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介绍和读书心得
这本书是中央党校策划组织的系列访谈实录，最初在2016年底到2017年初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连载。2017年8月正式出版成书籍。这组采访实录共采访了29人，其中既有同他一起插队的北京知青，又有同他朝夕相处的当地村民，还有当年同他相知相交的各方面人士。这些受访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用真实的历史细节讲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当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历练故事。该书共有19篇访谈稿，分为“知青说”“村民说”“各界说”三个部分，书中选用了76幅珍贵图片，其中大部分为首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1953年6月15日出生，父亲习仲勋建国以来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习近平出生于高级革命干部家庭，在北京八一学校读书。1962年9月，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被停职审查。1965年，他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爆发后，他又被揪到西安，此后身陷囹圄。直到“*”结束后，习仲勋才被彻底平反。
文化大革命开始，毛主席号召1600多万城镇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和边疆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其中1966年、1967年、1968年毕业的三届城镇初中、高中毕业生约400万上山下乡。习近平就属于这400万人的其中一员。1966年*开始后，大学停止招生，中学停课、工厂不招工，学生成为红卫兵闹革命。1969年1月，习近平15岁，读初一年级，来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1969年从北京来延安插队的知青有两万六千六百多人，被分配到延安的各个村落。当时习近平有三个最，年龄最小的知青，插队的陕北是全国插队知青中条件最艰苦的地方之一，他是插队知青中在农村待得时间最长的极少数人之一。他在延川县一待就是7年，最初谁也不清楚在延安要待多久，有人刚到农村因为水土不服，吃不下苦就离开了。1971年国家开始，每年在知青中招工，提干，招生，征兵，大批知青抓住机会陆续离开延安回到北京，到1975年末，整个延安地区待下的北京知青只剩下991人，这里边不少人是因为与当地农民结婚而留下来的。其中习近平所在的延川县梁家河大队于1974年的时候就剩下习近平和雷平生两个知青，雷平生于1974年10月被推荐录取上了延安大学，整个大队就剩下习近平一个知青。1975年10月才被推荐录取上了清华大学。习近平为什么不早点离开呢？因为他的父亲习仲勋在*期间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习近平自然就是反革命的后代，属于受牵连人员，多次错失返回北京的机会。
1969年，习近平与北京八一学校的20多名知青同学到延安后被分在文安驿梁家河村，住进了陕北特有的窑洞，生活非常艰苦，跳蚤咬，抓虱子，吃的是腌酸菜，粗粮，没有油水，一年吃不到肉，如果能吃到新鲜蔬菜那是罕见的大餐。当知青每天挣工分，1969年开始，劳动满一天算十个工分，干一天农活总共一毛二分钱。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一开始，上厕所我们也不习惯。当地的厕所，就是在窑洞外面找个角落挖个坑，四周一挡，就是厕所了。厕所又脏又臭，冬天蹲在那里，寒风吹得人浑身哆嗦；夏天，蚊蝇到处都是，所以我们在那里，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方便完了就赶紧从厕所里逃出来。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家里卫生间的马桶上看书、玩手机，一坐就是半个小时，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在陕北农村，洗澡也比较困难，淋浴当然没有。冬天，我们就只好烧点热水，拿毛巾擦一擦身上。天气转暖之后，我们6个人一起到沟里的水井旁边去洗澡，这样就省得把水担回来洗了。担水要走十几分钟，我们刚来，还不怎么会挑水，为了图方便，就到那口井旁边冲凉了。虽然穿着游泳裤，但是村里人笑话我们，说大小伙子还光腚，以后我们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
对于吃的东西，我们也很不习惯。不过，我们刚去的头两天，各自到老乡家吃派饭，伙食还可以。我们给老乡支付4两粮票和2毛钱，老乡尽量给做好的，把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都给我们做上。有玉米面馍馍，有豆面馍馍，这就已经是当时最好最有营养的食物了。老乡家里的小孩都看着我们吃，很眼馋。当然，这和我们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来差太多了。
后来，我们在自己的灶上吃，伙食就更差了。当时我们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吃野菜团子、黑米糊糊、玉米糁子这些非常粗糙和难以下咽的粮食。有时候，我们能吃上小米饭，这就算是最有营养的了。但小米饭太干了，感觉没法吃，一嚼起来满嘴窜，咽不下去。我们经常吃不饱肚子，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炕上，我们就聊吃的，越聊越饿。
到了春节，生产队为了欢迎我们，特意弄了几桌好吃的，并且让全村人都来吃。那顿饭真不错：有八大碗，有各种菜，还有炸酥鸡。那顿饭吃的香得不得了，我们都惊叹：陕北咋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正月十五过完了，整个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我们当时还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了，从这里走到铜川、西安，沿路乞讨。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非常震惊，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乡，自己肚子都吃不饱，甚至还出去要饭，却没有亏待我们知青。这些事情，加深了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增进了我们对父老乡亲们的感情，更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的现状，加深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
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做了一段时间饭后，我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了。我们知青有国家补助粮，每个月四十四斤原粮，其中有玉米、小米。我们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着吃，有时柴烧光了，玉米碴子还没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吃夹生的。没有菜，大家就让我去跟老乡要点酸菜，我就硬着头皮去要。因为陕北很缺菜，老乡也很困难，他们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们知青去要，他们还是会给一些，有时候能给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来，我们六个人一人分一点，就着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强把肚子糊弄饱。近平后来在访谈中回忆起酸菜，他说：“长时间吃不到酸菜，还挺想。”这就是那个时候留给我们的特殊记忆，因为那种条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他当了梁家河的村支书，带领大家建沼气池，创办铁业社、缝纫社，我一点都不吃惊。因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人有一股钻劲，有强烈的上进心。
我们有时也去周围几个村的知青窑串门。那时我们闲得无聊，肚子又饿，就经常一起商议到什么地方去蹭饭。我们说：“近平，走啊，咱们去梁家塌吃他们一顿！”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在那里看书，他说：“我就不去了，你们弄到吃的，给我带回点来吧。”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欢参与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那段时间“痴迷”在阅读和学习之中。他碰到喜欢看的书，就要把书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细研究透彻。当时，我并不觉得什么，现在想起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同龄人都跑出去玩耍，他还能饿着肚子坐得住，能踏下心来看书、阅读、思考，这确实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插队生活，对于我们这些知青来说，主要是体力上和生活上受苦，我们像农民一样在黄土高原贫瘠的土地上劳动，缺吃少用，甚至还要为烧柴发愁。而对于近平来说，这还不是主要的，他精神上所受到的痛苦和压抑，比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更大。
党的九大召开的时候，我们几个知青都在窑洞里听收音机，当广播里宣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的时候，近平在特别认真地听。结果名单里面没有出现他的父亲习仲勋的名字。当时，近平虽然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情绪是比较失落的。他这个人比较坚强，不会对身边的人抱怨什么，或者倾诉自己的苦闷，但是我们能理解他的心情：敬爱的父亲已经受到了9年的迫害，至今仍命运未卜；母亲也过着受审查、挨批斗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头上还戴着“黑帮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个家庭四分五裂„„这些，对于他，一个17岁的男孩造成多么沉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况且，一两年之内，跟他一起来插队的知青陆续都走了。我们都是先转回老家插队，再从老家当兵走了，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从老家参加革命，孩子要当兵比较容易。而且当兵这个出路是非常好的——那个年代，当兵是最光荣的，社会地位也是最高的。
然而，习仲勋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解决，他的家庭受到的冲击太大了。要寻找一条从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对那时的近平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这种困境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是一种精神上的磨难，这种苦远远超过了体力上和生活上的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近平没有消沉。他贴近黄土地，贴近农民，下决心扎根农村，立志改变梁家河的面貌，一待就是7年。在这7年时间内，他靠自己的苦干实干做出了一番成绩。
刘金莲《“近平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
我老伴儿叫张青远，当时是他们生产队的队长，每天都带着近平他们这些北京知青到山里去打坝，修梯田，受苦，劳动。近平干活能受下罪，吃下苦，一点儿城里娃娃的娇气劲儿都没有。
近平从村里往地里挑粪，那扁担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层一层掉皮，出血。他就把衣服脱下来，垫在肩膀上。垫得薄了，不管事儿，扁担还是磨得肩膀受不了；垫得厚了，使不上劲，扁担又容易掉下来。没过多久，近平的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就不怕扁担磨了，也不用垫衣服了。
夏天，我们这边太阳毒得很，天气干热。近平身上都晒红了，之后又蜕皮。那个苦，可不是一般大城市的娃娃能吃下的。有时候，我老伴看他太辛苦，就说：“近平，你坐那儿歇歇。”近平不歇，他说：“没有事，干完这一气儿再说。”结果，他又干了很长时间活，还不歇着。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有什么活儿都要干完了再歇着，干不完就不休息。
不到两年头上，北京知青差不多都返城回去了。但是，近平因为家庭政治方面的原因，走不了，他就这样一点一点吃苦，锻炼成了每天能挣10个工分的壮劳力。
我老伴儿很佩服他，他跟我拉话说：“你看，近平是北京的娃娃，大城市里来的，但是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一点都不惜力。又有文化，又爱学习，又能吃苦，了不起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