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沙洋五七干校
在千里汉江下游的首段右岸，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镇――沙洋，这里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县级政权――权县就诞生其境内，震惊中外的“郭店楚简”和“中国第一古湿尸”也在这里出土；这里曾是充满硝烟的古战场，刘备与曹操大战长坂后，斜趋汉津口，南宋名将边居谊英勇抗元、血洒新城等历史故事都发生在这里。如今，更因“*”期间，曾有40余个中央国家机关、部队、大专院校、省直单位在此创办“五七干校”，而进一步加深了许多人对这个昔日滨江小镇的印象。
得天独厚的条件，使沙洋“五七干校”成为当时在全国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干校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时任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部队不但要搞军事，还要多业并举，并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又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1968年5月7日，为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命名为“五七干校”的机关农场，500名来自黑龙江省的干部在这里劳动锻炼。毛泽东肯定了这一做法，认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由此，“五七干校”就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
据统计，“*”期间，中央一级机关干校共有106所，各省机关干校有1497所，其中沙洋“五七干校”、江西中办干校、奉贤干校、河南息县中科院干校等的规模和影响较大。
沙洋作为湖北省八大重镇之一，滨临汉江，门锁荆楚，商品经济和交通运输都比较发达，是鄂中地区主要的物资集散地、川鄂豫陕商品流通中心，素有“小汉口”的美誉。总部设在沙洋城区的沙洋农场（现沙洋监狱管理局）则是全国最大的劳改农场之一，整个农场分布荆门、钟祥、京山、天门、潜江等五县市，有广袤的已开垦的土地和可供大批人员生活、劳动使用的房屋、农机具，得天独厚的条件相继被中央部委和省直各单位相中，成为他们创办“五七干校”的最佳选址。1969年初，沙洋农场管理局按照湖北省革委会的指示，将所属的一农场、二农场、上罗汉寺、周矶、苗子湖等农场全部和黄土坡、范家台农场部分房屋、土地、林木、牲畜、农机具设备等先后移交给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和部队办干校，而这些农场的原有干部则被安排在七里湖农场创办了湖北省“五七干校”第六分校。沙洋“五七干校”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
1969年春节刚过，中央、省直各单位陆续来到沙洋创办“五七干校”。一些原准备将干校建在东北的中直机关，因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关系紧张，出于备战的安全考虑也转移到了沙洋。当时，在沙洋创办“五七干校”的中央国家机关及部委有：全国人大、政协、八大民主党派、工商联、社会主义学院、中华职工教育社、统战部、外交部、财政部、二机部、三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农林部、石油部、铁道部、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024部队（总参）、274（总后）等。湖北省直单位有：省革命委员会机关、省公检法、粮食厅、水利厅、林业厅、文联、长办、武锅、大桥工程局、武汉大学、湖北工学院、冶金学院、华中农学院等，共下放干部及家属2万余人。 干校的组建一般首先来先遣小组，经过洽谈、选址、建校等前期筹备后，学员们才身背行李，拖家带口，分期分批来到沙洋，户口、工资、粮油及其他物资供应关系也一律转到“五七干校”。各干校的学员、家属、子女不管年龄差异、性别不同，都按解放军一样要求，按连、排、班建制统一编队。
1972年底，中央国家机关及各部委在沙洋创办的“五七干校”开始陆续解散，但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后，沙洋“五七干校”才全部撤销，学员被安置，“五七干校”的财产移交、带走或变卖给沙洋农场和当地人民公社，沙洋“五七干校”结束。经历了短则3年、长达7年多劳动锻炼和农村生活的干校学员陆续回到了北京和武汉。
如今，在沙洋城区周围的小江湖分洪区、湖北省沙洋警官学校旁、李市镇蒋台村、七里湖劳教所等原“五七干校”所在地，当年那些由“五七战士”自己动手修建的一栋栋简易红砖瓦平房仍在，书写在墙上的一幅幅“毛主席语录”仍清晰可见，虽然随着岁月的流失，那些房屋已变得破旧不堪，失去了往日的容貌，但它们却像一个个历史老人，仍向世人讲述着“五七干校”的故事。
思想改造的重压，劳动锻炼的磨砺，使“五七战士”体验了别样的人生滋味，拥有了难得的生活经历
“五七干校”是以劳动为主体，以改造思想为目的而设立的干部学校。沙洋“五七干校”创建初期，因条件差，“五七战士”们劳动和生活的环境都非常艰苦，他们吃的是粗粮小菜，睡的是在破旧不堪的瓦房里用稻草铺就的地铺，往往是几十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而且由于许多人是从北方初到南方，水土不服，拉肚子，身上长疮，过了一段时间才逐渐适应。为了改善住宿环境，“五七战士”自己动手建住房，他们搬砖、锯瓦条、砌墙、……细嫩的手上打起了大泡、小泡。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很快建起了一幢幢红砖瓦房。“五七战士”的生活基本安顿好后，就迅速投入到种树、种粮食、种蔬菜、喂猪等各种各样的紧张劳动中。
每天大家出工、收工都要排着队，迈着整齐的步伐，一路上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最初大部分干部不懂农业生产，闹出了一些至今难以忘怀的苦涩笑话：开始用牛耕田时，不知道如何让牛转弯，耕到田头时就对着牛吆喝：“喂，右转弯！”“喂，左转弯！”,耕到中途，累了，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就对着牛喊：“牛，你站住吧！”可牛就是不听指挥；有的人还将小麦认成韭菜。为了使“五七战士”们尽快了解种田知识，干校就请沙洋农场的干警和附近生产队懂技术的社员来指导。同时，干校还组织“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组”，分别住在社员家中，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向社员们学习种田技术，帮社员们干农活，做家务，为社员们做了不少好事，与社员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如今，每当谈起这些从北京、武汉下放来的干部，当地的一些老人仍对他们赞不绝口。
建在距沙洋城区7公里范家台农场辖区的财政部干校的5个连队种着2000多亩农田，由于有些沙板田土质太硬，秧用手插不进去，“五七战士”们便用竹签在秧田里插个洞，然后再插秧。有的人年龄大，收割时弯不下腰，就坐在小板凳上，边割边向前挪动。为了实现粮、油、肉、菜的自给自足，“五七战士”们一年到头都十分忙碌和劳累，农忙时节，常常是清晨披星下田，晚上戴月回家，连饭都是由炊事员送到田头来吃，虽然苦累，但大家没有什么牢骚和怨言，财政部“五七干校”的学员们还创作了一首《“五七战士”之歌》：“迎着东方初升的太阳，„五七战士‟整装到田间；唱着那丰收的赞歌，歌声在空中飞旋……”每到收获的季节，看到自己亲手劳作换来的一袋袋黄灿灿的稻谷、一片片绿油油的蔬菜，“五七战士”们所有的劳累和烦恼便都烟消云散了。
干校耕种的农田较多，农忙时节，干校学员忙不过来，沙洋农场、地方政府知道后，就派干部帮忙插秧、收割。而地方上有事请干校帮忙，干校也有求必应。沙洋镇组织到荆门修焦枝铁路，没有车辆，找干校借车，干校全力支持，保证了任务的完成。
在劳动之余，干校的学员们还积极开展歌咏、乒乓球、篮球比赛等文体活动，有的连队还在自己的连部搭起了简易戏台，自编自演《沙家浜》、《红灯记》等革命现代样板戏和小合唱、舞蹈等节目，引得十里八乡的群众纷纷前去观看。中央民族学院还专门组织宣传队排演革命样板戏片断和《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阿佤人民唱新歌》等歌颂毛主席的民族舞蹈到当地的江汉油田、农村慰问演出，这是干校生活最快乐的时候。如今在财政部“五七干 2 校”的旧址上仍可看到当时搭建的简易戏台、篮球架等。
干校生活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外，最大的任务就是搞学习、搞运动、搞思想改造。一般是晴天劳动，雨天运动，白天劳动，晚上批斗，还要“早请示，晚汇报”，“革命生产两不误”。通过这样的斗争和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加强思想改造。那诸如大批判、忆苦思甜、表决心等活动都是当时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是“五七战士”最不愿触及的痛心回忆。
中央、省直各单位的一些干部下到沙洋“五七干校”后，其年龄尚小的子女也跟随着父母来到了沙洋，他们被安排在干校附近的红卫小学、新灯小学、新城中学、董场中学等中小学读书，财政部还自己办起了“五七中学”，解决子女入学的问题。一些年龄大点的子女也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纷纷来到了父母所在的沙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2年后，沙洋“五七”干校的学员开始陆续回北京，知青也陆续被安排工作，其中有几十名干校学员的子女被招工到了沙洋农场化纤厂、沙洋变电站、沙洋邮政局等单位，其他的都回到了北京。几年后，招工到沙洋各单位的学员子女也先后调回北京，只留下了几位已成家的学员子女，他们深深扎根于沙洋的沃土中，为沙洋的建设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智慧，无怨，无悔。
思想改造的重压，劳动锻炼的磨砺，使“五七战士”体验了别样的人生滋味，拥有了难得的生活经历。著名画家周韶华回忆他1969年至1970年在沙洋“五七干校”的经历时，曾深情地说：“五七干校”的生活使我学到了书本中难以学到的东西，对我以后的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著名作家碧野先生曾回忆，在沙洋“五七干校”的两三年中，他不但抵制了狂风恶浪，而且“体健心宽”，以至，连感冒都没患过。
政坛要人、文学巨匠、社会名流在沙洋留下了他们挥洒汗水的身影和矢志不移的信念 。下放到沙洋“五七干校”的人员中不乏政坛要人、文学巨匠、社会名流：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社会学家费孝通，中央统战部部长张执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黄火星、江文，公安部副部长胡之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克木，财政部部长项怀诚，财政部常务副部长吴波，“文坛祖母”冰心，作家冯亦代，画家周绍华，数学家罗声雄，社会活动家吴文藻，外交部副部长杨文昌，驻英国大使查培新，驻芬兰大使张直鉴，驻联合国副代表张义山，李宗仁先生的最后一位夫人胡友松，中国藏学研究奠基人于道泉，我国著名的刑事诉讼法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崔敏，中国藏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王尧、原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旺午、现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蒙美璐等同志都到沙洋“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学习生活过。
在这里，冰心真正体会到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一古诗的内涵
1970年初，冰心和吴文藻，告别永居的老屋，分别到“五七干校”劳动，冰心随文化部到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吴文藻则随中央民族学院到沙洋“五七干校”，
1971年5月，因吴文藻身体不好，组织上把冰心转到沙洋民族学院的干校，来照顾他。64岁的冰心与丈夫吴文藻因年龄大，被安排从事种麦子、点豆子、看青、摘棉花等力所能及的劳动。让搞文学创作和社会学研究的高级知识分子从事农业生产，确实为难他们：为棉花打枝，一人搬一个凳子坐在棉梗旁，看着长得茂盛的棉枝，这根舍不得掐，那根也舍不得掐，结果半天就整了15棵。
冰心在她的回忆录中写到：“久别重逢后不久又从分住的集体宿舍搬到单间宿舍，我们都十分喜幸快慰。实话说，经过„反右‟期间的惊涛骇浪之后，到了„十年浩劫‟，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不能幸免，象我们这些„臭老九‟，没有家破人亡，就是万幸了，又因为和民院相熟的同仁们在一起劳动，无论做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如种棉花，从在瓦罐里下种选 3 芽，直到在棉田里摘花为止，我们学到了许多技术，也流了不少汗水。湖北夏天，骄阳似火，当棉花秆子高与人齐的时候，我们在密集闭塞的棉秆中间摘花，浑身上下都被热汗浸透了，在出了棉田回到干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阳晒干了。这时我们都体会到古诗中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句中的甘苦，我们身上穿的一丝一缕，也都是辛苦劳动的果实呵!”冰心在沙洋“五七干校”只呆了不到两个月，就与吴文藻一起回到了北京。
在这里，一位社会学家展露了身处逆境而不消沉的豁达胸襟
1969年10月，被免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费孝通作为“问题人物”下放到位于潜江县王场区的沙洋“五七干校”的一个分校劳动锻炼。在这里的两、三年，他什么活都干过：大田劳动，种棉花，从播种、间苗、打药到摘花、打杈、收棉花、拔棉秆；基建劳动，洗石灰，费孝通和其他5个人，居然将一百八十吨的石灰洗成了石灰膏；厨房劳动，做炊事员，他学会了生火、做饭、压面条、洗菜、切菜、炒菜，并认真地将饭菜一人一勺分配给大家。
除了每天的劳动，费孝通还要写检讨、写心得、写思想汇报……接受没完没了的批判，所幸的是同去的都是教师，多多少少都还有一些师生之情，“同是天涯谪戍人，敝裘短褐益相亲”，费孝通硬是挺过来了。
为了在那样的恶劣环境中寻找人生乐趣，费孝通居然别出心裁，在劳动之余，或在雨天不能下田、出工时，拿起长长、细细的竹针，编织起毛衣来。他还真的打成了肥肥大大的毛衣，但合身不合身并不重要。
军宣队的头头们花样翻新，组织人去部队学习解放军，费孝通又被选中了。进了部队，六十岁的老汉去学军，受军训，真应了那句老话：六十岁学习吹鼓手――有心无力。可是费孝通用他那招之即来的神奇之笔写道：“老人也能学军，打破了神话。”
在干校期间，每两个星期有一个星期日休息，叫做大礼拜，可以用来洗洗衣服、写写家信；也可以到附近江汉油田石油勘探钻井队所在地去洗个澡；还可以放松一下，骑上从北京带到干校的自行车，去离“五七干校”约二十华里的一家面馆里吃一碗面。在那偏远的地方，可以随便谈谈讲讲。费孝通不忘本色，常会在一碗面条下肚后，就着花生米，说一些事，哈哈一笑，“偷得浮生半日闲”。最令人难忘的是1971年11月2日，军宣队领导通知费孝通等人到礼堂去参加大会，那是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报告会。听完报告会后，费孝通心里很畅快，第二天是大礼拜，他又约几位老朋友到面馆去吃面、聊天、分析形势。那天，他透过近视眼镜微笑着说了许多高论，最后说：“我们很快就要回家了，毛主席很寂寞，林彪都背叛了毛主席，毛主席把他的朋友都得罪了，要我们回去与他说话。”果然，很快他便与冰心、吴文藻一起回到了北京，总算免除了灾难性的处境。
在这里，身体的折磨、处境的艰难，磨砺出胡之光坚韧不拔的意志
原任公安部副部长的胡之光当时被打成公安部的黑帮人物，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与工作在政法干校的妻子王玉环一同被押解到沙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0年大年三十晚上，军管会召集开会，说要抓阶级斗争，会上，军代表指着胡之光大叫：“胡司令，站起来。”连喊了几声，胡之光就是不动，军代表又改口：“胡之光，站起来。”胡之光站起来后，军代表指着他恶狠狠地说：“把你的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交出来。”胡之光回答说：“我哪有什么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呀。”军代表说：“你回去后好好想想。”散会后，已是很晚，胡之光回到家里，与妻子坐在床上，交谈着军代表刚说的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事，胡之光对妻子说：“这叫我交代谁去，我总不能害人家呀”。两人正说着话，军代表走到胡之光家窗口，见室内还亮着灯，就敲着门嚷道：“你们又在搞什么阴谋？”，胡之光听是军代表的声音，就说：“我们能搞什么阴谋，睡不着，闲谈一下都不行吗。”随后就关掉电灯。军代表无奈，只好悄悄走了。
胡之光在干校呆的时间最长，也是挨整最重的人，他当时被安排和劳改犯一起开山放炮，一个人拿个8磅的铁锤打眼，然后把炸药装进去放炮，炸石头。胡之光在公安部的“黑帮队”时因患急性阑尾炎未及时治疗而转化成了腹膜炎，到沙洋后经常犯病。一次，病又犯了，高烧41度，但军代表可不管，还要他去放炮，打石头，胡之光坚持了一天回到家里，王玉环一看，大惊：胡之光脸上煞白。急忙催他上医院。胡之光在身体极度虚弱的状况下，还硬挺着，骑上自行车，后面驮着妻子，来到离干校七公里远的沙洋农场医院看医生，大夫量完体温，就不让他走了，要住院治疗，但胡之光是被管制的对象，按军管会的规定，不准请假，更不准住院。胡之光只得向医生说明情况，开了点药就回去了，继续参加劳动。在“五七干校”的7年里，150多斤的胡之光消瘦的只剩下90余斤。但他始终保持着乐观心态，忍受着非人的折磨。粉碎“四人帮”后，胡之光终于回到了北京，官复原职。
在这里，一群来自“北外”的学生炼就了走向世界的豪情和斗志
1970年4月，北京外国语学院迁沙洋办“五七干校”，并在这里招收学员。面临毕业分配的查培新和许多经受了“*”洗礼的“北外”学生，按照周恩来暂不分配，先去“五七干校”、部队农场锻炼的指示，来到了位于钟祥旧口镇的“北外”沙洋“五七干校”，劳筋练骨，打造红心。
他们和大多数学员一样，怀抱“改天换地”的壮志，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在沙滩上挥洒青春的汗水。他们汗流浃背地徒手从几十里外的旧口镇上一趟趟背来砖瓦，盖起了十几栋简易的教室和住房。娇嫩的双手很快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赤热的阳光使白面书生的脸庞黑里透红。
他们正准备与沙洋共生死的时候，机遇开始垂青这批在汉水边上与天地奋斗的年轻人。70年代初，随着基辛格访华，中美关系开始在坚冰下缓缓解冻。中国人迎来了全盛的外交新时代，并急需大批外语人才，人们很自然地想起了储备荟萃了全国许多外语院校毕业生的沙洋这个“外语人才库”。杨文昌、查培新、张直鉴、张义山等人相继奉调回京。在北外进修了一年后，分别被留在外交部和出国，迅速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个外交人才。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五七干校”在沙洋已成为历史，干校的房屋、田地，干校的一草一木成了历史的遗迹，沙洋也由一个小镇发展成了拥有62万人口的滨江园林县。但昔日2万多干部在沙洋度过的几年难忘时光，使他们与沙洋美丽富饶的土地，与沙洋朴实善良的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十年来，每年都有不少昔日的“五七战士”到沙洋寻觅追忆逝去的往事。
40多个中央、省直单位的2万多干部、知名人士集中下放到沙洋创办“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虽然只有短短几年，但它已成为沙洋历史上一种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沙洋县正积极利用自身优势，组织力量抢救、发掘沙洋“五七干校”文化资源，铭记这段特殊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