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的教训
假使没有甲午这一战，中国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很耐人寻味的问题。
假使甲午战争的战胜者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国际，尤其是远东的历史，将沿循何种途径演进？这又是很耐人寻味的问题。
然而，假使毕竟是假使，历史上的铁案，是没有办法推翻的。
甲午之战不幸的结果，对于我中国当时及后世，都有异常重大的影响。甚至我们今天的抗战，又何尝不是远远地造因于甲午战争呢？！
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犹处于半殖民的地位；而这种不幸地位的形成，积因于近百年来的丧权与辱国；而近百年丧权与辱国，主要是由于满清政府的昏庸与腐败。然而甲午这一战，却不能不算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重要关键。因为由甲午战争，引起了三国干涉还辽；由三国干涉还辽，引起了列强纷纷侵占我国各海口；由列强纷纷侵占我国各海口，激起了庚子之乱；由庚子之乱，演成了帝俄之侵占我们东北；由帝俄之侵占我们东北，掀起了日俄战争；由日俄战争，加强了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于是，日本便向着吞灭整个中国的目标，步步加紧地迈进——什么“二十一条”，什么专为制造中国内乱的“西园借款”，进而有“济南惨案”，进而有“皇姑屯炸车”，然后便是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一直到标志着全面侵华开始的“七七”事变。这一幕又一幕的悲剧，可以说，都是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后果。
甲午的战败，使我们蒙受异常严重的损失，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在损失之外，我们是否还有收获呢？我以为假如说有收获的话，那只是：支付血的代价，换取血的教训。
优柔寡断是失败的主因
东学党之乱，是日本人所操纵的；韩廷向中国请兵，是日本人所教唆的。可以说，甲午战争完全是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所制造的。关于这一点，世界的历史家，早有定评。尤其是陆奥宗光(甲午时日本的外务大臣)所著的《蹇蹇录》上，处处所暴露的阴谋诡计，均足以为铁证。
可是，在满清政府，尤其是首当其冲的李鸿章，始终陷于犹豫的窘境：一方面出兵，一方面又不敢多出兵；一方面作战，一方面求和。在矛盾情绪的支配下，真不胜其忸怩作态！把国家重任，摆在无远见、无决心者流的肩上，真比“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还要危险。何以见得李鸿章无远见、无决心呢？让我们从李鸿章的电报中指出证据：
“日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疑必战，殊非伐谋上计！”——电清廷。“汪袁皆请添拨重兵；鸿思日兵分驻汉仁，已占先着;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我再多调，日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今但备而未发，续看事势再定。”——电清廷。“日兵来牙窥探，可置不理，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挑衅。”——电叶志超。“顷俄使来告:已奉俄皇电，喻驻日俄使，转致日廷，勒令照华议，同时撤兵，再妥议善后云。似日不能不遵。速电叶，请仍静待，勿妄动为要。”——电袁世凯。“日虽添军，谣言四起，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现俄国出为调处，或渐就范。传语在外各船及威海水陆各将，勤操严防。”——电丁汝昌。“韩未认非华属，应留，密劝坚持；俄廷迭喻该使调处，必有收场。日允不先与华开衅，岂能拘送使臣？要坚贞，勿怯退。”——电袁世凯。“袁道二十九日电：日兵万人，分守汉城四路各要害，及我陆来路，均置炮埋雷„„观其举动，不但无撤兵息事意，似将有大兵续至。日蓄谋已久，志甚奢；倘俄英以力勒令，或可听；如只调处，恐无益，徒误我军机„„”——电清廷。“总署现与日议商，我军宜暂静守勿动。日仇华，时思挑衅，切戒兵弁，勿与计较。”——电叶志超。“叶提督佳电，倭日益猖獗，韩急望救援，各国调处，卒无成议。此时速派水陆大军由北来，超率所部，由此前进，择要扼扎，托名护商；若至决裂，免致进兵无路，此上策也。否则请派商轮三四只来牙，将我军撤回；盖我军为剿匪来，匪既受抚，随即撤回，亦系正办。撤后行文各国公使并日廷，申前次同撤之约。如彼不依，秋初再图大举，是为中策。若守此不动，徒见韩人受困于日，绝望于我„„鸿按钧署现正与日商，未使遽添大军，致生疑阻。上策似须缓办，其中策与袁道同见。前钧电有或撤或移之说，鸿初虑示弱„„可否照办？”——电译署。“„„设和局裂，中日交战，俄当何如？喀谓届时俄未便袖手。是鹬蚌争，渔人利，尤宜预防„„”——电清廷。“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先不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切记勿忘，汝勿性急„„”——电叶志超。
从上摘各电中，充分看出来李鸿章的昏聩、矛盾和犹豫。试想，敌人不断地向朝鲜增兵，并在中国可能进兵的要道上，实行其所谓“置炮埋雷”，而且袁世凯、汪藻凤等，都曾一再电陈日本有作战的决心；可是，李鸿章始终不明白日本真意的所在，始终在做着“和”的迷梦，这不是昏聩是什么？再说，他始终坚信“谁先开战，即谁理诎”及“我先不开仗，谅彼不动手”。事实呢？敌人终于未待我“开仗”而先“动手”了。所谓“理诎”，所谓“万国公例”，只等于“痴人说梦”。这又不是昏聩的证据吗！再试想，既不增兵，又不撤兵，因为知道“日蓄谋已久，志甚奢”，所以主张“倘英俄以力勒令，或可听”。但待俄使表示“届时俄未便袖手”，他又说什么“鹬蚌争，渔人利，尤宜预防”了。这不是矛盾是什么？更试想，叶志超所陈的“上策”和“中策”，可以说是积极的进攻或消极的退守。但李鸿章既不积极也不消极，既不进攻也不退守；增兵呢，又怕“适启其狡逞之谋，因疑必战”；退兵呢，又恐“示弱”。这不是犹豫是什么？
我们知道，战争是一个国家的严重问题。在未战之前，应当审慎；在已战之后，应当坚决。只有审慎，才不致贸然从事；只有坚决，才可以争取最大的效果。至于战与和的决定，必须首先明了对方的真实态度。若对方执意挑衅，或对方必期达到其侵略或“征服”的鹄的，而我犹作“和平”之幻想，不下“死里求生”的决心，那正如陆奥宗光所说的“自杀其国家”。甲午战争时，李鸿章不明白日本的真正企图，徒思虚张声势，以为可以使敌人俯首帖耳于恐吓之下，这真是不可原谅的愚蠢。正因为这样，所以不待平壤的陆战，不待黄海的海战，我中国早已自处于必败的地位了！
不能集中力量，安得不败
梁任公所著的《李鸿章传》中有这样一段：
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实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舰;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合肥，代指李鸿章，李系安徽合肥人——本书作者)，虽败亦豪哉！
李鸿章不愿战，却又不得不战，这似乎是矛盾，然而矛盾中却含着真理。因为，不愿战，是其主观愿望；不得不战，是其客观条件。尤其是，李鸿章是满清的奴臣，他不能不执行清室的意旨，所以，“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并不足证明李鸿章是积极的主战者。
日本是否“与一人战”，“合肥”是否足以“自豪”，那是另外的问题。不过，“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这却是事实。并且，根据这种事实，足以证明当时中国并未动员其所能动员的力量。仅以一隅之力，应付国际战争，这未免是以国家命运为儿戏；也可以说是“自杀其国家”的又一例证。
在满清专制时代，为保持其一姓的统治，而实施愚民政策。所以，在当时若奢谈全民总动员，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也不能据此以厚责古人。但是，当时的日本是比较更民主些，当时的中国是比较更不民主些；所以当时的日本，举国已经有蓬勃的气象，当时的中国，却没有同仇敌忾的精神。这也未尝不是决定当时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的中国，不但不能动员民众，不但不能集中力量，而且还闹什么变相自杀的摩擦。所谓摩擦的最显著者，首先就是“宫中府中，俨分的帝后两派”；其次就是“枢臣中翁同和、李鸿藻等，反对李鸿章甚烈。同和为户部尚书，对制器筹饷，多事牵掣”。正因为“帝后两堂暗斗于内，翁李两党倾轧于外”，所以，虽在国家至严重的关头，还不能同舟共济，还在彼此对立，互相矛盾;以致对外的力量，不但减弱，甚至对消。这是最可痛心的，也是最足以证明当时中国执政者之愚蠢的！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一个真正有卓识远见的政治家，应该严分公私，详审利害，熟度缓急；并应当有海洋般的胸襟，不存私心，不拘成见，以国家的利益为最高原则，以抵抗外敌的侵凌为首要任务。这样才可以挽救当时的国难，才可以在历史上写下不可磨灭的功勋。可惜，当时的“帝后”和“翁李”，都不过是庸俗者流，不能精诚团结，不能一致对外，给我们后人遗留下无穷的慨叹，也给我们后人遗留下严重的忧患。然而，已覆的前车，正是给后车以无语的告诫。
不求政治进步，难期军事胜利
在战争未爆发以前，在战争正在进行之际，当时中国的政治，并未因“时局阽危”而有所改进。这样，不但我们军事上还要稍逊于敌人，即使在军事上占绝对的优势，因政治腐败而不足以辅助军事，其结果亦必败无疑。现在我们简单检讨一下当时的政治。我们知道，当甲午战争那年，正值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所以，本来准备扩充海军的经费，早已移作颐和园的建筑费了。这种不顾国家的百年大计，而专顾一己的穷奢极侈的逆行，无论如何是不可原谅的。至于所谓“皇室”的腐化情形，这里引翁同和的日记作证：
“廿六日(光绪寿辰，此时已闻丰岛海战之败——笔者) 辰初升殿，不敢不先入。卯初至吏部公所，遂至殿前，升三成阶，敬观御座左右高下之宜，仍下。届时上升殿读表，行庆贺礼毕，辰正听戏入座；群臣听戏者皆趋而东，余与徐、李、张相国皆未往。是时宴桌始陈设，余与徐、孙、松诸君先演礼一次，余次在东边第一列第四。上至立迎，入座三叩，进茶一叩，赐茶一叩，赐果一叩，赐食一叩。乌辰毕，蒙古乐入殿，时两边赐酒者起立，序进东出之纳陛下，旋鱼贯登。东边人少，余在徐用仪之次，至余而毕，西边尚未毕也。上地屏，上亲赐酒。酒以玉碗盛，受赐拱举，起立，退至地屏旁一叩，饮讫，侍卫接杯，又一叩，从东出之纳陛退，仍入座，四刻毕„„未初多入座，听戏时盘赏早下，甫入即三叩谢，直至戌初一刻戏毕散„„”
“初二日 雨势不止。冒雨至西苑门，是日值日，且军机处会商也„„辰正军机处来请，遂入，看电报廿余件，要者只两三件耳，奏片一件。(北洋请购快船请款，议海军拨一百万、户部一百万，令购四艘，海军乃生息之款，一时未能遽拨者也)。„„”
“十五日 „„卯初三刻上御太和殿阅册宝，卯正上至慈宁门，臣等随入，在长信门外敬俟。皇太后升慈宁宫宝座，上从金殿升东阶，西向立。门开，上面中门北向跪，群臣皆跪，宣读册宝，上拱献置黄案，内监请册宝案入宫。上跪起，躬捧表文入中门，至慈圣御前恭献。退出中门，三跪九叩首，群臣随同行礼毕退„„辰正入座听戏，酉正一刻散„„特旨宣朝鲜使臣判中枢李承纯、户曹参闵永哲听戏„„”
“廿一日 „„昨日内奏事处口传:‘奉旨，所有应进皇太后六旬万寿贡物之王大臣，以及外省各大臣等，均着于本月二十五日呈进，其蒙古王公等于二十六日呈进，俱入福华门。钦此。’于是群议纷纷，即枢臣亦欲进矣„„”
“廿五日 „„偕两邸、四枢及李公花衣至瀛秀门外五间房，云是照料贡物。今日进贡之内阁、六部及将军督抚咸集，先赏饭，旋赏物件，诸臣皆入仪鸾殿，皇太后升座，诸臣三次叩头出。(一谢赏收贡物，一谢饭，一谢赏。)”
“十月初二日 „„是日辰初皇太后乘金辇出蕉园门、三座门、北长街，入西华门，由协和门至锡庆门降辇。(蕉园、锡庆皆有彩殿，北长街皆有点景)入皇极门、宁寿门，先至阅是楼，后还乐寿堂。上于蕉园门跪送，步行前引，至北长街后跪，先由神武门至锡庆门，辇至跪迎，凡辇前从官皆执如意一柄，余等亦然„„济济焉盛典哉„„”
“初三日 „„其于今日请设巡防、请借磅款两层皆不置一词，想未蒙允准也，但云今日所言皆系庆典。时事如此，令人嗟诧„„”
“十三日 „„言者请下诏罪己，上深韪之。臣进曰：此即盛德，然秉笔甚难。假如土木、宦官等事，可胪列乎，抑讳弗著乎？讳则不诚，著则不可，宜留中省览，躬自刻责而已„„”
“廿九日 „„皇太后召见枢臣于仪鸾殿，先问旅顺事，次及宫闱事。谓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着缮旨降为贵人„„臣再三请缓办，圣意不谓然„„”
诸如此类的丑戏，实在不胜其摘引。正当戎马倥偬的时际，也可以说，正当亡国惨祸迫在眉睫的时际，一群特种的戏子，天天在那里装腔作势，或是钩心斗角。而这群奇特的动物，又正是肩荷国家重任者。甲午之败，正所谓“势所必至，理所当然”了！
此外，独揽大权的李鸿章，不能打破门户之见而遴选全国的人才，以致一般说他的门下为“藏污纳垢”之所。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曾有奏章说：“臣闻丁汝昌本一庸才，法越之役，避敌畏惧，至于流涕。畀以提督重任，实属轻于择人。又海军驾驶，尽用闵人，党习既深，选才亦隘„„”又如礼部侍郎志锐也曾有奏章说：“东渡各营最谬妄者，直隶提督叶志超、海军提督丁汝昌。派赴朝鲜，在日人之先；而铁舰不扼仁川，陆军不入汉城„„外间舆论，致有‘败叶残丁’之诮；不孚众望，可想而知„„”更如翰林院二十五个翰林联名折参李鸿章，也曾指出：“李鸿章广蓄私人，以欺罔朝廷。某某则为耳目，某某则为心腹，丁汝昌、卫汝贵为爪牙，龚照玙、刘含芳为羽翼„„坐使数千里藩封，断送于三五小人之手„„”总之，政治不进步，政治不开明，确为当时的实际情形，亦确为当时致败的一大原因，这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
胜败决于最后五分钟
自开战至媾和，经过九个月的时间。日本虽然处于优势地位，可是它已经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假如那时我们便晓得“持久战”的道理，假如那时我们就能够“以空间换取时间”，而换取时间以后，又不浪费，真能使各方面都有进步；那么，日本早就得到它所应得的教训了。不必说什么“持久战”，那时若不是朝廷没有牺牲的决心，若不是李鸿章始终酝酿和平，而是敢于把战争延长下去，坚持下去；我们一定可以获得最后胜利。第一次欧战，便是很好的证明。假如第一次欧战在第一二年以内媾和，无疑的，胜利者一定是威廉二世了；甚至比利时和法国的领土，恐怕将有一部分割让给德国的。就是在1918年的夏季媾和，德国至少还要向英、法提出要求。可是，英、法坚忍的战略，终使德国因物资缺乏而溃败。所以，有些国际的军事家，认为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都是侥幸成功的——日本的力量已经使到强弩之末的时候，战争便结束了。可见，最后五分钟是必须坚持的；任何牺牲、任何艰苦，都应咬紧牙关来忍受的。功败垂成的惨局，都是意志薄弱的人们所造成的！他们由于畏难苟安的心理、或其他不纯洁的意念，便铸成了不可挽回的大错。这种教训，是值得人们牢牢记取的。
几句结语
要说的话还很多，但这篇文字似乎过于冗长了，不得不赶快收束。
“往事不忘，来事之师。”在我们全面抗战的今天，来温习甲午战争的教训，唯一的愿望，只在“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