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词解释（4个） 1.《唐诗品汇》
明代高棅编辑的唐代诗歌选集。此书明确将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特重盛唐，每种诗体内又分为九格，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方外异人为旁流。其崇尚盛唐、区分流变的意见，为世人指示了学习唐诗的正确途径，选诗和论析又很具识见，因而获得广泛的响应，对明代尊唐诗风影响深远。 2.金瓶梅
也称《金瓶梅词话》，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它是明代长篇世情小说，也是中国史上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白话世情章回小说。《金瓶梅》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故事为引子，通过对兼有官僚、恶霸、富商三种身份的封建时代市侩势力的代表人物西门庆及其家庭罪恶生活的描述，揭露了明代中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具有较深刻的认识价值。 3.童心说
《童心说》是明代末期杰出思想家李贽的一篇散文，他在文中提出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真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要保持“童心”，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的根据，这在当时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4.同光体
近代学古诗派之一。“同光”指清代“同治”、“光绪”两个年号。光绪九年至十二年间，郑孝胥、陈衍开始标榜此诗派之名，宣称指“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随着后期大批文人等追捧，“同光体”逐渐成为一种成型的诗风。其主要特点是主体学宋，同时也学唐，但后者则主要趋向于在中唐的韩愈、孟郊、柳宗元，而不是盛唐的李白、杜甫。 5.玉茗堂四梦
玉茗堂四梦，又称临川四梦，指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四部戏剧文学作品：《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前两个是儿女风情戏，后两个是社会风情剧。这四部作品被看做是明戏戏剧文学的代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6.四声猿
《四声猿》的取名取自巴东三峡民谣“猿鸣三声泪沾裳”，意思是猿鸣三声足以堕泪，何况四声。由四剧组合而成，即《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 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是徐渭的四出杂剧杰作，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体现了明代中叶资本主义经济萌芽阶段反抗封建压迫与礼教束缚的民主主义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从理想出 发，希望变革不合理现实的美好愿望。
二、简答（3题）
1.《琵琶记》中赵五娘形象（作者：高朋）
赵五娘是一个由生活真实和道德理念混合而成的艺术形象。
（1）就其真实性的一面来说，她代表着一种人物类群：在旧时代中下社会阶层，一些妇女往往是家庭的真正支撑者，她们坚韧不拔，忘我牺牲，奉养老人，抚育子女，使丈夫能够在外界获得成功。在这过程中，她们往往需要忍受巨大的苦难。而《琵琶记》所刻画的赵五娘，在多方面作了强化，作者为她设计了极端艰困的处境：被丈夫遗弃却必须奉养公婆，家境贫寒而又遭遇灾年，竭力尽“孝”仍被婆婆猜疑„„。这种描写确实集中反映了旧时代妇女身受的非人的磨难。
（2）从作者的本意来说，即使对赵五娘这样的人物也有同情，主要的还是为了借助严酷的处境来突出男性社会要求于妇女的以自我牺牲来维持家庭的品格。而且，他还进一步在赵五娘的性格中加入明确的道德自觉与道德说教：赵五娘的种种行为，根本上都是“代夫行孝”，而“代夫行孝”，又被解说为妇女的本分；作者甚至借赵五娘之口说：“索性做个孝妇贤妻，也得名书青史。”这就超越了对生活本身的关注而成为理念的表达，成为一种道德诱劝。 2.晚明公安派的文学主张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反对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进而主张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2）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只要互穷其变，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3）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3.归有光散文艺术成就
（1）归有光散文的长处在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平凡琐事及普通的人物，状情摹志，细心刻画，寄寓作者真实的生活感受，富于感情色彩，因此读来让人感到真切生动，回味无穷。他的《先妣事略》、《见村楼记》、《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文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2）不过，像这类文章在他的文集中数量并不多，他的文集中的多数文章是表彰孝子节妇之文及寿序墓铭等，散发着迂腐的说教气息，价值不大。
（3）归有光既对文学复古的主张不满，批评攻击“后七子”，对模拟的文风尤其斥之甚厉，提出为文主张根于六经，宣扬道德，这是人们把他列入“唐宋派”的主要原因。但是，归有光与唐顺之、王慎中等人的不同之处仍是很明显的。首先，他所主张的道，仍然是传统的孔孟之道，对宋代理学并无太多兴趣；其次，他在散文方面酷好司马迁，爱讲“龙门家法”，同时对宋、元文也不排斥；再有，他对文学的抒情作用也比较重视。 4.元杂剧的体制特点
在体制方面，元杂剧有如下基本特点。
（1）结构：元杂剧的基本结构形式，是以四折、通常外加一段楔子为一本，表演一种剧目。少数剧目是多本的；楔子可以没有，也可以用到两三个。一“折”意味着一个故事单元，四折之间，大多表现出情节起、承、转、合的变化。“楔子”本意指对剧情起交代或连接作用的短小的开场戏或过场戏，是整部剧本中的有机部分。
（2）唱词和演唱特点：元杂剧的核心部分是唱词。每一折用同一宫调的一套曲子组成，并一韵到底，所以说“折”也是音乐单元；四折可以选用四种不同的宫调。这些宫调的调性即音乐情绪各有不同，四折之中宫调的变换，也是同剧情变化相对应的。 元杂剧通常限定每一本由正旦或正末两类角色中的一类主唱；正旦所唱的本子为“旦本”，正末所唱的本子为“末本”。这既有突出剧中主要人物的意味，同时与突出某个主要演员以招徕观众也有关系。一人主唱的规定对合理安排剧情和塑造众多人物形象造成了一定的限制。 楔子在一部杂剧中是相对自由的部分，通常只有
一、二支曲子，不用套曲，也不限由何角色演唱。
（3）宾白：元杂剧以唱为主，以说白为宾，所以说白称为“宾白”。其中又有散白与韵白之分，前者用当时的口语，后者用诗词或顺口溜式的韵文。宾白既可以插在各支曲子之间，也可以插在一支曲子之中（称为“带白”）。它不仅用于叙事，还用作除主角以外人物的抒情，对于表现剧情和人物性格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有“曲白相生”的说法。
（4）科范：简称“科”，在剧本中表示舞台效果和演员所要做的动作、表情等。
（5）角色：元杂剧的角色，可分为旦、末、净、外、杂五大类，每大类下又分若干小类，以此把剧中各种人物分为若干类型，以便于带有程式化的表演。 5.《金瓶梅》对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贡献
（1）《金瓶梅》作为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在创作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寄意于时俗”。取材于当代现实社会，标志着我国的小说艺术进入了一个更加贴近现实、面向人生的新阶段。
（2）作品的立意也有变化。《三国》《水浒》等作品立意在歌颂，宣扬某种理想和精神。而《金瓶梅》则着意在暴露，用冷静、客观的笔触，描绘了人间的假、丑、恶。并且广泛而成熟的运用了“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的讽刺手法，使是非立见。《金瓶梅》的这种立意和手法，在后世的《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小说中都有所继承和发展。
（3）小说描写的重心开始从讲故事向写人物转移，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注意多色调、立体化地刻画人物的性格。 （4）《金瓶梅》从说话体小说向阅读型小说的过渡，也反映在从线性结构向网状结构的转变上。《金瓶梅》从复杂的生活出发，全书并不是以单线发展，每一个故事在直线推进时又常将时间顺序打破，作横向穿插以拓展空间，这样纵横交错，形成了网状结构。 （5）《金瓶梅》在口语化、俚俗语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尝试，实现小说从文言到白话的一大转折。以后的《红楼梦》刻意用“京白”来将口语净化，《醒世姻缘传》之类则重在方言上下功夫，都是在不同角度上受了《金瓶梅》的影响。
三、论述（2题）
1.台阁体与明代前期文学的关系
（1）台阁体大体与这样的几种因素相关联：1）密切结合官方意识形态即程朱理学，故表现的思想情感“雅正平和”，有浓厚的道学气；2）反映着上层官僚的生活内容，故应制、唱和之作数量非常之多；3）与当时政治平静、人事结构稳定的状况相对应，表现出陶然悠然的满足心态。
（2）总之，这是一种由压抑的道德和平庸的人格出发的文学，既缺乏对自我内在情感的切入，也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关怀，并且缺乏艺术创造的热情。台阁体文人大都追慕宋人的文学风范，但这种追慕，更多地以程朱理学为前提，距宋人的文学成就也遥远得很。如果按照这一方向走下去，无疑会把文学引向绝境。
（3）台阁体发展到后期，也渐渐产生了一些变化。如被称为茶陵诗派领袖的李东阳以台阁大臣的身份主持诗坛时，其诗风大致仍在台阁体的范围。但他论诗，一是强调宗法杜甫，一是比前人更多重视诗歌语言的艺术。这看起来好像是细枝末节的议论，实际上对恢复诗歌的抒情功能，却有一定的效用。他提出“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也表现了对宋诗的不满。所以，后来李梦阳等人对于他既有严厉的批评，同时却也继承了他的某些观点。
2.公安派（袁宏道材料分析）
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反对复古，主张创新，要求文学独抒性灵
在晚明文学领域，公安派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的文学派别，主要人物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其中袁宏道(1568～1610)的影响尤为突出，是公安派的首要人物。因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所以人称公安派。
公安派提出了一系列体现晚明文学新价值观的理论主张。“性灵说”便是他们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口号。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曾经这样评述其弟袁中道的诗歌作品：
大都独幷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于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
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就是从诗歌创作的角度强调真实表现作者个性化思想情感的重要性，反对各种条条框框的约束以及“粉饰蹈袭”。做到这一点，即使作品有“疵处”，也是值得赞赏的，因为“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不但如此，抒发“性灵”还要摆脱道理闻识的束缚。这一说法受到了李贽“童心说”的影响。袁宏道则在此基础上，将“无闻无识”与“真声”的创作作了因果联系，进而肯定人们“性灵”中蕴含的各色各样个人情感与生活意欲的合理性，将表现个体自由情性和欲望看作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任性而发”，真正体现“信心而出，信口而谈”，客观上削弱了传统道德规范对文学的影响力。
从提倡直抒“性灵”出发，公安派反对拟古蹈袭。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复古流派，在明中期文坛发动了一场文学变革，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他们在创作上所存在的模拟失真的毛病。针对这一流弊，袁宗道(1560～1600)在其《论文》篇中提出学古贵“学达”，也即“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如果“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结果只能是“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虚浮”、“雷同”的弊病便不可避免。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则认为，“夫复古是已，然至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那么“夫即诗而文之为弊，盖可知矣”。他幷不是简单地反对复古，而是觉得复古如限于“剿袭”，仅仅在形式上求得与古人相似，终会使创作走向失败。
公安派以“性灵说”作为文学主张的内核，在创作上注重有感而发、直写胸臆。袁宏道《戏题斋壁》诗曰：
一作刀笔吏，通身埋故纸。鞭笞惨容颜，簿领枯心髓。奔走疲马牛，跪拜羞奴婢。复衣炎日中，赤面霜风里。心若捕鼠猫，身似近膻蚁。举眼无尽欢，垂头私自鄙。南山一顷豆，可以没余齿。
此诗作于袁宏道吴县令任上。早在万历二十二年作者在京候选时，曾作《为官苦》一诗，流露了“男儿生世间，行乐苦不早。如何囚一官，万里枯怀抱”的厌官情绪。而这一首诗则更是从不同的侧面极言为官所受的苦辛屈辱，倾吐了繁重而压抑的仕宦生活给诗人带来的苦闷，幷流露出想要挣脱官场束缚而寄身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的愿望。 3.李贽对晚明文学的影响（全方位：涉及诗文、小说、戏曲） （1）他的“童心说”奠定了其文学思想的基础。他将“童心”，即纯任自然的真情、本性作为人性的最高范畴，以这种自然人性论反对封建束缚，主张顺应自然，发展个性，加强人的自主意识，提高人的价值，形成一种重“情”求“真”尚“俗”的人文主义思潮，对程、朱理学和假道统、文统进行了冲击，影响很大，使文学由理性品格向感性品格方向发展。 （2）李贽用很大精力评点俗文学作品，大力评介俗文学，充分肯定俗文学的文学价值，他和袁氏兄弟等人通过序跋、评点、杂谈、书信、日记等形式，倾心呼唤俗文学，提高小说、戏曲的文体地位，扫除阻碍小说发展的障碍，开创了崭新的艺术时空，使小说成为“一代之文学”。
（3）李贽在文学上，指导崛起于湖北的以公安三袁为主将的 公安派，一扫拟古主义王、李之云雾。晚明时期，在李贽的影响下，湖北公安、竟陵和鄂东，进步文学十分繁荣，成了进步文学的中心；鄂东、特别是麻城，还是进步哲学的中心。 4.李渔戏曲理论
李渔的贡献，就在于以自己多年写剧和率家庭戏班从事实际演出的经验为基础，参照前人的成果，提出了系统的理论总结。
（1）在戏剧语言方面，李渔反对用书面文学的标准来衡量，认为必须首先从适合舞台演出来考虑，例如为了注重舞台效果，提出宾白“当与曲文等视”，使之互相映发。具体的要求有“贵显浅”、“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等，大体是既要明言直说，不故作姿态，炫耀博雅，又要生动有趣，见出机锋和性灵，并切合剧中人物各各不同的心理和口吻。这和前人首重音律或首重辞采就有明显的不同。
（2）在戏剧构造方面，李渔提出的重要原则有：“立主脑”，即突出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并以此体现“作者立言之本意”。
（3）在题材内容方面，提出“脱窠臼”，即题材内容应摆脱陈套，追求新奇，重视创意。 （4）在情节设置方面，提出“密针线”，即紧密情节结构，前后照应，使全剧成为浑然一体；“减头绪”，即删削“旁见侧出之情”，使戏中主线清楚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