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骑士文学的异类《堂吉诃德》
又一个偶然又必然的机会，在预习《外国文学》时发现课本第三章的第二节介绍的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不禁有些暗喜，因为早在中学时代就有听老师提起过《堂吉诃德》这部小说，只是苦于一直没条件阅读，也是因为自身的惰性使然吧。于是，我马上有滋有味地看了起来。可是，我却没能看懂它在讲什么，我不甘心，就回宿舍用电脑搜了原著的电子版出来看，结果，我还是不太懂，只能等老师讲解。后来，上完课，看完相关视频，我终于有点读懂了，所以，我就有话想说了。
首先，读一部作品我们都会习惯性的先了解一下创作背景的，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它的创作背景。《堂吉诃德》于1605年出版，而十六世纪的西班牙是个激荡人心的时代，西班牙成为称霸欧洲的强大帝国，但其强盛非常短暂，很快便丧失了海上霸主的地位。在国内，封建贵族与僧侣还保持着特权，各种苛捐杂税繁多，使得贫富分配不均的现象更为突出，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书中堂吉诃德在游侠生活中的遭遇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抨击了教会的专横，揭示人民的困苦。作品第四章中，堂吉诃德在游侠之初发现，一个粗壮的农夫把一个十五岁左右的男孩绑在树上，脱光了他的上衣，用皮鞭抽打。堂吉诃德冲上去把孩子解救下来，可当他走后，男孩得到的是主人更加凶残的毒打。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当时的西班牙下层人民生活贫苦，盗贼横行，统治者对反抗者采用的刑罚往往极力严酷。在第六十章中，在前往巴塞罗那的路上，堂吉诃德和桑丘夜晚露宿在树林里，发现了一些被吊在树上的人，于是，他告诉桑丘：“这一带抓到逃犯和强盗，往往把二三十个一起挂在树上吊死。估计这儿里巴塞罗那不远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和下层民众的贫苦在作品中形成了鲜明对照。作品下卷关于公爵城堡的描写集中揭露了贵族阶级的腐朽实质：公爵夫妇闲得无聊，不惜耗费巨资以捉弄堂吉诃德主仆解闷。而劳动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中，过着地狱般的生活。桑丘就是因为贫困才不得不跟堂吉诃德外出冒险的。
虽然作者塞万提斯逝世至今已经有三百九十六年了，但其辛辣的讽刺，巧妙的艺术构思，引人发笑的夸张以及它包含的深刻的哲理，仍然吸引着广大的读者。《堂吉诃德》乍看似乎荒诞不经，实则隐含作者对西班牙现实深刻的理解。《堂吉诃德》原名《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作者在序言中申明：“这部书只不过是对于骑士文学的一种讽刺”，目的在于“把骑士文学的盘”完全摧毁。但事实上，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了作者主观意图的对骑士文学的讽刺和攻击。作者以史诗般的宏伟规模，以农村为主要舞台，出场以平民为主，人数近700多人，在这广阔的社会背景中，绘出一幅幅各具特色又相互联系的社会画面，尖锐地、全面地批判了这一时期封建西班牙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学、艺术以及私有财产制度，使它成为一部“行将灭亡的骑士阶级的史诗”，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名著。书中主要描写一个瘦弱的没落贵族堂吉诃德因迷恋古代骑士小说，竟像古代骑士那样用破甲驽马装扮起来，以领居家挤奶的姑娘为自己美赛天仙的心上人，再以矮胖的农民桑丘·潘沙做侍从，三次出发周游全国进行游侠活动。但因为他的战术荒诞可笑，因而闹了不少笑话，处处碰壁受辱，好心不得好报。终被打成重伤或被当作疯子遣送回家，揭露了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正在走向衰落的西班牙王国的各种矛盾，谴责了贵族阶级的荒淫腐朽，展现了人民的痛苦和斗争，触及了政治、
经济、道德、文化和风俗等诸方面的问题。
中国翻译家杨绛认为，这部作品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是作者创造了堂吉诃德和桑丘这两个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堂吉诃德的形象是一个多层面、多维度的立体，作为一种典型，它蕴含和揭示了许多本质的东西，而这些本质的东西往往是贯通历史的，具有着超越时空的普遍性。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出场的：我们的绅士快五十岁了，体格很强健，他身材瘦削，面貌清癯，他读骑士小说入了迷，发了狂，立志要当骑士，去行侠猎奇，把书里面的那些游侠骑士的行事一一照办。他的盔甲是硬纸拼起来的，备了一匹自取名为驽马辛难得，还给自己取了个不愧于骑士身份的名字：堂吉诃德，之后又确定了一个村姑作为心上人，称其为“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后来，他又说服了邻居作为骑士必不可少的侍从：“没什么脑子”，体型矮胖的农夫，桑丘·潘沙。这样的出场，我们看到了一个单纯无知、幼稚天真的小老头，他把一切看得很简单，对现实的认识也很简单，认为只要单枪匹马就能扫尽世间所有不平。世间的复杂，人心的丑恶他完全不了解。所以当他从地主的皮鞭下解救牧童的时候，丝毫没有想到会给牧童带去更大的灾难。因此，他的好心、他的行侠仗义也总是制造笑话。堂吉诃德是一个被嘲弄的骑士，但在小说中，他也是作为真正骑士的高度品德原则的体现者而现的。他坚信自己的理想最美、最好，是真理、是正义。他怀着锄强扶弱、济世救人的宏图大志，去和他认为是恶的东西斗争。例如，他攻打风车，因为他把风车当恶魔；他大战羊群，是因为要解救正在受难的骑士；就是他惩罚财主富农而使小雇工遭到皮肉之苦一事，也是出于一片善良之心。可以说，在他的一系列怪诞行为中，都包含着他对被奴役的人民的同情，包含着他对封建统治强权的反抗。他认为：“天叫我生在这铁的时代，是要我去恢复那金子的时代。”因此他自觉地去扫除暴行，承担艰险，完成自己的使命。他这一路行侠，干了很多荒唐事，体现了他大胆鲁莽，敢作敢为的特点。他有一套理论来为自己辩护：“我知道鲁莽和懦弱都是过失，勇敢和美德是这两个极端的中折，不过宁可勇敢过头而鲁莽，也不要勇敢不足而懦弱。挥霍比吝啬更接近慷慨的美德，鲁莽也比懦弱更接近真正的勇敢。”他的行为甚至比他的理论还要进一步，没有什么“巨人”、“魔怪”使他裹足不前，也没什么自然力量是他后退害怕，毫不畏惧冲向风车，面不改色打开狮笼向狮子挑战，这些惊人的壮举只有堂吉诃德才做得出来。然而，由于不估计自己的力量而为盲干，他勇敢过头的行动，往往只能以失败告终。
平常，堂吉诃德只要一谈到骑士道就神志迷糊，荒唐可笑。但是，只要不涉及骑士道的时候，他头脑清醒、明白事理，谈吐非凡，时时流露出人文主义者的真知灼见。他一路的谈话内容范围广泛，见解高明独到。除了对骑士小说了如指掌，对古希腊罗马文学、对圣经、对艺术理论也有精深的研究。同时，他在现实生活也不是完全无知，相反是常常一语道出生活的真谛。巴西琉新婚之时，堂吉诃德告诉他：“饥饿和贫穷是爱情的大敌”奉劝巴西琉先生从事正当营生，他擅长的那些玩意儿只能博得虚名，赚不了钱的。并且，他教导即将上任的桑丘，要关心穷人的疾苦，要办事公正，执法仁慈，不要徇私纳贿。堂吉诃德认为做文官的应该廉洁，做武官的应该勇敢，绝不可临阵逃脱；认为只应该在正义的战争中使用武力，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他还主张破除封建等级观念，认为王侯和平民的地位经常变换。王侯不争气，也会一代代衰落，而平民由于自身的努力，可以一步步上升，直到王侯。人的贵贱，不在地位或血
统，而在于个人品德的高尚或低劣。而人的品德靠个人自己努力，是内在的，不是外加的。这个人物的性格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是神志不清的，疯狂而可笑的，但又正是他代表着高度的道德原则、无畏的精神、英雄的行为，对正义的坚信以及对爱情的忠贞等等。他越疯癫，造成的灾难也越大，几乎谁遇到他都会遭到一场灾难，但他的优秀品德也越鲜明。桑丘本是为当“总督”而追随他，后看到无望仍不舍离去也正为此。堂吉诃德是可笑的，但又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化身。他对被压迫者和弱小者给予无限的同情。从许多章节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以热情的语言歌颂自由，反对人压迫人、人奴役人。也正是通过这一典型，塞万提斯怀着悲哀的心情宣布了信仰主义的终结。这一点恰恰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旧的信仰解体，新的信仰尚未提出的信仰断裂时期的社会心态。
堂吉诃德的侍从桑丘·潘沙也是一个典型人物形象。桑丘是一个以侍从身份出现的西班牙贫苦农民的典型。他是作为反衬堂吉诃德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他的形象从反面烘托了信仰主义的衰落这一主题。堂吉诃德充满幻想，桑丘则事事从实际出发；堂吉诃德是禁欲主义的苦行僧，而桑丘则是伊壁鸠鲁式的享乐派；堂吉诃德有丰富的学识，桑丘是文盲；堂吉诃德瘦而高，桑丘胖而矮。他，桑丘·潘沙是一个农民，有小私有者的缺点，然而到真正把他放在治理海岛（实际上上是一个村）的位置上时，他又能够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不贪污受贿。后来由于受不了贵族们的捉弄离了职。他说：“我赤条条来，又赤条条去，既没有吃亏，也没有占便宜，这是我同其它总督不同的地方。”朱光潜先生在评价堂吉诃德与桑丘这两个人物时说：“一个满脑子虚幻理想、持长矛来和风车搏斗，以显示出骑士威风的堂吉诃德本人，另一个是从美酒佳肴和高官厚禄中享受人生滋味的桑丘。他们一个是可笑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可笑的现实主义者。但是，堂吉诃德属于过去，桑丘却属于未来。随着资产阶级势力的日渐上升，理想的人就不是堂吉诃德，而是桑丘了。”堂吉诃德不是基于细节真实的毕肖描摹的卓越的典型形象，而是具有极大的夸张性、荒诞性，因而也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和寓言色彩的艺术形象。然而，透过这种荒诞正揭示了一种普遍性的状况：在现实社会中，大到国家（有报道说911后的美国就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小到我们每个人，都似乎有堂吉诃德的影子：堂吉诃德耽于幻想，脱离实际，缺乏起码的现实感，这种弱点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阶级阶层、不同修养阅历的人身上或多或少的存在着。
最后，我想借用尼日利亚著名作家奥克斯的一段话作为结束：他曾颇动感情的说：“人生在世，如果有什么必读的作品，那就是《堂吉诃德》。”是的，不可不读，自古以来。理想和现实是左右着人类的一个不可协调的矛盾体。而《堂吉诃德》正是利用文学形式将这对矛盾揭示的深刻而生动，淋漓尽致，是每个人都感受到，果真如此，这样一部传统骑士文学的异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