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
“名儒巨公，彬彬辈出，不可胜数”，“临川才子”是“临川文化”的得意之笔。自古以来，临川才子之多向为世人瞩目。“临川文化”区内乐安流坑“千年古村”的“子男双封爵，文武两状元，参政代天子，师保五六人，一门十进士，两朝四尚书，进士五十二，知县四十多，乡举百六余，会解监元群，乡贤祀十二，秀才如繁星”的记述，就是临川才子涌现的生动写照。据有关资料统计，自宋而清，仅临川（抚州）进士及第者2000余人，涌现了举世瞩目的才子群体。王安石、汤显祖、曾巩、晏殊、晏几道、陆象山、乐史、饶节、谢逸、谢过、李觏、吴澄、纪大奎、李瑞清、谭纶、陈自明、危素、蔡上翔、吴与弼、罗汝芳、陈彭年、危亦林、邓茂
七、徐奋鹏、陈际泰、罗万藻、章世纯、艾南英、黄爵兹、欧阳竟无等等，就是临川（抚州）古代才子群体中的佼佼者。
抚州不仅文化名人多，而且档次高，成就大。列入《中国名人辞典》的鸿儒100多人。《江西历代文学艺术家大全》共收录了1296人，其中抚州籍名家317人，几占三分之一。“宋词四开祖，临川有二晏”，“唐宋八大家，曾巩、王安石”，“江南四才子，陈、罗和章、艾”。“江西诗派”前期25人，临川有谢逸、谢过、汪革和被陆游称为“诗僧第一”的尧节。全国两宋词人867人，江西为153人，而抚州就占44人。特别是北宋著名词人晏殊、伟大改革家王安石、文章大家曾巩、南宋心学大师陆九渊、明代剧坛伟人汤显祖等，不仅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而且赢得了世界性的崇高声誉。
①汤显祖：
汤显祖（1550—1616），中国明代戏曲家、文学家。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清远道人。汉族，江西临川人。汤氏祖籍临川县云山乡，后迁居汤家山（今抚州市）。出身书香门第，早有才名，他不仅于古文诗词颇精，而且能通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诸书。34岁中进士，在南京先后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
明万历十九年（1591）他目睹当时官僚腐败愤而上《论辅臣科臣疏》，触怒了皇帝而被贬为徐闻典史，后调任浙江遂昌县知县，一任五年，政绩斐然，却因压制豪强，触怒权贵而招致上司的非议和地方势力的反对，终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愤而弃官归里。家居期间，一方面希望有“起报知遇”之日，一方面却又指望“朝廷有威风之臣，郡邑无饿虎之吏，吟咏升平，每年添一卷诗足矣”。后逐渐打消仕进之念，潜心于戏剧及诗词创作。
在汤显祖多方面的成就中，以戏曲创作为最，其戏剧作品《还魂记》、《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其中《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这些剧作不但为中国人民所喜爱，而且已传播到英、日、德、俄等很多国家，被视为世界戏剧艺术的珍品。汤氏的专著《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也是中国戏曲史上论述戏剧表演的一篇重要文献，对导演学起了拓荒开路的作用。汤显祖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其诗作有《玉茗堂全集》四卷、《红泉逸草》1卷，《问棘邮草》2卷。
《牡丹亭》是汤显祖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戏曲史上浪漫主义的杰作，他一生写过四梦，但得意处唯在《牡丹》。汤显祖是明代主情派的代表人物，在作品中宣扬的是情，他把情推崇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牡丹亭》里有这样一句话：“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作者认为情是万事万物的推动力，无情的世界导致了杜丽娘的死亡，可是一旦拥有了感情，便可使人死而复生，作者就用了这样一个超现实的故事情节宣扬了情无所不能的功能。
汤显祖为什么要宣扬情感呢？
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无情的社会里，因为社会无情，因为社会缺乏情感，所以他在作品中呼唤情感。我们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从产生到成熟再到灭亡，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汤显祖所生活的明代是我们中国封建社会的成熟期，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封建社会发展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阶段，因此封建的伦理道德礼教等等也相当的完备，在这些礼教的束缚下，人已经不是人了，他们没有丝毫的自由，人们的所作所为都得遵循礼教的要求。吃饭得按照礼教的要求去吃，不能发出声音，不能说话。笑也得按照礼教的要求去笑，不能象我们现代人这样捧腹大笑，他们必须做到笑不露齿。大家看过还珠格格的对这点应该有深刻的体会，小燕子本是民间的一个自由自在的燕子，可是这只燕子一旦飞进了皇家大院，他得学规矩，学礼节，教给她如何吃饭，如何拿筷子，如何走路，如何坐下。这些封建礼教的繁文缛节牢牢的控制着人的自由。所以汤显祖呼吁情，呼唤人性的回归。
《牡丹亭》中的主人公杜丽娘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无情的社会里，她出生在一个名门宦族之家，生在在深闺之中。父母对她管教十分严格，不许她白天睡觉，不许她逛花园，不许她荡秋千，所以年芳二八的杜丽娘竟然不知道自己家里还有一个大花园。父母允许她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读书，一是做女红。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杜丽娘日后嫁到别人家之后能够知书达理，这样自己脸上也有光。于是给她请了一个老师陈罪粮，陈罪粮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个腐儒，是个不知趣的儒生。陈最粮向杜丽娘传授知识的过程其实就是封建礼教对丽娘的规范和约束过程。可是无情的礼教终究没有阻挡住人性的勃发。杜丽娘梦见了自己的情人，仅仅就是一场梦，让她醉生梦死，仅仅一场梦就害上了相思病，而且这一病再也没有起来。杜丽娘害的是相思病，可是心病却不能心药医，最终白白断送了杜丽娘的性命。
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洋溢着追求个人幸福、呼唤个性解放、反对封建制度的浪漫主义理想。杜丽娘是中国古典文学里继崔莺莺之后出现的最动人的妇女形象之一，通过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婚姻，喊出了要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呼声，并且暴露了封建礼教对人们幸福生活和美好理想的摧残。《牡丹亭》以文词典丽著称，宾白饶有机趣，曲词兼用北曲泼辣动荡及南词宛转精丽的长处。明吕天成称之为“惊心动魄，且巧妙迭出，无境不新，真堪千古矣！
经典语录：“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②王安石
王安石（10
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1-2]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谥号“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3] ，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哲学上，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 “王荆公体”。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荆公新学是北宋时期王安石创立的学派，学术界一般称之为荆公新学，又简称为新学。新学学派以王安石为首，其主要成员有王安石、宋神宗、王雱、吕惠卿、蔡卞、常秩、陆佃、蹇序辰、邓洵武、王令、龚原、许允成、沈括等。
《三经新义》的撰修，体现了王安石“以经术造士”的思想 王安石的“新学”，一般指其《三经新义》 (即《诗义》、《书义》、《周礼义》)，及其为释经而作的《字说》，反对新学者对这四部书也尤加攻击。《三经新义》的撰修，体现了王安石“以经术造士”的思想。
王安石认为，经术造士是盛王之事：训释经义，教育士子，符合盛王的做法；衰世伪说诬民，私学乱治；孔孟经学精义自“秦火”后散失，章句传注陷溺人心，淹灭了经义的“妙道”，遂使异端横行；因此他们要重新训释经籍，使义理明白，解除以往对经学的曲解，从而能够以经学来化民成俗。在《三经新义》中，以《周礼义》为最重要，它是变法的理论依据，因此由王安石亲自训释；《诗义》、《书义》则由其子王雱和吕惠卿等共同参与训释的。《三经新义》成后，由官方在全国正式颁行，“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各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宋史•王安石传》）。由此标志着汉唐经学的真正结束和宋学的全面展开。
新学虽以《三经新义》和《字说》为主，但并不限于这些内容，王安石的《洪范传》、《老子注》、《易义》、《杂说》等，也无不是新学要著。此外，“新学”中人对《孟子》也都十分重视，如王安石、王雱、王令、龚原、许允成、沈括、王子韶等均有《孟子》方面的著作，他们都是当时“孟子升格运动”中的有力人物。
新学初步形成于宋仁宗后期，当时已有一部分青年学子从王安石游。王安石执政后，设局修经义，不少学者参与其事，成为其学派中人，新学遂为官方之学。从此开始直至北宋灭亡前的近六十年里，除元祜初年略为受挫久，新学基本上统治了当时的思想界，《三经新义》和《字说》，乃至“新学”中人的经学著作如《易解》、《论语解》、《孟子解》等，通行于科举考场，为学子所宗（参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上、下）。因此，“新学”可谓北宋后期最有势力的学派。不过，自王安石去世以后，新学因意识形态化而变质，不仅没有出现有影响的学者，更有甚者，其学成为蔡京、秦桧之流利用来作为排斥异己的工具。南宋后，随着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程朱理学成为思想学术主流，新学也就被视为“异端邪说”，不断遭到贬低和否定。
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 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保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元丰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终。
安石的“荆公新学”和“熙宁变法”达到他所处时代思想理论和政治实践所能达到的高峰。面对自两汉以来，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守旧、迂腐的思想学说和“二程理学”的沉闷统治，王安石在哲学、经济、教育、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新的思想体系——“荆公新学”，为他的“熙宁变法”提供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基础。他概括了北宋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成就，继承了李觏的唯物主义思想，建立了以“气”一元论为基础，以“天人不相干”的思想为核心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提出了万物皆变和运动变化的根据在于事物内部有“藕”、有“对”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在认识论上，提倡调查和“体验”，主张学而知之、勤思好学的反映论。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所描述的“元气—阴阳—五行—万物”的宇宙生成理论，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自然科学上都有很高的价值。他天才地猜测宇宙的起点，不是在空间上相互间断的物质微粒，而是一种绵延连续的物质——“元气”。“元气”是物质和空间的统一，空间不再是容纳物质的框架；他所描绘的宇宙发展过程，不是机械力的作用过程，而是一种形态物质向另一种形态物质转化的过程。王安石的宇宙论比起欧洲的宇宙论，包括古代原子论者的宇宙生成论和近代康德—拉普拉斯的星天假说，都要前进得多，合理得多。在这个思想基础上，王安石大胆地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振聋发馈的政治思想。难能可贵的是，他从这些思想出发，积极倡导和推行政治变革，轰轰烈烈地干了一番改革事业。面对“积贫积弱”的政治局面，他两度为相，发动和领导了举世闻名的“熙宁变法”运动。这场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赵宋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社会、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威武雄壮的社会变革运动。因此，王安石被列宁称赞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③曾巩
曾巩（1019年—1083年），字子固，汉族，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后居临川，北宋散文家、史学家、政治家。
曾巩出身儒学世家，祖父曾致尧、父亲曾易占皆为北宋名臣。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超群，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年十二即能为文。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及第，任太平州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熙宁二年（1069），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通判。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沧州等知州。元丰四年（1081），以史学才能被委任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1082），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追谥为“文定”。
曾巩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与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并称“南丰七曾”。曾巩文学成就突出，其文“古雅、平正、冲和”，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称“南丰先生”，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曾巩是北宋诗*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骨干。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
曾巩文章的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再有，善于记叙，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还有长于记叙、不多写景，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但也有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
他的议论性散文特点是：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
他的记叙性散文特点是：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9] 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于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有指导意义。
④二晏
北宋词人晏殊与其子晏几道，以其相映生辉的艺术成就影响了一代词风，被词话家们并称为“二晏”, 是中国历史上少数著名的父子文学家。
晏殊（991-1055），字同叔。北宋抚州临川县文港乡（今南昌进贤）人，北宋前期著名词人。十四岁以神童入试，赐进士出身，命为秘书省正字，迁太常寺奉礼郎、光禄寺丞、尚书户部员外郎、太子舍人、翰林学士、左庶子，仁宗即位迁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加给事中，进礼部侍郎，拜枢密使、参加政事加尚书左丞，庆历中拜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礼部刑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兵部尚书，封临淄公，谥号元献，世称晏元献。晏殊历任要职，更兼提拔后进，如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皆出其门。他以词著于文坛，尤擅小令，有《珠玉词》一百三十余首，风格含蓄宛丽。其代表作为《浣溪沙》、《蝶恋花》、《踏莎行》、《破阵子》、《鹊踏枝》等，其中《浣溪沙》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为千古传诵的名句。他亦工诗善文，原有诗文240卷，现存不多，大都以典雅华丽见长。
其词擅长小令，多表现诗酒生活和悠闲情致，语言婉丽，颇受南唐冯延已的影响。晏词造语工七巧浓丽,音韵和谐,风流蕴藉,温润秀洁.原有集，已散佚，仅存《珠玉词》及清人所辑《晏元献遗文》。
生平详见《宋史》卷三一一。有胡亦堂辑《晏元献遗文》一卷 晏几道 （约1040～1112），北宋词人。字叔原，号小山，北宋抚州临川县文港乡（今属南昌进贤）人 。晏殊第七子。历任颍昌府许田镇监、乾宁军通判、开封府判官等。性孤傲，晚年家境中落。词风哀感缠绵、清壮顿挫。有《小山词》。
晏殊、晏几道父子沿袭唐末五代词风，词作内容较为狭窄，多写流连光景、离情别绪等传统题材，风格以闲雅清婉为主，但又各有特色。晏殊官至宰相，志满意得，其词作多为家会宴游的消遣，词中之愁只是春花秋月的闲愁；词风清新委婉。晏几道虽出身于官宦大家，却官阶卑微，后又家道衰败贫苦落魄，其词作较为真实地抒发了一个没落公子的哀愁之情；词风感伤凄楚。晏殊“工于造语”，晏几道却“善于言情”。
文化之邦，才子之乡，常是名人墨客聚会之地。历史上有不少名人学士来临川（抚州）任职和宦游。东晋王羲之、南朝谢灵运、唐朝颜真卿、南宋陆游等，曾在这里为官；宋代诗人黄庭坚、梅尧臣、范成大、明代思想家李贽、徐霞客也都来过此地游览常驻。《世说新语》和《诗品》的编著者刘义庆和钟嵘均袭封临川王。这些名人学士在临川都留下了大量遗墨华章，为闪光的临川才子群体增添了辉煌。
近、现代史上，抚州的政界要员、科技名流、文坛巨匠、音乐明星、留学博士同样各领风骚。黄禄祥、饶毓泰、周建屏、赵醒侬、傅烈、游国恩、肖涤非、舒同、李井泉、盛中国、盛中华等，都是抚州人氏。他们超群拔萃，卓有成就，为丰富和推动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才乡代有才子出”，“临川神童今朝多”。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1993年，全市各类学校为全国大中专院校输送新生58415名，其中少年大学生147人，仅抚州一中、二中被录取的少年大学生就有62人，在国外留学20人。出现了象临川县河东乡农民武进兴的“大学生之家”（6个儿子，5个考上大学，1个考上中专），临川县罗针乡朱家村的“大学生之村”（全村总人口240人，拥有大专以上学生40名）。兄弟出国，姐妹留学，一家五个儿女出了三个博士、两个硕士。这类现象在抚州是屡见不鲜的。1984年以来，抚州市中小学生在全国性和全省性的数、理、化三科大赛中，共有2284人次获奖。其中获全国一等奖的153人次，获全国二等奖的365人次，获全国三等奖的740人次。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称此为“临川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专家以及新闻界的极大兴趣和关注，纷至沓来地对“临川才子现象”进行考察、研究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