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作为一个科学家的爱国情怀
荣正通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钱学森能取得卓越的科学成就，成为世界知名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是与他对祖国的热爱分不开的。爱国主义这条主线贯穿了钱学森的传奇人生。
热血青年立志报国
在北师大附中就读期间，钱学森在无意中得知来自农村的同学都是在来北京的路上第一次看到火车。他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觉得祖国的交通太落后了，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富强起来？钱学森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决意日后攻读火车制造专业，设计制造中国自己的火车，力行实业救国。1929年从中学毕业后，他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的铁道机械工程专业。
当钱学森如饥似渴地求学时，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了。日军飞机对上海市区进行了狂轰滥炸，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认识到飞机与制空权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中国当时没有像样的航空工业，急需航空工程方面的人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钱学森决心争取出国留学，以后做一名优秀的飞机设计师，为国防建设贡献绵薄之力。这是钱学森的第一次改变专业方向。1934年暑假，钱学森考取了清华大学的赴美公费留学，专业是飞机设计。在赴美留学前，清华大学安排他去各地实习，以补习相关知识。在飞机修理厂，钱学森亲眼目睹中国空军的落后，发誓要在美国学会制造飞机的全部知识，回来造出最先进的飞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
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前夕，同学们纷纷赠言留念，期待他学成归来，报效祖国。临行前，钱学森向交通大学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表露过自己的心声：“现在中国政局混乱，豺狼当道，我到美国去学技术是暂时的，学成之后，一定回来为祖国效力。” 戴中孚赞许道：“你的想法很好。中国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学成归国后是大有可为的！”
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留学。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后，他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刻苦学习，只用一年时间就拿下了航空硕士学位。因为学工程一定要到工厂去实习，而当时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因为种族歧视都不欢迎外国人，所以钱学森硕士毕业后继续深造航空工程面临困难。此时的钱学森已经不满足于做一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程师，还希望成为一名有雄厚理论基础的技术科学家，直接站在科学技术的最前沿。于是，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追随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世界著名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这是钱学森的第二次改变专业方向。1936年10月，钱学森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此后，钱学森在航空工程理论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不仅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还迅速成长为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1937年春，同学弗兰克·马林纳邀请钱学森加入“火箭研究小组”。钱学森从此踏上了航天之路，并很快成为小组中的理论专家。1938年，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将军要求加州理工学院研制火箭助推器，使军用飞机、特别是重型轰炸机能从航空母舰及太平洋小岛的短跑道上起飞。钱学森意识到这项研 1
究有助于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便与马林纳等人毅然改变研究方向，全力以赴研制火箭助推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钱学森先后参与研制了美国的“二等兵”固体燃料导弹、“女兵下士”探空火箭和“下士”液体燃料导弹。1945年5月，钱学森随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赴欧洲重点考察了德国的火箭技术，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研究资料。考察结束后，科学咨询团编写了题为《迈向新高度》共9卷带有展望性的报告，为美国战后飞机和火箭导弹的发展提出了长远的规划蓝图，其中有5卷为钱学森执笔。此时，他的研究重点已经从航空领域逐渐转移到航天领域，因为他认识到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更适合优先发展导弹，而不是飞机。这是钱学森的第三次改变专业方向。
人无志不立，非立志无以为君子。钱学森在选择专业方向时必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他将赤诚的爱国情怀融入到学习和工作中，将个人的兴趣爱好与祖国的迫切需要紧密结合，三次改变专业方向都是为了更好地报效祖国。
冲破罗网毅然回国
钱学森曾经说过：“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呆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旅美期间，他时刻思念着多灾多难的祖国。当时，钱学森在将风洞原理用于风车发电的实例计算中，所选取的高度是从海平面起到海拔八千米以上。这正是祖国的自然条件，其爱国热情可见一斑。正是因为钱学森心中充满了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当新中国召唤他回国效力时，不论是丰厚的物质待遇和优越的科研条件，还是牢狱之灾和长期软禁，都不能动摇他的决心。
1949年春，中国的解放事业胜利在望。此时，钱学森也正处于事业的第一个巅峰。他在这年成为加州理工学院终身受聘的“戈达德教授”，并担任“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当时钱学森的年薪大约为1.2万美元，相当于1955年时的29541.6元人民币，换算成月薪为2461.8元人民币。他回国后的月工资是331.50元，这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已属于“高工资”。钱学森还兼任美国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和美国航空喷气公司顾问等职，美国海军军械研究所当时是搞火箭导弹的。钱学森每个星期到这些单位去一次，指导他们解决工程中的难题，并得到一笔装在信封里的美元。他们一家的生活，在当时一般美国人眼里是优越的，就是在美国科学界也是上乘的。然而，钱学森根本就没有准备长期在美国生活。1989年，他在国防科工委和中国科协祝贺他获得“小罗克韦尔奖”时的讲话中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一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美元也不存，他们听了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49年5月20日，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中区负责人葛庭燧转来了中共党员曹日昌于5月14日写给钱学森的信，转达了即将解放的祖国召唤他返国服务，领导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的殷切希望。钱学森兴奋地开始准备回国。为此他要求退出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和辞去美国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但他的要求直到1949年底才得以实现。
1949年中秋之夜，庄逢甘、罗沛霖等中国留学生围坐在钱学森周围，共度传统佳节，热烈商讨归国计划。同年，在看到香港《大公报》关于新中国的相关
报道后，钱学森以儿子永刚的名义购买了500美元的胜利公债。
1950年8月，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已经买好回国机票的钱学森被禁止离开美国。9月7日，钱学森遭到美国司法部的无理逮捕，被关押在特米诺岛联邦调查局监狱长达15天。期间，钱学森收到非人的折磨，不仅瘦了15斤，还暂时失去了说话能力。钱学森在被朋友保释出狱后仍无人身自由，在美国羁绊达5年之久。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继续对他进行监视和跟踪。钱学森每月必须到移民归化局去报到一次，以证明他没有逃离美国。他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洛杉矶，想到其它地方必须向移民局申报。期间，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为查清钱学森是否是共产党员，多次举行所谓的“听证会”。在一次听证会上，钱学森郑重声明：“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
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机智地给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陈叔通写了求援信，告知自己迫切期望回国参加建设，但遭美国政府阻挠、有国难归的困境，希望中国政府给予帮助。在祖国的关怀下，钱学森在8月5日终于接到可以离境的通知。得知最快启航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只有三等舱船票，他决定马上购买，只求能够早日回国。
9月17日，钱学森登船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今后我将竭尽全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十·一”过后，克利夫兰总统号上的归国人员商议过港时应该向新闻界发表一份书面声明，钱学森参与并领导了这一活动，发表了《向祖国致敬》一文。
10月8日，在香港九龙火车站候车室里，有一个香港记者用英语提问，钱学森说：“我想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讲中国话！”记者解释说：“我只会讲广东话和英语。”钱学森回答：“我想普通话在中国用得很普遍，而你是中国人，应该学会讲普通话!”这段对话深刻地反映了钱学森多么看重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
这一天，钱学森一家人终于抵达了深圳海关，回到了祖**亲的怀抱。为了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钱学森在美国整整斗争了五年。在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里，他的拳拳爱国之心犹如一盏明灯，刺破笼罩在周围的黑暗，照亮了漫长而艰难的回国之路。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回国后不久，钱学森被中国科学院安排去东北考察。当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时，学院院长陈赓大将问道：“钱先生，您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不假思索，脱口而答：“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同样能够造的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陈赓听到这句话，开始十分惊异，继而十分高兴，他握住钱学森的手说：“好！钱先生，我就是要您这句话！”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科技水平都很低，党中央知道钱学森是一个世界知名的火箭专家，所以向他咨询中国到底能不能自己搞导弹火箭？历史的重担压在了钱学森的身上。他敢于非常确定地说可以，一方面是基于他对科学技术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是因为爱国主义思想赋予了他无穷的动力。
此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关怀下，钱学森很快就投身于中国的导弹和航天事业中。周总理让他写个意见书，谈谈具体怎么干，要多少人力、物力。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要白手起家地搞导弹，难度可想而知。然而，钱学森对此充满了信心，精心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面对巨大的压
力和殷切的期望，他满怀爱国热情，勇于承担责任，保证完成任务。
经过努力争取，苏联在1957年10月15日同意帮助中国仿制四种导弹。不料，随着中苏关系剧变，苏联在1960年7月16日突然撤走了全部专家，给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导弹仿制工作造成了一定困难。党中央果断决定，要自力更生地发展我国的尖端技术。8月的一天晚上，钱学森来到聂荣臻元帅家，两人坐在沙发上久久没有说话。终于，聂帅打破了沉默，问钱学森：“你觉得我们的事业能够顺利地继续下去吗？”“能！当然能！”钱学森坚定地回答。他来找聂帅就是要表这个态：下定决心，不惧万难地造出中国的导弹。此后，钱学森带领广大科技人员自主创新，艰苦奋斗，克服了无数技术和非技术的难关，解决了苏联人遗留下来的许多难题，终于在11月5日仿制成功近程导弹。
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钱学森家的食品供应也很紧张，他却主动提出来减工资。有一次，五院调进一批猪肉，聂荣臻办公室专门打电话交代给钱家半边猪。钱家的炊事员每次到食堂割一小块，切成肉末，放在菜里，以便细水长流。炊事员看到钱院长工作劳累，营养不良，人瘦了许多，心里难受。于是有一天他割了一大块肉，做了一锅红烧肉，想给首长补充点营养。当他把红烧肉端到饭桌上时，平时和颜悦色的钱学森，一下子把脸沉下来，严肃地说：“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全国人民都生活困难，连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了，你居然给我做红烧肉！党性到哪里去了？”炊事员见首长生气了，而且批评得这么严肃，只好把红烧肉又端下去，还是像往常那样，剁成肉末，吃了好几天。
上世纪60年代末，在一次发射试验中，因为准备工作出现问题，发射被推迟到第二天凌晨。到了深夜，大家都劝当时已近60岁的钱学森离开指挥大厅去休息，但钱学森却坚持要留在指挥岗位上。指挥大厅非常简陋，除了几个桌子板凳，连个沙发椅都没有。钱学森便和大家一样，搬来两个木板凳并在一起，和衣躺下休息。几个小时后，钱学森又精神抖擞地坚守在指挥岗位上了。
我国国防力量的迅速增长是与钱学森的出色工作分不开的。他把自己的科学知识全部转化为保家卫国的高科技武器装备。在那特殊的年代，钱学森从来没有对艰苦的生活条件有过半句怨言。一个人的生活条件从低水平改善到高水平很受欢迎，但是自愿放弃富裕生活而从此过上简朴、清贫的生活，并且乐在其中，就难能可贵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无比热爱使他能够坦然地面对各种困难，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聂荣臻元帅曾高度评价钱学森：“总是艰苦奋斗地工作，艰苦朴素地生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呕心沥血培育英才
在中国航天事业艰难的起步阶段，最缺乏的就是专业人才。钱学森是整个五院唯一的资深火箭导弹专家，注定是所有人的老师。他以自己的渊博学识和高尚品格，通过办学授课、开办研究班等多种形式，悉心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建立了一支品格优良、技术精湛的航天科研队伍，为中国航天事业的顺利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国的导弹研制就像一张白纸，许多与导弹相关的技术名词都是由钱学森翻译的。1956年，他亲自撰写了中国第一本航天教材——《导弹概论》，并开始举办导弹技术训练班。钱学森用这份讲稿，在五院成立前后，亲自向刚刚分配来的一百多名大学生和其他技术人员，深入浅出地讲授导弹的基础知识，启蒙了中国第一代航天人。
为了加快相关人才的培养，在钱学森的倡导与主持下，中国科学院力学所与清华大学于1957年联合开办了工程力学与自动化两个研究班。钱学森亲自讲授《水动力学》课程。这两个班一方面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从事工程力学和自动化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人员；另一方面也为航天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因为力学和自动化是航天的基础性学科。
1958年，中国科学院为了满足发展尖端技术的需要，创办中国科技大学。钱学森是科大筹备委员之一，还兼任近代力学系首任系主任。他聘请了全国最好的专家和教授讲授基础课和专业课，并亲自为学生讲授《火箭技术概论》课程。他还竭尽所能地资助贫困学生，改善办学条件。1958年，钱学森将所著的《工程控制论》（中文版）的稿费1000多元捐出，专门用于给学生买计算尺。1961年12月25日，钱学森又捐赠1.15万元资助中国科技大学购买实验仪器设备。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力学科研人才，许多人直接或间接为航天事业做出了贡献。
在回国后二十多年里，钱学森把大量的精力花在悉心培育年轻科技人员上，以至于几乎没有时间可以从事自己喜爱的纯科学研究。上世纪50年代末，工程力学研究班的同学有一次问钱学森：为什么他回国一两年没发几篇重要论文，他能不能在学术上带点头？钱学森说：“我不这样认为。我回来开了许多班，如果你们都能做研究，那么一百多人做的肯定比我一个人做的多，贡献也大得多。”学生们无不感动。在钱学森看来，为国家培养一批急需的人才，远比自己发表几篇著名的学术论文重要。
钱学森不仅无私地培养提携年轻人，而且在关键时刻敢于替他们承担责任。孙家栋院士曾回忆说：“钱老总是鼓励年轻人大胆发表意见，并且诚恳地说：‘你们的建议如果成功了，功劳是大家的；如果失败了，大家一起总结教训，责任由我来承担。’”
老骥伏枥心系祖国
上世纪70年末到80年代初，钱学森逐渐从科研一线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随即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此时的钱学森内心依旧火热，头脑仍然睿智。他除了继续关心国防建设外，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国计民生上，对社会、经济、管理、教育、生态等问题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钱学森晚年的学术思想十分活跃，涉猎学科非常广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在1978年，钱学森深感我国的组织管理水平落后，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于是，他对航天系统工程的实践经验进行了理论总结，在短短几年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讲演、书信，积极宣传和推广系统工程。钱学森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有史以来最复杂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用系统科学方法进行分析。1991年3月8日，钱学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建立国家总体设计部体系的建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钱学森始终站在世界科技前沿，以自己的远见卓识从战略上思考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他十分重视军事科学的研究，希望通过科学技术与军事科学的结合，更好地推动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从1979年起，钱学森倡导并指导军事运筹学和军事系统工程学的建立与发展，为军事科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他大力推广作战模拟技术，使我国的军事科学研究走出
了纸上谈兵和沙盘模拟的传统模式。
为了开发利用沙漠地区广阔的土地资源和丰富的阳光资源，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的贫穷落后状态，钱学森在1984年提出了沙产业的概念，即用高新技术在干旱半干旱区进行农业开发，形成既改善生态环境，又提高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1984年6月，钱学森结合内蒙古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又提出了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草产业的新思路。为了支持沙草产业的更大发展，钱学森不仅多次莅临有关会议鼓励支持与会代表加强沙草产业研究和实践，而且破例担任内蒙古、甘肃沙草产业协会名誉顾问。1995年1月，钱学森荣获“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这笔100万港元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钱学森就让秘书代写委托书，将钱捐给祖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2008年1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对钱学森的沙产业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
钱学森在晚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中国的人才培养问题。早在1989年，他就指出：“在21世纪，国与国的竞争，综合国力的比赛，最关紧要并有决定性的，是公民的教育文化水平。水平高的占优势；水平低的处劣势，甚至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在1991年，钱学森再次指出：“当代世界科技竞争最激烈的是人才竞争。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诸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才因素。” 2005年3月29日下午，钱学森在生前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提出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是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从2005年到2009年，每次温家宝总理来看望他时，钱学森都会强调培养杰出人才的重要性。
爱国典范科界楷模
钱学森曾说：“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他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与忠诚，自觉把个人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志向与国防科技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用自己的全部知识和聪明才智，为祖国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国防现代化服务。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赤诚的爱国之心赋予钱学森非凡的勇气和无穷的力量，使他在面对美国政府的百般刁难时坚贞不屈、英勇抗争，在面对众多的航天技术难题时不畏艰辛、开拓进取。长期以来，钱学森倾囊相授，甘当人梯，举贤荐能，为祖国精心培育了一批优秀人才。为了进一步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他在晚年广泛涉足各个学科领域，潜心研究，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在钱学森长达九十八年的人生画卷中，到处洋溢着挚爱祖国、心系人民的赤子情怀。
1991年10月16日，钱学森荣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在授奖仪式上，面对众多的镜头和闪光灯，他却显得并不激动，诚恳地表示：“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只有真正的爱国者，才能如此平静地接受国家的最高荣誉，因为他的最大心愿就是为祖国和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