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发夕至，路上十年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读书笔记
一本523页的书，平淡无奇地放在书架上。然而翻开它，十年的光阴清晰无比地从书页中穿梭而出，精彩纷繁，真实而可爱。
翻开《十年》，扉页上的一句话让我很有感触：有些书是用来消遣的，而有些书是用来思考的。《十年》无疑是后者。读着《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一书，心中仿佛总有一股潜流在暗涌。这是一部鼓舞人心的著作。作者孙玉胜用平静沉着的笔调，内容却充满了丰富的生命体验和激情光辉。书中将大量详实可信的事实及的深入浅出的新闻理论嵌入中国电视新闻10年发展变革，而穿越这些故事，作者表达了“一个群体所倡导的，有分量的情感与精神，以及作者内心对十年电视实验得失的观察与反省”，让我无论是从知识上还是精神上都汲取颇丰。
电视人著书立说的不少，有写个人传记或随笔的，（如陈鲁豫的《心相约》），也有写栏目或者电视台的发展历程的，（如梁建增的《〈焦点访谈〉红皮书》），但从来没有哪一本像《十年》这样得到如此广泛的认同。我认为，此书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将孙先生对于十余年的电视人生涯的细致感受、对于电视的深刻思考以及作者对于电视的理论认识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一部理论与实践、反思与展望结合的佳作。
语态，这个词对于电视来说不仅仅“说”的东西，它至少还包括画面的叙事结构，是一个整体的表现样态。改变电视的语态，这在中国媒体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东方时空》开始，中国电视有了实质上的从“播”到“说”的转变；从《焦点访谈》开始，电视形式的深度报道和媒体监督启动了一道危险又充满力量的门„„不过《十年》的一半章节并不是纯粹沿着节目的线索在走，而是孙玉胜本人对于电视和对这种媒体的规律的一些认识。他将电视定位为家用媒体、技术媒体、主持人媒体和制片人媒体，而对于电视本身在过程中体现悬念的规律，以及近看和远看的一些区别也有自己的切身体会。对于付费电视和频道专业化问题，他在其试点的几年前就有了清楚的认识。在评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的争论上，他有自己的理解；对于电视的新闻性，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失落的底线；而线人这个和媒体有特殊关系的群体在孙玉胜的眼里已渐渐远去了；对于电视的未来，也许通过直播才可以看得到。通过作者讲述的一些鲜为人知的背景，我们能够从故事与故事关联中发现前因后果，并寻找到在背后支撑并推动这些栏目一路走来的电视理念，这充分体现了《十年》的独特性。
纵观全书，可以发现作者背后一个重要的信念：理想主义。白岩松也曾在文章里说过：“尊重人，改变态度，敢于尝试，推动了上一个十年的脚步，但是当你刚刚开始总结，新的一页其实就已翻开，因此，打开《十年》，如果你愿意寻找，就还能看到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理想主义。” 对于这，孙玉胜先生的后辈曾概括了两句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一个是媒体人的道德良心、民族责任和启蒙热情，一个是以抒情怀、创新冲动和精品意识。前者是人品，后者是作品。它们互相结合，就能创造出一种令电视人十分向往的精神氛围。靠着这种理想主义，就有了热情和勇气，不断优化内部机制，提升作品质量。
书中提到的“把关人”概念，我十分感兴趣。孙玉胜先生说，主持人需要有“主持人主权”，赋予主持人主权的同时还要求主持人具有“把关人”意识，负起社会和政治责任，我十分赞同。这种权力并不是绝对的，它必须服从栏目和节目的设计程序。因为在直播节目中，一旦把谈话的权力交给了主持人，演播室谈话内容就基本由主持人自己控制和决定了。现场的把关者再多，也只能从大处把握节目的走向和谈话内容的详略，根本无法控制每一段话的具体表达方式。因此主持人表达能力的提高不仅需要知识、经验和写作基础，同时也需要良好的新闻素质和政治素质。
《传播学引论》中提到，“把关人”是传播学上的一个概念，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卢因。把关是指对信息的筛选与过滤。卢因说：“在信息网络中到处都有把关人。其中包括记者，„„包括编辑，„„„„包括图书管理员，„„甚至可以包括餐桌旁的丈夫，„„”根据上述情况不难看出，把关是传播偶活动中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事实上每个人在信息的大循环中都在有意无意地充当把关人的角色。
这里我产生了疑惑。孙玉胜先生说“深度来源与事实”，阿诺德.汤因比也曾在他的《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出：“精神的表达要置于真实的表达之上。”而根据以上理论和巴斯的“双重行动模式”，最后传播给受众的信息之前已经经过了新闻采集阶段和新闻加工阶段的层层传播，路经许多人之手，而在这过程中，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把关人，他自己在把信息传播给下一个人之前就经过了个人有意或无意的筛选。而人不同于机器，他有感情、有思维，因而他不可能保持纯客观，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个人的影子投射其中，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从各自的观点上，对信息进行筛选与过滤。孙玉胜先生所说的“主持人主权”表明主持人是一个重要把关人，虽然“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地位和我们的观察习惯”（《公众舆论》），而出于主持人所处的地位和主持人的观察习惯和一些节目要求“节目要对社会和政治负责，要服从栏目和节目的设计程序”，应该说已经算是比较客观的了，但毕竟是人，而且“一旦把谈话的权力交给了主持人，演播室谈话内容就基本由主持人自己控制和决定了” ，难道节目的公正和严肃就依赖一个人的临场发挥吗？之前的把关人和最后的把关人之间的分歧怎么办？节目到底采用谁的定位呢？
我想，新闻媒体在处理新闻的过程中，每个阶段和环节都有把关人，从超越可能传播的新闻中进行选择，决定取舍，一个人的判断难免会有失公正。我认为，最好策划者与审查者是同一班人马，至少是策划者、创作者、制片人和最后的把关人之间形成一个比较标准的共识（当然其要符合节目效果的要求和社会的价值体系），从而可以在同一类共识里互相牵制。如果评价体系和判断标准都不一样，，栏目就很难准确定位，很难形成合力推出精品，更谈不上创造品牌。
另外，我还觉得，把关人作为节目的第一观众，其角色和功能都是双重的，他既要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角度判断一个节目播出的社会效果，同时也要从职业的角度判断这个节目是否已经具备了可以播出的专业水准。在实践中，这些判断并不是很容易把握，有时甚至需要很大的勇气。
同时，我也看到了孙玉胜对于央视新闻栏目的反省与检讨。作者甚至单独拿出一章来“检讨十年”，这充分表现出了作者的清醒认识和勇气。在这些检讨中，有的是关于直播的无法顺利实现，有的是关于香港回归直播报道的失利，有的是关于谈话栏目难以规避的风险、有的则是关于口语化播报的不能得到良好贯彻。或许是出于个人身份特殊性的考虑，也或许是对于言论尺度的担心，我们看到作者在做出这些检讨和反省时，在作出一些个人的分析评论时，一些观点往往浅尝辄止，欲说还羞。比如作者不止一次的提到了关于体制的话题，但是却都在即将进入核心的思考时不幸夭折。我想应该理解为作者的有意为之，毕竟作者仍处于中国媒体的风口浪尖。而正因为这些“遗漏”，使本书更偏向于理论思索的贡献。
全书读来是引人入胜的，更是引人思考的，鼓舞人心的。一本好书是能改变我们的，《十年》改变了我关于电视的认知，关于电视节目制作理念和精神的认知。许多学校的新闻专业将《十年》作为一本教材，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老师的做读书报告的方式。因为这本书不仅仅能教给我们知识，更能教给我们理念，我们能与作者的生命体验产生共鸣，在鼓舞中回归一颗赤子之心。
最后，我想用作者在后记中的文字来结束本文的写作：多年后的今天，电视的语态仍然需要我们继续改造，我们对电视新闻理念的探索也永无止境，依旧“在路上”。 学海无涯，惟有孜孜以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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