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革命精神的时代内涵
（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09历史（2）班卫东刚）
【摘要】201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日。值此，回顾以刘志丹、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中国人民探索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总结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立足老区实际、发扬老区革命精神、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南梁；革命；精神
南梁革命精神是指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由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南梁一带宣传革命真理，播撒革命火种，开展革命运动，创建革命政权的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时代内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梁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一朵奇葩，其所孕育的革命精神蕴含了“求实创新、敢为人先；心系群众、艰苦奋斗；百折不挠、信念坚定”等丰富内涵。这些都是在南梁革命根据地在创建、巩固、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革命斗争精神。
一、求实创新、敢为人先的革命精神。
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中前期的主要内容，也是刘志丹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刘志丹的探索，首先是从武装斗争和建立一支革命武装队伍开始的。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在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刘志丹认识到：“我们没有枪杆子，结果人家一翻脸，我们就只有滚蛋！” [1]“抓革命的枪杆子，建立革命的武装，是一条革命的真理。”[2]1928年5月,刘志丹同志与唐澍等同志领导的渭华暴动失败了，刘志丹结合陕北、陇东的实际情况，“枪杆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现成的办法是把各种民间的武装和敌人的武装变成革命的武装。”主要形式分“白、灰、红三种，白是派党团员到国民党部队中去工作，灰是做土匪工作，红是搞自己的武装力量。” [4]1929年夏秋之后的两年多时间，刘志丹以主要精力从事兵运活动，努力建立一支由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他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说：“我本来可以在北伐军中带一个营或一个团，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不允许，只当了一个政治处长。结果‘武汉事变’一发生，便被赶了出来。如果我那时带兵，本来是可以起义的。”[5]有了这样清醒的认识，刘志丹利用国民党部队的名义，要番号、抓政权，积极发展革命武装，这符合武装斗争这一中国革命的最大特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则。
1930年8月，为创建红色武装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刘志丹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来到陇东地区，深入虎穴，先后打入陇东军阀谭世麟部和陈珪璋部开展“兵运”斗争，为创建西北红军做军事上的准备。但不幸在“三道川事件”和“早胜事件”中失败。在屡起屡败中，刘志丹逐渐认识到“利用军阀是暂时的，搞红军单靠军阀的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好了条件，我们就单独去搞。”[6]刘志丹的兵运活动，像万花筒一样充满了失败、沮丧、冒险和死里逃生，也正是这传奇式的经历使他建立革命根据地有了明确而坚定的认识。习仲勋曾两次说到了这样一件事：“1932年7月间，我第一次见到刘志丹，他就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到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的局面到来，我们也就有落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是要有根据地。”[7]“根本的是要有根据地”，毫无疑问，这是刘志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认识的飞跃。这 1 [3]
个认识的获得，当然有井冈山道路榜样的影响，刘志丹多次说过：“我们一定要像毛泽东、朱德那样建立根据地，搞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8]但更主要的是自己实践经验的总结。
1931年秋季，刘志丹来到南梁一带，深入考察后得出结论：南梁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具备发展武装割据的条件，是一块理想的革命圣地。首先，这里地处陕甘两省四县交界的偏僻山区，是反动统治的间隙和薄弱环节，有利于革命力量乘机发展；其次，这里的土地大规模集中在地主手中，劳动人民深受压迫、剥削，广大农民有着强烈的土地要求和革命愿望，具备建立根据地的群众基础；第三，这里地广人稀，有粮有草，有利于屯军养马，养精蓄锐；最后，这里有几百里大梢山，山大沟深，森林蔽日，有险可依，回旋余地大，有利于机动作战，开展游击战争。
毛泽东曾经在1928年分析总结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五个方面的原因，无疑代表了当时党内认识的最高水平，而刘志丹也在探索中，努力对这个问题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从大量的回忆资料来看，他主要强调了这样几点：“我们要成功，非靠山不可。”“我们不到梢山就存在不住，建立不起根据地。”这是刘志丹最重视讲得最多的一条。其中的理由，刘志丹认为山里培养出了许多军阀力量，如陈珪璋、刘宝堂、李培霄等人都是从桥山出来的，这些人能出来，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还顶不住他们吗？“在革命力量暂时还很弱小的情况下，根据地只能建在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地方。”[8] 1931年9月，刘志丹来到合水县平定进行了倒水湾整编。这样，一支由我党领导的独立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诞生了。1932年1月，南梁游击队与转战而来的陕北游击队在正宁县柴桥子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被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揭开了陕甘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宜君的转角镇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1933年5月，桥山山脉南段的照金根据地受到敌人的严重包围，时任红26军政委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左”倾思想干扰下，力主红军南下渭华一带，创立新的根据地。刘志丹坚决反对南下说：“渭华暴动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的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7]结果红26军南下渭华失败，1933年11月，陕甘特委召开包家寨会议，刘志丹明确提出：“不能只建立一个根据地，而应在临近地区建立几个根据地，以便红军主力有迂回盘旋的余地，积极协助游击队打击消灭敌人。” [9]于是，根据这一设想，建立了以陕北安定、陇东南梁、关中照金为中心的三个根据地，使陕甘边形势很快出现新的局面。到1934年初，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为了适应革命形势飞速发展的需要，2月，在红42师党委的主持下，南梁地区的贫苦农民代表在小河沟的四合台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史称“南梁政府”，西北大地上最早的红色革命政权——南梁政府终于诞生了。陕甘边根据地建成之后，正确实践了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不断进行土地改革，发展新文化事业，建立新社会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取得新的政治文明成果。[10]
像毛泽东一样,刘志丹的主张也受到过“ 左” 倾错误的严重指责,诸如“ 梢山主义”、“ 游击主义”、“ 逃跑路线”、“ 右倾机会主义” 等等,但事实证明：“ 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 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 [11]于是，“ 南有瑞金, 北有照金” 的说法不言而喻，而主要的是毛泽东、刘志丹对中[6][2]
国革命道路的共同探索。张闻天曾评价刘志丹的革命路线说:“ 志丹同志的路线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路线, 是我党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是真正的中国马列主义路线。”[11]
尽管探索的水平会有高低差异,但只要符合实际都会发现那个客观存在的真理，而对于整个北方而言，只有陕甘根据地异军突起,独擎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大旗,难得可贵。
二、心系群众，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党在陕甘边界红色政权的建设实践表明，弘扬南梁革命精神，必须坚持艰苦奋斗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努力，不断把人民的利益维护好。关键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率先垂范，自觉在艰苦奋斗的实践中加强党性锻炼，心中装着人民群众，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才能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在陕甘边南梁根据地，刘志丹同志是实践心系群众，艰苦奋斗的楷模。刘志丹无限热爱人民群众，经常和群众打成一片，同志们和乡亲们都一直亲切的以“咱们的老刘”称呼他。他常常坐下来和大家谈心，或者讲故事，说笑话，战士们听得津津有味，满室大笑。[12]每到一地，刘志丹同志就立即深入群众，了解当地的敌情、社情。他熟悉陕甘边区的每一座山岭，每一道水沟、每一个村庄，战士们都称他为“活地图”。 [13]由于刘志丹平易近人，热爱群众，他在红军和人民群众心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深受战士们、人民群众的爱戴。在南梁平定川，有个老杨村，只有几乎人家，有一户贫苦农民老婆婆和儿媳妇为了招待刘志丹，瞒着他，连夜摸黑上山拔回了尚未成熟的荞麦，揉下颗粒，用锅炒干，用擀面杖碾烂，再用细箩过，才为刘志丹做了顿他最爱吃的荞麦面条。当刘志丹得知消息后表示歉意时，那位朴实的老妈妈真诚地对刘志丹说“只要闹红成了事，把心摘下来也舍得。”[14]这件事曾经在陕甘宁边区广为流传，成为佳话。1936年2月，为适应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的迫切要求，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红军出师东征，有专程跑来看望刘志丹的并慰问红军战士的，其中陕北神木县有一位70多岁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听说刘志丹来了，挪着拐杖来看望刘志丹，人们问她你双目失明怎么能看见刘志丹？她说看不见也要摸一摸，当刘志丹站到老人面前，拉着大娘的手亲切的说：“大娘，我就是刘志丹。”老人家把刘志丹从头摸到脚，又从脚摸到头，激动地流着泪说：“好哇！你带领红军打敌人，真是咋老百姓的救命人。”在场的许多人都被感动得落了泪，充分反映了他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刘志丹同志一生艰苦朴素，为了给南梁根据地干部和红军指战员作出表率，他和红军战士一样吃野菜，住草棚窑洞，身穿千补百纳的粗布衣，脚蹬自己编织的草鞋。经常自己做饭，烧菜，喂马，抬伤员。在那时，他家里只有两个土碗，两双高粱筷子。有一次，家里来了几个访问他的群众，他想招待却没有东西，最后找到了一个南瓜，煮熟后又因碗筷少只好轮换着吃[13]。他的这种简朴作风影响着陕甘边南梁根据地的每一个干部群众，他的高贵品质早已在陕甘边区传为佳话。
刘志丹同志几乎一无所有。1936年4月，攻打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时，左胸中弹，伤及心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时年33岁，其遗物仅仅衣袋里留下半截铅笔，6支香烟和2个烟头。他没有给后代留下什么遗产，却给我们留下来宝贵的精神财富。东征结束后，193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其家乡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以纪
念他;1941年，中共中央指示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志丹县兴建陵园；194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近百万人，在延安为刘志丹同志举行了隆重的移灵公祭大会，朱德代表中央和人民政府致辞；同年5月2日，于志丹县举行公祭典礼，毛泽东誉其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赞其为“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称其为“红军模范”。事后，毛泽东对刘志丹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评价。1943年8月，毛泽东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讲了一段意义很深的话。他说：“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定论，要看老百姓开追悼会那天落不落眼泪。有些干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服你了。真正的群众领袖做到开追悼会那天，群众就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还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同志牺牲后，百姓伤心的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
[14]刘志丹同志壮烈牺牲7周年时，毛泽东又亲笔题词：“我到陕北，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个很好的共产
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民的精神，是永远留在了党与人民中间，而不会磨灭大的”
[15]
由此可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是一种无形的政治力量，凭借着这种政治力量，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彻底剔除了一些旧军队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民之间的对立关系，保证了红色政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战胜困难，经历任何风险。
三、百折不挠，坚定信仰的革命精神。
在创建陕甘边红色政权的伟大实践中，必须发扬百折不挠的斗志，坚定信念的意志，始终保持积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去实现建立陕甘边南梁红色政权，开创“工农武装割据”新局面的伟大目标。
从1932年3月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开辟直至1934年11月陕甘边南梁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的建立，陕甘边的革命斗争曾经历了一个曲折艰辛的发展过程。每当红军因受“左”倾错误的干扰，在革命战争中受到挫折时，刘志丹同志总是以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精神来领导部队，使战士们相信，困难和挫折时暂时的，胜利一定属于红军，他给战士们讲革命早晚一定能成功的道理，还生动的讲述了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故事，增强了战士们必胜的信心。
当时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对刘志丹等同志从实际出发，在陕甘边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作法大为恼火，强迫红军放弃在陕甘边子午岭山区建立和扩大根据地的有利时机，东进到位于关中平原的韩城建立根据地。1932年6月，陕甘游击队向韩城进发，结果在平原地区受到强敌围攻，遭到了惨重失败，余部300人被迫退回甘肃宁县麻子掌一带休整。韩城失败使红军陕甘游击队内部滋长了悲观情绪。刘志丹等同志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终于使犯“左”倾错误的干部转变了认识，纠正了错误倾向，维护了红军的团结和统一。[16]
1932年7月下旬，陕西省委书记李艮来到寺村塬一带游击根据地，全力开展批判“机会主义”领导和“反革命阴
谋”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刘志丹等同志的正确主张。对正确意见的打击压制，在陕甘边游击队的内部造成了危机局面。值此，8月分国民党军乘机向红军发动大举进攻，在严重的敌情面前，陕西省委代表坚持错误方针，结果红军陕甘游击队损失惨重，不得不放弃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加上时值深秋，天气转冷，医药匮乏，伤病员激增，部队士气低落，红军又一次面对着严重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战胜困难，刘志丹等同志身先士卒，以自己的革命乐观主义言行，用自己的榜样影响部队，鼓舞着部队，他亲自动手为战士做饭，给战士们打麻鞋，夜间替战士站岗放哨，给战士讲解革命道理，以自己官兵一致，军政一致的模范行为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使红军度过了难关。这样，英雄的陕甘游击队终于熬过了冬天，克服了困难。1933年6月以杜衡为代表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力主红军南下，结果使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敌重兵的围追堵截下，遭到全军覆灭的噩运，陕甘边的形式急追之下，革命处于生死攸关。刘志丹见此情景，对同志们说：“看来，一时也找不上其他同志，现在我们没吃没喝的，再继续下去恐怕都得困死在这山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每个战士都是一颗革命的种子，我们要想法分散出去，回照金重整旗鼓，再搞革命”。 [17]在红26军南下失败的日日夜夜，刘志丹耐心地进行革命思想和信念教育，使战士们坚持战斗。王世泰等同志保定一个信念，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刘志丹，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刘志丹返回照金。因为党需要刘志丹！最后王世泰在终南山石头岭的后山找到了刘志丹。经过终南山一月有余的辗转作战，刘志丹同志患病在身，体质虚弱，干部战士见了都非常难过。刘志丹却鼓励大家：“月亮都有时圆有时缺呀！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来呀！咱们的道理正，穷人都站在咱们这边。”还用他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安慰大家：“天不能老是阴雨，总有个放晴的时候。”他的这种将“革命者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失败了重头再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百折不挠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鼓励下，同志们都打起来精神，挺起了胸膛，下定决心返回陕甘边区，恢复红26军，扩大根据地。正是在这种信念支持下，刘志丹等人化装成货郎，在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历经艰险于1933年10月4日返回照金苏区。
刘志丹此后总结红26军南下失败的教训时，对习仲勋同志说：“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习仲勋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刘志丹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纠正了错误路线，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15][18]1935年4月，红26军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奉刘志丹命令挥师陕北，与红27军协同作战，在第二次反“围剿”中首战告捷，歼敌一个精锐连，随后与红27军胜利会师，举行了万人联欢祝捷大会，周围几十里以外的群众都纷纷赶来想听听刘志丹的讲话。刘志丹在会上所做的讲话中，风趣地说：“现在的这些胜利仅仅是开始，就像大家常说的‘老鼠拉木锨，大头还在后面里’！” [18]一席话极大的鼓舞了红军战士和根据地群众的斗志。在陕甘边南梁根据地的革命斗争赢得伟大胜利的时候，刘志丹就以此来鼓励战士和群众的革命热情。
在整个陕甘边红军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陕甘边红军几经挫折，几起几伏。但是，广大干部始终抱定革命信心和决定，下定决心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正因为如此，陕甘边红军成为了一支打不烂、拖不夸的英用部队，从而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为党中央和全国红军保存了最后一块根据地，成为“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完成了历
史赋予她的艰巨任务。
四、结语
“山数南梁的美，水数南梁的甜，南梁的青山走千里，南梁的绿水流万年。”南梁精神，是一种革命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体现，是一种革命精神的体现，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很强的实践性。刘志丹、习仲勋、谢子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边区军民为创建革命根据地，为祖国解放和民族独立英勇顽强，不屈不挠，血战到底的革命精神，不仅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需要，而且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更重要，应该被贯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去，乃至将来更需要传承和发扬光大。因为激励和启迪千千万万后人接过先辈的红色旗帜，踏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进，永不停息。
参考文献：
[1]王子宜.记志丹同志
二、三事[A].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刘志丹[C]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205
[2]黄罗斌.具有崇高品质的领袖人物[A].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刘志丹[C].西安:陕西人民出社, 1993.205,174
[3]马文瑞.革命楷模[A].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刘志丹[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98
[4]冯文江.刘志丹主持陕北特委会议[A].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刘志丹[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174
[5]张秀山.裹革沙场虽死犹存,纪念先烈以启后人[A].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刘志丹[ 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136.
[6]王世泰.“九一八“前刘志丹的革命活动[A].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刘志丹[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312， 313.
[7]习仲勋.纪念刘志丹同志九十诞辰[A].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刘志丹[ C].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68.
[8]张策.共产党人的光辉榜样[A].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刘志丹[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163.
[9]张邦英.永远活在人民心里[A].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刘志丹[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197.
[10]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11.
[11]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刘志丹[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477,482.
[12]阎红彦.陕甘早期革命军事斗争的片段回忆[J]1957,(6),34-36.
[13]解放军编辑部.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怀念刘志丹[M].解放军报,1977-08-04，（4）.
[14]刘志丹纪念文集编纂委员会.刘志丹纪念文集[M]2003.
[15]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N].人们日报，1979，（3），10-16.
[16]关于西北红军战争历史的几个问题[J].党史通讯,1986,(8).
[17]曲涛，李仲立.陇东老区红军史[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80.
[18]张振民，张守宪.刘志丹传略[J].西北大学学报，198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