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
【开栏的话】
时光荏苒，岁月峥嵘。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之际，为充分展示各个时期各条战线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在革命、建设、改革中作出的突出贡献，充分展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员领导干部模范带头作用，中央主要媒体和各省区市党报、主要都市报联合推出大型人物专栏《“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
２００９年９月，为推动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深入开展，迎接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经中央批准，中宣部等１１部门联合组织评选了１００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１００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今年２月９日起至６月１３日，新华社将陆续播发１７３位“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先进事迹，缅怀传播马克思主义、创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讴歌创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共和国英模和优秀共产党员，以他们为榜样，推动各地党员干部和群众深入学习“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积极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事业，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
周文雍和陈铁军夫妇
今年2月6日是周文雍和陈铁军夫妇在刑场举行悲壮的婚礼83周年的纪念日。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这是共产党员周文雍被捕后在监狱墙壁上写的一首不朽诗篇。1928年2月6日，周文雍与在革命斗争中建立爱情的陈铁军一起，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举行了悲壮的婚礼，从容就义。
周文雍，广东开平人，1905年8月生。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工委委员、广州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市委工委书记等职。 陈铁军，原名陈燮军，广东佛山人，1904年3月生。1924年秋，陈铁军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求学期间，为追求进步，铁心跟着共产党走，她将原名燮军改为铁军，并于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华大地，党被迫由公开转入秘密斗争。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中共广东省委作出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担任广州市委工委书记的周文雍遵照党的指示，开始在广州建立工人秘密武装。1927年10月，周文雍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和广州起义政纲起草委员会委员，在省委书记张太雷直接领导下，参加起义政治纲领和口号的起草，同时担任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当武装起义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陈铁军受党的派遣，装扮成周文雍的妻子，参与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
1927年12月11日凌晨，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震撼中外的广州武装起义爆发了。广州起义给背叛革命的国民党新军阀以沉重打击，在激烈的战火中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周文雍被选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劳动委员兼教育部部长。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广州起义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各派反革命力量的联合进攻下，最终遭到失败。周文雍率领部分起义武装，与十多倍于自己的敌人短兵相接，顽强拼搏，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府，不怕牺牲，奋勇死战，直到弹尽援绝，最后杀出一条血路，突围撤离广州。辗转到香港，负责联络和安置撤到香港的同志。
起义失败后的广州，到处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几乎全部陷于瘫痪状态。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研究重建党的组织，恢复革命斗争。会议提出，必须派一个坚强的有威信的领导同志回去，并认为周文雍是合适的人选。周文雍长期在广州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在工人群众中有较高威信，有长期秘密工作的经验，有坚定的革命精神，他回广州一定能够重建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斗争。但同志们担心，周文雍是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之一，目标很大，回去非常危险。周文雍以革命利益为重，勇敢地承担了党交给他的任务。
1928年1月，周文雍当选为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广东省委常委。他化装成刚从南洋回来的华侨商人，在党组织掩护下，与陈铁军仍扮成夫妻，重返处在严重白色恐怖中的广州，重建党的机关和组织。回到广州后，周文雍和陈铁军有时扮作富商，有时扮作苦力工人，找寻失去联系的党员，重建秘密联络点。
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五），由于叛徒出卖，周文雍和陈铁军同时被捕。在狱中，敌公安局长亲自出马严刑审讯周文雍和陈铁军，反动军警对他们施以“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竹签钉指心”等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他们备受酷刑，坚贞不屈。敌人见硬的不行，又用高官厚禄诱惑，但他们不为任何诱惑所动。敌人强迫周文雍写“自首书”。周文雍接过笔来，在监狱的墙壁上，写下了共产党人“革命精神不可灭”的诗作。敌人无计可施，遂将周文雍和陈铁军押赴红花岗刑场。
周文雍和陈铁军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产生了爱情，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将爱情一直埋藏在心底。在为党的事业献身的最后时刻，他们决定将埋藏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在敌人的刑场上举行了革命者的婚礼，英勇就义。
瞿秋白
今年是瞿秋白诞辰112周年。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1917年秋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北京爱国学生运动，被选为专修馆学生总代表，参加了北京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为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20年初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同年秋，他应北京《晨报》聘请，以记者身份赴苏俄实地采访，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在苏俄两年时间里，他做了大量考察、采访和写作，先后撰写了《共产主义人间化》《苏维埃俄罗斯经济问题》等数十篇通讯和《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著作，以自己的亲见亲闻，客观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实情况，告诉中国人民，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历史事业之第一步”，莫斯科已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心海中的灯塔”。1921年5月，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联共（布）党组织。1922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时，他还担任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教员，在中国班学习的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等人。
瞿秋白1923年1月回国，随后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他在这些刊物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考察中国社会状况，论证中国革命问题，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同年6月，他出席党的三大，参加起草党纲草案。7月，他和邓中夏等一起筹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这所国共合办的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1924年1月，他和李大钊、毛泽东、李立三等一起出席国民党一大，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1925年1月，在党的四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参与领导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后来，在党的五大、六大，他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27年8月，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重要贡献。会后，他担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主席，主持党中央工作。1931年1月，在被王明错误打击、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后，他到了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和鲁迅并肩战斗，结下深厚友谊，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
1934年2月，瞿秋白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敌人得知他的身份后，采取各种手段利诱劝降，都被他凛然拒绝。6月18日，他坦然走向刑场，沿途唱着《国际歌》《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达刑场后，盘膝坐在草坪上，饮弹洒血，慷慨就义，时年36岁。
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高度赞扬他说：“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赵尚志、马本斋
２月１２日是著名抗日将领赵尚志壮烈牺牲６９周年纪念日。
赵尚志是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毛泽东曾赞扬说：“有名的义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
赵尚志，１９０８年１０月生，辽宁省朝阳县人，１９１９年随全家流亡哈尔滨，早年投身学生爱国运动。１９２５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同年冬受党组织派遣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军人联合会。１９２６年５月，因对蒋介石策动的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不满，毅然退出黄埔军校，按照党的要求，回到哈尔滨参加革命活动。赵尚志曾两次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百般诱惑，他严守党的机密，始终坚贞不屈。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被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军委书记。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他参与领导创建北满珠河反日游击队，任队长。游击队创立时，他带领队员们庄严宣誓：“我们珠河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争回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千辛不避，誓为武装东北三千万同胞，驱逐日寇出东北，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
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１９３４年６月，赵尚志任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与李兆麟等领导创建了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他率领支队英勇作战，拔除敌人据点，清算汉奸走狗，取得了五常堡、肖田地等多次战斗的胜利，有力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扩大了哈东支队的政治影响。在珠河中心县委和赵尚志的领导下，根据地从珠河县的铁南、铁北扩展到宾县、延寿、方正、阿城、五常、双城等县的东西２００多里、南北３５０多里的广大地区。
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１９３５年１月，以哈东支队为基础，正式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３军，赵尚志任军长。随后，他率领第３军主力北上松花江下游地区，与夏云杰领导的汤原游击队会合，扩大和巩固了汤原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帮助汤原游击队完成了改编任务。１９３６年１月，赵尚志任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同年８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３军军长。后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会主席、东北抗日联军第２路军副总指挥。面对日伪军的疯狂“讨伐”“清剿”，在极其艰难困苦的险恶环境中，赵尚志率领抗联部队对日伪军进行了英勇无比的战斗。他们冒着零下４０多摄氏度的严寒，远征松嫩平原，爬冰卧雪，风餐露宿，用歌声抵御着饥饿和寒冷，战胜了数不清的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半年多的远征中，纵横数千里，作战百余次，打破了日伪军一次次的重兵“讨伐”和“清剿”。
１９４０年夏，赵尚志被当时的北满省委以反王明、康生为由错误地开除党籍。但他忍辱负重，仍率小分队坚持抗日斗争。他对周围的同志说：“我生是共产党的人，做党的工作是我一生的任务，我一天也不能离开党，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１９４２年２月１２日，他在率部对敌人作战中身负重伤被俘，誓死不降，痛斥敌人。穷凶极恶的敌人割下了他的头颅，运到长春庆功，把他的躯体扔进了松花江的冰窟中。赵尚志壮烈牺牲时，年仅３４岁。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表彰赵尚志的抗日功绩并永远缅怀这位抗日英雄，人民政府把珠河县改名为尚志县，把他的牺牲地改为尚志村，把哈尔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尚志大街。（新华社北京２月１０日电）
赵尚志、马本斋
２月７日是民族英雄马本斋病逝６７周年纪念日。
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平原上，活跃着一支以回民兄弟为主组成的抗日部队——回民支队。这支部队屡建战功，威震敌胆，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被八路军冀中军区誉为“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毛泽东称其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马本斋就是这支英雄的回民支队的司令员。
马本斋，１９０２年出生于河北省献县的一个回族贫苦农民家庭。早年投身奉军当兵，逐级升至团长。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因不满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奉行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毅然弃官卸甲，回到故乡河北省献县东辛庄。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很快侵入他的家乡河北献县一带，烧杀淫掠，无恶不作。马本斋随即在家乡组织回民抗日义勇队，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１９３８年４月，他率队参加八路军，所部改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他任总队长。他指挥这支部队，在敌后袭击敌人、拔除据点，屡建奇功。
在党组织的教育下，在人民军队的大熔炉和抗日战争烽火硝烟的考验中，马本斋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他深深地感受到党的伟大，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为祖国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甘心情愿把我的一切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献给为回族解放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伟业。”１９３８年１０月，马本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９年，回民教导总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１９４２年８月，回民支队奉命到达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他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作战勇猛，身先士卒，在回民支队和广大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改编后的回民支队，在他的率领下，战斗力不断提高，队伍迅速发展到２０００多人，成为八路军冀中军区野战化较早的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部队。
日本侵略军为消灭回民支队，无所不用其极，但都没有能够得逞。１９４１年８月２７日，日本侵略军抓走了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企图逼降素有孝子之名的马本斋。同时，以马母为诱饵，诱使马本斋率部来救，以乘机消灭回民支队。日本侵略军用种种手段，逼迫马母给马本斋写劝降信。但是，深明大义的马母宁死不屈、义正辞严地拒绝敌人：“我是中国人，我儿子当八路军是我让他去的。劝降？那是妄想！”马母绝食７天，以身殉国。回民支队指战员纷纷请战，要为马母报仇。马本斋沉痛地劝说战友们，“以大局为重，不要上敌人的圈套。”他向母亲写下誓言：“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
从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４年，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不惧牺牲，浴血作战，奋勇杀敌，经历大小战斗８７０余次，歼灭日伪军３．６万余人，在广阔的冀中平原和冀鲁豫边区，所向披靡，屡建战功，打得日本侵略军闻风丧胆。
１９４３年底，他在率部参加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反蚕食战斗中，颈后长了毒疮。由于战事繁忙，加之缺医少药，未能及时治疗，不久病情加重。１９４４年１月底，回民支队奉命开赴延安。出发前，他抱病为部队作了最后一次动员，叮嘱同志们“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抗战到底！”同年２月７日，马本斋在冀鲁豫军区后方医院不幸病逝，时年４２岁。３月１７日，延安各界举行马本斋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送了花圈和挽联。毛泽东的挽词是：“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的挽词是：“民族英雄、吾党战士！”朱德的挽词是：“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新华社北京２月１０日电）
陈延年
１９２７年７月４日晚，国民党反动军警将一个年轻的革命者押赴刑场。面对敌人的屠刀，这位革命者昂首挺胸，镇定自若，视死如归。敌人喝令他跪下，他巍然屹立，毫不理会。几个行刑的刽子手强行把他按下去。但是，刽子手们刚一松手，这位革命者一跃而起，再次昂然挺立。刽子手恼羞成怒，一拥而上，再次将他强按在地，以乱刀残忍地将他杀害。这位壮烈牺牲的革命者就是共产党员陈延年。
陈延年，安徽怀宁人，陈独秀长子，生于１８９８年。１９１７年考入震旦大学攻读法科。１９１９年１２月，陈延年和一批热血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期间，陈延年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研究俄国十月革命，逐渐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同时，他与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在法国领导和参加的几次实际斗争，使他对社会革命有了切身感受。这促使他毅然摒弃原先信仰的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２年６月，陈延年与赵世炎、周恩来等一起创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宣传部长。同年秋，加入法国共产党，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被选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领导成员。１９２３年３月，陈延年受党派遣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１９２４年夏，由于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党急需大批干部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党中央决定抽调旅俄旅法的同志回国工作。同年１０月，陈延年回国后被党中央派赴广州，先后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不久，又任命陈延年接替周恩来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在广东期间，陈延年派遣大批同志分别奔赴广东、香港、广西、福建南部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党的组织迅速在广东、香港、广西和闽南建立起来，党员数量从原有的几百人发展到５０００多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1/3左右。
陈延年还十分重视黄埔军校中党的工作。１９２５年１月，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入学后，党员人数有所增加，周恩来和陈延年遂决定将学生中原党支部扩大为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直属广东区委领导。同时成立了以共产党员蒋先云、陈赓、左权等为骨干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以团结左派革命军人。同年１１月，周恩来和陈延年在征得孙中山同意后，决定组建海陆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保证党对这支革命武装的领导，周恩来、陈延年从黄埔军校毕业生中抽调一批共产党员到铁甲车队工作，并动员一批工人农民和进步青年到铁甲车队当兵，使铁甲车队实际上成为我党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１９２５年１１月，在铁甲车队的基础上，周恩来、陈延年等商定，从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再抽调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作为骨干，建立了著名的叶挺独立团。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的第二天，陈延年主持召开广州市党团员大会，决定迅速发动群众进行反帝斗争，声援上海人民。随后，陈延年又主持广东区委会议，决定发动香港和广州沙面租界工人大罢工。１９２５年６月，由中共广东区委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的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开始了。省港大罢工共坚持了１６个月，直到１９２６年１０月胜利结束。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中，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了妥协退让政策。陈延年坚决反对，他以中共广东区委的名义报告党中央，要求中央坚决抛弃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退让政策，并表示虽然自己和陈独秀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１９２７年４月，陈延年赴武汉参加党的五大时，中央任命他接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他当即转赴上海，途中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陈延年虽未能出席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仍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１９２７年６月，中共中央撤销江浙区委，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陈延年和赵世炎等不顾危险，部署工作，寻找失散的同志，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积极开展斗争。６月２６日，陈延年遭国民党军警逮捕。敌人为了得到上海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对陈延年用尽酷刑，将他折磨得体无完肤，逼迫他供出上海党的组织。但陈延年以钢铁般的意志，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敌人无计可施，从他身上得不到任何东西，遂残忍地将他杀害。陈延年牺牲时年仅２９岁。
陈长璞眼中的伯父陈延年（链接）
陈独秀孙女陈长璞追忆往昔感慨万千：“我的伯父陈延年、陈乔年都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但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却如明灯一样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现在安徽省安庆市文广新局工作的陈长璞是陈独秀三子陈松年的小女儿。她说，她的伯父陈延年１８９８年出生在安徽安庆的陈家大院，与小他４岁的胞弟陈乔年感情甚深。后两兄弟双双考取了复旦大学。受陈独秀早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他们少年时就有改造社会的理想和抱负。
陈延年工作夜以继日，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他不讲究吃穿，生活比一般党员、比很多工人都要清苦，但是对群众处处关心。陈延年还为自己规定了“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作私交”的“六不”原则。
１９２７年７月４日夜，国民党反动军警将陈延年押赴刑场。面对敌人带血的屠刀，陈延年毫不畏惧。敌人喝令他跪下，他一点也不理会。于是，几个刽子手强行把他按下去。但刽子手们的手刚一松，他再次傲然挺立。无奈，刽子手一拥而上乱刀将他杀害并分尸，投入黄浦江中。在陈延年死后一年，他的二弟陈乔年也在同一地点被杀害。
陈长璞说，陈延年一生未婚。陈乔年有一子，但幼年夭折。陈长璞经常怀念起自己的伯父们,对他们的遭遇唏嘘不已。她说：“伯父们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经常鼓舞着我，鼓舞着我们陈家的子孙。”
罗盛教
在朝鲜平安南道成川郡“罗盛教山”上，耸立着“罗盛教纪念亭”和“罗盛教纪念碑”，碑上镌刻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的题词：“罗盛教烈士的国际主义精神与朝鲜人民永远共存。”
罗盛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爱民模范、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１９３１年生于湖南省新化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１９４９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９５０年７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１９５１年４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任某部侦察连文书。在朝鲜前线，他亲眼目睹美帝国主义对朝鲜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激起了他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和对朝鲜人民的深切同情。朝鲜人民对志愿军的深情厚谊，更使罗盛教深受感动。一次，部队在一个风雹交加的黑夜行军，伸手不见五指，一位朝鲜老大娘顶风冒雹地站在那里，手提保险灯为战士们照路，并不断提醒志愿军战士们别掉进泥坑里。罗盛教觉得只有用杀敌立功的实际行动，才能报答朝鲜人民的深情厚谊。他几次要求上前线，可是指导员总是耐心地劝说他：“你的决心是好的，可是革命工作有分工。你现在担任文书工作，对消灭敌人是有保证作用的！”罗盛教更加努力地工作，除圆满完成本职工作外，还经常冒着炮火到前沿阵地为战友送饭、抢救伤员。一天，连观察所附近的山村遭美军飞机轰炸，他冒着浓烟烈火，抢救出一位朝鲜老大娘和一名儿童。
１９５２年１月２日清晨，４名朝鲜少年在平安南道成川郡石田里附近的栎沼河上滑冰，其中一个名叫崔莹的少年不慎掉入２．７米深的冰窟，另外３名少年大声呼救。罗盛教出早操后，路经那里，听到喊声，立即向出事地点飞奔。他边跑边脱掉棉衣棉裤，冒着零下２０℃的严寒，纵身跳入冰窟，潜入水中找寻。他两次把崔莹托出水面，都因冰窟周围冰层破裂，又跌入水中。几经周折，他冻得全身发紫，浑身打颤，难以支撑，但仍以惊人的毅力再次潜入水中，用尽最后的气力，把崔莹顶出水面。这时一名战士赶到，遂将崔莹抢救上岸。罗盛教却因气力耗尽，无力浮出水面，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２１岁。
１９５２年２月３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表彰罗盛教伟大的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他追记特等功，并追授“一级爱民模范”称号。同年４月１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追授他“模范青年团员”称号。１９５３年６月２５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战士荣誉勋章。并将其献身的栎沼河改名为“罗盛教河”，崔莹的家乡石田里改名为“罗盛教村”，安葬他的佛体洞山改名为“罗盛教山”。
林祥谦
在湖北汉口江岸车站，矗立着一尊昂首挺立的红色花岗岩雕像，雕像基座正面镌刻着“林祥谦烈士”５个金色大字。他就是１９２３年在“二七大罢工”中担任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的林祥谦，这里就是他当年英勇牺牲的地方。
林祥谦，１８９２年１０月出生在福建省闽侯县一个农民家庭。１９０６年进马尾造船厂当学徒。由于他聪明好学，很快掌握了钳工技术。１９１２年他通过技工考试，进入汉口江岸铁路工厂当钳工。当时的京汉铁路既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吸血管道，又是封建军阀进行统治、互相混战的工具。近３万京汉铁路工人过着“成年累月做马牛，吃喝如猪穿如柳”的苦难生活。为了改善劳动条件，提高收入，林祥谦曾和工友们开展过小规模的罢工斗争。
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武汉党组织负责人陈潭秋、项英等人经常深入到江岸区的铁路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很快发现了富有反抗精神又在工人中有着很高威望的林祥谦。在陈潭秋、项英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林祥谦阶级觉悟很快提高，开始走上革命道路。同年１２月，林祥谦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会议，并作为发起人之一筹备组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１９２２年１月，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林祥谦被选为干事。由于他办事公正，乐于助人，为工人谋利益，深受大家的信任和爱戴。１９２２年夏天，林祥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当选为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委员长。
为适应全国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经过多次酝酿筹备，决定于１９２３年２月１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２月１日清晨，郑州全城戒严。反动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面对全副武装的敌人，林祥谦和代表们毫不畏惧，冲破军警的包围圈，进入会场。在一片欢呼和口号声中，宣告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
反动军阀吴佩孚、萧耀南对此感到无比恐慌和仇恨。当天下午，他们下令反动军警占领总工会会所，驱逐工会工作人员，查抄总工会的文件材料，砸坏各单位赠送给大会的匾额和礼品，甚至包围和监视代表们的住处。当晚，林祥谦参加了总工会召开的紧急会议，决定向反动当局提出五项要求，限４８小时内答复，否则将于２月４日举行全路总同盟罢工。会议决定总工会移到江岸办公，同时成立总罢工委员会，林祥谦被指定为江岸地区罢工总负责人。
第二天上午，林祥谦回到江岸，随即召开会员大会，传达总工会关于发动全路总同盟大罢工的决定，号召工友们用最大的力量反抗军阀的暴行。接着，林祥谦带领工人们组织宣传队，贴标语、发传单，揭露敌人罪行；成立调查队，了解掌握敌人动态；扩大工人纠察队，同时赶制铁棍、木棒，准备自卫。２月３日晚，罢工的各项准备都已就绪。
２月４日上午９时，林祥谦接到总工会关于罢工的指示后，下达了罢工令。随着第一声汽笛的拉响，江岸机车厂所有的汽笛同时怒吼，响彻武汉三镇。京汉铁路全线所有的客、货、军车一律停驶，震撼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开始了。这次大罢工从政治、经济上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２月６日下午，汉口美、英总领事召集中外买办资本家进行密谋策划，并向北洋军阀政府施压。吴佩孚勾结帝国主义，决定对罢工的京汉铁路工人进行残酷镇压。
林祥谦意识到残酷的斗争即将到来。２月７日中午他把分工会的图章藏在家里的炭火盆里，匆匆赶回工会。下午５时２０分，反动军阀带着两营士兵，包围了江岸分工会会所，开始了疯狂的射击。在这场野蛮的屠杀中，江岸３０多名工人牺牲，２００多人受伤，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林祥谦带领工人同前来镇压的反动军队进行了英勇搏斗，终因寡不敌众，与十几名工会领导人和工人代表被敌人逮捕。
当夜，天降大雪，敌人把林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站台的木桩上。反动军阀以死威胁逼迫林祥谦下令复工，遭到林祥谦断然拒绝。敌人恶狠狠地命令刽子手举刀砍向林祥谦左肩：“上不上工？”林祥谦斩钉截铁地说：“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屠刀砍向林祥谦右肩，他血流如注，昏死过去。醒过来，敌人再次恶狠狠地问他：“现在怎么样了？”林祥谦拼尽最后的力气怒斥敌人：“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班军阀手里了！”林祥谦壮烈牺牲，时年３１岁。
为纪念这位工人运动的先驱者，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福州修建了林祥谦烈士陵园，包括二七烈士纪念堂、陵墓、千人广场和６米高的烈士花岗石雕像等建筑。纪念堂以丰富的图片和资料，详细介绍了林祥谦的生平事迹。陵墓后面是郭沫若题写的“二七烈士林祥谦之墓”的青石墓碑。陵园内苍松繁茂，芳草如茵，守护着烈士不灭的英灵。
林祥谦后人的“三有”家训（链接）
“有信仰，扬正气；有纪律，克随性；有爱心，乐助人”。这是“二七大罢工”中牺牲的工人运动领袖、共产党员林祥谦的后人将无限感伤的追忆凝聚成的一则“三有”家训。这则简单易懂的家训，既蕴涵着革命先辈的高风亮节，教育了后代，也给芸芸众生以启迪。
今年55岁的林耀武是林祥谦的大孙子，现任南昌铁路局福州车辆段工会主席。到林耀武为止，这一家已经是连续四代奉献铁路事业，他日前向记者回忆说，有关爷爷林祥谦的故事，他和弟弟、妹妹从小就在奶奶怀里听过多次。１９２３年２月７日，在武汉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林祥谦不幸被捕，凶暴的敌人逼迫林祥谦下令工人赶快复工，遭到林祥谦义正词严地拒绝后，刽子手挥舞屠刀杀害了他。
“奶奶说，她永远忘不了那个雪花纷飞的寒夜，她目睹刽子手的屠刀一刀刀地向爷爷身上砍去，爷爷的鲜血洒了一地。最后，爷爷毅然决然地献身革命，他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而实现这个救国梦，需要一大批革命先行者为之抛头颅、洒热血。”
林耀武说，“爷爷就义的壮举告诉了我们，人活着一定要有信仰。每一个时代、每一代人都应该有坚定的信仰，它是一盏指引道路的航灯，一种催人奋进的动力，一股惩恶扬善的正气。没有了信仰的人，就会成为一个没有精神的人。”
“爷爷很有爱心，乐于助人，在武汉江岸铁路工厂当工人时，家里生活虽不宽裕，他却多次送钱、送粮救济穷困和生病的工友。”林耀武也以此教育后代，革命先烈一言一行蕴涵的精神光辉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代仍然是个“宝”，只要人人有爱心，为人助人，就会处处有和谐。
邓中夏
邓中夏，１８９４年１０月出生，湖南宜章人。１９１４年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１９１７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转入哲学系学习，１９２３年毕业。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曾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１９１９年参加五四运动，任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参与火烧赵家楼的行动。１９２０年３月，在李大钊领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１０月，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为骨干，发起组织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被选为书记，邓中夏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从１９２０年４月起，邓中夏长期在北京长辛店从事工人运动，主办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建立工会，为北方工人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１９２２年５月１日，他被选为长辛店工人的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同年７月，他出席党的二大，参与二大宣言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被选为中央委员。不久，他又先后当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委员长，参与创办《中国青年》杂志。１９２３年他受李大钊推荐参加创办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办的上海大学，任总务长。在上海大学任职的二年中，他聘请了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任弼时、李达、肖楚女、李立三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到校任教，利用上海大学为党培养人才。１９２５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留在广州工作，不久参与组织和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
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他坚决主张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受中央派遣于７月２０日到九江，与李立
三、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等开会，分析形势，提出建议。随后，参加党的八七会议，坚决拥护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任江苏省书记并兼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编委，并曾兼任中央军事部代部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白色恐怖中，他受中央派遣来到上海，恢复党的组织，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领导开展武装斗争。１９２８年２月，他又任广东省委书记，赴香港、广州等地恢复和发展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到严重摧残和打击的党组织。１９２８年３月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１９３０年７月，邓中夏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中央任命他为中央代表赴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特委书记、红二军团（后改为红三军）政委、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与贺龙、周逸群一起领导湘鄂西的武装斗争。１９３２年调回上海坚持秘密斗争，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
１９３３年５月，邓中夏在上海工作时被捕，随即被叛徒供出身份。蒋介石闻讯后亲自过问，并令立即将邓中夏押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监狱。在狱中，他以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钢铁意志，挺住了敌人金钱厚禄的利诱和严刑拷打的摧残。他对狱中地下党支部负责人说：“请告诉大家，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
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１日，在南京雨花台刑场，邓中夏高呼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英勇就义，时年３９岁。
罗健夫
图形发生器，这个今天早已被淡忘的普通电子设备，却承载了我国电子工业发展的一段辛酸历史。如今这个不起眼，甚至显得粗笨的“大家伙”，早已被先进的ＣＡＤ技术取代，但在３０多年前，它的研制成功为航天电子工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镌刻着一位英年早逝的科技工作者的名字——罗健夫。
罗健夫生前是原航天工业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第７７１研究所）的一名普通工程师。虽然去世了，但是他所彰显的航天精神却代代相传。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副院长、７７１研究所所长张俊超说：“罗健夫对本职工作的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为航天科研事业奋斗终生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图形发生器是电子计算机控制的自动制版设备，没有它，研制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几乎不可能。１９６９年担任图形发生器任务课题组组长时，３４岁的罗健夫对这一领域十分陌生。面对国际封锁和当时国内“文化大革命”的*，科研环境十分艰难。
研制图形发生器需要电子线路、自动控制、精密机械、应用光学等多方面知识，而罗健夫大学学的是核物理，只能一切从头学起。接到研制任务后，罗健夫一头扎进图书馆和新华书店，搜集所有能找到的相关资料。
年近八旬的胡培德老人曾任罗健夫所在车间的党支部书记，他对记者说：“为了能够看懂英文资料，罗健夫又自学了英语。在当时那种闭塞的环境下，又赶上„文化大革命‟，从头学一门外语，难度可想而知。”
１９７０年，罗健夫领导的科研组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攻关组白天得参加“革命”运动“改造思想”，只有晚上才有时间搞科研。当年和罗健夫同在非标准设计组的同事蔺振声说：“他这种身处逆境仍然投身科研工作的精神一直鼓舞着大家。”
１９７２年，历时３年，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中国人终于拥有了第一台自己的图形发生器。这一成果填补了我国电子工业的一个空白。３年后，性能改进的Ⅱ型图形发生器研制成功，为研制大型集成电路微处理机奠定了基础。Ⅱ型图形发生器获得１９７８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正当罗健夫积极投身Ⅲ型图形发生器的改良工作时，病魔却向他袭来。但为了Ⅲ型图形发生器能早日投入使用，他以惊人的毅力，一直坚持工作。１９８２年２月，他被确诊为癌症晚期。面对这样的沉重打击，罗健夫要求医生不要将病情告诉家人。他想得最多的仍然是手头的科研工作不能停。领导让妻子休假照顾他时，他表示：“自己因病已经影响工作了，妻子不能再耽误公家的事。”
除了工作，他想得最多的就是别人。面对绝症，他看得很开，不止一次对主治医生说：“你们现在就可以在我身上做实验，死后我的身体捐献给国家，你们可以解剖分析一下，希望对以后其他人的治疗有帮助。”
“面对荣誉和奖励，罗健夫想得最多的总是其他同志。”胡培德对记者说，“在Ⅱ型图形发生器申报国家科技成果时，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最后。１９８０年和１９８１年两次评定高级职称时，他都没有申报，认为自己的水平还不够。”
面对职务、名利，罗健夫看得很淡。他甘愿当“普通一兵”，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他说：“作为一名党员，自己搞技术比当领导更合适。”
１９８３年２月，罗健夫被国务院追授为全国劳动模范。虽然４７岁英年早逝，但在我国的图形发生器历史上，永远地写下了罗健夫这个名字。
２００７年是罗健夫逝世２５周年，７７１研究所为他塑像，号召新一代航天科技工作者学习罗健夫忘我工作、勇于攻关的精神。（记者段博）
赵世炎
“龙华授首见丹心，浩气长虹烁古今。千树桃花凝赤血，工人万代仰施英。”这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缅怀赵世炎的诗篇。“施英”是赵世炎当年用过的化名。
赵世炎，１９０１年出生在四川省（今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龙潭镇。１９１５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期间正值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受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的影响，投入新文化运动中，并结识了李大钊等人。１９１９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少年学会，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参与主编《平民周刊》《少年》半月刊和《工读》半月刊等进步刊物，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
１９２０年５月，赵世炎赴法国勤工俭学。１９２１年春，与张申府、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１９２２年，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任中央执委会书记，随后又任中共旅欧总支部委员和中共法国组书记。１９２３年，赵世炎和陈延年、王若飞等带领一批青年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１９２４年，应李大钊要求，赵世炎回国工作。他先后任中共北京地方执委会委员长、中共北方区执委会宣传部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各省的斗争。１９２５年５月３０日，上海发生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北京人民在中共北方区委赵世炎等人的领导和组织下，立即行动起来，举行游行、罢工、罢课，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随后，李大钊派赵世炎等人到天津、唐山等地去加强领导，先后组织和发动天津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天津海员大罢工和赵各庄矿工人大罢工，使北方地区的声援活动和群众斗争连成一片，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在内蒙古地区农工兵大同盟代表大会上，赵世炎当选为大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书记。为了推动蒙古地区的革命工作和培养蒙古族干部，他和李大钊（任书记）、邓中夏等经常到蒙藏专门学校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在他们的培养和教育下，最早一批向往革命真理的蒙古族青年乌兰夫、奎壁、吉雅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后来开展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准备了骨干。
１９２６年３月，赵世炎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会后，为加强江浙地区的工作，党中央任命赵世炎担任中共江浙区委（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上海市）组织部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并兼任江浙区委军委书记。赵世炎化名“施英”，到上海后就深入到工人群众中，了解情况，组织工人罢工斗争，准备武装起义迎接北伐军。他号召社会各界群众发扬五卅精神，联合起来，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以对付帝国主义的屠杀和进攻。在中共江浙区委领导和组织下，从１９２６年６月到９月，上海各界工人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新阶段。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北伐军攻克武汉，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上海党组织为了配合北伐胜利进军，决定举行武装起义，罗亦农、赵世炎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重要领导者。由于时机不成熟，上海工人的第
一、二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１日，在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和指挥下，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赵世炎身先士卒，和周恩来一起指挥和带领着装备１５０支枪的工人纠察队，勇敢地冲锋陷阵，向着直鲁联军发起冲击。经过３０多个小时的激战，打败军阀部队，占领上海（外国控制的租界除外）。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为北伐军在江浙战场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２７年４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上海处在腥风血雨中。１９２７年５月，赵世炎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他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代理书记、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回到严重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以大无畏的革命气魄，继续坚持领导革命斗争。
由于叛徒出卖，１９２７年７月２日，赵世炎不幸被捕。他受尽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他把敌人的监狱和法庭当成讲坛，大义凛然地宣传党的主张和共产主义理想，揭露反动派的罪行。他慷慨激昂地说：“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种子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一定会茁壮成长起来，共产党必将取得胜利。”７月１９日，敌人对他下了毒手。面对死亡威胁，他从容不迫，镇定自若，高呼着：“工农联合起来打倒新军阀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上海枫林桥畔英勇就义。
赵世炎的一生是短暂的，他将自己的全部青春年华和满腔热血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不朽篇章。今天，在赵世炎的家乡——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龙潭镇，建有赵世炎故居和烈士纪念馆，永远缅怀这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
同侵略者血战到底：八女投江
抗日战争时期，以冷云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８名女战士，在顽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投江殉国，表现了中华民族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她们是第２路军第５军妇女团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
冷云，原名郑志民，１９１５年生，黑龙江省桦川县人。１９３１年入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１９３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佳木斯等地从事秘密抗日活动。１９３６年，与具有爱国思想的吉乃臣（后改名周维仁）加入东北抗联第５军，后经组织批准二人结为革命伴侣，共同进行抗日斗争。冷云先在军部秘书处做文化教育工作。她运用在师范学校所学的知识，编写识字课本，给抗联战士们上课。还发挥自己在文艺方面的特长，经常给同志们唱歌跳舞，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深受大家欢迎。后调到第５军妇女团，历任小队长、政治指导员。１９３８年夏，冷云强忍丈夫英勇牺牲的巨大悲痛，告别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婴儿，随第５军第１师部队西征。在西征队伍中，妇女团的战士们和男战士一样跋山涉水，英勇作战。７月１２日参加了攻打楼山镇的战斗。八九月间，西征部队在苇河、五常境内与日伪军连续作战，遭受重大损失，遂决定返回牡丹江下游刁翎地区寻找军部。
１０月上旬，部队经过长途行军抵达牡丹江下游支流乌斯浑河西岸，日伪军千余人趁夜来袭。次日拂晓，师首长命令８名女同志先行渡河。当她们正要下河时，突然枪声大作，日伪军发起了进攻。大部队边打边撤。为掩护大部队突围，已行至河边准备渡河的８名女战士，毅然放弃渡河，在冷云率领下，分成３个战斗小组，一齐向日伪军开火。正在追赶抗联主力部队的日伪军突然遭到来自侧后方的打击，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兵力向河边压来。抗联主力部队乘敌人慌乱和兵力分散之机，顺利突出重围。日伪军一方面以密集的火力控制住山口，阻止抗联主力部队的回援，一方面加强兵力向冷云等据守的河岸阵地扑来，企图活捉她们。在背水作战至弹尽援绝的情况下，８位女英雄誓死不屈。她们毁掉枪支，挽臂涉入波涛滚滚的乌斯浑河，高唱着《国际歌》，集体沉江，壮烈殉国。牺牲时，她们中年龄最大的冷云２３岁，最小的王惠民才１３岁。
八女投江的悲烈壮举，令敌人震撼，日军指挥官连声哀叹：“连女人都不怕死，中国灭亡不了！”为弘扬八女投江的伟大精神，１９８６年９月７日在牡丹江市举行“八女投江纪念碑”奠基典礼。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为工程奠基题词：“八女英灵，永垂不朽！”
全国民兵英雄：于化虎
于化虎，１９１４年出生于山东省海阳县文山后村，１９４０年参加抗日战争，１９４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家乡带领民兵以自制的踏雷、绊雷、连环雷、夹子雷、钉子雷、梅花雷等２０多种地雷为主要武器，有力地打击日寇，威震胶东。
１９４３年５月，日伪军１００多人偷袭文山后村，时任民兵队长的于化虎率领爆破组在村边埋下７０多枚石头拉雷和绊雷，炸死炸伤前来袭击的日军１７人。几天后，他又带领民兵在村子周围埋下数百颗自制地雷，诱敌进入雷区，炸死炸伤敌人７０多名。
为了对付于化虎和民兵的地雷，日军组织探雷队。于化虎将计就计，以真假地雷对付敌人，日军挖出上面的假雷，下面的真雷随即被引爆。后来，日军将雷坑挖得又大又深，剪断真假雷相连的引火弦。于化虎和爆炸队员则试制成功定时雷。一次，日军探雷队把挖出的４颗定时雷带回炮楼，定时雷突然爆炸，７个日军当场毙命。日军绞尽脑汁，只好在疑有地雷的地方画上白圈，在疑有地雷阵的地方作出标记，绕道行军。于化虎带领民兵故布疑阵，在日军画的圈外，另外画圈，并在圈与圈间埋上地雷，把日军炸得血肉横飞，充分发挥了地雷战的威力。
１９４４年春，驻青岛的日军对盆子山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于化虎带领民兵在村西野虎山下埋设２０多颗子母雷，炸死炸伤日伪军４０多人。同年夏，于化虎带着４颗２５斤重的大地雷，潜入敌人据点，埋设在日军集合点名的地方。第二天早晨日军出操时踩响地雷，被炸死炸伤３０多人。
１９４５年夏的一天，日伪军集结４００多人，对周围村庄进行“扫荡”。于化虎组织民兵，化装混入敌人内部，活捉１４名伪军士兵，穿上伪军服装进村布雷。然后撤出村，开枪诱敌上钩。敌人慌乱中互相射击，地雷遍地开花，死伤４７人。慑于民兵地雷战的威力，据守海阳县城的日军，被围困在据点里，真是不敢越“雷池”一步，只好在青岛日军接应下从海阳逃走。
于化虎和他的民兵地雷战，在胶东一带威名大振，炸得日伪军闻雷色变。１９４４年１０月，于化虎等５人受胶东军区委派，到烟潍线为１０００多民兵骨干传授制雷、布雷技术，开展历时４个多月的地雷战。他在蓬莱附近一次布雷炸死炸伤日伪军２８人。他曾创造一枚自制地雷杀伤７名敌人的纪录。在参加抗战的５年时间里，于化虎用地雷炸死炸伤日伪军１７１人。他的制雷、布雷技术也传遍胶东。１９４５年，于化虎被评为“胶东民兵英雄”，胶东军区授予他“爆炸大王”英雄称号。
抗战胜利后，于化虎带领民兵参加了人民解放战争。１９４６年春，海阳县武装部抽调3个民兵连，组建县子弟兵团一个营，于化虎任营长。他率领部队到即墨、崂山一带配合当地政府开辟新解放区。一次，６００多名敌军从崂山出动抢劫，于化虎率民兵营伏击，救出被抓群众１００多人，俘敌３０多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
１９５０年９月，于化虎作为民兵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被评为“全国民兵英雄”。电影《地雷战》的主人公赵虎，主要就是根据于化虎和另一位爆炸大王赵守福的事迹创作的。２００４年于化虎去世。 于化虎的“后英雄时代”（链接）
于化虎一生育有八子一女，于永周排行老四；于树良是老大的第二个儿子。谈起于化虎，两位后人不约而同地聊起了老英雄的“后英雄时代”。
1949年，于化虎回到老家文山后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30多年，其间曾当选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父亲一生勤劳。早上，他天不亮就到山里劳作；晚上，几乎每天都去巡逻、查岗。”于永周说，“父亲除了苦干加实干，还有巧干。”有一年，周围村里的小麦都倒伏了，只有文山后村的小麦还活着，一打听才知道，文山后村种植的是父亲引进的抗倒伏的新品种。
于永周介绍说，上世纪80年代，于化虎辞去村党支部书记后，海阳县（1996年撤县设市）的领导曾多次提出提供住房，请他到县城里去住，但于化虎都拒绝了。“老人常说，战争期间，那么多人都牺牲了，我还活着，已经很幸福了。”
“爷爷一辈子信仰共产主义，去世前，他还一再叮嘱我们，葬礼不要铺张浪费。但有一点，骨灰盒上必须盖一面党旗。”于树良说，“爷爷临去世前，还拿出500元作为特殊党费，捐给受到水患影响的南方灾区。”
坚贞不屈方志敏
方志敏，１８９９年８月出生，江西省弋阳县人。１９１９年夏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西省立南昌甲种工业学校。这时，正值五四爱国运动后新思想、新思潮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参加和组织学生运动，被选为南昌学联的负责人之一。１９２２年７月，为寻求革命真理，他来到上海，同年７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１９２４年３月，方志敏在南昌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激动地写道：“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荣啊！从此，我的一切，直到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先后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部长、中共江西区委工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农民协会秘书长。１９２５年冬，党组织派他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１９２６年４月，他作为江西省代表赴广州参加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期间，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和彭湃，并到东江、大埔一带考察农民运动。１９２７年３月，他赴武汉，参加由毛泽东、邓演达主持的粤湘赣鄂豫农民协会执委会和农民自卫军联席会议，与毛泽东、彭湃、邓演达、谭平山等１３人当选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执行委员。他完全赞同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的思想和主张。
大革命失败后，１９２７年８月下旬，他化装成贫苦农民从吉安步行回到弋阳，任弋阳、横峰等五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武装起义总指挥、中共弋、横、德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委员，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组织农民武装，进行暴动准备。１９２８年１月，他与邵式平、黄道等领导赣东北弋阳、横峰地区农民起义，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１０军。１９３０年起，先后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１０军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１９３４年１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初，以红7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到达闽浙皖赣边区，与红１０军组成红１０军团，方志敏任红１０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奉命率红１０军团北上抗日，在皖南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艰苦转战两月余，被７倍于己的敌军重重围困在怀玉山区。他带领先头部队奋战脱险，但为了接应后续部队，冒着雨雪和危险，复入重围，寻找部队，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于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９日被俘。被俘时，国民党士兵搜遍方志敏全身，除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没有一文钱。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百般诱降和严刑逼供，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断然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革命而死，虽死犹荣！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方志敏用自己的心血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著名篇章。他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不怕饥饿，不怕寒冷，不怕危险，不怕困难。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都能忍受下去！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这些激动人心、掷地有声、感人肺腑的语言，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１９３５年８月６日，方志敏在江西南昌英勇就义，时年３６岁。
链接：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清贫》一文，令无数后人肃然起敬。
有一种力量叫清贫！这种力量体现着共产党人以天下为己任、公而忘私的精神，更彰显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有一种坚定叫信仰！正如方志敏在文章《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中所写：“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在方志敏心中，始终有一个理想在激荡。就像他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健康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1935年被俘后，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方志敏正气凛然，坚贞不屈。他用敌人提供劝降的纸笔，写下了《清贫》等16篇文稿，计14万余字，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华社记者 胡锦武）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王尽美
王尽美，原名王瑞俊，１８９８年出生于山东省莒县大北杏村（今属诸城市），是山东党组织早期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１９１８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期间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被推举为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１９２０年３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他被发展为外埠会员。同年１１月，他与邓恩铭等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任主编。《励新》半月刊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登载了许多有关社会改造的文章，抨击时弊，启发青年觉悟。 １９２１年春，他与邓恩铭等发起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７月，他们一同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此，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尽美，并“尽善尽美唯解放”，抒发了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信念。
党的一大之后，在中共中央代表的指导下，王尽美在山东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任书记。１９２２年１月，他和邓恩铭、高君宇等人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６月，为适应工人运动发展需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建立，王尽美任主任。７月，他赴上海出席党的二大。会后，他同邓中夏、毛泽东等人共同起草的《劳动法大纲》，成为这一时期党指导工人运动的纲领。
按照党的指示，他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副主任身份，积极领导开展工人运动。１９２２年１０月，在他直接领导下，京奉铁路山海关工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历经９天，取得斗争胜利。紧接着，他作为总同盟罢工指挥部重要成员之一，参加领导秦皇岛开滦五矿工人总同盟罢工斗争。同年１１月，他在山海关领导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１９２３年１月，他领导建立京奉铁路总工会及山海关分会，任总工会秘书。同年２月，他被反动军警逮捕，后被工人营救获释，继续主持党在山东的全面工作。
党的三大后，王尽美根据党的决议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于１９２４年１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２月，去北京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国民会议运动讲演大会。归途中，在天津饭店受到孙中山的接见，并被孙中山委以国民会议特派宣传员。这期间，他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奔波于济南、青州、潍县、青岛等地，指导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积极建立与发展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并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的组织，使党在山东的工作迅速发展。同年１１月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
长期的忘我工作和艰苦生活，使王尽美患上了严重的结核病。１９２５年春节前夕，因疲劳过度吐血晕倒，进院治疗。时值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之际，他毅然出院，抱病赴青岛投入战斗。他与邓恩铭等一起组织领导胶济铁路全线、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并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４月，他去青岛与邓恩铭等一起领导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迫使日本资本家签订了９项复工条件。同年６月，因肺病复发，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回到家乡养病，后到青岛治疗。病重期间，他请青岛党组织负责人笔录了他的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８月１９日，王尽美在青岛逝世，终年２７岁。
玉米高产纪录创造者李登海
一是美国先锋种子公司的创始人华莱士保持的世界春玉米高产纪录；另一个是我国玉米育种与高产栽培专家李登海保持的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据测算，李登海培育的玉米种，使我国每亩土地由养活１个人提升到养活４．５个人；他的玉米种子已累计在全国推广１０亿多亩，直接增加经济效益１０００多亿元。
李登海是共和国同龄人，１９４９年出生在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西由镇后邓村。１９６６年，李登海初中毕业后回村务农；３年后，因为种地高产被选入村里的农科队当上了农民技术员，并逐渐走上玉米高产研究之路。
１９７６年，李登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之前，李登海已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育种行家”；入党之后，为了在玉米育种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李登海想到一个和时间赛跑的好方法——到海南去育种，每年在海南育种两季加上在山东育种一季，李登海的育种时间就这样扩大了３倍。１９７７年冬天，经过八天八夜旅途奔波，李登海从莱州到达海南。从此，在玉米高产研究的道路上，李登海登上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峰。
１９７９年，李登海研制的紧凑型玉米“掖单２号”亩产达到７７６．６公斤，创造了我国夏玉米单产最高纪录，李登海也由此确立了紧凑型玉米这一中国玉米育种与高产栽培研究方向。１９８９年，李登海研制的“掖单１３号”亩产达到１０９６．９公斤，创造了新的夏玉米高产世界纪录；２００５年，李登海研制的“登海超试一号”创造出亩产１４０２．８６公斤的世界夏玉米高产最新纪录。
一次又一次地超越纪录，伴随着许多艰辛和不易：１９７８年至今，李登海３０多个春节全都在海南度过；３０多年来，李登海几乎没有节假日，也没有八小时工作制；频繁奔走于山东与海南。
１９９０年，李登海被评为首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２００４年，李登海培育的“掖单１３号”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２００５年，李登海获得“中国玉米产业重大贡献奖”。
李登海是中共十四大、十七大代表，曾先后担任全国人大第八届、第九届常委，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１９９３年，李登海提出了《种子法》的立法建议，此后两届，李登海连续两次提出议案。２０００年６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种子法》，从而从整体上推进了中国种业的市场化、规范化进程。
为了实现我国由“粮食大国”向“粮食强国”跨越，保证国家粮食安全，２００５年，中国作物学会玉米专业委员会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超级玉米育种计划的建议。２００７年，李登海成为“超级玉米新品种选育与产业化开发重点项目”主持人，此项目被列入“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目前，他们已选育出１０多个超级玉米新品种，有４个品种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其中登海６６２、登海６０５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李登海满怀希望地说：“超级玉米推广之后，每亩至少多收１００多公斤。我国种植玉米约４亿亩，几乎都是杂交玉米。如果约４亿亩地都种超级杂交玉米种，那就多增产４００亿公斤玉米，够两亿人一年的口粮。我要育出更多更好的高产玉米新品种，力争在我的后半生再为国家增产１０００亿公斤粮食！”（新华社记者邓卫华）
陕北红军和苏区主要创建人之一谢子长
谢子长是陕北红军和苏区主要创建人之
一、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毛泽东曾两次为谢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并亲笔写了碑文。
谢子长，１８９７年生，陕西安定（今子长）人。１９１９年起先后进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学和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读书。１９２２年考入太原学兵团学军事。１９２４年回安定县办民团，任团总。同年赴天津、北京，参加反帝斗争。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６年初根据党的指示，回安定县继续办民团，利用团总身份进行革命活动。同年到陕北军阀井岳秀的部下、政治倾向进步的石谦旅的一个团里任连长，并在该团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建立中共特别支部。１９２７年２月被选为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农民协会促成会委员。曾创办青年军事干部训练班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教育；组织和领导农民协会打击封建官僚，惩办土豪劣绅，被群众誉为“谢青天”。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谢子长与唐澍等组织领导清涧起义，任西北革命军游击支队营长、副指挥。１９２８年５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革命军第３大队大队长。起义失败后，回陕北开展武装斗争，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委员。１９３０年８月任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挥。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１年，先后在陕北、宁夏、甘肃等地做兵运工作。１９３１年１０月，和刘志丹等将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任总指挥，率部转战陕甘边，创建革命根据地。１９３３年夏被派往察绥抗日同盟军第１８师，负责中共组织的工作，协助师长许权中指挥作战。同年１１月回到陕西，任中共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恢复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１支队，壮大了第２、第３支队，建立了第４、第５支队，并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赤卫军、少先队、妇女会等，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建立了安定、延川根据地。
１９３４年７月，谢子长任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率部奇袭安定县城，占领县政府，救出被捕的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使红军军威大振，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８月兼任红２６军４２师政治委员，率红４２师第３团及陕北游击队第１、第２、第５支队，进行陕北、陕甘边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连续取得清涧河口、横山董家寺、安定县城等战斗的胜利。在河口战斗中，谢子长不顾个人安危，在前线指挥作战，不幸胸部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