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波的诗中，流贯着50年代的气息。这是一种很奇异的感觉，有时，读旧杂志，读过去的插图，读老作家文中的句子，尽管它们和今天的画法或写法并无太大区别，却还是会勾起那种遥远的感觉，更遑论音乐对于过去记忆的诱引与复现了。金波笔下的春天，今天的诗人也会写，有的甚至还可能是他前不久刚写下的，但就是留有那遥远的味道。我想，这就是一个作家创作之初的时代气氛的影响吧，那是一种有如基因一般的刻痕。那个时代的诗人和整个社会一样，是年轻、纯净、向上、满怀希望的，一如王蒙小说《青春万岁》中的人物。此外，那时的创作还有着苏联儿童文学的影响。苏联无疑是儿童文学的大国，而儿童诗（由于马尔夏克等大诗人的推动）正是彼邦的强项。苏联有广阔的土地和森林，描写大自然的儿童文学也有很好的传承（从屠格涅夫、契诃夫到普利什文、比安基）。金波以那样一种纯净明朗的心情歌唱春天，笔下离不开春天的景色，于是，森林、候鸟、草地、蘑菇、大风雪、流向远方的河„„这些意象在诗中反复出现，这都悄无声息地在阅读中为我们提供着暗示。好在，他的这些诗，既远又近，既老且新，既令人怀旧又积极向上（不像有些50年代的作品今天已让人难以卒读），这是很值得庆幸的。我以为，这里的关键，是诗中没有说教。人们受得了（甚至会很喜欢）不同时代的气息，正是这不同的气息构成了文学的丰富的层次，但却无论如何受不了过去时代的说教（虽然它们在当时往往是时髦的）。这也许可说是一条确凿的真理。
与儿童文学界其他几位一流的诗人相比，金波自有其不同处。比如，柯岩、任溶溶、鲁兵等，他们的诗，都重叙事，而不是单纯的抒情，即使十分短小，也还是有一点故事或戏剧性在里边（最典型的就是柯岩那首让人过目不忘的《帽子的秘密》）。即使故事性不强，只是三言两语勾勒一个场面或勾勒一个孩子的轮廓，那创作的重心，也还是在“童趣”上（比如《小猪努尼》与《下巴上的洞洞》）。而金波的大多数作品，则侧重于抒情写景而不是叙事，侧重于“情”而不是“趣”，尽管写得美，写得清浅生动，但对于儿童读者的“冲击力”，相对就弱一些；能给他们留下的记忆，也可能差一点。所以，除了那些借助于音乐的歌词，要一个成年的读者回忆过去读过金波的哪些诗作，可能比较困难，但回忆柯岩的作品却常常能说出好几首。即使同样是选入过语文课本的，留在记忆里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但反过来看，在编选语文课本时，像金波那样的作品，却更易受到青睐。这其中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这让我想起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乙集》的序中关于叶圣陶散文的那几句著名的评语：“叶绍钧风格谨严„„所作的散文虽则不多，而他所特有的风致，却早在短短的几篇文字里具备了：我以为一般的高中学生，要取作散文的模范，当以叶绍钧氏的作品最为适当。”同理，儿童诗中的金波的作品，正如现代散文中的叶绍钧，它们在童趣、吸引力和感染力上也许略逊，但对于儿童在文学和文字美上的启蒙价值，却是很高的，儿童初学写诗“取作模范”的作品，也以金波的诗最为合适。所以它们被选入多种课本，也就一点不奇怪了。而在一个百花齐放的诗坛上，这样的作品更是不可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