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从衰落走向复兴的历史征程与光明前景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有着内在的不可抗拒的发展规律：先进的事物总是不断地战胜落后的事物，先进的社会制度终究会取代落后的社会制度，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断地超越落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世界历史就是这样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前进着。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是近现代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现代世界的发展不断将中国纳入到世界体系之中的历史，是中国逐步融人世界的历史，是中国从强盛走向落伍，从落伍走向衰落，从衰落走向崛起、走向复兴，再铸辉煌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从分散发展走向整体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探索获得独立与自我发展道路的历史。
一、从强盛走向落伍
在
15、16世纪之前，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逐渐过渡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开始从孤立、闭塞中走出来，形成了奴隶制的游牧世界和封建制的农耕世界，在地区范围内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国家。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之间，以及同地区内的各国之间，交流与融合大多是以战争即暴力的形式进行的，因此，大国的兴衰、民族的迁徙、小国的存亡、王朝的更替，此起彼伏，不断变幻。在总体上讲是先进的社会制度战胜落后的社会制度，强大的国家不断兼并弱小国家。但封建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有限，科学技术的落后，即使再强大的国家也难以越过大海的障碍，将全世界联系为一个整体，世界各地区各国家的发展仍处于分散发展状态。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在世界古代与中世纪时期，中国始终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大国之一。中国发达的古代文明，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辐射作用，也带动了亚洲国家古代文明的进程。
资本主义的兴起加快了人类社会从分散发展向整体发展过渡的步伐。这一过渡开始于
15、16世纪，完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15、16世纪是资本主义发迹的开始，西欧各国对资本主义萌芽采取重商政策予以扶植，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本身又需要不断扩大市场。自哥伦布开通大西洋航线之后，资产阶级进而向海外进军，开拓世界市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这样一来，“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在西欧沿海诸国最早兴起的资本主义潮流，以不可阻挡之势，猛烈地冲击着封建社会制度和社会笋序。这是先进生产力、生产关系对落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挑战，也是世界历史进入近代时期后，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的第一个机遇期。
在同一时期，中国处于明代中叶至清代早期之间，社会经济的发展仍处于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明代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海上贸易发达起来，催生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自1405年至1433年，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庞大船队，先后七次远航东南亚和印度洋，同东南亚、南亚、中东、东非等地的国家建立了贸易联系和文化交流关系。这比哥伦布发现美洲还早87年。但郑和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向海外“施恩布德”，宣扬国威，而不是为发展资本主义而开拓海外市场。当明王朝宣布停止官方海外航行后，就使郑和下西洋成为历史的孤立一页。在明代中后期，以纺织、冶金、制瓷为代表的手工业空前发达，私人海上贸易异常活跃，成为东西方海上贸易的主要国家，使得世界市场白银大量流人中国，推动着中国封建社会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如果中国能对资本主义萌芽及时加以扶植，中国在那时就有可能成为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但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封建制度的完备和国力的强盛，尤其是清王朝建立初期出现的“康乾盛世”，使得明、清两朝均采取了“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其实质无异于闭关锁国，结果是当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之际，中国仍停留在封建主义时期，错失了发展机遇，在世界上开始成为落伍的大国。
二、从落伍走向衰落
到18世纪中叶，欧洲主要国家和美国相继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或改良，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和美国的确立与巩固。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进步，欧美各国以大机器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大大提高了生产率，掀起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工、业革命和近代工业化的第一次浪潮，推动着资本主义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又爆发了以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进一步推动了欧美各国工业化浪潮，确立了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资产阶级谋求世界市场、原料供应地和投资场所的欲望变得更加强烈，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汪洋大海不再是人类交往的障碍，反而成为最便利的通道。于是，资产阶级以巨舰重炮和廉价商品向世界所有落后地区发动了剑与火的征服和扩张，到19世纪20世纪初，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的各国先后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终于建立了统治全世界的殖民体系，也建立了将世界各国联系为一个整体的纽带——统一的世界市场，大大加强了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联系与交往，标志着人类历史由分散发展正式进入到整体发展阶段。在资本主义扩张大潮席卷全球并且狂热瓜分世界的进程中，除日本外，世界所有落后地区无一幸免，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中国也未能逃脱这一命运。
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面对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张，中国的清王朝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与世界隔绝，以求封建制度的苟延残喘。闭关锁国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是扼制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二是不了解世界的发展，不能吸纳世界的先进思想和先进文明，导致盲目自大，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因而愈来愈衰落。1840年前，由于中国仍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因此，西方列强的各种渗透、入侵，均未能撼动清王朝的统治。1840年，英国在鸦片战争中以炮舰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继而西方列强蜂拥而至，强迫清政府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终于将中国变成了西方列强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主权日损，疆土日减，社会停滞不前，人民生活痛苦不堪，终于从封建社会强盛时期跌人了任西方列强宰割的衰落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要求生存、求发展，一是要争取民族独立，二是要寻找发展之路。前者是为后者开辟道路的。生活在最底层的中国农民阶级首举义旗，建立了太平天国，以图实现绝对平等的“天国理想”，但他们缺乏先进思想的指导和本身存在的阶级局限性，遭到清政府的镇压而失败。封建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为图中国自强，兴起了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在不触动西方列强和封建专制统治的情况下，办工厂，兴学堂等，但只学习了西方的某些皮毛而已，中国仍然未能自强。1894年，后起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甲午战争，打败了老大腐朽的清政府。这惨痛的教训，又使得一批志士仁人认为，日本学习西方进行明治维新，卓有成效，中国要学习日本进行维新。于是，1898年，清政府进行了维新改革，但由于中国封建势力过于强大，维新只进行了百日便被守旧派所扼杀。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开始兴起，其目标是推翻帝制，实现共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帝国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一时间，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封建帝制成为过街老鼠，而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使政权落人西方列强所支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手里，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依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仍是一个在国际上毫无地位、任人宰割的穷国、弱国。
三、从衰落走向崛起
同闭塞分散的封建生产方式相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毕竟是以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其繁荣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残酷统治与掠夺的基础之上的。即是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是人口占少数的资产阶级统治着人口占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在世界范围内，是人口占少数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着人口占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财富亦集中于少数国家。这就孕育出世界三大基本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殖民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三大矛盾互相交织，导致危机四伏，战乱频仍。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期以后，一方面，经济危机不断发生，导致生产倒退，经济停滞，社会混乱；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为争夺世界霸权、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在20世纪上半期接连挑起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事实表明，资本主皋旧有的世界秩序和统治方式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了，只有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和调节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才能适应生产力的需要。实现人类历史这重大转折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规模的反法西斯与法西斯两大力量的较量，是正义与反动、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的生死搏斗。以德、意、日为首的国际法西斯集团，对内实行恐怖专制，对外实行侵略扩张，力图将法西斯制度推行于全世界，妄图统治、奴役全人类。以苏、美、英、中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实现国际大联合，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战争。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那样，将世界各国和人民动员得如此广泛、如此彻底，共同的使命使人类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对立社会制度间的障碍，打破了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界限，克服了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之间的差异，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求同存异，团结战斗，使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交流深度和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类的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相互交往、相互支援进入了全新时期。所有这些，猛烈地冲击了资本主义旧秩序，为二战后世界范围的革命与变革、和平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复兴与崛起的机遇。可喜的是，中华民族在这一关键时刻，牢牢地把握住了百年一遇的历史机遇。以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起点，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站起来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起点，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战场。此时，中国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采取持久战战略，并形成了两个抗日战场：国民党政府指挥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中国的两个抗日战场互相呼应，里外夹击，使日军在中国战场被迫进行两线作战，进退维谷，深陷人中国持久战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中国战场还有力地支援了反法西斯盟国在各个战场的作战。盟国的世界战略是“先欧后亚”，而要实施“先欧后亚”的前提是要将日军牵制在东方战场。中国战场阻止了日军西进与德军在中东会师的企图，牵制了日本北进与德国夹击苏联的北进战略，有力地支援了盟国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由于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也就成为世界公认的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中国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形势，迫使美、英等西方列强废除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强加给中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中国还积极参与战时的重大国际事务，赢得举世瞩目的国际地位。在二战时及对二战后一系列的重大决定，大都是由美、英、苏、中四大国共同完成的。中国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主要发起国与创始国，为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这是对殖民帝国主义一统天下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在长达 60年的时间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仍是仅有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以中国为主要参战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扭转了中国的历史发展方向，推动着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抗日战争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中国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其关键因素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列，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坚定的实施者，代表了中华民族求生存、求解放的正确方向。中国抗日战争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当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时，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国民党政府被迫走上了联共抗日之路，于是便有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好局面，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和革命力量才有了新的发展机会。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挺进敌后，开辟了敌后战场，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抗日的主要战场。中国共产党在同日军的浴血奋战中迅速发展壮大，到抗战后期，已发展成为拥有120多万党员的成熟的马列主义政党，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到拥有正规军120多万人；民兵260多万人，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开创的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引起了美苏等盟国的高度重视。美国总统罗斯福委派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在1943年就提出使用并装备中共军队，在华北牵制和打击日军。美国驻华军政官员也积极推动美国直接与中共联系，于1944年1月提议派出美军观察团到延安，得到罗斯福的支持与同意。1944年7月23日，罗斯福总统批准派遣的美国军事观察组到达延安，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延安军民进行了接触，看到解放区生气勃勃，欣欣向荣，深感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希望之所在。这是中国共产党正式与美国建立的外交联系，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盟国的重视和支持，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国内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自己。抗日．战争暴露了执政的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腐败无能，使它在全国人民中大失人心，从而决定了它在战后的失败命运。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在全国人民中威望日增，大得人心。这就使得战后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同战前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国民党及其反动军队则由强转衰，从而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才有了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获得了完全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
一个国家获得了独立，获得了主权，才有了生存权和发展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将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令世界各国刮目相看。由此观之，以中国为主要参战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中国，开创了中国独立解放与和平发展的新时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转折点与开端。
四、从独立走向复兴
建立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基础上的战后国际新格局和国际新秩序，推动了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战后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世界发展模式的转换，即从近代资本主义建构的以征服与掠夺求发展的世界发展旧模式，转换为战后以平等与依存求发展的世．舁发展新模式。二战中，为了抵抗法西斯的侵略，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在反法西斯的旗帜下，并肩作战，打破了帝国主义的一统天下，动摇了殖民主义的根基，促进了殖民主义的崩溃和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催生了战后各种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并存共处的多元国际社会的形成。
这种多元国际社会的形成，为以平等与依存求发展的世界发展新模式奠定了基础；尤其是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这是世界范围内天翻地覆的大变革。发展中国家有了主权，才有了生存权和发展权。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才改变了数百年来世界上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不平等关系，形成了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有主权和发展权的平等与依存关系。虽然二战后各国享有的平等权利是相对的，强权政治、大国霸权仍然严重存在，但这些国家毕竟都是国际社会承认的主权国家，都能作为主权国家参与国际事务、融人世界经济之中，来争取本国的发展。在二战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为少数宗主国的发展作贡献，二战后则是谋求本国的发展，为自身发展作贡献。这里还应提及的是，在二战后多元国际社会中，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在二战前被资本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的社会主义国家，战后发展壮大为一个阵营，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还占有重要席位。虽然二战后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长时间的“冷战”，但最终还是走向了和平共处之路，表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由此便形成了二战后以平等与依存求发展的新型世界发展模式。
以平等与依存求发展的世界发展新模式的形成，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发展是硬道理。二战后，许多二战前经济发达国家，自觉不自觉地将发展作为本国的头等大事，率先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实现了经济的恢复并走上了经济高速发展之路，在20世纪60—70年代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值得指出的是，西欧诸国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两败俱伤的惨痛教训之后，化解历史冤仇，走上了联合发展之路，在世界上率先建立了经济共同体——欧共体，实现了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形成。二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相继独立，发展中国家开始兴起，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批发展中国家克服种种困难，异军突起，走上了经济高速发展之路。表明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也抓住了战后和平与发展的机遇，开始崛起为新兴工业国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对外政策方面，彻底废除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完全的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在此基础上，新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确保政权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到中国的发展：一是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发动“冷战”，特别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爆发，将新中国变成了东西方阵营在远东的矛盾焦点，使中国长期受到西方阵营的包围、封锁和遏制，与西方阵营处于敌对状态，被孤立于国际社会，再次被迫“闭关锁国”。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中苏关系破裂，中国面临两个超级大国的夹击，更加重了被孤立的处境，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发展。二是中国未能走出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误区，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在20世纪60—70年代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错失了发展良机。三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留下的“一穷二白”的贫穷落后状况，底子薄，基础差，导致新中国在二战后的经济发展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劣势地位，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的发展。
自1966-1976年，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十年“*”*，造成了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与世界经济大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这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毅然粉碎了“四人帮”集团。1978年12月18—24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确立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迅速矫正了被十年“*”扭曲了的中国历史发展方向。此次全会也就成为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停滞不前走向高速发展的起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准确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的走向，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制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加快发展步伐。邓小平同志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在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全党和全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心全意谋发展，集中精力搞建设，掀起了现代化建设热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迅速将中国推上了高速发展之路，向世界经济大国迈进。这表明中国在以平等与依存求发展的新型世界发展模式建立后，抓住了发展机遇，不仅大踏步地走向繁荣富强，而且也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总之，在以平等与依存求发展的新型世界发展模式下，各种不同类型国家的发展在加快，进一步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五、从复兴走向辉煌
21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是：在20世纪后半期已逐步形成的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和以平等与依存求发展的新型世界发展模式的推动下，和平、发展、合作将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联系会进一步紧密，地区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的进步将日新月异，人类将努力营造和谐的自然环境，各国将更加致力于可持续发展，人类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整体发展时期，即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时期。
21世纪世界的基本矛盾；一是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二是南北矛盾。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世界各国工业化的推进，造成对环境的严重破坏而引起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而引起的能源、矿产资源的日趋枯竭和水资源的日渐贫乏，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障碍。现在，谁都不否认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它正在毁坏人类的共同家园地球村。引起人与自然不能协调发展的根源在于工业化的负面影响，主要责任在发达国家。自18世纪下半期开始的工业化浪潮，经19世纪到20世纪，西欧各国、美、日先后完成了工业化，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这些国家在世界上只占少数，人口在世界上也只占少数，但却占用了世界大部分资源。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是靠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尤其是资源方面，主要是占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二战后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致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利用工业化积累的资金、先进技术等先发优势，继续廉价消耗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将污染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在改善环境、解决污染、保护资源等方面，发达国家却不愿承担责任，不愿投入资金和技术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都是贫穷落后的国家，都走上了通过实现工业化来发展本国的道路。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必然会带来环境污染等问题，而发展中国家又无资金解决污染问题，这就使得早已存在的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问题更加严重，也使得在21世纪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显得格外突出，人类也必然将环境问题提上日程。
南北矛盾是指发达国家(大多在北半球)与发展中国家(大多在南半球)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人与自然的矛盾中也体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是南北矛盾的组成部分。但南北矛盾的内容远不只是环境问题，它还体现在：第一，在经济上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发达国家利用近代以来掠夺殖民地获得发展的先发优势，利用充裕的资金、先进的科技和极具竞争力的商品，控制了世界上的大部分资源和商品市场，这些占世界少数的国家占据了世界大部分财富。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大都负债累累，总债务高达2．2万亿美元，面临贸易壁垒，商品又缺乏竞争力，大约还有10亿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现在的国际经济秩序总体上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困难，发达国家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支持，使南北经济关系矛盾凸现出来。第二，在政治与思想文化领域，发展中国家在选择社会制度、维护国家主权、信奉不同文化和文明等方面，经常受到少数发达国家的粗暴干涉，这些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呼声往往被发达国家所忽视，它们的要求往往被发达国家所拒绝。这种情况使南北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矛盾难以协调。
尽管21世纪之初南北矛盾是世界的主要矛盾，但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之时，人类面临的共同任务和共同的利益在增加，如环境治理、能源利用、反恐斗争、艾滋病防治等方面，都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这种形势又会促进世界各国的合作。于是，21世纪的世界就将在这种矛盾与斗争、协调与合作中前进。
21世纪对中国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世纪，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纪。在21世纪的前20年，我国将实现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全面小康社会。到21世纪中叶，我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我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建立更加开放的市场体系，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同世界各国广泛开展平等合作，积极推进利益共享，互利互赢。虽然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我国仍会尽最大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促进普遍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在新世纪，我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各国政治上相互尊重，共同协商；经济上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共同繁荣；安全上相互信任，共同维护。在对内政策方面，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紧紧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在经济方面，加快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注重社会公平，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努力促进社会的稳定、协调、祥和、和谐，构建和谐社会。
总之，21世纪的世界将是各国普遍发展、共同繁荣的世界。对中国来说， 21世纪将是完成民族复兴、努力进人发达国家之列的世纪，是再铸辉煌、前景更加光明的世纪。愿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为在新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