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发言摘编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着力构建核心价值观
全国政协常委 李君如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确立起能够自觉而又正确地评判事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凸显出来了。这是因为，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核心价值观，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已经受到了颠覆性的冲击。
价值观同世界观相联系，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指导，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注意或掌握这样一些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工人阶级及其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为核心；要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种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要求；要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中去研究，要从人民群众最熟悉的话语中去概括。
有一个提法是：以人为本，实事求是，改革创新，自强互爱，振兴中华。这里所讲的“人”，既是个体的人，又是集体的人即人民群众，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主体。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工人阶级的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实事求是，改革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及今天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本质要求，也是实现为人民服务价值观的根本途径。自强互爱，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自身价值的实现和体现。振兴中华，既同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相联系，又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当下的要求，是我们今天的重要价值追求。
另一个提法是：民主、科学、创新、和谐、强国。这五个价值追求，同上面五句话的精神是一样的，只是在表述上更简洁，更具有价值观念而不是政治观念的色彩。
正确理解文化的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 丹 增
我们要正确理解中央文化发展的战略，不能把文化建设等同于文化产业，文化产品等同于文化商品，文化成效等同于经济效益，把文化一窝蜂地搞产业化，争相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有牺牲生态环境追求经济发展的教训，现在不能以牺牲文化价值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文化化人。文化化了的人，有高尚的人格、坚定的信仰、美好的追求，对大自然讲恩德
与敬畏，对人际关系讲诚信与和谐，对自己的行为讲约束与律己。文化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思想、智慧、价值和追求，连接着全民族成员的人情、亲情、族情。文化的目标是，造就依据原则的政治，付出劳动的财富，讲求诚信的商业，提倡人性的科学，无私奉献的信仰。物质生活极度丰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今天，市场商品的假冒伪劣，高等学府的论文抄袭，科研单位的成果造假，食品药品的生命损害以及官场的吹捧之风、拍马之风、假话之风等，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只有用一种文化方式整合群体力量。文化力量，在于文化的塑造力、凝聚力、推动力、创造力、辅助力。
“以文载道”，文化使人在文化的浸润中提高素质、规范行为、升华境界、提升人格，从而稳定整个社会。作为国家，要认识到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使文化形成一种国民普遍认同的群体力量，没有普遍认同的中华文化，民族凝聚缺少核心，民族团结缺少力量，国家稳定缺少保障；作为政府，要加大文化投入，创造创作环境，力推经典力作，掀起文艺高潮，树立文化权威；作为社会，要确立文化地位，认同文化价值，接受高雅文化，参与文化建设；作为文化人，要担当起历史责任，做社会潮流的统领者，价值观的塑造者，真善美的捍卫者，先进文化的引领者，勇敢地抛弃“名”、“利”、“权”的诱惑。
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
全国政协常委 赵启正
当前，中国文化向世界的传播和对世界的影响力，与中国文化本身的内涵、蕴力相比，相差甚远。多数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除了长城，就是大熊猫和功夫，至于中国文化的精要和中国这些年来所取得的进步，则鲜有所知。实际上，中国的文化产品不乏上品，但出口国外的还太少。
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的“逆差”或“入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们文化“软力量”本身不够强大。提高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力量，是关系全民族振兴的重大事业。
应大力开发中国的跨文化“产品”。以图书为代表的出版物是人类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加强对外出版物的工作是理应优先考虑的。要加快实施出版物“走出去”战略。对外出版物既要重视“量”，更要注重“质”，要多出精品。在力求说明中国真实情况的前提下，要特别注意外国受众的需求和思维习惯。
努力提高国家的修辞能力。国家修辞是指表达国家社会特点的关键性话语，如“统一战线”、“发展才是硬道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国家修辞直接关系到表达国家特色，增强国家话语力，形成国家的正确形象，并强烈影响国际舆论。国家修辞在向国外表达时务求表达要正确，否则跨文化交流就不通畅，就会引起误解。
造就强大的翻译队伍。不同语言的民族得以共存与沟通，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必须借助翻译。在全球化时代，翻译活动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翻译是“文化的翻译”，译者不仅要精通外语，还要精通外国文化。从对外传播的角度讲，翻译本身既是语言
的沟通，又是文化的沟通。在中国，普遍存在“懂外语就能翻译”的认识误区，使得“翻译质量”问题成为瓶颈，不仅影响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甚至还制约了中国的国际政治表达。培养一大批高水平、专业化，尤其擅长中译外的翻译家，是当前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提高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力量的重要任务。
出版业仍需转变方式
全国政协委员 聂震宁
通过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我们体会到，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深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时也意识到，我国出版产业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特别是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
要坚持正确的出版产业发展方向。出版产业首先是出版的产业，肩负着文化使命和责任，应当坚持挺拔主业，只能在搞好出版主业的前提下开展相关多元化经营，而不能弱化了出版而强化了其他非出版的经营，更不能因为某些经济效益而放弃出版业的使命和责任，要防止“出版产业壮大了，出版却没了”和“内容产业没内容、文化产业没文化”的现象发生。
要建立科学的出版产业评价体系。出版产业评价工作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对企业绩效和规模的评价往往失之于粗糙，特别是对企业的主业经营质量的评价缺少办法。出版业一直强调“内容为王”，可是对企业综合实力中内容生产能力的评价却比较简单，经济效益占比过重，不利于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
要坚持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出版产业规模化发展的热情十分高涨。经验表明，在规模扩张较快的阶段，需要防止形成粗放型增长。出版产业的首要任务是发展文化，文化产品生产更应当把提高质量的任务放在首位。与此同时，要不断提高市场经营水平，不断提高出版物经营传播能力，争取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要加快建立数字出版有序发展的新格局。数字出版已经形成趋势，可是传统出版企业在数字出版方面却投入不够、作为不大，面临着在数字技术传播中缺位失位的危险。为此，出版产业要高度重视数字出版这一新兴业态，建立全媒体出版的理念和操作办法，行业管理部门则应当组织制定数字出版的交易标准和办法，尽快建立内容生产商和技术运营商有序合作的新格
文化自觉文明方发光
全国政协常委 冯骥才
文化的自觉就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和文明于人类的意义必不可少。反过来讲，如果人类一旦失去文化的自觉，便会陷入迷茫、杂乱无序、良莠不分、失去自我，甚至重返愚蛮。文化自觉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建设当代文化高峰的自觉。那么文化应该谁先自觉呢？首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天经地义地对社会文明和精神予以关切、敏感，并负有责任。
没有责任感就会浑然不知，有责任感必然深有觉察，这便说到了知识分子的本质之一——先觉性。先觉才会自觉，或者说自觉本身就是一种先觉。
再有，国家的文化自觉同样至关重要。或由于长期以来重经济轻文化，或由于与政绩难以挂钩，致使文化在经济社会中处于弱势。文化的缺失不会显现在任何一级政府当年的统计表中，但日久天长便峥嵘于各种社会弊端上，并积重难返。因此说，政府的执行层面的文化自觉成了关键。若要使这一层面具有文化自觉必须有切实办法。否则，文化在这个层面必然化为几场大轰大嗡、明星云集的文化节和一大片斥资数亿的文化场馆。
我对文化自觉的理解是，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自觉，即知识分子应当任何时候都站守文化的前沿，保持先觉，主动承担；还有国家的文化自觉，国家也要有文化的使命感，还要有清晰的时代性的文化方略，只有国家在文化上自觉，社会文明才有保障。当然，关键的还要靠政府执行层面的自觉，只有政府执行层面真正认识到文化的社会意义，文化是精神事业而非经济手段，并按照文化的规律去做文化的事，国家的文化自觉才能真正得以实施与实现。上述各方面的文化自觉最终所要达到的是整个社会与全民的文化自觉。只有全民在文化上自觉，社会文明才能逐步提高，当代社会文明才能放出光彩。
重视农民工文化需求
全国政协常委 冯 巩
近年来，农民工基本文化权益逐步得到保障，但农民工基本文化需求满足程度仍然较低，文化生活单调匮乏。特别是在农民工代际转化，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的背景下，农民工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农民工处于“农民”向“市民”的过渡之中，自我认同模糊，工作、生活空间与城市居民相对隔离，文化习惯与城市居民差异较大，交往对象局限，对所在城市没有归属感。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强烈，对文化的需求层次不断提升，但他们较为普遍地感到情感孤独，有的甚至出现心理问题。
应明确责任，将农民工文化服务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应将农民工文化工作纳入工作重点和工作目标考核体系，推动公共文化的资源配置和发展建设规划以常住人口为主要依据。引导农民工利用社区文化设施，通过文化交流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加快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农民工文化工作机制。政府可考虑成立农民工文化专项工作指导或综合协调机构，整合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的资源，发挥公益性文化单位的骨干作用，采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措施，调动用工企业积极性。
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文化服务产品供给机制。加强农民工文化需求调查，特别是要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强对他们的价值观念塑造以及人文关怀、心理疏导和精神抚慰，引导他们按照现代城市文明要求规范自身行为，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耐挫能力和融入能力。要充分尊重农民工的文化主体地位，鼓励、扶持农民工文化团体发展，引导农民工
参与健康文明的文化活动。同时，要积极引导和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民工生活，创作、生产农民工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组织和鼓励文化团体经常深入工地、厂区为农民工演出。
不断改革创新发展方式
全国政协委员 冯 远
由于在可预见的历史阶段中，文化发展建设必须依靠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依靠政府财政主渠道投入的持续增长，因此，政府应在财政预算中确定相应的投资比例，承担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以保障国民享受基本的文化权益。同时，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发展活力，力求做到确保一块、增强一块、大力扶持一块。
我国经济发展人均水平低，加之东、中、西部地区情况差异较大，必然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保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没有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升，没有需求总量和消费水平的提升，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均难言进步，多元主体利益就难以兼顾，基本权益保障和发展就可能成为良好的愿望或表面文章。由于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差距在短期内难以缩小，国民支付能力不足与消费意愿不足、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不足现象的存在成为制约文化需求驱动型增长的原因，这就决定了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结构在相当时期内的失衡现象难以改变。因此，加快发展服务性文化事业、消费性文化产业，拉动投资、扩大需求、刺激消费成为“十二五”发展文化民生建设的硬任务。
在政府引导下发挥市场机制积极作用，培育骨干文化企业和战略投资者，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增强多元化供给能力，满足多样化社会需求，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加快破解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资源配置和产业升级的体制瓶颈，重点在文化产品创意生产、销售服务、银行信贷、税收优惠、市场准入与监管制度等制约服务产业发展的机制环节改革创新。加快深化文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加大对垄断性利益集团的体制改革、努力遏制并改变资源配置不公、民营文化产业发展受限、行政以及行业垄断、潜规则公开化现象。
提高公共文化的吸引力
全国政协委员 迟福林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又有其特殊性：即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需要具有吸引力、影响力。这些年，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有较快进展，但公共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不强，与全社会的公共文化需求有明显差距。这是当前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突出矛盾。解决这一突出矛盾，关键在于以社会化为重点强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从实践看，以公共文化事业单位为主的单一供给体系，难以适应新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的目标。这就需要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的服务生产。应当说，这方面的改革还有很大的空间。
推进制度创新，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构建平等准入的环境，还面临着一些政策和制度障碍。例如，“民办”文化公益机构在财税、人事、职称等方面的政策歧视。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公共文化事业，需要完善相关政策，放宽“准入门槛”，并有相关的制度和法律保障。积极推进文化市场的开放。在确立政府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的同时，为吸引社会投资，适应多元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加快推进文化市场的开放。第一，凡法律未禁止的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都应对社会民间资本放开；第二，一些公共文化服务可以通过公开招标、合同、特许或建立公私合作伙伴等方式让渡给市场主体经营；第三，通过减税、免税、财政补贴和财政转移支付等多种方式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
采取政府购买的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凡是可以通过采购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在不影响该项服务稳定供给的前提下，采取政府“花钱买服务、养事不养人”的办法。对包括公共文化事业单位在内的机构一视同仁，降低公共文化服务的单位成本，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和水平。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的决定穗字〔〕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