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第一章
我怀着满腔的惶恐，提笔记录我的生平故事。童年往昔仿佛被笼罩在一层金色迷雾般的面纱之下，要将这面纱揭开，确实让我感到一种无端的犹豫。写自传本身就是一个困难的工作。当我回首，试着辨识自己最初的印象，发现由于年代久远，早已经分不清哪些是自己的经历，哪些是自己的想象。女人总是凭想象来描绘自己的童年经历。在我生命之初的某一些印象显得格外生动鲜明，而另一些则模糊不清。更何况，一些童年的喜怒哀乐早已经被渐渐淡忘；有些事情在我早期教育中曾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是它们在我每次有重大发现时的情绪激动之后，逐渐烟消云散了。因此，为了避免冗长乏味，我将选择一些在我看来最有趣和最有意义的情节，来讲述我的生活。
1880年6月27日，我出生在美国阿拉巴马州北部一个静谧的小镇——塔斯康比亚。
我的祖先是来自瑞典的卡斯帕·凯勒，他来到美国后，定居在马里兰州。在我的瑞典祖先中，有一位是苏黎世最早的聋哑儿童教师，曾写过一本关于聋哑人教育的专著。尽管以血统论涵盖一切是不正确的，但不得不说，这位祖先和我之间还真是一个神奇的巧合。
我的祖父，也就是卡斯帕·凯勒的儿子，来到了阿拉巴马州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并最终决定定居下来。我曾听说，祖父每年都要特地从塔斯康比亚骑马到费城去采购一次农业用品，姑妈至今还收藏着许多祖父写回来的家书，这些家书中生动有趣地记载了他旅行中的所见所闻。
我的祖母的父亲是亚历山大·摩尔的女儿，他是拉法耶特将军的副官。她的祖父是亚历山大·斯波兹伍德——早期弗吉尼亚殖民地的一位总督。她还是罗伯特·E·李将军的表亲。
我的父亲亚瑟·H·凯勒，曾是南北战争时的南军上尉，我的母亲凯特·亚当斯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比他年轻好多岁。我的曾外祖父本杰明·亚当斯与苏珊娜·古德赫小姐结婚，在马萨诸塞州东北部的纽伯利波特住了好些年，生下了查理·亚当斯，之后迁到了阿肯色州的赫勒拿。南北战争爆发后，查理·亚当斯加入了南部联军，还当上了准将n他与露西·海伦·埃弗雷特小姐结婚，这位小姐与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博士是同一个家族的。战后，他们迁到田纳西州的孟菲斯。
在病魔夺走我的视力和听力之前，我们住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一共只有两间——间正方形的大房间和一间仆人住的小房间。按照当时南方人的习惯，人们常常会在自己家旁边加盖一间屋子，以备不时之需。南北战争之后，我的父亲也盖了这样一间小屋，他和母亲婚后就住在这里。房子周围花草丛生，整个小屋完全隐没在葡萄树、玫瑰、金银花之中。从花园里望去，简直像是一座树枝搭建的小凉亭，小小的走廊掩映于黄玫瑰和南方茯苓之中，成了蜂鸟和蜜蜂的乐园。从我家的老宅子走到这座小小的蔷薇凉亭只需几步路。由于我们家的树木和栅栏上都爬满了美丽的英国常青藤，因此被邻居们称为“常青园”。这古色古香的花园是我童年的天堂。 甚至在我的老师莎莉文小姐到来之前，我就已经常常依靠摸索那围成方形的黄杨木篱笆，慢慢地走到庭院中，依靠嗅觉寻找紫罗兰和百合的新蕾。有时，我大发一通脾气之后，也会去那儿寻找慰藉，把我滚烫的脸埋在清凉的枝叶中。当我在这花园里陶醉地漫步，偶然碰到一棵美丽的葡萄树，依靠指尖轻触它的叶子和花朵，认出它就是由那缠绕在花园尽头那摇摇欲坠的凉亭顶上的藤蔓延伸而来，这一切是多么的快乐啊!还有那绵延的铁线莲，含羞的茉莉，和那罕见的花瓣像翅膀般的蝴蝶百合，都让人格外地喜爱。但所有这些花卉中，最可爱的一定是玫瑰了。在北方的温室里，我从来没有发现这种南方家乡特有的美妙的蔓生玫瑰。这种玫瑰在门廊上长长地垂挂着，清香在空气中肆意地弥漫，一点尘土的气息也没有。清晨时分，她们被朝露洗净，摸起来是如此柔软、如此纯净，我不禁想，这不就是上帝花园中的长春花吗? 当我呱呱坠地之时，我和其他的小生命并没有什么不同。我来到这个世界，观察着，挣扎着，就像每个家庭中初生的婴儿一模一样。为了给我起名，家里展开了一场讨论。给家里的第一个孩子起名必须得慎之又慎，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赞同这一点。父亲提出给我起名为米尔德里德·坎贝尔，这是他十分敬重的一位祖先的名字，他觉得这个名字很好，不必再讨论姓名问题了。而母亲却坚持想要让我用外祖母出嫁前的名字——海伦·埃弗雷特。然而当父亲抱我去教堂受洗时，他过于激动，把这名字给忘记了。这也很正常，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他喜欢的名字。当牧师问他孩子的名字时，他只记得曾决定用外祖母的名字，但他把名字说成了海伦·亚当斯。
后来人们告诉我，当我还在襁褓中，就已经表现出某种好学和好表现的气质。不管别人做什么事情，我总要模仿。六个月大的时候，我已经能够说“你好”，而且有一天，我还清楚地说出了“茶，茶，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甚至在我生病后，还记得早前学会的一个词——“水”，在我失去语言能力之后，我还时常会发出类似“水”这个词的声音。直到学会拼写这个单词之后，我才不再用“哇一哇”声来表示水。
他们告诉我，一周岁生目的时候，我已经能够走路了。母亲刚把我从浴缸里抱出来，我突然被光滑的地板在阳光下闪烁跳跃的树影深深地吸引了。我从母亲怀中滑了下来，几乎是奔跑着去追逐那影子。冲动过后，我摔倒在地，哭着要母亲抱我起来。
好景不长。明媚的春天里，莺歌燕舞，令人心醉。繁荣的夏天里，果实累累，玫瑰满园。收获的秋天里，草黄叶红，气候怡人。时光飞逝，三个美好的季节匆匆而过，记忆是它们留给一个活蹦乱跳、咿呀学语的孩子的最美好的礼物。在来年阴郁的二月，夺走我视力和听力的病魔降临了，它狠心地把我推人了婴儿一般的懵懂深渊。经医生诊断，我患的是急性的胃充血和脑充血，几乎可以说是被判了死刑。但在一个清晨，高烧突然悄悄地退去了，就像它发作时一样无声无息。全家都欢欣雀跃，但就连医生也没想到，渐渐地，我将再也不能用眼睛和耳朵来感知这个美好的世界了。现在，我还依稀能够记起那场生病时的情形。特别是我的母亲，当我因高烧而在病榻上痛苦煎熬时，她用温柔的抚慰支撑着我渡过难关。我还记得，当疼痛和迷乱把我从半睡中拽醒，我把视线从日渐暗淡下去的光亮上移开，沮丧地去看那墙壁。但是，除了这些仅存的记忆——如果这些片段真算得上是记忆的话——这一切都显得很不真实，仿佛只是一场噩梦。渐渐地，我习惯了周围的沉默和黑暗，忘记了生活原本并不是这样的，直到我的老师_莎莉文小姐到来，我的精神才能自由驰骋。在生命之初的十九个月里，我看见过宽广的田野和明亮的天空，我看见过青翠的树木和茂盛的花朵，这些美丽的记忆不是失明所能够抹去的。只要我们曾经看见过，“那日子，和那日子向我们展现的一切，都是属于我们的”。
第二章
我不太记得生病后的几个月发生了些什么。我只知道，我不是坐在母亲的腿上，就是拉着她的裙角，随着她忙里忙外操持家务。我用手去触碰每一个物品，感受每一个动作，就这样我明白了许多事物。不久之后，我感受到需要与人沟通，并开始做一些简单的示意动作。摇头代表“不”，点头代表“是”，拉表示“来”，推表示“去”。如果想要面包，我就做出切面包和涂黄油的动作。如果想要在晚餐的时候吃冰激凌，我就做出制作冰激凌的动作，并打几个冷颤。另外，母亲也能成功地让我明白她的想法。当她想让我帮她拿东西的时候，我总能明白，飞奔到楼上或者其他任何她指示的地方去拿。确实，母亲的慈爱和智慧是我在那漫漫长夜中最明亮、最温暖的灯盏。
渐渐地，我懂得了很多周围发生的事情。五岁时，我学会了把从洗衣房拿回来的干净衣服折起来放好，而且我还能辨别其中哪些是我自己的衣服。从母亲和姨母的梳妆打扮中，我能知道她们是要出门，并且总是会吵闹着要一起去。当家中有亲戚朋友来访时，家人总是会叫我出来见见他们。他们离开时，我会向他们挥手告别，我还模糊记得这种手势的意义。又一次，几位客人来拜访我的母亲，我感觉到了前门的开合和其他一些昭示着有客人光临的声音，于是我突发奇想，在大家反应过来之前冲上楼，去换上自己喜欢的会客的衣服。我模仿着其他人对镜贴花黄，往头发上抹油，在脸颊上扑粉，用发夹在头上别上一块面纱，遮住脸，一直垂到肩膀上。之后，我又在自己的小细腰间围上一条巨大的裙撑，在背后摇摇晃晃的，几乎要超出裙子的褶边。我就带着这身装扮下楼去帮忙接待客人。 我已经想不起，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但我可以肯定那是在我的老师到来以前。我已经发现，当母亲和其他朋友想要什么的时候，不是像我这样用手比划，而是用嘴交谈。有时我站在两个交谈着的人中间，触摸他们的嘴唇。但是我完全不明白他们的意思，这让我非常生气。于是我也动动我的嘴唇，并且大打手势，却还是枉然。这让我感到出离愤怒，于是就歇斯底里地大声叫嚷、乱踢乱闹，直至声嘶力竭。
我想，在我淘气的时候，其实心里是有数的。比如我知道，踢保姆埃拉，她是会伤心的。等到气消之后，我就会有些后悔。但是当又有不顺心的事情时，我就会忘记上次的这种后悔，依旧会无理取闹。
那些日子里，我有两个朝夕相处的好伙伴，一个是我家厨师的女儿——黑人小姑娘玛莎·华盛顿，另一个是一条了不起的老塞特猎犬——贝利。玛莎·华盛顿能理解我的手势，让她去做我想要她做的事，简直没有任何困难。我以欺负玛莎为乐，而她在我的淫威之下也总是逆来顺受，从不冒险跟我正面冲突。我身体强壮、动作敏捷，毫无顾忌、有恃无恐。我很清楚自己的脾气，总是想怎样就怎样，甚至可以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大打出手。我们在厨房里消磨了很多的时光，捏面团、帮忙做冰激凌、磨咖啡。我们会为了一根擀面杖而大吵一架，也会一起给聚在厨房台阶旁的母鸡和火鸡喂食。有些家禽很听话，它们会在我手上啄食，让我触摸它们、感受它们。有一次，一只大个子的雄火鸡从我这抢走了一只番茄，带着它跑了。也许是受到“火鸡少爷”之成功的启发，我们抢走了厨师刚烤好的蛋糕，蹲在柴堆边吃了个精光。之后我生了场大病，不知道那只火鸡是否也遭到了这样的恶报。
珍珠鸡喜欢在偏僻的地方筑巢，而我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在深草丛中摸寻珍珠鸡的蛋。我不能用嘴巴告诉玛莎·华盛顿我想要去找蛋，但是我会把手叠在一起，放在地上，意思是草地里有某种圆圆的东西，玛莎总是能懂。当我们够幸运地找到了珍珠鸡的窝，我决不允许玛莎把蛋带回家，而会以明确的手势告诉她，如果她拿着蛋回家，路上不小心跌倒的话，蛋就会被摔碎。
对于我和玛莎来说，贮藏粮食的仓库、拴马的厩槽、早晨和夜晚各挤一次奶的牛栏，全都是最有趣的乐园。挤奶工人在挤牛奶时，会让我把手放在奶牛身上。而我也常常为自己的好奇付出代价，受到牛尾巴的一顿鞭打。
一直以来，为圣诞节的庆祝活动做准备都是我的一大乐事。当然，那时我并不完全知道圣诞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我喜欢家中弥漫着的愉快气氛，喜欢大人们为了让我和玛莎保持安静而分发给我们的小点心。即使大人们觉得我们是他们准备工作的绊脚石，这种嫌弃也丝毫不影响我们的快乐。他们同意我们研磨香料、挑选葡萄干、舔净用来搅拌过的调羹上留下的食物残渣。我也会像别人一样，把我的长筒袜挂起来；但我并不记得自己真的对这圣诞节的仪式感到有趣，也不记得自己曾有过被好奇心驱使凌晨爬起来看礼物的经历。
和我一样，玛莎·华盛顿也是个喜欢恶作剧的主儿。在一个炎热的七月下午，两个小女孩坐在走廊口的台阶上。一个黑若乌木，绒毛般的头发被一根鞋带束起，就像很多螺丝锥长在头顶。另一个皮肤白皙，留着长长的金色卷发。一个孩子六岁，另一个约摸八九岁。小一点的那个是个盲童——就是我——而另一个就是玛莎·华盛顿。我们坐在台阶上，忙着剪纸娃娃。但是不一会儿我们就玩腻了这种游戏，于是我们就剪碎了自己的鞋带，又去剪那些伸手可及的金银花叶。突然，我的注意力被玛莎那一头“螺丝锥”所吸引了。她起初先是拒绝，但是最终还是妥协了。考虑到游戏的公平性，玛莎抓起剪刀剪下了我的一撮卷发。要不是母亲及时发现并制止，可能我的、满头金发都要牺牲在她的剪刀下了。
贝利——我的另一个好伙伴，那只老猎犬——又老又懒，喜欢呆在火炉旁打盹，而不愿意跟我玩。我竭尽全力教她我的手语，可她又没天分又不认真。有时她也会兴奋地跳起来颤抖不止，看起来精神抖擞，好像看到了猎物一般。我搞不懂她这是在干吗，但我可以肯定她没听我的指挥。这让我很不快活，这手语课程也就进行不下去了，只好给她几拳作为结束。之后，贝利就会爬起来，伸个懒腰，轻蔑地哼两声，走到壁炉的另一边重新躺下。而我，又累又失望，只好去找玛莎玩。 关于童年，一些片段还是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尽管零碎，但却清晰可辨，让我在没有声音、没有光明，看不见未来的生活里，能够更强烈地感知这个世界。
有一天，我不小心把水泼到自己的围裙上，便把围裙撩起，在起居室暖炉上那闪烁的火苗上烘烤。我嫌这样裙子干得不够快，就朝暖炉凑了过去，直接把裙子摊在暖炉的灰烬上。突然，火着了起来，我被包围在火焰之中，围裙、衣服，统统都被烧着了。我惊恐地大叫，老保姆维尼闻声赶来，用一条毯子把我裹住，几乎使我窒息，但是火总算是扑灭了。幸好除了手和头发之外，我被烧得并不严重。 大约就是在这段日子，我发现了钥匙的用途。一天早上，我把母亲锁在储藏室里，而仆人们都在其他地方干活，母亲就不得不在那个鬼地方呆了足足三个小时。她在里面不停地用力敲门，而我却坐在走廊台阶上，感受着敲门带来的震动而快活地咯咯直笑。这是我最为调皮的一次恶作剧，由此，我的父母决定尽快请老师来管教我。于是我的老师莎莉文小姐来了，然而不久之后，我就找机会把她也锁在了房间里。那天，母亲叫我上楼送东西给莎莉文小姐，然而一把东西递给她，我就迅速地锁上了房门，并把钥匙藏在了客厅角落的衣柜下面。我坚持不肯说出藏钥匙的地方，任何人都拿我没办法。父亲不得不找来一架梯子，把莎莉文小姐从窗户那儿接出来，我当时真是得意坏了。直到几个月之后，我才把钥匙交了出来。
在我五岁左右的时候，我们从那个爬满藤蔓的小房子里搬了出来，迁进了一幢崭新的大房子。那时我们家除了父亲、母亲之外，还有两位与我同父异母的哥哥，后来，家里又添了一口人——小妹妹米尔德里德。我对父亲最初的清楚记忆，是有一次，我踩着一大堆报纸，走到他跟前，发现他独自举着一张大大的纸，把脸都遮住了。我觉得很奇怪，想知道父亲在干什么。于是我也学着他的样，举起一张纸，甚至戴上他的眼镜，以为这样就能明白其中的奥秘了。然而很多年我都没搞清楚。再后来才知道，这些纸都是报纸，父亲是其中一家报社的编辑。
父亲是一个宅心仁厚，热爱家庭的人。除了打猎的季节之外，他很少离开我们。人们告诉我，他是一个优秀的猎人，是一个有名的神枪手。他爱他的猎犬和猎枪，仅次于爱他的家人。他非常热情好客，几乎有些过分，难得见他回家而不带客人。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他的大花园。据说，那花园里的西瓜和草莓是全县最好的，他总是会带给我最早熟的葡萄和最上等的浆果。我还记得他带着我在果林和瓜田中散步时，怜爱地抚摸我，想尽办法让我开心。
他还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在我学会了写字之后，他常常会费劲地在我的手上写下一个个绝妙的故事。而最令他高兴的事情，莫过于看我复述他讲过的那些奇闻异事。
1896年，正当我在北方享受那夏末的美好时光，忽然传来了父亲去世的噩耗。他患病时间不长，在经过一阵急性的发作之后，很快地去世了。这是我第一次品尝到极度悲伤的滋味，也是我第一次经历亲人的离世。
我该如何描述我的母亲呢?她跟我太过亲近了，以至于我反而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很长一段时间，我把我的小妹妹看作一个人侵者。我知道，我不再是母亲唯一的宝贝。这种想法使我的心中充满了嫉妒。她依偎在母亲的膝上，而那原本是属于我的位置，她似乎夺走了母亲全部的关怀和时间。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夺走母爱之余再加上人格侮辱。
那时候，我有个爱不释手的娃娃，后来起名叫南希。她是我发脾气时最无助的牺牲品，被我玩得破烂不堪。我有许多会说话、会眨眼的娃娃，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可怜的南希。她有一只摇篮，我常常在摇篮边摇她玩，一摇就是一个小时以上。南希和她的摇篮都是我最小心守护的宝贝。然而有一天，我发现小妹妹正舒舒服服地睡在那只摇篮里。可以想象，一个并不讨我喜欢的家伙竟然敢如此放肆，这让我勃然大怒，冲向摇篮要将它推翻。幸好母亲及时赶来接住，否则小妹妹可能就要掉在地上摔死了。当时的我已经又盲又聋，处在双重寂寞的低谷之中，几乎感受不到亲热的语言、怜爱的行为和伙伴间的感情。但是后来，当我恢复了人类固有的天性时，我和小妹妹米尔德里德变得惺惺相惜，无论 第三章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自我表达的渴望也在不断地膨胀。仅有的几个手势渐渐地不够用了，无法让别人理解的苦闷使得我经常大发雷霆。我感到仿佛有许多无形的手紧紧地抓住我，而我拼命地挣扎，想要获得自由。我挣扎——是那种无济于事的挣扎，仅仅出于我身上强烈的反抗欲望；我常常歇斯底里地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如果母亲正好在身旁，我就会一头扑进她的怀中，伤心欲绝，以至于连为什么生气都忘记了。后来，由于我想要与人沟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我天天都要生气，有时甚至每小时都要发一次火。
我的父母深感痛苦，然而又不知所措。我家离任何一所聋哑学校都很远，看样子也不会有谁愿意到塔斯康比亚这样偏远的地方在教一个又盲又聋的孩子。事实上，亲朋好友们都怀疑我是否能够接受教育。母亲在狄更斯的《美国人札记》里找到了一丝希望，她曾读过他关于劳拉·布里奇曼的报道，依稀记得她也是又盲又聋，却还是接受了教育。但她也记得另一桩令人绝望的事实，那就是发明盲聋人教学方法的豪博士去世多年，他的方法也许在他身后早已失传；即便没有失传，一个身处阿拉巴马州偏远小镇的小女孩，又如何能接受到这样的教育呢? 在我大约六岁时，父亲听说在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已经成功治愈了好几个似乎毫无希望被治愈的病人。父母立即决定带我去巴尔的摩，去看看我的眼睛到底还有没有救。
我记得很清楚，这次旅行非常愉快。我在火车上结交了许多朋友。一位女士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在这些贝壳上穿了小孔，方便我用线将它们串成一串。我玩了很久，感到极大的快乐和满足。列车员也很和蔼，他常常在值勤时让我拉着他的衣角，随他一起去检票。他还让我玩了他的剪票器，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很好的玩具。我蜷缩在座位的角落里，在一张张卡片上打出小孔，一玩就是几个小时。
在去巴尔的摩的路上，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个大娃娃，但它不成样子，堪称滑稽可笑。这个被匆忙造就的娃娃，既没有眼睛和耳朵，也没有嘴巴和鼻子。纵使小孩子有最丰富的想象力，也还是想不出那如何能被看作一张脸。有意思的是，对我来说，娃娃没有眼睛比其他所有缺陷加起来的总和给我的打击还要大。我固执地向每个人指出这个问题，希望他们能想想办法，但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帮那只娃娃安上。眼睛。这时，我脑中灵光一闪，问题解决了。我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在座位下面摸索，终于找到了姑妈那缀着大珠子的披肩。我扯下两颗珠子，示意姑母将它们缝在娃娃的脸上。姑妈牵着我的手去摸她的眼睛，询问我是否是这个意思。我使劲地点了点头。她把珠子缝在了恰当的位置，我高兴坏了；但是没过多久，我就对这娃娃失去了兴趣。一路上，我一次脾气都没有发，因为有层出不穷的事情能够吸引我，我的大脑和手指一刻也不得闲。
我们到达巴尔的摩之后，齐夏姆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然而对我的病，他也无力回天。不过他说我是可以接受教育的，并建议父亲带我去华盛顿，咨询亚历山大·格雷汉姆·贝尔博士，也许他能够向我们提供盲聋儿童学校和教师的相关信息。按照齐夏姆医生的建议，我们立即赶往华盛顿去拜访贝尔博士。这一路，父亲心情沉重、满怀顾虑，我却沉浸在四处旅行的兴奋和愉快中，对父亲的苦闷毫无察觉。虽然我当时只是个小孩子，但是一接触贝尔博士，就感受到了他的和蔼和仁慈，一下子就明白了为什么人们会对他那样的尊敬和爱戴。他把我抱起来，让我坐在他的膝上，让我玩他的手表。他让手表响起来，好让我感觉它的震动。我知道他懂得我的手势，这使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了。可是我做梦也想不到，这次见面将会成为我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孤独走向友谊、知识和爱的转折点。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给波士顿帕金斯学校的校长安纳格罗斯先生写封信，请他为我觅一位启蒙老师。帕金斯学校是豪博士曾经孜孜不倦地工作过的地方。父亲立刻去了信，没过几个星期，我们便收到了安纳格罗斯先生热情洋溢的回信，告诉了我们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已经找到老师了。这是1886年夏天的事，而莎莉文小姐翌年三月才来到我家。
从此，我就像摩西走出了埃及，站在西奈山的面前，一种伟大的力量抚摩我的灵魂，并赐予它光明，让我能够看到许多奇迹。我听见来自这神圣山峰的声音在说：“知识是爱，是光明，是美景。”
第四章
让我永远铭记的最重要的日子，就是我的老师安妮·曼斯菲尔德·莎莉文来到我身边的那一天。每当我想起这之前和这之后的两种生活竟然有着如此的天壤之别，我就会感到十分惊奇。那是1887年3月3日，离我的七岁生日还差三个月。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下午，我站在门廊上，默默地期待着。从母亲的手势和屋子里忙碌的氛围中，我隐约猜到会有什么非比寻常的事情发生。午后的阳光透过覆盖在门廊上的金银花，洒在我仰起的脸颊上。我的手指无意识地在熟悉的叶子和那些为迎接美好的南方春天而怒放的花朵上触摸着。我不知道未来会给我怎样的奇迹和惊喜。愤怒和痛苦已经折磨了我好几个星期，我已经意志消沉，无力再作激烈的挣扎。
你曾经在浓雾笼罩的大海上航行过吗?当你和你驾驶的巨轮，一齐被包围在这苍茫昏暗之中，你惶恐不安地用铅锤和探深绳寻找方向，竭力摸索着向岸边驶去。此时，你的心是否会因为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怦怦直跳?在接受教育以前，我就如同这艘船一般，只是我连罗盘和探深绳都没有，无从知道海港究竟离我多远。我的灵魂无声地哭喊道：“光明!请赐我光明!”而就在这时，爱的光明照亮了我。 我感到有人向我走来。我以为是母亲，便向她伸出了手。有人握住了它，把我抱起，紧紧搂在怀里。她就是向我揭示一切，超越其他所有一切来爱我的那个人。
翌日早晨，老师带我走进她的房间，给了我一个娃娃。这是帕金斯学院的盲孩子们送给我的，而且是劳拉·布里奇曼亲手缝制的；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我玩了一会娃娃之后，莎莉文小姐在我手心慢慢地拼写下了“d-o-l-l”(娃娃)这个单词。我立刻对这种手指游戏充满了兴趣，并试着模仿老师那样做。当我终于成功地将字母拼写正确之后，巨大的欢乐和骄傲把我淹没了，我高兴得涨红了脸。我飞奔下楼，向母亲摊开手掌，在手心拼写“doll”给她看。我不知道这是在写字，也并不知道世界上有字这种东西；我的所作所为只是像猴子一般用手指模仿。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用这种自己并不理解的方法，学会了拼写许多单词，比如“pin”(针)、“hat”(帽子)、“cup”(杯子)，还有一些动词，比如“sit(坐)、“stand”(站)、“walk”(走)。在老师到来几个星期以后，我才明白，世间万物都有一个自己的名字。
一天，当我在和我的新娃娃一起玩的时候，莎莉文小姐把我的大布娃娃放在我腿上，然后也在我手心拼写“d—o—l—l”(娃娃)，想要让我明白，“d－o－l－l”(娃娃)这个单词适用于这两个娃娃。这天一大早的时候，我们就为了“m—u—g”(杯子)和“w—a—t—e—r”(水)这两个单词发生了争执。莎莉文小姐想让我明白“m—u—g”是“杯子”，而“w—a—t—e—r”是“水”，但我却偏执地将它们混为一谈。她只好无奈地中止这个话题，但逢上机会就要重复。终于，我对她这种不断重复的尝试很不耐烦，一把抓起那个新娃娃狠狠地摔在地板上。当感觉到娃娃的碎片在我脚边时，我心里可真痛快。爆发过后，我既不难过，也不内疚。我对这个娃娃，本来就没有爱。在我这个寂静黑暗的世界里，不存在强烈的温柔情感。我感觉到老师把娃娃的碎片清扫到炉边，一种满足感油然而生，因为那引起我不安的因素消失了。她给我拿来帽子，我知道我要出门去沐浴温暖的阳光了。这种想法——如果无言的感觉也能称为是想法的话——使我欢欣雀跃。
我们沿着小路，朝井房走去。路上，我们被满屋顶的金银花的芬芳馥郁深深吸引。有人在抽水，老师把我的手放在水管口下。当冰凉的水从我的指尖流过时，她在我的另一只手上写下了“水”这个单词，起先写的很慢，然后又快速地写了一遍。我呆呆地站着，全神贯注地感觉着她指尖的动作。突然我恍然大悟，依稀想起了某些本已被．我遗忘的东西。像开窍一般，我一下子明白了语言的奥秘。于是我明’白了，“w—a—t—e—r”(水)正代表着这流过我指尖的奇妙而凉爽的东西。这个鲜活的单词唤醒了我的心灵，给了它光明、希望和快乐，让它得到了解脱的自由。是的，障碍仍然存在，但它一定能被及时清除。
我离开了井房，渴望着能学到更多。世间万物都有一个自己的名字，每一个名字都能生出一个新的念头。回屋的路上，我感觉自己接触到的每一样东西都仿佛带着生命的悸动。那是由于我带着一种崭新的视野来看待各种事物的缘故。进门的时候，我想起了被我弄坏的娃娃，我摸索着来到炉边，捡起那些碎片。我试图把它们拼凑起来，却只是徒劳。我的眼里含满了泪水；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做了怎样的错事，这是我生平头一遭感受到悔恨和内疚。
那一天，我新认识了许多单词。虽然不能完全记起是哪些，但我知道，其中一定有“mother”(母亲)、“father”(父亲)、“sister”(姐妹)、“teacher”(老师)——对我来说，这些词语让世界变得美好了起来，“像亚伦的花仗”。当这值得纪念的一天过去，我躺在自己的小床上，回味着这一天给我带来的快乐时，这世界上简直没有比我更幸福的孩子了。并且，我第一次有了盼望明天到来的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