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院主持词（精选多篇）

推荐第1篇：最高院工作报告

2011年5月24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出《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0年）》。发布会由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办公厅副主任孙军工主持，研究室副主任严戈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据介绍，《年度报告（2010）》由前言、“审判执行篇”、“法院管理篇”和“改革发展篇”三个篇章共四部分组成，共4万余字，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全面展示了人民法院2010年履行审判职能的情况、加强审判管理的举措、确保廉洁司法的生动实践，以及司法改革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

据悉，去年7月13日，最高法院首次公开发布了《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09）》。从社会各界的反响来看，《年度报告》已成为人民群众了解人民法院工作的一个重要渠道，也为学术界研究我国司法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源。在此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认真听取社会各界对《年度报告（2009）》编撰及发布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推出了《年度报告（2010）》。

报告解读：

一.2010：围绕三项重点工作大力加强审执工作

2010年，各级人民法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严格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紧紧围绕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大力加强审判、执行工作，为切实维护人民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出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0年）》，全面展示了人民法院2010年履行审判职能的情况。

数据显示，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2086件，审结10626件，审限内结案率为98.31%。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1700263件，同比上升2.82%；审执结10999420件，同比上升4.31%；审限内结案率为98.51%；结案标的金额15053.43亿元。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民事审判职能作用，全力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全国法院全年共审结民商事案件6112695件，诉讼标的额达9137.25亿元，同比分别上升5.44%和下降0.74%。 各级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能动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依法惩处各类刑事犯罪。2010年，各级人民法院新收一审、二审、再审刑事案件884737件，审结885316件，同比分别上升1.48%和1.75%。

2010年，行政案件数量继续保持上升势头。人民法院积极开展各类行政案件的审判工作和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审查工作，各级人民法院共新收一审、二审和再审行政案件165915件，审结166572件，同比均上升7.52%。

2010年，各级人民法院执结案件2508242件，同比上升2.54%，标的额4781.93 亿元。在各级人民法院执结的各类案件中，诉讼类执行案件2151390件，占85.77%；非诉讼类执行案件356852件，占14.23%。

一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大力加强立案和涉诉信访工作。各级人民法院立案机构全年共审查立案7841969件，审结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130742件，为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减免诉讼费9656.47万元。2010年，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申诉、申请再审案件121643件，同比下降4.06%。

二.2010：设专门平台形成审判管理工作新格局

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大力加强审判管理，积极探索审判管理的新机制和新方法，形成了以专门审判管理机构为平台的审判管理工作新格局。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出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0年）》，全面展示了人民法院2010年加强审判管理的举措。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人民法院的审判管理，1999年以来先后发布的三个《人民法院改革纲要》，均提出了建立健全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机制的要求。近年来，随着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工作机制的完善，不少地方法院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开拓创新，不断完善审判管理制度，创新审判管理机制，通过整合职能和资源，设立专门审判管理机构，紧紧围绕执法办案，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中管理、优化管理、精细管理，取得了良好成效，发挥了“规范、保障、促进、服务”审判工作的作用。

据悉，2010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成立了审判管理办公室，主要承担案件流程管理、质量评查、监督检查法定审限执行情况、督办重要案件、督促各审判部门提高审判质量效率、承担审判委员会会务、案例编纂等职能。截至2010年12月，全国已有25个高级人民法院、900个中级和基层人民法院成立了专门的审判管理机构，部分基层法院的审监庭承担了审判管理的职责，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201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着力完善审判管理制度体系，切实加强审判质量管理、审判效率管理、审判流程管理、审判绩效管理、审判运行态势分析等各项审判管理工作，并对专门审判管理机构的定位和职责、审判管理信息化建设以及审判管理与人事管理、政务管理之间的协调，提出了统

一、明确、具体的意见。

为构建全国法院统一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确立案件质量的量化标准，建立案件审判质效全面、动态、多维的评估、指导、决策、监督机制，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着手对人民法院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进行调整，使之更加科学、合理，突出其价值导向作用。

三.2010：确保廉洁司法的生动实践

2010年，各级人民法院围绕公正廉洁司法和作风建设两个方面，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深入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为重要载体，加强教育培训，创新干部人事制度和健全反腐倡廉工作机制，法院队伍建设得到全面加强。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出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0年）》，全面展示了人民法院2010年确保廉洁司法的生动实践。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把改进司法作风作为“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司法作风建设。最高人民法院修订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法官行为规范》，引导法官改进司法作风。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宣传学习“群众信服的好法官”陈燕萍、“时代先锋”全国优秀法官龙进品、勇斗歹徒光荣牺牲的全国模范司法警察钟世鑫等先进典型。

最高人民法院继续重点抓好全国中级、基层法院院长主题轮训，指导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做好人民法庭庭长轮训，全国3622名中级、基层法院院长和8899名人民法庭庭长接受了集中轮训，分别占应训人员的98.8%和96.1%。 2010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在认真总结司法巡查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发布了《人民法院司法巡查工作暂行规定》，不仅正式确立了人民法院司法巡查制度，而且要求各高、中级人民法院都要对下开展巡查工作。一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派出了8个司法巡查组，对湖北、山西、北京、天津、宁夏、重庆、江西、贵州等8个高级人民法院开展了司法巡查。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督促指导下，截至2010年底，已有26个高级人民法院、246个中级人民法院建立了司法巡查制度，共对1803个下级法院进行了司法巡查。

各地法院普遍采取查阅工作台帐、走访案件当事人、明察暗访、民主测评、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坚持对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的态度，深入扎实开展司法作风检查和专项整治活动。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全国法院集中组织开展了以加强办案安全防范、纠正违规执法为主要内容的专项督查活动。最高人民法院组成相关督查组，深入10个高级人民法院、22个中级人民法院、32个基层人民法院、24个人民法庭进行了实地督查。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积极推动下，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普遍设立了廉政监察员，任命了专职廉政监察员4565名、兼职廉政监察员26044名。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执行等部门新任命了7名专职廉政监察员，目前，最高人民法院专职廉政监察员达到14名。

四.2010：司法改革更加注重理论为中心工作服务

2010年，各级人民法院围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司法理念以及影响人民法院工作的重大问题，围绕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围绕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积极开展应用法学研究和审判理论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理论研究成果，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弘扬社会主义法律思想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出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0年）》，全面展示了司法改革取得的新成效。

《年度报告（2010）》以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继续贯彻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部署，大力推进《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的落实为背景，集中展示了在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推进量刑规范化、加强“立案信访窗口”建设、推进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加强司法公开、完善经费保障体制、规范上下级法院审判业务关系、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等方面所取得的新进展。 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推动各级法院加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发挥人民调解组织、社会团体、律师、专家、仲裁机构的作用，通过在法院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等做法，引导当事人就地、就近选择非诉方式解决纠纷。积极推动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结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加强三者之间在程序对接、效力确认、法律指导等方面的协调配合，共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推进司法公开是2010年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重点之一，也是一大亮点。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等100个法院为司法公开示范法院，同时发布《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要求各示范法院严格按照示范标准，全方位地开展司法公开工作，在全国法院系统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司法公开宣传月活动，有效地宣传和推进司法公开工作。各级人民法院认真落实《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进一步明确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六个方面必须公开的内容、程序和方法，不断完善群众旁听庭审、裁判文书网上发布、诉讼档案查询、庭审活动录音录像等制度，为促进司法公开提供制度保障。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拓宽参加审判活动的范围，人民陪审员全年参与审判案件912177件，同比上升44.33%，有效发挥了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监督司法的重要作用。

推荐第2篇：最高院判例 (30)

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集萃

作者：刘强

广东唱金影音有限公司与中国文联音像出版社、天津天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天宝光碟有限公司、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

河北音像人音像制品批销有限公司著作权纠纷案

【裁判摘要】

一、戏剧类作品演出的筹备、组织、排练等活动均由剧院或剧团等演出单位主持，演出所需投入亦由演出单位承担，演出体现的是演出单位的意志，故对于整台戏剧的演出，演出单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表演者。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演员个人不享有表演者的权利。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录像制作者的权利仅限于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像制品，对于非其制作的，则无权禁止他人制作和发行。但如果录像制作者除对其制作、发行的录像制品享有独家发行权外，还对录像制品所涉及的内容享有独家出版、发行的权利，则他人未经许可就相关内容制作、出版、发行录像制品的，也构成侵权。

三、根据《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音像复制单位接收委托复制音像制品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验证音像制品复制委托书及著作权人的授权书。如果复制单位未认真、充分地履行上述验证义务即进行复制，所复制的音像制品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复制单位应与侵权音像制品的制作者、出版者等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8）民三终字第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文联音像出版社，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法定代表人潘志忠，社长。

委托代理人王瑞明，北京市泽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树芳，天津天宝光碟有限公司管理部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天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3号。

法定代表人李建臣，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瑞明，北京市泽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新途，河北新艺影视制作中心主任。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天宝光碟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3号。

法定代表人李建臣，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瑞明，北京市泽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树芳，天津天宝光碟有限公司管理部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唱金影音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机场路118－122号广东音像城二楼3号。

法定代表人郭景龙，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红亮，河北天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8- 1 -4/5/2013

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集萃

作者：刘强

委托代理人葛惠生，河北省广播电视局退休干部。

原审被告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52号。

法定代表人王晓英，院长。

委托代理人王国建，河北炳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河北音像人音像制品批销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公里街10号新华商业楼。

法定代表人梁日强，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唐才茹，该公司经销商户。

上诉人中国文联音像出版社（简称文联音像出版社）、天津天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天宝文化公司）、天津天宝光碟有限公司（简称天宝光碟公司）与被上诉人广东唱金影音有限公司（简称唱金公司）及原审被告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简称河北省梆子剧院）、河北音像人音像制品批销有限公司（简称音像人公司）因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2月15日作出的（2007）冀民三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8年6月15日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8年7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文联音像出版社的委托代理人王瑞明、谢树芳，上诉人天宝文化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瑞明、上诉人天宝光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瑞明、谢树芳，被上诉人唱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红亮、葛惠生及原审被告河北省梆子剧院的委托代理人王国建、音像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唐才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 1998年1月18日，河北百灵音像出版社（简称百灵音像出版社）出具授权书，授权唱金公司代表该社向拥有著作权人授权的文艺团体或个人求购节目，用于出版VCD等音像制品，所购节目经审查合格后，纳入该社出版计划。2003年4月21日、2004年12月6日，百灵音像出版社（甲方）与唱金公司（乙方）签订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出版、发行音像制品，由乙方组织节目源，甲方出版，乙方对甲方出版的音像制品享有永久发行权。2000年9月11日、2001年10月9日、2004年5月21日、2006年12月1日，唱金公司根据与河北省梆子剧院签订的多份合同，及河北省梆子剧院出具的授权书，取得了出版、发行该院演出的《双错遗恨》、《打金砖》、《三打陶三春》、《蝴蝶杯》（上、下部）、《陈三两》等剧目音像制品的专有使用权。2001年4月2日，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团（甲方）与唱金公司（乙方）签订协议，约定由乙方录制甲方演出的《清风亭》等演出剧目，录制完成后一次性给付甲方使用费2万元，乙方对该演出剧目享有专有音像出版、发行权。2001年9月29日，保定市河北梆子剧团（甲方）出具授权书，将出版、发行《血染双梅》等演出剧目音像制品的专有使用权授予唱金公司。2001年10月3日，衡水市河北梆子剧团（甲方）与唱金公司（乙方）签订《音像出版合同》，约定甲方将出版、发行演出剧目《春草闯堂》音像制品的专有使用权授予乙方。

唱金公司发行的上述演出剧目音像制品中，根据1981年7月河北省梆子剧院的演出剧本及相关证据显示，《蝴蝶杯》（上、下部）剧本文字整理人为河北省梆子剧院职工张特和王昌言，音乐整理人为河北省梆子剧院职工张占维。1999年10月29日，百灵音像出版社向张特的继承人张毅支付使用费100元。2005年8月10日，王昌言的继承人王清晨许可百灵音像出版社、唱金公司使用《蝴蝶杯》（上、下部）剧本，并出版、发行该演出剧目的音像制品。《陈三两》剧本由河北省梆子剧院原职工王焕亭整理， 1998年3月1

28- 2 -4/5/2013

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集萃

作者：刘强

日、2005年8月8日，王焕亭的继承人王敬慈（甲方）与百灵音像出版社、唱金公司（乙方）签订协议，约定甲方许可乙方使用《陈三两》剧本，并出版、发行该演出剧目的音像制品。《双错遗恨》的剧本文字部分由河北省梆子剧院外聘尚羡智整理，音乐部分由该院职工张占维整理。2000年12月21日，张占维收到唱金公司支付的使用费4000元。《清风亭》的剧本是由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团外聘尚羡智整理。2002年7月尚羡智出具授权书，许可百灵音像出版社使用《双错遗恨》、《清风亭》剧本，并出版、发行音像制品。

上述音像制品中，《双错遗恨》、《清风亭》为唱金公司录制；《蝴蝶杯》（上、下部）、《陈三两》为河北电视台录制；《血染双梅》是1997年拍摄的实景戏曲电影，制片者和表演单位均为保定市河北梆子剧团。百灵音像出版社、唱金公司获得了河北电视台、保定市河北梆子剧团授予的出版、发行《蝴蝶杯》、《陈三两》、《血染双梅》演出剧目音像制品的权利。

《打金砖》的剧本文字及音乐整理人分别为河北省梆子剧院职工赵鸣歧、马全贵。《三打陶三春》的剧本文字部分由河北省梆子剧院外聘吴祖光整理，音乐部分由该院职工徐惠宝整理。唱金公司未获得《打金砖》、《三打陶三春》剧本文字及音乐整理人的授权。《春草闯堂》仅获得演出单位和剧本整理人的授权，未获得音像制品制作者授权。

2006年1月4日，河北电视台总编室（甲方）与河北省梆子剧院（乙方）签订协议，双方确认由甲方录制的乙方演出的河北梆子戏剧的表演者权为乙方所有，甲方为音像制品制作者；甲方不得将其录制的乙方的演出剧目授权第三方复制、出版、发行音像制品；甲方许可乙方复制、出版、发行该音像制品专有使用权。

文联音像出版社、天宝光碟公司及天宝文化公司出版、复制并发行的《双错遗恨》、《清风亭》、《蝴蝶杯》（上、下部）、《陈三两》、《血染双梅》五个演出剧目音像制品中，《蝴蝶杯》（上、下部）与唱金公司发行的音像制品同版，取得了张惠云等六名主要演员的授权；《陈三两》、《双错遗恨》、《清风亭》和《血染双梅》与唱金公司发行的音像制品版本不同，分别属于同一演出单位不同场次的演出。《陈三两》演出剧目由河北电视台录制，取得了主要演员张惠云、田春鸟的授权；《双错遗恨》由河北新艺影视制作中心录制，取得了主要演员张惠云的授权；《清风亭》由河北新艺影视制作中心录制，取得了主要演员雷宝春、李夕果的授权。2004年6月1日，尚羡智（甲方）与河北新艺影视制作中心、天宝文化公司（乙方）签订合同，甲方将《双错遗恨》、《清风亭》剧本授予乙方专有使用。《血染双梅》是对舞台表演版本的录制，文联音像出版社、天宝光碟公司及天宝文化公司称该演出由河北电视台组织，其取得了剧本音乐整理人刘蕴和及吴涛等四名主要演员的授权。

音像人公司作为销售商，提供了天宝文化公司向其出具的销售委托书和销售明细单，以证明其进货来源的合法性。

2007年6月15日，唱金公司原审起诉称：其自2000年起分别从河北省梆子剧院、衡水市河北梆子剧团、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团、保定市河北梆子剧团处获得授权，独家出版、发行《蝴蝶杯》（上、下部）、《陈三两》、《三打陶三春》、《双错遗恨》、《打金砖》、《春草闯堂》、《清风亭》和《血染双梅》等八个河北梆子演出剧目的音像制品。2004年末，唱金公司发现由文联音像出版社出版、天宝光碟公司复制、天宝文化公司发行及音像人公司销售的上述音像制品，侵犯了唱金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上述侵权人停止侵权、

8- 3 -4/5/2013

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集萃

作者：刘强

销毁侵权产品并赔偿唱金公司损失45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唱金公司主张的是涉案戏剧音像制品的专有发行权。合法出版戏剧音像制品，出版者必须自己享有戏剧作品的著作权、表演者权和录像制作者权，或者获得上述权利主体的授权。戏剧作品，是指供舞台演出的戏剧剧本，包括由文字和音乐记载的以台词和音乐为主的两部分内容。已进入公共领域的传统戏剧作品，他人可以自由使用。改编、整理传统戏剧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整理人享有。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张特、王昌言、张占维、赵鸣歧、马全贵、王焕亭和徐惠宝等人，对涉案剧本文字、音乐的整理均为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的行为，因此由他们整理的作品属于职务作品，其著作权依法应归整理人享有。吴祖光受聘整理的《三打陶三春》剧本，尚羡智受聘整理的《双错遗恨》、《清风亭》剧本，是受委托整理的作品，由于委托人未与吴祖光、尚羡智约定剧本的著作权的归属，因此吴祖光、尚羡智对受托整理的剧本依法享有著作权。

唱金公司发行的涉案音像制品中的演出剧目，所需投入均由演出单位提供，演出的组织、排练等均由演出单位主持，参与演出的演职员均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演出剧目体现的是演出单位的意志，对外责任亦由演出单位承担，因此对整台戏剧的表演，许可他人现场直播和公开传送、制作音像制品并复制、发行，及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获得报酬的权利，理应由演出单位享有，任何演员个人对整台戏剧都不享有上述权利，也不得影响演出单位对上述权利的行使。河北省梆子剧院与河北电视台总编室的协议，确认了河北省梆子剧院有权使用河北电视台录制的河北省梆子剧院演出的所有戏剧的音像制品，包括授权他人独自复制、出版、发行涉案音像制品。河北省梆子剧院在庭审中称唱金公司发行涉案音像制品合法，表明其已将河北电视台的授权转授予唱金公司行使。

百灵音像出版社与唱金公司出版、发行的《蝴蝶杯》（上、下部）、《陈三两》、《双错遗恨》、《清风亭》及《血染双梅》演出剧目音像制品，均获得了相关剧本著作权人、演出单位及音像制作者的授权，唱金公司对上述五个演出剧目的音像制品享有专有出版、发行权。根据百灵音像出版社与唱金公司的合作协议，唱金公司获得的授权，百灵音像出版社当然享有，因此百灵音像出版社与唱金公司出版、发行涉案音像制品的行为合法。《打金砖》、《三打陶三春》、《春草闯堂》三个演出剧目，因唱金公司未获得完整授权，故无权主张他人侵犯其音像制品发行权。

文联音像出版社、天宝光碟公司及天宝文化公司出版、复制、发行的《蝴蝶杯》（上、下部）、《陈三两》、《双错遗恨》和《清风亭》四个音像制品，因未获得演出单位的许可，属于授权不完整；其出版、复制及发行的《血染双梅》音像制品，未取得演出单位的授权，虽然该剧目属于对舞台场景的录制，与对电影实景录制比较有差异，但因演员阵容和表演内容相同，两者构成实质相同，文联音像出版社、天宝光碟公司及天宝文化公司侵犯了唱金公司对《蝴蝶杯》（上、下部）、《陈三两》、《双错遗恨》、《清风亭》和《血染双梅》五个演出剧目音像制品的专有发行权，应依法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关于赔偿数额，应根据作品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后果，唱金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等因素，酌情确定。音像人公司提供了进货来源合法的证据，因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应承担停止销售并销毁侵权产品的法律责任。河北省梆子剧院不存在侵害唱金公司音像制品专有发行权的行为，对唱金公司针对河北省梆子剧院提出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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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集萃

作者：刘强

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

（一）项、第

（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

（十一）项、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判决：

一、文联音像出版社、天宝光碟公司及天宝文化公司立即停止出版、复制及发行涉案《蝴蝶杯》（上、下部）、《陈三两》、《双错遗恨》、《清风亭》和《血染双梅》的音像制品，并销毁未出售的上述剧目的音像制品；

二、音像人公司立即停止销售上述音像制品，并销毁未出售的上述剧目的音像制品；

三、文联音像出版社、天宝光碟公司及天宝文化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连带赔偿唱金公司经济损失30万元；

四、驳回唱金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文联音像出版社及天宝文化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在法定期限内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一审判决在查明《陈三两》、《双错遗恨》、《清风亭》、《血染双梅》四个节目录像制品版本不同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侵犯了唱金公司对以上四个节目享有的独家发行权是错误的。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享有录像制作者权的基础是录像制品是由其制作的。上诉人出版、发行的版本并非由唱金公司制作，唱金公司不能对该版本主张权利，上诉人当然不可能侵犯其任何权利。

二、唱金公司未取得《蝴蝶杯》剧唱腔著作权人的许可，且未合法获得录像制作者——河北电视台的授权，没有证据表明河北电视台总编室得到了河北电视台的签约授权。唱金公司获得的授权是不完整的，因而不享有该剧录像制品的独家发行权，上诉人当然不侵犯其权利。

三、即使上诉人应承担责任，一审判决30万元的赔偿数额也是欠妥的。综上，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侵权责任。

上诉人天宝光碟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称：首先，唱金公司对上诉人复制的《蝴蝶杯》等五个剧目录像制品不享有合法的权利，上诉人亦不可能侵权。第

二、即使唱金公司享有以上录像制品的独家发行权，上诉人的复制行为也不可能侵犯其发行权，上诉人的复制行为是一种加工承揽行为，不构成侵害他人著作权的行为。第

三、上诉人接受文联音像出版社的委托复制涉案光盘，与其签订的《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第四条明确规定：“出版单位对委托复制的音像制品内容、版权关系负全部法律责任”，该《复制委托书》是根据《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的要求而签订，并非只是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最后，上诉人的复制行为尽到了《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义务，验证了全部手续，主观上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侵权责任。

唱金公司针对文联音像出版社、天宝文化公司的上诉答辩如下：

一、关于《陈三两》、《双错遗恨》、《清风亭》、《血染双梅》四个剧目。得到一个剧目合法的发行权，不仅需要取得录像制作者的许可，还应取得剧本著作权人和表演者的许可。就同一剧目，唱金公司已取得独家发行权，在仅仅录像制作者不同的情况下，上诉人仅有另一录像制作者的授权而没有该剧目著作权人和表演者的授权，就出版发行该剧目明显是违法行为，该行为直接损害了唱金公司的经济利益。

二、关于《蝴蝶杯》。唱金公司取得了该剧唱腔著作权人张占维的授权；河北电视台总编室有权代表河北电视台对外签订许可使用合同；包括《蝴蝶杯》在内的其他涉案剧目，演出均由剧院或剧团完成，剧院或剧团享有整台戏曲的表演者权，而非演员个人。唱金公司取得的授权是完整的。

三、一审法院判决的赔偿数额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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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集萃

作者：刘强

不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唱金公司针对天宝光碟公司的上诉答辩如下：第

一、发行权以获得经济利益或实现其他权益为目的，只要上诉人的行为影响了权利人目的的实现，就构成侵权。第

二、《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仅是出版单位和上诉人之间的约定，承担责任与否应当根据法律的规定。上诉人与光碟发行单位地址相同、法定代表人相同，由此可以得出上诉人与其他侵权人具有主观上的共同故意。所以上诉人应当与其他侵权人连带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综上所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河北省梆子剧院陈述如下答辩意见：第

一、河北电视台总编室与剧院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河北电视台作为涉案剧目音像制品的制作者，将其许可河北省梆子剧院使用，剧院又授权唱金公司使用，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第

二、河北省梆子剧院作为相关剧目的全民所有制演出单位，组织、排练演出，体现的是剧院的整体意志，其民事责任由剧院承担，剧院享有表演者权，有权许可唱金公司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音像制品。综上，河北省梆子剧院未授权上诉人复制、发行涉案的河北梆子剧目，不存在侵权行为，原审法院关于剧院的责任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

原审被告音像人公司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其于庭审中陈述其已停止销售涉案音像制品。

各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予认可，本院予以确认。文联音像出版社、天宝文化公司提出双方发行的《蝴蝶杯》版本不同，但其于庭审中认可二者是同一次录制的同一场演出，只是出版时进行了编辑和取舍。

河北电视台向本院出具证明，表示其认可其总编室与河北省梆子剧院签订的协议。

本院认为，唱金公司一审中对文联音像出版社等出版发行的《蝴蝶杯》、《陈三两》、《双错遗恨》、《清风亭》、《血染双梅》、《打金砖》、《三打陶三春》、《春草闯堂》共八个剧目的录像制品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唱金公司未针对后三者取得完整授权而未支持其对该三个剧目的主张，因唱金公司未提出上诉，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即在于唱金公司对《蝴蝶杯》、《陈三两》、《双错遗恨》、《清风亭》、《血染双梅》等五部剧目享有何种权利及文联音像出版社、天宝文化公司及天宝光碟公司等是否侵犯其权利并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一、关于唱金公司享有的权利

戏剧类作品演出的筹备、组织、排练等均由剧院或剧团等演出单位主持，演出所需投入亦由演出单位承担，演出体现的是演出单位的意志，故对于整台戏剧的演出，演出单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表演者，有权许可他人从现场直播或录音录像、复制发行录音录像制品等，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演员个人不享有上述权利。

河北电视台总编室以其自己名义与河北省梆子剧院签订的合同，虽然在主体资格上存在瑕疵，但因河北电视台对此予以确认，故不影响该合同的效力，河北省梆子剧院有权据此许可唱金公司出版、发行河北电视台录制的录像制品。

唱金公司发行了《蝴蝶杯》、《陈三两》、《双错遗恨》、《清风亭》及《血染双梅》的录像制品。对于上述音像制品，其获得了河北省梆子剧院等作为表演者的演出单位的许可，获得了录像制作者的授权或者其本身为录像制作者，在存在剧本、唱腔著作权人的情况下亦获得了著作权人的许可。其发行的上述录像制品符合我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九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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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强

四十条的规定，对于该合法制作的录像制品，唱金公司享有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各项权利，包括发行权。

唱金公司分别与河北省梆子剧院、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团、保定市河北梆子剧团签订协议，取得独家出版发行涉案剧目录像制品的权利。唱金公司与保定市河北梆子剧团签订的合同中更明确规定：剧团不再为其他单位录制和授权该剧目。唱金公司据此享有独家出版、发行录有相关剧目表演的录像制品的权利。他人未经许可亦不得侵犯。

二、文联音像出版社、天宝文化公司是否侵犯唱金公司的权利

文联音像出版社出版、天宝文化公司发行的涉案剧目光盘中，《蝴蝶杯》与唱金公司发行的录像制品系来源于同一次录制过程，由于唱金公司对该录像制品享有独家发行权，文联音像出版社、天宝文化公司出版发行的录像制品虽然进行了不同的编辑和取舍，仍然侵犯了唱金公司的权利。其二者关于唱金公司对《蝴蝶杯》未取得完整授权、其未侵权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陈三两》、《双错遗恨》、《清风亭》和《血染双梅》剧目，唱金公司发行的版本与文联音像出版社、天宝文化公司出版、发行的版本不同，并非来自于同一个录像过程。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录像制作者的权利仅限于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像制品，对于非其制作的，其无权禁止。文联音像出版社、天宝文化公司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仅以文联音像出版社、天宝文化公司未获得完整授权为由即认定其侵犯唱金公司的录像制品独家发行权，判决理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是，如本院前所认定，唱金公司除对其发行的录像制品享有独家发行权外，对相关剧目还享有独家出版、发行录像制品的权利。文联音像出版社、天宝文化公司未经许可，亦未经相关表演者许可，出版、发行相关剧目的录像制品，侵犯了唱金公司上述权利，同样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原审判决虽然理由不当，但其结论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三、天宝光碟公司是否应对唱金公司承担侵权责任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音像复制单位接受委托复制音像制品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验证音像制品复制委托书及著作权人的授权书。据此，如果音像复制单位未能充分履行上述行政法规规定的验证义务，复制了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音像制品，应当与侵权音像制品的制作者、出版者等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本案中，天宝光碟公司仅验证了涉案剧目主要演员的授权，显然未满足上述条例规定的注意义务，故一审法院判令其与文联音像出版社、天宝文化公司共同承担侵权责任并无不当。其与文联音像出版社签订的《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虽有关于责任承担的约定，但该约定仅对双方当事人有效，不能以此对抗权利受侵犯的第三人。天宝光碟公司关于《音像制品管理条例》中规定的注意义务过高、《复制委托书》不仅仅是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等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四、原审判决赔偿数额是否合理

文联音像出版社、天宝文化公司、天宝光碟公司提出原审判决其赔偿唱金公司30万元的数额过高。但因唱金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文联音像出版社等至今亦未举证证明其出版、发行涉案剧目光盘所获利润，在此基础上，考虑到本案涉及5个剧目、双方光盘发行时间、侵权行为的性质等因素，并考虑到唱金公司为此支出的合理费用，原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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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强

决30万元的赔偿数额并无明显不当，对文联音像出版社、天宝文化公司、天宝光碟公司此项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

（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9260元，由广东唱金影音有限公司负担3087元（已交纳）、中国文联音像出版社、天津天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天宝光碟有限公司共同负担6173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中国文联音像出版社、天津天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天宝光碟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于晓白

审 判 员

殷少平

代理审判员

夏君丽

二 ○ ○ 八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书 记 员

包

硕

[审判长简介]

于晓白高级法官：1955年出生，硕士研究生，１９９6年起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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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甘肃白银市分行营业部与中国工商银行 重庆市分行渝中支行两路口分理处等票据纠纷上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0）经终字第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白银市分行营业部，住所地：甘肃省白银市纺织路173号。

负责人：宋秉昌，该营业部主任。

委托代理人：冯培，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佩玲，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渝中支行两路口分理处，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中山路169号。

负责人：张应能，该分理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曹涌涛，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干部。

委托代理人：刘守豹，北京市华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创意有色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北路11号。

法定代表人：王嘉，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魏庆渝，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二轻工业供销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重庆村1号。

法定代表人：顾永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袁小彬，重庆中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勇，重庆中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白银市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农行白银营业部）为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渝中支行两路口分理处（以下简称工行两路口分理

处）、重庆创意有色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意公司）、重庆市二轻工业供销总公司（以下简称二轻公司）票据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甘经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1998年9月11日，农行白银营业部签发了两张银行承兑汇票，票号分别为VIV042643

58、VIV04264359，出票人均为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以下简称白银有色公司），收款人均为重庆市有色金属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有色公司），票面金额均为500万元，汇票到期日均为1999年3月11日，其它各项必要记载事项齐全。农行白银营业部在汇票上加盖钢印予以承兑。重庆有色公司取得上述两张汇票后背书转让给创意公司。创意公司于1998年9月10日与二轻公司签订了一份购销镀锌板1761T合同，为支付货款将上述汇票又背书转让给了二轻公司。同年9月15日，二轻公司向工行两路口分理处申请贴现。工行两路口分理处经审查两张汇票以及二轻公司提供的贴现申请书、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增值税发票复印件等文件后，于同月17日为二轻公司办理了贴现手续，支付了贴现款，并由此取得了汇票。1998年12月24日，农行白银营业部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创意公司与二轻公司之间无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工行两路口分理处违法违规贴现为由，请求判定创意公司、二轻公司、工行两路口分理处不享有票据权利，并解除承兑人的付款责任。

另查明：创意公司与二轻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未实际履行，二轻公司在扣除了违约金和查验费后，已将9562000元退给了创意公司。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所涉两张银行承兑汇票形式完备，各项应记载事项齐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应为有效票据。创意公司虽与二轻公司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但实际并未履行。这两方当事人在本案中仅仅是两张汇票的关系人，而不是两张汇票的现实持票人，故创意公司与二轻公司均已丧失了该案所涉汇票的票据权利。因为票据是无因证券、文义证券，票据关系一经成立，即与票据取得的原因关系相脱离。农行白银营业部不得以与工

行两路口分理处的前手二轻公司及其他前手之间的背书转让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工行两路口分理处。且农行白银营业部无证据证明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取得本案所涉汇票时知道其他前手之间存在着抗辩事由的事实。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在办理贴现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的有关规定审查了贴现申请人提供的相关手续，并支付了对价。因此，农行白银营业部关于创意公司、二轻公司、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对本案所涉两张汇票不享有票据权利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农行白银营业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010元，由农行白银营业部负担。

农行白银营业部不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创意公司、二轻公司系恶意串通取得票据，其目的是为了套取银行资金。创意公司是由本案所涉汇票的收款人重庆有色公司的期货部组建而成，两者实际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因而，创意公司应对重庆有色公司取得票据后未向白银有色公司履行合同也未给付对价的情形有所了解。创意公司在向其开户银行光大银行申请贴现遭到拒绝后，由光大银行的刘松介绍找到二轻公司向工商银行申请贴现。二轻公司为此伪造了虚假增值税发票，即将该公司在1998年9月自用的增值税发票（票号自00016777～00016786）空白复印后填写再复印以交给工行两路口分理处作为贴现证明。这一违法行为已经被重庆市国家税务局查证并作了处罚。此外，一审认定二轻公司收取的11万元是违约金与事实不符。如果说在二轻公司与创意公司的合同关系中有一方违约，那么违约方应是二轻公司，因为创意公司已经按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该11万元实际就是二轻公司与创意公司恶意串通取得的非法收入；工行两路口分理处违法违规贴现，依法不应享有票据权利。两路口分理处在办理贴现时，没有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会计核算手续》第二部分第三条和《支付结算办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要求二轻公司提供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进行审查。而二轻公司提交的增值税发票的次联是购货方创意公司的“抵扣联”，而非正常商品交易中应由售货方保存的“存根联”；工行两路口分理处为二轻公司违规办理贴现后即向二轻公司开出了两张银行本票，收款人均为创意公司，这显然是套取银行资金的行为。这一行为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和《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

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关于“票据贴现系贷款人以购买借款人未到期商业票据的方式发放的贷款，借款人不得用贷款在有价证券、期货等方面从事投机经营。贴现人选择贴现票据应当遵循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的原则，贴现资金投向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的规定。由此，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属于重大过失取得票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不应享有票据权利。本案所涉汇票中，有一张汇票的背书日期是1998年8月31日，与实际背书日期不符，而另一张汇票未记载背书日期，且在二轻公司背书处存在涂销问题，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有关规定；工行两路口分理处于1999年3月5日向农行白银营业部主张票据权利时，只在粘单的第一背书人签章处盖了结算专用章，并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票据粘接处签章，而是由二轻公司签章。按照票据文义性的规定，粘单并未发生法律效力。农行白银营业部有理由认为工行两路口分理处至今并未向付款人主张票据权利。由此，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等方面均存在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确认创意公司、二轻公司、工行两路口分理处不享有本案所涉两张银行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

工行两路口分理处答辩称：根据票据的无因性原则，持票人工行两路口分理处的前手二轻公司与创意公司之间的商品交易关系是否真实合法，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主观故意，均不影响持票人票据权利的合法有效。作为贴现行，工行两路口分理处仅应对交易的真实性作形式审查，只需审查合同的复印件。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在办理贴现手续时对二轻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和增值税发票的复印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了审查，已经切实履行了法定的审查义务，不存在重大过失。关于票据粘单的签章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票据权利”。根据这一规定，即使本案所涉票据粘接处的签章有瑕疵，也不能成为持票人丧失票据权利的理由。本案所涉汇票合法有效，背书连续，两路口分理处在办理本案所涉汇票的贴现业务时遵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等有关规定，并无恶意或重大过失，在支付对价的情况下取得票据，依法应当享有票据权利。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予以维持。

创意公司答辩称：创意公司从重庆有色公司处取得本案所涉两张汇票是代收代付资金的善意行为，其向二轻公司转让票据也是以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为前提的。1998年9月10日，创意公司因业务需要与二轻公司签订了编号为980910的镀锌板购销合同，为及时支付货款，创意公司将本案所涉两张汇票背书转让给了二轻公司。后因市场行情发生变化，创意公司提出退货。经双方协商，在二轻公司已经将汇票贴现的情况下，创意公司自愿承担贴现利息310635元、贴现手续费10000元，违约金117365元，二轻公司在扣除相关款项后将贴现余款9562000元退回创意公司。由此，创意公司与二轻公司之间的商品交易虽未最终实现，但双方之间的票据关系是基于真实的商品交易产生的。农行白银营业部有关二轻公司与创意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商品交易的主张是一种主观臆断；重庆有色公司向创意公司转让汇票以及创意公司向二轻公司转让汇票时，原本均未在票据上填写背书转让日期。现有票据上的背书转让日期是应贴现银行的要求为规范手续而补记的。在补记时，由于是补记日期，在其中一张汇票上出现了错填背书日期的瑕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及相关规定，“票据背书转让时未记载日期的，视为在票据到期日前签章”。故本案票据的背书日期记载问题并未违反有关规定。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

二轻公司答辩称：二轻公司系合法取得票据权利。创意公司与其前手重庆有色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二轻公司无关，二轻公司是基于与前手创意公司在1998年9月10日签订的镀锌板购销合同取得本案所涉两张汇票的。在收取作为预付款的汇票时，二轻公司只负有审查汇票是否真实、背书是否连续的义务，没有必要去了解也无法知道创意公司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取得汇票；在二轻公司于1998年9月15日申请贴现时，工行两路口分理处按规定审查了二轻公司提交的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因二轻公司与创意公司是同城单位，而约定的交货期尚未届至，且合同约定为买方提货，故未能提供商品发运单据。至于发票单价与合同约定的单价存在800元价差的问题，是因为增值税发票上的商品单价4914元是不含税的价格，如乘以1.17（即增加17％的增值税）则与合同约定单价5750元相符。1998年9月17日，在二轻公司将汇票贴现后，创意公司单方提出解除合同，要求退回汇票

并表示愿意承担中途退货的违约责任。经双方协商后，二轻公司在扣除违约金、汇票查验费后将贴现余款退给了创意公司。这一行为符合我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农行白银营业部所谓“镀锌板商品交易是假、二轻公司与创意公司恶意套取银行资金是真”的说法显系主观猜测；票据的无因性、文义性决定了票据关系一经成立，即与取得票据的基础关系相脱离，创意公司、二轻公司只是本案所涉汇票的关系人，取得汇票是否合法对工行两路口分理处是否享有票据权利不产生影响。农行白银营业部作为票据债务人以自己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来对抗持票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二轻公司在将汇票合法转让给工行两路口分理处之后，已经不是汇票的持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的规定，理当不享有票据权利，故而不应被列为本案的一审被告。农行白银营业部对二轻公司的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

本院还查明：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在办理贴现手续时，曾于1998年9月12日就汇票真实性问题向农行白银营业部进行查询，在农行白银营业部证明该两张汇票真实、确系该行承兑的情况下，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向二轻公司办理了相关的贴现手续并由此通过背书转让的方式取得了汇票。但由于失误，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将其印章误盖在本案所涉两张汇票的背书人一栏内，后涂销，由二轻公司在背书人一栏签章，并在被背书人一栏内记载“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字样。在本案所涉两张汇票的粘单上，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均在背书人一栏内加盖结算专用章，但未在粘单与汇票的骑缝线上盖章；在汇票与粘单的骑缝线上签章的单位是二轻公司。

本院认为：本案所涉两张银行承兑汇票，形式完备，各项必要记载事项齐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二条及相关规定，应认定为有效票据。对此，本案各方当事人也均无异议。

票据的无因性决定票据关系一经产生即与基础关系相分离。重庆有色公司与创意公司之间、创意公司与二轻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有效的买卖关系，属于票据基础关系的范畴。持票人（即本案的贴现人）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只需证明其所持有的两张

汇票的必要记载事项齐全、其取得汇票的票据关系合法成立，没有义务对其前手取得票据的基础关系是否合法有效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二审查证事实证明，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已经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九条、《支付结算办法》第九十三条有关“持票人申请贴现时，须提交贴现申请书、经其背书的未到期商业汇票、持票人与出票人或其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交易合同复印件”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查义务，并且曾就汇票真实性问题向农行白银营业部进行过查询，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方办理相关的贴现手续。由此，持票人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在取得票据时履行了必要的审查义务，并不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形，且支付了对价。农行白银营业部关于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取得本案所涉汇票时未履行必要的审查义务、属于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汇票属于要式证券，必须根据法律规定的相关记载事项来确定票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背书未记载日期的，视为在汇票到期日前背书”。由此可见，背书日期属于相对必要记载事项，而非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在背书人背书转让汇票的过程中，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的欠缺，会导致被背书人丧失票据权利。而欠缺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则可根据法律规定来加以确定。因此，本案所涉汇票上是否记载背书日期抑或背书日期与实际转让票据的日期是否一致，均不影响背书转让的效力。粘单是票据背书用纸的延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有关“粘单上的第一记载人应当在汇票和粘单的粘接处签章”的规定，为防止票据与粘单相分离或被伪造等情形的出现，如果粘单的第一记载人未在粘单的骑缝线上签章，即应确认粘单不生票据上的效力。在本案所涉两张汇票的粘单上，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均在背书人一栏签章，但在骑缝线上签章的主体却是二轻公司，故应认定本案所涉汇票的粘单不生粘单效力。审查本案所涉两张汇票的背书情况，由于涂销系票据当事人故意所为，并不影响背书的连续，可以根据票据所记载的事项确定本案所涉汇票的最后持票人是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农

行白银营业部以本案所涉汇票的有关记载事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有关规定作为拒绝承担付款责任的抗辩事由之一，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在本案所涉两张汇票的票据关系中，创意公司经收款人重庆有色公司背书转让后取得票据，之后又背书转让给二轻公司，工行两路口分理处在办理相关贴现手续后以背书转让的方式取得票据。因而，工行两路口分理处是本案所涉两张汇票的最终持票人，即票据权利人。创意公司、二轻公司在将票据背书转让给其后手之后，已不再是本案所涉汇票的持票人。农行白银营业部以创意公司、二轻公司作为一审的共同被告提起诉讼，请求判定其不享有票据权利，显然不当，应予驳回。而工行两路口分理处通过办理贴现手续、以背书转让的方式取得票据，并支付了对价，且不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形，理应享有票据权利。农行白银营业部应当承担到期付款义务，其拒付并提起诉讼不当，对其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

（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010元由中国农业银行白银市分行营业部承担。

审判长：李天顺

审判员：于松波

代理审判员：贾纬

书记员：李国慧

推荐第4篇：最高院再审指南

最高法院申请再审指引

《民事诉讼法》第199条 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 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如何在最高法院立再审案件还有许多程序性要求有待厘清，对一方人数众多的和双方为公民的案件，实际上还得经过各高 级法院“过虑”程序，为便于申请再审人实务操作，我们根据我们的操作经验以及最高法院公开的资料，就民商事申请再审事宜整理出以下要点供参考。

一、最高院接待的时间、地点

（一）时间：周一至周五的上午8：00~11：30，下午13：30~16：30。周

三、周

六、周日不予接待。

（二）地点：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暨申诉立案大厅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红寺村40号。邮政编码：10016

4 乘车路线：

1、地铁线路：5号线至宋家庄站下车，转524路公交车到双庙东站下车。

2、公交线路：71路公交车：前门站至双庙东站下车。

927路公交车（专线）：北京西站南广场至红寺村站下车。 如果是信件形式，应邮寄到以下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最高人民法院（收）

邮政编码：10074

5信封注明“群众来信”字样。

二、申请再审的材料、流程

（一）基本材料

1、《再审申请书》。

再审申请书应该写明以下事项：

（1）再审申请人、再审被申请人基本情况。自然人应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地及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写明名称、住所地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及联系方式；

（2）作出生效法律文书的法院名称、申请再审的生效法律文书名称及案号； （3）申请再审所依据的事由；有多项事由的，应逐项列明；

（4）请求裁定再审，撤销或者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的具体诉讼请求； （5）申请再审事由以及再审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及证据； （6）受理再审申请书的法院名称； （7）再审申请人签名或者盖章； （8）递交再审申请书的日期

2、一审、二审生效裁决文书（提供原件审核）。

申请再审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应当属于法律和司法解释允许申请再审的生效法律文书。必须注意，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与申诉的案件必须是省级以上法院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

3、刻录光盘CD。将

一、二审裁判文书按照原审裁判文书排版的样式，输入电脑打成Word文档，连同再审申请书的电子版刻成一张光盘。

4、证据材料。（1）支持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的证据材料，并制作证据目录。

（2）在原审诉讼过程中提交的主要证据复印件。

5、身份证明。再审申请人是自然人的，应提交身份证明复印件；再审申请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再审程序复杂且较严格，建议委托专业律师）

注意：（1）再审申请人提交《再审申请书》等材料应使用A4型纸，并提交材料清单（即证据材料）一式两份，同时附申请再审材料的电子文本（即刻录光盘CD）。

（2）再审材料请按顺序排列：①再审申请书；②一审裁判文书；③二审裁判文书；④支持再审的证据目录及证据材料。⑤光盘CD。

（二）申请流程

1、排队、安检、登记表

按顺序排队，自觉接受体温检测和安全检查，安检后凭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裁判文书到右侧第

11、12号窗口领取登记表，一案一表；一人多案的，应主动向登记人员说明。填写登记表应清楚规范，填好后按照案件的不同类型，分别到第一至第十窗口递交登记表。登记表三十日内有效，月初月末填写不受限制。

注意：领表窗口只在接待日的上午8:00—9:30和下午13:30—14:30发放表格；所领取的表格上均盖有当天日期；交表窗口下班时间一般晚一些。

2、递交登记表、按照指示等候接谈。初次来访人员递交登记表后不得随意离开，否则，经三次呼叫无人回应的，视为自动放弃接谈，三个月内不予登记。

法官首先会询问来访人是不是律师；是第几次来访。之后一般会要求来访人用最简短的语言概括来访目的、事由及原法律文书的错误所在。法官谈话对申请人的要求较高，申请人应当做到对案件了然于胸，尽可能使用法言法语，对法官的询问、驳斥对答如流；要求能够准确的理解法律和解释法律。

3、等待结果

对民商事案件而言，对不服省高院二审裁判，不服省高院再审改判的案件，法院会根据情形作出如下两种处理：

（1）经法院审查，全部材料形式合格，且符合法律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法院会予以立案，接访法官会将案件报请审判长（或分管庭长）批准，立案编号转承办法庭审查。法官收取当事人的材料后，会要求当事人填写收取材料的清单。该清单一式三份，其中一份交予申请人。案件交由承办人后向申请人签发案件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承办法官和书记及联系电话。

（2）经法院审查，认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的法定事由之一，但材料不符合法院要求，法官有可能给申请人一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须知》，则法院会将材料退回申请人，要求补正。

须注意的是，委托代理人的，最好是在递交材料窗口把委托手续一并递交，便于法官与代理人联系，从窗口接收材料到分到承办人这段时间，目前没有公开的窗口查询进度。

三、申请再审的其他注意事项

（一）为何被拒绝

1、程序性问题。当事人提交的材料不合格，如复印件不清晰、判决书的法院公章没有复印上；某一页数字不清；授权委托书上只有当事人的公章而没有法人代表的签字（或名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上没有公章；律师代理的没有交律师事务所函；刻录光盘CD无法读出。

2、实体性问题。虽然原则上要求程序审查，但对实体也会有个预判。例如，以下情况，即为拒绝接收材料的情形：

（1）对于经过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驳回的案件，按照《人民法院立案工作暂行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当事人确有生产生活困难的，应依靠当地党委政府解决。

（2）按照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审理的案件以及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后维持原判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不予登记接谈。 （3）对于已经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理，裁定驳回或者审查程序终结、下发不予受理通知书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不再登记、不再接谈、不再审查处理。 （4）对于下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程序当中的案件，当事人应向原审法院反映诉求。

（二）其他（待后续补充）

四、对一方人数众多或双方为公民的再审申请

对此，民诉法第199条规定可以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但实际仍需经过省高级法院的登记征求意见程序，对坚持不同意在高级法院审理的，省高级法院将受理后移送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到最高法院按以上程序申请再审的，窗口只作登记，然后告知到省院征求意见。

五、附录：相关文书

民事《再审申请书》格式（详细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公司，住所地××省××市××区××路××号。

法定代表人：××× 职务：×××

电话：

邮编：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公司，住所地××省××市××区××路××号。

法定代表人:××× 职务：××

电话：

邮编：

再审申请人因不服××省人民法院院于××××年×月××日作出的（××××）民一终字第××号民事判决书，特向贵院提出申诉。

再审事由：

××省人民法院（××××）民一终字第××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的基本证据缺乏证据支持，且适用法律错误，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款之规定，请求再审。（必须列明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几款的规定。）

再审请求：

1．撤销××省人民法法院(×××)民一终字第××号民事判决第××项；（可以要求撤销全部判决，也可要求撤销判决中的某一项或几项。）

2．依法改判，支持再审申请人提出的下列全部（或部分）诉讼请求，即要求再审被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立即支付××款××元及××款利息××××元；（必须写清再审的具体明确的诉讼请求；许多申请人疏忽这一点。）

3．本案

一、二审及再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再审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请简要描述案情及裁决结果)

……

此致

最高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民事再审申请书》（精简版）

申请人：（基本情况，分为法人与自然人）

申请人

对

人民法院

年

月

日（ ）

字第

号

，申请再审。

请求事项：

（写明申请人要求人民法院解决的具体问题）

事实和理由：

（主要阐述申请人对原裁判认定的事实、适用的法律、法规不当之处，以及所作出的判决结果不公之处。）

此致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

附：原审

书抄件（或复印件）一份

申请人：

年 月 日

推荐第5篇：最高院民事再审申请书

民事再审申请书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顾远忠，男，1968年3月8日生，汉族，身份证320925196803084534，居民，住建湖县庆丰镇华林村四组，手机13770080040，邮编224700。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杨华，男，1961年5月11日生，汉族，身份证320925196105110010，居民，住建湖县近湖镇桥东明星城2幢105室，手机13837218062，邮编224700。

共同委托代理人：江苏向阳红律师事务所 律师 朱珊，住建湖县县城湖中路龙湖商业街8号，邮编224700，电话0515-86295148，手机13851160148。

再审被申请人：江苏克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建湖县县城明珠路888号。

法定代表人：吴重言，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被申请人：吴重言(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男，汉族，江苏克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址同上。手机13805116388邮编224700

再审被申请人：吴伟(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男，汉族，江苏克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址同上。手机13813433333邮码224700。 再审申请人因不服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5月29日（2012）盐商初字第0005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年11月7日（2014）苏商终字第0335民事判决书的判决。本案主要存在三个突出的错误：

1、案件定性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

2、证据采信错误，导致认定事实错误；

3、认定附条件尚未成就错误。再审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讼诉法》第200条第

（二）项、第

（四）项、第

（六）项和第205条的规定,依法提起再审。

再审请求：

1、请求撤销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盐商初字第0005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商终字第0335民事判决书；

2、请求按再审申请人原审请求，判决再审被申请人支付企业出售合同转让价款人民币800万元及利息、赔偿再审申请人的损失、返还不当得利；

3、本案再审费用全部由再审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法院认定所附条件尚未成就错误。

原审法院无视再审被申请人不正当地故意阻止条件成就，应视为成就的法律规定。原审法院认定商标转让费100万元不符合支付条件，待条件成就后，可另行主张的判决，显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不符合一讼二判的主张，造成申请人劳命伤残，带来更大损失。

再审申请人（以下称申请人）认为，依据双方“收购协议书”约定：“商标收购价款为100万元，商标办理转让，有权部门受理有效后，一次性付100万元转让费。”合同对双方转让的价款和条件约定是明确的。但再审被申请人（以下称被申请人）签订合同后，被申请人于2011年11月14日向申请人发出书面解除合同通知，并进行撤销权诉讼，以其行为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双方所签订的“收购协议书”。申请人2011年9月16日律师函催促被申请人一起到有权部门主张商标办理过户程序，原审庭审时，申请人明确表示愿意履行相关的商标变更手续义务。但在本案中，原审法院却要求待条件成就时，才能主张权利，明显不符合情理，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二审更没有根据事实和法律规定，错误的维持一审判决：第一,动感公司被收购后，于2012年1月15日,由被申请人将动感公司的11枚印章在建湖（2012盐建证字第2号）公证处进行提存公证，且2014年6月11日动感公司营业执照因被申请人未年检被工商部门吊销，使申请人根本无法成就所附条件，且二审法院没有核实企业的现实状况；第二，公司印章提存，营业执照被吊销均因被申请人的主观故意所造成，被申请人不正当地阻止了条件的成就，根据我国《合同法》第45条第2款的规定，应视同条件已成就；第三，被申请人已充分利用了该商标进行经营性盈利活动。被申请人接收动感公司后，已利用动感公司的专利和技术、商标、设备、人员进行了商业化宣传、生产和销售。并于2011年11月获农高后稷特别奖，获奖产品名称“动感牌”性息素诱虫色板;2012年农业部全国农技推广中心主办的我信赖绿色防控产品，产品名称是“动感牌”粘虫板诱捕器;2013年全国农技推广中心主办的我信赖绿色防控产品，产品名称是“动感牌”多色诱多虫粘虫板。原审法院既已认定合同有效，就应当依法判决被申请人支付商标转让价款100万元，由申请人履行相关的变更协助义务。而原审法院认定“动感”商标权被他人在同类商标中已注册在先也与事实严重不符，显系错误认定。商标归类和相关法律规定，不可能同一商标，同类产品能够重复注册。在多次庭审中体现了被申请人是化学杀虫剂企业(商品大全0505类，动感商标持有人为北京绿叶公司,而江苏动感公司是绿色防控中物理灭虫技术，物理控虫是依托某个器皿(商品大全21类，动感商标持有人为顾远忠)，如粘虫板（又称诱捕器）、杀虫灯、防虫网，上列事实均在原审时当庭举证、质证后认定，事实清楚。而江苏高院把物理和化学概念混淆，故判决是严重错误的，不符合《商标法》和《合同法》第45条第2款的规定，也不符合本案事实。

二、原审法院证据采信错误，致使认定的事实错误。原审法院根据动感公司财务帐册记载，动感公司曾支出150万元的设备款及150万元的购买厂房款项，但未将上述资产交付给被申请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的判决，存在认定事实和证据采信错误。

1.关于动感公司财务报表上曾有150万购买设备款的支出问题，该记载与整体出售(收购)根本没有关联。

帐目中所记载的购买150万元的设备款已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用于购买设备，申请人在签订合同的当天就将车间所有资产交付给被申请人，并由被申请人关门加锁。次日双方具体办理了交接手续，被申请人对机械设备、办公电脑、文件柜、手推车等二百余台、件均签字予以确认，从未提出未收到上述设备的异议，设备清单也明确载明金额为1256715元。被申请人在多次开庭中未提到还有150万元的设备未交付的情况。但原审法院却以帐目所记载的150万元的设备款，还要求申请人履行所谓的交付义务。该判决与(2012)盐商初字第0065号民事判决书第9页倒数第4行到倒数第1行和江苏省高院苏商终字第0155号第22页的生效判决相悖，属于证据采信错误。

2、关于购房款150万元的问题，更与企业整体出售(收购)无关联。

该房款是顾远忠个人独资期间的产权，即2010年9月15日前的产权，后经处置的房产权，在与被申请人所订立的协议买卖是五股东重组后的财物权。而判决依据顾远忠个人独资期间的账目凭证为依据扣除合同价款150万元，实属东扯西拉的拼接，该判决使申请人顾远忠与其他四股东和房主汤爱军几方，就现在房屋权属又引发重大争议，该判决结果，引发社会不安。显然是原审法院依仗职权，为偏袒被申请人而杜撰的理由！

“收购协议书”中第五条明确约定“房租按原合同执行”，该约定表明动感公司生产经营所用的厂房明显是租赁的，尽职调查报告中第八项也明确载明“租用场所房屋维修、装修12.5万元…”原审法院却以帐目上曾有记载为由要求申请人履行所谓的交付房屋的义务显系证据采信和认定事实错误！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苏商终字第0155号民事判决书(第21页倒数第1-2行、第22页正数第1行)已依法确认“案涉收购协议中双方当事人已明确厂房为租赁性质的房屋，厂房所有权并不在双方当事人资产移交的范围之内”，但本案原

一、二审法院公然对已生效法律文书所查明和认定的事实而不顾，认为申请人未履行房屋交付义务构成违约且扣减150万元转让价款，实在错上加错！扣减凭证证据荒唐极致，房产权持有人汤爱军，而买卖房屋合同签名人熊爱梅，收买卖房款人同样系熊爱梅。3.“收购协议书”签订后，由于被申请人拒不按协议约定支付转让价款，申请人2011年9月16日发了律师函，被申请人也作了回函(在卷内)，从被申请人回函的内容上来看，被申请人也未认为申请人未履行所谓的“设备、房产”交付事宜。故原审判决属于证据采信错误，导致认定事实错误。

三、原审法院对案件定性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双方签订的是“收购协议书”，原审法院一审开庭及记录和归档卷宗上均确认为“企业出售合同纠纷”。而(2012)盐商初字第0005号和(2014)苏商终字第0335号却将案由改变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在撤销权纠纷

一、二审判决中，原审法院先已确认“本案不仅仅是股权收购，而是包括股权收购内容的资产收购，作为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可见在撤销权一案中，两审法院均一致在庭审中确认是企业收购合同。由于案由改变，案件性质也从企业出售变成股权转让，改变后的案由，完全脱离了合同约定的具体内容，使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法有效的合同，变为一纸空文。由于是股权转让(0065号、0155号已认定的股权形式的资产买卖演变成000

5、0335股权转让的一个戏剧过程)，原审法官便可以不受合同的约束，想怎么判就怎么判！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财产权益，本案

一、二审判决以及与本案有关联的撤销权之诉的

一、二审判决，共计四次判决，盐城市中级法院、江苏省高级法院先后以“企业出售合同纠纷”、“撤销权纠纷”、“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等案由，对同一事实、同一诉讼主体作了前后自相矛盾的判决，最终以“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定性，但适用的均是《合同法》条文，却未见适用《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法律条文，存在挂羊头、卖狗肉的无法律依据的枉法裁判行为；原审法院故意错定案由，是为其错判和庇护被申请人违法行为服务的，意在让不当得利者受益，使申请人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本案中还存在卷内证据材料被盗换、被盗换的是收购协议书，该主要证据未质证，部分证据消失等违法行为。还存在着审限超时，主要证人法院不予取证调查，人大反应信等行政干涉之嫌。现在看被申请人就是看中申请人公司在该方面价值，才愿意进行收购的，这也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被申请人在接收动感公司、掌握相关核心技术后，却以申请人所谓抽逃公司注册资金为由，拒不履行应尽的付款义务，原审法院亦以申请人股权存在瑕疵为由，对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合同价款核减300万元，显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严重违反合同法意思自治原则！

四、被申请人非法获利，应予返还。

自2011年8月8日《企业收购协议》签订后，申请人便于次日将全部有形、无形资产交给了被申请人，然而，被申请人却背信弃义，约定在三日内支付的价款分文不给，还进行所谓的“撤销权”诉讼，被驳回后，仍未支付价款，而且大肆利用申请人的上述有形，无形资产，进行经营盈利性商业活动。

企业收购是应将公司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一并收购。原审法院偷换概念，将企业整体收购定义为仅对部分资产买卖，支付对价的行为，这与收购协议约定的事实相违背。事实上申请人原经营的动感公司在绿色控虫有关技术上具有国内领先的水平，并且多次获得省级、国家级的相关荣誉，在行业里已初露头角；该技术符合国家倡导的绿色环保的主题，是朝阳产业。在国家农业部主办最新的“2012我信赖的绿色防控品牌”调查活动中，“动感”作为该领域百强品牌之一有幸进入参选，并获行业标杆最高奖，公司的未来实力可见一斑。动感公司历经几年的发展，参与农业部茶叶、蔬菜的试验示范工作，参与国家标准园配套技术集成推广。公司的技术实力和品牌价值已经扩大，市场前景看好。公司的真正价值在于其所拥有的先进技术和品牌影响力及其发展前景，无形资产的价值实际上早已远远超过了有形资产的价值。被申请人取得动感公司专利技术及商标后，已获取了大量的利益，初步统计至少已销售240万元以上(2013苏商终字0155卷宗佐证)，利润达40%左右，其不支付价款和商标转让费并且获利，属于不当得利，应予返还。被申请人不支付商标款的违约行为构成侵权，商标持有人请求再审法院支持侵权行为的赔偿，以及造成专利权失效，对专利发明人的损失赔偿。申请人请求支持被申请人违约造成的损失赔偿。

有鉴上述，申请人不服，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205条及其它有关法律规定，请求最高人民法院站在“司法为明”、“有错必纠”的公正立场上，依法再审，纠正错误，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依法改判支持申请人的再审请求，申请人不胜感激之致！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顾远忠

杨 华

2015年4月21日

推荐第6篇：最高院审判要旨

最高院审判要旨

五、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既包括死者生前实际扶养的人，也包括应当由死者抚养，但因为死亡事故发生，死者尚未抚养的子女。（2006年第3辑）

泸州市阳江区人民法院在王德钦诉杨德胜、泸州市汽车二队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认为：原告与被害人王先强之间存在父子血缘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第二十五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教育义务，是由父母子女间存在的血缘关系决定的，不因父母之间是否存在婚姻关系而发生实质性变化。

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死亡的，加害人应当向被害人一方支付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死者生前抚养的人“，既然包括死者生前实际抚养的人，也包括应当由死者抚养，但因为死亡事故发生，死者尚未实际抚养的子女。原告王德钦与王先强存在父子关系，是王先强应当抚养的人。王德钦出生后，向加害王先强的人主张赔偿符合民法通则的这一规定。由于被告杨德胜的加害行为，致王德钦出生前王先强死亡，使王德钦不能接受其父王先强抚养。本应由王先强负担的王德钦生活费、教育费等必要费用的二分之一，理应由杨德胜赔偿。被告泸州市汽车二队是杨德胜车辆的挂靠单位，在杨德胜不能给付赔偿金的情况下，应当承担垫付责任。

六、根据担保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和《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七条，在未通知抵押权人和未告知受让人的情况下，抵押人转让已办理登记的抵押物，只要抵押人在转让后向抵押权人清偿了债务，或者受让人在得知受让物上有抵押权后代抵押人清偿了债务，使物上设定的抵押权消灭，转让行为仍可以有效。能够援引担保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来主张转让行为无效的，应当是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抵押权人或者受让人，不是不履行此规定通知、告知义务的抵押人。抵押人提起诉讼主张确认转让行为无效的，在确保抵押权实现的前提下，其诉讼请求应当驳回。（2006年第3辑）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贵州百花药业有限公司诉遵义浩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阐明了前述观点。

七、根据合同法、拍卖法的有关规定，拍卖是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拍卖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规定和待业惯例，必须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拍卖活动中，拍卖师的拍卖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和待业习惯做法，侵害有关竞买人的合法权益的，应认定其拍卖行为无效。（2006年第1辑）

最高人民法院在曾意龙与江西金马拍卖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市分行、徐声炬拍卖纠纷案中，作出（2005）民一终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2004年5月12日下午，金马公司拍卖“正大商厦”部分产权过程中，当12号竞买人曾意龙应价1200万元，拍卖师三次报价无人应价后，拍卖师询问12号竞买人称“12号，你的加价没有达到保留价2670万元，你要吗？”12号竞买人举牌叫“应价”。拍卖师称“谢谢！”并随后落槌宣布“12号以2670万元竞得正大商厦部分房地产权。好！今天的标的拍卖到此结束。”17号竞买人徐伟即对拍卖师的操作方法提出质疑，认为其应就2670万元的价位主持全场竞价。接着其他竞买人也提出指责。在此情况下拍卖师表示：“2670万元是12号举的牌，你在2670万元以上要加价是可以的。”12号抗议道：“你们再拍卖，我不同意。”随后拍卖师对12号提示其已落槌之事未加理会，继续拍卖。12号在此过程中有举牌应价。最后17号徐伟举牌应价2740万元时，询问了三次，见无人再举牌，拍卖师落槌并宣布17号以2740万元竞得正大商厦部分产权。并办理了成交确认手续。

最高院经审理认为两次落槌均为无效：

1、认定第一次落槌无效的理由是：（1）拍卖是以公开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根据《拍卖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拍卖标的有保留价的，竞买人的最高应价未达到保留价时，该应价不发生效力，拍卖师应当停止拍卖标的的拍卖。”此时，尽管拍卖师未依法宣布此次拍卖结束，但客观上已经形成流拍，12号竞买人2100万元的竞价不发生效力。（2）拍卖活动是有着严格程序性要求的民事法律活动。根据《拍卖法》的规定和拍卖行业惯例，拍卖师应当向拍卖现场的所有竞买人公开报价，并根应价情况继续加价拍卖，在出现最高应价时落槌宣布拍卖成交。拍卖师在宣布12号竞买人应价没达到保留价后，没有宣布流拍，而是单独询问12号是否接受2670万元的保留价，并在其同意后落槌宣布拍卖成效。不符合向全体竞买人报价这一拍卖活动必须遵循的公平、公正原则，侵害了其他竞买人公平参与竞价的合法权益，在客观上也未能使委托人的利益实现最大化。（3）所谓“三声报价法”是拍卖行业的传统报价方式之一，目前仍为我国众多拍卖公司与竞买人所认可。对于此次拍卖活动是否必须采取“三声报价法”，《拍卖法》没有规定，金马公司《拍卖规则》也没有规定，但是，拍卖师在2670万元以前的报价采取了“三声报价法”，现场的竞买人也接受了这一报价方式。这表明三声报价的拍卖习惯做法已经成为本次拍卖活动必须遵守的规则。拍卖师在2670万元价位上没有经过三次报价，即落槌宣布成交的做法违反了本次拍卖活动的规则，同时，也剥夺了其他竞买人公平参与竞买的机会。因此，金马公司拍卖师在2670万元价位上的落槌是无效的。

2、认定金马公司拍卖师在2740万元价位上的第二次落槌无效的主要理由是：（1）“正大商厦”属于有保留价的拍卖标的，当2100万元的最高应价未达到保留价时，根据《拍卖法》的规定，“拍卖师应当停止拍卖标的的拍卖”。如果公布保留价再次进行拍卖，应当重新公告，并按照行业的惯例，降低保留价。但是，在实践中，有的拍卖公司在流拍后，没有结束拍卖活动，而是继续进行拍卖。这一做法并不为法律所禁止。金马公司拍卖师于流拍后，向12号单独报价并落槌宣布其以2670万元购得标的后，因其他竞买人抗议，遂在此价位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拍卖，已经被拍卖师告知以2670万元竞得标的的12号即提出抗议，拍卖师并未对2670万元落槌行为作出合理解释和妥善处理，而是继续进行拍卖活动。虽然12号在阻止随后的拍卖活动未果的情况下也曾举牌应价，但金马公司拍卖师对在拍卖现场已经出现纠纷未做处理，即违反拍卖程序继续拍卖和轻率否认其已经作出的落槌成交宣告行为，使得作为竞买人的12号失去了与其他竞买人一道继续参与公平竞买的正常心态和判断力。因此，随后所进行的拍卖活动对12号是不公平的。（2）在2670万元价位落槌后，拍卖师即宣布“今天的标的拍卖到此结束”，整个拍卖过程已经结束，如果讼争标的物需重新拍卖，金马公司应另行组织拍卖活动。金马公司在2670万元价位的基础上继续拍卖不符合拍卖规则。从2670万元至2740万元价位的拍卖行为属无效的民事行为。因此，金马公司的拍卖师在2740万元价位上的落槌也是无效的。

另外，

1、合同依法成立，所谓依法，就是要约和承诺应当合法。法律对拍卖合同的要约和承诺有特殊规定，金马公司的拍卖师在2670万元价位上落槌前，没有向全体竞买人公开报价，也没有进行三次报价违反了拍卖活动的法定程序和拍卖法公开、公正的基本原则，其落槌行为属于无效承诺。

2、“三声报价法”是拍卖行业的惯例，在本案涉及的拍卖活动一开始就采取此种报价方法，并为全体竞买人所接受。虽然法律、拍卖规则对此种报价方式没有规定，但待业惯例在具体的民事活动中被各方当事人所认同，即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本案拍卖活动的当事人必须遵守。金马公司拍卖师未报价三次，违反了拍卖活动的程序性规定，也侵害了其他竞买人的权利。

八、绝当后，消灭当户基于典当合同对当物的回赎权，既不违反法律规定，也符合典当行业的惯例和社会公众的一般理解（2006年第1辑）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在李金华诉上海立融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典当纠纷案中认为：绝当后，当户能否再单方要求赎回当物？《典当行管理办法》没做出明确规定，从字面理解，“绝”有断绝，消灭之意，“绝当”即指典当关系断绝，典当关系一旦断绝，附随于典当合同关系的回赎权也就随之消灭。《典当行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了“绝当”，第四十条又规定典当行对绝当物品的处理办法，据此应当认为，绝当后当户对当物基于典当合同的回赎权消灭，不能再单方面要求赎当，是《典当行管理办法》所指“绝当”的题中应有之意。这样理解“绝当”一词的含义，也符合典当待业惯例和社会公众的一般理解。

九、信用证欺诈，是指信用证受益人在根本无货或者质量低劣无法交货的情况下，单独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伪造符合信用证要求的一种或几种单据，从开证行骗取信用证项下货款，从而使开证申请人遭受经济损失的行为。开证行如无证据证明信用证项下单据是受益人单独或与他人恶意串通伪造的，目的是从开证行骗取信用证项下款项，且该伪造行为已经给开证申请人造成了实质性损害，不能援取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拒付信用证项下款项。（2006年第1辑）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连云港口福食品有限公司诉韩国中小企业银行、中国银行连云港市核电站支行信用证纠纷上诉案中，概括争议焦点为：

1、关于法律适用问题；

2、关于是否构成伪造单据进行欺诈问题；

3、关于是否构成倒签提单进行欺诈问题。江苏高院认为：

1、信用证欺诈是侵权行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既然韩国企业银行主张口福食品公司伪造了单据和倒签提单，而本案信用证项下的单据与提单均在中国签发，中国是侵权行为地，故应当适用中国法律解决信用证欺诈及其法律救济问题。

2、信用证欺诈，是指信用证受益人在根本无货或者质量低劣无法交货的情况下，单独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伪造符合信用证要求的一种或几种单据，从开证行骗取信用证项下货款，从而使开证申请人遭受经济损失的行为。而在本案中口福食品公司是在向承运人交付了货物的情况下，制作或者获取了信用证要求的商业发票、汇票、装箱单和提单等单据，上诉人韩国企业银行没有证据证明口福食品公司所提供货物质量低劣，因此不存在口福食品公司以质量低劣货物骗取信用证项下款项问题。鉴于韩国企业银行在其开具的信用证中已经将受益人口福食品公司的英文名称错写为“LIANYUNGAND KUCHIFUKU FOODS CO.LTD”，为了使议付单据与信用证一致，口福食品公司才在信用证议付单据上，将该公司英文名称填写为与信用证一致的错误名称，同时加盖了有同样英文名称的印章。虽然口福食品公司加盖在信用证议付单据上的印章有将错就错的英文名称，但同时也有该公司正确的中文名称。二审庭审中，韩国企业银行已经对口福食品公司的信用证受益人身份不存异议，说明口福食品公司在信用证议付单据中使用“LIANYUNGAND”一词，客观上没有引起歧义。因此，口福食品公司在信用证议付单据上错误填写该公司英文名称，以及加盖含有同样英文名称的印章，是事出有因，不构成信用证欺诈。韩国企业银行关于口福食品公司私刻印章、伪造单据、构成信用证欺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3、现有证据证明，涉案货物是于2002年5月31日8时至6月1日4时装船，承运方于6月1日签发提单，而在承运方出具给口福食品公司的提单上，填写的装船时间是2002年5月31日，确为倒签。即便如此，也不能认定口福食品公司实施了信用证欺诈行为。这是因为：（1）在信用证规定的装船日期前，口福食品公司已经组织了货物，并将货物送至承运人指定的场站，办理好货物出关等必要手续，得到承运方关于在5月31日装船的承诺，客观上没有必要倒签提单；（2）上诉人韩国企业银行不能以证据证明口福食品公司参与实施了倒签提单的行为，主观上有倒签提单的故意；倒签提单是承运方为履行其对口福食品公司的承诺而实施的欺骗行为，与口福食品公司无关；（3）韩国企业银行虽然提出由于倒签提单，致使货物迟延到港，给开证申请人造成了实质性损害，但没有提交相关证据。对开证申请人来说，本案的倒签提单没有给其造成实际损害。因此，本案虽然有倒签提单的事实，但不存在信用证受益人以此实施欺诈的主观恶意。对提单倒签，口福食品公司没有过错，不能认定构成信用证欺诈，韩国企业银行也不能以此为由拒付信用证项下货款。

十、审查行政机关内部上级对下级作出的指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内的可诉行政行为，应当从指示内容是否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着手。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上级以行政命令形式对下级作出的指示，如果产生了直接的、外部的法律效果，当事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2006年第1辑）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江苏省泗洪县建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诉泗洪县人民政府检疫行政命令纠纷案中认为：被上诉人泗洪县政府的分管副县长2003年5月22日的电话指示，是对其下级单位原审第三人县兽检所作出的。审查行政机关内部上级对下级作出的指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内的可诉行政行为，应当从指示内容是否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产权了实际影响着手。

建明公司是依法经批准设立的定点生猪屠宰单位，有向该县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县兽检所报检的权利义务；县兽检所接到报检后，对建明公司的生猪进行检疫，是其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县兽检所以分管副县长有电话指示为由拒绝检疫，可见该电话指示是其拒绝履行法定职责的唯一依据。生猪定点屠宰所的生猪未经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进行屠宰前、后的检验和检疫，不得屠宰，屠宰后的生猪及其产品无法上市销售。尽管分管副县长对县兽检所的电话指示是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行为，但通过县兽检所拒绝对建明公司的生猪进行检疫来看，电话指示已经对建明公司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成为具有强制力的行政行为。再在，分管副县长在该县仅有两家定点屠宰场所在从事正常经营活动的情况下，电话指示停止对县肉联厂以外单位的生猪进行检疫，指示中虽未提及建明公司的名称，但实质是指向该公司。分管副县长就特定事项、针对物定对象所作的电话指示，对内、对外均发生了效力，并已产生了影响法人合法权益的实际后果，故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内的可诉行政行为。

行政指导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作出的具有示范、倡导、咨询、建议等性质的行为。分析泗洪县政府分管副县长作出的关于“停止………检疫”电话指示，既不是行政示范和倡导，也不具有咨询、建议等作用，实质是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泗洪县政府关于该指示属于行政机关内部行政指导行为的答辩理由，不能成立。

十一、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但是，当事人基于解除委托合同而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的性质、程度和后果，不同于基于故意违约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前者的责任范围仅限于给对方造成的直接损失，不包括对方的预期利益。（2006年第2辑）

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盘起贸易有限公司与盘起工业（大连）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2005）民二终字第143号《民事判决书》作出上述论述。

十二、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行政处罚决定书也应当载明上述必要内容。如果行政机关没有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而是仅仅向当事人出具罚款证明，且未向当事人告知前述必要内容，致使当事人无从判断其行为性质及相应的法律规范。当事人因此未经行政复议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2006年第4辑）

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金港经贸总公司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中作出（2005）行提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表明了前述观点。

十三、判断基于同一纠纷而提起的两次起诉是否属于重复起诉，应当结合当事人的具体诉讼请求及其依据，以及行使处分权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如果两次起诉当事人不同，具体诉讼请求等也不同，相互不能替代或涵盖，则人民法院不能简单地因两次起诉基于同一纠纷而认定为重复起诉，并依照“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对后一起诉予以驳回。（2006年第5辑）

最高人民法院在威海鲲鹏投资有限公司与威海西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东省重点建设实业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纠纷管辖权异议案中作出（2005）民一终字第86号《民事裁定书》，阐明了前述观点。

十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十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书证的，应当提供原件，并在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地完成举证义务。因此，签订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主张对方向法院提供的合同文本原件不真实，即应当向法院提供自己持有的合同文本原件及其他相关证据；如果不能向法院提供合同文本原件，亦不能提供其他确有证明力的证据以否定对方当事人提供的合同文本原件的真实性，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优势证据原则，认定对方当事人提供的合同文本原件真实。（2006年第5辑）

最高人民法院在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省泉州市煌星房产发展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2004）民一终字第104号《民事判决书》表述了前述观点。 十

五、客户在证券公司开户投资，证券公司及其营业部对客户账户内的资金和证券既负有合同约定的妥善保管义务，同时还负有法定的妥善保管义务。证券公司营业部挪用客户账户内资金或证券的，既构成违约，又构成侵权，客户有权选择要求证券营业部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客户以侵权为由对证券营业部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2006年第5辑）

最高人民法院在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津世纪大道营业部、中国旅游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天津证券交易营业部、中国旅游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侵权纠纷一案中作出（2005）民二终字第207号《民事裁定书》，表明前述观点。

十六、保险单是典型的格式合同，保险人作为提供格式合同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合同的权利义务，并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否则该免责条款无效。在海上运输货物保险合同中，“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规定的一切险，除包括平安险和水渍险的各项责任外，还包括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外来原因所致的全部或部分损失。在不存在被保险人故意或者过失的情况下，除非被保险货物的损失属于保险合同规定的保险人的除外责任，保险人应当承担运输途中外来原因所致的一切损失。（2006年第5辑）

最高人民法院在丰海公司与海南人保海运货物保险合同纠纷案中作出（2003）民四提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海南丰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与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订立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依本案“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的规定，一切险“除包括上列平安险和水渍险的各项责任外，本保险还负责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外来原因所致的全部或者部分损失。”何谓运输过程中的“外来原因”，属于对保险条款的解释。保险合同作为格式合同的一种，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本案中的保险条款除外责任中并不包含因承运人的非法行为将整船货物盗卖或者走私造成的保险标的的损失，海南人保亦不能证明其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向丰海公司说明因承运人的非法行为将整船货物盗卖或者走私造成的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因此，海南人保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原审以海南人保与丰海公司有长期的保险业务关系，在本案纠纷发生前，双方曾多次签订保险合同，海南人保还作过一切险范围内的赔付为由，认定丰海公司对本案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免责条款及一切险的责任范围是清楚的，因此海南人保可以不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这一认定在事实和法律上均无依据，应予纠正。

海南人保在原审中提供了中国人民银行给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的复函，对“一切险”条款作出解释，以证明本案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本院认为，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应当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当时保险行业的主管机关，在涉案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对保险合同条款作出的解释，不应适用于本案。且从中国人民银行的复函看，亦不能得出本案事故不属于一切险责任范围的结论。

综上，本院认为本案保险标的的损失应为收货人丰海公司无法控制的外来原因所致，故应认定本案保险事故属一切险的责任范围。

十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24条的规定，本意在于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一般只适用于对夫妻外部债务关系的处理。人民法院在处理涉及夫妻内部财产关系的纠纷时，不能简单依据规定将夫或妻一方的对外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其他人民法院依据该规定作出的关于夫妻对外债务纠纷的生效裁判，也不能当然地作为处理夫妻内部财产纠纷的判决依据，主张夫或妻一方的对外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当事人仍负有证明该项债务确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2006年第5辑）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单洪远、刘春林诉胡秀花、单良、单译贤法定继承纠纷案中作出如上论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24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十八、行为人出于攀附他人注册商标知名度、无偿占有他人商业信誉的侵权故意，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文字登记为自己企业名称中的字号。行为人在从事与注册商标所有人相同的服务中使用自己企业名称时，字号的字体不存在与该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突出使用或者容易使相关公众误认的情节，虽然不构成商标侵权，但是由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也产生使消费者混淆或可能混淆市场主体以及服务来源的使用后果，因此构成不正当竞争。（2006年第5辑）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南京雪中彩影公司诉上海雪中彩影公司及其分公司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

（一）项规定：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的字号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突出使用，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

（五）项规定的给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行为，必须注意下列要件：

1、文字是否相同或者近似；

2、是否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

3、是否突出使用；

4、使用的结果是否容易造成相关公众误认。其中“突出使用”，是指企业名称中，与注册商标文字相同或者相近似的字号在字体、大小、颜色等方面突出醒目，使人在视觉上产生深刻印象的使用行为。被告上海雪中彩影公司、江宁雪中彩影分公司与南京雪中彩影公司行业相同，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也与南京雪中彩影公司注册商标的文字相同，但江宁雪中彩影分公司在企业门头牌匾、摄影定单、门市收银单和广告宣传单等处使用其企业名称时，“雪中彩影”四个字的字体、大小、颜色均与企业名称中其他文字相同，且与“雪中彩影”注册商标字体相区别，符合企业名称使用规范，不是突出使用，不构成商标侵权。但上海雪中彩影公司、江宁雪中彩影分公司的行为，客观上会造成消费者误认注册商标权利人与企业名称所有人，或者使用消费者误解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某种特定联系或关联关系，进而混淆两者提供的婚纱摄影服务，从中获取不正当利益，无偿占有了南京雪中彩影公司的商业信誉，已经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侵犯了南京雪中彩影公司的竞争利益，构成不正当竞争。

十九、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对该规定中的“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应作全面、正确的理解。“工作场所”，是指职工从事职业活动的场所，在有多个工作场所的情形下，还包括职工来往于多个工作场所之间的必经区域；“因工作原因”，是指职工受伤与从事本职工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职工系因从事本职工作而受伤。除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醉酒导致伤亡的、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外，职工在从事工作中存在过失，不影响该因果关系的成立。（2006年第5辑）

二

十、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不服，或者人民法院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确有错误，只有通过依法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审判决，才能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否则均应受该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的拘束，当事人不得在以后的诉讼中主张与该判决相反的内容，人民法院也不得在以后的判决中作出与该判决冲突的认定和处理。（2006年第6辑）

最高人民法院在徐州市路保交通设施制造有限公司与徐州市华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尤安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中作出（2005）民一终字第65号《民事裁定书》表明前述观点。

二十一、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虽然不具有法人资格，但如果该分支机构系依法设立并领有工商营业执照，具有一定运营资金和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开展交易业务的行为能力，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2006年第6辑）

最高人民法院在天同证券公司与健康元公司、天同证券深圳营业部证券合同纠纷管理权异议案中作出（2005）民二终字第160号《民事裁定书》：天同证券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粤高法民二初字第10号民事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天同证券深圳营业部属于非法人单位，对外无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而且不具备委托理财和业务资格，从而不应作为本案被告。本案中上诉人才是适格被告，因此，广东高院对本案无管辖权，请求最高法院裁定本案移送天同证券所在地山东高院审理。最高院认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虽然不具有法人资格，但如果该分支机构系依法设立并领有工商营业执照，具有一定运营资金和在核准的综营范围内开展交易业务的行为能力，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天同证券深圳营业部作为本案合同纠纷的合同一方当事人，是本案原告起诉承担直接民事责任的被告，且其工商登记住所地为广东省深圳市，广东高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

二十二、旅游服务机构及其导游对自然风险的防患意识应当高于游客，且负有保障游客安全的责任。应以游客安全第一为宗旨，依诚实信用原则并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对是否调整行程作出正确判断。导游不顾额观存在的危险，坚持带游客冒险游玩，致游客身处险境，并实际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其所属的旅游服务机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游客遇险或者受到伤害后，相关旅游服务机构应当尽最大努力及时给予救助，旅游服务机构未尽到救助义务，导致损害结果扩大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树木折断致人损害的，除存在树木所有人或管理人已尽到维护、管理义务，或者损害结果的发生原因不可抗力所致，或者受害人因自己的过错造成损害等三种情形外，树木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地珍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006年第6辑）

二十三、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有违约行为的一方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没有违约行为的另一方当事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当违约方继续履约所需的财力、物力超过合同双方基于合同履行所能获得的利益，合同已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时，为衡平双方当事人利益，可以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但必须由违约方向对方承担赔偿责任，以保证对方当事人的现实既得利益不因合同解除而减少。在以分割商铺为标的物的买卖合同中，买方对商铺享有的权利，不同于独立商铺。为保证物业整体功能的发挥，买方行使的权利必须受其他商铺业主整体意志的限制。（2006年第6辑）

二十四、对海关监管货物的来源负有审查义务的仓储企业法人，明知他人走私货物，虽然一再向走私人表示拒绝为走私货物提供仓储服务，但事实上一直为走私货物提供仓储服务并不向海关报告，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构成共同走私。行政机关为实施法律而根据法律制定的实施细则、条例等行政法规，在相关法律修改后，只要没有被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制定机关明令废止，并且不与修改后的法律相抵触，就仍然可以适用。知情不报并为走私人提供方便的人给予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处罚人以其他文件的规定为例，要求从违法所得中扣除其投入的费用，理由不能成立。（2006年第6辑）

二十七、港口经营人根据与作业委托人的合同，对进口货物负有部分监管职责。为了履行这一职责，港口经营人在交付货物时，应当对提货单进行审查，审查内容仅限于审查提货单上有无海关同意放行章。对提货单的持有人是否为单上记名的收货人或其代理人，港口经营人没有审查义务。提货单一经开出，就等于承认持单人有提货权利。港口经营人根据提货单上的海关同意放行章，将货物交付给提货单的持有人，是正常放货行为，不存在过错。明知只有凭正本提单才能提取货物，却以虚假理由从承运人或者承运人的代理人处商借提货单，然后用该提货单办理提货手续，是以非法手段侵占他人财产的行为。依照海商法第七十一条、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行为人应当对由此给他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2006年第7辑）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连云港外代公司诉连云港港务局、港明实业公司、港明贸易公司无单放货侵权赔偿纠纷上诉案中认为：连云港外代公司主张，港口经营人必须审查提货单持有人是否为单上记名的收货人或其代理人，但连云港外代公司未能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证明自己的这一主张成立。法律没有规定港口经营人应当审核提货人的具体身份，实务操作中也无相关实例。在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对提货人是否为提货单词句的怍货人，港口经营人不负有查明义务。根据行政法规的规定，进口货物除由海关监管外，港口经营人只能凭海关施行通知向收货人将会货物，对进口货物也有部分监管职责。本案所涉提货单的收货人名称虽然是添加的，但其上有连云港外代公司的提货专用单，更有海关的同意放行章。对被上诉人连云港港务局而言，海关已核准放行的提货单，是其交付货物的最依据；只要见到提货单上的海关同意放行章，其对提货单进行审查的工作就已完成。连云港外代公司关于连云港港务局应当对提货人身份进行审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外代公司主张，为防止货物在没有正本提单的情形下被提取，其向港务局发出过传真，但港务局对传真置之不理，以至酿成无单放货，港务局未尽到特别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过错。港务局不承认收到传真，认为即使其收到过该传真，也不能用来对抗盖有海关同意放行章的提货单效力。对外代公司的传真是否发送到港务局，外代公司提交了该传真已成功发送的证明，完成了自己的举证义务；港务局虽不承认收到传真，但不能以证据证明收到传真与外代公司主张的传真内容不同，故应当认定该传真已由港务局接收。外代公司传真内容为“恳请贵司在未接到我司的书面指示下，请不予放货给收货人”，其中“书面指示”一词指代不明，任何书面指令（包括本案的提货单）都可以被看作是外代公司的书面指示。鉴于在传真中，外代公司并未明确指示其签发的涉案提货单不能用于提货，港务局依据该提货单放行货物，不违背传真所能表达的意思，并无过错。外代公司欲以其发出的传真来加重港务局的审核义务，理由不能成立。

本案是无单放货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对外代公司而言，作为承运人的代理人，其向谁签发提货单，签发怎样的提货单，均应由其自己决定。因未正确识别收货人而产生的相应风险，也应由其自行承担。港务局在向提货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过程中不存在过错，其对外代公司的损失不应承担责任。

二十八、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一审诉讼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的，法院应当驳回其起诉，而不应作出实体判决；法院径行对当事人未予主张的法律关系作出裁判，既是代替当事人行使起诉权利，又剥夺了对方当事人的抗辩权利构成程序违法。（2006年第8期）

最高人民法院最北京新中实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海南中实（集团）有限公司与华润置地（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项目权益纠纷案中作出（2004）民一终字第107号《民事裁定书》，作出如上认定。

二十九、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关于“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的规定，是就主体合并审理必须经当事人同意作出的规定，其前提是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必须为二人以上。我国法律并无客体合并审理必须经当事人同意的强制性规定。债权人就两笔到期债务一并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合并审理并作出一份判决并不违反法律规定。（2006年8期）

最高人民法院在西藏吉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市华鼎现代农业景观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抵押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作出（2005）民二终字第186号《民事判决书》：

吉庆公司与农业银行分别于2001年8月6日、2003年12月22日签订了两份《借款合同》，金额分别为2000万元、2700万元，均由华鼎公司提供“现代农业示范区”土地使用权抵押，并分别于《借款合同》签订的同日，签订了《抵押合同》。另，《借款合同》均约定因吉庆公司违约致使农业银行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吉庆公司应当承担农行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

上述两笔贷款到期后，吉庆公司未予偿还。农行于2005年2月28日诉至西藏高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吉庆公司偿还所借款项470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逾期利息等，并承担其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保全费及诉讼费等；华鼎公司以抵押的财产为上述债务和费用承担担保责任。

西藏高院审理认为：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吉庆公司及华鼎公司亦承认债务本息，该院予以支持。对被告认为原告的律师费未实际支付的抗辩，该院认为，律师费在借款合同中已明确进行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由于吉庆公司的违约行为，农行委托律师通过诉讼实现其权利过程中，律师费是必然发生的，因此，对两被告的抗辩不予支持。并依此认定作出了判决。

吉庆公司不服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1、两份抵押借款合同因借款时间、数额、期限以及利率等均不相同，应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农业银行应基于上述两个法律关系分别起诉，一审法律将两个不同的诉讼不但予以合并审理，并且作出了一个判决，违反了法定程序，应予发回重审。

2、对律师费的负担，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一般不予支持。对于借款合同中对律师费的约定，吉庆公司承担的应是农行因诉讼实际已经支付的律师费用。本案农行既未提供其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合同，也未提供支付律师费用的票据，不能证明吉庆公司违约给农行带来损失的基本事实以及损失的真实数额，一审判决的律师费并未实际发生，应予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1、虽然农行在本案中所主张的4700万元债务原系两份借款合同形成，但鉴于其向西藏高院起诉时，该两笔借款均已到期，其一并提起诉讼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须经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尚可合并审理的共同诉讼系指主体合并的情形，其前提是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主体必须为二人以上。而本案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主体均为一人，故不存在主体合并的问题，而应是事实上的客体合并。因我国法律并未规定因客体合并审理的共同诉讼亦须以当事人同意为前提条件，故原审法律根据农业银行的诉请将基于两个合同形成的债务合并审理并做出一份判决并无不当。吉庆公司关于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应当发回重审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2、关于律师代理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费用的负担问题。《借款合同》的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农行虽已聘请了律师事务所律师参加诉讼活动，但是因其未与事务所签订代理合同，更未实际支付律师代理费，故原审法院认定吉庆公司依据借款合同约定承担农行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一审案件代理费尚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律师代理费用的数额应当依据委托人与律师事务所的合意来确定，原审法院在委托人与律师事务所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自行依据《西藏自治区律师收费标准（试行）》作出认定，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认可。且本案律师事务所与农行鉴定有《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收费必须严格遵守风险代理原则。鉴于本案尚在二审审理期间，对于农行最终能够收回的财产额尚未最终确定，律师代理费认定尚无有效依据，且其他差旅费与实现债权的费用因案件并未最终审结以及执行完毕，尚可能继续发生，故本案仅就借款法律关系予以认定，至于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待案件最终执行完毕后，由农行根据实际发生情况另行主张。

三

十、购房者对开发商的样板房表示满意，与开发商签订订购协议并向其交付了定金，约定双方于某日订立商品房预售合同。后由于开发商提供的商品房预售格式合同中有样板房仅供参考等不利于购房者的条款，购房者对该格式条款提出异议要求删除，开发商不能立即给予答复，以致商品房预售合同没有在订购协议约定的日期订立的，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的“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开发商应当将收取的定金返还给购房者。（2006年第8期）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戴雪飞诉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华新国际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商品房订购协议定金纠纷案中认为：

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无论订购协议还是双方当事人拟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都是被上诉人华新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当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时，应当作出不利于华新公司的解释。预约合同的作用，只是为在公平、诚信原则上订立本约创造条件。从这一认识出发来理解订购协议中的“到期不签约”一语，显然不包括由于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而到期不签约的情形。在买受方只见过出售方提供的样板房，尚未见过商品房预售合同文本的情形下，若将此语理解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只要买受方到期不签本约均是违约，势必将买受方置于要么损失定金，要么被迫无条件全部接受出售方提供的商品房预售格式合同的不利境地，出售方则可以籍此获利。双方在订立本约时的地位极不平等，显然违背公平、诚信原则。

由于磋商未成是导致双方当事人未能在订购协议约定的日期订立商品房预售合同的真正原因，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的“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因此，开发商应当将收取的定金返还给购房者。 三十

一、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该劳动者既是工伤事故中的受伤职工，又是侵权行为的受害人，有权同时获得工伤保险赔偿和人身侵权赔偿；用人单位和侵权人均应当依法承担各自所负赔偿责任，即使该劳动者已从其中一方先行获得赔偿，亦不能免除或者减轻另一方的赔偿责任。（2006年第8期）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杨文伟诉上海宝钢二十冶企业开发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中认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该条第二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规定，劳动者因工伤事故受到人身损害，有权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如果所受人身损害系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所致，劳动者还有权向第三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二者虽然基于同一损害事实，但存在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之中，互不排斥。首先，基于工伤事故的发生，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工伤保险赔偿关系。国家设置工伤保险制度，目的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本单位全体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因工伤事故受到人身损害的职工有权获得工伤保险赔偿、享受工伤待遇。因此，只要客观上存在工伤事故，就会在受伤职工和用人单位之间产生工伤保险赔偿关系，确认该法律关系成立与否，无需考查工伤事故发生的原因，即使工伤事故系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所致，或者是由于受伤职工本人的过失所致，都不影响受伤职工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其次，基于侵权事实的存在，受伤职工作为被侵权人，与侵权人之间形成侵权之债的法律关系，有权向侵权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侵权之债成立与否，与被侵权人是否获得工伤保险赔偿无关，即使用人单位已经给予受伤职工工伤保险赔偿，也不能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综上，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具有双重主体身份-------工伤事故中的受伤职工和人身侵权的受害人。基于双重主体身份，劳动者有权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同时还有权向侵权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即有权获得双重赔偿。在这种情形下，用人单位和侵权人应当依法承担各自所负的赔偿责任，不因受伤职工先行获得一方赔偿、实际损失已得到全部或部分补偿而免除或减轻另一方的责任。

另，根据瑞金医院的诊断治疗意见，被上诉人杨文伟需长期服用德巴金和弥凝片。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宝二十冶公司负担杨文伟上长期服用上述药物的费用是合理的，宝二十公司不同意承担该费用，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于2006年6月30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判为“

二、原告杨文伟因伤残需长期服用德巴金、弥凝片的费用由被告宝二十冶公司负担；”）

三十

二、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规定：“……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注销登记，公司终止。”因此，法人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后没有进行清算，也没有办理注销登记的，不属于法人终止，依法仍享有民事诉讼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此类法人与他人产生合同纠纷的，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参加民事诉讼。其开办单位因不是合同当事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二）只有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有权确认合同是否有效，合同当事人不享有确认合同效力的权利。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而合同经确认无效后，当事人请求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的，应当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2006年第9期）

最高人民法院在广西北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北海市威豪房地产开发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畜产进出口北海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中，作出（2005）民一终字第10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

威豪公司虽然系由北海公司申请开办，但被依法吊销了营业执照之后并没有进行清算，也没有办理公司的注销登记，因此威豪公司仍然享有民事诉讼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即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参加民事诉讼。北海公司作为威豪公司的开办单位，虽然有权利和义务对威豪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但在威豪公司尚未注销时，其开办单位作为当事人共同参加诉讼，没有法律依据。北海公司不是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所签合同的缔约人，其与北生集团之间没有直接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北海公司为本案适格原告，于法无据。北生集团关于北海公司不具备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的上诉请求，应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本院认为，合同当事人不享有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权利，只有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有权确认合同是否有效。合同效力的认定，实质是国家公权力对民事行为进行的干预。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无效合同的违法性。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而合同经确认无效后，当事人关于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的请求，应当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中，威豪公司与北生集团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书》被人民法院确认无效后，威豪公司才享有财产返还的请求权，故威豪公司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 三十

三、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四条的规定， 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票市场的通知》属于部门规章，不能作为确认合同效力的依据。

（二）债务人无正当理由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还款，担保人未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均构成合同履行中的违约，本应承担违约责任，而债务人、担保人反以不正当理由主张合同无效的，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依法不应支持。（2006年第9期）

最高人民法院在西安市商业银行与健桥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中作为（2005）民二终字第150号《民事判决书》，作出前述认定。同时，认为《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是关于金融机构违反国家有关金融管理的规定应当如何进行行政处罚的规定，该办法第十七条规定金融机构从事拆借活动，如果具有资金拆借超过最长期限、在全国统一同业拆借网络之外从事同业拆借业务的行为，应当受到暂停或者停止该项业务，没收违法所得等处罚。可以看出，该条规定与合同效力没有关系。故不能依据该处罚办法的规定确认资金拆借合同无效。原审法院认定西安商行与健桥证券签订的资金拆借合同，内容违反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错误，应予纠正。 三十

四、

（一）对于案件管辖的确定，人民法院在受理立案中仅进行初步审查，只要相关证据在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即可依法决定受理。但在受理案件后，被告方依法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受理案件的法院应当就确定案件管辖权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进行全面审查，包括对有关证据的审查认定。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关于“专利纠纷第一审案件，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旨在将专利纠纷第一审案件的最低审级确定为中级人民法院，并未排除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专利纠纷第一审案件行使管辖权。（2006年第9期）

最高人民法院在河北新凯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高碑店新凯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与（日本）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东风本田汽车（武汉）有限公司、北京鑫升百利汽车贸易有限侵犯外观设计专利纠纷管辖权异议案中作出（2005）民三终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

三十

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是考虑到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均高于农村居民，为合理地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同时避免加重赔偿人的责任，而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加以区别，其本意并非人为地以户籍因素划分生命价值的高低。生命是不能用价值来计算的，但在生命权受到侵害后，需要以金钱的方式进行赔偿，就必然涉及赔偿的标准问题。故对上述规定应当全面正确地理解，不能简单的依据户籍登记确认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而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的经常居住地、工作地、获取报酬地、生活消费地等因素加以判断。对于常年生活工作在城镇，收入相对稳定，消费水平也和一般城镇居民基本相同，已经融入城镇生活的农村居民，如果发生死亡事故，涉及赔偿问题的，应当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2006年第9期）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人民法院在季宜珍等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安支公司、穆广进、徐俊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中作出如上认定。

三十

六、根据《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义务教育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和教科书审订，应当由国务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国家教委制定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章程》规定，教科书的编写必须经中央或者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经学科审查委员会通过，并报送审定委员会批准后，由国家教育委员会列入全国普通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因此，《著作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关于法定许可使用的规定，旨在平衡著作权保护与公共利益需要，该该规定仅是对著作权的一种适度限制，适用该规定的教科书并非泛指中小学使用的所有教材，而应当界定为经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编写、经国家专门设立的学科审查委员会通过，并报送审定委员会批准后，由国家教委列入全国普通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的中小学课堂正式用书。除此以外的教材，不适用《著作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关于法定许可使用的规定。（2006年第9期）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丁晓春诉南通市教育局、江苏美术出版社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作出如上认定。

三十

七、民法通则第九十七条规定：“公民对自己的发现享有发现权。发现权人有权申请领取发现证书、奖金或者其他奖励。”根据该规定，发现权只是对发现者个人或集体给予的一种荣誉权和被奖励权，不能转让也不能继受取得。《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以下统称审批机关）按照职责分工共同负责植物新品种权申请的受理和审查并对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植物新品种授予植物新品种权。”该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对经实质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品种权申请，审批机关应当作出授予品种权的决定，颁发品种权证书，并予以登记和公告。”根据上述规定，植物新品种权的取得，必须依法定程序进行，非经法定程序，任何个人或者单位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原始取得品种权。（2006年第9期）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湖南省桃源县古洞春茶业有限责任公司诉湖南省怡清源茶业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认为：发现权和品种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发现权只是发现者享有的一种荣誉权和被奖励权，发现权的客体是已存在的自然事实，发现人对其发现的客体并不享有排他的支配权。同时，发现本身也是一种事实，故发现权不能转让，不能许可他人使用，也不能继受取得。植物品种权的取得，必须向农业部或林业部提出品种权申请，由农业部或林业部依法定程序对该申请进行实质审查，对经审查符合相关规定的决定授予品种权并向申请人颁发品种权证书，同时予以登记和公告。非经上述程序，任何个人或单位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原始取得品种权。

判定商品的名称是否为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首先应认定某一商品生产经营者在先使用。本案被上诉人古洞春公司成于上诉人怡清源公司之后，古洞春公司仅向法院提交了其标的“野茶王”、“野茶”的茶叶包装盒，对该产品的生产时间无法作出判定，结合在桃源县境内还生产、销售有桃花源牌“野茶王”灵芽牌“野茶王”等茶叶产品的事实，说明“野茶王”、“野茶”的名称已被多家企业普遍使用，为相关商品所通用。同时，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应具有显著特征，能够与其他相关产品加以区别。本案中，“野茶王”、“野茶”只是对商品制作成分所作描述，单独使用时并不能表明该商品的来源。因此，能够区分双方产品的是“怡清源”与“古洞春”注册商标，而不是“野茶王”、“野茶”。加之怡清源公司产品的包装装潢与古洞春公司产品的包装装潢存在明显区别，不会造成相关公众的误认。 三十

八、

（一）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在集体土地上建造的住宅小区组织竣工综合验收并颁发验收合格证，不违背《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关于“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的立法原意，是依职权实施的具体行为。该行为直接影响到住宅小区居民的利益，属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

（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住宅小区竣工综合验收的组织者和最终审验者，代表国家对住宅小区行使竣工综合验收权力。在竣工综合验收合格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住宅竣工验收合格证书》，是以政府机关公信力来担保住宅小区的建筑质量达到了可以交付使用的水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颁发证书前，必须保证证书所证明的每个事实都是真实的，以免因此破坏政府的公信力。如果证书所证明的某一事实是虚假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承担审查失职的法律责任。

（三）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应当依法提供其在原审举证届满后发现的新证据，对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且提供了相关线索，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向行政机关、其他组织或者公民调取证据。经过对新的证据质证、认证，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主要事实不能成立的，应当改判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2006年第9期）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夏善荣诉徐州市建设局行政证明纠纷案中作出如上认定。 三十

八、

（一）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在集体土地上建造的住宅小区组织竣工综合验收并颁发验收合格证，不违背《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关于“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的立法原意，是依职权实施的具体行为。该行为直接影响到住宅小区居民的利益，属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

（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住宅小区竣工综合验收的组织者和最终审验者，代表国家对住宅小区行使竣工综合验收权力。在竣工综合验收合格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住宅竣工验收合格证书》，是以政府机关公信力来担保住宅小区的建筑质量达到了可以交付使用的水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颁发证书前，必须保证证书所证明的每个事实都是真实的，以免因此破坏政府的公信力。如果证书所证明的某一事实是虚假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承担审查失职的法律责任。

（三）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应当依法提供其在原审举证届满后发现的新证据，对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且提供了相关线索，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向行政机关、其他组织或者公民调取证据。经过对新的证据质证、认证，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主要事实不能成立的，应当改判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2006年第9期）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夏善荣诉徐州市建设局行政证明纠纷案中作出如上认定。 三十

九、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据国家工商行政法规对违法企业法人作出的行政处罚。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当依法进行清算，清算程序结束并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后，该企业法人才归于消灭。判断企业法人资格存续与否，应当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否注销其法人资格为标准，只要该企业尚未被注销，即使被吊销营业执照，仍具有法人资格，仍具有诉讼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活动。（2006年第10期）

最高人民法院在重庆台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重庆晨光实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晨光百货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晨光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房屋搬迁纠纷案中作出（2005）民一终字第57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主要涉及两个问题：

（一）台华公司是否具备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二）吴胜刚是权代表台华公司行使诉讼权利。

（一）台华公司是否具备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台华公司系于1992年10月22日依法注册成立的企业法人，当时台华公司的董事长即法定代表人为鲍扬波。后台华公司于1994年6月14日将董事长变更为吴胜刚至今。2001年12月18日，市工商局以台华公司未依法进行年检为由，吊销台华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并未注销台华公司。台华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企业法人，其法人资格存续与否应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否已经注销其法人资格为标准。尽管按照《合营合同》的约定，台华公司合营期限已满，但只要其未被注销就不能否定其仍具有法人资格。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据国家工商行政法规对违法的企业作出的一种行政处罚。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当依法进行清算，清算程序结束并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后，该企业法人才归于消灭。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至其被注销登记前，该企业法人仍应视为存续，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活动。故台华公司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仍然具有诉讼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民事诉讼。台华公司没有成立清算组织，不应成为限制其参与民事诉讼的理由。一审裁定认为台华公司不具备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适用法律错误。

（二）吴胜刚是否有权代表台华公司行使诉讼权利。按照台华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注册登记，吴胜刚至今仍然是台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台华公司没有成立清算组织的情况下，吴胜刚可以行使台华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权。即使按照仲裁裁决的内容，鲍扬波也没有按照《合营合同》另行委派法定代表人。在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台华公司公章被晨光集团持有的情况下，只要吴胜刚作为法定代表人以台华公司名义行使诉权的意思真实，且符合法律规定，吴胜刚即可以台华公司名义行使诉权。因此，一审裁定认为吴胜刚不能代表台华公司提起诉讼的理由是错误的。此外，吴胜刚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诉讼，但其已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其行使诉讼权利，且委托手续的真实性已得到对方当事人的认可，故本案亦不存在台华公司起诉的障碍。

综上，一审裁定驳回台华公司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四

十、中央级“拨改贷”、“特种拨改贷”及“基本建设经营性基金”转为国家对企业的出资，系分别根据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相关实施办法，通过用款单位申请、原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批复的方式进行的，并未体现代行国家资本金出资人职能的单位和被出资单位的意志，不同于普通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发生的债权转出资，其性质属于政策性债权转出资。故上述债务能否转为国家出资、由谁代行国家资本金出资人职能、转为对谁的出资等问题，均属于国家有关行政主管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内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当事人之间因上述问题发生纠纷，应当通过有关行政主管机关协调解决；对有关行政主管机关协调解决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异议的，可以根据行政法的有关规定寻求救济。（2006年第10期） 最高人民法院在耀县水泥厂与中国建材集团公司、陕西省建材总公司债权转出资纠纷案中作出（2005）民二终字第203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院经审理认为，本院集团公司起诉要求确认其为耀县水泥厂的出资人，并由耀县水泥厂和建材总公司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而非要求耀县水泥厂偿还本案所涉三笔债务，故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集团公司是否为耀县水泥厂的出资人问题而不是债权债务纠纷，耀县水泥厂是否为所涉三笔资金的债务主体非为本案审理的范畴。原审法院将耀县水泥厂是否为本案所涉三笔资金借款的债务人问题作为案件审理的关键，并以确认耀县水泥厂为该三笔借款的债务人为前提，认定集团公司为耀县水泥厂的出资人不当。

本案三笔债务转为国家对企业的出资，系分别根据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关于中央级“拨改贷”、“特种拨改贷”及“基本建设经营性基金”转为国家对企业的出资，系分别根据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相关实施办法，通过用款单位申请、原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批复的方式进行的，并未体现代行国家资本金出资人职能的集团公司和被出资人耀县水泥厂或秦达水泥厂的意志，不同于普通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发生的债权转出资，其性质属于政策性债权转出资。故对于企业的债务能否转为国家出资、具体由谁代行国家资本金出资人职能、以及究竟转为对谁的出资等问题，均属于国家有关行政主管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内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当事人之间因上述问题发生纠纷，应当通过有关行政主管机关协调解决；对有关行政主管机关协调解决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异议的，可以根据行政法的有关规定寻求救济。由于本案集团公司提起的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原审法院按照民事案件受理本案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四十

一、商品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消费者有权知悉其所购买、使用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在侵犯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中，消费者主张商品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存在品质问题，并提供了相应证据的，商品经营者如主张该商品不存在品质问题，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2006年第10期）

2004年1月1日，原告张志强在被告苏宁公司以1600元价格购买一台伊莱克斯冰箱，后因质量问题，修两次仍未修复，苏宁公司遂于2004年7月24日为张志强更换另外一台同品牌、同型号冰箱。当日，苏宁公司的工作人员将第二台冰箱送至张志强住宅楼下，在张志强及其家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自行拆除外包装后，将第二台冰箱抬上楼交给张志强家人。苏宁公司的工作人员未经张志强及其家人验货，未收回第一台冰箱的三包凭证、说明书等资料，同时也未将第二台冰箱的三包凭证资料留下，未办理必要的交换手续，即带第一台冰箱离开。后张志强发第二台冰箱上有污渍、霉斑，认为该冰箱系使用过的旧冰箱，遂与苏宁公司交涉，无果。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再审程序中认为：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限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据此，再审申请人张志强作为消费者，有权利向作为商家的被申请人苏宁公司主张对第二台冰箱真实情况的知情权，苏宁公司亦有义务就此向张志强作出说明。

（二）被申请人苏宁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再审申请人张志强主张苏宁公司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即应对苏宁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张志强已经提供了其制作的录像带，用以证明苏宁公司为其调换的第二台冰箱不是新机器，且存在诸多表面缺陷。同时，第二台冰箱如果是新机器，应当附有随机单证，苏宁公司亦承认未向张志强提供第二台冰箱的随机凭证（合格证、维修单、使用说明书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应当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根据产品的特征和使用要求，需要标明产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的，应当用中文相应予以标明；需要事先让消费者知晓的，也应当在外包装上标明，或者预先向消费者提供有关资料。该规定是强制性规定，苏宁公司作为商品销售者对此应当明知，却不向作为消费者的张志强提供第二台冰箱的随机单证，其行为属于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应认定为欺诈。苏宁公司主张因第一台冰箱的随机单证没有收回而未提供第二台冰箱的随机单证，张志强可凭第一台冰箱的随机单证就第二台冰箱享受售后服务。对此法院认为，随机单证是商品身份证明，与商品一一对应，具有不可替换性。苏宁公司的上述主张既不符合常理，也与商品单证的特性不符，且苏宁公司在本案一审、二审乃至再审期间始终未出示该随机单证，不能确定第二台冰箱是否附有随机单证，亦即不能确定第二台冰箱上否是未经使用过的新机器，故对苏宁公司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一条的规定，该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再审申请人张志强主张被申请人苏宁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并提交了相应的证据，苏宁公司如有异议，应就其行为不构成欺诈承担举证责任。苏宁公司提供的第二台冰箱的储存单、提货单及送货人的证言，仅表明其送货的过程，并不能证明第二台冰箱为全新的机器，其提交的证据缺乏证明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审判决确有错误，依法应予改判。

四十

二、根据本案所适用的国际公约的规定，由一家航空公司出票并实际承运部分航程、另一家航空公司实际承运另一部分航程的航空旅客运输，该两家航空公司并非航空法上的连续运输关系。旅客追究实际承运人所承运航程的责任时，可以选择起诉对象。被起诉的一家航空公司申请追加另一家航空公司参加诉讼的，法院可以根据审理案件的实际需要、诉讼成本、旅客维权的便捷性等因素决定是否准许。旅客支付了足额票款，航空公司就要为旅客提供完整的运输服务；旅客购买了打折机票，航空公司当然也可以相应地取消一些服务。但是，航空公司在打折机票上注明“不得退票，不得转签”，只是限制购买打折机票的旅客由于自身原因而退票和转签，不能剥夺旅客在支付了票款后享有的按时乘坐航班抵达目的地的权利。当不可抗力造成航班延误，致使航空公司不能将换乘其他航班的旅客按时运抵目的地时，航空公司有义务在始发地向换乘的旅客明确告知到达目的地以后是否提供转签服务，以及在其不能提供转签服务时旅客应当如何办理旅行手续。根据《1955年在海牙修改的华沙公约》第十九条、第二十条（1）款规定，航空公司不尽此项义务或者不能证明自己已尽此项义务，而给换乘旅客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006年度第10期）

2004年12月29日，原告阿卜杜勒.瓦希德购买了一张由香港国泰航空公司作为出票人的机票，机票列明的航程安排为：12月31日11点，从上海乘坐被告东方航空公司的MU703航班至香港；同日16点，乘坐香港国泰航空公司的航班至卡拉奇。机票背面条款注明，该合同应遵守华沙公约所指定的有关责任的规则和限制。该机票为打折机票，机票上注明不得退票、不得转签。2004年12月30日15点，浦东机场地区开始下中雪，22点至23点机场被迫关闭1小时，导致该日104年航班延误。次日，MU703航班也由于天气原因延误3小时22分钟起飞，以至阿卜杜勒一行到达香港机场后，未能赶上国泰航空公司飞往卡拉奇的衔接航班。

在浦东机场候机时，阿卜杜勒已经意识到MU703航班延迟到香港，会错过国泰航空公司的衔接航班，于是多次到被告东方航空公司的服务台询问如何处理。东方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让阿卜杜勒填写了《续航情况登记表》，并表示填好表格后会帮助解决。阿卜杜勒及家属到达香港后，东方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向阿卜杜勒告知两个处理方案：一为在香港机场等候三天，然后搭乘国泰航空公司下一航班，三天费用自理；其二为自行出资购买其他航空公司的机票至卡拉奇，约需费用2.5万港元。阿卜杜勒当即表示这两个方案均无法接受。阿卜杜勒的妻子因携带着婴儿，也无法接受东方航空公司的处理方案。最终经香港机场工作人员交涉，阿卜杜勒一行购买了阿联酋航空公司的机票及行李票，搭乘该公司航班绕道迪拜到卡拉奇。为此，阿卜杜勒支出机票款4721港元、行李票款759港元，共计5480港元。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中认为：

根据《瓜达拉哈拉公约》第七条的规定，在阿卜杜勒以作为实际承运人的被告提起的责任诉讼中，东方航空公司虽然有权申请国泰航空公司参加诉讼，但这种申请能否被允许，应由受理法院决定。一审认为香港国泰航空公司与阿卜杜勒要追究的航班延误责任无关，故根据本案案情，衡量诉讼成本，决定不追加香港国泰航空公司为本案当事人，并无不当。

无论何种原因发生航班延误后，被滞留的旅客都有权在第一时间获取尽可能详细的信息，并及时了解后续进展情况，以便根据延误情形对自己的旅途作出最合理选择；航空公司有义务及时播报航班延误信息，并有义务根据每一位滞留旅客的不责骂需要，向其提供航空公司掌握的其他旅途信息，以便该旅客作出正确抉择。MU703航班由于天气原因延误后，作为旅途被阻滞的旅客，阿卜杜勒必然十分关心自己的旅途。其已意识到乘坐延误的航班到达香港后，会错过国泰航空公司的衔接航班，于是多次向东方航空公司询问如何处理。东方航空公司让阿卜杜勒填写了《续航情况登记表》，并表示填好表格后会帮助解决。东方航空公司承认让阿卜杜勒填写过表格，但认为阿卜杜勒填写的是《航班延误信息登记表》，不是《续航情况登记表》。无论是《航班延误信息登记表》还是《续航情况登记表》，对阿卜杜勒的妻子杜琳在登机前填写的表格，东方航空公司始终未能提供，无法证明阿卜杜勒一行是在明知会对自己不利的情形下仍选择登机。通过登机前的申报登记和填表，东方航空公司应当知道阿卜杜勒一行是去香港转乘国泰航空公司飞往卡拉奇的航班，也应当知道这个航班三天才开行一次，更知道阿卜杜勒如果乘国泰航空公司下一航班，就要在中转机场滞留三天且费用自理。在此情况下，东方航空公司有义务将这些不利情况告知阿卜杜勒，以便其自行选择是否乘坐延误的MU703航班飞往香港。东方航空公司不尽这些义务，反而让阿卜杜勒一行填写《续航情况登记表》，并承诺帮助解决，故一审认定东方航空公司“没有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避免因航班延误给旅客造成的损失”是正确的。

东方航空公司主张，在MU703航班延迟到达香港后，因为阿卜杜勒所持的是“不得退票、不得转签”的打折机票，其才拒绝给阿卜杜勒一行转签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而阿卜杜勒对自己的机票“不得退票，不得转签”也是清楚的，无须其另行提醒和告知。机票是国际航空旅客运输合同存在的凭证。旅客支付了足额票款，航空公司就要为旅客提供完整的运输服务。旅客购买了打折机票，航空公司当然也可以相应地取消一些服务。但是，航空公司在打折机票上注明“不得退票，不得转签”，只是限制购买打折机票的旅客由于自身原因而退票和转签，不能剥夺旅客在支付了票款后享有的按时乘坐航班抵达目的地的权利。当MU703航班因不可抗力延迟起飞时，东方航空公司和阿卜杜勒都知道该航班抵达香港后，肯定会错过国泰航空公司的衔接航班；如果要飞往卡拉奇，则必需转签机票。东方航空公司既然不准备在香港机场给注明“不得退票，不得转签”的机票办理转签手续，就有义务在始发机场向阿卜杜勒明确告知，劝阻其乘坐延误的MU703航班。东方航空公司不尽此项义务，以至阿卜杜勒在相信该公司会转签机票的情况下乘坐MU703航班抵达香港，由此陷入既无法走又不能留的艰难处境，无奈之下只得另行购票。东方公司不负责任的处理方式，显然是造成阿卜杜勒机票损失的根本原因。东方航空公司片面强调MU703航班是由于不可抗力造成延误，该公司已将延误信息通知给阿卜杜勒，并遵从阿卜杜勒的意愿将其运抵香港，完成了国际航空旅客运输合同中已方的义务，主张阿卜杜勒的剩余航程与已无关。事实是，如果东方航空公司事先能将飞往香港后的种种不利后果明确告知阿卜杜勒，则阿卜杜勒的损失就有可能避免，故一审认为东方航空公司在始发地未尽告知和提醒义务，根据《1955年在海牙修改的华沙公约》第十九条、第二十条（1）款的规定判令其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东方航空公司未能以证据证明乘机赴香港是阿卜杜勒在未受其任何影响的情况下自愿作出的选择，也未能以证据证明其为了避免因航班延误给旅客造成损失而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故其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四十

四、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进行再审的基础，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或者有证据证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违反调解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的内容违法。纠正原审错误是再审的基本功能。因此，再审应当依据原审的审理范围进行，而不能超出原审范围进行裁判。（2006年第11期）

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与海南省汇富房地产开发公司长沙公司、海南省汇富房地产开发公司合作建房合同纠纷案中，作出（2006）民一终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本案一审程序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基于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因此，本案的审理范围应当受原审审理范围的限制。由于原审调解协议达成前，雄新公司受让的抵押权已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1997）天经初字第354号和367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基于抵押权的追及效力，抵押权人可以向抵押物的最终受让人追偿，故该项抵押权已经获得可以在执行程序中实现的法律依据。原审中，长勘院与汇富公司、汇富长沙公司之间的合作建房合同纠纷并不涉及土地抵押权的内容。故一审判决在维持原审调解协议的同时，对抵押权作出处理，超出了原审的审理范围。

由于雄新公司是基于其申请，由一审法院通知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其诉讼地位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一审判决判令一审原告长勘院向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雄新公司承担责任，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原则。关于长勘院二审期间提出的“申请追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海南省委员会等为本案第三人、请求判决对汇富公司、汇富长沙公司、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金海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公司的法人人格予以否认，判决汇富公司、汇富长沙公司的债务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海南省委员会清偿，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海南从信会计师事务所、湖南高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对汇富公司、汇富长沙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亦超出了本案审理范围。 综上，本案原调解已生效数年，并非确有错误，应予维持。再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

四十

五、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中，确认违约方的赔偿责任应当遵循“可预见性原则”，即违约方仅就其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由于市场风险等因素造成的、双方当事人均不能预见的损失，因非违约方过错所致，与违约行为之间亦没有因果关系，违约方对此不承担赔偿责任。（2006年11期）

最高人民法院在新疆亚坤商贸有限公司与新疆精河县康瑞棉花加工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作出（2006）民二终字第111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于2004年1月2日签订的《棉花购销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应认定为有效。本案为棉花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双方的上诉理由，本案棉花的质量、数量是否合合同约定、亚坤公司是否存在损失以及损失如何计算是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同时，对于定金的认定以及合同应否解除的问题，双方当事人亦存在争议。

一、关于供货数量与质量的认定。依据康瑞公司于2004年1月7日向亚坤公司提交的棉花出厂《检验证书》，康瑞公司应向亚坤公司交付1173.947吨棉花，其中一级棉为337.109吨，二级棉为836.838吨。亚坤公司收到该批货物后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即于同年1月12日与康瑞公司结算完毕。在2004年6月以后，亚坤公司陆续将该批棉花销给广东、四川、湖北等地的客户，各当地纤维检验所对这批棉花重新出具了公证检验证书。截止2004年底，各公证检验证书载明，康瑞公司向亚坤公司交付的该批棉花合计为1111.202吨，其中二级棉为1.618吨，三级棉为523.416吨，四级棉为564.525吨，五级棉为21.643吨。因公证检验证书是认定棉花质量、重量的依据，康瑞公司在合同中承诺对质量、重量负责到底，质量、重量出现问题， 以公证检验为准。同时依据《国家标准GB1103-1999棉花细绒棉》第8.4条关于“棉花检验证书的有效期为一年，从鉴证之日起计算。超过证书有效期的棉花应当重新进行检验，按重新检验结果出证”之规定，康瑞公司应当按照其在2004年1月7日向亚坤公司出具的《检验证书》中载明的标准，在一年之内对所售出棉花的质量、重量信守承诺。依此，将本案《棉花购销合同》、《检验证书》与《公证检验证书》相对照，康瑞公司向亚坤公司少交付皮棉62.745吨；棉花等级由《棉花购销合同》、《检验证书》承诺的二级降为三级、四级。该质量减等、重量亏吨的情形不仅构成违约，而且给亚坤公司造成了实际损失，对此，康瑞公司应当依据合同价格及双方交易时的市场行情向亚坤公司作出赔偿。

二、关于棉花亏吨损失的赔偿问题。康瑞公司与亚坤公司在合同中约定，“质量要求按国家质量标准GB1103-1999执行”，“质量、重量出现重大问题，以公证检验为准”。如前所述康瑞公司向亚坤公司少交付皮棉62.745吨，按照合同价1.69万元/吨计，康瑞公司应向亚坤公司退还货款本金1060390元，并赔偿自2004年1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原审判决未对亏吨损失予以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亚坤公司关于康瑞公司应当向其补偿棉花亏吨损失本金及利息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三、关于质量减等损失的赔偿问题。本案《棉花购销合同》约定，康瑞公司向亚坤公司提供单价为1.69万元/吨的229级（二级）皮棉。根据《公证检验证书》认定的棉花普遍下降一至二个等级以及康瑞公司向亚坤公司实际交付1111.202吨棉花的客观事实，参照原审法院向新疆棉麻公司的咨询情况以及二审承办人向双方委托代理人的询问情况，应认定本案合同签订时的棉花等级差价为200元左右。在平衡双方利益的基础上，本院认定棉花减等的差价损失为400元X1111.202吨=444480.8元，应由康瑞公司向亚坤公司作出赔偿。原审判决认定亚坤公司存在资金损失是正确的，但确认赔偿范围的标准不当。本案合同签订的2004年1月份，恰逢国内棉花市场价格飞涨，但到了2004年

5、6月份以后，棉花市场价格回落，此期间每吨相差5000-6000元。亚坤公司在2004年6月份以后转售的棉花，即使质量等级不变，也必然会出现因市场行情所致的收益损失。原审判决认定的亚坤公司本金损失6659358.11元不仅包括了棉花减等的差价损失，亦包括在此期间因市场行情下跌所造成的收益损失。该部分收益损失显属市场风险造成的，非为双方当事人所能预见，亦非康瑞公司过错所致。因康瑞公司与该部分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康瑞公司不应承担市场行情变化导致的亚坤公司的收益损失。原审判决将亚坤公司在市场行情低迷时基于转售关系所形成的销售价格与本案行情高涨时形成的购买价格之差作为亚坤公司的损失由双方分担显属不当，不仅合同关系各不相同，亦有违公平原则及过错责任原则，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亚坤公司关于康瑞公司应补偿其棉花收益损失6152857.22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亚坤公司在购买棉花时所发生的实际损失，即棉花重量亏吨损失及质量减等的差价损失予以确认，对于其他损失部分，即市场风险所致的收益损失，转售期间发生的运输费用、与案外人发生的借贷利息损失均因缺乏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而不予支持。

四、关于本合同是否应予解除问题。在本案的买卖合同中，因康瑞公司少交货及与合同约定质量不符部分货物的价值合计为1504870.8元，约占合同总金额19393348.4的8%，不仅违约部分价值不高，而且并未因此实质剥夺亚坤公司再次转售从而获取利润的机会，并不影响亚坤公司合同目的的实现。亚坤公司主张其购买棉花的目的不是转售，而是用于加工，显与事实不符。亚坤公司共实际购得棉花1111.202吨，在收到货物长达五个月之后才将225.179吨棉花调运至新疆博州棉纺织有限公司用于纺纱加工，在此之前亚坤公司已将大量棉花用于转售。鉴于亚坤公司未能提交其所购棉花将全部用于加工的相应证据，故其关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于棉花因质量减等所造成的违约损失，是可以依据双方签订合同时的棉花等级差价、通过康瑞公司以现金补偿的方式予以救济的。在康瑞公司与亚坤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亚坤公司业已将棉花全部售出的事实基础上，本院认为康瑞公司不适当履行合同的行为仅构成一般违约，并不构成根本违约，并不影响亚坤公司合同目的的实现，不构成《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关于解除合同的法定条件。故原审判令解除本案合同已无必要，本院予以纠正。

五、关于定金的认定问题。原审判决以亚坤公司支付650万元时仅写明是货款、未写明定金为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认定亚坤公司并未向康瑞公司交付定金，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合亚坤公司在与康瑞公司结算六个月之后才提出质量异议、《公证检验证书》未能通知康瑞公司到场，棉花品质在次年十月份以后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易、减等等客观情况，在兼顾平衡各方责任的基础上，本院将亚坤公司的损失确认为重量亏吨损失1060390元本金及利息（自2004年1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计付），质量减等损失444480.8元。对于亚坤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 四十

六、（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经过公证程序证明的法律事实，除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外，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如果采取的取证方式本身违法，即使为公证方式所证明，所获取的证据亦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2）尽管法律对于违法行为作出了较多的明文规定，但由于社会生活的广泛性和利益关系的复杂性，法律更多时候对于违法行为不采取穷尽式的列举规定，而是确定法律原则，由法官根据利益衡量、价值取向作出判断。（3）鉴于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行为隐蔽性较强，调查取证难度较大，被侵权人通过公证方式取证，其目的并无不正当性，其行为并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同时该取证方式也有利于解决此类案件取证难度问题，有利于威慑和遏制侵权行为，有利于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故其公证取证方式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所获取的证据亦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4）被控非法安装、销售盗版软件的行为人，如果不能就其安装、销售的软件的来源提供相关证据，则应推定其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复制权及发行权。

最高人民法院在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与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作出（2006）民三提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

2001年7月20日，北大方正公司的员工以个人名义与高术天力公司签订了《电子出版系统订货合同》，约定供货内容为KATANA FT-5055A激光照排机，单价为41.5万元。北大方正公司员工主动提出要买盗版方正RIP软件和方正文软件，高术天力公司的员工称该项不能写入合同，但承诺卖给北大方正公司盗版软件。合同签订后，北大方正公司分别于2001年7月20日和8月23日，向高术天力公司支付货款共394250元，尚欠货款20750元。高术公司分别于2001年7月23日和8月23日，向北大方正公司的员工出具了收取上述款项的收据。2001年8月22日，高术天力公司的员工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永乐小区84号楼503室北大方正公司的员工临时租用的房间内，安装了激光照排机，并在北大方正公司自备的两台计算机内安装了盗版方正RIP软件和方正文合软件，并提供了刻录光盘。北大方正公司支付了房租3000元。

应北大方正公司的申请，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先后于2001年7月

16、7月20日、7月23日和8月22日，分别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永乐小区84号楼503室、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6号北楼120室及南楼418室北京后浪时空图文技术有限公司，对北大方正公司的员工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与高术天力公司联系购买KATANA FT-5055A激光照排机设备及高术天力公司在该激光照排机配套使用的北大方正公司自备计算机上安装盗版的方正RIP软件、方正文合软件的过程进行了现场公证，并对安装了盗版方正RIP软件、方正文合软件的北大方正公司自备的两台计算机及盗版软件进行了公证证据保全，制作了公证笔录五份。北大方正公司支付公证费1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涉及北大方正公司取证方式的合法性、被控侵权行为的性质以及赔偿数额的确定等争议焦点问题。

（一）关于本案涉及的取证方式是否合法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经过公证程序证明的法律事实，除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外，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高术天力公司安装盗版方正软件是本案公证证明的事实，因高术公司、高术天力公司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对于该事实的真实性应予认定。以何种方式获取的公证证明的事实，涉及取证方式本身是否违法，如果采取的取证方式本身违法，即使其为公证方式所证明，所获取的证据亦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为，如果非法证据因其为公证所证明而取得合法性，那就既不符合公证机关需审查公证事项合法性的公证规则，也不利于制止违法取证行为和保护他人合法权益。二审法院在否定北大方正公司取证方式合法性的同时，又以该方式获取的法律事实经过公证证明而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是不妥当的。在民事诉讼中，尽管法律对于违法行为作出了较多的明文规定，但由于社会关系的广泛性和利益关系的复杂性，除另有明文规定外，法律对于违法行为不采取穷尽式的列举规定，而存在较多的空间根据利益衡量、价值取向来解决，故对于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行为，主要根据该行为实质上的正当性进行判断。就本案而言，北大方正公司通过公证取证方式，不仅取得了高术天力公司现场安装盗版方正软件的证据，而且获取了其向其他客户销售盗版软件，实施同类侵权行为的证据和证据线索，其目的并无不正当性，其行为并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加之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行为具有隐蔽性较强、取证难度大等特点，采取该取证方式，有利于解决此类案件取证难问题，起到威慑和遏制侵权行为的作用，也符合依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精神。此外，北大方正公司采取的取证方式亦未侵犯高术公司、高术天力公司的合法权益。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申请再审的理由正当，应予支持。据此，本案涉及的取证方式合法有效，对其获取证据所证明事实应作为定案根据。二审法院关于“此种取证方式并非获取侵权证据的唯一方式，且有违公平原则，一旦被广泛利用，将对正常的市场秩序造成破坏”的认定不当。 二）关于本案侵权行为的定性问题：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诉请的对象是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非法复制、安装、销售盗版软件的侵权行为，因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未就其销售的盗版软件的来源提供相关证据，故应推定其侵权行为包括复制，即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侵犯了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方正RIP软件和方正文合软件的复制权和发行权。

（三）关于复制、销售盗版软件数量和损害赔偿数额问题：根据公证证明的内容，高术天力公司的员工陈述除向北大方正公司销售了盗版软件外，还向后浪公司等客户销售了“兼容的”同类盗版软件并提供了“客户名单”，对此，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其中，向后浪公司销售同类盗版软件的事实，也为北大方正公司在二审判决后的维权行动所印证。虽然一审、二审法院没有对审计报告中涉及的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销售激光照排机82套、单独销售13套RIP软件的事实进行质证，但前述事实足以证明，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销售盗版软件的数量并非一套。一审法院以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复制销售盗版软件实际数量和所获利润均难以查清，根据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软件的开发成本、市场销售价格及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实施侵权行为的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依据当时著作权法的规定，酌情判令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赔偿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损失60万元并无明显不当。二审法院只支持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一套正版软件的赔偿数额13万元没有依据。

（四）关于相关费用应如何分担的问题：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主张应由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承担费用包括诉讼费、保全费、取证费及审计费等，其中取证费包括公证费、购机款、房租。对于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的该项请求，一审法院全部予以支持并无不当。鉴于涉案的激光照排机在二审判决后被北大方正公司所属公司变卖，北大方正公司表示放弃该项支出的赔偿请求应予准许。 四十

七、（1）依照法定程序收集的电子文件如果与案件关联，并在与其他证据印证后能够客观地反映额件真实情况，依法可成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2）行为人通过网络实施的虚拟行为如果对现实生活中刑法所保护的客体造成危害构成犯罪的，应当受刑罚惩罚。（3）秘密窃取网络环境中的虚拟财产构成盗窃罪的，应当按该虚拟财产在现实生活中对应的实际财产遭受损失的数额确定盗窃数额。虚拟财产在现实生活中对应的财产数额，可以通过该虚拟财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交易价格来确定。（4）盗窃罪的犯罪对象是种类繁多的公私财物，盗窃公私财产的种类不同，认定盗窃既遂、未遂的方法就会不同。审判实践中，不存在唯一的具体案件盗窃未遂认定标准，应当根据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着手实行犯罪”、“犯罪未得逞”、“犯罪未得逞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等三个条件，结合盗窃他人的虚拟财产，只要盗窃行为已实现了非法占有该虚拟财产在现实生活中所对应的被害人财产，理当认定犯罪既遂。至于行为人是否对赃物作出最终处理，以及被害人事后是否追回该虚拟财产，均与行为人已完成的犯罪形态无关。(2006年第11期)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在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诉孟动、何立康网络盗窃案中认为：

（一）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电子文件与传统的文字原件不同，有易被复制、修改和删除的特性，因此不具有靠其内容独立发挥证明作用的功能。但是，电子文件如果与案件关联，在与其他证据印证后能够客观地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且该电子文件是合法取得的，依法也可以成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判断某一电子文件能否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使用，首先应审查其来源是否属实、合法。这些电子证据虽然都不能单独证明案件事实，但将其与相关的证人证言、孟动770号牡丹卡进出账情况等证据相印证，就可以得出排他性的结论。电子文件在排除了合理怀疑并与其他证据印证后，可以纳入证据链中，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二）Q币和游戏点卡是腾讯公司、网易公司在网上发行的虚拟货币和票证，是网络环境中的虚拟财产。用户以支付真实货币的方式购买Q币和游戏点卡后，就能得到发行Q币和游戏点卡的网络公司提供的等值网上服务，因此Q币和游戏点卡体现着网络公司提供网络服务的劳动价值。被害单位茂立公司是Q币和游戏点卡的代理销售商，按照合同约定的折扣，通过支付真实货币，从腾讯公司和网易公司得到Q币和游戏点卡。荗立公司付出对价后得到的Q币和游戏点卡，不仅是网络环境中的虚拟财产，也代表着荗立公司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享有的财产，应当受刑法保护。

四十

八、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安全保障义务人应当在合理限度范围内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合理限度范围应当根据一般常识来确定。在安全保障义务人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前提下，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因为自身判断错误导致损害事实发生的，后果由行为人自己承担。（2006年第11期）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马青等诉古南都酒店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中作出前述判断。南京市玄武区玄武门22号楼房为被告江苏展览馆所有，由被告古南都酒店承租。该楼房二楼207室的窗户上安装着限位器，窗外装有空调室外机，空调室外机下方有一个平台，窗户及窗外平台均由古南都酒店建造和安装。后转租给被告信泰证券公司下属的分支机构被告信泰证券营业部作为开展证券业务的场所。

2005年11月1日，原告马青之子钱进在被告信泰证券营业部的207室内进行股票交易。上午10时许，因晾晒在窗台上的鞋垫落到窗外平台，钱进用螺丝刀卸开207室窗户上的限位器，翻窗到窗外平台欲捡回鞋垫，因平台底板塌落而坠楼，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南京中院经审理认为：被上诉人古南都酒店作为涉案房屋的出租人、管理者，被上诉人信泰证券公司、信泰玄武门营业部作为在该房屋内经营证券业务的经营者，其安全保障义务只能在合理限度内履行。涉案房屋内没有通向平台的门，常人据此应当能判断窗外平台是不允许进入的。加之207室的窗户还有限位器限制窗户开启的幅度，正常情况下人们不可能通过窗台到达平台。就正常认知水平而言，无论是古南都酒店还是信泰证券公司、信泰证券营业部，都无法预料室内人员会动用工具卸开限位器翻窗到达平台。因此，要求古南都酒店、信泰证券公司、信泰证券营业部对207室窗外平台的危险性再予警示，超出了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应当维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驳回。 四十

九、（1）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只能在该建筑物中自己专有的部位行使所有权四项权能，未经该建筑物的其他区分所有权人和物业经营管理者、维修者许可，不得对该建筑物的共用部位行使权利。（2）公有住房售出单位对公有住房的共用部位承担着维修责任。售出单位在与公有住房买受人签订的售房协议中，为了不加重自己一方在住房售出后的维修负担，约定买受人不得实施有碍公有住房共用部位安全的行为，这样的约定没有限制买受人正当行使自己的权利，因此是合法有效的。（2006年第11期）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郑州二建公司诉王良础公有住房出售协议违约纠纷案中作出如上判断。

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92号院1号楼，是原告郑州二建公司于1980年底建设的五层公有住宅楼，其中11号房间位于一层且临街，分配给本公司职工、被告王良础居住。1996年住房制度改革中，王良础购买了11号房间。公有住房出售并由买受人住用5年后，依法可以进入流通领域。2000年9月1日，为办理房屋进入市场流通所需的房屋所有权证，郑州二建公司与王良础补充签订一份《公有住房出售协议书》，约定住房售出后，郑州二建公司负责保修期内的维修，保修期过后，郑州二建负责外墙面、走廊通道及其他共用部位的维修。合同还约定：未经出售方同意，买受方不得实施挖门、窗、打隔墙等改变房屋结构的行为，不得侵占房屋共用部分，也不得妨碍他人对房屋共用部分的正常使用。2004年，王良础在11号房间的监街墙上开挖了门窗，原告郑州二建认为王良础的行为违约，在劝阻无效后诉至法院。王良础认为郑州二建已将该楼房出售，现在郑州二建既不是1号楼业主委员会，也不是1号楼物业管理者，更不是1号楼的房屋所有权人，无权因1号楼的使用问题起诉被告；另外，原告向被告出售1号楼11号住房时，双方确有签订过协议，协议第六条里也确实有“不准开挖门、窗”的规定。房屋既然出售，买受人就是房屋所有权人，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规定，有权对自己的财产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协议第六条侵害买受人对房屋的所有权，违反了民法通则的规定，是无效条款，没有法律约束力。被告只是对自己的房屋依法行使所有权，并不违约，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 郑州中院经审理认为：

（一）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92号院1号楼，是被上诉人郑州二建建设的一幢五层公有住宅楼。郑州二建既是1号楼的建设单位，也是1号楼的售房单位。任何一幢楼，都由各个房间等可供独立使用部分以及楼盖、屋顶、梁、柱、内外墙面、基础和上下水管道等整幢楼房的共用部分组成。建设部1992年6月15日发布的《公有住宅售后维修养护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住宅的共用部位，是指承重结构部位、外墙面、楼梯间、走廊通道、门厅、楼内自行车存车库等。”第六条：“公有住宅出售后，住宅共有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由售房单位承担维修养护责任，也可以由售房单位在售房时委托房地产经营管理单位承担维修养护责任。”根据这一规定，郑州二建在《公有住房出售协议书》第五条中明确了自己对1号楼共用部位的维修责任，在第六条中从楼房维修者的角度出发明文禁止楼房使用者实施有碍楼房安全的行为。这一条内容有利于延长楼房的使用寿命，且不影响楼房使用者依法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因此是合法有效的协议条款。

（二）被上诉人郑州二建出售给上诉人王良础的11号房间，位于1号楼一层，是1号楼的组成部分，并非独立房屋。鉴于楼房的建筑特性，王良础对11号房间享有的所有权，并非独立、完整的所有权，而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只是对整幢建筑物中属于其专用的部分享有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在内的完整所有权；而整幢建筑物中的共用部分，则由整幢建筑物的全部区分所有权人共有。11号房间的临街墙，是1号楼不可或缺的共用部分，不能由王良础专有。王良础未经许可在此墙上开挖门、窗，此举不仅侵犯1号楼中其他共有权人的共有权利，也因违反了《公有住房出售协议书》第六条的约定，而应当对郑州二建承担违约责任。

（三）根据《公有住宅售后维修养护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被上诉人郑州二建虽然不是1号楼的物业经营单位，也不是1号楼的业主委员会或者房屋所有权人，但在1号楼售出后至新的物业经营管理单位接手前，作为1号楼的建设单位、售房单位，郑州二建公司对1号楼的共用部位承担着维修责任。上诉人王良础在1号楼11号房间临街墙上开挖门窗加重了郑州二建的维修负担，直接影响到郑州二建的利益，郑州二建有权依照《公有住房出售协议书》起诉王良础的违约行为。

综上所述，《公有住房出售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真实有效。上诉人王良础违反协议约定，在1号楼共用部位擅自开挖门窗，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郑州二建以《公有住房出售协议书》的签约方、1号楼维修管理者的身份，起诉追究王良础的违约责任，要求王良础恢复原状，并无不当。

推荐第7篇：学习最高院工作报告心得体会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司法公正为同步小康保驾护航

2018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在23页12700余字的内容中，将过去5年人民法院工作的力度、温度与成绩全面呈现出来，作为成绩组成的一部分，我感受颇深。

一是前所未有的使命感。“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对人民法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聆听、阅读最高人民法院报告，深感责任神圣、使命光荣，作为地处西部的三穗法院，我们必须坚持以近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想为统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的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为三穗县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同步小康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二是作为法院人的自豪感。“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8896.7万件，审结、执结8598.4万件，结案标的额20.2万亿元，同比分别上升58.6%、55.6%和144.6%......”作为提供数据的一份子，5年来贵州省三穗县法院受理案件6000余件，在全院干警主动担当、无私奉献下，审判执行工作取得了良好成绩，虽然对比全国的数据微不足道，但也为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事业添上了一抹色彩。

三是敢为人先的责任感。报告指出，人民法院工作的发展进步，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得益于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大环境，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越走越宽广，法治中国前景无限光明。宪法和法律赋予我们审判职责，不为民司法、不维护公平正义，那就是失职渎职。身处法治勃兴的时代，面对无限光明的法治中国前景，要以敢为人先的责任感，紧随司法责任制改革浪潮，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四是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报告指出，基层法院队伍断层、人才流失问题较为突出，基层司法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一些法院办案压力巨大，有的法官长年超负荷工作，身心状况堪忧。贵州省三穗县法院2017年全年受理案件1723件，法官人均受理案件数123件，与发达地区相比案件数甚至不足一半，但已然存在“白+黑”、“5+2”的超负荷工作。案件数不断增加已然是当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加强办案效率、提升干警素质已然是不可或缺。必须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向先进法院及发达地区法院学习进步，及时出台制度，紧随案件增长规律，才能紧随司法浪潮，为公平正义事业舔砖加瓦。

推荐第8篇：保险最高院典型案例

最高法四起典型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7月24日发布许云鹤与王秀芝等四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典型案例，其中3起为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指出法院审案要排除社会舆论的压力。其中一些案例仍引起争议，如曾明清诉彭友洪、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蜀都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是共同危险行为、等价因果还是按份责任。本期专题针对四起典型案例展开讨论，包括观点分析、类似案件等，投稿邮箱30090032@qq.com。

附：

1、陈某某人身损害赔偿案

一、基本案情

杜**(88岁)与陈**(小学学生)系同村村民,2009年1月4日在双方住房附近的街道上,陈**将杜**撞倒在地。杜**被送住院治疗,经医生诊断为:

1、心房纤颤;

2、右股骨粗隆间粉碎性骨折。花费医疗费人民币2121.85元。半年后,卫生所再次诊断为右下肢骨折,合伴感染。同年8月17日,杜**去世。杜**亲属要求陈**及其法定代理人赔偿包括死亡赔偿金在内的各项损失94145元。陈**一方辩称,陈**是要去上学时发现杜**躺在水沟里,主动上前要把她扶起来,根本没有撞倒杜**,其行为完全是助人为乐。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1月8日,被告陈**的祖父陈国华出具一张便条交原告收执,该便条载明:“经征求**意见,不报警私了,一切由我自负。2009年1月8日 陈国华。”2009年1月10日,原告陈孙权、陈孙胜、陈东辉(即杜**之子)出具一张收据交陈国华收执,该收据载明:“今收到第二监护人陈国华现金壹仟伍佰元正,[因其孙撞倒杜**造成骨折。(前收据已由国华烧掉,以本据为准)]。 收款人:陈孙权 陈东辉 陈孙胜 二00九年一月十日 ”。

二、裁判结果

福建厦门同安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陈国华作为陈**的长辈,在事发当日即到现场,从其出具的“私了”便条和其提供的“收据”内容分析,可以认定陈国华确认了陈**撞倒杜**的事实。虽然陈国华主张该便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系受到欺骗或威胁而写下,结合其已支付1500元的事实也表明其同意承担赔偿责任。就死亡后果与此次摔伤间的因果关系看,杜**摔倒骨折并非导致其死亡的唯一原因,结合本案实际,本院确定杜**的摔伤在其死亡结果中占有20%的原因力。陈**对杜**的摔伤结果存在过错,但杜**的子女未尽好监护义务导致其在巷道里摔倒同样存在过错,故原告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本院因此酌定被告陈**与原告各承担50%的责任。结合杜**摔伤与其死亡结果的原因力比例,法院确定,杜**因伤就医的损失为13321.85元,死亡造成的损失59925元。判决被告方承担杜**受伤、死亡造成经济损失为(133321.85元+59945*20%)*50%=12655.43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中,双方对侵权人是否实施侵权行为的事实各执一词,在此情况下,原告方提出的被告方在处理此事的过程中承认侵权行为的书面证据,就成为认定事实的关键。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在被告方不能提供证据反驳案涉书面证据的情况下,法院根据书面证据认定被告的侵权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2条的规定。此外,在赔偿责任的负担上,法院对于侵权行为与被侵权人死亡结果之间原因力的区分和确认,以及对最终赔偿责任的合理划分,亦有借鉴意义。

2、吴俊东、吴秀芝与胡启明、戴聪球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11月23日,吴俊东驾驶吴秀芝的鲁DK0103普通正三轮摩托车在全宽6米的机非混合车道超车时,与胡启明驾驶的无号牌电动自行车(搭载其妻戴聪球)发生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失控侧翻致胡启明及戴聪球二人受伤,随后吴俊东送二人至医院治疗。双方就吴俊东是否谨慎驾驶及其所驾摩托车与胡启明所驾电动自行车是否发生刮擦及碰撞,各执一词。交管部门对事故成因及责任无法认定。超车过程中,胡启明车辆靠道路右侧行驶,距道路右边半米左右,吴俊东车辆距离道路右边一米多远,两车横向距离为40—50厘米。吴俊东超车时为五档,迎面有一黑色轿车快速驶来,吴俊东称感觉有点危险。事发现场道路平坦,事发时除黑色轿车外无其他车辆经过。事故车辆经检验均符合安全技术标准;吴秀芝的车辆未投保交强险。

二、裁判结果

浙江金华中院二审认为,吴俊东驾驶三轮摩托车超越胡启明电动自行车时,其车速较快;结合吴俊东超车前未注意到对向快速驶来的黑色轿车看,可以认定其未尽谨慎驾驶的注意义务。交管部门的事故责任证明虽未能证实两车是否发生碰撞或刮擦,但从证人证言反映的情况看,正是在吴俊东超车过程中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发生左右晃动而侧翻,结合事故现场的其他情况,根据民事诉讼法高度盖然性的司法原则,审理法院认为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翻车与吴俊东驾三轮摩托车超车中疏忽大意存在因果关系,吴俊东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胡启明驾驶电动自行车搭载成年人违反道路安全法亦有过错,双方按三七比例承担胡启明等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等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三、典型意义

法律事实不同于客观事实,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也不同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我国民事诉讼采取的是高度盖然性标准。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法院根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结合吴俊东超车前未注意到前方驶来的车辆,超车时车速较快(五档),与胡启明车辆横向距离较短(仅为40-50厘米),从而认定超车过程中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发生左右晃动而侧翻与吴俊东的超车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案合理界定了超车时驾驶人的注意义务范围,在证明标准及事实认定方面具有指导意义。

3、许云鹤与王秀芝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10月21日中午,许云鹤驾驶未投保交强险的轿车并道时,与违法翻越中心隔离护栏的王秀芝发生交通事故。王秀芝倒地受伤,造成右下肢受伤。现场勘查显示,许云鹤所驾车辆停在中心隔离栏边的第一条车道,车辆左前部紧挨中心隔离栏,左前轮压着中心隔离栏桩基,车辆与隔离栏呈约45度夹角。许云鹤称王秀芝属跨越护栏时被绊自行摔伤,与己无关。因无现场证人及直接证据,当地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证明并未对该起事故责任予以划分。王秀芝起诉请求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等16万余元。二审期间,经王秀芝申请并经征询双方意见,审理法院依法选择相关司法鉴定机构对王秀芝的伤情成因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王秀芝右膝部损伤符合较大钝性外力直接作用所致,该损伤单纯摔跌难以形成,遭受车辆撞击可以形成。

二、裁判结果

天津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本案系许云鹤与王秀芝在道路通行中因过错或意外而发生的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事件,属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范围。关于许云鹤的驾车行为是否致害王秀芝的问题,二审认为虽无事故现场监控录像及目击证人等直接证据,但根据相关证据亦可认定。交管部门的现场勘查及事发时许云鹤车辆的位臵,符合紧急情况下避让制动停车状态;司法鉴定意见认为王秀芝的腿伤符合较大钝性外力由外向内直接作用的特征,且腿伤高度与案涉车辆制动状态下前保险杠防撞条高度吻合,符合车辆撞击特征,单纯摔跌难以形成;事故现场无致伤的第三方、从王秀芝尚能从容跨越护栏亦可排除其之前被撞受伤的可能性。鉴定单位及人员具有相应的鉴定资质、接受质询分析清楚、说明充分,送检材料亦经过双方质证。二审认为,上述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王秀芝腿伤系许云鹤驾车行为所致;许云鹤称王秀芝属自行摔伤,其停车救助的理由不能成立。许云鹤驾驶机动车未尽高度谨慎的安全注意义务,应承担40%的过错责任;王秀芝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行人不得跨越、倚坐道路隔离设施”的规定,应承担60%的过错责任。因许云鹤未履行交强险之法定投保义务,审理法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交强险的有关规定,判决许云鹤于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医疗费赔偿限额1万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赔偿10.7万余元。

三、典型意义

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对于一些无监控录像、无目击证人,且双方当事人对于事故原因又各执一词的情形,人民法院如何认定事实是一大难点,本案即具有典型意义。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秀芝的腿伤是否为许云鹤的驾车行为所致。对此,二审法院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伤情成因鉴定。鉴定机构经过鉴定,认为受害人伤情符合车辆撞击特征,单纯摔跌难以形成。同时,由于事发时并无第三方车辆,且受害人尚能从容跨越护栏,故可以认定王秀芝的腿伤乃许云鹤的驾车行为所致。此外,由于许云鹤违反法律规定,未购买机动车交强险,故而承担了交强险项下的赔偿责任。如果其依法购买交强险,该责任原本是可由保险机构承担的。

4、曾明清诉彭友洪、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蜀都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事实

2011年10月10日19时左右,未知名驾驶人驾驶未知号牌货车与横穿马路的曾**相撞后逃逸;后有未知名驾驶人驾驶未知号牌机动车碾压倒地的曾**后亦逃逸。19时05分许,彭友洪驾驶自有的川A211R9号小型轿车(该车在平安财保蜀都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不计免赔限额为2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途经事发路段时,由于刹车不及,从已倒在道路中间的曾**身上碾压过去(其自述碾压部位为曾**胸部),随即停车报警。19时21分,医护人员到场,经现场抢救,确定曾**已无生命体征,出具了死亡证明书,载明曾**死亡时间为19时34分。交警部门亦对现场进行了勘验、拍照,并制作了现场图,上述材料显示:道路基本情况为城市道路,双向8车道,道路中心由双实线分隔,事故现场附近无人行横道,路上血迹、曾**倒地位臵、川A211R9号车辆均位于靠近双实线的车道内,周围无拖拉痕迹。同月19日,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所出具《DNA鉴定报告》,鉴定意见为:川A211R9轿车前保险杠下部和轮胎上提取的血痕样本属于曾**。同月26日,成都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尸检报告》,载明检验意见为:“推断曾**的死因为颅脑、胸腹部复合性损伤致死亡,建议进行尸体解剖明确致死方式。”但经彭友洪与曾**亲属协商,未进行尸体解剖。2011年11月14日,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未知名驾驶人肇事后逃逸为由,确定未知名驾驶人均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还载明:彭友洪驾车未确保安全,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由于无法证实曾**死亡是否因与川A211R9号车相撞所致,故不能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由于未找到逃逸车辆,曾**之父曾明清(系曾**的唯一继承人)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彭友洪、平安财保蜀都支公司赔偿因曾**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424 576.50元。

二、裁判结果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在彭友洪驾车碾压曾**之前,有未知名驾驶人先后驾车与曾**相撞并逃逸。未知名驾驶人与彭友洪虽无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但每个人分别实施的加害行为都独立构成了对曾**的侵权,最终造成了曾**死亡的损害后果,该损害后果具有不可分性,且每个人的加害行为均是发生损害后果的直接原因,即每个人的行为都足以造成曾**死亡。因此,原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确定彭友洪与肇事逃逸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连带责任中的每个人都有义务对被侵权人承担全部责任。被请求承担全部责任的连带责任人,不得以自己的过错程度等为由主张只承担自己内部责任份额内的责任。在其他肇事者逃逸的情况下,曾明清请求彭友洪承担所有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故判决:1.平安财保蜀都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曾明清310 212元;2.彭友洪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曾明清8099.60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审理之时曾广受关注,一些媒体将本案简化为“三车碾压老人致死,前两车逃逸第三车担责”的标题式报道。部分社会公众从普通情感出发,认为由第三车承担全部责任不合情理,可能助长“谁救谁倒霉”、“好人没好报”的社会心理。然而,从事实层面而言,第三车碾压之时,受害人并未死亡,究竟哪一辆车的行为致受害人死亡无法确定,但根据尸检报告、勘验笔录等证据,可以确认每一辆车的碾压行为均足以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后果。这属于《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所规定的聚合因果关系,行为人之间需承担连带责任。彭友宏发现碾压后果及时停车报警,救助受害人,是履行公民责任的诚信行为,值得赞赏和提倡,而就事件后果而言,由于有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分担机制,车主自身承担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并不重。但反观肇事后逃逸车辆的未知名驾车人,一方面,在法律上其乃肇事后逃逸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时时有可能被抓捕归案;另一方面,逃逸之后其内心也将时时受到良心的谴责而无法安宁。与主动救助相比,逃逸的后果无疑是更为严重的。

推荐第9篇：最高院申请再审指南

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指南

再审或申诉案件是所有案件中最棘手最难办的，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的案件尤其如此。因为见到许多申诉人因为不懂得办事程序失望而归，故将本人的从业经验作一简要总结，希望给还在申诉路途上的朋友特别是北京外地的朋友一些有益的帮助。要想申请再审，第一步是向法院递交材料。有许多朋友（包括外地律师）都吃过不少苦头。本文只简要介绍到递交材料这一步，其后的审判程序暂时不作介绍。因为法律规定的言论自由是有限度的，更深入的交流请直接联系作者。

一、最高人民法院负责申诉、申请再审或接待全国群众来访的办公地点在哪里？

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最高人民法院的本部。

其实最高人民法院负责接待全国来访、申诉、申请再审的地点在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红寺村40号。其咨询电话为010-67550300，该电话“对本院正在审理的案件进展情况及来信办理情况，本电话不作答复”。

1.接待时间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的接待时间为每周

一、

二、

四、五的上午8:00-11:30；下午13:30-16:30。当事人填写的表格已分为红、黄、蓝三种颜色，以区别初访和再访。

2.不再对原来的五个省份进行限制，即对全国人民一视同仁，这是一个进步。

3.为律师开辟了“律师专用通道”，律师可以直接进入大厅，免去了普通当事人所需要的排队程序。这次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对本人进行安检，这也是一个进步。提醒律师同仁注意：1.同过去相比，现在必须提交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含年检页）；2.你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下，为保障自身安全，不要散发名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更不要主动为他人提供咨询。3.不要拍照或录音。

4.如果是申请再审，受理窗口只对文件进行形式审查，不作实质内容审查，故对再审材料在形式的要求极为严格。

5.对需要准备的文件作一个补充：

(1)《再审申请书》的份数为原裁决书上载明的当事人个数,必须提交原件。例如，如果原裁决书上有四方当事人，由必须提供四份《再审申请书》。

(2)请将证据分类编号，并简要说明证据形成时间、来源、主要内容或证明目的。可列为表格的形式。

二、去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应当准备哪些材料？

（一）应当准备如下基本文件：

第一部分：

1.一审裁判文书；2.二审裁判文书；3.再审申请书。

请勿必带上裁判文书的原件供法院核对。

所谓裁判文书，包括民事判决书和民事裁定书，且生效裁判文书的级别必须是省级法院以上。在进门的时候，法警会要求来访人提供裁判文书，然后才予以放行。但如果裁判文书是由黑龙江、辽宁、内蒙古、河北、河南五省出具的，则法警很可能不予放行。因为最高法院在这几省派驻了工作组，法院要求来访人在本省处理。即使这几省的当事人进到申请大厅，法院也“只登记不予接待”。

所以，请这几省的当事人要特别注意，不要千里迢迢来到京城，最后却得到一个不予接待的答复。

当事人需要将

一、二审裁判文书按照原审裁判文书排版的样式，输入电脑打成Word文档，连同再审申请书的电子版刻成一张光盘，以便向法院提交。请注意，不要把文件扫描进去编成一个word文档，因为那样的文件无法自由剪切和编辑。最高法院的规定是“可以提交再审材料的电子文本”。在实践中，如果申请人是法人，必须提交电子文本；如果是自然人，一般也会要求交。除非得到法官允许，请不要试图通过发电子邮件或使用可移动硬盘的方式提交电子文本。之所以这么要求，是为了使法官在出具相关文件时不用打太多的字，可以直接引用当事人的电子文本。

强烈建议当事人遵守规定，将文件的电子版刻成光盘；最好刻两张，以防所刻的光盘在法官的电脑上读不出来。

第二部分：

支持申请再审的主要证据。请注意，是主要证据，并非全部证据。请将证据分类编号。

第三部分：

主要是手续文件，包括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法人要提供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自然人要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如果有代理人需要提供授权委托书。

（二）须规范整理再审材料。

除手续文件外，来访人宜将再审材料按如下顺序编排：①再审申请书；②一审裁判文书；③二审裁判文书；④支持再审的证据目录及相关证据。⑤光盘。全部文件请用A4纸复印或者打印；要求全部文件上的字迹或图形清晰可辨；如果原文件上有印章，则要求复印件上也能显示印章。请仔细检查每一页文件，如果文件上有数字或字母或文字不清，请立即修正。

请按“再审被申请人的个数+1”的标准准备向法院递交的再审材料的套数。即如果再审被申请人只有一个，则需要提交的再审材料为两套，一套给法院，一套给再审被申请人。如果再审被申请人不只一个，则需要相应增加再审材料的份数。申请人最好自留一套；如果是代理人，则代理人还应当留一套。

三、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接待室之后的基本办事程序是什么？

1．填表

进入接待大院之后，能见到左右两个窗口。所有初次来上访或申诉的人都可以到右面窗口领取一张表格。上面会要求来访人填写一些基本信息：包括来访人基本信息；因何事申诉；对何裁决不服；要求申诉人用简要的语言概括案件基本情况和申诉理由。请注意，领表窗口只在接待日的上午8:00~9:30和下午13:30~14:30发放表格；所领取的表格上均盖有当天日期；交表窗口下班时间一般晚一些。请遵守工作时间的规定，去晚了就领不到表了。

2．交表

表格填好之后，申诉人可到左边的交表窗口交表。表格分上下两部分，上面的部分交给法院，下面一截由申诉人保管作为回执。里面的工作人员会根据表格将基本信息输入法院内部的系统，对申诉人来访的目的进行基本的分类：主要有民事、刑事、国家赔偿、行政、执行等类别，在有些大类下面还按省份分成更小

的类别。

3．排队等叫名

表格上交后，法院会将来访人填写的表格分类，将其转交给负责接访的法官。一般情况下交完表后，来访人便可到接待室里面的电子显示屏里看到自己的名字。接待大院里有左右两个电子显示屏，右屏显示一些与申诉有关法律法规；左屏显示各类来访人的排队情况，例如某一类别初访多少人，再访多少人，已谈多少人，未谈多少人。

法院会通过院内的大广播通知来访人，要求进入其办公区接受谈话。

每位来访人每个月（自每月1日至31 日）只用填一次表就行了，不必重复填写；所填表格当月有效。重复填也没用，因为名字已经在电脑系统里了。每位来访人每个月有三次被叫到名字的机会，如果错过了，就得等下个月再来。

对省高院的裁决文书申请再审的人数一般不多，来访人等一两天就有可能被叫名。其他类别的人比较多，等待的时间就可能长很多。所以，要有足够的耐心。当然，有些室的接访法官也会主动给来访人打电话，简要告知来访人应当准备的材料及相关要求，也有可能会与当事人约定一个时间。

当然，也有些特殊人士可以免去排号程序，直接进入法官办公室。这里讲的是一般情况。

4．谈话

被叫到名字的人可以持回执条，带上材料和身份证件到办公区接受法官谈话。

在谈话之前要接受严格的安检，法警会检查包里的每一个角落。来访人不要带任何危险品（如刀具、利器、打火机等）。

律师在地方法院的免检特权在这里不生效。

法官一般会非常严肃。首先会询问来访人是不是律师；是第几次来访。之后一般会要求来访人用最简短的语言概括来访目的、事由及原法律文书的错误所在。法官谈话对申请人的要求较高，申请人应当做对对案件了然于胸，尽可能使用法言法语；要求申请人对法官的询问对答如流；要求能够准确的理解法律和解释法律。许多申请人历尽艰辛得见法官，却因为表达问题，导致达不到预期目的，实在遗憾。

谈话时，有些法官会有选择性的记录一些双方谈话的内容，在其内部的工作平台上形成处理意见。

5．等待法院立案审查处理结果

就民商事案件而言，对不服省高院二审判决、裁定、调解，不服省高院再审改判的案件，法院会根据情形作出如下两种处理：

第一种情况，经法院审查，如果全部材料形式合格，且符合法律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法院会考虑予以立案，接访法官会将案件报请审判长（或分管庭长）批准，立案编号转立案二庭其他合议庭审查。请注意，这与省级高院由告申庭负责再审立案审查是不同的。法官收取当事人的材料后，会要求当事人填写一张收取材料的清单。该清单一式三份，其中一份交予申请人。如果法官收取材料了，则申请人算是完成了申请再审的第一步。

第二种情况，经法院审查，认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法定事由之一，但材料不符合法院要求，法官有可能给申请人一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须知》，则法院会将材料退回申请人，要求补正。如

果出现法官拒收材料的情况，则申请人的大麻烦就来了。申请人很可能需要再次经过漫长的排队程序才能得见法官；还可能因为法官认为申请人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申请人的名字再也不会进入法院的电脑排队系统。

四、为什么申请再审的材料被拒收？

在实践中，接访法官对当事人材料的审查不仅仅限于形式上，还会涉及到内容。法官会对案件形成一个基本判断。法官经常会以当事人提交的材料不合格为由拒收申请人的材料：如复印件不清晰；判决书最后一页的法院公章没有复印上；某一页数字不清；授权委托书上只有当事人的公章而没有法人代表的签字（或名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上没有公章；律师代理的没有交律师事务所函；刻的光盘读不出来……其他的理由有：经初步审查，原审判决没有大问题；法院办案人太少，要求改判的太多；申请人无法流利的回答法官的询问……

五、再审申请书的应当怎么写？

（一）对格式的基本要求。

有许多来访人（包括外地律师）按照教科书或其所在省的传统样式写再审申请书，到了最高法院却被认定为不合格。

如下是一份再审申请书的参考格式：

再审申请书（居中，黑体+B小三号）

（以下正文均为四号仿宋体；行距25磅。）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XX公司，住所地XX省XX市XX区XX路XX号。（此处应当准确列明再审申请人原审诉讼地位。）法定代表人：XXX 职务：XXX

电话： 邮编：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XX公司，住所地XX省XX市XX区XX路XX号。

法定代表人:XXX 职务：XX

电话： 邮编：（必须写明电话，以便法院通知对方。）

再审申请人因不服XX省人民法院院于XXXX年X月XX日作出的（XXXX）民一终字第XX号民事判决书，特向贵院提出申诉。（此处应注明原审判文书的案号。）

再审事由：

XX省人民法院（XXXX）民一终字第XX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的基本证据缺乏证据支持，且适用法律错误，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XX款之规定，请求再审。（必须列明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79条每几款的规定。）

再审请求：

1．撤销XX省人民法法院(XXX)民一终字第XX号民事判决第XX项；（可以要求撤销全部判决，也可要求撤销判决中的某一项或几项。）

2．依法改判，支持再审申请人在提出的下列全部（或部分）诉讼请求，即要求再审被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立即支付XX款XX元及XX款利息XXXX元；（必须写清再审的具体明确的诉讼请求；许多申请人疏忽这一点。）

3．本案

一、二审及再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再审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

此致

最高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二）对内容的基本要求。

首先，应当用准确、精炼的语言描述案件基本事实及原审法院判决；其次，应当鲜明指出原审判决的错误及相应的法律依据。第三，对于原审判决的错误要进入鞭辟入理的理论分析。原审判决是专业法官造就的，他不会犯轻易犯错误。因此，对于原审判决的错误应当准确定性。其错误是在程序上，还是在采信证据、认定事实或是适用法律方面，都应当准确的表述出来。当然，这一部分最能衡量律师的业务水平。

下列写法是不应当有的：1.描述案情时拖泥带水，不能准确表达出案件各方当事人及其诉讼地位，不能陈述基本案情；2.喊冤叫屈，使用太多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法律是讲证据讲理性的，过分使用哭诉的词汇无助于法律职业人士去理解案情，反而会增加他们阅读的困难。3.篇幅过长。个人建议申请人在写作时将主要观点列在段首并用粗体字标明，全部内容最好不要超过5页。

六、当事人是否需要聘请专业的律师？

是的。这是一个专业人士玩的游戏。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建议当事人聘请专业律师。第一，律师可以编制出符合法院要求的整套再审材料。第二，律师与法官同属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在使用法律术语进行交流时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碍，更加容易沟通；第三，律师具备相应的专业素质与职业道德；第四，律师解放了当事人的时间，为当事人承受委屈。

应当聘请什么样的律师呢？第一，忠诚有良知，能为民请命，不唯利是图。第二，具备较好的专业水准。他看了当事人的案件以后，能够找到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法律依据或理论依据。

七、申请再审时应当具备的心态是什么？

1．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2．依法上访，不要试图通过违法手段达到目的。比如，申请再审应当在生效法律文书作出之日起两年内提出；过期则很可能不受理，即便受理了，其请求也会被驳回。又如，不要越级上访。有些申请人往往觉得，地方上解决不了的事，就直接上北京；到了北京自然会得到一个更有威慑力的命令。因此，他们便越级上访。但是，中央的司法资源是如此的有限，远不足以满足来自全国各地的正义需求。

3．理解。必须具如下精神：即能够去爱而不渴求被爱，去理解而不渴求被理解，去原谅而不渴求被原谅。因为只有去爱，才会被爱；去给予，才会得到。做到这一点，来访人许多想不通的问题便能想通了。

比如，法院为什么要安检？因为法院是社会矛盾最集中最深刻的地方，而法律并不能全部解决当事人所遇到的问题；很多当事人来到法院，是带着愤满、伤心、悲痛的情绪来的，也是带着对终级正义的最后一丝希望而来的，当其正面诉求无法满足时，很可能出现非正常的举动，这种情况下，一些当事人的人身危害性远会高于正常人。

又如，为什么最高法院对于材料要求如此严格？法律每作出一个结论都需要证据。证据上的瑕疵会导致无法认定某些应当被认定的事实。

再如，为什么必须写明再审被申请人的电话号码和通信地址？当事人应尽可能为法官提供方便，让法官很辛苦的寻找再审被申请人的电话显然无助于实现再审申请人的利益。

4．理性。法院是讲法的地方，来访人想达到其任何一个目的，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有事实基础，即有证据；二是有法律依据。

没有法律依据和政策依据的诉求，肯定不会被支持。比如，有些*受害者主张数百万人民币的国家赔偿。还有，法律并不能解决全部矛盾和问题；尤其是我国法制不完善，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领域，法律还没有准备好。

申请人来到法院，是希望有一个更高的权力，能够下达对另一方的有强制力的命令，改变自己原本力量弱小的格局；是希望增进自己的利益，减损另一方的利益。司法程序一旦启动，所有人都必须按照设定的程序往下走。法官会非常谨慎，不会轻易启动一个司法程序。他不愿的打破已经存在的社会稳定。申请人要想使法院启动对自己有利的法律程序，必须提供足够的法律理由。

理性还要求申请人能够尽可能客观的陈述案件事实，尽量避免情绪。也许申请人觉得自己或亲人最不公最委屈最可怜，等他来到大院一看，原来这个地球上还有那么多更冤枉更可怜的人。法官天天见到这么多的上访人，个个都叫喊不公，他的同情心和怜悯之心自然比平常人更容易免疫。既然来到法院，就让法律来作一个最后的了断吧。申请人还应当尽可能取得法官的理解与信任；任何因言词和行为而导致对立都必然无助于实现申请人的利益。

八、如果立案了，审判中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推荐第10篇：最高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

2017年最高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借贷发展迅速。民间借贷的大量出现，有效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满足了部分市场主体的资金需求，但同时也使民间借贷纠纷大幅上升。为充分保护人民群众和广大民事主体在民间借贷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资金融通秩序，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经审判委员会五次专题讨论，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2015年8月6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情况。以下为规定全文，并据发布会部分全文实录稿，我们整理了此次《规定》的背景、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关于民间借贷的界定

(二)关于民间借贷案件的受理与管辖

(三)关于民间借贷案件涉及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交叉的规定 (四)关于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五)关于互联网借贷平台的责任

(六)关于民间借贷合同与买卖合同混合情形的认定 (七)关于企业间借贷的效力 (八)关于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规定 (九)关于虚假民事诉讼的处理 (十)关于民间借贷的利率与利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5年6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5年8月6日

法释〔2015〕18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 为正确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

第二条

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三条

借贷双方就合同履行地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事后未达成补充协议，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第四条

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

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一般保证，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

第五条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非法集资犯罪，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六条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第七条

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

第八条

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九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

(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 (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 (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 (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 第十条

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且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三条

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第十四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 (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 (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 第十五条

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

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六条

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第十七条 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十八条

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

(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 (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 (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 (五)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 (六)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 (七)借款人的配偶或合伙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 (八)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 (九)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 (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 第二十条

经查明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并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其请求。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和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单位进行罚款，并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

借贷双方通过网络贷款平台形成借贷关系，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仅提供媒介服务，当事人请求其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通过网页、广告或者其他媒介明示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为借贷提供担保，出借人请求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三条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

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补偿。

第二十五条

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

第二十六条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七条

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

第二十八条

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

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 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条

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十一条

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

第三十二条

借款人可以提前偿还借款，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借款人提前偿还借款并主张按照实际借款期间计算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

一、《规定》的制定背景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着力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此背景下，作为正规金融合理补充的民间借贷，因其手续简便、放款迅速而日趋活跃，借贷规模不断扩 大，已成为广大市场主体获得生产、生活资金来源、投资谋取利益的重要渠道。然而，由于我国金融和法律体系相对不健全，民间借贷存在一定负面影响，其粗放、自发、紊乱的发展一直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体系的边缘;其盲目、无序、隐蔽的缺陷日积月累叠加凸显，民间借贷风险渐增，隐患愈加突出。伴随着借贷主体的广泛 性和多元化，民间借贷的发展直接导致大量纠纷成讼，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快速增长。2011年全国法院审结民间借贷纠纷案件59.4万件,2012年审结 72.9万件，同比增长22.68%;2013年审结85.5万件，同比增长17.27%;2014年审结102.4万件，同比增长19.89%;2015年上半年已经审结52.6万件，同比增长26.1%。目前，民间借贷纠纷已经成为继婚姻家庭之后第二位民事诉讼类型，诉讼标的额逐 年上升，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民间借贷案件数量的急剧增长、审理难度系数普遍较高，给当前的民事审判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1991年我院曾颁布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 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但因经济社会的变化，许多规定已不能适应发展需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最高人民法院研究认为，应当尽快制定新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以回应人民群众对借贷安全和公平正义的追求;回应广大中小微企业对阳光融资和正当投资的渴求;回应人民法院对统一裁判标准和正确适用法律的需求;回应 金融市场化改革对形势发展和司法工作的要求。

二、制定《规定》坚持的原则

在研究、起草本司法解释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下几项指导原则：

第一，依法制定解释的原则。民间借贷涉及法律法规众多，关系复杂。我们立足于司法解释的功能定位，严格按照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物权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法规的原则和精神，确保司法解释的内容符合国家立法目的和原则。

第 二，积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原则。2010年5月，国务院出台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新三十六条”;2013年7月20日起，央行全面放开贷 款利率管制，并于同年10月推出贷款基础利率机制;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2015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提出以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改革的目标。这些政策举措为司法解释的制定发挥着方向性指引作用，确保了司法解释的内容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第三，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鉴于司法解释更多地是针对民间借贷纠纷处理的程序性问题和实体性标准作出规定，在制定过程中，特别注重平衡借贷法律关系各方当事人对合法权益的关切，严格按照程序和实体并进、事实和法律同步、标准和尺度统一的步骤进行，力求实现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总体协调与动态平衡。

第四，坚持民主科学起草解释的原则。起草本司法解释的三年多来，广泛征求了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我们认真研究了立法机构、全国工商联、银行业协会等部门的书面建议，还与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商务部等单位就有关条款进行了深入细致协商;认真听取了各级、各地法院的意见，以及中小微企业代表、专家学者 的各种建议。我们先后在各地召开研讨会、专家论证会12次，先后14次修改稿件，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共计进行了5次专题讨论，努力做到兼听则明。

三、《规定》的主要内容

本解释共三十三个条文，主要包括：

(一)关于民间借贷的界定。这一部分主要是对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作出规定，对民间借贷行为及主体范围予以明确界定。民间借贷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对于国家正规金融行业自发形成的一种民间融资信用形式，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且为社会广泛熟悉，“民间借贷”这一称谓已经约定俗成。在我国，借 贷市场主要由金融机构借贷和民间借贷组成。本司法解释解决的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因资金融通而发生的争议。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开宗明义“本规定所称 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这个界定体现出了民间借贷行为特有的本质和主体范围。从称谓的形式上明晰了与国家金融监管机构间的区别，也从借贷主体的适用范围上与金融机构进行了区分。 (二)关于民间借贷案件的受理与管辖。从民间借贷现实情况来看，民间借贷的资金大多属于民间的自有或闲散资金，具有松散性、广泛性的特征。由于借贷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又多有亲属关系或同事、同乡、同学等社会关系，在借贷形式上往往表现出简单性和随意性。不签订书面借款合同或仅仅由借款人出具一张内容简单的借 据、收条或欠条的情形较为常见。一旦发生纠纷，借贷双方往往很难举出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或抗辩。此时，人民法院是否应受理此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素有争议。司法解释的这一部分主要规定了民间借贷案件的起诉条件;民间借贷合同履行地的确定以及保证人的诉讼地位等问题，为立案登记制背景下更好地发挥司法对民间借 贷纠纷的受理和管辖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关于民间借贷案件涉及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交叉的规定。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日趋多元复杂。在民间借贷纠纷当中，此类案件往往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非法经营等案件交织在一起，出现由同一法律事实或相互交叉的两个法律事实引发的、一定程度上交织在一起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即 民刑交叉案件。民刑交叉问题主要包括刑民程序的协调与实体责任的确定两个方面，这一部分主要包括：1.对于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民间借贷案件，人民法院应当 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这一规定有利于公检法三机关在打击和处理涉众型非法集资犯罪时能够更好地协调一致、互相配合。2.对于与民间借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犯罪，人民法院应当将犯罪线索材料移送侦查机关，但民间借贷案件仍然继续审理;3.借款人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四)关于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判断，在司法实践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只有基于有效的民间借贷合同，一方当事人才能向另一方当事人主张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也才能涉及到违约责任的承担以及合同的解除等问题。鉴于民间借贷合同的特殊性，司法解释在这一部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1.自然人之间民 间借贷合同的生效要件;2.企业之间为了生产、经营需要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只要不违反合同法第52条和本司法解释第14条规定内容的，应当认定民间借贷 合同的效力，这也是本司法解释最重要的条款之一;3.企业因生产、经营的需要在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有效;4.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而应当根据合同法第52条和本司法解释第14条规定的内容确定民间 借贷合同的效力。 (五)关于互联网借贷平台的责任。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得到了迅速发展。自从1979年出现p2p概念，并将小额信贷和互联 网技术相连接以来，p2p网络借贷逐步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于2007年正式进入我国。2013年以来，p2p网络借贷出现井喷式发展，在一年之内由最初 的几十家增长到几千家，从而不仅实现了数量上的增长，借贷种类和方式也得到扩张。我国已经形成了有别与国外p2p网贷模式的新特点，同时也产生了平台角色 复杂、监管主体缺位、信用系统缺乏等新问题，在当前涉及p2p网络借贷平台的法律规范缺失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促进我国网络 小额借贷资本市场良好发展，本《规定》分别对于p2p涉及居间和担保两个法律关系时，是否应当以及如何承担民事责任作出了规定。按照《规定》中的条款内 容，借贷双方通过p2p网贷平台形成借贷关系，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仅提供媒介服务，则不承担担保责任，如果p2p网贷平台的提供者通过网页、广告或者其他媒介明示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为借贷提供担保，根据出借人的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判决p2p网贷平台的提供者承担担保责任。

(六)关于民间借贷合同与买卖合同混合情形的认定。民间借贷实践中，当前有一种现象是当事人双方为避免债务人无力偿还借款，往往在签订民间借贷合同的同时或其后签订买卖合同(以房屋买卖合同为主)，约定债务人不能偿还债款本息的，则履行买卖合同。此类案件中如何认定合同的性质和效力、如何加以处理，关系到人民法 院裁判的统一，关系到当事人切身利益的维护。同时，正确处理此类案件，对于防范虚假诉讼，健全担保规范，促进经济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本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当事人通过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按 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

(七)关于企业间借贷的效力。我院于1991年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对民间借贷主体仅限于至少一方是公民(自然人)，而对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按照央行1996年颁布的《贷款通则》和我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一般以违反国家金融监管而被认定为无效。这一制度性规定在司法界被长期遵守，一定程度上对于维护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计划经济时代延续下来的这一制度不仅没有消除企业间借贷行为的发生，相反，企业 间借贷甚至出现愈演愈烈的势头。现实中企业间存在的巨大借贷需求，催生了一系列企业之间的间接借贷运作模式。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着周转资金短缺、融资渠道不畅的发展瓶颈，企业通过民间借贷或者相互之间拆借资金成为融资的重要渠道。但 为了规避企业之间资金拆借无效的规定，不少企业通过虚假交易、名义联营、企业高管以个人名义借贷等方式进行民间融资，导致企业风险大幅增加，民间借贷市场秩序受到破坏。

“时移则法易”。根据目前实际情况，我们经研究认为，对于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应当给予有条件的认可。本司法解释为此规定：企业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而相互拆借资金，司法应当予以保护。这一规定不仅有利于维护企业自主经营、保护企业法人人格完整，而且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顽疾，满足企业自身经营的需要;不仅有利于规范民间借贷市场有序运行，促进国家经济稳健发展，而且有利于统一裁判标准，规范民事审判尺度。

当然，允许企业之间融资，绝非意味着可以对企业之间的借贷完全听之任之、放任自流。应当说，解禁并非完全放开，我们认为，正常的企业间借贷一般是为解决资金困难或生产急需偶然为之，但不能以此为常态、常业。作为生产经营型企业，如果以经常放贷为主要业务，或者以此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则有可能导致该企业的性 质发生变异，质变为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从事专门放贷业务的金融机构。生产经营型企业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必然严重扰乱金融秩序，造成金融监管紊乱。这种行为客观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必须从效力上作出否定性评价。为此，本《规定》专门对企业间借贷应当认定无效的其他情形作出了具体规定。 (八)关于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规定。对于无效合同的认定，事关合同效力的维护及市场经营秩序的安全和稳定，亦事关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无效民间借贷行为的具体情形，有利于规范我国的金融秩序;引导民间借贷的健康有序发展;为审判实践准确认定无效民间借贷合同提供规范依据。本《规定》具体列举 了民间借贷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形，包括：1.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2.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3.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4.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5.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

(九)关于虚假民事诉讼的处理。我们经过调研发现当前民事审判领域存在许多虚假诉讼，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尤为突出。如何有效遏制民间借贷纠纷中的虚假诉讼，是摆在审判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难题，也是亟待解决的一个课题。此类案件利益关系复杂，且往往使真正权利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一旦法院未能识别虚假诉讼，支持了虚 假诉讼当事人的利益，则不但无法化解纠纷，反而更加激化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极易引发和激化社会冲突。总之，虚假民间借贷诉讼既侵犯了真实权利人的利益，又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既扰乱正常的司法审判秩序，又影响了社会稳定。因此，必须加大对虚假诉讼的预防和打击，以维持诚实守信的诉讼环境。审判实践中如 何识别虚假诉讼是遏制虚假诉讼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各级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处理方式，但也达成了基本共识，即应当在民间借贷案件审理过程中加强对证据的审查力度。本《规定》结合了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审判实践的调研结果，吸收了实践中的有益的经验做法，采纳了综合判断的规范模 式，并总结出了具体列举的可能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十种行为，如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等等，以供审判人员审理案件时借鉴、参考。当然，正确识别虚假民间借贷诉讼，还要求审判人员基于自身的审判 经验的积累，对生活的认知能力的提高，结合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

经审理发现属于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除判决驳回原告的请求外，还要严格按照本《规定》的内容，对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诉讼参与人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必须要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十)关于民间借贷的利率与利息。利率的规制是民间借贷的核心问题，也是本司法解释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金融市场化改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利率市场化。但是，利率市场化绝不意味着利率无限化，更不意味着利率无序化。必须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进行管控。对民间借贷利率的管制，除应当考 虑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便利，还要考虑作为市场主体的借贷双方的真正需求。我国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利率，正处于一个变革时期，经历了从国家统一贷款利率，到依据国家基准利率上下限浮动利率，再到2004年取消贷款利率浮动上限，2013年取消浮动下限的变迁过程。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使用央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作为裁判中的“银行同类贷款利率”。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以基准贷款利率的四倍作为利率保护上限的司法政策的变革势在必行。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究竟如何进行调整，采纳何种模式，固定利率上限标准如何予以确定，这一系列审判实践中的问题亟待回答。《规定》有关民间借贷利率和利息的 内容主要包括：1.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或者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无权主张借款人支付借期内利息;2.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 24%，出借人有权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但如果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则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应当被认定无效，借款人 有权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3.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4.除借贷双方另有约 定的外，借款人可以提前偿还借款，并按照实际借款期间计算利息。此外，这一部分还对逾期利率、自愿给付利息以及复利等问题作了规定。

第11篇：最高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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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借贷发展迅速。民间借贷的大量出现，有效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满足了部分市场主体的资金需求，但同时也使民间借贷纠纷大幅上升。为充分保护人民群众和广大民事主体在民间借贷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资金融通秩序，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经审判委员会五次专题讨论，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2017年8月6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情况。以下为规定全文，并据发布会部分全文实录稿，我们整理了此次《规定》的背景、原则和主要内容。

《规定》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民间借贷的界定

(二)关于民间借贷案件的受理与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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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民间借贷案件涉及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交叉的规定

(四)关于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五)关于互联网借贷平台的责任

(六)关于民间借贷合同与买卖合同混合情形的认定

(七)关于企业间借贷的效力

(八)关于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规定

(九)关于虚假民事诉讼的处理

(十)关于民间借贷的利率与利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7年6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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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6日

法释〔2015〕18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7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

为正确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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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

第二条

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三条

借贷双方就合同履行地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事后未达成补充协议，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第四条

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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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

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一般保证，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

第五条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非法集资犯罪，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六条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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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

第八条

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九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

(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

(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

(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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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

(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

第十条

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且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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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情形，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三条

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第十四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

(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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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

(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

(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

第十五条

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

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六条

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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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第十七条

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十八条

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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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

(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

(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

(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

(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

(五)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

(六)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

(七)借款人的配偶或合伙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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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

(九)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

(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

第二十条

经查明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并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其请求。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和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单位进行罚款，并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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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

借贷双方通过网络贷款平台形成借贷关系，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仅提供媒介服务，当事人请求其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通过网页、广告或者其他媒介明示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为借贷提供担保，出借人请求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三条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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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

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补偿。

第二十五条

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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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

第二十六条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七条

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

第二十八条

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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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

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

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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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予支持。

第三十条

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十一条

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

第三十二条

借款人可以提前偿还借款，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借款人提前偿还借款并主张按照实际借款期间计算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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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

一、《规定》的制定背景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着力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此背景下，作为正规金融合理补充的民间借贷，因其手续简便、放款迅速而日趋活跃，借贷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广大市场主体获得生产、生活资金来源、投资谋取利益的重要渠道。然而，由于我国金融和法律体系相对不健全，民间借贷存在一定负面影响，其粗放、自发、紊乱的发展一直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体系的边缘;其盲目、无序、隐蔽的缺陷日积月累叠加凸显，民间借贷风险渐增，隐患愈加突出。伴随着借贷主体的广泛性和多元化，民间借贷的发展直接导致大量纠纷成讼，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快速增长。2017年全国法院审结民间借贷纠纷案件59.4万件,2017年审结72.9万件，同比增长22.68%;2017年审结85.5万件，同比增长17.27%;2017年审结102.4万件，同比增长19.89%;2017年上半年已经审结52.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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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同比增长26.1%。目前，民间借贷纠纷已经成为继婚姻家庭之后第二位民事诉讼类型，诉讼标的额逐年上升，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民间借贷案件数量的急剧增长、审理难度系数普遍较高，给当前的民事审判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1991年我院曾颁布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但因经济社会的变化，许多规定已不能适应发展需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最高人民法院研究认为，应当尽快制定新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以回应人民群众对借贷安全和公平正义的追求;回应广大中小微企业对阳光融资和正当投资的渴求;回应人民法院对统一裁判标准和正确适用法律的需求;回应金融市场化改革对形势发展和司法工作的要求。

二、制定《规定》坚持的原则

在研究、起草本司法解释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下几项指导原则：

第一，依法制定解释的原则。民间借贷涉及法律法规众多，关系复杂。我们立足于司法解释的功能定位，严格按照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物权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法规的原则和精神，确保司法解释的内容符合国家立法目的和原则。

第二，积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原则。2017年5月，国务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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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新三十六条”;2017年7月20日起，央行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并于同年10月推出贷款基础利率机制;2017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2017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以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改革的目标。这些政策举措为司法解释的制定发挥着方向性指引作用，确保了司法解释的内容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第三，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鉴于司法解释更多地是针对民间借贷纠纷处理的程序性问题和实体性标准作出规定，在制定过程中，特别注重平衡借贷法律关系各方当事人对合法权益的关切，严格按照程序和实体并进、事实和法律同步、标准和尺度统一的步骤进行，力求实现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总体协调与动态平衡。

第四，坚持民主科学起草解释的原则。起草本司法解释的三年多来，广泛征求了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我们认真研究了立法机构、全国工商联、银行业协会等部门的书面建议，还与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商务部等单位就有关条款进行了深入细致协商;认真听取了各级、各地法院的意见，以及中小微企业代表、专家学者的各种建议。我们先后在各地召开研讨会、专家论证会12次，先后14次修改稿件，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共计进行了5次专题讨论，努力做到兼听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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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定》的主要内容

本解释共三十三个条文，主要包括：

(一)关于民间借贷的界定。这一部分主要是对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作出规定，对民间借贷行为及主体范围予以明确界定。民间借贷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对于国家正规金融行业自发形成的一种民间融资信用形式，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且为社会广泛熟悉，“民间借贷”这一称谓已经约定俗成。在我国，借贷市场主要由金融机构借贷和民间借贷组成。本司法解释解决的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因资金融通而发生的争议。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开宗明义“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这个界定体现出了民间借贷行为特有的本质和主体范围。从称谓的形式上明晰了与国家金融监管机构间的区别，也从借贷主体的适用范围上与金融机构进行了区分。

(二)关于民间借贷案件的受理与管辖。从民间借贷现实情况来看，民间借贷的资金大多属于民间的自有或闲散资金，具有松散性、广泛性的特征。由于借贷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又多有亲属关系或同事、同乡、同学等社会关系，在借贷形式上往往表现出简单性和随意性。不签订书面借款合同或仅仅由借款人出具一张内容简单的借据、收条或欠条的情形较为常见。一旦发生纠纷，借贷双方往往很难举出充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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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证明其主张或抗辩。此时，人民法院是否应受理此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素有争议。司法解释的这一部分主要规定了民间借贷案件的起诉条件;民间借贷合同履行地的确定以及保证人的诉讼地位等问题，为立案登记制背景下更好地发挥司法对民间借贷纠纷的受理和管辖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关于民间借贷案件涉及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交叉的规定。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日趋多元复杂。在民间借贷纠纷当中，此类案件往往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非法经营等案件交织在一起，出现由同一法律事实或相互交叉的两个法律事实引发的、一定程度上交织在一起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即民刑交叉案件。民刑交叉问题主要包括刑民程序的协调与实体责任的确定两个方面，这一部分主要包括：1.对于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民间借贷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这一规定有利于公检法三机关在打击和处理涉众型非法集资犯罪时能够更好地协调一致、互相配合。2.对于与民间借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犯罪，人民法院应当将犯罪线索材料移送侦查机关，但民间借贷案件仍然继续审理;3.借款人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四)关于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判断，在司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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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只有基于有效的民间借贷合同，一方当事人才能向另一方当事人主张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也才能涉及到违约责任的承担以及合同的解除等问题。鉴于民间借贷合同的特殊性，司法解释在这一部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1.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合同的生效要件;2.企业之间为了生产、经营需要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只要不违反合同法第52条和本司法解释第14条规定内容的，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这也是本司法解释最重要的条款之一;3.企业因生产、经营的需要在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有效;4.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而应当根据合同法第52条和本司法解释第14条规定的内容确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五)关于互联网借贷平台的责任。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得到了迅速发展。自从1979年出现p2p概念，并将小额信贷和互联网技术相连接以来，p2p网络借贷逐步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于2017年正式进入我国。2017年以来，p2p网络借贷出现井喷式发展，在一年之内由最初的几十家增长到几千家，从而不仅实现了数量上的增长，借贷种类和方式也得到扩张。我国已经形成了有别与国外p2p网贷模式的新特点，同时也产生了平台角色复杂、监管主体缺位、信用系统缺乏等新问题，在当前涉及p2p网络借贷平台的法律规范缺失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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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进一步促进我国网络小额借贷资本市场良好发展，本《规定》分别对于p2p涉及居间和担保两个法律关系时，是否应当以及如何承担民事责任作出了规定。按照《规定》中的条款内容，借贷双方通过p2p网贷平台形成借贷关系，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仅提供媒介服务，则不承担担保责任，如果p2p网贷平台的提供者通过网页、广告或者其他媒介明示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为借贷提供担保，根据出借人的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判决p2p网贷平台的提供者承担担保责任。

(六)关于民间借贷合同与买卖合同混合情形的认定。民间借贷实践中，当前有一种现象是当事人双方为避免债务人无力偿还借款，往往在签订民间借贷合同的同时或其后签订买卖合同(以房屋买卖合同为主)，约定债务人不能偿还债款本息的，则履行买卖合同。此类案件中如何认定合同的性质和效力、如何加以处理，关系到人民法院裁判的统一，关系到当事人切身利益的维护。同时，正确处理此类案件，对于防范虚假诉讼，健全担保规范，促进经济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本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当事人通过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

(七)关于企业间借贷的效力。我院于1991年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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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对民间借贷主体仅限于至少一方是公民(自然人)，而对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按照央行1996年颁布的《贷款通则》和我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一般以违反国家金融监管而被认定为无效。这一制度性规定在司法界被长期遵守，一定程度上对于维护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计划经济时代延续下来的这一制度不仅没有消除企业间借贷行为的发生，相反，企业间借贷甚至出现愈演愈烈的势头。现实中企业间存在的巨大借贷需求，催生了一系列企业之间的间接借贷运作模式。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着周转资金短缺、融资渠道不畅的发展瓶颈，企业通过民间借贷或者相互之间拆借资金成为融资的重要渠道。但为了规避企业之间资金拆借无效的规定，不少企业通过虚假交易、名义联营、企业高管以个人名义借贷等方式进行民间融资，导致企业风险大幅增加，民间借贷市场秩序受到破坏。

“时移则法易”。根据目前实际情况，我们经研究认为，对于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应当给予有条件的认可。本司法解释为此规定：企业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而相互拆借资金，司法应当予以保护。这一规定不仅有利于维护企业自主经营、保护企业法人人格完整，而且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顽疾，满足企业自身经营的需要;不仅有利于规范民间借贷市场有序运行，促进国家经济稳健发展，而且有利于统一裁判标准，规范民事审判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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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允许企业之间融资，绝非意味着可以对企业之间的借贷完全听之任之、放任自流。应当说，解禁并非完全放开，我们认为，正常的企业间借贷一般是为解决资金困难或生产急需偶然为之，但不能以此为常态、常业。作为生产经营型企业，如果以经常放贷为主要业务，或者以此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则有可能导致该企业的性质发生变异，质变为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从事专门放贷业务的金融机构。生产经营型企业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必然严重扰乱金融秩序，造成金融监管紊乱。这种行为客观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必须从效力上作出否定性评价。为此，本《规定》专门对企业间借贷应当认定无效的其他情形作出了具体规定。

(八)关于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规定。对于无效合同的认定，事关合同效力的维护及市场经营秩序的安全和稳定，亦事关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无效民间借贷行为的具体情形，有利于规范我国的金融秩序;引导民间借贷的健康有序发展;为审判实践准确认定无效民间借贷合同提供规范依据。本《规定》具体列举了民间借贷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形，包括：1.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2.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3.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4.违背社会公序良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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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5.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

(九)关于虚假民事诉讼的处理。我们经过调研发现当前民事审判领域存在许多虚假诉讼，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尤为突出。如何有效遏制民间借贷纠纷中的虚假诉讼，是摆在审判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难题，也是亟待解决的一个课题。此类案件利益关系复杂，且往往使真正权利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一旦法院未能识别虚假诉讼，支持了虚假诉讼当事人的利益，则不但无法化解纠纷，反而更加激化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极易引发和激化社会冲突。总之，虚假民间借贷诉讼既侵犯了真实权利人的利益，又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既扰乱正常的司法审判秩序，又影响了社会稳定。因此，必须加大对虚假诉讼的预防和打击，以维持诚实守信的诉讼环境。审判实践中如何识别虚假诉讼是遏制虚假诉讼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各级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处理方式，但也达成了基本共识，即应当在民间借贷案件审理过程中加强对证据的审查力度。本《规定》结合了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审判实践的调研结果，吸收了实践中的有益的经验做法，采纳了综合判断的规范模式，并总结出了具体列举的可能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十种行为，如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等等，以供审判人员审理案件时借鉴、参考。当然，正确识别虚假民间借贷诉讼，还要求审判人员基于自身的审判经验的积累，对生活的认知能力的提高，结合借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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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

经审理发现属于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除判决驳回原告的请求外，还要严格按照本《规定》的内容，对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诉讼参与人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必须要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十)关于民间借贷的利率与利息。利率的规制是民间借贷的核心问题，也是本司法解释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金融市场化改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利率市场化。但是，利率市场化绝不意味着利率无限化，更不意味着利率无序化。必须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进行管控。对民间借贷利率的管制，除应当考虑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便利，还要考虑作为市场主体的借贷双方的真正需求。我国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利率，正处于一个变革时期，经历了从国家统一贷款利率，到依据国家基准利率上下限浮动利率，再到2004年取消贷款利率浮动上限，2017年取消浮动下限的变迁过程。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使用央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作为裁判中的“银行同类贷款利率”。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以基准贷款利率的四倍作为利率保护上限的司法政策的变革势在必行。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究竟如何进行调整，采纳何种模式，固定利率上限标准如何予以确定，这一系列审判实践中的问题亟待回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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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民间借贷利率和利息的内容主要包括：1.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或者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无权主张借款人支付借期内利息;2.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有权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但如果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则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应当被认定无效，借款人有权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3.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4.除借贷双方另有约定的外，借款人可以提前偿还借款，并按照实际借款期间计算利息。此外，这一部分还对逾期利率、自愿给付利息以及复利等问题作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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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篇：最高院人事争议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法释[2003]13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03年6月1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7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3年9月5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03年8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

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3年6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78次会议通过）

为了正确审理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的人事争议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现对有关问题规定如下：

第一条 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

第二条 当事人对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的人事争议仲裁机构所作的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不服，自收到仲裁裁决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起诉又不履行仲裁裁决，另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人事争议是指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等问题的答复

（法函[2004]30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如何适用法律及管辖的请示》（京高法［2003］353号）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3号）第一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这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是指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程序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对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实体处理应当适用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但涉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劳动权利的内容在人事法律中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

二、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或者聘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三、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案由为“人事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

二00四年四月三十日

第13篇：最高院知识产权50个经典案例

2010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简介

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7件）

1、上海世博会法国馆“高架立体建筑物”发明专利案 王群诉上海世博会法国馆、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沪高民三（知）终字第83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 原告王群以被告上海世博会法国馆（以下简称法国馆）、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八局）建造的上海世博会法国馆建筑物侵犯其“高架立体建筑物”发明专利权为由，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赔偿损失、消除影响。

一审法院认为，法国馆建筑物内的房间均设臵在坡道的表面，而未延伸至坡道的四周空间，这与原告专利权利要求1中记载的技术特征之一“空间支架四周空间及表面设臵有若干房屋单元”既不相同，也不等同。根据专利说明书的记载，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即在于扩张单位建设用地面积上的建筑面积，改善居住的交流性和舒适度，而实现上述发明目的和效果的技术手段就是“将房屋布臵在空间支架的四周空间”。而法国馆建筑物恰恰仅在坡道表面设臵有房间，该建造方式不足以实现原告在专利文件中所描述的拓展建筑空间的功能和效果。故两被告建造、使用法国馆建筑物的行为不构成对原告专利权的侵犯。遂判决驳回王群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王群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1 二审认为一审法院有关侵权定性的认定正确，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上海世博会期间涉世博的专利侵权案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审理法院经现场勘验法国馆的被诉侵权技术特征，依法准确解释专利权利要求，做出了法国馆未构成专利侵权的判决。本案判决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平等保护当事人权益的司法原则，维护了上海世博会的正常运行秩序，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2、“鳄鱼”商标案

（法国）拉科斯特股份有限公司（LACOSTE）诉（新加坡）鳄鱼国际机构私人有限公司（CROCODILE INTERNATIONAL PTE LTD）、上海东方鳄鱼服饰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三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 （法国）拉科斯特股份有限公司（LACOSTE）（以下简称拉科斯特公司）创办于1933年，同年在法国注册“鳄鱼图形”商标。1980年至1999年，拉科斯特公司在中国注册了第141103号、第879258号、第1318589号“鳄鱼图形”商标及第940231号“鳄鱼图形+LACOSTE”商标，前述注册商标分别核定使用在第25类和第18类相关商品上。拉科斯特公司产品于1984年正式进入中国，1994年在中国上海设立第一个专柜。（新加坡）鳄鱼国际机构私人有限公司（CROCODILE INTERNATIONAL PTE LTD）（以下简称鳄鱼国际公司）前身系陈贤进于1943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利生民公司，1983年更名为现名称。利生民公司于1949年申请并于1951年在新加坡获准注册了“crocodile+2 鳄鱼图形”商标。1951年，利生民公司在第25类商品上分别在新加坡、香港注册了鳄鱼图形商标。1952年至1954年，利生民公司在第25类商品上分别在印度、沙捞越、沙巴（洲）、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注册了鳄鱼图形商标。1959年，利生民公司在日本注册了鳄鱼图形商标。1961年至2003年，鳄鱼国际公司分别在文莱、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韩国、中国台湾、泰国、蒙古、尼泊尔、朝鲜、摩洛哥、沙特阿拉伯、斐济等国家和地区在第25类商品上注册了鳄鱼图形商标。鳄鱼国际公司于1994年在中国上海开设第一个专卖店，于1993年、1994年向中国大陆申请注册了“CARTELO及鳄鱼图形”商标，使用商品分别为第25类和第18类。利生民公司曾于1969年在日本大阪提起民事诉讼，指控拉科斯特公司的销售商侵犯其商标权。1973年双方在大阪高等法院达成和解，利生民公司同意拉科斯特公司在日本注册“鳄鱼图形”商标。1983年6月17日，双方签订和解协议。1995年，拉科斯特公司发现鳄鱼国际公司在中国建立了多家店面，其招牌上印有写实风格的鳄鱼图形，销售标有“鳄鱼图形”商标的服装产品。2000年5月11日，拉科斯特公司以鳄鱼国际公司侵犯其注册商标权为由提起诉讼。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鳄鱼国际公司之行为不同于刻意仿冒名牌奢侈品的假冒行为，其在主观上并无利用拉科斯特公司的品牌声誉，造成消费者混淆、误认之故意；鳄鱼国际公司的系列商标标识经过在中国大陆市场上大规模、长时间使用后，客观上也已经建立起特定的商业声誉。而且，被诉侵权产品标示的并非仅为“鳄鱼图形”，还标有“CARTELO”及“CARTELO及图”，所有这些作为一个整体，使得被诉侵权产 3 品具有了整体识别性，能够有效地与其他标有鳄鱼形象的商品相区别。有鉴于此，根据整体比对、综合判断的原则，拉科斯特公司与鳄鱼国际公司的系列商标标识作为整体，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了显著性的区别特征。两者无论在实际购买商品时还是在商品售出后使用中均不会导致消费者的混淆和误认。鳄鱼国际公司在被诉侵权产品上单独使用“鳄鱼图形”的行为，亦不侵犯拉科斯特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遂判决驳回拉科斯特公司的诉讼请求。拉科斯特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9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法国“鳄鱼”与新加坡“鳄鱼”系列商标纠纷案中最为业界关注的一起，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此案的裁判，明确了此类具有复杂历史渊源的案件的裁判原则，对各级人民法院裁判此类案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该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意义上的商标近似应当是指混淆性近似，即足以造成市场混淆的近似。由于不同案件诉争标识涉及情况的复杂性，认定商标近似除通常要考虑其构成要素的近似程度外，还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被诉侵权人的主观意图、注册商标与诉争标识使用的历史和现状等其他相关因素，在此基础上认定诉争商标是否构成混淆性近似。

3、伊莱利利公司吉西他滨及吉西他滨盐酸盐专利案 （美国）伊莱利利公司诉江苏豪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三终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 （美国）伊莱利利公司（以下简称伊莱利利4 公司）的三项专利构成生产制备吉西他滨盐酸盐和吉西他滨的完整技术方案，专利一是取得中间体β异头物富集的核苷的方法，已经被宣告全部无效。专利二是提纯和分离富含β异头物核苷的混合物的方法。专利三是制备吉西他滨盐酸盐的方法。伊莱利利公司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江苏豪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森公司）未经许可使用涉案专利方法制备了吉西他滨和吉西他滨盐酸盐并对该产品进行了促销，构成侵权，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请求判令豪森公司停止侵犯专利权的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公开赔礼道歉，消除不良影响、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合理费用。

一审法院从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调取了豪森公司的相关申报材料，经与豪森公司提供的报批资料核对，两者的生产工艺名称、内容一致。申报材料中对甲磺酸酯10α/10β的比例没有记载，一审法院委托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为豪森公司所处理的关键混合物与涉案专利不同，判决驳回了伊莱利利公司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鉴定结论的推定具有事实基础，应当予以采信。由于伊莱利利公司起诉时提交了豪森公司生产的盐酸吉西他滨药品，但并没有证明豪森公司实际生产了β异头物富集的核苷，而且，并非只有β异头物富集的核苷可以制备得到盐酸吉西他滨，因此，即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1992修正)第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10α/10β的比例的举证责任也应当由伊莱利利公司负担，而不应当倒臵由豪森公司承担。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涉及生物、化工、医药等高新技术领域的专利纠纷案件越来越多，专业技术的事实认定以及被诉侵权技术方 5 案的查明成为难点和焦点。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被诉侵权药品生产工艺材料中有关技术内容记载不具体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往往对能否通过推定查明该技术内容发生争议。本案中，二审法院根据化学理论基本知识、结合专利说明书、被诉侵权人提交的补充确证实验结论以及杂志发表论文披露的技术内容等证据，认定鉴定结论关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中相关技术内容的推定具有事实基础，一审法院采信鉴定结论并无不当。本案明确了只要有充分的事实基础，并不排斥通过推定查明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中的相关技术内容。同时强调指出，只是在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的侵权纠纷中，才由被诉侵权人承担证明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举证责任。

4、“天府可乐”配方及生产工艺商业秘密案

中国天府可乐集团公司（重庆）诉重庆百事天府饮料有限公司、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侵犯技术秘密纠纷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09）渝五中法民初字第299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 天府可乐浓缩液乙料的成分、配方及其生产工艺是属于天府可乐配方中的核心部分，原为中国天府可乐集团公司（重庆）（以下简称天府可乐集团）的前身重庆饮料厂与四川省中药研究所合作研究生产，双方均采取了保密措施，后天府可乐集团给付后者25万元人民币而成为该技术成果的权利人。天府可乐集团与美国百事公司的子公司肯德基国际控股公司于1994年1月签订合资合同，合资设立重庆百事天府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事天府公司），约定了双方出资、合资公司生产天府可乐饮料和浓缩液、天府商标作价人民币350万元转让给合6 资公司并就此另行签订合同、纠纷协商不能解决则提交仲裁等内容。1994年8月，经验资报告验证，天府可乐集团投入百事天府公司的资本包括土地使用权、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百事天府公司使用天府可乐配方及生产工艺生产天府可乐饮料及浓缩液，并将其视为商业秘密，天府可乐集团知悉该使用。2006年3月，天府可乐集团签订协议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事（中国）公司），并约定纠纷协商不能解决则提交仲裁。天府可乐集团起诉请求法院确认天府可乐配方及其生产工艺商业秘密属于其所有，判决百事天府公司立即停止使用涉案商业秘密，立即归还涉案商业秘密的技术档案，判决两被告共同赔偿其损失100万元。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提交仲裁的纠纷属于合同纠纷，本案是商业秘密权的确认之诉和侵权之诉，依法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天府可乐浓缩液乙料的成分、配方及其生产工艺构成商业秘密；合资合同和验资报告没有表明涉案商业秘密作为注册资本投入合资企业，结合双方合资的事实，仅依据天府可乐集团合资期间知悉和同意百事天府公司使用涉案商业秘密，不足以证明天府可乐集团同意将涉案商业秘密作为注册资本投入到百事天府公司；但应当认为天府可乐集团许可百事天府公司使用该商业秘密；合资合同没有约定许可使用费用，至本案纠纷发生天府可乐集团也没有向百事天府公司主张过使用费，应当认为天府可乐集团许可百事天府公司免费使用。在本案判定之前百事天府公司对涉案商业秘密的使用不构成侵权。现在天府可乐集团以权利人身份明确表示不再同意百事天府公司使用涉案商业秘密，并表示不愿意协商许可问题，其请求应予支持。据此， 7 法院判决确认天府可乐集团是涉案商业秘密的权利人，百事天府公司停止使用涉案商业秘密并返还其从天府可乐集团取得的与涉案商业秘密有关的资料，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对于饮料企业来说，其产品配方及生产工艺构成企业的核心资产，本案的审理既关乎天府可乐这一民族品牌的生存和发展，也关乎到贯彻对外开放政策、维护良好投资环境等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在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围绕案件管辖、请求保护的技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及其权利归属、是否侵权等主要问题均有争议本案判决全面客观地认定了事实，从法律、司法解释和相关规定入手，界定性质，明确要件，细致分析，综合评判，说理严谨充分。一审宣判后，被告请求在审判案件的合议庭见证下自动履行判决义务,原告公司及其部分职工专门到法院致谢,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5、干扰搜索引擎服务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诉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青岛奥商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青岛鹏飞国际航空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鲁民三终字第5-2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度公司）是国内知名的中文搜索引擎服务提供商。青岛奥商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商公司）在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青岛公司）的合作下，开展“网络直通车”业务，其提供的“搜索通”服务可以实现如下效果：在8 联通青岛公司所提供的网络接入服务网络区域内，当网络用户在互联网上登录百度公司搜索引擎网站进行关键词搜索时，优先出现网络直通车广告位（5秒钟展现），网络用户可以点击该广告位直接进入宣传网站新窗口，同时在5秒后原搜索窗口自动展示原始搜索请求的搜索结果。百度公司以上述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奥商公司和联通青岛公司在联通青岛公司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区域内，对于网络用户针对百度网站所发出的搜索请求进行了人为干预，使干预者想要发布的广告页面在正常搜索结果页面出现前强行弹出。该干预行为系利用搜索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行为为自己牟利，易使网络用户误认为该强制弹出的广告页面为搜索服务提供者发布，并影响了搜索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质量，损害了其合法权益，违反了诚信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规定，应当认定其构成不正当竞争。遂判决奥商公司、联通青岛公司停止针对百度公司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并消除影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是网络环境下出现的新类型的不正当竞争纠纷，引发了网络产业界的广泛关注。本案既涉及较为复杂的法律问题，即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竞争关系的理解以及原则条款的适用，又涉及较为疑难的技术事实查明问题，即在网络技术条件下如何认定不当干预行为的实施主体。本案裁决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竞争关系不以经营者属同一行业或服务类别为限的认定以及对反不正当竞争法原则条款的正确运用和把握，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理解。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 9 中，发挥网络技术专家证人的作用，合理运用证明责任规则，解决了技术事实查明问题，对同类案件的审理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该案的裁决对规范网络竞争秩序具有很好的导向作用。

6、“红肉蜜柚”植物新品种权属案

林金山诉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果树所、陆修闽、卢新坤植物新品种权属纠纷上诉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闽民终字第436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 原告林金山以其应为被告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果树所（以下简称果树所）、陆修闽、卢新坤所获“红肉蜜柚”植物新品种权的权利人之一为由，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其为该品种权的品种权人。

一审法院认为，林金山发现了可培育“红肉蜜柚”植物新品种的种源，为后续培育新品种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林金山成功地对该变异品种进行了嫁接、培育。为保护农民育种的合法权利和研究人员育种的积极性，林金山亦应享有“红肉蜜柚”植物新品种权。遂判决林金山享有“红肉蜜柚”植物新品种权，驳回林金山的其他诉讼请求。果树所、陆修闽不服该判决，上诉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审法院认为，林金山在其生产果园发现可用于培育“红肉蜜柚”植物新品种的种源，为此后“红肉蜜柚”品种选育、品种权申请，以及最终取得“红肉蜜柚”品种权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果树所与案外人签订的《科技合作协议》以及向福建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委员会提交的《福建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认定申请书》中，均将林金山列为育种人之一。由此可见，在本案“红10 肉蜜柚”的育种过程中，果树所始终将林金山视为共同育种人。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委托育种或者合作育种，品种权的归属由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没有合同约定的，品种权属于受委托完成或者共同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林金山作为“红肉蜜柚”的共同育种人，亦应享有该品种权。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植物新品种权属纠纷中较为普遍的问题，社会关注度高。本案判决对于育种活动中，如何依法合理保护种源发现者、实质参与者的合法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7、LED照明用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案

华润矽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诉南京源之峰科技有限公司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宁民三初字第435号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 华润矽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矽威公司）享有用于LED照明用的PT4115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南京源之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之峰公司）与案外人华润半导体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半导体公司）订立协议开发1360集成电路。源之峰公司对矽威公司销售的PT4115芯片进行了反向剖析，形成1360集成电路的布图设计，并提供给华润半导体公司，获得10万元设计费。华润半导体公司委托第三方生产1360管芯并优先销售给源之峰公司，源之峰公司将管芯封装后，编码成680

8、6807等系列集成电路向市场销售并获利。矽威公司以源之峰公司侵犯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为由，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该院认为，源之峰公司接受委托制作的布图设计及其销售的 11 集成电路含有的布图设计均与矽威公司享有专有权的涉案布图设计相同。因此，源之峰公司通过反向剖析的手段，复制了涉案PT4115布图设计的全部，并提供给华润半导体公司进行商业利用，未经权利人许可，其行为构成对PT4115布图设计专有权的侵害；同时，源之峰公司为商业目的，销售了含有其非法复制的布图设计的集成电路，亦构成对PT4115布图设计专有权的侵害。遂判决源之峰公司立即停止侵犯PT4115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行为、赔偿矽威公司经济损失以及矽威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共计23万余元。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的典型案例，涉及权利保护范围的确定、侵权判定方法等基本法律问题，为此类案审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是人民法院司法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具体体现，得到该行业的普遍认可。

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2件）

8、本田汽车外观设计专利无效案

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第三人石家庄双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河北新凯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0）行提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

【案情摘要】 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本田株式会社）是 “汽车”外观设计专利权（简称本专利）的专利权人。石家庄双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环公司）、河北新凯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以下简称新凯公司）分别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利复审委员会）申请宣12 告本专利无效。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本专利与对比文件（简称证据1）属于相近似的外观设计，决定宣告本专利无效。本田株式会社不服该无效决定，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专利与证据1的外观设计虽存在一定的差别，但属于局部的细微差别，且对于汽车整体外观而言，一般消费者更容易对汽车整体的设计风格，轮廓形状、组成部件的相互间比例关系等因素施以更多注意，二者的上述细微差别尚不足以使一般消费者对两者整体外观设计产生明显的视觉差异。因此，本专利与证据1属于相近似的外观设计，本专利应被宣告无效。遂判决维持专利复审委员会的无效决定。本田株式会社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支持一审法院有关本专利与证据1属相近似的外观设计的认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田株式会社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审本案，并认为，诉争类型汽车外观设计的“整体”，不仅包括汽车的基本外形轮廓以及各部分的相互比例关系，还包括汽车的前面、侧面、后面等，应当予以全面观察。在综合判断时，应当根据诉争类型汽车的特点，权衡诸部分对汽车外观设计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就本案诉争的汽车类型而言，因此类汽车的外形轮廓都比较接近，故该共性设计特征对于此类汽车一般消费者的视觉效果的影响比较有限。相反，汽车的前面、侧面、后面等部位的设计特征的变化，则会更多地引起此类汽车一般消费者的注意。这些差别对于本案诉争类型汽车的一般消费者而言是显而易见的，足以使其将本专利图片所示汽车外观设计与证据1汽车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区别开来。因此，上述差别对于 13 本专利与证据1汽车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具有显著的影响，二者不属于相近似的外观设计。遂撤销专利复审委员会无效决定及原

一、二审判决。

【典型意义】 关于2000年修正的专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外观设计相同或者相近似”的判断方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本案裁判进一步予以明确，即基于被比设计产品的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对被比设计与在先设计进行整体观察、综合判断两者的差别对于产品外观设计的视觉效果是否具有显著影响。本案裁判有助于法律适用标准的统一。

9、“杏花村”商标异议复审案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第三人安徽杏花村集团有限公司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高行终字第1118号行政判决书】

【案情摘要】 第147571号“杏花村 杏花村牌及图”商标（即引证商标一）于1980年12月15日申请注册，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3类的白酒，1997年4月9日被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现注册人为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杏花村公司）。2002年2月28日，安徽杏花村集团有限公司在第31类的树木、谷（谷类）、酿酒麦芽等商品上提出第3102476号“杏花村”商标（即被异议商标）注册申请。山西杏花村公司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商标局）提出异议。商标局裁定被异议商标予以核准注册。山西杏花村公司不服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14 复审。2010年1月11日，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裁定：对被异议商标在树木、谷（谷类）等商品上予以核准注册，在酿酒麦芽商品上不予核准注册。山西杏花村公司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判决维持商标评审委员会第186号裁定。山西杏花村公司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杏花村”与酒的联系，并非始自山西杏花村公司对引证商标的使用、宣传。杜牧的著名诗句早已使人们将“杏花村”与酒商品联系在一起，山西杏花村公司利用这种早已存在的联系建立引证商标一在酒类商品尤其是汾酒商品上的知名度并使之成为驰名商标，但由此对引证商标一的保护也不应不适当地扩大，尤其是不应当禁止他人同样地从杜牧诗句这一公众资源中获取、选择并建立自己的品牌，只要不会造成对引证商标一及山西杏花村公司利益的损害即可。安徽杏花村集团公司在树木、谷（谷类）等商品上申请注册被异议商标，并不足以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该商标与引证商标一存在相当程度的联系，从而减弱引证商标一的显著性或不当利用引证商标一的市场声誉。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未违反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因此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根据商标法的规定，已注册的驰名商标可以禁止他人在不相同或者不类似商品上注册和使用，但其前提是会误导公众，致使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因此，对于驰名商标并非当然可以将其保护扩展至所有商品类别。本案判决进一步明确指出，只有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对使用诉争商标的注册、使用人和驰名商标注册人具有的相当程度的联系，从而减弱驰名商标的显著性、贬损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或者不当利用 15 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的情形，驰名商标注册人才能禁止他人注册和使用。本案二审判决对于在具体情形下如何判断是否对驰名商标造成损害作出了合理的分析，对于解决此类问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此外，二审判决还明确了商标独创性和显著性的关系，认为商标的独创性虽然能够影响商标的显著性程度，但并不能因没有独创性就认定缺乏显著性或显著性较弱。驰名商标已为中国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当然具有较强显著性，此时其商标是否为商标注册人所独创并不会对驰名商标保护范围有太大影响。

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1件）

10、制售假冒洋酒案

刘兆龙假冒注册商标罪案【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0）大刑初字第320号刑事判决书】

【案情摘要】 被告人刘兆龙系自原籍来京务工人员。2009年3月至9月，被告人刘兆龙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平房一条10排其暂住地，未经注册商标权人许可，自行购买原料酒、酒瓶、酒盖、包装箱、封盖机等物品后，通过灌装方式自制芝华士、红牌、黑牌、人头马、百龄坛、杰克丹尼、马爹利、轩尼诗、皇家礼炮酒，通过物流托运方式销往郑州、石家庄、西宁等地，经营数额达201 507元。2009年9月12日，公安机关在检查过程中将刘兆龙查获，起获酒瓶、包装箱、原料酒、封盖机、未及销售的部分酒水等物。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刘兆龙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且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15万元以上，其行为已构成假16 冒注册商标罪，系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判决被告人刘兆龙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案例，尤其是罚金与徒刑并处，且罚金较重，有利于从源头遏制被告人再犯的可能性。本案充分体现了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和刑事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力度。

第14篇：最高院 知识产权日发布词

 各位记者，大家上午好！非常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10:01:07]  [王玲]：

再过两天就是第十七个“世界知识产权日”了，每年我们在“知识产权日”跨度一周的时间都会进行知识产权方面的集中宣传，从今天开始我们也将启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宣传周活动。今年宣传周活动既有常规内容的发布，也有针对新形势下和新要求的新举措，主要包括三个大的方面内容：一是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将向大家发布一系列的比较关心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进程。二是4月25日将发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6）》。三是4月27日将在中国法院博物馆举行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成就展的开幕仪式。同时欢迎大家到时候参观整个成就展的内容，届时我们也会邀请各位媒体朋友进行报道。

[10:04:45]  [王玲]：

我们今天发布会分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请最高人民法院陶凯元副院长向大家介绍全国法院2016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整体情况以及2017年的工作设想。下面我们就欢迎陶院长给大家作发布。

[10:07:15]  [陶凯元]：

各位新闻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与大家在一年一度的媒体见面会上再次相聚。

[10:08:06]  [陶凯元]：

阳春三月，万象更新。上个月举世瞩目的全国两会刚刚胜利闭幕，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依靠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已经进入关键时期。正当此时，我们迎来了第17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其主题就是“创新改变生活”，创新势必成为今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最热词汇。为了办好今年的宣传周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制订了详细的活动实施方案，这次的宣传周活动除了往年常规的发布年度报告、白皮书、公布典型案例以外，还有两个创新亮点值得大家关注。一是，将首次举办“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成果展”，此展将融合创意、技术和实物，全方位向大家展示30年来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所走过的路程和所取得的成就，最高人民法院主要领导将出席开幕式，各中央有关部门领导、部分驻华使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部分世界500强企业代表将应邀出席。欢迎各位媒体界的朋友届时前往中国法院博物馆见证这一盛典。二是，将首次发布《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针对专门审判领域制定发布的保护纲要，是最高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是加强产权保护和将经济发展新理念融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中的集中体现，是运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指导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实践的重要成果。制定纲要的目的，旨在通过五年的努力，力争使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更加完善，司法保护能力更大提升，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同时为国际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提供更多的 “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10:08:51]  [陶凯元]：

借此机会，我向各位简要介绍去年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总体情况。

[10:09:35]  [陶凯元]：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亮点纷呈。案件审判公正高效，司法改革继续深化，调查研究深入推进，队伍素质不断提高，司法公开和对外交流成效显著。

[10:09:53]  [陶凯元]：

第一、充分发挥司法主导作用，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利益

[10:10:08]  [陶凯元]：

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大量知识产权案件，制止和打击各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切实维护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营造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乔丹”商标系列案件，彰显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立场和决心。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案件审理中探索适用惩罚性赔偿，着力解决赔偿数额低、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问题。

[10:10:25]  [陶凯元]：

2016年，人民法院共新收一审、二审、申请再审等各类知识产权案件177705件，审结171708件，比2015年分别上升19.07%和20.86%。各类案件收结案数字在即将发布的白皮书中均有详细刊载。

[10:10:47]  [陶凯元]：

2016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暨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推进会上，最高人民法院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司法主导、严格保护、分类施策、比例协调”的知识产权司法政策。上述司法政策是人民法院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新特征和新态势所提出的新理念，是本着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为民的目标提出的，符合知识产权司法的本质特征和属性，回应了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延续和发展了此前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上述司法政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基本政策，这一政策的提出，标志着人民法院对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规律、理念和导向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新的高度，对于司法政策的运用更为成熟和自觉。经过大半年实践和应用，上述司法政策得到各级人民法院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

[10:12:59]  [陶凯元]：

第二、积极深化知识产权司法改革，全力保障司法公正

[10:13:21]  [陶凯元]：

一是切实抓好知识产权法院建设，总结知识产权法院工作形成的经验，查找存在的问题，巩固知识产权法院工作已有成绩。三年来，在最高人法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三家知识产权法院的人员、机构、硬件建设第一阶段任务基本完成，审判工作卓有成效，形成院、庭长办案常态化机制，探索审委会参加案件审理的方式，审判权运行机制更加合理，案件审理效率明显提高，审判效果赢得社会赞誉，实现了良好开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积极推进案例指导研究基地建设工作，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积极服务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大力加强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研究，树立了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的新形象。与此同时，深入调查研究知识产权法院建设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积极推进“知识产权法院建立重大问题研究”课题项目的调研工作，目前大多数子课题承担单位已按照研究计划完成调研并上报了研究报告。同时，借助课题项目的调研，继续深入研究论证知识产权案件上诉机制，积极为2017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知识产权法院工作做好准备。

[10:14:33]  [陶凯元]：

二是继续优化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设置。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京津冀技术类案件跨区域管辖工作领导小组”，积极开展调研，统筹协调京津冀技术类案件跨区域管辖工作。为彰显知识产权法庭的示范作用，拟定在南京、苏州、武汉、成都等地设立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及其管辖案件的具体方案，跨区域集中管辖知识产权案件。2017年年初，上述四个机构相继挂牌，受理案件。

[10:15:40]  [陶凯元]：

三是健全完善技术调查官制度。研究起草了《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试行）》。目前，此意见正在进一步修改完善中。

[10:16:09]  [陶凯元]：

四是积极稳妥推进“三合一”改革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5日向全国法院印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全国法院推进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工作的意见》。目前，已经有十几家高级法院上报了实施方案，“三合一”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中央政法委协调下与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知识产权刑事司法实施方案进行积极沟通，以期尽快会签相关文件，全面推进“三合一”工作，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整体效能。

[10:16:50]  [陶凯元]：

第三，深入开展知识产权调研指导，促进裁判标准统一

[10:17:06]  [陶凯元]： 一是努力做好司法解释工作。2016年3月21日，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细化和统一专利审判标准，及时回应科技创新对专利审判的新期待。起草完成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规范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的审理，统一法律适用，该规定已经于2017年1月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纠纷诉前行为保全申请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在讨论制定中。

[10:17:55]  [陶凯元]：

二是司法调研工作成果显著。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中心承担了“商业模式等新形态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办法”课题的调研工作，积极开展审理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调研工作。2016年8月至9月，配合全国工商联分赴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四川、安徽等地对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进行调研，使全国工商联充分了解目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现状。此外，还积极参与“标题党”整治工作，为净化网络环境提供法律支持。

[10:18:52]  [陶凯元]：

三是知识产权司法政策内容进一步体系化。起草完成了《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明确了未来五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发展的目标、原则、任务、措施，规划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发展路线和蓝图。该纲要将于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予以发布。

[10:19:23]  [陶凯元]：

四是审判指导工作方式进一步优化。指导“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例指导研究（北京）基地”、“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上海）基地”和“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市场价值研究（广东）基地”的建设，加快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精挑细选了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诉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等十个案例，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16批指导性案例。该批案例已经于2017年3月6日发布。

[10:20:20]  [陶凯元]：

五是积极参与知识产权立法修改工作。先后参与了民法典、专利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种子法、商标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编纂修改工作。

[10:21:09]  [陶凯元]：

第四、全面推进知识产权司法公开，着力树立司法公信

[10:21:29]  [陶凯元]： 2016年，人民法院充分利用“4.26”宣传平台，促进知识产权司法公开和宣传工作的常态化。最高人民法院除做好“知产司法保护浙江行”和发布白皮书、十大案件和五十件典型案例、年度报告等固定项目外，还突出重点、积极创新，开展了一系列富有创意的宣传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充分展示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新成就。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年“4.26”期间，对“乔丹”商标争议系列行政纠纷案利用全媒体直播庭审过程，覆盖人群近1亿人次，传播效果良好。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非诚勿扰”商标侵权纠纷案等都在广东法院网进行了庭审视频直播，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与知产宝司法数据研究中心合作，大力推进司法大数据的深度分析和全面公开，积极接受社会公众监督。此外，还派员参与了首届中美法治对话、中欧知识产权对话、自由贸易区知识产权章节谈判等对外交流活动。利用“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上海）基地”资源，筹划出版《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中英文版）》，扩大对外交流影响范围。

[10:23:16]  [陶凯元]：

2017年是全面贯彻“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也是知识产权司法体制改革决战之年。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继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按照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按照《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2020）制定的目标，深化知识产权司法改革，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为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10:24:17]  [陶凯元]：

为此，2017年人民法院将重点推进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10:24:33]  [陶凯元]：

一是继续将执法办案作为第一要务，公正高效地审理好各类知识产权案件。通过公正高效的案件裁判，充分实现知识产权价值，积极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和文化环境。

[10:24:51]  [陶凯元]：

二是继续推进知识产权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审判资源配置。认真落实中央深改组有关工作部署，切实抓好知识产权法院建设，全面推进“三合一”工作，推进南京、苏州、武汉、成都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跨区域管辖工作。

[10:25:22]  [陶凯元]：

三是继续加强审判指导和调查研究，维护知识产权司法统一。继续做好知识产权行为诉前保全、商标侵权、专利授权确权、技术调查官以及著作权侵权等相关司法解释工作。进一步做好商业模式、自贸区知识产权保护、新闻类作品侵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相关问题的调研。

[10:25:58]  [陶凯元]：

长期以来，广大新闻媒体界的朋友们关心知识产权司法、宣传知识产权司法，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此，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对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也期待各位给予我们工作更多的关注更大的鞭策。谢谢大家！

[10:26:23]  [王玲]：

下面请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宋晓明庭长发布《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2020）》、《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另外就2016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10大案件和50个典型案例给大家进行介绍，下面请宋庭长介绍。

[10:30:22]  [宋晓明]：

各位记者，大家上午好！最高人民法院自2009年首次发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自2009年开始评选和向社会公布上一年度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10大案件和50个典型案例；自2010年开始向社会公布上一年度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即白皮书。在世界知识产权日宣传周期间，发布年度报告、白皮书和典型案例，已成为我们的常规活动内容，并广受社会各界关注。针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今年我们又制定了《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2020）》，今天向社会发布。这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一项重大举措。另外，4月27日上午，我们还将在中国法院博物馆举办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成就展开幕式，集中展示三十多年来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取得的部分成就，欢迎媒体朋友们前去参观。

[10:31:24]  [宋晓明]：

下面我向大家通报有关情况：

[10:32:06]  [宋晓明]：

一、关于《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2020）》的有关情况

[10:32:21]  [宋晓明]：

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起步于改革开放，1985年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宗专利纠纷案件，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知识产权审判庭，到今天经过了30年的发展，在这30余年时间里，我们不断追赶西方发达国家近300年走过的路，我们走出了一条融合与创新、自主发展与自我完善的“中国道路”。1985年至2016年，人民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792851件，审结766101件。知识产权行政案件从2002年开始单列统计，至2016年，人民法院受理知识产权行政一审案件44401件，审结39113件。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从1998年开始单列统计，至2016年，人民法院受理知识产权刑事一审案件77116件，审结76174件。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涵盖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所规定的各类知识产权以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在中华老字号、中医药、中国民间文学艺术、中文字库等方面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令古老的中华文明生机盎然。

[10:33:38]  [宋晓明]：

（一）关于纲要的制定背景。大家知道，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事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事关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繁荣，事关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受到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经济发展新理念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全球迎来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发达国家纷纷将知识产权作为抢占全球经济、科技制高点的有力武器，在国际贸易中实行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知识产权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面对新的国内和国际形势，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树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理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等决策部署，结合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实际，我们制定了《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2016-2020）》。力争通过五年的努力，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更加完善，司法保护能力更大提升，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为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效司法服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建设知识产权强国、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10:36:38]  [宋晓明]：

（二）纲要的主要内容。纲要明确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重点措施。其中基本原则包括：服务大局、改革创新、司法主导、平等保护、严格保护、分类施策、比例协调、开放发展等8个原则。主要目标包括建立协调开放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政策体系、明确统一的裁判标准规则体系、均衡发展的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布局合理的案件管辖制度体系、符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证据规则体系、科学合理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以及建设高素质的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建立知识产权国际司法交流合作长效机制。纲要在总结、归纳和提炼30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国道路”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首次系统地、创新性地提出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发展要达到的8个目标，力争创造更多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其中，建立协调开放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政策体系、均衡发展的知识产权法院体系、科学合理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等均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围绕实现上述八大目标，我们提出了15项重点措施。

[10:39:53]  [宋晓明]：

二、关于2016年中国法院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有关情况

[10:40:13]  [宋晓明]：

刚才陶凯元副院长已在讲话中就2016年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整体情况做了介绍，在此我不再重复。关于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我们将在4月25日向社会发布摘要，届时欢迎各位记者报道。

[10:40:28]  [宋晓明]：

下面，我结合《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6年）》（白皮书）、中国法院知识产权保护10大案件和50件典型案例，简要介绍一下2016年全国法院知识产权案件的基本特点：

[10:40:50]  [宋晓明]：

(一)案件总体数量持续增长。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案件数量增长非常明显。2016年，人民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一审案件152072件，比2015年上升16.80%。其中，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增幅明显，达到24.82%。在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中，著作权案件为86989件，同比上升30.44%。从案件分布来看，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五省市收案数量持续在高位运行，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数占全国总数的70.37%。在中西部地区，如重庆把创新作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以重大项目为载体，推动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的进一步深化，全市三级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案件同比上升57.85%。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如贵州省随着工业强省、城镇化带动战略的推进，案件数量增长亦非常迅猛，与去年同比上升了58.20%。

[10:43:06]  [宋晓明]：

（二）案件审理难度日益增大。涉及尖端、前沿技术的疑难复杂案件、涉及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品牌保护的商标纠纷案件、涉及信息网络传播的著作权纠纷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竞争纠纷不断增多，审理难度加大。人民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纠纷反映了科技经济文化领域的新动向，很多知识产权案件由于涉及复杂技术事实认定、巨额利益分配、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与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平衡等问题，对人民法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最高人民法院审结的“热稳定的葡糖淀粉酶”生物序列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结的国际著名制药企业所有的涉及马库什权利要求的化学医药领域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审结的“乔丹”系列商标行政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的“非诚勿扰”商标侵权案、浙江省高级人民院审结的“大头儿子”著作权侵权纠纷案等。这些案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10:45:00]  [宋晓明]：

（三）诚信诉讼和经营环境不断改善。通过案件的审理，依法惩处不诚信诉讼行为，引导当事人诚信诉讼，保护诚信经营。对提供伪证、虚假陈述、故意逾期举证、毁损证据、妨碍证人作证、滥用管辖权异议、滥用诉权等不诚信诉讼行为，依法给予程序制裁，或者在实体裁判上不支持其主张，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引导当事人树立诚信诉讼和诚信经营理念。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青岛科尼乐机械公司专利侵权案中，对拒不履行法院生效保全裁定的当事人处以五十万元的罚款。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TKD”商标行政案中，对当事人虚假陈述的行为，处以一万元的罚款。上述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10:46:28]  [宋晓明]：

（四）司法保护力度不断增强。人民法院以充分实现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为导向，通过积极合理适用知识产权临时措施、科学计算损害赔偿数额等，提高知识产权司法救济的及时性、便利性和有效性。人民法院主动作为，在立法框架内，用足用好司法措施，依法加大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突破性带动作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的保护力度，使赔偿数额与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相契合，同时充分考虑维权成本，判决侵权人支付律师费等诉讼合理支出，对于恶意、重复侵权等严重侵权行为，加大赔偿力度，起到足以制止和惩戒侵权行为的作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审理“紫玉”商标侵权上诉案和书生公司系列侵犯著作权上诉案中，对于判赔数额过低、保护力度不足的原审判决，坚决改判全额支持权利人的索赔请求。在十大案件的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美容器”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案中，

一、二审法院全额支持了松下株式会社主张的300万元赔偿请求。上述裁判切实回应了社会关切，凸显司法保护对于充分实现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积极作用。

[10:48:46]  [宋晓明]：

各位记者，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连续多年发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年度报告和典型案例，充分展示了人民法院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坚定决心，弘扬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保护创新的社会风尚。这项活动既有利于促进司法公开和社会公众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了解和监督，也有助于社会公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提升以及诚信守法的知识产权法治文化的塑造。

[10:49:30]  [宋晓明]： 谢谢大家！

[10:49:45]  [王玲]：

各位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我们可以做一个交流。

[10:52:31] 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刚才宋庭长介绍了这个《纲要》确立了未来五年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的八个主要目标，请问确立这些目标的依据是什么？

[10:58:59]  [宋晓明]： 谢谢，这个问题提的很好。

[10:59:14]  [宋晓明]：

我们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里确定了8个目标，这8个目标主要是从问题导向到目标导向的角度进行规定的，也就是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是我们制定这个《纲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始终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要求，始终紧紧抓住问题导向这样一个导向目标。

[10:59:35]  [宋晓明]：

大家知道，立法机关近年来正在推动新一轮的修法工作，2013年商标法作了重新的修订，著作权法是2010年出台的，专利法是2008年出台的，新一轮的修法也是针对我们目前在知识产权保护当中存在的问题展开的。

[10:59:47]  [宋晓明]：

社会上对知识产权保护有一些反映，这些反映比较集中地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着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固然是多方面的，既有立法上的，也有体制机制上的，既有行政的，也有司法方面的问题，既有法制环境方面的问题，也有当事人在案件诉讼当中由于当事人诉讼能力所限，是多方面原因所造成的。上周在国务院启动今年的知识产权保护的仪式上，国务院有关领导在致辞中也谈到了，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作为司法，在保护知识产权当中承担了这样一个主导责任，按照现在全国的案件统计，比如行政类查处的案件现在是8万件左右，进入到司法环节的，刚才给大家通报的数字，就一审案件来说有15万多件，所以司法承担了这样一个主导作用。现在的《纲要》里面就是从问题导向确定目标导向，也就是在法制的框架内主动敢于担当、认领问题。在正视这些问题过程当中我们如何破解和解决，这是纲要在规划未来五年目标当中，围绕着这些问题的存在决定的，力图从根本上解决司法保护良性发展的瓶颈问题。

[11:00:12]  [法制日报记者]：

为了实现这8个目标，最高法准备采取哪些具体的重点举措？谢谢。

[11:03:03]  [宋晓明]：

在这个《纲要》里提出了15项重点措施，因为时间关系，我想只讲一个问题。比如在解决周期长的问题，刚才我讲了社会上反映的比较多的，其中一个就是周期长的问题。在《纲要》里提出了“推动解决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双轨制运行中所存在的问题”，在《纲要》里有这么一句话。大家知道，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产生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是国外的一个“舶来品”。根据当时的国情规定了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这样一个双轨制的制度模式，经过30年来，应该说这种制度是适应和适合我国的发展状况，经过30几年的运行，也发现在双轨制运行中存在着这样、那样一些需要进一步改进、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比如刚才谈到的周期长的问题，比如以专利案件为例，如果一个原告向法院提起了专利权侵权的民事诉讼，被告往往以专利授予单位所赋予他专利权的效力来进行抗辩，这个抗辩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就是受理民事案件的法院无法去审查行政机关所赋予的或者授权给他的专利权的效力问题。所以，被告一旦提出这种抗辩，法院职能告诉他，向专利职能机关提出请求，就他的专利权的效力进行审查，这是现在的制度模式。行政机关经过审查之后，要作出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一旦做出之后，在民事案件当事人的被告还可以就这个决定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就是前面讲的一个民事诉讼，这个时候又转成了行政诉讼。在行政诉讼当中，法院也可能会对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这个决定认可或者不认可，也可以进行撤销，要求专利行政机关重新作出。一旦重新作出以后，这个原告还可以就他的重新作出的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程序往复、循环诉讼。所以，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包括在这一轮修法过程中一直建议，能不能赋予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比如专利侵权案件当中，就专利权效力问题赋予法院这样一个审查的职能。我们也借鉴了一些域外发达国家的经验，许多国家是有这个职能的。

[11:03:34]  [宋晓明]：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围绕纠纷的实质性解决和便利化，我们也作过一些统计，像类似这样一些案件有的拖至

7、8年，我看过还有9年的，所以周期长的问题需要在制度安排上一个重新的思考和定位。当然，现在这一轮修法当中，在目前的修订草案中是有这方面的相关内容和精神，最高法院在我们制定的专利法司法解释

（二），包括指导性案例，包括在审判实践中对有一些这方面的制度安排作了一些调整，但是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恐怕还需要通过立法来加以解决。

[11:04:40]  [宋晓明]：

在15项重点措施当中，我们还就举证难的问题、法院对证据认定难的问题，比如制定知识产权特别程序法的问题，比如探讨研究如何就统一技术类裁判尺度，设立上诉机制问题，在我们15项重点措施当中都有所措施，请媒体朋友们仔细关注。

[11:04:57]  [中国日报记者]：

请问宋庭长，刚才您提到在一系列的实践当中，关于赔偿比较低的问题，一直是公众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请问在这个《纲要》里如何体现？谢谢。

[11:13:42]  [宋晓明]：

赔偿低的问题，在我们社会上反映也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大家可以翻到《纲要》第12页，在我们目标6当中作了这样一个规制，就是建立科学合理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建立权利人被侵权所遭受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许可费用、法定赔偿以及维权成本与知识产权价值相适应的损害赔偿制度。这在《纲要》目标6当中有这样一个设计。同时，在《纲要》第18页，在“重点措施

（七）”当中有这么几项措施，我给媒体朋友们大致念一下。“大力弘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理念。坚持知识产权创造价值，权利人理应享有利益回报，侵害知识产权就是侵害他人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价值导向。建立公平合理、比例协调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以补偿性为主，以惩罚性为辅，让权利人利益得到赔偿，侵权人无利可图，败诉方承担维权成本。推动在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中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定赔偿额。”在这个措施里面我们有这样一段描述。

[11:14:15]  [宋晓明]：

我们国家商标法2013年修订的时候，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社会上非常关注的问题。一个是商标法大幅度提高了法定赔偿，同时在商标法修订当中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这一轮修法，恰恰是希望在新一轮修法当中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比如2008年专利法根据专利的不同类型，法定赔偿只规定了1万元到100万元。比如著作权法在2010年修订的时候，法定赔偿额是50万元以下，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知识产权从司法保护来说，这种赔偿的计算方式，我多说几句话和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的赔偿方式按照法律上的规定是4种方式：第一种是权利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这是通过他的举证来证明存在自己所遭受的实际损失。第二种是权利人当他的实际损失难以通过证据加以证明的时候，法院也可以要求或者叫责成侵权人所获得的侵权利益，要求他来举证。第三种情况是在第一种和第二种都难以通过事实加以证明的时候，人民法院也可以参考双方所形成的许可关系，就是许可费倍数来确定赔偿的标准。在第三种情况还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就回到了现在的法定赔偿，就是刚才给记者们介绍的现在法定赔偿商标法是300万以下，这是新修订的，现在正在做还没有修订的，比如专利法1万到100万，著作权法是50万以下。所以，现在法院在法定赔偿额上还是按照正在修订法律的这样一个标准内来实施的，因为我们是成文法国家，司法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执法。所以，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为了研究怎么样使知识产权更符合市场价值，我们在2015年广东设立了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研究基地，这个课题目前进展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就是如何实现以知识产权市场价值导向，来确定知识产权的赔偿额。

[11:14:40]  [宋晓明]：

另外，《纲要》给大家念到的措施七当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我这里也提请媒体朋友们能够关注，就是在第18页里面有一段重要的表述：“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等的决策要求，实现对知识产权实行严格保护的历史性转变。”所以，在《纲要》里有这么一段非常重要的表述，就是说，按照中央的部署，我们要实现对知识产权实行严格保护的一个政策定位和法律定位。这两个《意见》，应该说对我们的立法、司法，包括行政保护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不断地修改和完善法律，同时也加大司法保护力度，我们想在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额上会有一个新的司法价值和政策上的定位要求。

[11:15:40]  [宋晓明]： 我顺便再说一句，实行严格保护和最高法院推出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基本政策，我们基本政策是16个字，即“司法主导、严格保护、分类施策、比例协调”。这四句话应该说和严格保护、和中央的政策辩证统一的关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所以这一点并不矛盾，也请各位媒体在宣传过程中，在介绍情况的时候把握好这一点。谢谢。

[11:17:12]  [王玲]：

今天新闻发布会内容十分丰富，谢谢宋庭长的回答，也谢谢媒体的提问。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1:19:51]

第15篇：【2002】144号最高院通知理解

关于《法[2002]144号通知》的理解及注意问题

资产管理公司于2000年受让的政策性不良贷款中，绝大多数系国有银行在担保法生效前（1995年10月1日）发放的。在适用担保法律制度时，涉及到对当时的有关规定如何理解，特别是关于“保证期间”如何确定问题。

根据担保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担保法生效前发生保证行为形成纠纷的案件，仍应适用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这其中，有关保证合同纠纷的案件，主要适用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4月15日发布的法发[1994]8号《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8号司法解释）。该解释第11条规定，“保证合同中没有约定保证责任期限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在被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期限内承担责任”。各地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对何为“被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期限”产生了两种理解：一钟观点认为，它是指主债务期满后开始起算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指主债务人实际承担责任的期间，只要主债务人诉讼时效未届满（包括中断后又重新起算），保证人就应承担保证责任。8号司法解释对此规定并不明确，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8日公布的法释[2000]44号《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担保法实施前发生的保证行为如何确定保证期间问题也没有作出规定。为了审理好资产管理公司清收国有债权的案件，从8号司法解释第11条所表述的基本文意出发，结合担保法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以法[2002]144号发布了《关于处理担保法生效前发生前发生保证行为的保证期间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144号通知），对此类保证期间问题重新做出了规定。 144号通知首先明确了新的6个月的保证责任期间，规定：对于当事人在担保法生效前签订的保证合同中没有约定保证期限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如果债权人已经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向主债务人主张了权利，使主债务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但未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债权人可以自2002年8月1日至2003年1月31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逾期不主张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其次，如果在上述半年期间内，主债务人已进入破产程序，债权人没有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也可以在上述半年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债权；如果债权人已申报了债权，对其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债权，债权人可以在破产程序终结后6个月内向保证人主张。

第16篇：最高院执行工作会议经验材料

择危任势 威慑先行 推动反规避执行活动深入开展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邬文生

尊敬的江院长、卫局长，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

根据最高法院统一部署，湖南省常德市两级法院以构建、实施科学有效的执行威慑机制为突破口，围绕省高院反规避执行“十项措施”，深入开展反规避执行活动，取得了一定效果。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对症下药，增强威慑措施整体效果。针对花样繁多的规避执行行为，我们不盲目出手，不狂轰滥炸，坚持按行为特点，划分类型，采取针对性威慑措施，逐一破解。一是“查”财产型规避行为。对这类以抽逃资金、转移财产为特点的财产规避行为，采取财产报告令、财产审计、悬赏执行、委托调查等措施严查财产去向，掌握主动权，发现财产线索。先后采取财产审计、财产报告令、悬赏令等措施120多次。获得有效财产线索90余条。二是“打”行为型规避行为。这类规避行为以人身隐匿、暴力抗拒等为主。我们坚决采用拘传、拘留、移送追究刑事责任等威慑措施予以打击，先后拘留、罚款40余人次，移送追究刑事责任3人。三是“治”社会型规避行为。这类规避行为带有强烈社会色彩，被执行人通过其特有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执行施加影响。我们通过 曝光“黑名单”、限制出境、限制高消费等威慑措施影响其社会评价，促其配合执行。深圳某投资公司与南方某机场借款合同纠纷案，因执行阻力重重，我们果断限制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出境，其在海南机场出境时被扣留，促成达成和解协议。我们先后限制出境、限制高消费30多人次，曝光“黑名单”20余人次，成功执结此类案件27件。四是“制”特殊主体型规避行为。针对政府机关、基层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特殊主体通过其身份规避执行的，启动联动威慑机制，发司法建议，提请党委、人大、监察等职能部门联动执行。并争取市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决议》，明确成员单位职责，开展特殊主体案件清理行动。某建筑公司与某房产公司工程款结算纠纷一案，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黄某利用其市人大代表身份干扰执行。接到我们发出的司法建议后，人大常委会对其启动督办程序，案件得到顺利执行。活动中，共召开联席会7次，发出司法建立21份，执结特殊主体案件40余件。

二、敢于较真，保证威慑措施“招招见效”。执行威慑措施影响大，效果好，需要谨慎，但一旦采取，就要贯彻到底，不论阻力多大，不论关系如何复杂，都要敢于较真，勇于碰硬，决不打退堂鼓。让人民群众看到执行部门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的坚强决心。如澧县某村民集体与某地农业局及农产场合同纠纷一案，被执行人主体特殊，多年拒不执行，被列为重点案件。初期对法院的财产报告令没有任何回应，反而通过各种力量规避执行。对此，我院召开案情分析会，综合调度，统一部署。 启动联动威慑机制，将案件提交监察部门。监察部门约谈被执行人负责人，启动了督办程序。同时，两级法院调集干警近30人，采取财产审计、司法拘留等多种手段，促使其履行义务。

三、严格依法，确保威慑措施规范公正。执行威慑机制涉及当事人切身利益，必须坚持严格依法和正当程序原则，保证行为合法性；必须坚持比例和衡平原则，保证良好的社会效果。首先，严格合法性审查。制定严谨的办理流程，严格分权和审批。由承办人提出威慑措施论证报告，执行裁判部门审查决定，执行实施部门负责实施。基层法院采取罚款、限制出境、曝光“黑名单”等威慑措施须报中院审查备案，重大威慑措施须经院长审批，使威慑措施与被执行人违法性质和程度相适应。其次，保证程序规范。制订程序标准，严格落实合议制。制作《执行威慑措施实施规范意见》，从文书格式、送达要求、措施采取等方面对执行威慑措施统一规范。第三，强化全程监控。措施实施后，承办人须跟踪效果，视情调整措施。尤其曝光“黑名单”、限制出境等持续时间长、社会影响大的措施，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后，及时解除，将影响控制在需要的最低幅度内，减少矛盾冲突。充分发挥执行异议、复议程序对威慑措施的规范调整职能。当事人提出申请，一律公开听证审查。先后受理针对威慑措施的异议复议案件11件，依法撤销改正存在瑕疵的威慑措施2件。活动中，我们执结规避执行案件近200件，标的3200余万元。无一起因威慑措施不当造成不良事件。

四、创新机制，巩固威慑措施长远效果。采取威慑措施的同 时，我们不断创新完善威慑机制，巩固反规避执行长远效果。一是建立执行联系卡制度。根据被执行人隐踪遁迹、转移财产等规避行为，立案时向申请人、委托人、片区执行联络员发放执行联系卡，载明报告内容、通讯方式，确保及时掌握信息，方便采取措施。二是完善执行快速反应机制。建立执行110值班室，在市中院和一个基层法院设立2个执行指挥中心。配备车辆、电话和值班人员，形成集中调度、分片指挥、就近处置、协作配合的运作模式，高度整合执行力量，提高反规避执行快速反应能力。三是强化威慑信息发布机制。拓展威慑信息宣传发布平台，在市电视台开辟《执行局在行动》专栏，在黄金时段宣传执行行动、发布威慑信息。引进了短信群发系统，定向发布被执行人信息和黑名单人员，促使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义务。四是建立威慑措施协作机制。与公安部门建立被执行人通讯终端定位协作机制。借鉴省法院与省公民信息局、企业信息局签订协作查询协议的做法，与新闻、金融机构建立协作信息发布、征信记录反规避措施快速通道，增强对规避执行行为的威慑效果。

各位领导、同志们，反规避执行活动正在全国法院如火如荼的展开。我们将按照最高法院的统一部署，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认真学习兄弟单位的先进经验，继续推动活动深入开展，推动常德法院执行工作取得新的成绩。

谢谢大家！

第17篇：最高院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2003

《最高院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全文解读

为正确、及时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相关法律，结合民事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释义】本条说明了此司法解释的法律依据，我们可以看到依据的都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性规范文件，没有一部是行政机构制定的法规或者规章，这说明此解释的制作者对部分行政机构制定的法规及规章的稳定性并不认同，为了保证此解释的合法性，作者只引用了相对来说级别比较高的法律。 另外，本人在此做一点常识性解释，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我国的规范性文件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几种，像建设部的《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就是部门规章。当然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这个司法解释不在此列，它是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由于目前的纠纷多是由人民法院审理，所以可能这个司法解释要比其他文件更为有效。

第一条 本解释所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下统称为出卖人）将尚未建成或者已竣工的房屋向社会销售并转移房屋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释义】本条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概念进行了定义，“商品房”大概只有在中国才有，它的作为房屋的一种，是相对于“公房”和“二手房”来说；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它赋予了新的内容，就是那些还没有完工不具备使用功能的房屋。 此条解释让人看起来还有点思考：什么“尚未建成”？什么叫“已竣工”？为了避免歧义，我认为还是“未竣工”和“已竣工”作为分界点比较好？

第二条 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

【释义】中国的预售制度由来已久，目前由94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95年建设部《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两个规范性文件进行调整，但是两个文件总共只有17条，如果除去重复和无用的内容，则仅13条1100字，可谓大道至简。

高法的这项解释是一种明显的功利思想前三句认定预售许可制度的有效性，后两句则认定了开发企业的变通性。 对于消费者来说，如果想利用开发商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这一点来进行诉讼，应快点行动，否则磨磨蹭蹭的等下去，等对方有了许可证后再诉讼，一切都晚了；因为《预售许可证》相对于《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来说，其取得的成本比较低。

第三条 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应当视为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释义】本来《合同法》第十五条已经规定了广告内容可以作为要约或者要约邀请，如果作为要约的话，其内容应当作为合同内容兑现，否则将承担违约责任。

但是建设部《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五条又说：“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发布的商品房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所明示的事项，当事人应当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这一条看起来是保护了消费者，但实际上它的潜台词是说：“如果广告不写入合同，那么广告就不做为合同的一部分，开发商就不需要就广告内容承担责任”。

幸运的是，起草《合同法》的学者们没有象建设部的官员这么写，否则全世界都会嘲笑中国法律人的弱智；更幸运的是，法官们的良知在他们制定司法解释的时候驱使他们力求恢复法理的真相，虽然只是恢复了“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这一部分，但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我们要向法官们致敬。

希望这一条最后直接改成“广告和宣传资料应当做为房地产合同的要约”，因为过长的定语使消费者难以理解，而且还会给欺诈者以更多开脱的机会。

第四条 出卖人通过认购、订购、预订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受定金作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担保的，如果因当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按照法律关于定金的规定处理；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能订立的，出卖人应当将定金返还买受人。

【释义】定金合同是中国房地产业的一个特有现象，签订了定金合同就是给消费者的脖子上上了一个小套，而收取了定金则将这个小套紧了紧，不退定金就是把这个小套拉了拉使消费者不得不低头，很多消费者不是为了房屋而购房，而是为了不使定金浪费而购房。

这一条本来是想说，即使签订了定金合同，如果没有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那么开发商应当退还定金，但是又觉得这样写好象太对不起开发商的良苦用心，所以又写了“如果因当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按照法律关于定金的规定处理”，那么，怎么叫做“一方原因呢”？怎么又叫“未能订立商商品房买卖合同”呢？。 第五条 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

【释义】这一条是比较危险的，相当于确认了定金合同向买卖合同的转化条件；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应当减少纠纷的，但是我想这一条则是相反的，它增加了纠纷。

我们一般将定金合同称为预合同，而将买卖合同称为本合同，预合同实际上是给双方一个退出的机会，使大家在损失不大的情况下及时解除或者中止本来设想的交易行为，所以各国都规定了预合同解除的内容，严格限制将预合同认定为本合同的条件，但是这一条里我们看不到这种法律思想，很遗憾。

第六条 当事人以商品房预售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当事人约定以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商品房预售合同生效条件的，从其约定，但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除外。

【释义】此条解释可以说对症下药，基本上否定了登记备案制度的合法性，在目前登记制度没有建立以前，是一种进步；当然，如果登记制度建立了再这样写，可就是倒退了。这大概就是法律的其妙性之所在吧，此一时彼一时也。 第七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

被拆迁人请求解除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按照本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处理。 【释义】本来这一个司法解释全部都是写商品房的，但是这里却写到了拆迁房，可见是因为拆迁问题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了；我想大概是有的法官自己体会到中国拆迁制度的腐败性了，当然腐败之源就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其中以十五条、十六条、十七条为最劣，简直就是强抢豪夺。 可怜法官们的一番苦心，他们不能直接出关于拆迁的解释，只能在这里面提几句，将补偿安置房归于商品房调整的范围之内，可见是良心未泯啊。但是此条如果能够写得更好一些，应当加一句“被拆迁人有权选择是产权调换，还是货币补偿”，否则今后拆迁企业都不进行产权调换了，这样可以避开一个责任“雷区”。

第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无法取得房屋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释义】《消法》第四十九条是说：“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消法强调的是最低赔偿要“增加一倍”，而本司法解释则说得“可以不超过一倍”，前者是“应当”，后者是“可以”；前者是最低一倍高不封顶，后者是最高一倍低不限量，那当然包括零赔偿，所以根本不是一回事！

（一）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该房屋抵押给第三人；

【释义】此款就是常说的“秘密抵押”，按说这种情况不应当发生：所有权人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房屋被抵押出去了呢？但是在中国、在北京这种事情就天天在重复，开发商将已经出售给消费者的房屋抵押给了银行，有时还不止是一家银行，使消费者用自己的钱购买完房屋后，为开发商进行了担保，如果开发商破产了，那么消费者还要将房屋给银行，做到“钱房两空”；这是我们的制度设计问题。

（二）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

【释义】这一款没有什么难的，一般人一看就明白；其实这还是制度设计的问题，属于物权变动的内容；只是中国这样的事情太多，不仅你没有入住的房屋，有时就连你自己住着的房屋也竟然会被其他人出卖，不是盗窃胜似盗窃、不是抢劫劣于抢劫。

第九条 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释义】第八条强调的是合同违约责任，以合同有效为前提；而此条强调的实际上是一种缔约过失责任，也就是说当合同不成立或者无效时，开发商也要承担责任；此条甚好！但是如果将两倍赔偿由“可以”改成“应当”则更好！

（一）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二）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

（三）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

【释义】以上三款都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保是写得不是很具体，就是如何确认“故意隐瞒”这一事实，因为法律上说好说，但是在诉讼中做起来可以难了，这个法律环境是很难证明的，所以法官们想做好事，也不好做，只能让律师来证明了。

第十条 买受人以出卖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另行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将房屋交付使用，导致其无法取得房屋为由，请求确认出卖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应予支持。

【释义】象此条所述行为本来可以确认为诈骗，但是因为中国房地产市场中这种行为太多了，再加上房屋不动产又不象动产一样可以移动，大家反而就将这种不转移财产地点的诈骗不认为是诈骗了，这实在是一种对犯罪的纵容，此条不好，大大的不好。

第十一条 对房屋的转移占有，视为房屋的交付使用，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房屋毁损、灭失的风险，在交付使用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使用后由买受人承担；

【释义】此条前半句没有什么可说的，说得都是应当说的内容。

买受人接到出卖人的书面交房通知，无正当理由拒绝接收的，房屋毁损、灭失的风险自书面交房通知确定的交付使用之日起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释义】此条的后半句则有问题了，什么叫“无正当理由”？为什么不强调一下交房通知里的内容怎样才是合法有效？为什么不看看目前交房时的各项“非法集资”？为什么不想一想交房前要让消费者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总是强调消费者的单方责任，而不强调开发商的交付义务？

第十二条 因房屋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不能交付使用，或者房屋交付使用后，房屋主体结构质量经核验确属不合格，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

【释义】这里面什么叫“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不能交付使用”，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主体结构”？与技术意义上的“主体结构”是否一样？法律上的“质量”是技术上的“质量”是否一样？此条是强调质量问题的，如果出现了这种问题什么办：主体结构质量合格但房屋不能使用怎么办？我花一百万购买的房屋如果仅仅是主体结构质量“合格”行不行？也就是说以高价购买了一辆符合夏利质量标准的宝马车，这样的合同能否解除？

第十三条 因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

【释义】此款表面看来很好，但实际一用又极为不好，什么叫“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例如：某宅一用厕所，则楼下厕所开始下雨；另一处客厅中间有一大煤气立柱；还有一处在餐厅内可以听到隔壁卧室动静。这些现象是否“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法律不清则责任不明，责任不明则易枉法裁判。

交付使用的房屋存在质量问题，在保修期内，出卖人应当承担修复责任；出卖人拒绝修复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拖延修复的，买受人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修复。修复费用及修复期间造成的其他损失由出卖人承担。

第十四条 出卖人交付使用的房屋套内建筑面积或者建筑面积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面积不符，合同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以下原则处理：

（一）面积误差比绝对值在３％以内（含３％），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据实结算，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的，不予支持；

（二）面积误差比绝对值超出３％，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的，应予支持。买受人同意继续履行合同，房屋实际面积大于合同约定面积的，面积误差比在３％以内（含３％）部分的房价款由买受人按照约定的价格补足，面积误差比超出３％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承担，所有权归买受人；房屋实际面积小于合同约定面积的，面积误差比在３％以内（含３％）部分的房价款及利息由出卖人返还买受人，面积误差比超过３％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双倍返还买受人。

【释义】这个司法解释早就开始准备了，我本来以为会在面积问题上有所突破，例如：业主是否有权选择测量单位、测量失误的责任是否应当由开发企业与测量企业共同承担、面积测量报告是否应当附图等具体问题上进行规定，但是很显然，司法解释依然没有说清楚这一点，例如：如果套内实用面积减少10%，但总建筑面积仅减少2%，能不能解除合同？看来这又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工作；中国消费者维权的道路已经很漫长了，中国商品房消费者维权的道路会更加漫长。 第十五条 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经催告后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请求解除合同的，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释义】这一条写得不错，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本来合同约定2003年1月1日交房，但是开发商到了2003年1月10日还没有交房，于是业主就开始行使催告权：“开发商，你2003年2月1日前一定要给我房，我急着结婚用”。但“经催告后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也就是2003年5月1日前开发商还没有交付，已经从根本上影响我得“非典”了，于是我要求解除合同，法院应当支持；不过注意，最后可是说明“另有约定的除外”，所以和开发商签字一定要小心。 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

【释义】这一条也举个例子：本来合同约定2003年1月1日交房，但是开发商到了2003年1月10日还没有交房，于是业主于2003年2月1日发挂号信说：“开发商，你不交房影响了我得非典了，我准备解除合同”，那么到2003年5月1日前消费者都可以解除合同；而且如果到了2003年4月30日，我还想再等等看一看，那么可以再发一封信，又可以延长三个月。

但是，如果你一封信也没有发，或者说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你发了信了，那么你的解除权行使日期到2004年1月2日截止，消费者过了这一天就再也不能要求解除合同了！ 第十六条 当事人以约定的违约金过高为由请求减少的，应当以违约金超过造成的损失３０％为标准适当减少；当事人以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为由请求增加的，应当以违约造成的损失确定违约金数额。 【释义】此条的依据是《合同法》第114条所说的：“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但此条容易与第八条、第九条产生矛盾的理解，因为前两条是说“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为什么这里又说“以违约金超过造成的损失３０％为标准适当减少”，一个是100%，一个是30%，这倒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答案可能有以下几个：

1、法官们写错了，他们因为非典太忙了，可能少写了几个字；

2、第八条、第九条适用于合同无效、解除、撤销三种情况，而此条则适于普通情况下仅要求支付违约金的情况；不过当合同解除时也有违约金啊，所以有点难以理解。

我对消费者有一个建议：当你的合同可能被判无效或者被撤销时，你就直接要求两倍赔偿；当你的合同要求解除时，你也要两倍赔偿，但是最好别提违约金；不过，你如果不提违约金，又会出现另外一种风险，就是法官并不支持两倍赔偿，怎么办呢？只能看你的运气了。 第十七条 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数额或者损失赔偿额计算方法，违约金数额或者损失赔偿额可以参照以下标准确定：

逾期付款的，按照未付购房款总额，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

逾期交付使用房屋的，按照逾期交付使用房屋期间有关主管部门公布或者有资格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定的同地段同类房屋租金标准确定。

【释义】此条简单是从《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范本204条》中抄下来的，只是我当时说是租金是实际发生的租金，而此处写得是拟制的租金，我如果在合同里这么写可能被认为无效条款，所以说司法解释的要求比我得要求还要高，没有办法，谁让人家是最高法院呢。

第十八条 由于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在下列期限届满未能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除当事人有特殊约定外，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一）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期限；

（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尚未建成房屋的，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日起９０日；

（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已竣工房屋的，自合同订立之日起９０日。

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或者损失数额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已付购房款总额，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

【释义】此条款是整个解释中最伟大最清楚的条款了，从1949年建国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法律、法规、规章、文件或者领导讲话，说过办理产权证不准时要承担违约责任，这次说得是非常具体了，是“三个代表”最直接的体现。 第十九条 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或者《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期限届满后超过一年，由于出卖人的原因，导致买受人无法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

【释义】此条与第十八条是不一样的，上条说是的违约责任，此条说是解除合同，而且强调是由于出卖人的责任；只是留了一个小尾巴：什么是出卖人的责任呢？这又是给双方律师提供了辩论的机会。

另外，《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全文如下：“预售商品房的购买人应当自商品房交付使用之日起９０日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现售商品房的购买人应当自销售合同签订之日起９０日内，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协助商品房购买人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各位看官注意，此条强调是由购买人办理承担全部办证义务，也别以为是开发商的义务。

第二十条 出卖人与包销人订立商品房包销合同，约定出卖人将其开发建设的房屋交由包销人以出卖人的名义销售的，包销期满未销售的房屋，由包销人按照合同约定的包销价格购买，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释义】此条写得是商品房的批发业务，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包销人”，其实就是销售代理，所以如果消费者在购买房屋时是与代理商签订合同，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 第二十一条 出卖人自行销售已经约定由包销人包销的房屋，包销人请求出卖人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释义】对消费者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但是如果开发商将本来承诺由代理商销售的房屋自己销售了，就会有点麻烦了。 第二十二条 对于买受人因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出卖人发生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包销人参加诉讼；出卖人、包销人和买受人对各自的权利义务有明确约定的，按照约定的内容确定各方的诉讼地位。

【释义】前面所说都是实体问题，此条说的是审判程序问题，此处将代理商做为第三人对待，三角合同最难处理，请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务必与开发商签订买卖合同，如果有代理商的话最好签一个居间合同罢了。

第二十三条 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以担保贷款方式付款、因当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并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未能订立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并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款本金及其利息或者定金返还买受人。

【释义】此条是指如果消费者无法取得银行贷款的情况，现在这种事情越来越多了，因为“假贷”越来越多，银行也怕了，所以有时看着业主长相不对就不敢贷款了；只是少了一个条款：如果因为消费者的原因不能取得贷款，消费者是否有权解除买卖合同？就是说银行不给我贷款了，我能不买房了吗？此等情况会在非典后日益增加，不知道法院会怎么处理。

第二十四条 因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应予支持。

【释义】此条是共同保护开发商、消费者的，因为只有在处理银行合同中，两者才有可能站在同一条壕沟里，这种机会并不是很多，希望各位要珍惜。

第二十五条 以担保贷款为付款方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一方请求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或者撤销、解除合同的，如果担保权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出诉讼请求，应当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纠纷合并审理；未提出诉讼请求的，仅处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担保权人就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纠纷另行起诉的，可以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合并审理。

【释义】此款也是审判程序方面的规定，就是要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与《商品房抵押贷款合同》纠纷或《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纠纷一并审理。 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担保权人和买受人。

【释义】写到这里我到想起一种情况，如果消费者与开发商之间的争议是由法院管辖的，那么银行非常容易加入进来，但是如果是由仲裁委员会来管辖，由于仲裁程序没有第三人的制度，所以银行很难加入进来，这时的情况就比较难办了。 另外，在《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里，各方的身份如下是不一样的；在贷款合同里，银行是贷款人，消费者是借款人；在担保合同里，开发商是担保人、银行是担保权人、消费者是债务人；在抵押保同里，消费者是抵押人，银行是抵押权人。

第二十六条 买受人未按照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约定偿还贷款，亦未与担保权人办理商品房抵押登记手续，担保权人起诉买受人，请求处分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买受人合同权利的，应当通知出卖人参加诉讼；担保权人同时起诉出卖人时，如果出卖人为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提供保证的，应当列为共同被告。

【释义】此条可以解释为：如果消费者不能按时向银行还贷，在消费者还还没有办理抵押登记手续（这时银行拿不到房屋）的情况下，如果银行起诉消费者，那么应当通知开发商参加，潜台词是：如果银行赢了官司，开发商就要将房屋给银行，虽然房屋并没有抵押给银行；这一条的实质是通过诉讼办理抵押登记，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大中华帝国的银行。 第二十七条 买受人未按照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约定偿还贷款，但是已经取得房屋权属证书并与担保权人办理了商品房抵押登记手续，抵押权人请求买受人偿还贷款或者就抵押的房屋优先受偿的，不应当追加出卖人为当事人，但出卖人提供保证的除外。

【释义】此条也是为了保护银行的，只是让银行对开发商网开一面，平时都是朋友，现在已经有消费者顶帐了，就不要再拉上开发商了，当然开发商提供了保证的除外。 第二十八条 本解释自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后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生的纠纷案件，本解释公布施行后尚在一审、二审阶段的，适用本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后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生的纠纷案件，在本解释公布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发生的商品房买卖行为，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释义】此条可谓是全文的画龙点眼之作，过去的司法解释都是约束生效之后建立的法律行为，而此条则是明确只要没有结案的案件都可以适用，所以我的几个案件要坚决拖到2003年儿童节以后再开庭

第18篇：最高院发布八典型案例

案例1 袁巧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袁巧娥系浙江省云和县华夏工艺厂（系个人独资企业）的负责人，其与丈夫夏根发（另案处理）共同经营该厂。自2011年年初开始，该厂长期拖欠工人工资。2011年9月初，袁巧娥与夏根发突然逃匿，手机关机无法联系。9月9日，云和县人事劳动保障局发出指令书，指令华夏工艺厂于9月13日前支付拖欠的工人工资。同日，云和县人民法院对华夏工艺厂的机器设备进行了财产保全。9月21日，因袁巧娥与夏根发未如期履行，云和县人民法院正式立案调查。10月8日，袁巧娥到云和县人民法院核对拖欠的工人工资情况。经法院判决和调解，华夏工艺厂拖欠工人工资共计人民币290270.52元。10月下旬，袁巧娥再次逃匿，并改变联系方式。2012年1月15日，该案被移送至云和县公安局，并于次日被立刑事案件。1月19日，袁巧娥自动到云和县公安局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云和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袁巧娥以逃匿、改变联系方式的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29万余元，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袁巧娥在案发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认定被告人袁巧娥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宣判后，袁巧娥服判，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将恶意欠薪行为入罪，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劳动者权利保护体系。通过刑法的强力介入，打击恶意欠薪，震慑无良雇主，保护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本案中，被告人袁巧娥以逃匿的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达29万余元，且经云和县人事劳动保障局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并再次逃匿，改变联系方式，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该案的审判明晰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构罪要件，该罪主观方面应以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为目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且拖欠的劳动报酬需达到数额较大，并要以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为前提，目的在于在加大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避免了刑罚的过度干预，有助于维护市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案例2 付德红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7月，被告人付德红在浙江省湖州市经营服装厂。2011年11月19日，付德红因经营不善，为逃避高利贷及支付工人工资，携带1万余元潜逃至安徽省合肥市、湖南省株洲市等地藏匿，拒不支付工人工资共计11万余元。后经湖州市吴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责令支付仍不支付。2012年7月27日，付德红在湖南省株洲市被抓获。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付德红以逃匿的方式逃避支付工人工资，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付德红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能当庭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认定被告人付德红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宣判后，付德红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恶意欠薪问题，是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凸显的问题，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和劳动力高度聚集的背景下，这关乎广大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基本权益的保障，关乎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定感和幸福感的实现，更关乎社会整体秩序的稳定和社会公序良俗的保护。2011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施行以来，人民法院处理了一批恶意欠薪案件，有效地打击了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报酬或有能力支付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分子，营造了和谐的社会氛围。本案中，被告人付德红为逃避支付劳动报酬，隐匿个人行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数额较大，且经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同时考虑到付德红归案后的认罪表现予以从轻处罚，做到了罪刑相适应，罚当其罪。该案的审判明晰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构罪要件，充分发挥了人民法院保护民生的职能作用，为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稳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案例3 林丽某被撤销监护权案

（一）基本案情

福建省仙游县榜头镇梧店村村民林丽某（女）多次用菜刀割伤其年仅9岁的亲生儿子林某的后背、双臂，用火钳鞭打林某的双腿，还经常让林某挨饿。自2013年8月开始，榜头镇人民政府、梧店村民委员会的干部及榜头派出所的民警，多次对林丽某进行批评教育，但林丽某拒不悔改。2014年1月，福建省莆田市共青团市委、市妇联以及榜头镇人民政府、榜头派出所等部门联合对林丽某进行教育。林丽某写下了不再殴打林某的书面保证，但仍不思悔改。5月29日凌晨，林丽某再次用菜刀割伤林某的后背、双臂。为此，仙游县公安局对林丽某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人民币一千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莆田市共青团市委、市妇联等有关部门采取应急措施，将林某送入市救助站予以临时安置。6月13日，申请人梧店村民委员会以被申请人林丽某长期对林某实施虐待行为，严重影响林某的身心健康为由，向仙游县人民法院请求依法撤销林丽某对林某的监护人资格，指定梧店村民委员会作为林某的监护人。仙游县人民法院在审理期间，征求林某的意见。林某表示不愿意随其母林丽某共同生活，也不愿意追究林丽某的刑事责任。

（二）裁判结果

仙游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被申请人林丽某作为林某的监护人，未采取正确的方法对林某进行教育引导，因认为林某不听话，即采取打骂等手段对林某长期虐待，经有关单位教育后仍拒不悔改，再次用菜刀割伤林某，其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林某的身心健康，故其不宜再担任林某的监护人。依照民法有关规定，判决撤销被申请人林丽某对林某的监护人资格；指定申请人梧店村民委员会担任林某的监护人。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福建省首例因母亲长期对未成年子女进行虐待而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案件，对于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撤销父母监护权是国家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通常情况下，父母是未成年子女当然的监护人，但若父母不履行监护职责，甚至对子女实施虐待、伤害或者其他侵害行为，再让其担任监护人将严重危害子女的成长。在这种情况下，依照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规定，未成年子女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以及未成年父母所在单位、未成年人住所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均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实施侵害行为的监护人的监护权。本案被申请人林丽某对其年仅9岁的儿子林某长期进行虐待，经多次劝阻教育仍拒不悔改，严重侵害了林某的身心健康。仙游县人民法院根据当地村民委员会的申请，依法撤销了林丽某对林某的监护人资格。因林某的生父不明，也没有其他近亲属和朋友可以担任监护人，在法律规定的可以担任监护人的范围之内，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仙游县人民法院指定当地村民委员会担任林某的监护人。宣判后，仙游县人民法院对林某的安置情况进行了持续跟踪、回访。考虑到村民委员会直接履行对林某的监护职责确实存在一些具体困难，莆田市共青团市委、市妇联与当地民政部门积极研究、协调，由民政部门对林某安排代养，确保林某有一个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 当前，父母虐待未成年子女、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的案件还屡有发生。人民法院应当将对未成年人实行“特殊、优先保护”的理念贯彻到审判工作当中，按照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对长期侵害未成年子女、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成长的监护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撤销其监护权，另行指定监护人；对于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还可以以虐待、遗弃、故意伤害等罪名追究监护人的刑事责任。就本案而言，如果林某或其他有权代为告诉的个人或单位，向人民法院提起林丽某犯虐待罪的告诉（即刑事自诉），人民法院也应当受理并依法作出刑事判决。

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方面，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注意与公安、民政、共青团、妇联、学校、医院、社工组织等机关单位、社会团体形成联动，分工协作，对缺乏父母监护、缺少家庭关爱的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心理辅导等作出妥善安置，使其安全健康成长。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仙游县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变更监护权审判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负责审理本案的法官多次到救助站看望林某，为其庆祝生日，使林某感受到司法的人性关怀和温暖。案件宣判后，法官还主动与市、县两级共青团委、妇联沟通协调，研究解决林某的救助、安置、学习等问题，为林某创造良好的生活、成长条件。本案的审理，一方面显示了人民法院在司法为民上完全可以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也说明保护未成年人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需要政府及各部门的协作联动，才能取得切实效果。

案例4 天津天隆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苏徐农种业 科技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北方杂交粳稻工程技术中心（与辽宁省稻作研究所为一套机构两块牌子）、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徐州农科所）共同培育成功的三系杂交粳稻9优418水稻品种于2000年11月10日通过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9优418水稻品种来源于母本9201A、父本C418。2003年12月30日，辽宁稻作所向国家农业部提出C418水稻品种植物新品种权申请，于2007年5月1日获得授权，同日其许可天津天隆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隆公司）独占实施C418植物新品种权。

2003年9月25日，徐州农科所就其选育的徐9201A水稻品种向国家农业部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于2007年1月1日获得授权。2006年4月3日，徐州农科所水稻室与天隆公司订立《关于“徐9201A”引种使用协议》，约定：“徐9201A已申请国家品种权保护，按照知识产权保护要求，外单位引用仅可用于测交配组，不得用于商业开发，并保证不向第三方扩散；使用期间未经同意不得自行繁殖，否则追究侵权责任。”2008年1月3日，徐州农科所许可江苏徐农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农公司）独占实施徐9201A植物新品种权。

经审理查明，徐农公司和天隆公司生产9优418使用的配组完全相同，都使用父本C418和母本徐9201A。

天隆公司、徐农公司分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对方当事人侵犯其独占享有的父本C

418、母本徐9201A植物新品种权。

（二）裁判结果

9优418的合作培育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杂交水稻科研大合作，本身系无偿配组。该品种性状优良，在江苏、安徽、河南等地广泛种植，受到广大种植农户的普遍欢迎，已成为中粳杂交水稻的当家品种。9优418本身并无植物新品种权，该品种已进入公有领域，但之后辽宁稻作所与徐州农科所又分别通过各自的行为使9优418品种间接获得法律保护。辽宁稻作所于2003年申请了父本C418的植物新品种权，即生产9优418使用父本C418需获得品种权人辽宁稻作所的授权许可；徐州农科所亦于2003年申请了母本徐9201A的植物新品种权，而徐农公司在诉讼中认可目前已将未获品种权保护的母本9201A全部封存，故天隆公司只要生产9优418就只能使用母本徐9201A。在二审期间，法院做了大量调解工作，希望双方当事人能够相互授权许可，使9优418这一优良品种能够继续获得生产，但双方当事人最终未能达成妥协。由于天隆公司与徐农公司之间不能达成妥协，致使9优418品种不能继续生产，不仅影响双方的利益，实际上也已经损害了国家粮食生产安全，有损公共利益，且不符合当初辽宁稻作所与徐州农科所合作育种的根本目的，也不符合促进植物新品种转化实施的根本要求。9优418是三系杂交组合，综合双亲优良性状，杂种优势显著，在9优418配组中父本与母本具有相同的地位及作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9优418水稻品种的合作双方徐州农科所和辽宁稻作所及其本案当事人徐农公司和天隆公司均有权使用对方获得授权的亲本繁殖材料，且应当相互免除许可使用费，但仅限于生产和销售9优418这一水稻品种，不得用于其他商业目的。因徐农公司为推广9优418品种付出了许多商业努力并进行种植技术攻关，而天隆公司是在9优418品种已获得市场广泛认可的情况下进入该生产领域，其明显减少了推广该品种的市场成本，为体现公平合理，法院同时判令天隆公司给予徐农公司50万元的经济补偿。同时，因双方当事人各自生产9优418，事实上存在着一定的市场竞争和利益冲突，法院告诫双方当事人应当遵守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诚实经营，有序竞争，确保质量，尤其应当清晰标注各自的商业标识，防止发生新的争议和纠纷，共同维护好9优418品种的良好声誉。

（三）典型意义

通常情况下，知识产权具有排他性，未经权利人许可，他人不得擅自使用知识产权，但知识产权制度的本质并不仅仅在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更重要的意义是要通过保护权利，促进知识产权的运用，实现知识产权的价值，推动科技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进步。该案围绕9优418杂交水稻品种产生的争议，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9优418系合作双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分别提供父本和母本合作攻关育成，但对该品种的后续生产及后续知识产权行使合作双方未作约定，导致本案双方当事人分获涉案父本和相关母本独占实施许可权后相互指控对方侵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调解双方相互达成授权许可不成的情况下，最终并未判令双方当事人停止侵权，均不得使用对方享有植物新品种权的亲本繁殖材料，而是以法律精神为指引，打破常规审判思路，借鉴知识产权法规定的强制许可制度，在平衡双方父本与母本对涉案品种生产具有相同价值的基础上，以司法裁判的方式直接判令双方当事人相互授权许可且互免许可费，促使已广为推广种植的优良杂交水稻品种9优418得以继续生产。这一裁判结果不仅从根本上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更符合国家粮食生产安全的公共利益，亦体现了公平原则和鼓励植物新品种转化实施的基本司法价值导向。该案就涉案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提出相互许可的裁判思路，得到双方当事人的认可并自动履行，说明裁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良好，而该案所体现出的探索与创新精神，对于司法解决类似知识产权争议亦具有积极的启示。

案例5 山东宏济堂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与山东宏济堂阿胶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宏济堂”为济南本土的中药老字号，创立于1907年，“宏济堂”历经分立、合并、整合、改制和更名等多次调整分为制药公司和山东宏济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医药集团）。本案阿胶公司是医药集团投资设立的子公司，阿胶公司基于母子公司之间的投资关系使用“宏济堂”字号，且依法在工商局核准注册。制药公司认为阿胶公司在其阿胶制品上突出使用“宏济堂”，并标注阿胶公司企业名称及“原宏济堂阿胶厂”字样，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请求法院判令阿胶公司停止商标侵权，停止使用“宏济堂”字号并赔偿经济损失。

（二）裁判结果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医药集团与制药公司对于“宏济堂”的使用在历史上没有形成权利划分。阿胶公司对“宏济堂”字号的使用是基于其母公司医药集团的历史传承与授权，并非恶意攀附他人企业名称或商标。对于因历史原因造成的商标与老字号之间的权利冲突，应本着善意共存和包容发展的原则进行处理。本案中，阿胶公司对“宏济堂”商标、字号的使用是历史的，也是善意的，不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判决驳回制药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本案对涉及因历史原因造成的老字号权利冲突案件的处理具有典型指导意义。老字号的权利冲突，实质是具有百年历史的民族传统品牌及老字号，在历经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如何确定权利边界和规范使用的问题。山东法院本着尊重历史、保护在先权利、诚实信用、公平竞争等原则，依法处理商标和老字号的冲突纠纷，允许两个“宏济堂”字号善意共存，实现了经营者之间的包容性发展。

案例6 温州荣盛贸易有限公司诉温州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鹿城分局工商行政处罚案

（一）基本案情

鹿城工商分局于2011年3月16日对荣盛公司作出温鹿工商处字（2011）第01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荣盛公司经销假冒“贵州茅台”牌白酒，已构成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违法行为。根据商标法等有关规定，被告决定对原告的违法行为作如下处罚：

一、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二、依法扣押的假冒“贵州茅台”牌白酒956瓶予以没收销毁，其余的“贵州茅台”牌白酒129瓶、白酒109箱予以发还；

三、处以罚款500000元，上缴财政。

浙江省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贵州茅台”商标由茅台酒公司注册，授权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使用。2008年1月8日，被告鹿城工商分局接受茅台酒公司投诉，对原告荣盛公司的经营场所进行调查，扣押了原告涉嫌假冒的“贵州茅台”牌系列白酒1085瓶，其他白酒109箱。经被告委托，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于次日对涉案“贵州茅台”牌系列白酒作出鉴定，结论为其中956瓶属假冒。按原告公司的标牌价计算，该956瓶“贵州茅台”牌系列白酒价格总计816992元。因假冒商品的数额较大， 2008年3月19日，被告将案件移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处理。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经侦查，未能发现原告明知是假冒的茅台酒而进行销售的证据，于2010年5月19日将案件退回被告。被告经听证、审批后，于2011年3月16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

（二）裁判结果

法庭审查时，双方主要针对茅台公司出具的商品真伪鉴定表能否作为证据采信展开质证与辩论。浙江省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销售的商品经商标注册人鉴定为假冒，原告不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被告据此采纳鉴定结论认定原告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非法经营额达816992元人民币，被告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内容，适用法律正确。据此，判决维持被诉行政处罚决定。

宣判后，荣盛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行政证据应在依法收集并经行政机关审核确认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才能作为定案依据。由于对商标的真伪鉴别涉及一般人并不熟悉的专业判断，其结论的准确性对当事人至关重要。因此，鉴别人员应当对辨认经过、使用的方法、与真品的差异等基本情况进行说明，以供行政机关对其结论的准确性进行判断和确认。但本案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五份鉴定表只简单记载“包装材料：属假冒；酒质：不是我公司生产的酒”，从而判断：“属假冒”，该所谓鉴定内容过于简单，实难确保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法院不予采信。鹿城工商分局仅以贵州茅台股份有限公司有权鉴定及该公司可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为由，而将涉案商标真伪的鉴别判断权完全交给该公司，法院不予支持。鹿城工商分局对荣盛公司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主要证据不足。据此，判决撤销原判；撤销被诉处罚决定；责令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鹿城分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本案重新作出处理。

（三）典型意义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分为行政和司法两个途径。本案是行政机关对侵权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查处，产生行政争议的典型案例，因此入选2011年浙江知识产权审判十大案例。本案关键问题是商标侵权行政案件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证据审核义务，司法既应支持行政机关依法查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同时也要履行对行政机关的司法审查职责，通过行政诉讼妥善化解知识产权执法中引发的行政争议。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标注册申请日趋活跃。商标侵权案件的数量不断上升，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由于商标的真伪鉴别涉及专业知识，辨别判断难度较大，故在当前对侵权商标查处的行政执法实践中，工商行政主管部门一般将商标真伪的鉴定工作交由商标注册人或合法使用人进行，并将其出具的书面鉴定结论作为行政处罚案件的证据。一旦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行政机关往往以商标注册人有权鉴定并由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提出抗辩，本案正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司法实践中发现，商标注册人或合法使用人因其鉴定结论在行政案件中的“权威性”，鉴定结论内容日趋简单，甚至无法反映辨认经过、使用方法、与真品的差异等基本情况，其准确性和可靠性无法确保。严格从证据分类看，该鉴定结论在证据性质上相当于“被害人陈述”，而非证据法中的鉴定结论，况且在很多商标处罚案件中，商标注册人或合法使用人往往也是举报人。如果行政机关一味放弃审查职责而径行采纳作为定案证据，不仅不符合证据法的相关规定，也有违公平原则。因此，在做法尚未完全统一之前，探讨商标侵权案件中工商行政主管机关的证据审核义务具有积极且现实的实践意义。

案例7 齐来发诉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道路运输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9月27日，齐来发与济南长途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协议，承包鲁A48307号客车，营运路线为济南至角峪。2012年11月9日，齐来发向山东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局邮寄申请，认为鲁S30886号客车超线路经营，侵占了其营运路线，要求：依法查处该车超线路经营行为；禁止该车侵占其路线营运；吊销客运经营者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该局收到申请后，一直未作出答复。

（二）裁判结果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道路运输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客运经营者不按规定路线行驶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进行查处，情节严重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本案中，山东省交通厅道路运输局是鲁S30886客车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发证机关，齐来发认为上述客车不按规定路线行驶，应当向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投诉举报，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认定违法情节严重的，才转交山东省交通厅道路运输局处理。齐来发以自我认定鲁S30886客车违法情节严重，要求省级道路运输主管部门处理，不符合上述级别管辖规定，应予驳回。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山东省道路交通运输条例》等明确规定，由省内各级交通稽查机构对客运经营者不按规定路线行驶的行为进行查处。山东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局虽然是鲁S30886客车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的颁证机关，但不具有对该客车是否存在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的行为进行路检路查的执法权限，只有在客运经营者存在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的行为、且情节严重的情况下，该局才具有吊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权力。但鉴于上述规定属于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行政许可机关对被许可人从事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职责的一项特殊规定，因此该局收到申请后，应当根据其职权范围的规定作出相应指导。判决撤销原审判决，责令山东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局自接到判决之日起60日内，按照其职权范围的规定对齐来发的申请作出处理。

（三）典型意义

推进行政领域办事制度公开，确保权力行使公开高效便民，是十八大报告赋予法院的历史任务。而推动行政机关履行释明义务，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的事项，即使不在被申请机关职责范围之内，也要求该机关给予适当指导，是法院推动行政领域办事制度公开、促进权力高效便民公开的重要抓手。但在当前，司法审查对行政机关的要求，仍然停留在依法履责的层面，对释明义务问题缺乏关注。本案突出了行政机关的释明义务，明确了在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时，行政机关不能因内部职权划分问题而置之不理，应该给予必要的说明和指导，有力推进了行政权力的公开高效和便民行使。

案例8 刘自荣诉米泉市劳动人事 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01年1月7日，新疆米泉市铁厂沟镇三矿副矿长刘自荣得知矿井煤层采仓仓顶被拉空，将给煤矿生产安全带来隐患。为保证煤矿安全生产，1月8日晚10时许，刘自荣与炮工余远贵一起在职工宿舍内，将瞬发电雷管改制成延期电雷管时，雷管爆炸，将刘自荣的左手拇指、食指、中指炸去，无名指受伤。事发后，铁厂沟镇煤矿立即将刘自荣送往医院救治，并承担了刘自荣的全部医疗费用。3月21日，铁厂沟镇煤矿与刘自荣达成赔偿协议，由铁厂沟镇煤矿给刘自荣今后生活费、营养费一次性补助15000元。4月9日，刘自荣向米泉市劳动局申请工伤认定。2002年7月3日，米泉市劳动局作出《关于不予认定刘自荣为工伤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二）裁判结果

米泉市人民法院一审以米泉市劳动局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为由，判决撤销米泉市劳动局的《决定》。

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米泉市劳动局对刘自荣的工伤申请所作的认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决定程序合法，判决撤销米泉市人民法院一审行政判决，维持米泉市劳动局的《决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维持二审行政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提审认为，根据《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规定，从事本单位日常生产、工作或者本单位负责人临时指定的工作的，在紧急情况下，虽未经本单位负责人指定但从事直接关系本单位重大利益的工作负伤、致残、死亡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刘自荣作为米泉市铁厂沟镇第三煤矿副矿长，其基于煤矿正常生产的需要而与其他炮工一起在工人宿舍内将瞬发电雷管改制成延期电雷管，并因雷管爆炸而受伤，该行为显然与本单位工作需要和利益具有直接关系。公安部《关于对将瞬发电雷管改制为延期电雷管的行为如何定性的意见》认为，雷管中含有猛炸药、起爆药等危险物质，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条件下将瞬发电雷管改制为延期电雷管，属于严重违反国家有关安全规定和民爆器材产品质量技术性能规定的行为，不应定性为非法制造爆炸物品的行为。据此判决：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维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米泉市人民法院行政判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应在收到判决之日起两个月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三）典型意义

如何准确把握工伤认定的标准，一直是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难点。该案涉及对不得认定工伤的情形如何掌握、本单位利益如何界定等工伤认定中的疑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从维护职工切身利益的立法宗旨出发，对于不予认定工伤的情形，采取了从严掌握原则，明确了对职工因单位工作需要，在非工作场所从事危险工作而受伤，即使存在一定违规，仍应认定该工作与本单位重大利益具有直接关系，从而应予认定工伤的原则。该案判决充分彰显了工伤保险的立法精神，对于工伤认定行政案件裁判尺度的把握和统一，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第19篇：建筑工程合同纠纷,申请至最高院

民事答辩状答辩人：太原市某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XXXX工程处答辩人：太原市某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因山西某某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与太原市某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XXXX工程处、太原市某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申请再审一案，现提出答辩意见如下：

1、答辩人严格依照双方签订的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履行合同义务，山西某某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在没有正当理由情况下拖延工期，造成工程逾期竣工。《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第1.5条工期约定：“本工程自2007年12月5日开工，于2008年4月30日竣工。”第6.2条关于工程价款规定“双方约定本合同按进度付款。乙方进场后付合同价款10%，基层完工付30%，面层完工付40%，竣工验收后付10%。”根据证明材料显示的事实是2007年12月 20日答辩人支付超出10%的进场费，完全履行了某笔支付义务，至此之后陆续支付的费用并非严格依照合同比例进行。造成此事实的原因并非答辩人故意不履行支付价款义务，而是某某公司对于工程报价义务的不作为造成。在施工过程中，某某始终未提交任何书面材料报进度价款，答辩人根本没有材料可以依据并按约定比例付款。对于非严格依照合同比例支付的后续款项，答辩人是有权利不予支付，但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和促成合同实现目的还是善意进行了部分支付(目前总共已经支付450万人民币)。因此，工程逾期的违约责任在于某某，而答辩人已严格按照合同履行义务，并不存在违约行为。

2、《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第4.1条约定“按照双方约定工期达到竣工验收标准，甲方按乙方结算总值奖乙方5%。若工期延期一天，则罚乙方结算总值的 0.5%(按此处罚，每一天类推)”，该条款合法有效，某某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逾期120天的违约金。(约定竣工期为2008年4月30日，实际竣工期为2008年9月1日)。首先，该违约责任条款是答辩人与某某自愿订立，未违反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的规定，符合自愿原则，应属合法有效。其次，该违约责任条款的性质属惩罚性违约金，并不以损失多少为衡量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某百一十四条某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答辩人与某某约定的违约金数额确定方式是此条款某种方式，即根据违约情况向答辩人支付一定数额，在本案中，“违约情况”为120天的工程逾期，“一定数额”是结算总额的0.5%(每天类推)。所以本案不是本条款后半段规定的“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的情况。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某百一十四条第三款：“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的规定，法律认可合同当事人约定迟延履行违约金，所以本案关于工程逾期的违约金条款合法有效。对于某某公司认为的“违约赔偿责任应当与实际造成的经济损失基本一致，是我国合同法关于违约赔偿责任的一般原则”，答辩人认为这是对法律的误读不能采信。因为某某公司的观点仅仅是在补偿性违约金情况下才可以以损失额为确定标准，而某某公司的观点与本案案情无关，所以不能成为拒绝履行违约金支付义务的正当事由。

3、答辩人认为工程总造价按照《鉴定报告》的结论，应当仅仅支7,257,502.89元(人民币)。首先，该《鉴定报告》合法有效，应当为价款支付依据。其次，关于取费问题，双方在合同中已协商约定对人工费上调至70元，而其他费用不予支付，故此，这 1,006,946.61元(人民币)取费费用按合同约定应不予支付，而山西省高院终审判决酌情认定的50万价款无法律明确依据，并不能计入工程总价款。再次，关于税金，答辩人将此分包工程的税款含入答辩人总承包工程的税款内代缴为缴纳，并有完税凭证加以佐证，某某公司只有分包工程价款收据而没有缴税凭证，因此，该税金不应给付给某某公司。综上所述，答辩人请求如下：某、请求人民法院否定申请再审人某某公司提出的第二项、第三项诉讼请求。第

二、判决答辩人仅承担某某公司工程造价款 7,257,502.89元(人民币)。第

三、判决某某公司承担工程逾期违约金共计4,354,501.734元(人民币)。第

四、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某某公司承担。此致最高人民法院答辩人：太原市某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XXXX工程处答辩人：太原市某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第20篇：最高院申请再审的条件

最高法院再审申请条件

《民事诉讼法》第199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是申请再审还需满足许多条件，君众律师事务所的张明君律师为大家介绍最高法院再审申请条件：

一、当事人或案外人申请再审，应当提交再审申请书等材料，并按照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人数提交再审申请书副本。

二、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再审申请书是否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再审人、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当事人是自然人的，应列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及有效联系电话、邮寄地址；当事人是法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列明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及有效联系电话、邮寄地址；

(二)原审法院名称，原判决、裁定、调解文书案号；

(三)具体的再审请求；

(四)申请再审的法定事由及具体事实、理由；

(五)受理再审申请的法院名称；

(六)申请再审人的签名或者盖章。

三、申请再审人申请再审，除应提交符合前条规定的再审申请书外，还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再审人是自然人的，应提交身份证明复印件；申请再审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

(二)申请再审的生效裁判文书原件，或者经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生效裁判系二审、再审裁判的，应同时提交一审、二审裁判文书原件，或者经核对无误的复印件；

(三)在原审诉讼过程中提交的主要证据复印件；

(四)支持申请再审事由和再审诉讼请求的证据材料。

四、申请再审人提交再审申请书等材料的同时，应提交材料清单一式两份，并可附申请再审材料的电子文本，同时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

五、申请再审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等材料不符合上述要求，或者有人身攻击等内容，可能引起矛盾激化的，人民法院应将材料退回申请再审人并告知其补充或改正。再审申请书等材料符合上述要求的，人民法院应在申请再审人提交的材料清单上注明收到日期，加盖收件章，并将其中一份清单返还申请再审人。

六、申请再审人提出的再审申请符合以下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5日内受理并向申请再审人发送受理通知书，同时向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发送受理通知书、再审申请书副本及送达地址确认书：

（一）申请再审人是生效裁判文书列明的当事人，或者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案外人；

（二）受理再审申请的法院是作出生效裁判法院的上一级法院；

（三）申请再审的裁判属于法律和司法解释允许申请再审的生效裁判；

（四）申请再审的事由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情形。

《最高院主持词.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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