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公众舆论》的思考：拒绝与接受
读罢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他晦涩的语言让我陷入一种莫名的混沌之中。在该书的导言中，李普曼首先通过一战时大洋孤岛上英、法、德等国家的人们生活的情况等事例（类似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洞穴寓言”）鲜明地提出了他的观点，人们普遍生活在两个环境中，一个是我们日常所谓的“现实环境”，一是“虚拟环境”，虚拟环境实际上是人们根据“现实环境”而主观重构的，是保护自我的“堡垒”――就像导言的标题所记，外部世界就是“现实环境“我们头脑中的景象则可被称为“虚拟环境”；一般人固执地认为他头脑中的景象是与外部世界一致的，于是当他描述外部世界并发表观点的时候，他显得那么自信而且毫不让步。
书中许多事例和观点由于李普曼同我们的时间背景、文化价值体系的差异而显得生疏难解，但大段的论证及对事实的详细剖析仍犀利得触目惊心——真相的本质历久弥新，在以成见为主旨的一章中更深刻的勾起了作为“公众”的一部分的我的恐惧。
在《公众舆论》中，李普曼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一个事实：我们是非理性的。不要对自身的理性抱过多期望，因为有一种特质如同影子一般紧随我们身后。无论你是总统还是杂货部小店员，不论你在决定关乎世界格局的大事还是仅仅在选择晚餐需要用到的材料，你都带着它去作决定，去生活。这就是成见。
现在看看你的生活，从最基本的数字开始。你走过这世界上多少公里的路程？你认识70亿人中的几分之几？你读过图书馆几百万馆藏中的几本书？即便你是个职业旅行家，我相信你留下脚印的地方在地图上不过几个点大小。即便你是个社交家，你认识（不谈熟识了）的不过中国一个小城镇的人口数量。即便你是个勤勤恳恳的读书人，你读过的未必能排满一个书架。庞杂，复杂，短暂，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特性。有限是我们不可摆脱的命运，每一个“我”都微不足道。可在微不足道的我们自己看来，我们的存在却具有独一无二的真理。
“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再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这就是我们处理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方式。既然这个世界不可能被完全理解，不如按照我们的定义去理解! 在李普曼看来，公认的典型、流行的样板和标准的见解都是造成成见的因素。并且，这些成见不仅难以克服，而且可以固化。一切道德准则都是固化了的
成见。这种道德准则正如李普曼所言，包括范围极广。基督教的成见是上帝创世说，原罪救赎说，天堂地狱说。而不同教派又有不同的教义，不同的成见之间发生冲突造成宗教冲突。即使被柏拉图视为这个世界上唯一有意义的事情的哲学何不建立在自己的成见之上。柏拉图自身的思想大厦的最底层是对奴隶与奴隶主生而不同的规定。康德的哲学建立在先验理性基础之上。弗洛伊德学派从人的无意识出发。叔本华认定人生就是一场悲剧。儒家思想将这个世界定义为温柔友善。
李普曼在书中为我们剖析了“成见”——“它是对我们自尊心的保护，是投射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自身的意识、我们自身的价值观念、我们自身的立场和我们自身的权利。”
人的心理不希望不和谐。因此，本是稳定的内部系统受到外部系统的冲击时的直接反应就是回到和谐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你有三种选择：拒绝不同见解的冲击，做一个睁眼的瞎子；抛弃成见，彻底改变自我；修正自己的观点，部分接受新见解。作为一个社会人，自懂事之时便以被包括入某种特定的成见模式之中：我喜欢口香糖而不是水果软糖，我对酗酒没有好感并认定那是慢性自杀，会计专业会比考古专业更迅速地融入社会并攫取经济利益，我应当拥护社会主义而非西方资本主义，在人生的进程中，被灌输各种丰富意义的受众们将一幅幅具有标志性的画面塞入脑中，并不断在这些标准样板的影响下作出一项项判断。所有这一切，由自身决定的偏好，外部世界各种信息通过媒体、教育等途径施加的影响，以及身处某一团体为取得身份认同而取得的妥协，统统都是成见模式下形成的价值判断。一般而言，成见模式在相对固定的时间与空间下很难发生内生性的改变，但并不排除诸如年龄增长、地域迁徙及社会地位变化对成见的撼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成见是相对稳定的，并且根深蒂固地对日常生活的言行施加影响。回首经常引用的某位作家的话：任何理解都是曲解。在这样一针见血的事实面前，我不禁为抽象化的生命的苍白感到无奈，并且恐惧。
而这种恐惧往往并非针对成见的形成——事实上我们都无法阻止这一切，成长的过程本身就是成见形成的过程。可怕的是“我们运用成见时的那种轻信”，我们常常“喋喋不休地使用我们的法则去描绘世界”。当我们确定作出价值判断不会对我们本身，比如信誉、人身安全，构成某种威胁后（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被基于成见的某种情绪冲昏了头脑而疲于考虑这一点），大多数人乐于发表津津乐道的见解
——即使这种见解对所指向的对象有所伤害。令我记忆犹新的是播放央视“同性恋爱滋病”主题新闻调查的课后讨论，有一位同学下意识地用到了“同性恋患者”这个词语。事实上关于“艾滋病患者”这样的称呼也往往是带有偏见的，对于尚未发病的正确称法应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这样的习惯性“错误”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其源头即为我们（主流人群）对使用成见的轻信。在一个同性恋几乎没有合法权益可言、艾滋病依然受到大众歧视的社会中，非主流群体受到歧视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以社会主流价值观作为标准的公众受到过多的责备似乎是不合理的，那么责任就似乎更应归到负有引导公众舆论责任的传媒身上来了。在GOOGLE或百度上搜索“艾滋女结婚”这一词条，相关内容即达到六十万条之多，这的确反映了近年来媒体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度与日俱增，但这个标题却又让人感到不适：一种以强势人群自居的、以同情为伪装的、显而易见的偏见，诸如此类的报道还有“马加爵事件”，等等。在追求发行量、收势率和点击率的当下，刺激眼球的爆点成了诸多媒体竞相追逐的对象，然而在追求爆点的同时却往往忽略了新闻报道的基本要点，屏弃偏见的客观公正，更不要提再上一个层次的所谓“基于人道视角给予的人文关怀”。如何在新闻报道中控制成见的介入并对其加以矫正，以免形成一种畸形的论断对受众形成不公正的引导，似乎成了一个谁也回答不了的问题。而那节课上另一位同学的发言中（他指出该节目中对于同性恋如何感染艾滋病毒的途径描述含糊不清），我又发现了自身成见的一个盲点：由于事先对这一群体及问题的关注，使得我将这种了解和预判强加给了并不具备这种背景的大多数人，我的下意识中产生了一个成见引致的幻觉——“这一切应当已被大众广泛接受”——于是，如果换作我处理这一问题，恐怕也会有同样的惯性忽略，而大众对同性恋的认知水平却恰恰没有达到我的幻觉中的这一程度。因此，避免认知水平差异所带来的盲点，在新闻报道中也显得尤为重要。
于我本身而言，又不得不延伸性地想到一些更为现实的问题，已然选择了新闻作为学习的专业，一如滑入一条即定的轨道，几乎势必要在将来某一时刻踏入这一行业从事相关工作，势必主要针对某一阶级利益为某一社会群体服务，势必形成与之相关的成见作为报道的出发点，势必面对如何把持客观公正、平衡理性与感性这一命题，并且势必面对己身的良知道德与政治、资本权利的对抗„„在这一连串带有极大可能性的问题面前，在李普曼的引导下试图正视成见的我，不得不承认，我
感到极度迷茫与困惑。
而恐惧的另一面来自于某些利用成见导致的可怕结果。李普曼在书中大量引证分析了一次世界大战中利用即有观念而散布的谣言，例如在《作为屏蔽的成见》中“比利时天主教士鼓动人民攻击孤立无援德国小分队”这样的例子。其结果便是“那些谎言激起了对所有天主教徒而不仅是对比利时天主教徒的仇恨”。李普曼对此解释简单而精妙，即“一个联想的过程”，通过成见的刺激加之人们本身具有的丰富想象力，“如果对一件事情产生了强烈憎恨，我们很容易就会把它同我们所强烈憎恨或恐惧的绝大多数其他事情联系起来”，于是仇恨被放大、冲突被升级。像这样典型的出于某些不可告人的缘由而策划的宣传活动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在宣传的加工蛊惑下，成见再一次成了不可救药的帮凶，而暴民政治则应运而生，那些真知灼见的声音被巨大的情绪化浪潮所淹没，连些微的泡沫都被人视而不见。希特勒基于“日耳曼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之口号实施的不可理喻的种族灭绝，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利用数百万懵懂青少年的蛊惑性讲演把社会推向崩溃边缘，八九年“事件”对情绪激动的学生群体用谎言进行煽动的少数极端分子，以及所有人都记忆犹新的，零五年以抗议小泉屡次参拜靖国神社为起始最后演变为全国范围激烈的示威游行的“反日风潮”„„在政权、资本以及反社会反人类欲望驱使下指控与迫害对立群体、教唆挑拨普通民众的行为大多“成效显著”，在战争、革命中都是如此。成见影响下的身份认同，会驱使大众具有一种普遍的趋同性：当一部分人做出某种表态后，另一部分人也会跟着发生观念的转变，最后彻底倒向多数人的阵营。这就像引发核衰变的临界中子数量，只消少量变可引发连锁反应（chain reaction）。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也是民主社会传媒最大的隐患，即话语权一旦被资本、权力的拥有者所掌控或左右，难免会试图营建符合其价值利益的意识形态。
李普曼在书的最后则提到了解决“舆论”困境的方法，利用新闻界加以组织舆论，而不是由新闻界组织舆论；独立的专家团队提供足够清晰的事实记录；提高公众的教育水平，诉诸理性。虽然作者这里的方法带有强烈的理想色彩，但我们可以也许可以朝这方面不断努力，而新闻界非“舆论法庭”的提法也值得中国媒体进一步的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