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兴”的艺术生成论
05级中国古代文学 刘杰 0205131
摘要：赋比兴在“以义为用”的时代形成了《诗经》话语批评方式。“兴”是本文主要阐释的对象，但“兴”的艺术表现只有从作品中才能发掘分析。真正对兴作出有意义标明的是毛传，虽然其还在政治礼教层面对“兴”作解释，但已经为我们提供了释兴的模型，对于“兴”范畴的揭示无疑扫清了道路。毛传独标“兴”体，可见对兴的认知及“兴”的批评功能其是了解的，这暗示我们“兴”的话语批评方式是丰富的。对诗“兴”的细读，仍然可以遵循毛传的标注，以当代人的批评视角去审视“兴”的艺术表现。 关键词：《诗经》 兴 毛传 话语批评方式
《诗经》“兴”的艺术直到现在仍处于胶着状态，或各自立说，或存而不论，但对于“兴”的本义是什么，“兴”的艺术表现，“兴”的表现功能这些论解并不十分明晰，本文就这些问题欲从理论和《诗经》文本来进行分析。
一、“兴”的理论范畴
“兴”始见于《周礼·春官·大师》中，但对于六诗分歧较大，到底是“以声为用”还是“以义为用”呢？笔者主张将二者结合起来，并且认为诗乐一体并不妨碍诗的“义”用之旨。诗有明确的认知范畴，《虞书》(1)曰：“诗言志”。诗常用于列举的书目中，《国语·周语上》(2)就有“„„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酌焉。”又《左传·襄公十四年》(3)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士传言，庶人谤，百工献艺”。杨伯峻在注后面这段话时，说“瞽为乐师”。《周礼·春官·序官》郑玄注，“凡乐歌必使瞽矇为焉，命其贤知者以为大师、小师。《周语上》之瞽献曲即此之瞽为诗，瞽歌诗必秦曲也”,可见诗乐一体。《左传·昭公二十一年》(4)有“天子省风以作乐”之说，能见出乐之盛况。诗乐一体，诗乐与其它书目对举，充分说明诗与乐毕竟有别，这就是前者义用的同时主要是“声用”后者仅“声用”而已。由于“声用”的时代比较长，乐也就特别受到重视，“乐合同”。(5)作乐有两种情况，一是“王者功成作乐”，(6)一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候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7)诗乐一体，作乐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诗的形成体貌。诗乐的职能主要是用于宗庙社稷和祭祀。“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和祭祀，事乎山川鬼神，则此政与民同也”，(8)“又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者辟其骄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9)见出郑宋卫齐四音本用于祭祀，只是“害于德”(10)罢了，所以不用，但可见整个诗的职能所属情况。诗乐一体，有助于了解诗之“声用”和“义用”。
六诗是“声用”时代的名称，六义是后世“义用”的概括，由于六诗有专名，也就形成了关于六诗的批评话语方式。从“兴”的话语方式就可以见出“六诗”话语方式的体貌。兴用于论诗，见于“六诗”专名“兴”。兴也用于论乐，有“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11)之说。对此理解，可以从魏文候与子夏的对话中审知。魏文候以乐问子夏，子夏对曰：“今夫古乐„治乱以相，迅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12)子夏用论乐的“语”“道”两种话语方式，虽未见“兴”的使用，但也可以看出兴的用途。论诗孔子重在效果，也用“兴”来评论，称“兴于诗”(13)“诗可以兴”(14)。“兴”用于人。“文公在狄二十年，狐偃曰：‘„今戾久矣，戾久将底，底著滞淫，谁能兴之？盖速行乎！’”。韦注曰：“兴，起也。”(15)它是一种答拜的礼节，《左传·襄公十五年》(16)“„季武子兴，再拜稽首”，又《左传·昭公元年》(17)：“穆叔子皮及曹大夫兴拜”杨伯峻在注后者说，“古宴礼皆坐席，起也，起而后拜”。“兴”还可以用于国政之废兴等等，《国语·楚语上》(18)就有“大夫诵诗以辅相之，„„其可兴乎？”韦注：“兴，犹成也。”
声义并用和以声为主的时代诗乐是礼的根本体现，《左传·闵公元年》(19)仲孙与齐桓公有段对话，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之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君其务宁鲁难而亲之，亲有礼，因重固，间于携贰，覆昏乱，霸王器之。”春秋赋诗于国，观礼乐于鲁都是礼的一种体现。《左传·襄公二十八年》(20)卢蒲癸有言“赋诗断章，余取所示焉”虽于诗的文学意义不类，却道出了礼在诗背后的政治效力。赋诗的根本价值在于明礼，于礼相悖有时会有倾国之危。《左传·襄公十六年》(21)由于“齐高厚之诗不类”于是引来“同讨不庭”的结果。“礼以道其志”，(22)所以诗必须体现礼的价值和意义，这在毛诗起初的批评史上是有的，并且政治功能远远大于文学功能。《左传》的“断章取义”与孟子的“以意逆志”开辟了论诗“以义为用”的先河，(23)从此论诗不再谈“以声为用”，除非是定义“六诗”或“六义”时。《毛诗序》对“六诗”进行了更名活动，把“六诗”改为“六义”显然更加注重对“以义为用”之旨的理解。风雅颂作为诗经的通体分类，《左传》中已有明显的标示，就连小雅大雅的分体业已成熟。在《国语·周语上》就有“大雅曰”的呈现，至于小雅篇目并不固定，似乎从“周诗曰”中还未独立出来。《左传》和《国语》虽未言明风，但关于以国命名的“某诗曰”已经多次出现。笔者对此的理解是《诗》虽然有风雅颂这三体的呈现，但仍处于朦胧的状态，并未有意将“诗”分为三体，尽管孔子有“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24)的话，却并不能必然确说诗的体式已定。如果诗的体式已经划分，那么“以声为用”的“赋比兴”专名就无从定位。《毛诗序》最主要的贡献就是蠡测出风雅颂对于《诗》体式的分类，因而其只释风雅颂，不释赋比兴。
朱自清先生说“风、赋、比、兴、雅、颂似乎原来都是乐歌的名称”，(25)而随着时代变迁，风雅颂论诗的功能褪化而形成三体分类，而赋比兴则成为论诗的话语方式功能增强，弱化和强化本来就是一种选择，在“以声为用”的时代，赋（合唱）、比（变旧调唱新辞）、兴（疑是合乐开始的新歌）的论乐功能显然较弱。(26)而风雅颂其时论乐功能显然较强，并且到了“以义为用”的时代还能显出优势，成为诗的三体。但兴本来就是乐语之一，用来论乐，虽然是识乐的一种方式，由以上论述，兴的功能是逐渐再加强，形成一种很强的话语优势。赋在《左传》《国语》中虽属“造篇或诵古”(27)意，但其“义用”的功能其时也在加强。“比”的“义用”功能其时也在加强。《左传·文公七年》(28)就有“„„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又《周礼正义》(29)注六诗中，引《鬼谷子·反应篇》云“比者，比其辞也”，陶弘景注云“比，谓比类也”，在《国语·楚语上》(30)就有“„„使知族类，行比义焉”，政教意味强，韦注云，“比义，义之与比也。”既然赋比兴的“义用”功能增强，其便形成了《诗》批评话语方式。
二、《诗经》文本分析
赋比兴在“以义为用”的时代形成了《诗经》话语批评方式。“兴”是本文主要阐释的对象，但“兴”的艺术表现只有从作品中才能发掘分析。真正对兴作出有意义标明的是毛传，虽然其还在政治礼教层面对“兴”作解释，但已经为我们提供了释兴的模型，对于“兴”范畴的揭示无疑扫清了道路。毛传独标“兴”体，可见对兴的认知及“兴”的批评功能其是了解的，这暗示我们“兴”的话语批评方式是丰富的，由前面论述也可以见出。毛传标“兴”的共一百十六篇，《国风》七十二篇，《小雅》三十八，《大雅》四，《颂》二，(31)在三体分类中《小雅》兴的比例较大。《毛诗序》中说大小雅之分是因为政有大小的缘故，而小雅对贵族来说更能发挥作用，对其帮助也就大，故小雅兴诗比例大，风诗毕竟多属“庶人传语”，还夹杂有贵族歌诗，这种混乱情况也可以说是风诗“兴”类呈现的原因。比兴的歧义之大，盖在于把“兴中兼比”的艺术表现强调过多 ，到朱熹那里，“赋比兴”简直成了一个大拼盘。朱熹对兴的理解完全继承了孔颖达对诗阐释“三体三用说”。朱熹的观念里认为“赋比兴”是诗法，(32)故而他以创作者诗人的心态揣摸诗人之意，故而处处皆“赋比兴”的标注。 我们知道“兴”从乐语之论乐，一直发展到论一国之“兴衰”，它是一种话语批评方式。虽多少与诗相关，但诗人并非运用此成法来创作。较突出的呈现，对“兴”来说，“风”的复沓结构完全对“兴”之诗法的一种破坏。不能像朱自清先生所言“兴”可以咳到下节，（33）这是不行的，而“兴的艺术”呈现方式也不能如此简单。但从论诗者或批评家来说，这是次要的。批评家只需读诗、解诗、说诗就可以了。无论是郑玄的解释，抑或钟嵘皎然的诗学阐释，从批评角度，我们都可以见出批评者的批评立场。批评者不是创作者，他仅仅去对诗所阐释来传达自己的一种诗学主张；而创作者则不然，他用艺术的心态观照艺术，沉湎于其中，并且绵延下去。对诗“兴”的细读，仍然可以遵循毛传的标注，以当代人的批评视角去审视“兴”的艺术表现。笔者试图对“兴”诗作了五个分类：
第一类，“托事于物”，其特点是诗的发端，不论一类或两类事物但却有逻辑关系，然后引出人或事。如周南风中的《关睢》《樛木》《桃夭》；召南风中的《鹊巢》《行露》《殷其雷》(郑玄标兴)〈摽有梅〉〈江有汜〉；邶风的〈匏有枯叶〉〈谷风〉〈燕燕〉（郑玄标）《旄丘》《北风》；鄘风的《柏舟》《墙有茨》；卫风的《淇澳》《芄蘭》；王风的《采葛》《萚兮》《野有蔓草》；齐风的《东方之日》《敝笱》；魏风的《椒聊》《杕杜》《鸨羽》《有枤之杜》《采苓》；秦风的《黄鸟》；陈风的《东门之池》《东门之杨》《墓门》《月出》《泽陂》；桧风有《隰有苌楚》；曹风的《鸤鸠》；豳风的《鸱鸮》《九罭》《狼跋》；小雅有《鹿鸣》《枤杜》《南有嘉鱼》《南山有台》《蓼萧》《菁菁者莪》《六月》《鸿雁》《鹤鸣》《黄鸟》《节南山》《小旻》《蓼莪》《瞻彼洛矣》《桑扈》《小弁》《车舝》《四月》(郑玄标)《青蝇》《白华》《棠棣》《角公》《菀柳》《黍苗》《緜蛮》；大雅有的《緜》《棫朴》；颂的《振鹭》《有駜》。这类诗以《关睢》为代表。《关睢》之起兴于“关睢”鸟的鸣叫声，因叫声引起诗人关于求偶的意识。有了求偶这种心理活动，进而从流之——采之——芼之和求之——友之——乐之这种复线结构传达出美好的情思。这首诗很有魅力，其借衬字缩短了心理时间长度，增强了外在动作的表演效果，千古而下，这首诗的魅力就是“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34）这首诗由起兴的两句，而引出了后面的“淑女与君子匹配”这件事，故而是“托事于物”。以声音起兴，像《黄鸟》之于秦穆公；《青蝇》之于谗言；还有色彩起兴，如《月出》之于美人，不一而足。总之，这类诗歌都是由情景而引发联想，并且这种情景所引发的格调正是全诗的格调。《鸱鸮》篇毛传以为兴，朱熹以为比。那么兴与比的分歧何在呢？朱熹以为《周南.螽斯》篇是标准的比诗，且给出了定义，“比者，以彼物比此物”。这个定义虽含混，说到底也就是“比方于物”或“比类”即可。这首诗毛传未标注，从比类的角度讲“多子”与“蝗虫之多”进行了比较，并且质不同，就是我们所讲的“比喻”。但这首诗也可以是兴，因为由蝗虫聚集发端，全篇整个也在表现这种相聚和谐的情景。《鸱鸮》篇同上分析。《硕鼠》朱熹以为比，毛传也不标兴。这首诗也确实是比，刺贪。其不同于《鸱鸮》之处在于没有引出下文的意思，而完全是一种叙述。《鹤鸣》毛传以为兴，朱熹以为比。程俊英以为“通篇用借喻的手法„„亦可以称为‘招隐诗’”，（35）有人认为全篇皆兴。（36）这首诗同样以声音起兴，而引出下边的譬类事物。这首诗有一种大气，把积怨已久的旷然之气通过鹤戾之声传达出来。其艺术特色还在于首端就激发起人的一种想像和思考，但又不把这种思考示人。进一步通过“感于物”言让人猜测其意。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从《螽斯》到《鹤鸣》比的意义呈现不具有整体的功能，仅仅囿于语篇的一种表现功能，在语意之间表现诗的张力，其整体表现功能较差。再以《卫风·木瓜》为例。朱熹以为比。这首诗是一首男女互相赠答的定情诗。其艺术表现基本上是平面化的。没有立体感，只有从语意之间分析中才能了解其意思。《南有嘉鱼》在“南有樛木，甘瓠累之”之下发兴。整首诗主要表现欢乐 之意。从毛传的标注来看其是有自己的诗学主张的。前两章“南有嘉鱼”自然是美食，后又写美酒，堪称嘉宴，这都是宴会之备。而把兴定于三章次句下，实在有讲究，因为甘瓠可以盛酒，以此起兴并不觉突兀，同时又很自然地与宴宾氛围相适应。第四章次句下也应标兴，毛传未标。由于以甘瓠来起兴表现，而小鸟来集二者之间也是有一种自然关系。起兴对于整体的欢乐气氛是有效的。而毛传标兴的地方也恰好传达某种信息，即便撇开诗篇，也能让我们联想与思考。郑玄标注的《殷其雷》是以声音起兴的，同上分析，这声音传达出“归哉”的信息，但由于其是有认知功能，读者可以以此去思考其表达的意思。《燕燕》同上分析那种流连徘徊貌可以想像。《四月》以物候起兴，内在的联系是因时间之延续，朱熹以为赋也可算作兴，以时间的这种过往在首章就传达出自己心中的怨苦，而这种怨苦又是因兴而起。
第二类，兴感之辞，这类诗起兴以后都有表现情感的语言，如“嗟”“怀”“中心”“心”等字样。有周南风的《卷耳》《麟之址》；召南风的《草虫》；邶风的《柏舟》《绿衣》《终风》《雄雉》〈泉水〉；卫风的〈有狐〉〈竹竿〉；王风的〈中谷〉；魏风的《园有桃》；曹风的《蜉蝣》；小雅的《节南山》《漹水》《苕之华》《小宛》《裳裳者华》《隰桑》；大雅的《桑柔》；陈风的《防有鹊巢》。《卷耳》为其代表，其以“采采卷耳，不盈顺筐”发端，不仅能引起人对眼前呈现之景的摹拟，同时又能引起人的疑问。就在这种疑问发出之后诗人明确诗的题旨在“周行”思念其丈夫，诗给我们两个空间，一个有限空间，一个虚拟空间。所谓有限空间，就是她怀人的空间；所谓虚拟空间，就是她心中或头脑中丈夫的行为空间。诗进行了人称的话语转换，一个是怀者“我”有限空间的起兴忧愁；一个是被 思念者“我”虚拟空间的忧思。两种空间两种人称视角观照。让怀人面和怀人声彼此贴近，这是很了不起的艺术表现。在短小诗章中，诗人尽量增加空间的广度，增加时间长度，山、马、酒、仆四种 事物，却承担了诗的情感巨大容量，无山无马不足以显示空间的广度，无酒无仆不足以拉长思念的绵长。还有那相互的长吁短叹如泣如诉，诗人还以一种介入性话语方式进行情感的渲泄，无疑渲染了歌声的强度。《大雅·桑柔》“兴也”在首章四句下，本应在三句下，或许毛公以为“瘼此下民”对于全篇的起兴有着巨大的辐射作用。而整首诗也确实写让老百姓难以存身。《邶风·柏舟》“如有隐忧”也属兴感之辞，这一类诗大都 在为心为自己的情感找到一块宿留地，所以情感表现相比较前一类要热烈多了。《小雅·隰桑》起兴而引发出来的兴感之辞“其乐如何”，虽无“嗟”“心”“中心”这些字样，但表达了快乐的情感，而整首诗前两章都是这种情感的抒发。第三章则进一步表明“情意相投”的心情。第四章是一种真情的流露，呼之欲出的爱。
第三类，相关事物“托事于物”起兴 的，与第一类有逻辑关系不同，仅有相关意，并且是两类事物一起起兴，有周南风的《葛覃》；王风的《大车》《兔爰》；秦风的《晨风》《车鄰》《蒹葭》；小雅的《谷风》；大雅的〈卷阿〉。〈葛覃〉朱熹将它作为赋的代表，毛传注兴于首章三句后，但郑玄认为首章皆为“兴”，诗的次章记叙“做衣”之事，表达勤劳之情，第三章也是写实，叙写她为回家所做的一切准备。但凡兴应在发端的开首，而此诗之兴却在首章“黄鸟于飞”三句下，正是叫声引起了她归家的愿望，这样才能言之成理，或首章整个为兴，接下来全部写实，这首诗的特点，在于情景与想像交融，在首章就把自己整个归家团聚的事和氛围营造了出来，这种写法非大家不能述也。先扬，然后把自己居家生活作了描写，对一切事一切人从容应对；把一个勤劳善良的居家妇女形象刻画了出来，其间不乏“哀而不伤”之情。《蒹葭》是《诗经》中可以与《关睢》相媲美的一首诗，其艺术甚至高过《关睢》，若说《关睢》追求有望，而《蒹葭》则表现一种心灵幻象。“兴”的标注没有问题，起兴的两种事物都共同表现了一种物侯现象——秋季来临了，并且在一个深秋季节。全篇抒写思念一个冰雪美人，以白露为之，处处观照，那种凄美之情呈现纸上，该诗借衬字增长了曲调长度，缠绵而悱恻。对伊人的思念之长，心力焦瘁，把广袤的世界缩小进一潭碧水中，空间的对比营造出凄冷的心理意象；而时间是长的，季节物候似乎一直在变，而我的心却不改变。全诗笼罩在一片秋意朦胧中，抒写了内心的一种彷徨。《晨风》仍以两类事物起兴，但晨风鸟与北林有一种相关依存关系。诗是一位妇女忧心其丈夫遗弃自己把这种情感托付于这两类事物。二三章似乎也应在开首起兴，但首章之兴似乎在全诗中占主调，能够推动全诗情感的绵延。这首诗虽无鲜明的艺术特色，但仅以其首章来贯注精神于全篇，也令人十分赞赏。《王风·大车》与《葛覃》起兴类似，本来坐车写实，后又补上了坐车人的衣服颜色描写，当然可以借代人，为兴就是寓人，托人于物，把对人的思念停留在一个点上，来传达这种情感。全诗采用近距离抒写，车的运动轨迹与心辙是一致的。而随着车轮前进的压迫，这种凝聚于心头的埋怨之情也更加迫切地急需渲泄。《兔爰》起兴是一种对比描写，而全诗的题旨似乎也在这一疏一密中来表现“发乎情，止乎礼”的那种自怨自艾之情。
第四类， 两类无关事物共同起兴，有周南风的《汉广》《麟之趾》；召南风的《草虫》；郑风的《山有扶苏》；唐风的《绸缪》《山有枢》；小雅的《伐木》。《绸缪》篇以束薪、星晨起兴，写了一对新人的欢乐和洋溢出自己的喜悦之情。三章结构是对称的，用衬字扩展了空间的广度，也增强了星晨的亮度，值此良辰美景，新人燕尔，其乐怡怡。《汉广》前四句为起兴句。朱熹以为此诗兴而比。按毛传起兴标注，就是说以一物和一人起兴，这是特殊的。从整首诗来分析，毛传的标注，也十分有理，因为起兴句为整 首诗定下了基调，以下的内容就直接是首章物貌的发挥描写。朱熹认为比毫无道理。游女为思慕对象，乔木为汉水南国之物，所以不可能为比，二三章复章写为婚嫁做准备，但情感是落空的，陷入徒劳的烦恼中。《防有鹊巢》以首章起兴带动次章起兴，并且关乎全篇，诗人明显知道那些事情都不可能。《伐木》起兴物与整个诗篇描写对象是有关的。《车鄰》篇在第三章次句下标兴。按上分析其应与整首诗格调一致。从起兴句看可以表现君王的娱乐思想。
第五类以显喻起兴，如召南风的《何彼侬矣》，整首诗分五章，采用了复线结构车——人——钓与车——人。处处托人之美，而无处不刺，能达此效果可算作首章前两句起兴的功劳，惟有起兴于首才能较大影响诗篇。
三 兴的艺术
从以上对《诗经》文本的分析，我们可以基本上肯定兴是批评者批评话语方式，从毛诗对兴标注的情况和笔者对兴所作分析都能看出这一点，兴与比的区别绝不在于是否用喻上，而在于兴的表现功能完全强于比.毛传表兴基本原则在事物下标兴，但也人下标兴，像《麟之趾》《汉广》等。这种标兴方法受物感说影响，因此不管物或人都是起兴对象。但毕竟自然与人的关系中人逐渐关注的客体倾向于物，显示人的主体性在增强，至于后来天人合一观念的崛起不能一一而足。兴的标注也是有讲究的，基本上在首章次句首句三句下标注，但也出现了像《南有嘉鱼》于三章次句下，《有駜》在句中，《车鄰》在三章次句下标注的情况。《有駜》朱熹以为兴，但他认为是由首两句兴，还认为鹭也是兴，同毛传。毛传的兴恰好传达了欢乐之意，而首两句仅表达公务忙意，与整个欢乐氛围不相融。《车鄰》的标兴需要研究，不能说二章已是兴，既标于尾章，有没有承接之意。似乎有相关意，桑杨之逝之亡与那种奢华生活的漂浮有关，桑之未果与其享乐淫逸有关，而在这里恰好巧妙的把整个君王生活就表现出来了。
兴的艺术表现功能：首先，兴具有辐射全篇或推动情感发展的作用；其次，兴能够定一首诗的格调；再次兴能启发人的联想和思维。总之 ，兴作为一种批评话语，其适用并推动了那个时代，并且给后世文学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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