历中遭遇到的痛苦的努力，正因为他们充分的了解自己在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中需要作出努力改变的方向和技能，因此想要从经历中提取经验为孩子的将来作出打算，帮助他们在童年时获得尽可能多的优势。然而却出现的是对孩子的过分控制和干涉，导致在孩童时期所培养的“自私、娇惯、冷漠、经常嚷嚷无聊，时间表被成天塞满而不会自己创造游戏”等反而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但是对于“给孩子一个快乐童年”为藉口，任孩子在没有指点的环境下迷失的自然成长模式也是十分有害的。我们需要的是适度的、有节奏的教养模式。
虽说“父母的所处的社会阶层机构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人们手中的资源、人际互动的关系，这些都成为他们的孩子们的文化资本，进而在家庭空间中了决定了对孩子们的教育安排，无论是在日常生活的组织、语言的训练与运用方面，还是家庭与教育机构的互动方面，都存在极其明显的差距，这些差距又以同样的结构化的方式，建构成孩子们在童年时对于生活、教育、人生体验的意义，进而构成了他们的认知和价值体认，并通过日常的点滴认同和内化，积淀成每个人的自我个体化的身心性情倾向，并且在日常交往互动、语言表达、行动判断等方面，养成一种布尔迪厄意义上的“惯习”，进而对未来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轨迹”。
但是我想除了作者所验证的社会地位的力量是如何影响孩子及其家长日常生活的结构和节奏以外，个人的经验和努力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关于底层小人物通过努力奋斗成功的英雄传闻、楷模故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们都能举出无数例子，因此，以作者案例研究的方式无法解决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究竟是“不平等的再生产”，还是人们可以通过个体的努力奋斗获得成功。
就作者研究中那些目前位居优势社会地位的父母，他们童年的生活环境也极有可能是处于社会的底层，那么他们如何超越其社会地位的结构性支配，最终实现了向上流动？作为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他们是否能挣脱了既往的父母社会地位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对他们命运的支配和摆布，通过行动实现了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如果他们成功了，这到底是他们个人的努力，还是其背后能否折射出社会结构在社会流动机制上更加公正合理了呢？作者的持久的研究、富有真实细致的情景从现，以及个人的思考分享都将帮助我们更深刻有感触的思考问题，并促进我们进一步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