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艰难，艰难的活着
---有感于《活着》
一、内容简介
地主少爷福贵嗜赌成性，终于赌光了家业一贫如洗，穷困之中的福贵因为母亲生病前去求医，没想到半路上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后被解放军所俘虏。回到家乡他才知道母亲已经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带大了一双儿女，但女儿不幸变成了聋哑人，儿子机灵活泼„„然而，真正的悲剧从此才开始渐次上演，每读一页，都让我们止不住泪湿双眼，因为生命里难得的温情将被一次次的死亡撕扯得粉碎，只剩下年老的福贵伴随着一头老牛在阳光下回忆。
二、作者简介
余华，浙江海盐人，当代作家。余华在八十年代主要从事先锋文学化的写作，实验性很强。进入九十年代，他关注的重心逐渐转向民间，开始对一些小人物进行贴近生活本身的观察和审视，以平实坚忍的民间视角来反映艰难的现实生活。
余华这么说他写作的缘由：“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
三、读后感
1、活着的艰难。
人们纷纷在这个叫做《活着》的故事里死去。一切就像一个巨大的诅咒，女儿、妻子、女婿、外孙，最后福贵只剩下自己和一头也叫做福贵的老牛。因为远离那些动荡的年月，因为并未真正有过艰难和困顿，这个故事让年青的我们不禁有些战栗。薄薄的十二万字，笼罩着“欲哭无泪的压抑”。只是合上书本之时，内心似乎多了一些超越世俗欲望和纷争的平静。现实生活的无情与残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广；而活着，纵使要担当诸多难以承纳的苦痛，但是依然要坚忍，顽强。
活着是艰难的，生存是充满苦难的，当一系列的苦难，有时甚至是永无休止的苦难，像风一样无穷无尽的袭向人的生存之旅时，人会怎么样？人能怎么样？人应该怎么样？这是人在面对活着、面对生命、面对存在时不得不思考也无法躲避的一个根本命题。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个命题的解答方式决定着主体处理个人与内心，社会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活着》这部作品，通过展现一个又一个人的死亡过程，一波又一波无边无际的苦难，宣扬了一种面对苦难生活、面对死亡的可能的态度。作为一个冷酷的作者，余华不动声色地让我们跟随他的冰冷笔调，目睹少爷福贵的荒诞、破产和艰难；继而又假惺惺地给我们一点点美好的希望，让有庆得到长跑第一名，让凤霞嫁了人怀了孩子，使某些时刻有了温情脉脉，有了简陋的欢乐。然而就在我们以为噩梦不再萦绕他们的时候，余华丝毫没有犹疑，他铁青着脸让自己的角色们迅速以各种方式死去，毫无征兆，近乎残忍。
老人福贵在“我”面前讲述了他的一生，从抗日战争到现在，历经了无数的沧桑，也看过许多人的死亡，而他仍活着，并且还可以回忆。父亲的死、有庆的死属于人祸，母亲的死、凤霞的死、家珍的死为疾病，二喜的死是意外事故，至于苦根的死，似乎纯属一个故事。生命在不断的，接踵而至的死亡中，变得异常脆弱，而且越叙述，死亡之中冥冥不可臆测的成分就越大，就更能体会到命运的可畏和生存的不易。这种活着本身就是苦难，可怜的福贵只有无奈的面对，艰难的活着。
2、艰难地活着
世上的苦难大多数都是针对最底层农民的，而底层农民由于力量的弱小和地位的低下，很少有可能改变自己的真实生存处境。过去由于政治因素，总是极具阶级斗争目的地强调底层农民的战斗性及革命性。而实际情况正与政治话语的表面现象相反，只要底层农民不处在一种实在无路可走的境地，“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境地，是不会铤而走险的。因为他们不愿也不敢冒着丧失生命的危险去斗争，这才是长期被政治话语掩盖的民间真实。正因为底层民众如此的精神面貌，无法去抗争苦难，因此只能承受苦难。
在作品中，福贵表现出极强的承受苦难的能力。无论是国家民族的风云变幻，还是基层农村的吃穿住行，所造成的苦难都由福贵来承担忍受。从一开始福贵下田种地，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到最后一人一牛地犁地，福贵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用劳动来默默地承担苦难。无论自己受到多大打击，福贵永远不会游手好闲，几十年的艰苦劳作，使他变成了一个骨子里的底层农民，只有劳动，只有种地能让他感受到生存的脚踏实地。作者在《韩文版自序》中说：“《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结合我们的民族性格，这种忍受苦难的能力在保证民族的延续性上，作其用是不可低估的。
在底层民众的群体心理上，自然选择传统中的民间道德，因此他们是善良、仁爱、淳朴、诚实、讲义气的。但仅有这些远不足以使他们在苦难重压下自适自足。在这些优秀品质之内，他们有着乐观的心态，也正因为乐观，他们往往承认苦难存在的同时，认可命运无可改变的同时，对未来尚存有可怜的希望。因此，福贵孤苦的晚年还对自己苦难的一生感叹道：“做人能做成这样，我也就知足了”。他们的希望可怜而廉价，也许甚至有些自欺。但他们又能怎么样呢？他们固然不会认清自己的真实处境，也不会理解知识分子孤愤绝望的战斗姿态，但是如果连希望都没有，他们又以什么去面对无尽的苦难呢？如果他们看穿自己的真实处境，他们还能保持对苦难的这种平和、乐观的心态吗？这种心态带来的是“顺天知命”的生活姿态，这无形之中帮助他们看淡了外界的苦难，从而理所当然地将这些苦难作为生活本身的一部分去接受，如此年复一年，他们的生命力由此也竟磨得异常坚韧。
3、活着的背后
余华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他的文学姿态由先锋走向民间，叙述风格由怪异转为平实，实际上在一定方面代表了八十年代文学和九十年代文学的不同。
八十年代的余华，笔下满是对社会尖锐的批判。余华小说中不动声色、不动感情，毫无价值取向的叙述为其赢得“冷漠的余华”的评价。但余华这种对罪恶、死亡暴力极端场面的描绘，实际就已经暗示了他对社会的批判。
九十年代的余华，文学姿态由先锋趋向对民间世界的认同，叙述风格由怪异转为平实，叙述场面也由暴力、死亡等极端情景深入日常人的平凡生活。这种转向当然和余华个人在风格上寻求突破有关。但是除此之外更多的是取决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九十年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从鲜明的社会批判意识转为执著的生存意识，由关注社会变为关注内心。
在内部逻辑上，这种纯粹“活着“的意识多少可以区别于阿Q精神，奴隶意识。余华在此书的《韩文版自序》中说：“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面对苦难知识分子首先想到是抗争，而底层民众考虑的则是忍受，是“活着”。生存中知识分子考虑最多的拯救的问题，而底层的农民则考虑如何避过苦难，还是“活着”。知识分子在“活着”中寻求终极的价值，而底层民众则“为活着而活着”。这种断然放弃无论是从作品内部的精神力量来看，还是从其社会性来看，都是有些贸然的。这种 “活着”的生存意识是九十年代知识分子普通具有的，这是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寻求向上发展的努力受挫后转向下发展的必然结果。怎样把知识分子寻求充满社会责任的主体精神同社会底层民工相联系，也就是说怎样一边避免知识分子的自视清高，眼高手低，一边又从民间世界吸取有益的精神，以求达到一个比“活着”更具深度和力度的活着。
《活着》一书，曾被改编成过电影。在文章的前言里面，余华谈到了他认为活着的目的---“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活着。”
第一遍看完这书，我只有一个感觉——庆幸，庆幸自己没有被命运如此安排。这和作者的主观写作意图密不可分---文章所展示给我们的作者的语言结构能力是非常出采的。在富贵短暂的幸福光阴里,作者大量运用了缓慢的节奏，甚至展示出每一个细部的丰富；对于本该表现的人物苦难和死亡的高潮部分，却大多运用概略和预叙,这大大减低了残酷和荒诞造成的冲击力。这就让福祸发生了抵触，并让读者展开联想，从而非常珍惜自己现在的生活。当时给我的想法就是觉得曾经看到过的一句话是多么的正确“假如现在发生的一件事，是你今天最糟糕的事，那是你的幸运。”
我不敢深究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人为什么而存在，但我认为，一个人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就一定有他存在的道理。我们无需去费心思探究活着的意义，福贵的命运昭示着人类苦苦追寻一切不过虚妄而已，既然如此，我们不如好好地过好自己的生活，走好自己的道路。人真的只是一种存在，它和万物一样并无意义。追寻，探究的本质不过是一个大笑话而已。如果我们非要给活着赋上一个意义，那就是幸福，追求和享受幸福是我们活着最大的意义，失去了它，我们的活着将会只是一种机械活动，没有丝毫光彩。
所以好好活着吧，因为我们可能需要用自己的一生来追求幸福，用一生来参透世界万象，人生百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