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与问题
作者：古尔思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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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主义和问题作了一番概念考察，揭示了一些关于主义及其与问题关系的观念误区，提出了一些主义；在对主义的反思中针对中国当代的一些根本问题作出了回应；对与马克思学说有关的一些主要问题与主义作了反思。
关键词：主义，问题，实践，理论，时代，马克思
意志主义哲学体系，是以意志观念为根本的观念支撑点演绎出来的哲学体系。自由主义政治学说，是以自由为根本的价值支撑点演绎出来的政治学说。证信主义论辩学说是以追求人类客观认识为自觉目标并以证信为根本方式与态度的理论观与方法论，一方面，证信概念涵盖了人类客观概念，并可以由证信演绎出穷省、洽理、螺旋递进、据同表异、据同辩异、互动共进等理论认识与共识方法方式，另一方面，必须在自觉批判、防止和抵制追求绝对客观认识、独断、轻信、迷信、圣战、怀疑论、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等劣质认识方式与态度的过程中才能促进证信方式与态度的坚持贯彻。
把某种根本性的主张、态度、原则、方法、宗旨加以坚持贯彻，就是某某主义了。因此，主义是用于自律律人的根本性的人为规则，是对现实生活世界根本规律即根本自然规则的补写，是人类改造自己生活与实践世界的根本抓手，是思想文化中的核心硬件。
逻辑是命题的因果律，是推论法；规律是实事的因果律，是推理预见依据。逻辑和规律是演绎的支撑条件，是主义具有根本性的支撑条件，因而逻辑主义、规律主义是最根本的主义。
“军事冒险主义”、“逃跑主义”，这样的说法显然并非指称某种被自觉坚持的主义，而只是喻指某种不自觉的行为定势，是一种嘲讽的修辞手法，不是正式的理论语言。
“马克思主义”是自觉坚持什么的主义？是坚持贯彻马克思的观点和主张么？然则马克思的具体观点和主张是发展变化的。是坚持贯彻马克思学说成熟时期的根本观点和根本主张么？然则什么是马克思学说成熟时期的根本观点和根本主张？鉴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众说纷纭，“马克思主义”这一措辞也就必然带来误解和误导。直接说出应该坚持的观点和主张，才能避免误解和误导。比如动哲主义历史观方法论，这是马克思在批判形而上学历史观时启发我们的，历史观不能僵化，也不能空洞，而应回答时代问题，言之有物，与时俱进。比如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在回答那个时代的问题中批判当时现实的资本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而提出的，由此演绎出一套关于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制度理想与道路的学说体系，在当时是先进的。资本主义阵营主要汲取了马克思批判当时现实的资本主义的成果；社会主义阵营都是经济与文化落后的国家，更多是汲取了马克思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成果尤其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在反帝反封建革命、工业基础建设等任务中获益良多。动哲主义历史观方法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与道路学说哪个更根本？显然是动哲主义历史观方法论更根本。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诞生，不仅因为马克思认识到了社会物质是社会活动的先决限制条件，而且因为他把这作为一个根本观点贯彻到历史观的一切领域中去，严谨的措辞表述应该是物限主义历史观，其中的“主义”本来就意味着要作为根本加以坚持贯彻的，凡有与之冲突的错误观点都将被扫除，这种意义上的“唯”才是周正可取的。物限主义历史观本身就构成对形而上学唯心史观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是动哲主义历史观方法论的根本论据。
好的主义基于好的硬道理，是现实规则的完善力量，是思想文化的硬实力。也有邪恶的主义，比如法西斯主义；执迷的主义，比如原教旨主义。好的主义搞好世界，坏的主义搞坏世界。没有自觉坚持的主义的人，无所谓理性，无所谓改造、完善世界，但可以享受世界，仍可能搞乱世界。
好的主义中，以颠扑不破的道理和价值为根本的主义才适合加以永远坚持贯彻，比如证信主义。也有一些主义只在一些特定的时机是好的，比如革命集体主义的伦理观，个体自由主义的伦理观。三民主义大体是好的，但当时只是理想、宗旨，关于道路，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其中根据也是时机论。蒋介石按军政、训政阶段行事，发展民权当然不是重点，民族主义大体得到了坚持，也有发展经济民生，只是发展工农的民生不诚心不买力，否则国共内战是可以避免的。不务民生，却只管把中国共产党赶尽杀绝的主义，是掩盖工农民生问题的主义，对中国而言不是一个好的主义，根本原因是，蒋介石政府坚持的主义只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义。
好的主义必须同时是自觉到自己局限的主义，否则就是偏颇的主义。比如，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若各只执一端，就都是偏颇的主义。物限主义只是历史观的理性视角之一，并不能单独地构画全面的历史观。物限主义加上（心物）辨证主义，就是心主物限的实践主义。物A就只是A，这是本能、自然，心（意识、意志）则能A能B能-A，这是灵能、自由。只肯定心的主观能动性是片面的，心是灵能自由的主导者，是构成主体的本质的东西。人是身心一体的人，也是特定时空的实践生活共同体内心灵互感语言互通的社会人，人类心主物限的实践及其历史表现为心物辨证运动、人与人交往的互动共动、文化与自然的辨证运动。实践主义历史观更加全面一些，但仍然只是历史观的理性维度之一。
主义之所以需要坚持贯彻，还因为它不是人的自然常态，当主义成为常识常态、理所当然，也就没有了坚持贯彻一说，也就不成其为主义了。或者说，主义是激越精进的，但颠扑不破的好的主义终究要常态化，融入文化的自然而然之中，归于平淡。一时为好的主义比如革命理想主义，若被误解为理所当然，一味地激越精进，“继续革命”，则将导致人为的困扰乃至灾难。革命主义可以获得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个人的解放却还是要靠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解放主义的必要阶段。当然，这自由主义不是西方形而上学历史观中的抽象的原子个人的自由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历史观中的以社会化方式立身处事的个人的自由主义。解放生产力的基本手段也是自由主义。因而，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既是科学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理想，也是科学社会主义走向高级阶段的手段。
由于主义的根本性，它们天生就是哲学发明的作品和研究的对象。哲学是爱智慧的思想与对话活动，追求认识的透彻和圆满，在传统西哲表现为追求绝对真理和自圆其说，在传统中哲表现为追求世事洞明和融会贯通。追求透彻需要穷省，追求圆满需要洽理。不洽启动穷省，穷省推动洽理，洽理答疑证信，意义的圆满则还需要证融。洽理需要据同表异，据同辩异；利益上求同存异，据同融异。中西之别只在于是否讲究形式逻辑。主义以穷省所得的透彻成果为根本，终究首先是逻辑主义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没有与主义的相对应的词汇，而西方理论都是力图合乎逻辑地系统化的思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道、仁、禅，靠的是身体践行和比会参悟来穷省领悟，形式逻辑没有帮上什么大忙；领悟之后也不须坚持贯彻，而讲求默会，更没形式逻辑什么事了。主义推动的是客观智慧的发展，而中国传统智慧则偏重主见。因而，当年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提倡的“少谈些主义，多想些问题”，应该看作反对形而上学和原教旨主义圣战来理解，应理解为强调主义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并非一般地抵制各种主义，否则是不利于文化更生进步的。
主义是用来面对和解决问题的。真问题不一定具有提问的形式，却必然给人们带人困扰，人们由困扰发现问题，问题即是不洽之处。发现、提出并直面新问题，穷省、洽理，质疑、证伪，证信、证融，如此发展着主义以解决新问题，是实践史和思想史互动共进的实质过程。主义终究是对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思想成果的贯彻推广，解决问题中获得的启发和锤炼促进着主义的进步。主义不仅补写完善现实世界的根本规律以改造完善世界，也是对自己解决问题能力的改进完善。主义与问题的联动螺旋递进，内在于思想史和实践史的联动螺旋递进。
对于时代的主义而言，问题首先是时代的，其次才是理论的；因为时代的问题应当由当时代的人来回答，而过去时代的主义理论是过去时代的产物。过去的理论成果有颠扑不破的，当然应该继承，但仍然要融合在解决时代问题当中来继承。过去理论的问题当然要批判改进，但也要结合解决时代问题来批判改进。
对于中国的主义而言，问题首先是中国的，其次才是世界的、人类的。当年中国要反帝反封建，欧美却是帝国主义者，具体问题差异很大。现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欧美则是发达国家，具体问题差异仍很大。他国文明成果固然值得借鉴，但对中国的时代问题的解答当然还是中国特色的好。同理，对于个人的主义而言，问题首先是个人的，其次才是集体的、人类的。
然而还有另一面，时代的主义也首先是理论的，然后才是实践的，理论工夫不能荒疏。也因此，中国的主义也首先是人类的，然后才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不能作为排斥普遍真理和普世价值的借口。同理，个人的主义也首先是类群的，然后才是个人的，也因此，个人与类群才是能沟通的，哲学家的反省才能是有普世意义的。
虽然时代的问题首先是实践中的问题，时代的主义首先是思想中的主义，然而思想中也有自生的问题，实践中也有自生的主义。思想中自生的问题是经院哲学问题，实践中自生的主义是永恒的潜（默会的、心照不必宣的）规则，都与时代无关。反思起来，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里也有主义，比如可以说中国有道德主义，比如君（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上的实业老板）君臣（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上的员工）臣，成人成己，也可以说中国有权谋主义（比如恩威并施、执两用中），但它们讲求的是默会的实践法则，用于自律但不宣示以直接律人（比如君道不自示于臣），也就不曾冠以主义之名。中国人是如此聪明慧智，善读无字之书；然而多数中国人又讲求默会空灵过度，以致考究逻辑的名家和考究自然规律的墨家终被视作巧言、奇技所凭依的旁门左道。思想中自生的问题，比如追求绝对真理、独断、诡辩、悖论、伪问题、曲解、病辞误导，等等，这些问题并不必然直接与时代实践问题相关，却常常是制约时代实践问题解决的症结，提出和批判这些问题，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以避免搞乱实践问题，乃是经院哲学的价值。中西传统文化的上述不同特质也正说明，传统西方文化多理想主义，传统中国文化更讲究实在实用。美国信赖的实用主义哲学则是批判扬弃理想主义基础上的实用主义，不能混淆。胡适师承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如果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理解他提倡的“少谈些主义，多想些问题”，就有一般地把问题凌驾于主义之上的嫌疑，至少，虽然时代的问题可以凌驾于时代的主义之上，但不能凌驾于非时代性的问题之上。虽然实用主义在已有深厚的主义文化的美国可起到矫枉过正的功效，但是对还当时还没有深厚的主义文化的中国则是过于超前的。
作为宗旨的主义必须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实现，否则就是空想的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是因为只把社会主义作为宗旨，却没有考察应该具备哪些条件，也没有具体可行的实现道路，或者说没有更基础的可行的主义成就和支撑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也是如此，现实条件不具备，也就无从实现，也就是空想无政府主义，相比而言，共产主义则是未来无政府主义。不民主虽是个现实问题，但民主只能作为宗旨加以坚持贯彻，如果没有成就和支撑民主的更基础的可操作实行的主义，同样是空想民主主义。民主主义的前提是自由和法治主义，自由和法治主义的前提是平等主义，包括平等主义的一切主义的前提是逻辑主义。因而民主问题就不只是政治制度问题，也是文化问题。
主义是根本法则，宪法则是根本法律，它们是什么关系？可以说，主义是思想的、用于自律的，宪法是公约的、用于共同自律的，宪政必然以依据明文根本规则自律律人的主义文化为基础，其中最核心的基础乃是法治主义意识与文化。西方的宪政法治源于市民社会的推动，是有法治主义的意识与社会文化根基的宪政。没有与宪政相匹配的强烈的主义意识，没有相应的浓郁的主义文化，实行宪政就象先结婚后恋爱，仍然是要经历曲折才能修成和美正果的，甚至往往只是徒具宪政形式而已。向来讲究道德治国的中国，必须研究和发展建立道治与法治的融和互补的关系，才能修成和美的宪政正果。主义是穷省的成果，道德是洽理的要求。主义本身就是法治精神的，“坚持贯彻”本身就是一种执法。道德却要不执著，要灵活待人处事以求合情合理乃至尽善尽美。那么，可以根据必要的主义设定一定的道德底线以划界，底线以下法不容情，底线以上道德导航。如此实现法治与道治的分工互补，大体是可行的。
作为主义的担当者的思想者与实践者，比如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们如何分工合作？按道理讲，应该是，政治活动家提出时代实践问题，理论家解答问题并提供主义，政治家再贯彻执行主义，如此循环，螺旋递进。理论家要理解政治活动家提出的问题，政治活动家要理解理论家提供的主义，这就需要有两方面相互关注、相互学习的机制。
民主制度下的主义之争，如果是只有一条大路出阳关的态势，可以不必是圣战，而应该据同辩异地实现证信。如果可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态势，尽可以抓阄确定暂时的输赢，这就要愿意赌服输。西方最早的民主制度在选人方面就是抓阄决定的，而现代西方的竞选制度则实质包含了证信(以竞争选票)和抓阄（一方面，选民投票受到非理性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不同计票机制可能左右多人竞选的最终输赢，都一定程度上导致好象是选民在抓阄一样）双重成分。如果实质是利益之争，仍可以展开利益协商，协商无解时仍可票决，西方议会制度的作用正在于此。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要文明地摆平主义之争，方法亦不外乎证信、协商、抓阄、票决四个方面。如果超出这些方法以不正当手段大搞个人权力之争，则是民主制度应当力图避免的。
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等等，这些两极道理如何兼容？这就是个实践问题，需要执两用中，要从实践所具备的条件和面对的问题出发，找好平衡点，没有一成不变的具体方案。对一个国家而言，文明地找平衡点，也应以证信、协商、抓阄、票决的方式实现。
马克思告诉和启发我们，资本是用于增殖的商品，资本主义是一种由资本增殖规律决定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机制，在其中人们自觉坚持贯彻的是什么？是自觉服从资本增殖规律，比如，资本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交易要讲信用，要有自由劳动力市场，要发展先进生产力。商品用途决定使用价值，市场供求大环境决定商品市场价值，供求小环境影响商品成交价格。商品生产中力求增值，商品交易中力求增价。生产增值是因为创造了剩余价值，交易增价是因为优化了资源配置，这都资本主义好的方面。
过去资本主义的问题集中在是分配制度方面。正如马克思揭示的，早期资产阶级通吃独占剩余价值（其实还有剩余价格），结果富者愈富，穷者愈相对穷；结果随着富者生产力提高，自身消费力增长却有限，穷者消费能力则相对下落，终至产能远大于消费能力、供远大于求，必然周期性地陷入经济危机。正如列宁揭示的，为解经济危机燃眉之急，资产阶级需要加快拓展国际市场和攫取殖民地廉价资源，于是资产阶级政府加强帝国主义政策。在帝国主义抢夺市场与资源的较量中又演变出了通吃与极权的法西斯主义，种族歧视和灭绝政策并不是什么新问题，美洲土著被帝国主义者大规模屠杀只是没有受到理论的重视而已，法西斯主义问题的关键在于资产阶级之间也产生了种族歧视和灭绝政策。在经济危机、阶级斗争和落后国家民族革命的多重教训与推动下，资本主义才渐渐演变进入了兼顾公平分配的阶段，但目前的国际公平与西方发达国家国内公平相比仍很不公平。在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思中，人权观念受到重视，民权运动则推动着人权制度落实。然而过去人们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思并不彻底。犹太人几十年来针对纳粹分子个人的报复行为仍只是狭隘的种族主义行为；人们也没有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其实是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是强者通吃逻辑的强盗文化的产物之一。西方贵族本来就多是强盗出身，资产阶级又多出身贵族，圈地运动的先占先得是强盗之间的契约，屠杀美洲土著也是强盗行径，帝国主义就是以国家面目实行的强盗主义。法西斯主义不过是另一形式的强者通吃。私有制主张的是独占主义，共享利益被忽视；独占主义导致通吃主义，导致强盗、独裁、独占剩余价值、种族歧视与灭绝、极权等社会政治现象；因此，私有制作为万恶之源，错在独占主义即全盘私有化，恶在通吃主义。平等一开始只是作为强盗集团的资产阶级内部的平等，人权问题则是等到法西斯主义威胁到了资本家的人权才被受到重视。共产主义当然赞同平等和人权，但不止于此，共产主义还要建立公有制，实际只须总体上的公有制，强调共享利益和分配公平，克服独占主义和通吃主义。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不致力于全球的分配公平，却一味只推行全球人权，效率必然事倍功半；问题是，美国真是诚心办好事么？实际上，在全球推行人权从根本上只是实现其本国利益的工具，否则不会在许多事情上搞双重标准。美国的人权旗帜似乎是道德的，法西斯主义似乎受到抑制，但独占主义的私有制文化和通吃主义的帝国主义行径却没有得到忏悔和纠正。祸根不除，祸端总会以新的面目产生。没有通吃主义，会有恐怖主义么？这个道理很简单，美国人却不愿意正视和接受。
另一方面，分配公平只能解决产能与消费能力总体平衡的问题，市场调控对短期或局部的经济平衡与走向也有很大影响，因而市场调控方法也一直得到资产主义经济学家的研究和改进，比如调整税率扬抑供求保证眼前的经济平衡，反垄断以鼓励竞争从而保护市场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等等。虚拟经济无外乎以交易增价为动力，以优化资源配置为意义，如果无益于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和消费，则应该得到调控治理。无论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如果少数既得利益者操纵市场调控政策，就会导致调控偏向甚至失效，损害整体经济，甚至导致经济危机。因此，政府应该超越财团的操纵左右，这仍然需要建立总体上的公有制，强调共享利益和分配公平，克服独占主义和通吃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的结合。
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金钱拜物教问题也至今仍没有得到解决。资本是用于增殖的商品，商品则是被市场物化量化的价值，资本主义导致几乎一切事物的评价都直接或最终被物化和量化，人的价值也总是被物化量化，人几乎只在物量空间保有主体地位。或者说，资本是人性的异化，资本主义却使得人的生活世界被资本给挤扁了。同样，科学主义也存在把人的生活世界物化和量化从而挤扁人的问题。后现代主义只是批判资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现代性，却没有超越现代性的理性建树，无法宏观地改造世界，只能以自悖自嘲或自欺欺人的手法装点粉饰一下的压抑的生活世界和落寞的内心世界。只有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政治和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相结合的社会制度才能给破解资本挤扁人的问题提供政治经济条件，而超越逻辑主义和规律主义从而超越科学主义的东西合壁的文化则是破解资本与科学挤扁人问题的文化条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干什么？首先是要借鉴应用马克思与列宁的理论成果解决中国问题，这一点争议不大；其次是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过程中形成马列理论成果的中国化表述和中国特色的应用方案，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这方面的代表，问题是应用性过重，研究性不足，主见性强，客观性不足，离开马克思这样的理论家则难以有超越中国眼前实践语境的深远洞见；然后是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开启的理论研究，这方面工作光靠政治领袖是不行的，必须解放思想者，论辩证信化，道理证融化，在哲学社会科学全面的大发展中才能有马克思开启的理论研究的重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