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现当代诗歌
一、概述
现当代诗歌是“五四”运动以来的诗
歌，其主体是用白话写作，以打破旧诗词格律为主要标志的新诗。中国新诗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形成的。把“五四”以后的诗歌视为中国诗歌的一个独立阶段和特殊部分，称之为新诗。
胡适是新诗最早的开拓者，他主张：诗要“合乎语言的自然”，“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他把这种“诗探索”叫作诗的“尝试”，并概括为“诗体的大解放”。最早试验和倡导新诗的杂志是《新青年》，1917年2月刊出了胡适的白话诗8首。1920年胡适的《尝试集》出版，是第一部白话诗集。胡适的新诗主张直接导致了“自由体诗”的创作的热潮。冰心的《繁星》、《春水》，汪静之、冯雪峰等“湖畔诗社”的《湖畔》、《春的歌》，都曾轰动一时。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的《女神》代表了初期新诗的最高成就。
在新诗第一个十年间，继自由诗确立之后，格律诗的问题便被提出来了。最早提倡新诗格律化，“戴上镣铐跳舞”，并且在创作上取得了卓越成绩的当首推闻一多。闻一多于
1926年发表《诗的格律》一文，主张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更以自己的创作来印证，得到徐志摩、朱湘、陈梦家诸诗人的应和，迅速形成了以讲求格律为标志的流派，它就是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内的第二个诗歌流派，即“格律诗派”，也就是新月诗派。
与上述诗风不同，在二十年代后期的诗坛上被称作“诗怪”的李金发，是一位风格独具的诗人。他把源于法国的象征派诗艺引进中国来，打破程式，任意涂抹，刻意追求一种新奇神秘的色彩，以其奇特的意象，出人意料的丰富想像和自由联想，真实地表现了其身羁异乡的抑郁孤独。同样受到西方象征派诗风影响的还有著名诗人戴望舒，他的《雨巷》是现代诗的经典之一。
三十年代以继承与发扬革命文学传统的《新诗歌》最富有生气，它是由左联领导下的“中国诗歌会”主办，在全国各地开展起诗歌运动，提出了大众化的口号。他们看重的是诗的宣传作用、批判作用，在自我价值观念上，首先是战士，然后才是诗人，注意面向群众，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三十年代真正能够“把一代底精神，赋以活的呼吸，吹向来世”的，是臧克家的《烙印》和《罪恶的黑手》，艾青的《芦笛》和《向太阳》，田间的《给战斗者》这些发扬着现实主义战斗传统的诗篇。
在抗日的狂飙中，作为主流的革命诗歌斗志昂扬，“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以及躲在象牙之塔中的诗人，也投奔到了现
实中。“站在桥上看风景”的卞之琳到了西北战区，献出了他的《慰问信集》；从“画梦”里跃起的何其芳投向战斗的队列中，在《夜歌》里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早已宣告再也“没有写诗的兴趣了”的李金发，也写出《亡国是可怕的》这种明白如话的诗篇。艾青高擎着《火把》与诗人严辰一起，穿过《复活的土地》走向延安。
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民歌体新诗以及伴歌伴舞的剧诗也迅速兴盛起来，前者如李季《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漳河水》，后者如《兄妹开荒》、《白毛女》、《血泪仇》等等，都深受群众欢迎。在现实主义精神统摄下，多种表现手法包括现代派象征派的手法被广泛运用，连延安诗坛也不例外，更不用说“七月派”和后起的《九叶集》诸诗人了。《九叶集》作者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袁可嘉、穆旦，他们大多数还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九叶集》诗人在抗战后期以迄解放战争时期是最具代表性的。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新诗开始了新纪元。解放区、国统区的诗人以及随着新中国成立而出现的青年诗人，形成了建国初期的颂歌潮。郭沫若的《新华颂》、艾青的《国旗》、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臧克家的《有的人》、冯至的《我的感谢》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抗美援朝，反对战争，热爱和平也是这一时期诗歌的主题，田间的《雷之歌》、未央的《枪给我吧》、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艾青的《在智利的海岬上》等诗歌体现了这一时代精神。
五、六十年代的抒情诗代表是闻捷。他的《葡萄成熟了》等诗展现了新疆旖旎风光和少数民族的热情奔放。并在刻画爱情心理方面独到新颖，细腻动人。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是
五、六十年代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强烈的政治内容，鲜明的政治倾向，讴歌那个时代的火热的现实生活。他们不同程度受到了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自由的形式和抒情方式的影响。郭小川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共出版了《向困难进军》、《甘蔗林—青纱帐》等十部诗集。贺敬之以《放声歌唱》和《雷锋之歌》为代表。
1976年开始的新时期，首先出现的是波澜壮阔的现实主义诗歌潮流。抒真情，表达人民的心声，批判极左思想和封建主义，体现出诗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艾青、公木、公刘、曾卓、邵燕祥、雷抒雁、流沙河、白桦、杨牧、叶延滨等诗人活跃在诗坛上。艾青的《光的赞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张志民的《祖国，我对你说》、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等诗唱出了时代的心声。
朦胧诗公开出现在刊物上是一九八0年。朦胧诗人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思考十年*，多采用心灵独白以及曲折的象征、暗示和隐喻等方式来揭示时代悲剧给人造成的精神创伤，语言有了强烈的“陌生化”效果。朦胧诗的代表有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等。
北岛诗中以人本主义为价值核心的启蒙精神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回答》、《宣告》、《结局和开始》等诗的时代精神的郁结是最浓的。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致橡树》、《双桅船》等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大写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顾城的《生命幻想曲》、《一代人》、《远和近》、《感觉》、《弧线》等诗可以看到这一“童话诗人”精神世界的多侧面。经历了对*的批判与反思，他们转向历史文化寻根之作，后一个阶段的代表诗人是杨炼和江河。杨炼的《诺日朗》、《天问》、《敦煌组诗》、《西藏组诗》及《与死亡对称》是“文化寻根”诗的优秀代表作品。
90年代，“新生代”诗人走上历史舞台，这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有人称之为“第三代”，“先锋诗歌”、“实验诗”、“后新诗潮”等。“新生代”诗人的几个代表群体有：“非非”诗派，代表诗人是周伦佑、蓝马、杨黎、尚仲敏等；“他们”诗派，以韩东、于坚、丁当、吕德安、陆忆敏等为代表；“新传统主义”以廖亦武、欧阳江河为代表；“整体主义”的代表诗人是石光华、宋渠、宋炜与杨宏远。
新生代诗的整体特色是对朦胧诗建立的审美风格的反拨，他们普遍坚持平民主义的审美态度，进行“零度情感”的诗歌写作，反崇高，消除深度模式，消解善恶二元对立的价值模式，追求语言的戏谑与反讽等，如果说朦胧诗是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话，“新生代”诗歌就是中国的后现代状态的诗歌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