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本佳人 奈何做贼：腐败现象的文化批判》选摘
第一章 “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
一
郭沫若的不少论著和史学观点曾引起学界争论，比如扬李(白)抑杜（甫）、古史分期、《胡笳十八拍》的创作权等，包括名声很大的《甲申三百年祭》。自1944年郭氏写此书到现在，又一个甲申年过去了，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或用做于“干部必读”，或列为党校教材，久行不辍，对其中的一些学术问题也争论不断。不光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大家熟悉，当年国民党也组织文人对这本书进行过口诛笔伐。在中国近代史上，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也是不多的。
毛泽东盛赞郭老此书，并以之作为延安干部整风的读物，其意当鉴于李自成大军入京后所犯错误，以告诫全党不可忘乎所以，这和他重视黄炎培向他提醒的一句警语：“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亦是同理，只不过郭文更具形象罢了。今天，《甲申三百年祭》一书，还是反腐败研究中被大家经常引用的经典。
我对郭文也颇喜欢，经常翻看。文中这样一段文字颇有意思，这是郭文转引的资料，源于《剿闯小史》：
伪军师宋矮子同制将军李岩私步出长安门外,见先帝柩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道经过。
岩谓宋曰：“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
宋曰：“彼等纱帽原是陋品，非和尚之品能超于若辈也。”
岩曰：“明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廷试，然后观政候选，可谓严格之至矣。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多见也？”
宋曰：“明朝国政，误在重科制，循资格。是以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皆各思自保。其新进者盖曰：„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头。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此科制之不得人也。而旧任老臣又曰：„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此地位，大臣非只我一人，我即独死无益。‟此资格不得人也。二者皆谓功名是自家挣来的，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无怪其弃旧事新，而不相关也。”
其时，李自成大军刚刚入北京城。大将刘宗敏在吴宅搞绑票，逼得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丞相”牛金星“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宋献策（引文中的宋矮子）、李岩是李自成队伍中头脑比较清醒的。战火还没熄灭，已经在思考后人所说的“赶考”问题了。
纱帽（官员）本来是政权的维护者，满朝公卿谁不享受朝廷高爵厚禄，怎么国家有事不为之效力，反而争先恐后地举起白旗呢。不要说对旧主子的感恩，连起码的人情也不顾，崇祯上吊时，只有一个太监在身边。满朝文武都到哪里去了，不但不救驾，“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道经过”。先主尸骨未寒，都已争先恐后入新朝拜新主了。
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原因很多。宋献策认为，误在重科举制，循资格。这里涉及了官员选拔制度和官员质量的关系。宋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出不了良吏，只能出劣官、出贪官。
二
一百多年前，具体说来是1905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这一年的9月2日（阴历八月初四），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等六疆臣给清廷上了道奏折，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清廷诏准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亦即停止。袁世凯是旧式人物，一脑瓜子封建迷信，此时的清廷更是腐朽的像座快要塌了的破庙，怎么会如此大胆创新，把中国千年的老例给改了，动了中国政治体制的根基，这在现在看来也是大气魄、大手笔。其实，当时这样做是时代潮流使然，大势所趋，是当政者不得不做的事。不过，制度是废了，可是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这延续了1300年的封建社会头号制度，是耶非耶，至今还争论不休。2005年，恰逢废除科举制一百年，学界曾有一次集中的争论。争论的一致结论当然是没有的，在众说纷纭中有一点倒是大家认可的，那就是科举制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而且是一种政治制度，一种选官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必然与官场体制、官场政治联系在一起，也与中国官场中的历史通病——腐败密不可分。
中国的科举制创立于隋。隋前的魏晋时期，还是一个“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门第观念很深的社会。那时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在各州郡选择“贤有识见”者的官员任“中正”。中正以家世、道德、才能为标准查访评定人才，将他们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作为朝廷用人的依据。这种用人制度最大的弊病是讲门第，即“血统论”。选用人时，家世是第一位的。魏晋后期，随着社会发展，中下层的中小地主成为一股新兴力量，他们有了政治诉求，希望走上政治舞台。统治者从巩固政权角度考虑，也试图淡化社会等级界限，改革用人办法。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规定采用考试方法选择官吏，科举制诞生了。“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平民通往权力中枢的路开通了，科举制使穷酸书生，在一夜间翻身成为了可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于连的野心在欧洲贵族国家只是欲望，在我们这儿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了。
科举之妙，如唐太宗所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唐太宗站在城楼上，看考生鱼贯而进入考场，捋着胡子，高兴地说出了这句名言。科举制的施行，实现了对士人阶层，并由士人阶层扩展到整个社会阶层的有效驾驭。“天下英雄”统统入轨，纳入体制内，别的道路走不通。这是防止知识分子不轨的一个釜底抽薪的好办法，统治者对社会的控制力大大加强了。
科举制建立在儒家文化的坚实基础上，迎合了士子的个人奋斗愿望。从表面上看，人人平等，人人都有盼头，赢了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输了是你自己不努力的结果，怨不得谁。“天下英雄”都赶上了这座独木桥，一方面是挤得大部分都掉下河去，另一方面是没有其他路可走，明知通过这座独木桥的可能性很小，也只能往上挤。你想另辟蹊径，只能成为另类，社会不认可。就像现在单位录用人，正规学历是第一条，你说我没上过大学，但本事很大，谁认可你，人家会问，你本事很大，为什么没考上大学？
从表面上看，科考内容主要是经义，是儒家那一套东西。儒家讲的是道德，重在“德育”。十年寒窗，“吾日三省吾身”，保证良好的品行应该没问题了。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士子读书的目的并不是修身，而是功名，为做官，为发财。就像《官场现形记》中方氏家塾的那位先生所说的那样：“中举之后，一路上去，中进士，入翰林，好处多着哩！”“入了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钱赚；还要坐大堂打人；出起门来，开锣喝道。”读书，入考，当官，发财，千百年来，中国人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士人学子付诸行动，普通民众的脑子里也是认可这条路是正统，其余的路都是旁门左道。
科举制使中国人当官发财的欲望成为可能，反过来，又加深了中国人的当官发财思想。当官发财，天经地义，中国人老说要统一思想，就当官发财这一点来说，最能统一国人思想，不但尽人皆知，而且占据大脑的最深层。1916年，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陈独秀在《新青年》中以犀利笔触写道：
“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做官以张其威，发财以逞其欲。一若做官发财为人生唯一之目的。人间种种善行，凡不利此目的者，一切牺牲之而无所顾惜；人间种种罪恶，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无所忌惮。”
做官发财思想是万恶之源。陈独秀分析认为：“此等卑劣思维，乃远祖以来历世遗传之缺点（孔门即有干禄之学），与夫社会之恶习，相演而日深”，结果是“无论若何读书明理之青年，发愤维新之志士，一旦与世周旋，做官发财思想之触发，无不与日俱深。浊流滔滔，虽有健者，莫之能御”。 “做官发财”这一观念已演化为我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思维定式，成为国民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阻碍我民族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负面心理因素。芸芸众生往往陷入对“做官发财”既痛恨又羡慕的怪圈——痛恨正在“发财”的贪官污吏，同时又在羡慕中梦想有朝一日，风水轮流转，我也同样发大财。因此，欲塑造现代之国民，必根除这种“做官发财”的传统意识。那么，科举制何以导致升官发财观念？我们下面来分析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