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以来,运城市综合治理协会组织市委和各县(市、区)协会成员,对农村社会治安状况进行了一番调查,发现一些好的典型和存在的问题。总的讲,当前农村的治安总体来说是稳定的,但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在部分村也还不时出现一些矛盾和纠纷。这些矛盾和纠纷,既有过去多年来经常发生的传统类型,又有随着社会发展和进步带来的新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传统类型的矛盾仍是当前农村矛盾纠纷的主流
1.家庭矛盾纠纷。主要是婚姻问题和赡养纠纷。这类矛盾纠纷仍是高发态势,在一些农村占到百分之六七十。现在的青年人思想开放,对待婚姻比较草率,有时容易见异思迁,甚至导致婚姻解体,往往形成两个家庭的矛盾。在一些山区农村,大龄男青年对象难找,便用高聘礼形成事实婚姻。由于婚前缺乏了解,婚后感情基础不牢,有的甚至一年半载便离婚。而解除婚姻关系后因退聘礼形成经济纠纷或子女抚养纠纷,甚至大打出手,形成恶性案件。赡养纠纷多发生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儿女们在赡养老人方面你推我不理,使老人和子女们关系紧张,婆媳反目为仇,纠纷不断。
2.邻里矛盾纠纷。一是宅基地容易引发事端。如某村两户人家因公墙问题发生纠纷,盖房一方按照“先盖压墙,后盖压房”的民俗,在两家的公用墙上盖房,引起邻家不满,故意往对方新建的墙上泼水,使房内潮湿不堪。盖房一方为此动手打人,引起了双方家人斗殴打架。二是土地纠纷。土地承包后,农民视土地为命根,连畔种地的双方有时为一寸土地而争闹不休。有一个村村民甲某栽果树时间早,栽树时与连畔种地的乙某协议各从地界起让出2米。但到乙某栽树时由于其他原因,只能从地界起留1米。为此两家又商定,乙某允许甲某从自己地里走路,甲某每年给乙补偿50元。但随着果树长大,乙某怕伤了果树,不让甲某在自己地里走,因此发生了纠纷,争吵不断。
3.干群矛盾纠纷。这类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一些农村财务、村务不公开,群众对干部清廉上有怀疑而形成的矛盾,这类矛盾在城郊村和经济发达村比较普遍。如永济市张营镇因财务问题,2003年发生上访19起,2004年上访20起。其中北陶、张营等4个村,数百名群众4次敲锣打鼓到镇政府,干群关系一度极为紧张。再是因选举问题透明度不够造成干群关系紧张,有时还夹杂着一些家族矛盾。如有一个村从“*”开始形成两大家族矛盾延续至今,前年村委换届中两大家族都希望自己家族的人当村委主任,争得你死我活。选举后,没有当选的一族成了村里的“在野派”“反对派”,在一些重大事项上多次形不成一致意见,影响了该村的稳定和发展。还有的村干部作风不民主,在一些重大村务问题上不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或是虽经过村民代表会议,但往往又是走一下形式,多数村民很有意见。再有就是在一些敏感问题的处理上有时不周到,也容易使一些村民不满意。如有一个村的妇女主任李某某在办独生子女光荣证时按政策规定向县上报了张某某应领此证。但上级复查时有的群众提出张某某已出嫁不是本村人,不应领独生子女光荣证,于是县上就没有给张颁发此证,张某某便非常生气,对妇女主任意见很大。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出现的新型矛盾
1.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这类矛盾多发生在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或是新农村建设搞得比较好的村。如一些农村因调整产业结构需调整一些村民的土地,涉及到土地的质量、地块的远近、地上附着物的调整,一些村民一时想不通很容易形成“顶牛”现象。还有些村引进外资兴办企业,涉及到土地征用,一些村民只看眼前利益,而看不到长远利益,对征用自己承包田也一争再争。再如一些大型的惠民工程要征用不少农民的责任田,这些农民看到是国家出钱,便漫天要价,达不到目的便刁难施工,有时间还闹到群众上访。还有较为普遍的是新农村建设中,硬化巷道需将一些建在巷道的厕所移回院内,村民不愿意;为了统一搞绿化需把一些村民栽在门前的树木移开,个别村民也会有意见;村里扩大电网栽电杆需占用村民的一点耕地,一些村民怕影响机械耕作而阻挡施工。这些矛盾和纠纷,虽不是什么大事,但处理不好也容易引起事端,造成上访。
2.村民与企业之间的矛盾。一些企业为了弥补被占用土地农民受到的损失,往往就地雇用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工资发放上不时产生一些纠纷。一些企业不重视环保,高污染、大噪音、污水排放等容易与所在村的村民在赔偿问题上意见相左,产生矛盾和纠纷,甚至形成群体事件。
3.惠农政策执行中引发的矛盾。近年来,国家相继在粮食直补、农村低保、医疗保险、退耕还林、学校免除学杂费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政策,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但在执行中,有的面积核实不准,有的补助标准不到位,有的搭车扣款,一些群众很有意见,不断上访。有的在执行中不够公开、透明,村民不放心,一怕干部弄虚作假,二怀疑干部照顾亲友,也容易引发上访告状。再是个别群众对政策不理解或吃不透,借这是个“高压线”和热门话题,时不时就乘隙上访。
村民与政府之间存的矛盾
1.一些涉及民生的问题久拖不决,容易造成矛头指向政府的群体事件。涑水河流经运城市6县(市、区),曾经是沿线居民的“幸福河”“救命河”。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沿河两岸相继建起了化工厂、化肥厂、农药厂、造纸厂、玻璃厂等,把大量的污水和有害物质排进河道,使涑水河变成了一条“臭水沟”和“黑水河”,沿河两岸空气污染,臭味刺鼻,令人窒息,既不能浇地,更无法饮用。近年来,沿线居民多次向上级反映,各级领导也多次视察,中央、省、市电视台也曾多次曝光,但污染依旧,没有改观。沿线村民多次拦车告状,赴京上访,村干部对此只能劝阻,却无力解决,长此下去,随时都可能导致成与政府公开对抗的群体性事件。
2.行政机关、企业单位相互推诿或不作为,群众的正当诉求得不到回应,往往引起民怨,激起群众联名上访或聚众闹事。如运城热电厂租赁西郊李店铺365亩土地,协议承诺给村里架设专用线路、劳力工用村里人;并以每亩每年60元补给村里60岁以上老人。可电厂建成了,承诺却没有兑现,在交涉未果的情况下,终于酿成上百名村民到电厂静坐的群体事件。还有市区西城道路扩建和常硝渠改造占地赔偿不到位,引发市民拦车挡道,政府只得出动警力疏导交通,闹得沸沸扬扬。
3.政府出台的一些文件、政策,前后不衔接,甚至矛盾,基层在执行中无所适从,极易引发群体事件。2003年陕西恒兴果汁有限公司在临猗景家卓村建厂,租用21户村民土地并签订了协议。2007年中央有关政策不允许以租代征,又以每亩3万元、共213万元征用了这71亩地,并把款全部划拨到景家卓村的账户上。但这些钱如何分,却产生了新的矛盾。按照晋政发[1994]18号文件规定,村里人人有份;但根据晋政发[2005]182号文件精神,给集体留20%后,征谁的地将钱分给谁。于是被征地的21户和未征地的50户两种意见截然相反。21户尤其是被征最多的几户按[2005]182号文件规定,强烈要求征谁的地将钱分给谁;而占全村多数的50户不答应,理由是村委会已给被征地的21户调整了土地,应该按[1994]18号文件执行。这个问题闹得村干部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一遇“两会”或大型活动,村民就上访告状,至今问题得不到解决。
引发矛盾纠纷的原因
通过调查可知,当前农村的各类矛盾纠纷,呈现出内容多样化,主体多元化倾向,成因错综复杂,综合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些农村干部认识上有误区,只重视抓发展经济,而往往忽视矛盾纠纷的排查和调处。
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少农村干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树得不牢,在抓经济工作上苦思冥想,费劲了心血;而对于发生在身边的矛盾纠纷却重视不够,认为那不过是一些小事、琐事,影响不了大局。因而在矛盾排查工作上投入精力不够,在矛排网络建设上安排力量不足。有些虽有矛盾排查网络,但形同虚设,实际工作还是无人抓。这样,一些小纠纷就会酿成大问题,小矛盾也会拖成大麻烦。
二、不少村级干部的素质与农村飞速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
当前行政命令的手段不能用了,启发式、诱导式的工作方法还不习惯,往往问题来了,干部们束手无策,群众就只好到上级机关上访。还有不少村干部文化素质低,加之法律知识缺乏,因而在农村理政、理事能力不强,处理不当;有的村干部工作方法简单,遇事我行我素,不能耐心地去做群众工作,久而久之,小纠纷也容易酿成大矛盾,甚至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还有一些群众对基层干部不信任,或有成见,有了问题也不愿找他们解决,而是越级上访。
三、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村的管理机制不健全,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弱化,也是导致农村矛盾纠纷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民有了更多的自主经营权,从而对集体依赖弱化。加之一些基层干部在形势下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重视不够,放任不管。这样,就使一些人法制观念淡薄,集体观念淡化,遇事一不合自己的心意就上访告状。
四、一些基层干部作风不民主,村务、财务不公开,群众缺乏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往往导致部分群众上访告状。
有些基层干部办事有魄力,工作有主见,开拓精神强,但是这类干部往往在办事、处理问题时容易自作主张,缺乏民主作风,导致部分群众有意见。有的农村基层干部认为自己黑里白里为村民,不贪不沾,两袖清风,因而就不把村务、财务公开当回事,时间长了,部分村民也会因为不知情而心存猜疑,甚至上访告状。
五、传统的伦理道德被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一些人心目中淡薄。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农村中矛盾纠纷多发的婚姻问题、赡养纠纷大都属于这一类。当前各种思潮活跃,有些良莠不分,鱼目混杂。在这种情况影响下,一些青年人偏离了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优良传统,盲目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视结婚离婚为儿戏,再加之现在外出打工的青年多,有的长期两地分居,缺少感情交流,带来感情不和等家庭危机时有发生,这是婚姻家庭纠纷增多的主要原因。当前,农村的孝道文化衰落,家庭代际关系失衡,家庭伦理地位也发生错位,爱子不养老,使原本代际之间强有力的纽带关系变得非常松散,家庭养老失去了约束机制,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在下降,这是赡养纠纷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法制宣传不到位,精神文明建设还有死角死面,这也是一些农民有矛盾纠纷不找法律而找上级找领导的重要因素。
虽然经过了多年的普法教育,农民的法制观念普遍得到了提高,但中国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人治观念在一些农民头脑中还根深蒂固,他们总盼着“清官”政治,遇到矛盾纠纷不是从法律上找根据、寻答案,而是乐于往上级跑,找领导、寻大官、要批示,以为有了领导的批示就是得到了“尚方宝剑”,解决问题就有希望了。所以,只要自己的要求没有满足,就一次次上访,结果小问题拖成了大问题,容易解决的问题反而越弄越复杂,形成了缠诉、缠访。
解决对策
调查结束后,运城市综治协会和各县(市、区)分会都对调查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针对矛盾纠纷的类型、产生原因和工作中的不足,提出了各自的建议,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深化改革,发展经济,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通过大量事实调查表明,经济发展快的地方,农村的矛盾纠纷就相对少一些;经济不发达的村庄,反而矛盾相对多一些。具体到村民家中也大致如此。所以,各级党委、政府应当在指导、扶持发展农村经济上下工夫,解决好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农民发家致富。社会财富增加了,人们的心胸也就容易开阔一些,宽广一些,许多矛盾纠纷也就迎刃而解。
二、狠抓组织建设,建立一个高素质的村级领导班子和一支有责任心的调解队伍。调查的事实说明,发生矛盾纠纷较多、上访较多的地方,往往是由于村级班子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所以,在农村两委换届选举时,要严明纪律,防止贿选、拉选票和家族势力操纵选举的情况发生,真正把具有较高政治思想素质、文化科技知识、领导协调能力、责任意识强、法治意识浓、治理水平高的人选入两委班子。对已入选的两委班子,还可采取岗前帮带和在岗培训的方式,加强培训,使他们尽快具有履职的知识和技能。同时,要真正解决调处工作有人抓有人管的问题,村、组的排查调处网络必须健全,可吸收身体好的老党员、退休回村的老干部、老教师,挖掘这样一批宝贵的人才资源,利用他们的经验和威望,发挥他们的余热,形成一个完善的调处网络,进一步做好矛排调处工作。
三、创新制度建设,不断推动农村矛排调处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像在基层已普遍实行的“双述”(述职述廉)、“双代管”(各村的财务、账务由乡镇会计中心统一代管)和“两公开”(村务公开、财务公开)、“三民主”(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制度,实践证明确实是改善干群关系、减少矛盾纠纷的好办法。各地在工作中还可继续摸索和实践,总结出一些具体的配套措施,并认真落实到日常工作中,使矛排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这样,矛排工作就必然会在减少矛盾纠纷方面发挥出巨大功能和作用。
四、进一步强化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不断改善和提升农民的精神风貌和法制观念。各级政府应当继续加大对农村新文化建设的投资扶持力度,加大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宣扬力度,加大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教育力度。要继续倡导“好家庭、好夫妻、好子女、好儿媳、好公婆”评选活动,还可树立一批道德模范,进行现身说教,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现在不少党政领导习惯于通过批示、指示、打招呼来解决上访问题,或是用金钱去息访息诉。所以还应不断强调法制的权威,使老百姓真正懂得有了矛盾纠纷不能一味靠找上级领导解决,而要通过司法渠道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各级党政领导要牢固树立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理念,把解决矛盾纠纷引导到依法办事的正确轨道上来。
五、建立解决诉求渠道,让一些群众的不满情绪得到合理宣泄。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孙怀山在一次信访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一些地方提出的零上访目标或接返劝阻上访群众、甚至动用警力控制老上访户的做法,虽然在维护稳定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但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存在着掩饰矛盾、害怕矛盾暴露的习惯性思维。所以,要提高我们各级领导的心理承受能力,要允许社会矛盾得到正常显现,不要一出现矛盾纠纷,就草木皆兵,那只会让我们产生错觉、失去警觉或是矛盾越积越多,越积越深,处理起来就越是困难,将会使问题更复杂化。所以我们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建立群众利益诉求的渠道,倾听群众诉求,也要允许他们说一些过激的话,发泄一些不满情绪,待他们冷静下来后再进行入情入理的教育和引导。同时,县、市、乡镇主要领导不要回避上访者,可以直接与他们对话,对于尽快解决上访者的问题,也是大有益处的。
六、属于村、镇级解决不了的矛盾纠纷,市、县(市、区)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应及时调处解决,给群众一个合理合法的答复。跨地区的或涉及到政策性问题而产生的一些矛盾纠纷,村级解决不了,也无权解决,上级领导或有关职能部门应着力解决。如涑水河沿线村庄的污染问题、临晋景家卓村的土地征收款的分配问题、运城热电厂租用李店铺村土地承诺未兑现问题、盐湖区西郊杜家村因城西道路扩建土地租赁款未能完全到位问题,以及村民与驻村企业、公司产生的矛盾问题。这些矛盾纠纷都已发生过多次,而且是群体性事件,乡镇或者村委会根本无力来解决。像在热电厂静坐的上百名李店铺村民,被盐湖区西城办领导好说歹说总算是劝回去了,可热电厂依然故我,不兑现协议中的承诺。村民忍得了一时,但忍不了长久。所以,我们认为,在矛盾排查工作中既要讲“谁家的孩子谁抱走”,又要讲“谁家的责任谁解决”,这样才能使一些基层解决不了的问题得到合理解决,解决不了就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