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让民间文脉绵延
读完李登建先生的《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又想起了印在封面上张炜的那段话：“一个地方需要自己的文化老人，一些好老人。他们有立场、有操守、有深厚的学养。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们具有深沉的知识分子性。这些文化老人哪怕只是在一个地方沉默着，哪怕一时并不招人注意，但只要有，只要存在着，就是一个地方的幸福。”这正是这本书的主旨所在，也是此书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的原因吧。
李登建先生长期从事文学创作，他关注着像郭连贻这样生活在基层的人，散文作品有多篇已经将笔触伸向这些“草根”。李登建先生成长于梁邹平原，对家乡的风土人情、民俗习惯了如指掌，与农民书法家郭连贻是师友，这给他创作这部传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传主郭连贻的经历，折射出中国某一阶段历史进程中一大批知识分子的侧影，蕴含着时代变革和社会发展的丰厚内容。为郭连贻写传，实质上是为基层知识分子画像，写出特定时代作为平民的“乡贤”肖像和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因为是这些“乡贤”们使民间文脉绵延的。这不仅要求真实，还要求用巧妙的构思去表达，由于郭连贻的平民身份，没有曲折离奇的人生经历，要想出彩更得费一番心思。
在书里，作者没有孤立地描写郭连贻，而是在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脉络里，精心构思郭连贻的人生经历：郭连贻从小就喜欢看祖父和父亲写字，临过赵孟?\\的《寿堂春》和欧阳询的《九成宫》，梁漱溟的墨宝在他小小的心灵中扎下了根；他学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又读《论语》、《孟子》，辍学在家背了《汉唐诗合解》、《尔雅》，看《济公传》、《小八义》、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即使在旅途中也要带着《古文释义》；不满18岁便到江南谋食，这段时间他读了不少字帖，为他习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年后，郭连贻与所在的句容县突击队起义，参加了解放军。在部队生活的间隙，郭连贻学习苏东坡、王实甫的诗词，读《乐府诗选》，读艾青的《诗论》，读鲁迅、冰心、朱自清、李广田等人的散文集，读乔治?桑的《魔沼》，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等等。1958年，郭连贻复员回家，坚持临摹《洛神赋》、《前后赤壁赋》，并写了幅字寄给后来成为语言学家的弟弟郭在贻，得到了郭在贻的导师训诂学家姜亮夫的指点，为他后来的习字指明了方向。他读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找到了去除“俗”的良药，他开始临摹《张猛龙碑》，开始了他对书法艺术的自觉追求……作者紧紧抓住郭连贻读书和习字这两条线展开，由于战乱和*不断的时代背景，郭连贻没有能够接受系统的教育，他的成长得益于坚持不懈的自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最终成为一位学识渊博的乡野儒师。
作者对他童年、青年、中年、老年各个阶段的描绘中，不仅把社会动荡在郭连贻身上的投影进行了清晰地展现，而且把笔触伸进郭连贻的内心世界去探析。现实世界和内心世界所形成的反差，使郭连贻处于极度的精神痛苦之中，这种痛苦经历了三次。第一次精神遭遇是郭连贻在舟山群岛当兵期间，因舅舅的国民党特务身份，解放军部队对他进行了长期审查，这使郭连贻感到孤独和绝望，唯有读书和习字，能抚慰受伤的心灵；第二次是孩子、母亲和弟弟先后离世，这使得郭连贻精神处于崩溃状态，何以解愁，唯有书法；第三次是郭连贻成为文化符号后的忧思，最终导致他患了抑郁症。李登建先生对人物的心理世界有着清醒的认识，是书法成就了他，也是书法让他难以保持“自我”，书法能让他穿越精神痛苦，进行自我救赎，书法也让他找不到精神的归宿。
《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是用散文笔法写的人物传记，字里行间跳动着一颗真诚的心，作者在传主身上注入真挚的感情，化为诗情画意的笔墨，抒发出对美好心灵的向往，这能使传主的形象更有传神之美感。
众人拾柴火焰高，乡村文脉的传承，要靠众多的郭连贻们才能完成，郭连贻能成为书法大家，成为颇有成就的民间“乡贤”，与他和王红、宋勉之、李登建、陈杰等的交往密不可分，正如钱钟书所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终成俗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