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法家思想的华与实 一 法家与三晋法家
对“法家”下一个普遍认同的定义是困难的。《孟子·告子下》云：“入则无法家拂 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朱熹注：“法家，法度之世臣也。”[1](第184页) 在这里，“法家”应指守法之世臣，与“诸子百家”中之“法家”不同。从学术派别的 角度，最早对“法家”一词进行解释的思想家，是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注：详见武树 臣，李力.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本文《人物志· 流业篇》中的引文转引自该书的第5页。)他在《论六家之要旨》中说：“法家严而少恩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第3289页)又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 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2](第3291页)从法律的实践和目的来看，曹魏的 刘劭在其《人物志·流业篇》中指出：“建法立制，强国富人(兵)，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就著书和制定法典而言，章太炎在《检论·原法》中主张：“著书定律为 法家”。以此为据，李悝实为法家的始祖。在当代法史学界，比较权威的观点是，将法 家看做一个“学术派别”。[3](第418页)上述见仁见智的解释，虽各有侧重，但对准确 地把握法家的内涵，却大有裨益。我们认为，对“法家”一词的理解应有狭义和广义之 分。狭义的“法家”是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派或学术派别。正如有学者 认为的那样：“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大变革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诞生的，代表新兴 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性、实践性极强的学术派别。”(注：详见李光灿，张国华.中国 法律思想通史(一)[Z].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类似的观点还有：认为法家是“ 中国古代先秦诸子百家中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97.又“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详见张国华，饶鑫贤.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上)[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154.)(第418页)但如将法家仅仅理解为一个学术派别， 势必将那些真正贯彻法家思想的实践者(如一些政治家、军事家等)排除在法家之外。有 学者指出：“法家的代表人物大多是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4]( 第80页)基于此，对“法家”还应作广义的理解。广义的法家，是指春秋战国时期一些 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关于“以法治国”、严刑峻罚、君主专制、富国强兵的思想 ，或以“以法治国”为指导，进行富国强兵实践的总称。本文称谓的“法家”即是指广 义上的法家，其中，法家思想是其主体和核心。
法家，若按地域划分，学术界常常将其分为齐法家与晋法家。(注：冯友兰先生在《中 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中专列“晋法家思想的发展”一章，将法家分为“晋法家和齐 法家”，并把李悝、申不害、商鞅和赵武灵王等都纳入“晋法家”的范围。详见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26-238.武树臣、李力先生也 指出：“以地域来划分，法家有晋法家与齐法家之别。”参见武树臣，李力.法家思想 与法家精神[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124.)其中，“晋法家是法家的主体 ，其思想是战国法家思想的主流和代表。”[5](第26页)“晋法家”(注：本文使用“三 晋法家”的名称，而不用“晋法家”的名称，其理由见下文。在这里暂用“晋法家”这 一学界常用的名称。)思想，是“战国法家思想的主流和代表”，已是不争的事实。但 学术界使用的“晋法家”这一名称，似不如使用“三晋法家”更符合史实。因为，在先 秦历史上，“晋”有其特定的含义，是指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周分封的 诸侯国。公元前453年，晋被韩、赵、魏三家所瓜分。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 三家为诸侯。韩、赵、魏三国统称为“三晋”。虽然晋与三晋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但三 晋毕竟不同于晋，两者无论是存在的时间，还是所领地域的范围，甚至在某种性质上都 有所不同。(注：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即上起于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 三家为诸侯时。范文澜先生认为，“东周兼并战争继续发展，以三家分晋为标志，进入 战争剧烈的战国时期。”“前四○三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晋国韩赵魏三家世卿立为 诸侯，战国时期开始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8 8.李元庆先生指出：“到春秋末年发生了‘三家分晋’事件，姬姓贵族统治的晋国从此 灭亡，由魏、韩、赵三个独立的异姓诸侯国取而代之。这在列国中是绝无仅有的。”李 元庆.三晋古文化源流[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1.)至于法家，虽然春秋时晋 国的赵鞅、荀寅等都可归入法家，但法家主要人物的思想是形成于三晋而不是晋；法家 一些主要人物的法制实践是在三晋而不是在晋。因此，用“三晋法家”这一名称，比用 “晋法家”的名称更准确。三晋法家是指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三晋，一些政治家、思想 家和军事家关于“以法治国”、严刑峻罚、君主专制、富国强兵的思想或以“以法治国 ”为指导，进行富国强兵实践的总称。其主要代表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 和韩非等。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以三晋法家思想作为讨论的对象
二 三晋法家思想花开三晋的原因分析
战国时期，诸侯林立，战争频繁，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富国强兵成为时代的 主题。三晋法家思想不仅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指导，而且对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 家秦的建立及其之后的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此，探析三晋法家思想产生 的原因，不能不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三晋法家思想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下 几点确是至关重要的。 1.深厚的文化底蕴
“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针。周初，周成王攻灭商朝的方国——唐，并封其 弟叔虞于此，建立诸侯国。由于唐地“封在夏墟”[2](第1635页“索引”)又“戎狄之 与邻”[6](第1371页)，因此，周公因地制宜，在《唐诰》中，要叔虞“启以夏政，疆 以戎索”[6](第1539页)即沿用有夏的政策，并结合戎狄的法度来治国理民。这是叔虞 治国的大政方针。叔虞子燮父即位后改唐为晋。晋从立国到三家分晋，存续约六个世纪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晋国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晋文化。而这一文化的 基石则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略。这一因时因地制宜的基本国策的确立， 从根本上规定了晋文化的发展走向，使得“晋国没有形成宗法‘礼制’的浓重传统，相 反却养成‘尚武’、‘重法’、‘尚农’的风尚。”[3](第427页)“导致了晋国历史上 强烈的反宗法制传统，由此掀起蓬蓬勃勃的变法思潮”。[7](第172页)重法度、尚变法。重法度、尚变法是晋国的传统。这一传统可上溯到唐国的开国之时 。周公对叔虞的诰词——《唐诰》，就是孔子所说的“唐叔之所受法度”。(注：参见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Z].北京：中华书局，1981.1504.李元庆先生认为“唐叔之所受法 度”“就是叔虞封唐时的《唐诰》”。详见李元庆.三晋古文化源流[M].太原：山西古 籍出版社，1997.191.)它是“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的法度。从变法的角度来看 ，唐初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针，就是对周初礼法的变革。唐之后，晋国 的重法、变法传统不绝。晋献公时，晋臣士制定“士之法”。[6](第909页)晋文 公在位期间，大臣郭偃(即高偃、卜偃)制定“郭偃之法”，帮助文公变法。冯友兰先生 认为“齐桓之霸靠管仲，晋文之霸靠郭偃。”(注：详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 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17.有关郭偃之法的记载见于《商君书·更法》、《 战国策·赵策四·客见赵王》和《韩非子·南面》等。)公元前633年，晋文公作“被庐 之法”，按杜预的观点是“修唐叔之法”。[6](第1504)《左传》文公六年(前621年)记 载，晋国执政赵盾(即赵宣子)制“夷搜之法”(也称“赵宣子之法”)，“行诸晋国，以 为常法。”这部法律是对“被庐之法”的彻底修正，被孔子称之为“夷之搜也，晋国之 乱制也。”[6](第1504页)《左传》宣公十六年(前593年)记载，士会(范武子)“讲求典 礼，以修晋国之法”，即“范武子之法”。公元前573年，士渥浊(士贞伯)任太傅，“ 修范武子之法”；司空右行辛“修士之法”。[6](第909页)晋平公四年(前554年)， 范宣子(士匄、范匄)任中军将，执晋国政。八年(前550年)，制刑书一部，即“范宣 子刑书”。前513年，晋臣赵鞅、荀寅“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6](第1504 页)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这种重法度、尚变法的传统，无疑深刻 地影响了三晋法家。可以说，因时因地制宜、重法度、尚变法的晋文化传统，是孕育三 晋法家思想和法制实践的沃土。 2.大变革的时代
周平王东迁洛邑，东周历史开始。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剧烈动荡、战乱不息的大 变革时期。前后约550年。与西周社会相比，春秋时期最大的特点是“礼崩乐坏。”周 天子名义上仍是天下的共主，但已失去了往日的尊严和权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逐渐变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以宗法制为核心的西周 礼制全面崩溃。臣弑君、子杀父、下犯上、废嫡立庶等现象层出不穷。因此，司马迁说 ，春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2](第 3297页)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按军功授爵取代世卿世禄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由于 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私田不断出现，“井田制”逐渐瓦解。许多诸侯国，为 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颁布法令，承认私田的合法性。齐国“相地而衰征”，晋国“作 爰田”，鲁国颁布“初税亩”令等等。春秋时“礼崩乐坏”的另一个表现是出现了诸侯 争霸的局面。周王朝政治上的软弱和经济上的衰退，已无力阻止诸侯间的战争。鲁齐的 长勺之战(前684年)、楚宋的泓水之战(前638年)、晋楚的城濮之战(前632年)、晋秦的 淆之战(前627年)、楚晋的邲之战(前597年)、晋齐的鞍之战(前589年)、晋楚的鄢 陵之战(前575年)等战争的硝烟笼罩着这个时代。
春秋之后，社会的变革逐渐深入，而战争的规模和残酷性也在不断升级。正是因为诸 侯间的连年战争成为社会最有代表性的特征，因此，人们将春秋之后到秦始皇统一六国 之前的这一时代，称为“战国”。战国七雄分裂对峙，相互攻伐，战事不绝。就兵力而 言，楚兵一百万，魏兵七十万，秦兵六十万，赵兵四五十万，齐兵七十万，韩、燕兵卒 各三十万。[8](第199页)与春秋相比，战国时的战争，不仅次数多、规模大，而且旷日 持久、伤亡惨重。正如孟子所言：“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1 ](第102页)公元前262年，秦赵爆发长平之战，赵将廉颇坚守长平达三年之久。公元前2 60年，赵军降秦，秦将白起将四十余万降卒坑杀。实际上，战争的残酷性早已告诉人们 ，只有国富兵强，才能国安家宁。可以说，社会的变革，富国强兵的要求，是诱发三晋 法家思想产生实践的又一重要原因。 3.特殊的地理位置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历 史和文化的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历史事实与它联系在一起才具有意义。”[9](第21页 )我国有学者指出，战国时“各个学派的流传分布，往往也有其地域的特点，大略的形 势可以描绘如下”：儒、墨以鲁国为中心；道家起源于南方的楚、陈、宋；在燕国和附近的齐国，方士也很盛行，后来阴阳家就在齐国发展起来；法家主要源于三晋。[10]( 第57页)虽然我们不同意“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但不可否认，思想的产生和实践 的进行与人们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三晋之所以成为法家产生的渊薮， 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地理位置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要素。在战国七雄中，韩 赵魏三国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西有强秦，东接田齐，北面燕国，南临荆楚。再加三家 分晋后，三国的政治、军事等中心的转移，使三国少有天然屏障。赵国都原在晋阳(今 山西太原西南)，后由中牟迁都邯郸。魏初定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于公元前361年 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韩原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北)，后由宜阳、阳翟迁都郑(今河 南新郑)。在地形方面，魏国“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 „魏之地势，故战场也。”[11](第658页)韩国与魏相类。地势“平夷洞达”，“八面 受敌之场”，“其势可谓危矣”。[7](第284页)赵国“中央之国也，杂民之所居也。„ „彼固亡国之形也”。[11](第74页)这与“地形利害，天下莫若”的秦国和“清济浊河 ，足以为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12]的齐国地势，形成鲜明的对比
由上可知，韩赵魏三国不仅介于大国之间，而且地形大致平坦通达，少有山川之险， 是战争的多发地带。在兼并战争中，要想获胜，最需要的是国富兵强。而要使国富兵强 ，必须要调动广大下层民众的积极性，使农民积极生产，使士兵奋勇杀敌。因此，鼓励 “农战”，是实现富国强兵的有效途径。显然，原来重在维持政治等级秩序、社会稳定 以及维护贵族利益的宗法礼制，难以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严酷的 战争和富国强兵的需要，迫使一些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立足于现实，回答并试图解 决这一社会问题，三晋法家由此而产生。他们认为必须变革旧有的礼制，制定明确、具 体、公开的成文法，打破“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秘密刑传统；主张君主专制、“以 法为本”、“以法治国”、“以刑去刑”、“一断于法”；依靠赏罚、术势保证法的实 施。其出发点是鼓励“农战”，其目标是富国强兵和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国家 的存在。商鞅变法时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 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2](第2230页)即凡努力从事农 业生产，多缴纳租税者，可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弃本逐末或怠惰而致贫交不起租税者 ，全家被罚为官奴婢。宗室贵族，若无军功，就要被取消其爵禄和贵族身分。韩非子说 ：“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 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12](第919页)但需要明确的 是，法家的“以法为本”实际上是以刑为本；法家的赏罚是“刑九而赏一”，而刑是严 刑峻罚；法家的“以法治国”是君主专制下的用刑治国。 4.多元思想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社会的大变革，一些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为安邦强国，纷纷 提出主张，各派之间激烈争论、互相驳难，自由争鸣。三晋地处中原，既是战争之所， 也是思想文化的交汇之地。三晋法家正是在学习诸家、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立足现实， 进行创造性思考而形成的派别。李悝(即李克)曾以孔子弟子子夏为师，但却成为法家的 主要代表，学界一般认为他是法家的始祖。吴起也曾拜儒家学者为师，“学于曾子”， 师事子夏。商鞅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李悝、吴起在魏国变法的思想与实践深刻地影响 了商鞅，使他形成了重“法”的思想。他在秦国的变法主张与实践，实际上是早期三晋 法家思想和实践的进一步的发展。慎到的思想源于道家，曾“学黄老道德之术”。他的 “君道无为”论、重“势”说，与道家的“无为而治”、“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有着明显的承袭关系。申不害的思想，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是“ 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即是从道家演化而来的法家。申不害重“术”的思想，显然来源 于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三晋法家的突出代表。 其思想“归本于黄老”，又对儒、墨、法(前期法家)等派别的观点加以批判地吸收，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以法为本”，法、势、术相结合的法思想。有学者指出：“他的思想 渊源是相当复杂的，即他源于前期法家如申不害、商鞅、慎到者有之，源于墨家、老、庄者有之，源于其师荀子者又有之。”[13](第610页)虽然他的思想源于诸家，但又区 别于诸家。可以说，在“百家争鸣”的大背景下，多元思想的盛行与影响，是三晋法家 形成的又一要素。
总之，深厚的文化根基、大变革的时代、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元思想的影响等因素的 交互作用，形成强大的合力，促使三晋法家产生。
三 三晋法家思想果结秦国的原因分析
三晋法家思想，花开三晋，却果结秦国，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那么，是什么原 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呢?我们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相近的文化传统与长期的交流沟通
晋秦国土相连，又与戎狄为邻，宗法礼治思想相对淡薄。尤其秦国，更是“慢于礼义 ”。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而“秦君大多数以非嫡长而继王位，嫡长子继 位只是例外。”直到战国，“国君继承仍无定制，庄襄王(始皇父)即以庶子而继王位者 。”[3](第433页)相近的文化传统，为晋秦间的长期交往奠定了基础。秦“妻子圉以宗 女”怀嬴(辰嬴)。(注：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189.再参杨伯峻.春秋 左传注[Z].北京：中华书局，1981.410.)晋文公以秦穆公之女文嬴为妻。[6](第415页) 因此，世人有“秦晋之好”之称。战国时，秦庄襄王后、嬴政母为“赵豪家女也”。[2 ](第2509页)由于秦与晋、三晋的关系密切，国与国之间常相互以人为质。有学者统计 ，春秋战国时，人质于秦国的质子共9人，晋与三晋就有5人。战国时，秦出质于他国的 质子共7人，其中质于三晋者5人。[14](935～940页)这种长期的交往又使得两国文化有 较多的相近之处。相近的文化传统与长期的交流沟通，为三晋法家思想在秦国较为顺利 地实施创设了条件。 2.贤能的统治君主与重才的用人政策
历史在不断地前进，这是必然的规律。而在这必然中，偶然的因素有时起着不可小视 的作用。尤其在大变革的时代、在战争的年代、在人治的社会里，君主的贤能与否在国 家事务中不可轻视。贤能的君主能顺应历史的潮流、把准时代的脉搏、选贤任能，推动 社会进步。春秋时，秦穆公“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2 ](第194页)穆公去世后，秦国势衰败，“于是在对晋国的战争中，失败的次数就愈来愈 多了。”[15](第129页)至孝公，秦国仍属弱国，在诸侯中没有地位。《史记·秦本纪 》载：“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诸侯卑秦”。但雄心勃勃 的秦孝公，在孝公元年(前361年)即下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 官，与之分土。”一场大规模的、彻底的变法改革就要开始了，而这场变法改革的制度 设计者和具体实践者，却是由魏入秦的商鞅。商鞅本卫人，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深受 前期法家思想与实践的影响，郭沫若认为“商鞅是李悝的学生”。因其贤能，公叔痤曾 举荐商鞅为魏相。然而，魏惠王不但不采纳，反而嘲笑公叔痤，说：“公叔病甚，悲乎 ，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2](第2227页)与魏惠王相反，秦孝公认为只 有法家的“强国之术”能改变秦国。于是，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商鞅被任命为左 庶长，开始第一次变法。(注：有关商鞅变法年代的具体考证，可参见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85.)经过两次，历时18年的变法，秦“主以尊安，国以 富强”[12](第187页)，而且，如王充在《论衡·书解》中所说：“商鞅相孝公，为秦 开帝业”。当“秦人富强”之时，魏却“国内空，日以削，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 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魏惠王叹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2](第 2233页)秦国由“诸侯卑秦”到“诸侯毕贺”[2](第2232页)，商鞅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但我们在考察商鞅变法以及秦国由弱变强时，由于过多地关注商鞅而常常忽略了一个 至关重要的人物——秦孝公。实际上，正是秦孝公认准了三晋法家思想，确立了重用贤 能的用人政策，才有商鞅变法的可能；正是靠秦孝公有力的支持，才有商鞅变法的顺利 进行；正是由于秦孝公长期掌握国家的权力，才使变法能够彻底实行。郭沫若在比较商 鞅与吴起变法的结果时说：商鞅“确实比吴起更要幸运得多。这儿有偶然的因素存在， 便是偶然碰着秦孝公命长，而楚悼王命短。不过中国的必变却是必然的，假使掉过来， 楚悼王命长，秦孝公命短，则吴起必能成功于楚而收到变革中国的全功。或者两个王者 都短命，则秦、楚之外的国家必会有完成这项使命的。”[16](第330页)即商鞅变法的 成功，有赖于秦孝公的支持，没有秦孝公就没有商鞅变法。秦孝公卒，太子即位，是为秦惠文王。虽然商鞅死于非命，但“秦法未败也”。[12]( 第914页)孝公之后，秦王大多为贤能之君，仍以法家的“富国强兵”为目标，尚法制、任贤能。范雎，魏国法家人物。曾受辱于魏，而秦昭王(一作昭襄王)以为相。范雎提出 “远交近攻”的策略，又用反间计使赵国以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名将廉颇，取得了长平之战的胜利。韩公子韩非，在韩不被重用，而秦王政，则爱其才，慕其说。韩非的思想 为秦国的统一和秦朝的统治起过重要的作用。
反观三晋，许多君主缺乏对现实的真切把握，未能从根本上体认到三晋法家思想的实 际价值；没有将变法进行到底；没有很好广招贤能。在魏国，魏惠王不用商鞅。至魏昭 王(前270年)时，范雎为魏中大夫须贾家臣，从须贾使齐。齐王闻其贤，私赐雎金及牛 酒。须贾疑其“持魏国阴事告齐”，归国后告魏相魏齐。魏齐怒，使人笞击雎，折胁落 齿，卷以箦，置厕中，使客醉者溺之。[2](第2401页)后得脱，任秦相。在赵国，宗室 贵族势力强大，任人唯亲者多。而异姓贤臣常被猜忌甚至杀戮。廉颇见疑而为赵括所代 ，才有长平的累累白骨；公元前229年，秦贿赂赵王宠臣郭开，诬陷赵将李牧、司马尚 欲反。李牧乃赵之名将，长期镇守赵之北疆，在长平之战后，曾两次大破秦军。秦又攻 井陉、邯郸，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秦军畏惧，遂用反间计，李牧被杀，司马尚被废 。第二年，邯郸破，赵王迁被俘。在韩国，韩非认为，韩国之所以削弱，是因为“治国 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 实之上。”而且，“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2](第2147页)与此相反，秦王嬴 政见韩非《孤愤》、《五蠹》之书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2 ](第2155页)于是，秦不惜调动军队，急攻韩，迫使韩非使秦。秦虽害死韩非，但却采 用其思想。由上可知，在君主专制的社会里，在权力高于一切的体制下，三晋那些昏庸 的君主，不识时世，不以富国强兵为己任，反而暴戾瓷睢，刚愎自用，以一己之好恶， 为一人之私利，专权跋扈，任用亲信，其后果只能是“晋材秦用”，最终必然是国家的 灭亡。韩非分析说：“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乱弱者 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人道也。”[12](第252页)宋人洪迈总结说：“七国互争 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如齐之田忌、田婴、田文 ，韩之公仲、公叔，赵之奉阳、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为相。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图 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为赵人，张仪、魏冉、范雎皆魏人(按：魏冉 为楚人)，蔡泽为燕人，吕不韦为韩人，李斯为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 天下者，诸人之力也。”[7](第413页)灭三晋者，三晋也，非秦也。
三晋法家人物，在大变革的时代，面对残酷的现实，建立起完整的法律思想体系，进 行了轰轰烈烈的法制实践。而三晋法家的思想和实践，已随着历史的延伸和展开，汇入 了中华法制文明的滚滚长河中。但三晋法家思想花开三晋，却果结秦国的历史现象，到 今天仍然给我们多方面的思考。历史考察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考察历史本身，更在于发 现历史中那些恒定但却历久常新的理念，为当代的思考与实践提供历史的参照，在继往 开来的今天，在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三晋大地上，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浪潮中，我们需要真 切思考和务必实现的，不是“晋材秦用”，而是“秦材晋用”；不是人治，而是法治。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3]李光灿，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一)[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4]俞荣根.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5]武树臣，李力.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Z].北京：中华书局，1981.[7]李元庆.三晋古文化源流[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8]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9]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0]侯外庐.中国哲学简史(上)[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11]王锡荣等.战国策译注·魏一[Z].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12]张觉.韩非子全译[Z].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4.7.[13]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4]马非百.秦史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2.[15]林剑鸣.秦史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6]郭沫若全集(历史编)(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7]李元庆.三晋古文化源流[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