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事迹宣讲会材料[四]
我的父亲焦裕禄
宣讲人 焦守云 第7稿 3750字
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叫焦守云，是焦裕禄的二女儿。
我爸爸在兰考工作的时侯，我们姊妹几个年纪都还小，而且常常好多天见不到他的面，但他对我们严格的教育和亲切的教诲，至今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下面，我就把我记忆里和我妈妈常讲给我们听的——关于我爸爸的一些事情，给大家讲一讲。
“不能搞特殊”
我爸爸不仅对干部要求严格，对家人和亲属更为严格。1962年冬天，我爸爸刚到兰考工作时，我们家和其他领导的家属一样，在县委院内住，打开水、到食堂买饭、照顾孩子都很方便。但院里住的人多，大人呼小孩叫，对县委机关的工作很有影响。我爸爸就
1 提出，县委院内不能住家属，必须尽快搬出去。但大家都不想搬出去。我爸爸首先做我妈妈的工作，说：“为了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咱们先搬家。”第二天下着小雨，我们家就搬了出来。看到我们家搬家，其他领导的家属也都很快搬出了县委机关大院。爸爸常跟我妈妈说：“咱作为领导干部，要处处事事以身作则，不能搞特殊。”
在那个年代，粮票、布票都是国家计划供给的。我们姊妹多，天一冷我妈妈就发愁过冬穿的衣服。你要棉衣，他要棉裤，常常是顾得了这个顾不了那个。家里的被子都盖了多年，里外都是补丁。组织上看到我爸爸成天东奔西跑，身上的棉衣比较单薄，便决定照顾俺家3斤棉花。我妈妈拿着棉花票，高兴得不得了，想给我爸爸做件新棉裤，免得他在乡下受冷。爸爸回来知道后，开口就说：“不行。”他耐心地给我妈妈解释：“救灾物资是给群众的，这棉花咱不能要。虽说我的棉裤破点，但还能穿，比灾区群众强多了。”在他的坚持下，我妈妈只好把棉花票又送回了救灾办公室。
我的舅妈对我家帮助很大，她一直在我家帮忙，缝补浆洗、做衣做饭，非常辛苦。一天我舅妈对我妈妈说：“你侄儿高中毕业在大队当会计，能写会算的，你给他姑父说说，给孩子找个工作吧，哪怕是给他当个通讯员，也比用别人强吧。”我妈妈就硬着头皮向我爸爸提起这事，她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爸爸就打断她的话说：“国家招工是有计划的，我虽然是县委书记，但也不能随便安排人。咱要完完全全按照党的政策办事。”
1963年春节前夕，县委机关党支部书记拿着年终机关人员救济名单叫我爸审阅。他一看有自己的名字，就说：“我个人没有申请，比我困难的同志有很多，再说整个兰考都很穷，咱要把救济款用到最困难的地方，用给最困难的同志。”说着就将“焦裕禄”三个字划掉了。
“要跟别人比学习、比进步”
爸爸是山东淄博人，他皮肤黝黑，高大英俊，多
3 才多艺，风趣幽默。生前他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强烈地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爸爸拉得一手好二胡，又喜欢唱歌，解放初期搞土改时，他在歌剧《血泪仇》里扮演的男主角，曾经把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感动得泪流满面。1955年，爸爸在大连起重机厂实习期间，每逢周末厂里举办舞会，爸爸娴熟的舞技总让外国专家们赞叹不已。爸爸的文笔很好，时常在报上发表文章，他在兰考当县委书记时，许多文件都由他亲自撰写，并且他还经常指导通讯员写稿。爸爸的乐观、幽默也是出了名的，即使在除“三害”最艰苦的时候，他依然谈笑风生。他还善于编顺口溜来鼓舞大家，经常是不假思索就溜出一段令人发笑、又让人奋进的段子来。
我爸爸非常喜欢孩子，我们也都喜欢他。只要他一进家门，我们就一个个都扑上去，他背上驮一个，怀里抱一个，胳膊上挎一个，教我们唱歌，给我们讲故事，有时还领着我们在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爸爸很爱我们，但他的爱是爱护而不是溺爱。他经常告诫我们：“不要以为你们是县委书记的孩子就搞特殊，就跟
4 人家比吃、比穿，要跟别人比学习、比进步。”在爸爸的严格要求下，我们的作业本都是用了正面用反面，铅笔用短了手拿不住，就套上个笔套接着用。
1963年，我大姐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家待着，情绪低落，不愿出门。当时，我妈妈想让我姐在县委当打字员。我爸爸说：“一出学校门就坐办公室，不行。年轻人要多参加劳动，不劳动就会忘本。”他告诉我妈妈：“守凤的工作我已经考虑好了，有三样工作她可以做，一是在县委大院打扫卫生，打扫厕所；二是可以去学理发，理发也是一门技术；三是可以到酱菜厂腌咸菜。”我妈妈听了以后很不高兴，说：“县委书记的女儿打扫厕所，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后来，我大姐还是去了酱菜厂上班。担水、推磨、洗辣椒，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有时还要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酱油、卖酱菜。尽管这样，爸爸还特地找到厂长交待：“我女儿在这里劳动，你们不要对她另眼看待，要对她严格要求。”
有一天，我哥很晚才回家，我妈问他上哪去了，他说到礼堂看戏去了。我爸接着问道：“你是买票进去
5 看的？”我哥说：“戏院门口很多小孩挤着想进去，收票的阿姨问我爸爸是谁，我说是焦裕禄，那个阿姨一听就让我进去了。”我爸听后说：“国庆，你可知道，剧团的叔叔、阿姨在舞台上又演又唱，那也是劳动。你今后可不能再看白戏、占便宜了。”说完，从兜里掏出两毛钱给了我哥，说：“明天上学路过戏院门口，把钱送给礼堂的阿姨，再认个错。”
当年兰考县城内有个大水坑，我爸爸发现后经努力办起了城关镇养鱼场。他一有空就去鱼塘看看，问问鱼场有困难没有、鱼长多大了。有一天，鱼场同志用水桶装了10多条活鱼送到俺家，说：“焦书记为鱼场没少操心，他身体不好，这几条鱼让他补补身体吧。”我们几个看到鱼，一个个都高兴地直嚷着“要吃鱼”。我爸回到家，问清情况后，耐心地对我们说：“鱼塘是集体的，咱们不能要。想吃鱼，明天我赶集去给你们买。”说罢，就让大哥焦国庆把鱼送回了鱼场。
“从我这儿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
我爸爸的一生是律己、助人、奋斗、付出的一生。
1964年春天，爸爸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他带病坚持工作的情景，给我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他用刷子一头顶着滕椅、一头顶着肝部的背影，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脑海里。在爸爸肝部疼得厉害的时候，他从椅子上蹲到地上，一个高大的山东汉子，整个人缩成了一团。即便被肝病折磨成了这个样子，他也不愿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我妈妈为了劝他去看病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可爸爸总是说，现在是兰考治理“三害”最关键的时候，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后来他已经病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县委有位老同志给他找了个治肝病的偏方，他一看每副中药要30元钱，就说：“兰考是灾区，这么贵的药，我咽不下！”
随着病情不断加重，爸爸已经不能骑自行车下乡了。肝痛时，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脸上滚落下来，甚至开会做记录时，他疼得连手里的钢笔都拿不住。组织上安排他去北京检查治疗，临走时，他还对县委的同志们说：“只要能吃下两三口饭，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7 然而，他这一走，竟然是和他无限热爱的兰考人民的永别，是和他深深眷恋的兰考大地的永别！
在北京，爸爸被诊断为“肝癌后期，皮下扩散”，他的肚子里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瘤子，大的像鸡蛋那么大，小的也有黄豆那么大。医生吃惊地说，病情这么严重才来医院，就是个铁人也熬不住啊。医生沉重的告诉随行人员，我爸爸的生命最多还有20天时间。
1964年4月底，组织上把我爸爸转到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继续治疗。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与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这时的爸爸已经不能正常进食，仅靠一点豆浆和输入的葡萄糖维持着生命，随行的同志看到我爸爸病得这样，心里都很难过，但大家都尽量在他面前表现得很平静，生怕他知道自己真实的病情。我爸爸也从来不主动向任何人询问自己的病情。肝痛的时候，他常常大汗淋漓，穿的秋衣脱下来就能拧出水来。医生要给他打止痛针，他艰难地说：“止痛针只能止痛不能治病。能省一针就省一针吧。”为了止疼，他用烧烫的烟嘴来烧灼肝部的皮肤止痛，以至于
8 肝部的皮肤被烧出了一圈圈伤痕。
爸爸弥留之季，我们一家人围在他病床前。爸爸拉着大姐守凤的手，叫着她的乳名，吃力地说：“小梅，我走后，你们从我这里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你们姊妹几个，你是大姐，以后要帮助妈妈带好弟弟、妹妹„„你参加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送给你„„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作为送给你的礼物吧„„那里边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工作，怎么做人，怎么生活„„”说着，他又从自己的手腕上摘下手表给姐姐戴上，说：“戴上它上班不要迟到。”站在一边的妈妈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爸爸艰难地扭过头，断断续续地对我妈妈说：“俊雅，不要哭，我没想到我走得这么早„„这么多年来，你跟着我没少操心、受罪„„我走了，咱们家还有两个老人，六个孩子，这个担子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了„„困难会有的，但不要随便张口向组织上要钱、要东西„„要教育好孩子，把他们培养成国家有用的人才„„”
1964年5月14日9点45分，我爸爸带着对兰考、
9 对家人的无限牵挂，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这一年，他年仅42岁。
爸爸去世后，毛泽东、周恩来、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亲切接见我们，在各级党组织的亲切关怀下，我们姊妹6人沐浴着全社会的温暖健康成长，都先后入了党，成了国家干部。现在，我们姊妹几个有的已经退休，有的还在工作岗位上，但不论什么时候，不管在做什么，我们都始终牢记着爸爸的教诲，用爸爸生前对我们的严格要求，规范着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焦家的第三代大多也都名牌大学毕业，目前正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地为党、为社会努力工作。
爸爸，如果您还活着，看到今天这一切，您该是多么的高兴啊！我们这一家也该有多么幸福啊！
爸爸，您的儿女们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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