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证明“我妈是我妈”，是奇葩吗
2015年04月09日06:59 新华日报 10分享 添加喜爱 打印 增大字体 减小字体
新闻事实>>>
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需要明确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可问题来了，需要书面证明他和他母亲是母子关系。可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户口簿上早就没有了陈先生的信息。有人指了一条道：到父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可以开这个证明。先别说派出所能不能顺利开出证明，想到为这个证明要跑上近千公里，陈先生就恼火：“证明我妈是我妈，怎么就这么不容易？” 更奇葩的是，陈先生向旅行社交了60块后，就不用再证明了。(4月8日 人民网)
观点PK>>>
正方：“奇葩”证明，凸显“权力任性”
“证明我妈是我妈”之类证明，确实 “奇葩”，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奇葩“证明”不在少数。很多人在办事过程中遇到过类似的证明：要证明你爸是你爸，要证明你没犯过罪，要证明你没有要过孩子，要证明你没买过房„„这样那样的证明，有的听起来莫名其妙，办起来更让人东奔西跑还摸不着头脑。
现实中的“奇葩”证明，何以如此之多？除了政府部门之间信息缺乏互联互通等客观原因之外，从政府权力运行的角度，一言以蔽之的根源其实还在于，“奇葩”证明背后的政府权力，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相当“任性”的，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
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设定设置各种“奇葩”证明的政府权力，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制约。证明过多过滥，除了审批事项太多外，还因为原本应由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核实，理应是政府自身的义务，根本不该由公民“自我证明”的各种证明，却被相关政府部门简单任性地转嫁给了公民个人，逼着人们东奔西跑。再如，许多原本既没有合理性也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奇葩”证明，一些行政部门往往通过任性的“自我授权”便能随意增加公民的证明义务。
另一方面，与各种“奇葩”证明密切相关的行政收费权力同样也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制约。一些公职部门之所以热衷要求公民提供这样那样的证明，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这些证明与相关部门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借此它们可以轻松地收取不菲的证明收费。此前，新华社曾报道，一份“无房证明”，全国多地都必须在政府限定“独此一家”的机构办理，并收取20元到60元不等的费用；一些地方公安部门“开无犯罪记录证明、每人100元手续费”，气象局部门“开具气象情况证明，每份600元”，“2005年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总额达4000多亿元”。
这种背景下，要想根本解决各种“奇葩”证明泛滥问题，关键显然还在于，通过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确保“有权不可任性”。一方面，要通过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严格制约权力部门任性滥设各种“奇葩”证明以及借此敛财的行为；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健全完善相关惩戒措施，在事后强化对此类行为的问责、追责力度，使之不敢“任性”。张贵峰
反方：只认法律文书怎是奇葩？
出境旅游明确亲人为紧急联络人，可能以后会涉及到意外事故及保险赔偿等多种涉及法律事宜等，要求陈先生提供他母亲是他母亲的具有法律性质书面证明，如户口簿、亲子关系公证等，不是很正常吗？
要出境旅游，办签证时，你说你们是夫妻，就要出示结婚证；在过海关时，你说你带的孩子是你的儿子或女儿，如孩子未成年，不少国家要求你随身携带经过国家公证的“亲子证明”，以备抽查。国际严打拐卖儿童，过关时常抽查带孩子父母的亲子法律文件，如你没有，你再怎么说孩子是你儿子或女儿，孩子再怎么喊爸妈，都没用；即使你持有中国护照，也有在某单位就职的公证，出国时，有些国家仍要求做领事认证，要以国家外交机构名义证明这份公证属实；有的国家要求旅游者携带经过公证和领事认证的无罪证明。这样做，都是惯例。
在重要场合和重大事情中，要证明自己身份和自己与某人的亲属关系时，无论是亲子关系或夫妻关系等，大家只认具有法律性质的文书，这不是奇葩，而是要坚持的原则。如果要证明“我妈是我妈”，我说了不算，我妈说了也不算，法律文书和机构说了才算。真正的奇葩是，向旅行社交了60块后，就不用再证明了，这是旅行社违反原则，要钱不守法。更大的奇葩是，在互联网如此普及和大数据盛行的今天，有时要办理一种证明自己与某人的关系的法律文书还如此难，如此慢。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政府部门要赶快改良办理、求证和验证这类证明的办法和路径，做到方便、快捷和简单，有的要立等可取，有的要上网可查。以前是一箱证书、证明，太多了，太烦了，清理一下，合并一些，这很好，但也不宜一窝蜂都不要了，裸奔了，一个人如没几本具有法律性质的证明，无论对自己，还是对社会管理，可能更不好。顾德宁
第三方观点>>>
开证明需打破信息“壁垒”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证明？相关职能部门之间互相推诿，说白了，就是要审批的事项很多，可谁也不愿担责。笔者办事就曾遇到过“部门A说需要部门B的证明，而部门B说没有部门A的证明我用什么来证明”，就像是你要给我蛋，才能孵出鸡，而我说你要给我鸡，才能生下蛋。这样的僵局，往往托人能打破。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其实不少证明并非非要不可。因此，各级政府部门有必要结合简政放权的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地对需要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事项进行梳理，能免的就免、能简的就简，从源头上减少对证明的需求。
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信息化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和便利。解决证明过多过滥问题，当务之急需要打破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通过一定的规则和权限设置，让公民基本情况实现共享。这样，老百姓就不会再为各种证明四处跑腿，更不会出现“需要证明我妈是我妈”的尴尬。人民网 黄庆畅
公务员面试热点命题：如何证明我妈是我妈每日一练(1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