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混血将军何世礼传奇
图：1949年3月20日,“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何世礼中将自香港飞抵台北,“国防部长”俞大维在机场迎接。
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战时陪都重庆的外事宴会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位穿着中国军服的“洋人”。如果你试图用英语和他交谈，他会冷冷地回你一句，“大家都是中国人嘛，说什么英语”。
他叫何世礼，出生于香港华洋混血富商家庭，青年时代投身中国军队，参加过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也曾为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生存奔走于日美之间，最终以上将军衔退役回港经商。他的经历证明，香港所拥有的，不仅是作为地名的将军澳，还有货真价实的香港将军。 千金之子，偏要当兵
上世纪前40年，Robert Ho Tung和他的中文名字“何东”在香港可谓无人不晓。何东从怡和洋行初级助理起家，在升迁中积累资本进而自立门户，之后靠航运贸易和地产投资奠定商界地位，成为第一位公认的香港首富，并获得港英政府颁发的爵级司令帝国勋章和太平绅士头衔，堪称“穷小子奋斗致富”的香港梦样板。
“何东传奇”中最为坊间所乐道的一节，是他的混血儿身份。他的父亲是到香港讨生活的荷兰商人，母亲则是本地华人。何东幼年时，其父便抛妻弃子前往英国。少年何东背负着非婚生子、单亲家庭和“杂种”的多重标签，同时受到华人和洋人两个社群的歧视和排挤，却也在文化碰撞中获得不少教诲，形成一种特殊的人生态度。一方面，他认为“行(华)人头好过跟(洋)鬼尾”，方方面面以中国人自居，言必称“祖籍广东宝安”，积极与内地的军阀政要拉拢关系;另一方面，十分注重欧美文化教育的作用，不仅自己申请在仅限英国人聚居的太平山顶建房入住，还将所有子女都送入西式私立学校就读。如果说香港社会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产物，何东家族堪称其中最生动的实例。
研究香港家族的学者郑宏泰、黄绍伦还指出，“何东人前人后均表示自己乃中国人，对中国的传统习惯，自然表现的一丝不苟、十分执着，其中之一便是强调血脉、重男轻女”。本文主人公何世礼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何东因发妻不能生育，连娶多门侍妾，直到1906年5月将近44岁时才得到这名健康的子嗣——对于英国人，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生长在如此家族氛围中的何世礼，从小接受西式精英教育，却也完整继承了其父的民族观念，融汇成更加强烈的报国情怀。18岁时，何世礼曾前往南京，请求江苏督军齐燮元推荐他入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因该校已停办而作罢。当时，内地社会尚有“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观念，香港首富继承人主动要当兵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联系何东的一贯思想与言传身教，却又并非难以理解。
何东对何世礼的影响，不仅是投笔从戎的决心，还有实现决心的途径。何世礼报考保定军校铩羽而归后，没有选择近在咫尺、俨然化身革命代表的黄埔军校，也没有选择与何东关系深厚的奉系领袖张作霖开办的东北讲武堂，而是延续何东对西方教育的尊崇，以奉军炮兵少尉身份前往英国学习军事。 1925年起，何世礼在欧洲度过了5年学习时光，先后在英国伍利奇王家军事学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Woolwich)、拉克希尔王家骑兵和野战炮兵训练学校(School of Instruction for Royal Horse and Field Artillery，Larkhill)受训。身在异乡，何世礼“我是中国人”的情绪表现的更为强烈，不仅前往英国国会参观时身穿奉军军服，还将自己的英文名字由“Robert Ho Tung，Jr”改为拼音“Ho Shai Lai”，甚至致函伦敦警察局，表示放弃英国国籍。英方也对此做出反应，当何世礼申请进入王家坦克兵团见习时，战争部便以其属于外国军官而一度拒绝，外交部更认为何世礼“是那种将来回到中国后会变成一位军阀的人”，要求军校谨慎对待。
因此，在欧洲的最后两年，何世礼转赴法国，进入枫丹白露炮兵学校就读。在法期间，他开始和中国留学生接触，并且第一次了解到三民主义思想的内容。而此时的中国大陆，也已经天翻地覆。 从蹉跎到坦途
1930年，何世礼从法国返回香港时，国民政府已经完成北伐，定都南京。东北三省在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率领下宣布易帜，加入国民政府。张学良继承了张作霖与何东的良好关系，甚至计划邀请何东前往东北助他一臂之力。
这样的背景下，何世礼带着何东的信前往沈阳，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当时的东北军，虽然经过张学良“整军经武”的改造，依然对学生军官存有歧见，张学良本人也不知该如何安排这位学历光鲜的“洋人学生”，只好先以上尉侍从副官的名义留在身边。
于是，何世礼拿着父亲的资助，住着豪华的外资酒店，却只干监督开闭长官公署大门、登记接待来客之类的杂务，或者在张学良出行时站在汽车门外的踏板上充当卫士。这样的日子过了几个月，当何世礼忍无可忍、决心打道回港的时候，才在朋友帮助下向张学良表明不怕吃苦、希望带兵的心意，得以改任独立第7旅第620团平射炮连连长。
1931年春，何世礼被张学良调回身边担任参谋，随其进驻北平。“九一八”事变时，何世礼正随北上访问的父亲何东在北平开明大戏院欣赏为赈灾举办的京剧义演，亲眼目睹张学良得到汇报后，匆忙离开戏院的一幕。巧合的是，事变现场最先遭到日军袭击的沈阳北大营驻军，正是何世礼的老部队第620团。如果他没有得到晋升，势必以另一种方式亲历事变。
九一八之后，何世礼参加接待国联调查团，得以一展其通晓中、英、法各国语言的专长。此后，他升任为张学良卫队的炮兵营长。1933年，张学良将何世礼派往美国，进入陆军指挥参谋学院就读。何世礼未曾想到，这段学习经历将对他后半生事业产生重要影响。
30年代的国军极其重视学历，陆军大学毕业的中尉会直接担任上校师参谋长这样的要职。但何世礼自美国的陆军大学毕业归国后，却没有受到同样的重视，只在移驻西安的张学良麾下担任通讯大队长、参谋、教官之类职务。西安事变爆发后，何世礼遭牵连被撤销军职，靠何东关系到两广盐务总局任职。
抗战全面爆发后，何世礼得到广东籍名将薛岳的赏识，得以恢复军职，担任其副官处长及驻港办事处主任等职，后出任第4战区高级参谋，又因与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发生争执愤而离职。
从1930年算起，何世礼从军已经10余年，却始终在次要岗位上浮沉蹉跎，没有一展所长的机会。他的朋友甯恩承回忆，离职后的何世礼在重庆闲居，“住在半壁危檐之下，每日看看英文闲书过日子，一筹莫展”。
图：台湾花卉展在香港揭幕,台湾区花卉发展协会首次在香 港举办的“台湾花卉展览会”,于1972年12月14日至17日在 九龙尖咀福利会展出四天,前往参观者大摆长龙,会场挤得水泄不通。邵氏影星何莉莉(中)及歌星姚苏蓉(左)主持开 剪彩,何世礼将军(右)在场观礼。
1941年12月，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几个小时之后，日本陆军进攻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何东逃往澳门避难，家族财产遭日军没收，但何世礼的事业却因美国人的参战发生了变化。
英美开始与国民政府进行军事合作后，通晓英语的军官顿时炙手可热，拥有英美军校学历的何世礼更是咸鱼翻身，直接进入了蒋介石的视野。1942年，何世礼出任中国远征军兵站总监部副总监，参与保卫滇缅公路的行动。1944年，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的学弟魏德迈出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使何世礼的身价更上一层楼，不仅被蒋介石亲自接见，勉励以做好协调角色，还升任为军委会中将高级参谋。此后，他历任后方勤务部中将副参谋长、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后勤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等职务，专门负责协调和接受美援物资事宜，自此迈上发展的坦途。
抗日战争胜利后，何世礼参加了日军香港总督田中久一中将的投降仪式，还被英国方面派来接收香港的军政府首长夏悫(Cecil H J Harcourt)奉为座上宾，算得上现代版的衣锦还乡了。 冷战信使
抗日战争胜利后，何世礼随美械国军部队前往东北接收故土，担任第6补给区副司令官兼秦葫港口司令部司令官，负责为在东北作战的国军提供物资补给。出乎预料的是，曾经面对日本侵略坚持八年的国民党政权，只用三年多便将半壁江山拱手让与中共。
随着国军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失败，大批高官显宦逃亡国外，一去不返，其中甚至包括了宋子文、孔祥熙这样的“皇亲国戚”。而关麟征、李默庵等曾深受蒋介石赏识与刻意提拔的黄埔系将领，也选择滞留香港或逃亡南美，不愿意为国民党政权再做最后一搏。
与此相对，何世礼这位退出军界依然可以坐享荣华富贵的少爷，却仍然试图在兵败如山倒的局势下尽最后一点努力。1949年9月，他出任联勤东南补给区司令，不仅要为聚集在福建一隅的60万国军残部筹措军饷粮草，还要抓住一切可以使用的船只向台湾抢运物资。有人盛赞他对“党国”的忠贞，也有人说，正是因为何世礼有后路可退，才会在这时候“搏出位”。
风雨飘摇之际，国民党政权驻外使馆、使团也陷入动荡。1949年10月，驻法国公使馆宣布起义。11月，驻缅甸大使涂允檀宣布易帜，改挂五星红旗。最令蒋介石担心的是，负责与远东美军联系的驻日军事代表团也出现不稳动向，代表团秘书长郑南光、组长吴文藻、谢南光等都同中共方面有联系，团长朱世明时常发表不利于国民党政权的言论。何世礼临危受命，以游览的名义前往东京处理此事，并于次年6月接任代表团团长职务。同月，朝鲜战争爆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升级，何世礼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名冷战信使。 50年代初，何世礼作为蒋介石与远东美军统帅麦克阿瑟之间的联络官，见证了台海局势的转变。1950年7月，麦克阿瑟秘密造访台北，宣布“不容对台湾有军事侵略的行为”一事，前后联络协调均由何世礼一手承办。此后诸如派遣国民党军参加朝鲜战争问题的沟通、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政府签署和平条约等外交事件背后，都有何世礼奔波的身影。
朝鲜战局尘埃落定之前，何世礼又被任命为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首席代表，前往美国纽约任职，继续发挥其对外交涉、尤其是对美沟通的才干。据说，在联合国军事参谋委员会会议上，何世礼经常与苏联代表针锋相对，为蛰居台北的国民党政府争夺话语权。香港的左派报章则对何世礼大加讽刺，称“国民党为了讨好英美，特别派了一张洋面孔前往效劳”。 何世礼在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期间积累的人脉，在此时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使他得以从容安排双方政要互访，以展示美国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稳定台湾士气民心。他还参与推动美国与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合作、协商购买所需武器。1958年8月金门炮战爆发后，因射程能够覆盖对岸解放军炮兵阵地而被国民党军倚为杀器的M115式203毫米榴弹炮，便是由何世礼通过私人关系优先争取到手的。
1959年4月，何世礼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时年53岁。何世礼没有团、师、军任何一级的指挥资历，却仅比战功显赫的金门防卫司令胡琏晚两年晋升上将，更早于资历深厚的黄埔宿将石觉、罗列等人，可见他所发挥的作用和受到赏识，实在非同一般。 脱去战袍之后
国共战争的动荡，使一隅之地的香港成为人才、技术和资金的汇聚地，一跃而成为亚洲的制造业中心，开始了一段高速发展的周期。在战争中饱受摧残的何东家族，却逐渐变得不合时宜起来，何东没有变穷，但是新生代富豪的资本更加雄厚。何东不仅将首富的位置拱手相让，逐渐连前十名都排不进去了。
尽管如此，1956年4月何东逝世时，依然留给了何世礼巨额的财富和庞杂的家族事业。此后几年间，何世礼不得不多次向台北请假，以返回香港办理继承遗产、缴纳税费、参与经营决议等事务，有时在香港一呆便是半年之久。频繁告假引起同僚非议，还导致蒋介石不满，认为何世礼“延不回任，不仅玩忽职守，而且对内对外皆有失国家体制信誉”。 多方压力之下，何世礼决定辞去军职，回到香港接手家族生意。1962年1月，何世礼的辞职得到批准。长达30余年的军事生涯虽然结束，但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仍然藕断丝连——何世礼不仅保留了“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会委员的名义，还担任台湾“行政院力行小组”成员，参与对大陆经济作战。何世礼开设的港台贸易有限公司、民生物产有限公司，便被认为是替国民党政权从事特殊任务的企业。坊间传言，这几家公司的货物在台湾海关享受立即放行的权利，连职员都支领外交官的薪酬。
对20世纪下半叶的香港人来说，何世礼最为人所知的便是将《工商日报》办成了港九头号“亲国民党”报纸。该报创刊于1925年，四年后被何东所收购，几十年来因观点独立颇受香港市民肯定，在香港报界与《华侨日报》《星岛日报》鼎足而三，颇负声誉。何东对该报非常重视，去世前在遗嘱中特别要求何世礼亲自接管。
《工商日报》从创刊之日起便标榜“工商合作”，在创刊词中阐述“中国之不适共产”，也反对国民党的经济政策，还曾因此被禁止在广东发行。何世礼接手《工商日报》之后，则将其大刀阔斧的改组为台湾国民党政府在香港的发声平台，不仅在报头上与众不同的沿用“民国”纪年，社论中更是旗帜鲜明的以台北方面的观点为圭臬，经常与具有北京背景的《大公报》《文汇报》打笔仗，被视为右派报刊的翘楚。
图：1975年7月8日,50周年金禧报庆合照,内有何世礼将军、何鸿毅先生及当年员工。
1967年，香港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发生“六七暴动”，由游行示威发展为炸弹恐怖袭击，死者超过50人，伤者超过800人，还发生了批评暴动分子的电台主持人被杀事件。《工商日报》为此连续发表社论，强烈抨击暴力行径，颇得一般市民好评。与此相对，北京方面也视《工商日报》为美蒋走狗，新华社《参考消息》常以揶揄口气转载其新闻，诸如“香港《工商日报》哀叹蒋帮内外形势不利到极点(原为《工商日报》对国民党九次全会的社论)”、“香港《工商日报》惊呼我在美的影响越来越大(原标题《中共在美势力正潜滋暗长》)”等，倒也衬托出该报在香港报界乃至中共宣传部门眼中的地位。 何世礼管理报社的方式，也是香港报界的一段逸闻。在其治下，报社员工从言行举止到服装鞋袜都有规定，出错便会受罚，被戏称为“军法办报”，员工背地更以“将军”作为他的代号。和其他报社的董事长不同，何世礼对报纸编务也是亲历亲为，一丝不苟，不仅严选认同其观点的总编、主笔，还要亲自审阅社论及头条新闻，甚至为此专门在报社附近找了一间房子，方便连夜办公。
198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大英帝国政府谈判确定将要于1997年收回香港。两个月后，《工商日报》突然刊登启事，以负债亏空、经营艰难，决定于12月1日停刊。一时坊间大哗，以为何世礼家族对香港未来缺乏信心，正在抽逃资金准备逃离。报人喻居则说，何世礼作此决定实在是“见风转舵非其志也;坚持立场甚为难也;后代如何肆应未可知也。所以干脆早做了解”。
《工商日报》的结束，也成为何世礼对父亲、对台湾国民党政权最后的交代。自此以后，何世礼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也淡出了家族的事业。他依然奔走于港台之间，更多的是陪同刚刚被解除软禁的老长官张学良聊天。摆脱了两岸纠葛之后，他甚至不再像办报时一样以大陆为仇雠，不仅为东北大学捐赠了一座教学楼，还在50年后首次返回东北主持建成仪式。 1998年7月26日，何世礼在太平山顶的何家大宅中病逝，享年9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