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历史研究法》至《中国历史研究法
补编》浅谈梁启超的史学思想转变
作者:张石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中国近代化著名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的许多史学理论,在我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二十多年间他的史学理论产生了巨大变化，我将从《中国历史研究法》概述;构建体系不同，侧重点不同; 梁启超史学思想转变的历史根源，这三方面来讲浅谈梁启超的史学思想转变。 关键词：构建体系，史学思想，历史根源，转变。
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中国近代化著名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许多史学理论,在我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对中国史学界起了重要的影响。他根据自己对史学理解，成功的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史学著作，其中对史学界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国历史研究法》。我拜读了由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我感概颇多，下面浅谈一下我读后的感悟，有不足之处，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中国历史研究法》概述。
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是梁启超于1921年秋在天津南开大学所作的讲演之后，对讲稿记录进行增减而成的；第二部分是《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和修正》；第三部分是《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梁启超在清华学校所讲，集录而成。
我个人认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更应该归为两类来进行比较学习，第一部分是旧有的对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认识，可以归为第一类；而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对旧有的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时候梁启超的思想开始发生了改变，最后到《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史学思想体系彻底的转变，这可以归于第二类。正如哲学中说的“矛盾是无处不在的”，这种矛盾是否表现出来要看实际条件，当时机成熟了，矛盾就突显了。梁启超就是在时间地点等具体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勇敢的否定了之前的部分观点，提出自己认为正确的新的理论。这对于一个史学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二．构建体系不同，侧重点不同。
1.第一类：第一部分《中国历史研究法》分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这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六章。
梁启超对“史的意义”、新旧史学以及史料学等进行了论述和探讨。他对“史的意义”作了如下的概括：“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庚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
【1】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除了强调历史的总体性、连续性和因果关
系之外，梁启超还特别注重历史研究的目的性和史实的客观性。打破了传统的旧的史学观点，梁启超认为旧的史学家只为少数统治者提供“资鉴”，而现代史著则应以“为现代一般人活【1】《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8页。
动之资鉴”为目的。梁启超就把史学研究服务对象的范围扩大化，体现出相当大的进步性。就史实的客观性来说，梁启超认为史家必须实事求是，这是史学家人事史学研究的前提。与旧史学家不同的是，他还看到了历史研究的目的性与史实的客观性两者之间的矛盾，并尝试从史家的主观方面来找原因。
2.第二类：第二部分《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和修正》，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1）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对于《中国历史研究法》极力提倡的归纳研究法进一步进行阐述，认为不能放弃归纳法，而要把归纳法应用于整理史料上来。提出“我
【2】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
（2）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对于历史定义中就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而他在细读立卡儿特著作，深入研究后，他否定了以前的观点，提出了新的理论：“宇宙事物可分为自然、文化两系，自然系是因果律的领土，认为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领土。（《看什么是文化》）”而历史是属于文化系之内的，他甚至提出“以因果律
【4】取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认为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就是
互相为缘。而梁启超又进一步提出，“然则全部历史里头竟自连一点因果律都不能存在的吗？是又不然。我前回说过，文化总量中含有文化种、文化果两大部门。文化种是创造活力，纯属自由意志的领域，当然一点也不受因果律束缚。文化果是创造力的结晶，换句话说，是过去的‘心能’，现在变为‘环境化’。成了环境化之后，便和自然系事物同类，人到因果律的
【5】领域了，这部分史料我们尽可以拿因果律驾驭他”。梁启超一方面说历史现象不能说是因
果，又说成了环境化之后可以用因果律来驾驭。这又可以充分说明矛盾无处不在的哲学理论。
第三，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梁启超认为“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
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理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蓄的遗产的确一天
【6】比一天扩大。”其余则是按照“一治一乱”的方式循环着。
梁启超否定前面《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一些观点，提出新理论的做法，既体现了其史学思想的进步，又反映了他严谨治学和求实的态度。这是一个史学家难能可贵的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历史和进行史学研究的人好好的学习。
第三部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又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说明。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中，梁启超首先指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将过去的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把历史目的分段详细解释，可以分成4段：
1、求得真事实，并提出了钩沉法、正误法、新注意、搜集排比法和联络法五种方法。
2、予以新意义。
3、予以新价值。
4、供吾人活动这资鉴，可分为二目的：外的方面和内的方面。还介绍了读史的方式：鸟瞰式和解剖式二者不可偏废。其次介绍了史家的四长，吸收并整合了前人的观点，把德，才，学，识作为史家的四长，并且根据自己的主张，提出了史家四长的顺序应该是史德，次史学，又次史识，最后才是史才。史德要求忠实，对史学工作者要求家所应具备的“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这也是其所谓“通人”应有的基本素质。史识强调观察力，要有从全部到局部的观察力，也要有从局部到全局的观察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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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4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4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5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6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128页
史才强调专门讲作史的技术。最后梁启超做了五种专史的概论，提出可做的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以及断代的专史。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中还详尽地论述了有关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以及断代的专史等的撰写方法。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史学研究方法之外，总之，该书在批判和改造封建史学的基础上，吸收了近代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变革，对后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梁启超史学思想转变的历史根源。
1.从小受封建旧学的影响，摆脱不了封建思想的束缚。
梁启超1873年2月出生于广东新会。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梁启超从小就饱读经、史，十二岁即中秀才，十五岁进广州最高学府学海堂肄业，十七岁中举人。可以说梁启超从小接受的就是系统而又严格的封建旧学，这也奠定了其学术思想的封建理论基础。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封建史学理论在梁氏思想中已根深蒂固。封建史学思想在梁氏早期的文章中,已有一定体现。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氏提出:“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
【7】也”。这些封建史学理论思想基础,决定了梁氏后来无论如何学习和借鉴西方,都不可能真正脱离其早年所培植的中国封建传统思想之土壤。
在史学研究理论上,梁起超继承了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的学术研究方法,并且十分推崇乾嘉考据学派的史学研究思想,称其“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科学的精神”,甚至西方学者所
【8】运用的分类、比较、归纳等“科学方法”,“乾嘉学者，莫不备之”。在梁氏的史学研究理
论中,关于历史文献史料的鉴别和分析方法,即来自于清代乾嘉考据学。这决定了梁起超来创立并宣传的新史学和其新史学思想,并不可能完全抛弃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思想,相反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
2.开始接触西学，力图变法图强。
十九世纪末西方史学逐渐传入中国.梁启超于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在回粤的路上经过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梁启超开始逐渐了解西方，并开始接受了西方的先进的思想。
同在1890年，梁启超结识康有为，拜康有为为师。“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请业于南
【9】海之门”。协助康有为编撰《学伪考经》、《孔子改考制》等重要著作。梁启超开始转变为宣传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维新战士,走上了以“经世”为目的,参与“译本西籍”,兼收中西方文化的道路。
1895年梁启超赴北京参加会试, 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办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6年在上海任《时务报》主笔,连续发表《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论中国积若由于防弊》、《论君民政相嬗只理》等宣传变法的文章,成为维新派中极具影响力的宣传家。其著作编为《引冰室合集》。梁启超在《变法通义·论译书》中指出,中国的传统旧史“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而西方史学“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在这【7】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转引自《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
【8】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转引自《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梁启超:《三十自述》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转引自《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甄娜 刊于论》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 【9】
《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
一阶段,梁氏所接触到的西方史学理论知识虽然很有限,但这却动摇了传统的史学思想观念。从另一方面来看,梁氏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说,“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学而言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可见,梁氏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仍坚持以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为本位,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观点。“中体西用”的史学思想观点,成为梁氏进行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教育的指导思想。梁氏这一阶段的治史活动,是以“中体西用”作为根本的思想基础。
1898年，梁启超回京参加“百日维新”。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
3.亲身接触西学，批判和改造旧史学。
1898年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开始对封建史学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批判。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地主阶级。故其效果,亦一知其所期,助或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比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指出旧史学的服务对象是有限的，常为封建帝王一家一姓做传。“他开始对封建史学的种种弊端予以尖锐的批判。其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了封建旧史学的四弊二病,即: ‘知有朝不知有国家’, ‘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 ‘知有陈迹而不知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的四大弊端和‘能铺叙而不裁’,‘能因袭而不
【11】能创作’的两大弊病。针对种种弊病,梁大声疾呼‘史界革命’,要求改造封建旧史学。
为此,他还了改造封建旧史学的建议:首先,要反对‘帝王中心论’和统观,把旧的封建史学从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中解脱出来,为国民服务,养成国家思想,‘助成国民性’的发展,以使中族对世界有所贡献。其次,‘要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的历史。’历史不当只是与死人,与已朽之骨较短量长,褒恶,表彰忠孝节义之类,而应重视群体活动,与现实生活联来,使历史为当前的社会现实生活服务。再次,重新厘定史围。他认为,当代史学应从包罗万象、庞杂无度中分离出来,才能集中精力求得史学的进步。第四,对历史应该进行‘纯客研究’,摒除主观偏见。强调史家必须‘裁抑其主观,而忠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史为手段’,这样才能有
【12】良史和信史出现。”
正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梁启超才形成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史学思想。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这一阶段，梁启超进一步全身心的投入到史学研究中，阅读大量近代的中西方的书籍，开始对史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史学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更新更全面的观点。从注重通史的研究，转到了注重专史的研究。
1927年，梁启超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1月在北京病逝。
梁启超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中国近代的史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正确的指导思想,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中国史学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中国历史史料“则有如矿山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其“蓄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足”。
【10】
【11】【10】【13】也就说明了梁启超这二十多年的史学思想的变化，是个逐渐积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转引自【12】《浅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袁军,唐莉娟 刊于《华商》2008年 第16期。
【12】《浅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袁军,唐莉娟 刊于《华商》2008年 第16期。
【13】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十三》转引自《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
累完善的过程。他这一严谨的治史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参考文献：
1.《试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田筠 刊于《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 第24卷 第4期。
2.《浅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袁军,唐莉娟 刊于《华商》2008年 第16期。
3.《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岳晓萍，李健萍 刊于《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5卷第1期。
4.《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甄娜 刊于《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
5.《学术转型期的困惑》——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姚玳玫 刊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12月 第6期。 学校联合学报》2005年5月 第7卷 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