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商周玉器上的写实性蝉纹
M2009这件圆雕玉器形态实为一卧蝉，玉蝉尾部和两翼的纹饰常见于商周之际的青铜器写实性蝉纹之中，阴线刻画出并拢的双翼、波折的竹节状尾部和颈部体节。青铜器蝉纹在殷墟时期相当盛行，西周早期继承了殷墟的传统，西周中期以后写实性的蝉纹已很难见到。（汤淑君：《河南商周青铜器蝉纹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04年第6期）。写实蝉纹一般都具有尖吻、圆形大目、三角形或蕉叶纹躯体等特征。躯体多用两个单线相对云纹来象征两翼，云纹内部用波折纹体节填充，节数多少不一，也有的将体节省略而填充一倒三角形象征尾部（如图一）。
图一 商周青铜器写实蝉文 图二 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匕 图三 虢国墓地M2012:150-4玉蝉
（
1、59武官村M1:3铜鼎，
2、天马曲村M6081:2铜盘，
3、天马曲村M11:254弓形器，
4、妇好墓M5:745方孔斗，
5、西区GM1118:1告宁鼎，
6、西区GM874:9祖辛父辛鼎）
玉蝉出现很早，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遗址中曾多有出土，但是这些新石器时代的玉蝉均以素面形式表现。殷墟时期这种背部带有阴刻纹饰的玉蝉开始出现，与同时期青铜器纹饰中的写实性玉蝉纹饰近乎相同。妇好墓出土的一件玉匕（如图二），柄端有一面雕一蝉，柄身雕四蝉，其形制与青铜器带状纹饰组合中的写实蝉纹相同。虢国墓地M2012墓主梁姬为虢季的夫人，该墓出土的一件玉蝉M2012:150-4，正背双面刻阴纹，正面鼓而背面凹。圆目，双足前伸并于头部两侧，双翅下敛；背面上下两端各有两个斜穿圆孔，嘴部有象鼻穿。这件呈匍匐状玉蝉两翼和尾部的阴刻线纹饰与前述卧蝉近同。有学者研究发现M2012玉蝉的工艺和造型都属于商代晚期（姜涛等：《三门峡虢国女贵族墓出土玉器精粹》，台湾众志美术出版社，2002年）。虢国墓地M2009出土的另一件三棱形圆雕玉蝉更突出的表现了背部的写实性蝉纹。其为双面雕，圆眼，尖嘴，双爪前伸并于头部两侧，双翅后敛，并用细阴线雕刻出尾部。正面蝉的尾部正好是背面蝉的头部（如图四）。正面蝉的纹饰表现形式与M2012:150-4如出一辙。这一类玉蝉表现出明显的时代风格，与墓地年代并不一致。
图四 M2009出土玉蝉照片
有学者分析虢国墓地出土玉器中有相当一批为商代玉器，其中分为有商代刻铭的玉器，如“王伯”玉觿、“王伯”玉管等王伯玉器，“小臣妥见”琮、“小臣系”瑗等小臣玉器；具有晚商风格的玉器，如高冠侧面玉人、玉象、玉鸽（姜涛、李秀萍：《虢国墓地出土玉器的认识与研究》，《虢国墓地的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这与《逸周书》等文献中记载的“凡武王俘商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暗合。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器上的写实性蝉纹突然消失，仿青铜器蝉纹的玉雕也随之不见。我们认为虢国墓地出土的此类玉雕应该是从殷墟流传下来的。
蝉纹出现在商代晚期青铜器和玉雕上，可以从新石器文化中找到其渊源，这与长期、强烈的宗教传统是有关的。蝉从幼虫、蛹蜕变成长翅的成虫象征着一种神奇的变化和再生。而商代晚期写实性蝉纹空前发达，则与商人的萨满崇拜和对神奇事物的敬畏有着密切关系。 商蝉纹鼎
商蝉纹鼎。通高23.5厘米，口径17.5厘米。1982年河南安阳孝民屯南875号墓出土。此器侈口、束颈、鼓
腹、圜底，柱形足。颈饰兽面纹，云雷纹地，腹饰三角蝉纹，足饰勾连雷纹，三角火纹。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
政治意义
从蝉纹自身的排列方式以及它与饕餮纹、龙纹、鸟纹等动物的组合来看，其大多采用严格按照器形结构分区和中轴对称的构图方法来表现，在图案构成上属于严谨的格局。这种构图往往给人雄浑、庄严、稳重的感觉，体现了“天命”的威严，也反映出了统治者的政治目的。商周人将动物视为具有无限神力的神灵，动物纹饰被视为巫现沟通天地神的媒介，而贵族是占有此沟通支配者，他们为维护其政治地位及利益，会透过青铜器上神秘、肃穆的动物纹饰来宣扬自己的力量，从而达到巩固本身地位及权威的目的。 因此动物纹饰在无形中就强化为统治者的政治力量。张光直先生认为:艺术“与政治权力的追求与传递是有密切关系的” 。李泽厚先生也认为:“各式各样的饕餮纹样及以它为主体的整个青铜器其他纹饰和造型，特征都在突出这种指向一种无限深渊的原始力量，突出在这种神秘威吓面前的畏怖、恐惧、残酷和凶狠„„它们之所以具有威吓神秘的力量，不在于这些怪异动物形象本身有如何的威力，而在于以这些怪异形象为象征符号，指向了某种似乎是超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 因此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除宗教祭祀意义外，还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例如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一把商代蝉纹短柄翘首铜刀，其身上装饰了一组由11只蝉组成的带状蝉纹，蝉首尾相衔，隙间填以细线卷云纹。整个器物线条流畅，纹路清晰。而据现有考古材料，商代的大刀仅出土于大、中型贵族墓中，遗址和小型墓中绝不曾见，可知它是标志器主社会地位和等级特权的礼器。 战争保佑意义
商周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为了国家利益而进行的战争与祭祀祖先、神灵同等重要。因而青铜器也较多用于战争，商周出土的矛、锁以及弓形器等兵器较多。殷墟出土的矛、钱、弓形器上有刻画的蝉纹。如安阳大司空村殷墓出土的一件弓形器在其弓面有蝉纹。蝉纹被刻在兵器上，它反映出商周时期人们对外部世界认识水平的有限以及对战争的敬畏之心。他们乞求神灵，取悦神灵，希望借助神力以支配事物，即使在作战中死去，蝉也能保佑其复生，这大概就是兵器上刻画蝉纹的一种涵义。
夏像蝉或爬虫为图腾族徽说。„叶玉森氏《殷契钩沉》甲卷以为“并象蝉之緌首翼足形。蝉为夏虫，闻其声即知其夏，故先哲假蝉形以表之。”姜亮夫氏作《夏殷民族考》则谓像爬虫。云：“夏民族的传说是以禹为宗神，冀为生息地。禹冀亦即龙蛇龟黾一属的东西。因而也命其族为爬虫子孙，与汉家自命为龙种全同。从他的文字系统看来，这一定是种水中的怪虫。” 蝉纹联想
不但在甲骨文中有蝉的文字，在商末周初的铜器、陶器和玉器上，也有大量的蝉纹。
1、殷墟白陶片蝉纹：
2、西周初铜器蝉纹：
此类蝉纹在商末到西周初兴盛了二三百年，西周初年就销声匿迹了，可见这是商人的习俗。商人为什么这么喜欢把这个虫的纹饰放在器物上呢？文献无征，只能是千古之谜了。
关于这个虫，郭沫若先生以为是“蝉”。叶玉森先生不但解释为“蝉”，还进一步指出其为“夏”之本字。董作宾先生从叶说，认为这就是“夏”字。
但丁山先生以为这个虫并不是蝉，而是蟑螂，并由《庄子·达生》“灶有髻”唐成玄英疏：“灶神，其状如美*女，著赤衣，名髻也。”考证此虫为灶神，上古灶者存火，实际上也就是火神。汉应劭《风俗通·祀典·灶神》又引《周礼》说：“ 颛顼氏有子曰黎 ，为祝融，祀以为灶神。”
这样这个似蝉的昆虫又和祝融火神有了瓜葛，文献上有证据吗？曰有：
《大戴礼记，帝系第六十三》里说：“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蟜牛，蟜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及产象，敖。”
按照这个世系，帝舜是穷蝉之后，而这个穷蝉，丁山先生以为就是甲骨所见之“蝉”。这个也可以作为蝉纹的联想吧。
我们在前文说过，祝融为炎帝之后，帝舜为穷蝉之后，而炎帝、穷蝉、祝融、帝舜均和南方有关，炎帝、祝融、蝉又都被祀为火神和灶神，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许出自同一个来源，这就是“南方曰粦”。
对于这个字，郭沫若先生解释为“蝉”字。而叶玉森先生在其《殷契钩沉》中，进一步指出：“并象蝉之緌首翼足形 蝉为夏虫 闻其声即知其夏 故先哲假蝉形以表之。”叶先生直接认为这就是“夏”的本字了。
蝉为夏虫，借物以表义，其由自然事物的名称转化为具有一定含义的社会名称，叶先生的推测是有一定道理的。
1]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二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754.[2]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商周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40-41.[3]郭胜强.殷墟《花东》甲骨中的“鬯祭卜辞—殷墟花东卜辞研究[C].郭旭东.殷商文明论集.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19-126.[4]胡绳武总纂.中华文明史:第二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631.[5]史昌友.璨瓓的殷商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02.[6]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29.[7]赵诚.二十世纪甲骨文研究述要[M].太原:书海出版社,2006:1197.《罗山天湖商周墓地》
二、玉琮对后世的影响
三代最流行的器物纹饰饕餮纹，很可能系江浙一带良渚文化玉器上的花纹蜕变而成[23]。安志敏先生认为“以琮、璧为代表的玉器，是良渚文化最为突出的礼器，用来随葬的习俗又为商周文明所继承。同时琮上所雕刻的兽面纹，也与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密切相关”[24]。王巍先生指出“玉琮在商代是一种礼玉，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和用途。而这种被作为礼器的商代玉琮，在型制和纹饰方面承袭了良渚文化玉琮的特点，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25]”进入历史时期以后，玉琮在中原地区跃居为“六器”之一，成为重要的玉礼器，先秦文献表明，玉琮在历史时期主要作为“礼地”的玉神器、“敛尸”玉器和“瑞信”使用。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商周时期玉琮出土数量并不多，绝大部分出自贵族墓葬。
商代祭祀遗迹出土琮的情况目前仅见于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在一件青铜人头像内清理出石琮一件[26]。且不说该琮并非玉制，琮也并非三星堆祭祀坑玉石器的主体。三星堆出土器物主要反映的是古蜀文化的地方特色，并不能代表中原的殷商文化。单凭这一例祭祀遗迹，我们还无法确切了解商代玉琮在祭祀中所扮演的角色。西周时期与玉琮相关的祭祀遗迹尚不确切。成都金沙遗址“梅苑”东北部西周地层出土了大量“礼仪性用具”，有研究者认为可能是宗教仪式活动区，其多节人面纹玉琮的形制、纹样具有良渚文化风格，但目前尚无法确定玉琮是否和祭祀有关[27]。春秋时期，可能和祭祀遗迹有关的玉琮出土仅见一例。陕西凤翔纸坊瓦窑头二队村东和村西南各出土素面玉琮1件，原文认为“这些玉器当与祭祀有关”[28]。
其后与玉琮相关的祭祀遗迹尚未见于报道。
商代大中型墓葬中，玉琮还较为常见，璜、璧、琮是随葬玉器的常见组合。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755件，礼器较少，以璜为主，璧环类次之，琮（或琮形器）和圭最少[29]。江西新干大洋州商墓出土玉器754件，礼器、仪仗器占少部分，主要有璧、琮、璜，琮[30]。西周时期玉璜成为组佩的主体，璜、璧、琮三者的组合逐渐弱化，玉琮较之商代更为少见。以天马—曲村晋侯墓地I11M8为例，该墓出土礼玉较少，主要有琮、戈、钺等，不见璧、圭、璋[31]。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玉琮可谓凤毛麟角，玉琮逐渐退出了随葬玉器组合，即便玉琮见于随葬组合也不占主导地位。以山西长治分水岭M126为例，该墓出土璜、环、璧等26种，其中出土玉琮3件[32]。另在河南洛阳春秋墓（具体位于北距东周王城遗址约1公里处）出土玉琮1件[33]。
玉琮之为“瑞信”，主要见于文献记载。瑞，《说文》释为“以玉为信也”，《玉篇》称“信，节也，诸侯之珪也”，也就是王侯的权力标志，其各有等差以示尊卑。琮作为贵族身份地位及其交往的信物，主要见于《玉人》、《小行人》、《聘礼》、《觐礼》等记载。根据《周礼》所述，琮的作用除了礼神敬祖之外，更常见的用法应当是敬人亲人、卑下亲尊上的必备礼物[34]。王公侯伯子男的地位不同，象征他们身份的玉器也有不同。商周的大中型墓葬中，璋、璜、圭、璧、琮都较为常见，“更多的可能是献享用品„„后来它们可能被派上另外的用场，祭祀场所和敛尸的墓穴应当是两个主要去向”[35]。
因此，墓葬中随葬的玉琮不能一概视作祭祀用品。商周时期玉琮之为礼器，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其作为“礼地”的玉神器目前尚不确切，而作为“敛尸”玉器和“瑞信”是极有可能的，但其定制还无法证实。透过这些随葬的瑞玉，尽管还无法确切地知道玉礼的具体细节，但至少说明它们和墓主生前在社会生活中的关系非常密切，以至在死后作为随葬的奢侈品。综上所述，本文对良渚文化玉琮功用的研究，得出的一些结论还有不足之处，随着考古资料的进一步积累，我国新石器时代玉琮的相关问题还应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