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支持农业模式
当前，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危机已经使消费者对农产品的信任程度大大降低。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之一是农产品本身的特性。 美国学者纳尔森根据消费者获得信息的途径，将商品大致归为3类：搜寻品、经验品和信用品。搜寻品是消费者在购买前就已经充分掌握了信息的目标商品，如商品品牌、产地、价格、颜色、形态等；经验品是消费者在购买后才能判断其质量的商品，比如其鲜嫩程度、味道等；信用品是消费者甚至在购买后都不能准确判断其质量高低的商品，其购买决策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以农产品为例，其安全水平和营养成分含量等，消费者无从得知。所以，农产品不同程度地都具有这些特性，特别是其经验品特性和信用品特性更加突出，这必然引发消费者与生产者或收购者（销售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最终影响消费者的安全消费。
消费者对安全消费市场的担忧，很可能改变消费者的预期，并对消费者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引致农产品市场失灵。
为消解市场失灵的问题，我们需要新的观念模式，在城市化进程加快推进的背景下，更需要农产品贸易模式的创新。其核心理念，不仅要求建立规范的农产品生产操作流程和严格的市场准入门槛，当前迫切需要建构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通过组织模式的创新和优化，寻求制度的突围。
我认为，CSA模式为这种突围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CSA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是指社区支持农业。其核心操作模式是，在城市社区和农产品之间建立一种直接对应关系，农民寻找愿意预订其产品的社区成员，或社区成员组成消费团体再寻找合适的农场预订产品。这种模式的导入，不仅可以让农民和社区成员双方获利，同时还增加了彼此间的信任。
CSA模式最早起源于17 世纪的瑞士和日本，19世纪被引介到美国。其当年产生的时代背景，不是今天我们面临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形势，而是长期被业界诟病的“种菜的不赚钱，卖菜的赚钱”的流通组织的制度设计缺陷。当时，农产品的利润更多地被中间商获取，而辛勤耕作的农民，在这个过程中只能获取10%的利润，甚至更少。为此，CSA模式应运而生。
CSA模式的现实意义是，它不仅突破了城市化背景下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渐行渐远的空间界限，而且将消费者和农民更直接地连接了起来，增强了彼此间的信任。
在这种模式下，农产品有一个稳定的销售市场，农户可以降低管理、销售、包装等各项费用成本。而消费者可以在契约中约束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对农药、化肥、激素等影响庄稼正常生长的物质的使用，使其遵循自然规律及生态学原理展开种植。此外，消费者还有权参与决定种植类别，随时查看作物的生长，与农场主或农民讨论哪种农作物在下一季节优先种植。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互动进行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双方是平等的风险承担者和收益所有者。
目前，日本有超过150000份的社区支持农业契约，在北美有超过1000个CSA农场为超过10万户家庭提供服务。近年来，在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的驱使下，在农业合作化模式的推动下，国内许多地方CSA开始走上前台。
但是，在当前看来，CSA模式并不非常符合大多数人的消费心理。一年的蔬菜消费实际上不是个小数目，而CSA要求一次性的支付消费者一年的蔬菜费用，这是一种典型的预付费消费。这种模式的设计，决定了生产者只能将城市家庭中的较高收入阶层作为服务对象，而普通大众即使担心食品安全问题，也很难介入。因此，如果不进行革新，CSA模式实际上只是一种农产品安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小众化解决方案。
而且，CSA的模式设计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如果选取一周一次的配送周期，蔬菜的保鲜便成为问题。为此，CSA模式的中国化需要植入一些新的元素。
当然，从技术上来看，要让小众化过渡到大众化，并不困难。比如，在沿袭大致框架的前提下，在CSA模式中植入现代信息技术，通过类似手机等信息终端的导入，再完善相关的贸易支付系统，消费者在头一天通过终端登录CSA模式的产品预订系统，并完成支付，合作社第二天就可以通过物流配送系统将产品投递到预订者家中。信息系统的导入，使会员制模式下的预付费模式转化为即时消费模式，并有效解决了蔬菜保鲜的问题。
在这个模式下，更多的产业风险由生产者承担，而且这种即时付费系统可能放大蔬菜物流的配送成本。这些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通过完善宏观的农业风险保障体系进行有效规避，另一方面可能要经过较长时期的市场培育，让更多的主体参与到这个系统中，通过量的扩张来舒缓单位成本的压力。无论如何，在当前农产品安全形势存在压力的背景下，CSA模式都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