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第1篇：《双重悖论》读后感
《双重悖论》读后感
“双重悖论”一书的作者是研究中国腐败问题的美国专家魏德安先生。腐败一直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人们常认为，腐败问题越严重，经济增长越缓慢。但中国的腐败具有特殊性，虽然腐败的本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没有区别，但在对经济的影响上却大相径庭。
作者认为，中国改革后“价格双轨制”为腐败官员的权力寻租行为提供了充裕的空间。同样地，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在改革后蓬勃发展，因此，腐败只是腐蚀了改革后经济增长的部分，还未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造成危害。但如果不能合理地抑制腐败，中国经济增长与腐败并存的双重悖论将不复存在。
国家控制应该从经济中撤出来，不管这种撤出对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是遏制还是推进，都能够有效地减少腐败。
在当今世界上，中国是唯一一个经受住腐败加剧的考验而没有出现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国家，因而具有独特性。但通过中美对比，我们能发现中国的现状与美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表明，如果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考量中国的现状，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腐败问题恶化、快速的系统性变革与经济增长并存的例子。
推荐第2篇：千年悖论读后感
历史不是猎奇的对象，历史中包含着永恒的真理。在许多人心目中，历史已经是“无用”的了，然而，对历史无知的算不得真的现代人，因为不了解历史的人，永远不会了解现在和未来。
读罢张敞的《千年悖论》，感觉有点像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但是他是出生在七十年代的人，这个有决定了他文章的风格和余秋雨又大有不同，《千年悖论》中的《无收留——吴三桂的心路历程》、《一个帝王的生活史》、《蒙古无边》、《神女生涯关于青楼女子的断想》等呈现出了与现代历史不同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千年悖论》是余秋雨文化苦旅的继续，但它又具有余秋雨所不具备的新锐素质和冒险精神，因而，他赋予日渐沉闷的“大历史文化散文”——一束崭新的亮色。在人们对余秋雨的创作日益感到失望的时候，读一读张敞，未必不是一种好的选择。
在张敞眼中，历史不再是编年体的流水帐，不再是土瘪的学术名词的集合，不再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概念化的解说，不再是根据现实利益的需要而进行的剪裁和虚构，而是根据人类内心的可能而构筑起来的时间的流程。历史(以及夹杂在历史中的人物)在张敞笔下恢复了入的血色，冷漠的时间也因此有了人的温度。历史不会因此而更加模糊和续断，却会因此而更加清晰和真实。
显然，在苍茫的历史中，张敞重视的并非时间的物理属性，而是人的精神属性，是人们被裹胁在时代洪流里的那点可怜的精神苦旅。至于洪承畴或者吴三桂、曾国藩或者爱新觉罗们、慕古者或者隐土们的生命结局，都是这种冲突的结果。结果早已在史书里定型了，在这里，最重要的已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本身。就像一场球赛，结果已经为人所知，但仍有好事者回过头来去看比赛的过程，看每一个人在每分每秒的姿态、反应和抉择究竟是如何推演出最后的大结局的。这种对历史中的人性的悲悯，其实就是对自己的悲悯；这种对已逝事物的关怀，其实就是对未来的关怀。
接下来就让我来谈谈我个人对《千年悖论》中各人物的见解以及对传统文化的见解。
一、吴三桂
历史上把吴三桂归结为挑起康熙时期战争的罪魁祸首，认为是他要割据一方，所以才挑起对康熙帝的战争，发动三藩之乱。但其实不然。读完《千年悖论》，才发现吴三桂是被迫的，根源就是儒家的三纲五常，人伦道德。吴三桂作为一名反叛名教纲常的人，引清兵入关，而不为明朝守节，此在当时是违背忠义一词的。但是试想如果吴三桂为明朝而死，虽然死后获得了名声，但是他却将失去陈圆圆，失去亲人，失去他之后所获得的一切。记得在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大兵就被教育，即使被俘，也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将生命视为最高的权力，而中国自历代以来，只要能为国献身，就是有价值的，我们想想有多少这样的人枉死在朝代的更替之中，这些人完全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就捐躯了，根本就不利于国家的发展以及对自己才能的利用。
在康熙帝执掌政权的时候，他不能对吴三桂当初的投奔报理解态度，完全是由于他接受的是正规的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因此，他认为吴三桂卖主求荣，对他只有了深深的鄙薄和厌恶，还担心他是不是会像对旧主一样反叛自己。所以才对吴三桂发起了撤藩的命令。然而，作为吴三桂自己，他在当时已经失去了道义，如果失去兵权，那他将成为落水狗，人人喊打。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对正统价值体
系构成了肆意的挑战。最终，吴三桂犹豫是否继续出兵，结果可想而知，就是兵败，或许这也是对传统文化中的儒家纲常不了解所致。兵败后的吴三桂只有骂名和不顾君臣大义的罪名，而与他同时期的洪承畴却是寿终正寝，原因可能是他交出了兵权，做了一个安安稳稳地平凡人。从这可以看出，如果开始对祖国有贡献，但后来对统治有威胁的，就不会有好日子过，就如斯大林时期的卡廷惨案和大清洗，毛泽东时期的文化大革命。倒不如那些安安稳稳过日子的人，死后能留下一个好名声。
二 蒙古
看完蒙古无边一章，疑惑我们文明人为什么会输给野蛮人？是实力？是文化？可是在实力上大宋王朝并不落后。那就是文化了，作为一个泱泱的文化大国，面对蛮夷的入侵却只是推三阻四，只会在内部搞矛盾，缺乏一种团结的力量，这让我看到了，世界上永远是简单战胜复杂，只是人们看不到而已，历史是不会原谅人们的记忆力，相信这个故事还会再重演。
当蒙古占领大宋王朝后，他们却沉迷于酒肉声色，忘却了最宝贵的文化财富。他们不但没有守卫好这文化，让它流失于欧洲大陆，对欧洲大陆传来的文化视而不见，这可谓是对文化的一种漠视。中国文化以其固有的优越感及情感对这一切新的刺激无动于衷，它只是以讥嘲的眼光淡淡地扫一下，皱皱眉头，又重新埋头于对自身的关注之中。在蒙古人退却之后留下的只有我们对蒙古人的仇恨，因为此时的中国文化陷入了停滞的状态。就好像我们现代人对待文化大革命一样，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文化破坏殆尽，这使得当代人对于它有强烈的仇恨心理，但是这也是正常的，历史总是在重演，*的事情就是毛泽东对于形势的错误判断，正如元朝对于自身安危的漠视。
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一直处于碰撞之中，元灭宋，自身却被汉文化给同化了，这是由于汉文化起源早，而且数量上也占绝对优势。汉文化圈的扩大使得许多有特色的文化生态都消失殆尽，在没有对手，没有挑战，没有冲击和抗衡的情况下，有的只是不断的扩展、同化、吞没、使中国传统文化缺少了更新发展的机遇，于是就形成了千年不变的格局和骄傲自大的心性。这在大跃进时期就很好地体现了出来，现在的我们回想起来也觉得可笑，但是这确实是当时存在过的事情。现在的我们对于现代中国文化也同样还具有优越感，尤其是共党所宣称的社会主义是最优越的，世界最终都将走向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文化的盲目崇拜，难道美国文化就没有优点了？如果社会主义真的是想象中的那么好，如果社会主义真的那么好，为什么中国人要看美国大片，为什么那么多人想留学出国，假如中国要谈文化霸权，那么我们同化周边小国，建立孔子学院，这是否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文化侵略呢？可能只有我们领导人自己知道，我不便多谈。
现在的蒙古族已经大部分被汉文化给同化了，虽然获得了优越的生活条件，思想观念，但是却失去了最重要的文化特色，这可谓是一种悲哀。
三 朱元璋
朱元璋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帝王，身上包含了许多农民的劣根性，即使在他登上王位后，他也还是依靠自己脑中的想法来管理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一个人
的品性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而一个帝王的性格，决定的就是整个国家的命运。从秦始皇到毛泽东都是如此，而且这个巨大而沉重的影响会十分久远，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无法摆脱。
朱元璋成为皇帝之后，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残害了许多开国元老来解除对他地位的威胁，这是他建立权威型政治的需要，虽然血腥，下作，但是却未受到历史的批判和苛责，这可谓是文化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有权力就能制定维护自己统治的文化，为自己辩解。即使是这样的杀戮，却还是有那么多的人前赴后继地去为朱家帝国办事，这种沉默是为了什么？地位？名誉？金钱？声望？恐怕都不是，是因为中国人缺乏一种反抗精神，他们只会一味地想，抗议逃避都是没用的，只是浪费精力，所以还不如告诉他，杀我我是毫无怨言的，这真是我们祖先的悲哀啊……就好像一头被圈养在猪圈里的猪，只知道吃睡，时间一到，就任人宰割，毫不反抗，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麻木与不仁啊！对这样逆来顺受的不合理现象为什么不主动反抗，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或许就在于传统文化中的那些消极、保守、落后的东西在强硬的政策下面被放大到整个国家里面去了，正如我们现在学习马克思，学习党的历史……这是何等的强迫与无奈啊！
四 正德皇 朱厚照 万历皇 朱翊钧
以我之见，朱厚照是一个敢于反叛中国传统文化习惯的人，他对于帝位毫不吝惜，对于祖制毫不在乎，而他的族孙朱翊钧却是另一个反面。朱厚照面对大臣的逼迫，摆出了自己的威严，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即使有悖于祖制。而朱翊钧却在年轻时全盘接受了，在他刚取得皇位时事事听从文臣们的意见，但是在文臣们对他的政治活力日益扼杀时，他也发出了反抗的呼声，他这时候已经完全没有了自己的自由，连自己想要解决的政治问题也被千百条祖制给牢牢束缚住。正如现在的中国，想要进行改革，这个步伐是十分艰难的，朱镕基在位时，改革收到一定成效，但是最终还是被压了下去；现当今，温家宝总理提出要将改革进行到底，否则*必将重现，这话说的很有远见，但是改革的步伐能进行下去吗？我们不是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还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吗？如果不发展新的主义，改革何时才能继续下去。现如今，重庆出了个薄熙来，喜欢唱红打黑，这难道不是对文化的一种盲目的崇拜吗？要是这样下去，我想社会就必将再陷入*时期的红卫兵，一切都以党的指示来行动，完全会失去自己的主见，而有自己主见的人必将被声讨声所打倒，就如朱翊钧的下场，他最终选择了不理世事，对自己的木偶形象失去了兴趣，他罢工了……
五 曾国潘
儒家集大成者——曾国藩。他不像其余为了考功名得名望而读书的人，他是一个为了使自己到达最完美境界和实现最壮美人生而学儒的人。他有开阔的视野和远见，有坚强的意志力。但是他却缺少了做人的乐趣，他努力克制自己的欲望，做着一个不切实际的梦。人非圣贤，何无七情六欲。曾国潘最终也败在了这个上面。一人之力无法挽救整个局面，一人之力无法改变社会之现状。不过曾国潘却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果能善于利用，必将成就大事。
晚年的曾国潘为什么陷入了悲观和失望？我想有一点是最重要的，那也是传
统文化的错。作为部分，传统文化有它的博大精深，但是作为整体，却是反科学的，因为时代的原因，曾国潘也只能郁郁而终了。他的一生也证明了个人的意志力是有限的，可是他为人类精神作出的榜样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假如我们能够好好利用传统文化，只取局部，或许我们就能走在时代的前沿。
六 大清王朝
大清王朝在入关后成就最大两位莫过于康熙帝与乾隆帝，他们两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颇深，但是我们可曾想过，满人入汉，他们的文化去哪儿了？或许这就是汉文化对外民族文化的一种极大侵略，乾隆皇帝之后满族皇帝们已经完全汉化了，可以说他们比汉族皇帝还要汉族。可是这或许不是一件好事情，举个例子，当他们崇拜中国文化时，西方仪器在他们眼里已经毫无价值了，而且还顽固地奉劝西方人信奉儒学，在收不到效果的时候就认为他们顽固不化。这恰恰证明了当时统治者目光短浅，他们的自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自满，他们的短视，也是一种文化的短视。在英国舰队打开中国大门时，很好地印证了这个道理。
当前的部分中国人也十分推崇共产主义理论思想，认为这是世界最先进的理论，世界的一切都将会在共产主义的指导下进行。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将和过去的王朝毫无分别，后面也将会覆灭在文化的自满之中。
七 科举制
科举制可谓是我们历史上的最伟大的创举之。它的演变成了如今的中高考，成为了入学的条件，中学中写作的八股文形式能为你取得高分，毫无特色可言，高考中老师也教你要写什么文，该怎么写，完全是陷入了毫无个人发挥的境地。上课所学的内容我想除了加减乘除，其他应该都毫无用处。与大唐王朝之后的人一样，我们现在也陷入了科举制的深埋之中，当我们拿起书本的那一刻起，一个沉重的命运就加载在了我们身上，那就是功名。这是一场赌博，虽然不像封建时期那样残酷，但是依然将人分为了三六九等。科举制不仅在中国如此，国外的考试制度也是受了它的影响而产生，这可谓是中国走出国门最大的一种荣誉吧！
为了科举，我们学了多少年，到头来有多少是自己用的到的呢？现在提倡素质教育，但是真正的素质教育的出现往往会被所谓的学者以及家长所扼杀，在他们眼里，学生在学习时就应该学老师讲的，课本讲的，不应该看与学习无关的书本，不应该做与学习无关的事情，这样的教育的出现，让我们的素质教育如何能发展下去。让我们放眼外国，他们完全是在启蒙之后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并不是去强迫他们学习这个，学习那个。试看现在的大学教育，一些金融，管理的专业越来越热门，而那些学习语言，文化等的专业却成了偏门，这是为什么？依我个人观点可能是因为现在人们学习的功利性越来越强，已经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这是一种退化，这让我们的文明陷入了一种绝境当中，如果没有人去学习文化，我们的民族会走向何方？我们的文化还会存在多久？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八 神女——青楼女子
青楼，在现在被人们认为是一个肮脏的地方；娼妓，在现在也被认为是一个最低贱卑微的职业。我们是曾想过，过去的卖淫却是极其崇高的，毫无功利色彩，她们是圣洁的，是受人尊敬的。但是当文明发展了，人们用一层层的外衣来包裹
自己，这些自私因子使得人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性成为了人间最丑恶的一件事物，这或许是由于我们的社会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原因，男人成为了世界的主宰，为了自己的利益发明了“女戒”，“男女授受不亲”，“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托词，把女人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可谓是对人身的一种禁锢，但是现在社会开放了，可是作为性工作者的地位却还是依然在社会的最底层，记得人大会议上，就有议员提出要将卖淫合法化，我觉得未尝不是一种进步。就我个人观点而言，既然古时人们刚开化时期，性是一种最为神圣的事情，未开化的野蛮人脑中绝没有现在人的勾心斗角，一定是最为纯洁的，他们都可以把性作为最为崇高是事情，未尝开化了的我们，作为现代文明的引导者，我们却不能接受了？
首先，妓女合法化本身就具有可行性，例如欧洲色情业完全合法化的国家是荷兰和德国，又以荷兰最具代表性。由于政府的因势利导政策，使得荷兰的色情业以及毒品相关的情况受到世人的关注。荷兰对色情业进行正规、有序的管理，双方均可从中获利，另外，这种政策也使性犯罪的数量处于较低的水平。在德国，他们制定法律来保护妓女的工作权利，并使她们也享有社会安全福利。
其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女性地位的提高，妓女这一职业的存在是对女性整体尊严的打击。为了维护妓女本身的权益，同样也是维护了更多妇女的利益，应当承认妓女也是女性的一种合理职业，并成为一种合法职业。女性有权支配她们的身体，使她们既不属于男性，也不属于女性，仅仅属于她们自己。为什么现在艾滋病、性病的传播日益加剧，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性工作者不受社会保障，没有正规的医疗和健康检查。面对社会的挤压，她们只有深藏于地下，采取流动工作，这样就更加不利于管理了。
总之，妓女问题不是法律的制止所能解决的，从道德上批判妓女和嫖客都有不公之嫌。如果采取妓女合法化，才会有更好的控制，防止疾病传播、贪污腐败等等的不良现象，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如若得到一个干净的社会，想必只有等到女性普遍知识水平以及地位的不断提高才能实现。当下的男权社会之中，女性性服务业要怎样才能消除呢？我也不得而知了。
九 隐士与我们
隐士们在我的印象里是身居山野之中，不问世事，超脱于世俗之人。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古代有些士人为了获得重视，为了出仕，而故意隐于山林间，等待着朝廷的召见，这可谓是隐士们的悲哀。但是这又是何原因呢？儒家认为，读书人如果符合条件，就应该入仕，以此来推行孔子之道。之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儒学的入世观让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加具有影响力，难怪我们现在大力在国外开办孔子学院。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美轮美奂的大道理没有任何实用的技术性训练，高眼界，低技能是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产生这个原因的特点就是中国文化对个人人格标准的设定太高，对人格范式的设计过于完美，这使人到了一个无法成就自我的一个地步，让世人都成为了文化的附庸，没有一点创新。相比于西方的知识分子的不受功名利禄影响的状况，我们是不是应该惭愧一下。
作为新时代的我们，随心所欲，谈论着各种时髦的话题，接收着来自媒体的各种信息。我们已经不再有伟大的解放志向，也没了为国为民奔走的焦虑，更没了为圣贤传播绝学的空想。我们的这一代知识分子已经没了古时候的求学热情，
已经没了一种政治参与热情和政治敏感心理。独善其身是我们对这个社会的最好理解。在权威政治的压迫下，我们已经没了自己的想法，一切都跟随着党的步伐在前进，偶尔有在自己想法的文学家，例如北京大学文学系的于洁，例如自由民主人士刘晓波。只要有悖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被打倒了，这样下去我们的思想会往哪个方向走，我们的文化又会处于何种的境地？
我们这一代充满了浮躁，缺少有重量的挫折，我们直接而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已经把传统的文化礼仪差不多都丢弃了，有的只是现代人是思想观念，这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要是是进步，为什么不让我们知识分子谈论国事，夸赞他国制度，古时变法各学各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为何我们现在却要固守自己的文化，贬低他国的文化？要是是退步，为什么还要提倡人与人要拉近距离，要让我们内心存在一种感恩的心？
总之，我们只有真诚地对待自己的感受，真诚地对待身边的人和事，这样才会获得更好的回报。套用一句话就是“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在我写读后感时，我感受到的不是一种文化，而是一种霸权主义，一种对现实的深刻剖析，我们这一代缺乏的不是技术和知识，而是一种作为人的一种反叛的革命精神，生命对于我们是一种仓促的偶然，死才是绝不爽约的客人。
推荐第3篇：千年悖论读后感
千年悖论读书报告
刚开始老师叫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说实话我的心里是不太愿意的。因为我觉得我的定性较差，叫我静下心来读一本关于历史的书，这是不太可能的事。但是当我看了这本书的简介时，直觉告诉我这本书与我以往所认知的历史书有所不同。
所以我抱着尝试看一看的心态翻开了此书。当我花了两天时间把这本书看完的时候，我觉得我当时的决定是对的。因为这不仅让我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作业，更重要的是我对历史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作者张敞对历史人物的解读有不一样的视角，完全把那些叱咤风云的角色变做你我身边的普通人，很容易读。甚至可以说是浅白，改变了我对于历史一贯的晦涩印象。
虽然说这本书的很多观点都只是作者自己的观点而已，不一定是真确的，但是他从另一种视角去看待历史，并且以自己的方式解读历史。所以从这本书中我还是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
一般来说我们看待历史是从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史学的高度来看的，而不是站在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所以我们容易跟着史书和前人的诉说来看待历史，从而忽略了真正的历史。
例如说：人的命运总是与外界因素密切关联着，甚至不为你左右，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比如，你所依附的王朝灭亡了，你作为一个个体会面临着效死尽忠还是苟且求生的考验；比如，一位妇女丈夫死了，她面临着是忍辱再嫁，还是苦苦守节的两难选择；根据史书和前人的记载誓死尽忠和苦苦守节的才是好人，才是忠义之人。而反之 这成了人人唾弃之人。但是若是这些事放在现在苟且求生和再嫁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因此，作者在无处收留——吴三桂的心路历程一篇文章中写道：当吴三桂全力攀登在大明帝国这座巨大的山体上，以为随着海拔的上升幸福就会临近。可是，就在他兴致勃勃地攀登半山腰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脚下的山体原来是座冰山。正在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缓慢消融。
在苛刻的封建道德伦理下，一个人很容易被推进自然人性与社会伦理的两级之中，不是忠臣，便为叛乱，不是天使就为魔鬼。所以，吴三桂选择了最佳方案：拖延。等到明朝的灭亡成了既成事实，他的效忠对象不存在之后，他就有了道义上的自由，也有了以后选择的机遇。
我们从小就被告知了吴三桂是叛徒、是奸臣，无论教科书还是电视都在不断地重复这一“事实”。但是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世界这样的人也有很多，只要他们成功了谁还会说他们呢？我想如果吴三桂当初没有被康熙平定三藩，如果没有被清朝所忌惮，那么也许清朝的，那么也许当权者会让史官在史书中对他大肆赞扬那么现在吴三桂在我们的心中也许是个英雄的形象也不一定。而且我觉得吴三桂是生不逢时，死的也不是时候。吴三桂若是死的早些，死在明朝灭亡前，那么他的一生堪称忠臣孝子的典范。或者，若是他生的晚些，生在清朝入主中原后，那么他的一生不会过得那么纠结，也不会背负千古骂名。只可惜，吴三桂生不逢时，正巧赶上了新旧交替的节骨眼，正巧他又是一个朝野闻名的名将，所以没有为明朝殉葬的人们，将自己所有的懦弱和自私的一面放大到了吴三桂一个人的身上，将江山社稷崩塌的责任推卸到了他一个人的身上。然后，他们一边唾骂着吴
三桂，一边如同吴三桂一样迅速地投进大清的怀抱，心安理得地求取着个人的现世安稳。
一个生命力强盛的新政权势必替代一个腐朽没落的旧政权，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而吴三桂的选择不正是顺应了历史潮流吗？为什，他却要背负这千古骂名呢？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是顺应历史潮流，所以我们将他称之为国父，毛泽东顺应历史潮流所以将我们带入了新中国，所以我们在心中永远记得他，他是我们心中永远的英雄么。但是为什么同样是顺应历史潮流，而吴三桂却落得这个全然不同的结局呢？其实这只是说明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道理，历史是胜者记录的，对于败者他们想这么写就怎么写，而他们一定会尽可能抹黑败者，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穷凶恶极的败者来衬托出他们讨伐败者的行为是多么高大和雄伟。
所以说，从这本书中我学到了，我们对某一历史现象与事件的评价，绝对不能以偏盖全，一叶障目。在某些时候，盖棺也不能妄下定论，例如*时期的刘少奇；明朝的袁崇焕；甚至于黑暗的欧洲中世纪的哥白尼。史书不一定是正确的，我们应该从心出发，理性地看待历史，不要被固有的东西牵着走。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看待历史。同样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不要光从表面或者一种固定的思维看待他人，我们也应该从心出发。我觉得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美好，我们才可能交到更多知心的朋友。那么我们才可能获得更加轻松，更加自然和自由。
推荐第4篇：悖论13读后感
《悖论13》读后感
3月13日，星期五，13时13分13秒，东京，最后13个人。世界忽然崩塌，东京忽然化为废墟。13名幸存者，必须直面接连而至的灭顶之灾。他们该如何生存？他们又为何生存？
这是一本叙述关于活下去的故事的书。书中无论是警察、护士，还是职员、学生，甚至是黑社会，原来的法律对任何人都不再通用。为了怎样能够活下去，13个人建立了群体规则，分工协作，而原来的善恶标准也被重新定义。在近乎原始的状态，什么钻石啊，奢华的服装啊都已经不重要，吃的和喝的上升到绝对高度。这就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书《悖论13》，他设计了一个P13的宇宙现象，把13个在特定时间死去的人转移到了另一个只有他们的平行世界里等待宇宙的安排。他们已经死了，但是他们死在一个悖论的时间了，宇宙无法按照正常规则确认他们死亡，只有等待第二次P13现象再发生进行系统纠正。东野设计的很完美，看完我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读过这本书，我对书中的主人公久我诚哉的勇于献身的精神深深感动。在现实世界中，他是一名警察，抓捕罪犯时，看到他的弟弟有危险，挺身而出。当他和其他人进入另一个平行世界时，他们不知道已经死了，13个人聚集到一起，没有法律，没有规则。无论是警察、黑社会，老人、孩子，男人、女人，夫妻、兄弟，上下级、母女等等，为了活着，诚哉再次挺身而出，率领大家躲过了一个又一个灾难。那个平行世界为了消灭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利用无数次地震、洪水和冰雹以及疾病去毁灭他们。当他们战胜无数灾难就要挺到返回时限的时候，为了救人，他选择死亡。诚哉的确是一个英雄，是他的机智和勇敢，成全的大部分人返回了现实世界。
我们这个社会不缺乏平庸的人，很多人为了生活整日忙碌着，也许为了家人，我们可以面对灾难的时候挺身而出，但是为了他人，我们会做吗？缺乏英雄精神的时代其实就是缺乏信仰的时代。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是抗美援朝时期，无数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为了革命事业英勇献身，他们是真正的英雄。而有些居心不良的人非常可恶，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人质疑黄继光堵枪眼，给英雄抹黑，真是可耻。好在还有活着的英雄的战友，年过八旬的李继德老人，是战斗英雄黄继光的生前战友。“黄继光堵枪眼时，我就在现场。”站在黄继光雕像前，李老动情地说，当时战斗异常激烈，黄继光主动请战，带领两名战士组成爆破组，向敌方地堡发起冲锋。眼瞅着一名战士倒下了，黄继光和另一名战士也受伤倒地。黄继光挣扎着匍匐前进，终于爬到了敌人的地堡前，猛地弓着腰站起来，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正在喷射火舌的枪眼。“多年来，黄继光舍生忘死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李继德感慨地说。当得知网上有人造谣说黄继光的事迹是假的，李老情绪十分激动：“这绝对是给英雄抹黑，给我们军人抹黑。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去给黄继光的事迹做见证，让更多人认识这个英勇无畏的志愿军战士。”
因为有英雄辈出的时代，我们才能生活在如此和平美好的年代，一个强大的中国已经屹立在世界东方，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前几日在微信中看到日本国有极端分子在游行，说是要打倒中华帝国主义，我在想，我们什么时候成了帝国主义了，中国就那么让日本人不安吗？日本人到底想些什么，读一读他们的书也许能够了解一下那个曾经疯狂得不可一世的民族。
推荐第5篇：《科学悖论故事》读后感
《科学悖论故事》读后感
科学，无穷无尽，许多深奥的道理，许多未解之谜，科学家们正探索着。从《科学悖论故事》这本书里，我学到了很多至今为止世界上一直在争论的科学原理。
这本书上的原理看上去很难理解，实际上我们生活中一直在接触，像一些常用的语言、一些故事、一些名人名言，甚至是“1+1”这样的，都有争论。还有的是以前的科学家们设计的一些题目，都令人琢磨不透。比如数学上的“梅比乌斯带”，不用翻面就能走过所有的面，我也一直想不通，看了书上的详细解说，这才弄明白了：把一个长纸条弯折成一个圈，在接头处，把一头转动180度，就形成了。也就是让这个圈的第一面和第二面连起来，就能走通了。
还有一些可以欺骗眼睛的图片，我在电脑上查阅了，真的感觉那图片在动，没想到竟是近代科学家设计的。比如三根柱子，在墙的映衬下，看上去很像是方的，但仔细一看，发现是圆的。还有一幅图，在一幅图里，有些人，一开始数是13人，然后他把部分人的上身换了一下，看上去没变，但你再数确实12个人。更有一个最令我不解，就是五个大圆花，你盯着它看，发现它在转动，而实际上他没有转动。看了这么多的悖论，我有很多感想。我们要敢于质疑，敢于尝试，去证实原理，去弄清自己的疑问。还要爱发明创新，多动脑，让自己的思维出类拔萃。
推荐第6篇：悖论
老虎悖论是博弈论中一个著名的逻辑悖论。 故事
国王要处决一个囚犯，但给他一个生还的机会。囚犯被带到5扇紧闭的门前，其中一扇后面关着一只老虎。国王对囚犯说：“你必须依次打开这些门。我可以肯定的是，在你没有打开关着老虎的那扇门之前，你是无法知道老虎是在那扇门后。”显然，如果囚犯有可能在打开有老虎的那扇门前知道，就证明国王在撒谎，那么就可以活命。 开门之前，囚犯进行了如下分析： 假如老虎在第五扇门，那当他把前四扇门打开后都没发现老虎，那他肯定猜到老虎在第五扇门中，因国王说过不论何时他也料不到老虎在哪扇门后，那国王的说话就错了。因此，老虎肯定不在第五扇门中。同样道理，老虎也不在第四道门中，否则囚犯打开三道门后，只剩两道门，老虎既不在第五扇门后，那就会给他料到在第四扇门后；依次类推，老虎不存在任何一道门后；囚犯这时就不再多想，冒冒失失依次推门，结果老虎从第二扇门中跳了出来，把囚犯咬死了。国王看见了说：“不是跟你说了老虎在哪扇门后总是出乎你的意料了吗？现在你就是万料不到了。”
悖论分析
如果囚犯的推理成立，那么就算国王把老虎放在第五扇门后，也是“料想不到”，学者们争论的重点在于：这个推理究竟错在第几步？
1.主张错在第一步
如果第一步是正确的，那么后面几步为什么是错的？所以第一步就错了。错在囚犯把国王的思路作为论据。
首先必须定义怎样算国王所谓的“知道”(或“意料”)，如果投机猜测算的话，那国王不论怎样放都不能保证不被猜中，所以带投机成分的猜测不能算“知道”（国王为了自身利益也会这么定义），设“知道”定义为“在即有事实下的逻辑推理”，那么囚犯不仅要正确预测老虎，还要对其预测给出严格的逻辑证明才行。本例中不考虑没有老虎的情况，即囚犯已知必有1老虎。作为囚犯，他在每次打开一个门前都会进行逻辑推理，如果能推出老虎是在即将打开的门里就赢了，如果不能推出，他就只能打开这个门，如果打开后没有老虎就继续推理下一个门是否有老虎，依此类推。
然后，把问题从5个门简化为只有2个门，囚犯会在打开第一个门之前，对第一个门里是否有老虎做逻辑推理：由于囚犯要引用国王的思路，故须先考虑国王思路是否是会错。
A.如果相信国王是不会错的，那么你不可能推测出第一个门里有没有，因为如果推测出就说明国王会错，所以在这个前提下不可能知道。 囚犯无法推测出第一个门里有没有老虎，必然要打开第一个门。
B.如果相信国王是会错的：
囚犯首先认为国王放第二个门是错的，但国王既然是会错的，他为何不会按囚犯认为错误的思路放第二个门呢？所以国王的思路就没法唯一的推测了。囚犯失去国王的思路做论据，无法推测出第一个门里有没有老虎，必然要打开第一个门。
因此，国王应且只应放到第一个门中，则国王必胜。
推广到n个门的情况，只要国王不把老虎放到最后一个门，则国王必胜，囚犯必败。
2.主张错在第二步
故事中的囚犯最后决定相信“没有老虎”。但，国王并不知道囚犯是否会这样，所以的确不可能把老虎放在第五扇门。如果囚犯决定相信“一定有老虎”，那么在前四扇门都没有老虎之后，第五扇门后的老虎的确就变成“可预料的”了。
既然老虎在第五扇门的话，它一定是“可预料的”，那么当你已经开了三扇空门时，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可以试着写成逻辑式子：前提
一、老虎不可预料。前提
二、老虎如果在第五扇门时，可预料。前提
三、老虎不在第五扇门时，就一定在第四扇门。前提
四、老虎如果在第四扇门时，可预料。结论：前提互相矛盾。
请注意：这时的逻辑推理中，既然前提互相矛盾，必定有一个以上不成立，那么可能性就是以下四个其中之
一、或是更多： A.老虎可预料。
B.老虎如果在第五扇门时，不可预料。
C.老虎不在第五扇门时，也不一定在第四扇门。
D.老虎如果在第四扇门时，不可预料。
二和四自身是矛盾命题，不考虑，三会导致老虎变成薛定谔的猫，也就是既存在亦非存在的状态（囚犯把老虎往前门推是错误的，因为前提中包含“已经开了三扇空门”）。所以可能性只有一个：老虎可预料。但若老虎可预料，那么显示国王说谎，如果国王可能说谎，那么老虎也真的有可能消失。
这时的正确结论是：国王一定说谎，但他的谎言可能是“老虎可预料”，却也可能是“根本没老虎”，囚犯只是偏心于一个可能性，结果帮国王圆谎罢了。
3.主张错在最后一步
如果“不可预料”并不是一种保证，而只意味“高机率”，“有老虎”才是保证，那么情况又整个改观。可以列成以下状况： 如果囚犯连猜五次“老虎不在”，则不可预料率100%，当然是最糟的状况。
如果囚犯连猜五次“老虎在”，这时应将不可预料率一样视为100%。假设国王随便放，因为平均猜错次数是两次，亦即猜错一次要加不可预料率50%才公平。 假设国王随便放，这时囚犯采用的策略，以：
很明显了，这时国王的对应策略，如果把老虎放在失分最低的第五扇门，可能被囚犯豪赌赌中，所以把老虎放在失分次低的第二扇门会是最佳选择，只要把囚犯的猜中率压在20%以下，都可以毫无愧色说是有很高的不可预料率。
他应该从“老虎不存在”这个矛盾的结论，导出国王所谓的“不可预料”其实是指机率，再从机率上推测国王到底把老虎放在第几个门。
其他版本
突击测验
老师宣布下星期一至星期五其中一日之中，会有一天举行突击测验。学生认为根本不存在突击测验。若假设直到星期四还未举行测验，那么星期五就会举行，那就不算突击，因此星期五不会举行。若星期三还未举行，而星期五又不会举行，星期四就会举行……如此类推，老师不可能进行突击测验。
全能悖论
全能悖论是一组关于一个“全能”的个体在逻辑学上是否可能存在的悖论。该悖论的内容是：如果任一个体是“全能”的话，那么他就一定能够制订出一个他不能履行的工作，如此他就不会是全能的；反之，若一个“全能”的个体不能够制订出一个他不能履行的工作，如此他也不会是全能的。因此，无论他能否制订这项工作，他也不会是全能的。
伊本·鲁世德（1126–1198）是一个很早就意识到全能悖论存在的穆斯林哲学家。
简介 当代，关于该悖论的一个通俗版本是：“一个全能的个体能够创造一块连他自己都搬不动的石头吗？”这个问题是难以回答的。那个体要么能够创造一块他自己搬不动的石头，要么就不能创造一块他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如果他能创造这样的一块石头，那么他就会搬不动这块石头，那么他就必然不是全能的；如果他不能造这样的一块石头，那他本身就已经不是全能的了。
另有一个经典悖论与此也有相似之处，即不可抗拒的力量悖论：“如果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遇到了一个无法撼动的物体会怎么样”？即“矛盾”，“全能之茅与全能之盾能否共存”？对该问题的两难回答是：如果世间真有这样一种力量，那么世上就不可能有无法撼动的物体；如果世间真有一个无法撼动的物体，那么世上就不会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如果承认这个两个回答中的任何一种，就势必承认不可能存在全能的个体，因此无解。全能悖论也有许多相关的引申，如全能者是否能“化圆为方”等许多可能无解或未解的问题。
“全能”一词的含义
英国哲学家彼得·积奇将该悖论中的“全能”概念作出了分类：
1.\"Y完全全能\"表示Y完全可以做任何事。在这种意义下，Y可以做任何可以用语言表述的事物，甚至自相矛盾的事物。也就是说，Y的能力不受人类有限的思想和知识限制。笛卡尔关于上帝的论述中支持的就是这个概念。从神学上看，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让上帝真正置于人类有限的知识和逻辑之上，坏处则是这种概念会使得上帝的诺言变得不可相信。在这种意义上，全能悖论确实是一个悖论，不过在这种意义上也等于承认了这样的悖论有可能存在。
2.\"Y全能\"表示只要X在逻辑上可能，Y就有能力做X这件事。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看法中持有的就是这种观点。这种意义上的全能，可以解决古典理论中关于全能的悖论，但是对于近代全能悖论是无能为力的。例如X是“制造一个连制造者都搬不动的东西”，正如哲学家麦罗德指出的，这在逻辑上是完全可能的：一个人完全可以有建造一艘他自己都搬不动的船的能力。很难想象为什么一个凡人可以很容易克服的逻辑壁垒，一个全能的神却做不到。由此看来，如果说某个神是这种意义上的全能，那么这个神就难以称其为神。
3.\"Y全能\"表示只要“Y可以做X”这个论述在逻辑上可能，Y就有能力做X这件事。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所谓的“逻辑上可能”是对Y而言的，与从其他事物的角度上看这种逻辑可能还是不可能无关。纵观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有的时候他持的似乎又是这个观点。在这种意义上，麦罗德指出全能悖论已经不存在，因为“上帝制造一块他自己都搬不动的石头”这个行为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不过，这种意义上的全能却引起道德上的麻烦。比如这类悖论：“上帝能撒谎吗？”或者“上帝能够知道他还没有发现那些事物吗？”
4.\"Y全能\"表示只要“Y可以做X”在逻辑上可能，那么Y就可以做X。这个意义同样可以使悖论失效，但是这种意义否定了可以改变历史的能力。此外，积奇也指出，这种意义同样使得上帝的诺言变得不可靠。
5.\"Y大能\"表示Y不仅比任何其他的事物更有能力，并且任何事物在能力上都是不可能赶超Y的。虽然这个意义也能消除全能悖论，但是这样上帝显然也就不是全能的了。从意大利哲学家安瑟伦的作品中看，他似乎在指出，正是因为上帝“大能”而非“全能”，才使得上帝看起来更加“全能”。
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写到：“[上帝]全能意味着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这里奥古斯丁所说的全能指的是，如果Y想做X，那么Y就一定能并且会去做X。
此外还有意见认为，“全能”有偶发全能和本质全能的区别。本质全能指一个神或者其他超自然事物从根本上就是全能的，而偶发全能指神或者其他超自然事物只能在某个时候是全能的，此后又变回非全能的状态。对全能悖论中的“全能”到底是“偶发全能”和“本质全能”的不同理解，将引起讨论方式上的重大差异。
一些哲学家坚信上帝是完全全能的，例如笛卡尔在他的《第一哲学沉思录》中就强调了这个观点。同时，也有一些哲学家认为把神或者其他超自然事物看做要么全能，要么不全能这种想法根本就是不正确的，因为人类理解的全能本身就分为多个层次上的全能。近代对全能悖论的研究，还注意到了语言对于全能概念表述的内在限制。如果人类的语言不能正确的表达全能的概念，那么人类在哲学上甚至有可能不能理解全能这一概念。
对悖论的回应
1.常见的哲学回应
哲学家科安认为这个悖论最重要的内容是告诉我们上帝不可能是全能的。
对于全能悖论的一种通俗回答是，既然已经规定了上帝全能，那么“搬不动”一词就没有逻辑上的含义，那么悖论也就无效了。
英国哲学家C·S·刘易斯则认为，对于研究像全能这样的概念，再去讨论一个“很重，重到连上帝都搬不动的石头”是没有意义的，就好像讨论一个“方形的圆”一样。所以说问“上帝能不能创造一块连他自己都搬不动的石头”就像问“上帝能不能画一个方形的圆”一样，是没有意义的。
让上帝去创造一个自己搬不动的石头意味着要让上帝同时创造一种能力和一种无能：创造石头的能力和不具备举起它的能力。这个悖论从根本上指出上帝将不再全能，因为他有不能做的事，但同时全能的定义就是没有不能做的事。（即在论证不是全能的同时，默认了上帝不是全能的）
另外一个观点是，如果上帝是全能的，那么他就必定能够暂时去除自己全能的能力。那么他就可以先取消自己的搬很重的重物的能力，造一块自己都搬不动的石头，然后再恢复自己的全能，去搬这个石头。这种观点承认了上帝有创造一个他自己都搬不动的石头的能力，但是石头搬不动这件事情却是他自己限定的，因此只要他不去让自己搬不动任何石头，他就还是全能。
我们另外可以假设，上帝全能正是因为上帝有克服各种自身“不能”的能力。如果这样理解，那么上帝确实可以造出一块很重的石头，是他暂时不能搬动的。但是他将立即获得能够搬动这块石头的能力，因此上帝似乎仍是全能的。但是这种假设的问题在于，如果上帝是这种意义上的全能，那么他就必须不断地增强自己的能力，那么他就永远不是全能的，因为他一直都在趋近于全能。
另一神学解释为，上帝能造出一块石头且他有能力决定是否要搬它，若是不搬即为全能者所不能搬的石头广义为全能者搬不动的石头。
1955年，澳大利亚哲学家马茨凯在哲学期刊《心灵》（Mind）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试图用区分第一类全能（无限的能力）和第二类全能（无限的能力来决定做什么而不做什么，获得什么而不获得什么）来解决全能悖论 。他认为，如果一个全能的神同时是第一类全能和第二类全能的话，那么他就迟早会需要限制他自己的能力，从而变得不再全能。该文章发表以后引起的一些争论，矛头指向是否应该使用正式逻辑来理解全能悖论，从而规避悖论的本质。 另外一种对全能悖论的回答是，全能需要被准确的定义，而不是简单地理解为“完全全能”。只要规定了全能不包括逻辑上不可能的行为和事，那么全能悖论就不再存在。近代哲学对于支持这种观念的论据主要来自麦罗德。麦罗德基本和C·S·刘易斯是一致的，他认为问上帝能不能创造一块他自己都搬不动的石头就像问上帝能不能画一个方形的圆一样，是没有意义的。
麦克斯韦妖以19世纪的苏格兰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命名，麦克斯韦是该悖论的发明者，旨在推翻热力学第二定律，然而牛顿定律可谓坚不可摧，而这一思想便成了一个悖论。
麦克斯韦妖是一个思维实验：一个装满不恒温气体的盒子，盒子中间一堵墙将其分为两个部分，盒子里的妖在墙上开一个洞，使运动较快的分子流动到盒子的左侧空间，这样，这只妖就在盒子内创造了两个空间，一个温度较高，一个温度较低，在热机作用下，温度较高的空间里的分子向较低的空间运动，能量就产生了。然而第二定律认为，孤立系统的熵值恒定不变。看来麦克斯韦妖就和这一定律背道而驰了。
然而，根据第二定律，这只妖不可能在损失自身能量的情况下造成分子流动，该观点由匈牙利物理学家奇拉特提出，有力地驳斥了麦克斯韦妖的理论，论据就是：那只妖在衡量分子运动速度的过程中会损耗能量，此外，这只妖在墙上开洞，以及维持自身运动也会引起盒子内熵值的增加。
9 汤姆生的灯（Thomson’s Lamp）
汤姆生是20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他的最主要贡献就是汤姆生的灯悖论，该悖论主要研究“超任务”现象（要求完成无限连续任务的任一逻辑佯谬）。
悖论内容如下：一盏装有开关按钮的灯，利用按钮不停开灯，关灯，每一次开（关）灯动作用时为上一关（开）灯动作用时的一半，那么在确定时间内，这盏灯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呢？ 从“无限”的本性考虑，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盏灯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因为最后的开（关）动作永不存在，这类悖论最早由埃利亚（意大利城市）的芝诺提出，“超任务”是一种在逻辑上无解的悖论，然而有些哲学家，如贝纳塞拉夫，仍旧认为汤姆生的灯这种机器在逻辑上是可行的。
8 “两个信封”问题（Two Envelopes Problem）
“两个信封”问题是蒙提霍尔一个鲜为人知的变体，基本理论为：给你两个装钱的信封，其中一只信封中的钱是另一只的两倍，选择一个信封，打开，此时，你可以选择拿走手上信封里的钱，或者拿走另一个信封，哪种方式获得的钱最多呢？
一开始，你拿到钱多的那个信封的概率为50%，假定你手上信封里的钱为Y，那么接下来在计算概率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1/2(2Y) + 1/2(Y/2) = 1.25Y，如此一来，你就会不停捡起下一只信封，因为这么一算，下一只信封的钱永远会比手上信封的钱要多一些，这也是这个问题成为悖论的原因。针对这个问题，如今许多科学家们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但是没有一个答案得到多数人的肯定。
7 “男孩还是女孩”悖论（Boy Or Girl Paradox）
假如一个家庭中有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男孩的概率是1/2，那么第二个孩子也是男孩的概率有多大呢？很多人会想当然地认为是1/2，然而真正的答案是1/3。
因为这里有四种可能：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由于必须得有一个男孩，所以排除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的可能，所以得到的结论是，另一个小孩也是男孩的可能性是1/3，有些人要反驳了：“要是两个孩子是双胞胎呢。”可是双胞胎也不是真正同时落地的呀，看来数学真是一门十分科学的“科学”。
6 鳄鱼的抉择（Crocodile Dilemma）
这是一个关于骗子的悖论，由希腊哲学家欧布里德（Eubulides）提出，悖论如下：一只鳄鱼从母鳄处偷走一只鳄鱼宝宝，它告诉母鳄，如果你猜对我到底归不归还这条鳄鱼宝宝，我就把鳄鱼宝宝还给你，如果母鳄说：“你会把孩子还给我的。”那么一切好说，母鳄会追回自己的宝宝。问题是，要是母鳄回答：“你不会把孩子还给我”怎么办？
问题就出在这里，要是鳄鱼归还了鳄鱼宝宝，它就违背了当初的诺言，因为母鳄并没有猜对呀；但是，如果鳄鱼没有归还鳄鱼宝宝的话，它也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因为母鳄猜对了呀。如此一来，两只鳄鱼必定会僵持不下，鳄鱼宝宝只能在鳄鱼的嘴里长大了！也有人出了个馊主意：两只鳄鱼把自己的答案透露给第三方，那么无论怎样，第三方至少能够帮它们旅行自己的诺言吧。
5 微弱的太阳（The Faint Young Sun Paradox）
目前，我们的太阳比40亿年前明亮40%，这个悖论也就应运而生，如果这种假设成立，那么当时的地球接受的日照比现在少得多，因此，地球表面应是冰雪覆盖的世界。1972年，著名科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提出了这一悖论，许多科学家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证据显示，当时地球表面有几处已被海洋覆盖。 温室效应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如此说来，当时地球上的温室气体是如今的百倍千倍不止，因此我们要找到大量温室气体存在的证据，抱歉，答案是：没有！还有一种说法是“星球进化论”，该理论认为，随着地球上生命的进化，地球本身（如空气的化学组成）也得到了进化。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地球只存在了几千年，哎！谁知道呢？（哈哈开玩笑啦！地球寿命都有几十亿年啦）。
4 乌鸦悖论（Hempel’s Paradox）
乌鸦悖论是关于证据本质的悖论，悖论来自于两句话，有句话说：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还有与之逻辑相对的一句话：所有不黑的东西都不是乌鸦。一位哲学家说道，首先，我们看到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为第一句话提供了证据，其次，我们看到的不是黑色的东西，比如一只青苹果，为第二句话提供了证据。
那么悖论是怎么产生的呢？青苹果的例子也能证明“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这句话，因为这两种假设在逻辑上是对等的，最为大众接受的说法是，青苹果（或者白天鹅）的确能够证明“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但是呢，由于前者提供的论据太少，因此两者的因果关系不甚明显而已。
3 理发店悖论（Barbershop Paradox）
1894年，《头脑》（英国一家学术杂志）刊登了路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爱丽丝梦游仙境》作者）提出的一个名为“理发店悖论”，故事如下：乔叔叔和吉姆叔叔一同去理发店理发，店内有三名理发师：卡尔、艾伦、布朗。吉姆叔叔想卡尔来为自己理发，但是他不确定此刻卡尔是否在店内，理发店营业期间，店内必须有一名理发师，他们知道只要布朗没离开理发店，艾伦也不会离开。
乔叔叔声称自己能够证明卡尔一定在店内：卡尔肯定一直在店内，因为如果艾伦没在工作，布朗肯定也没工作。可问题是，艾伦在工作时，布朗也有可能没在工作，乔叔叔认为，一个假设引出两个相悖的结果，那么卡尔绝对在店内。不过现代逻辑分析家们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悖论：问题的核心是卡尔有没有在店内工作，如果艾伦也在店内，那谁还去在乎布朗呢？
2 伽利略悖论（Galileo’s Paradox）
大家都熟知伽利略在天文学的成就，然而他也曾涉足数学，发明了无限和正偶数的悖论。首先，伽利略认为，正整数中，有些是偶数，有些不是（没错！）因此，他就猜测，正整数一定比偶数多（好像是对的）。
但是每一个正整数乘以2都能得到一个偶数，而每一个偶数除以2都能得到一个正整数，那么从无限的数看来，偶数和正整数都是一一对应的，那么，这就说明，在无穷大的世界里，部分可能等于全体！（尽管这听起来是错的）
1 睡美人问题（Sleeping Beauty Problem）
我们让睡美人在星期天入睡，同时抛掷一枚硬币，如果正面朝上，那么睡美人会在星期一被唤醒，回答硬币的朝向问题，然后服用含有失忆剂的药物后继续入睡；如果反面朝上，那么睡美人会在星期一和星期二分别被唤醒，回答硬币的朝向问题，然后服药入睡。接着，人们会在周三唤醒她，实验结束。 问题就是，她会怎么回答硬币的朝向问题，尽管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为1/2，但是我们却不知道睡美人会怎么回答，有人认为睡美人回答正面朝上的概率为1/3，因为她并不知道醒来时是星期几，这便产生了3种可能：星期一正面朝上，星期一反面朝上，以及星期二反面朝上，这样一来，反面朝上情况下，她被唤醒的概率要大一些。
时间悖论 编辑
祖父悖论
例子1：A回到过去，在A的祖父结婚前杀死祖父。既然A的祖父已死，就不会有A的父亲；没有A的父亲，也不会有A。既然A不存在，就不可能回到过去，杀死A的祖父。
时间是一条发展中的线，你所做任何事情都存在因果关系。按照例1，当你第一次想要穿越回过去杀掉你的祖父，到这里是合理的。在你成功杀掉你的祖父之后，在你祖父死的那一刻，与你祖父有关的任何事情都会发生改变，你祖父认识的人，和与你祖父认识的人的好友或亲戚都将不存在，那么根据蝴蝶效应，这个世界也会因为你杀了你的祖父而消失。
先知悖论
某人到达未来，得知将发生不幸结果A。他回到现实做出了避免导致结果的行动，发生结果B。那么结果A在未来根本没有发生，他就不可能得知结果A。（即A与B不可能相遇的悖论）
所以一个人不可能向未来穿越，因为未来还没有发生。
命定悖论
A回到过去，尝试避免B的车祸，谁知却是A的劝告令B执意驾车，继而发生车祸。此悖论与自我实现预言相似。[1]
咖啡悖论
A喝了杯有毒的咖啡，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咖啡中的毒起了作用，他向过去的自己发了条消息告诉过去的自己不要喝那杯咖啡，过去的你没喝那杯咖啡。那么问题来了，你既然没喝那杯咖啡那你怎会发出那条消息?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得到改变。（这与“祖父悖论”和“命题悖论”相似）
推荐第7篇：节约悖论
节约悖论是卡恩斯最早提出来的，什么是节约悖论？根据凯恩斯的公民收入理论消费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储蓄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但根据储蓄变动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的理论，增加储蓄会减少国民收入，使经济衰退，是恶的；而减少储蓄会增加国民收入，使经济繁荣，是好的，这种矛盾被称为\"节约悖论\"。
看上去这个理论十分让人费解，怎么节约反而会使社会萧条，浪费使社会繁荣了？
对于这次央视提出的倡导的全民节约，众所周知，节俭是一种美德。从理论上讲，节俭是个人积累财富最常用的方式。微观上分析，节俭是个人积累财富最常用的方式，某个家庭勤俭持家，减少浪费，增加储蓄，往往可以致富。然而，根据凯恩斯的总需求决定国民收入的理论，节俭对于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好处，节俭只会使收入减少，不会影响均衡储蓄。原因是在存在非自愿失业的萧条经济中，由于人们对未来预期不抱任何希望，大家都尽量多储蓄，但不愿意消费的心理和行为又会导致其收入继续下降。节俭减少了支出，迫使厂家削减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减少了收入，最终减少了储蓄。于是存在一个节约悖论：储蓄为个人致富铺平了道路，然而如果整个国家加大储蓄，将使整个社会陷入萧条和贫困。用更极端一点的话说：挥霍导致繁荣，节约导致萧条。
到底对于我国我们是节约好还是不节约好呢？其实个人认为，央视这次提出的全民节约指的并不是直接指的是节约消费，而是指的是节约我们的资源，我国的国情要求我们节约资源，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先天脆弱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努力解决资源不足的矛盾，不断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我们十分紧迫的任务。中国的现状是：一方面，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仍主要依赖资源的高投入来实现，能源、淡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资源产出效率较低，节约潜力很大。目前，钢铁、有色、电力、化工等8个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平均高40%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5～25个百分点，矿产资源总回收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
有了这样严峻的情况，央视提出全民节约并不与凯恩斯的节约悖论相矛盾，两个人提出的对象不同，一个是指消费而一个是指资源，消费并不是浪费。凯恩斯的理论中指的根本不是节约而是储蓄资本太大，没有将储蓄转为投资，无法提高和扩大生产力。如果片面的将央视的全民节约理解为节约消费，我想一旦很多人实行的话将会是我国的储蓄资金过大，从而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下降。
综上所诉我认为凯恩斯的节约悖论与这次央视倡导的全民节约并不相互矛盾，节约不等于不消费，我们要节约资源不浪费资源，消费在自己的范围内足够了。
推荐第8篇：企业信息化的悖论
企业信息化的悖论
一、建立的设想：提供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二、实际应用：
1、重硬件轻软件，应用平台不健全，从而使系统应用一开始就出现缺口；
2、学习培训：
A：普遍缺少强化训练、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
B：职工轮训流于形式、实际效果差。
3、网络安全：
A：强调绝对安全，使不同的信息系统形成孤岛，难以进行有机的联系；
B：另一种倾向是完全不顾安全问题，没有备份、防毒、放入侵意识，至出现问题为时已晚。
4、控制无益上网：
A：消极方式：
限时方式
限网站方式
B：积极方式
建立应用平台：如OA、ERP、CRM等
开辟学习园地：
联建数字化图书馆：
建设企业的及时通讯系统：如TM
推荐第9篇：“夹在中间悖论”
“夹在中间悖论”
根据波特的研究，企业的基本竞争优势主要有两种，即低成本或差异化。 如果考虑到特定业务的竞争范围，那么企业的基本竞争战略可分为总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聚焦战略。由于聚焦战略还要进一步细分为聚焦差异化战略和聚焦成本领先战略，因此，波特提出的基本竞争战略可以归并为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两种。波特的“夹在中间”理论认为，同时追求低成本和差异化竞争优势容易使企业陷于“夹在中间”的困境而只能获得低于平均水平的利润。而成本领先与差异化整合竞争战略（以下简称整合竞争战略）理论则认为，企业可以兼具低成本和差异化两种优势，并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 两种理论互相矛盾但又同时并存，本文称之为“夹在中间悖论”。
“夹在中间悖论”对竞争战略理论研究和实践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在理论研究方面，“夹在中间悖论”表明波特竞争战略理论是不完善的，需要进行修正和完善，而整合竞争战略理论同样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在企业实践方面，“夹在中间悖论”容易使企业经营者面对市场竞争不知所措，有时甚至会误导企业竞争战略的选择和实施。为此，有必要对这两种相互矛盾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比分析“夹在中间”理论和整合竞争战略理论的隐含假设、实证支持来检验这两种理论的有效性，从而证明“夹在中间悖论”的存在，然后从理论上分析和讨论“夹在中间悖论”的内涵、成因及其管理策略，以期丰富和完善现有的竞 争战略理论，并为企业实施竞争战略提供理论指导。
一、“夹在中间”理论的隐含假设及其实证支持
1.“夹在中间”理论的隐含假设
波特在《竞争战略》中认为，“一个公司未能沿三个方向中的至少一个方向制定自己的竞争战略，即一个公司被夹在中间”， 而在《竞争优势》中则认为：“致力于某一种基本战略但却劳而无获的企业被称为„夹在中间‟”。 根据波特的理解，“夹在中间”是指企业同时追求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或在两种战略之间摇摆，或根本不做战略选择的一种结果，由于成本领先和差异化两种战略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几乎是对立的，所以，不清楚两种战略的边界条件而随意选择就容易陷入“夹在中间”的不利地位，只能获得低于平均水平的利润。
进一步分析，波特提出的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属于两种极端状态，任何一种战略都包含成本和特色两种基本因素，所不同的是其偏重、程度和组合 在图 1 中，产品 / 服务成本与特色的组合可以产生多种竞争战略：①属于低成本、低特色的廉价战略；②属于低成本、平均特色的成本领先战略；③属于兼顾低成本和较高差异化的整合竞争战略；④属于高特色、平均成本的差异化战略；⑤属于高成本、高特色的极端差异化战略；⑥、⑦、⑧则属于选择失误、心存侥幸或根本不做选择的结果，而③、⑥、⑦、⑧都有可能使企业陷入“夹在中间”的困境。对照图1 来分析，可以看出，波特只分析了其中的两种战略而忽略了其它战略组合，这也是波特竞争战略理论的疏漏之一。
综合波特和其他竞争战略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图 1 的战略组合分析，笔者认为，波特所提出的“夹在中间”论断隐含着四个假设，这些假设规定了“夹在中间”的边界条件。
假设 1：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的产品特点和技术需求不一致。
根据波特的研究，实行成本领先战略要求积极建立能达到有效规模的生产设施，要有很高的购买先进设备的前期投资，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尽快达到规模经济，也要求产品的设计要便于制造生产。一旦赢得了成本领先地位，所获得的较高利润又必须对新设备、现代化设施进行再投资以维护成本上的领先地位。 也就是说，适合成本领先战略的产品是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标准化产品，为此，需要不断开发能够支持大规模生产和提升生产效率的技术。适合差异化战略的产品则是非标准化产品，这类产品强调个性、特色和多样化，只能采取多品种、小批量生产，其技术研发重点是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和不断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
假设 2：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对资源和能力的需求是不一致的。
成本领先战略需要的资源和能力主要包括持续的资本投资、良好的融资能力、熟练的工艺加工技能、对工人进行严格监督、所设计的产品容易制造以及低成本的分销系统。而差异化战略需要的资源和能力主要包括强大的生产能力、强大的营销能力、先进的产品加工能力、对创造性的鉴别能力、很强的基础研究能力、在质量或者技术上领先的公司声誉、在产业中有悠久的传统或具有从其它业务中得到的独特技能组合以及得到销售渠道的高度合作能力。
假设 3：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所对应的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不兼容。
成本领先战略要求组织结构具有专业化、集权化和规范化特征，采用严格的成本控制体系和以满足严格的定量目标为基础的激励方式；差异化战略通常伴随着分权化、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和制度的柔性化，鼓励创造、宽容失败、能够承受较高风险，激励方式通常采用主评价而不是定量指标。波特认为，“夹在中间的公司也可能因为模糊不清的企业文化、相互冲突的组织安排与激励系统而遭受种种麻烦”。
假设 4：企业的客户要么是只愿意出低价格而放弃更高质量要求的价格敏感型客户，要么是为了获得更多差异化价值而放弃低价格诉求的价值敏感型客户。
“夹在中间的公司几乎注定是低利润的。这样的公司或者要失去要求低价格的大批量客户，或者必须为从低成本公司手中夺取生意而在竞争中丧失利润。然而它在高利润——„摇钱树‟业务领域中又无法战胜那些专攻高利润目标的、或做到了产品全面差异的公司”。 就是说，波特在讨论竞争战略时主要考虑了两类顾客，即价格敏感型顾客和价值敏感型顾客，如果不能够明确界定企业的目标顾客，就会面临定位不清、形象模糊的问题。
2.“夹在中间”理论的实证支持
许多学者通过实证方法探讨了具体企业被“夹在中间”的案例，譬如，Kumar 等人的研究证明，采用聚焦成本领先战略医院的绩效要优于同时追求低成本和差异化医院的绩效；Ward 等人对新加坡制造业的研究表明，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时候同时关注成本节约和差异化的企业，其绩效较差，而只关注差异化的企业，其绩效较好； De 等人发现，公司只采用一种基本竞争战略比采取多种基本竞争战略的绩效要好； Robinson等人则通过调查六个不同行业的 97 家制造公司，发现“夹在中间”的公司只获得低于平均水平的绩效； Linsu等人通过调查 54 家韩国的电子类公司发现，只采用一种基本竞争战略的公司，其绩效优于采用几种基本竞争战略的公司； Miller 等用美国的数据对波特的三种基本竞争战略进行验证，发现有些公司采用了成本领先和差异化整合战略，也有一些公司的战略不符合波特的三种基本竞争战略，而那些明确采用差异化、成本领先或集中化战略的公司拥有更好的绩效； 据我国学者项文彪的研究，三星电子从低成本向差异化转型期间曾因在低成本和差异化之间游移不定而陷于“夹在中间”状态并导致连续七年亏损。
以下我们借用秦池的案例加以说明。盛极一时的山东秦池集团（以下简称秦池）就是由于被“夹在中间”而由盛转衰的。秦池在发展初期采用低成本战略，后来参与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招标并成为“标王”，逐渐树立了差异化的形象，但在通过大规模广告攻势确立了知名度后，秦池没有及时调整战略，提高秦池酒的品质，致使秦池集团的形象模糊不清，最后被“夹在中间”，濒临破产。秦池被“夹在中间”的依据可从四个方面概括：(1) 从产品和技术角度看，秦池从四川收购散酒加上本厂的原酒勾兑成低度酒再销往全国，其罐装线基本是手工操作每条线周围有十多个操作工，秦池酒瓶的内盖是专门由一个人用木榔头敲进去的，但秦池的包装却非常华丽，符合高品质、差异化白酒的要求；(2) 从资源和能力角度看，秦池地处偏僻，虽然通过获得央视的“标王”而塑造了差异化的形象，但其实际拥有的资源和能力没有实质性变化，缺乏实施差异化战略所需的技术、产品、流程、人力资源、知识资源、管理能力、企业文化和心理准备；(3) 从组织与文化角度看，秦池成为“标王”后的组织结构设计依然是支持大规模生产和低成本运作，注重生产运作环节和销售环节，没有显著加强营销职能，更没有开展研发活动，绩效考核、激励体系和价值体系等也没有做相应的调整，这样就造成了“社会秦池”和“本色秦池”的割裂；(4) 从顾客与市场的角度看，秦池酒最初定位于对价格极端敏感的客户。成为“标王”后，更多的顾客，包括部分价值敏感型客户也开始选择秦池酒，但秦池却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因为酒是一种嗜好品，消费者实际上消费的是酒背后的东西（包括产地、历史、工艺、文化内涵等），当消费者发现秦池酒实际上是川酒，就有上当受骗的感觉，秦池酒在消费者心目中物美价廉的形象就大打折扣，导致以勾兑的方式获取的低成本地位没有获得消费者的认可，这样就不仅失去了新的顾客，也丢掉了老顾客。综上所述，秦池集团由于不熟悉竞争战略而盲目地同时追求低成本和差异化，结果导致被“夹在中间”而丧失了竞争优势并最终落得惨败。
二、整合竞争战略理论的隐含假设及其实证支持
1.整合竞争战略理论的隐含假设
基于对波特“夹在中间”理论的质疑，一些学者提出了兼顾低成本和差异化的战略——整合竞争战略，亦有学者称之为最优成本战略或混合战略。整合竞争战略的基本思想是，在通过大规模生产不断降低成本Nankai Busine Review 的同时尽可能满足或者超越顾客在质量、服务、特色、性能属性等方面的期望，其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将较低的成本与较高的产品质量实现了整合。
整合竞争战略是在波特三种基本竞争战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的竞争战略。“它是多种基本竞争战略整合运用的一种模式，换言之，它不是三种基本竞争战略的派生体系， 而是既区别于三种基本竞争战略， 又与三种基本竞争战略并列的战略理论。” 整合竞争战略的核心是对低成本要素和差异化要素进行优化重组，形成一种新的、能够同时利用这两种优势的竞争战略。譬如，韩国学者金和美国学者莫博涅提出的“蓝海战略”实际上就是整合竞争战略，它引入了价值创新的概念，通过对价值曲线的“剔除—减少—增加—创造”，实现以较低的成本为顾客提供超值的价值。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照波特的“夹在中间”理论，可以归纳出整合竞争战略的四个隐含假设。
假设 1：通过大规模定制技术和管理模式等可以整合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的产品特点和技术需求，从而实现以大规模生产的成本和速度来提供差异化产品的目的
成本领先战略的标准化产品是为了进行大规模生产以降低成本，差异化战略的非标准化产品则是要满足顾客的个性化需求。在工业化时期，把这两种战略的优势结合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定制技术和设备的出现，这两种优势具备了整合的现实条件。大规模定制是整合竞争战略的典型模式，它通过采用模块化设计使得产品容易制造，采用 FMS（柔性制造系统）能够实现大规模生产的成本为客户定制个性化产品，达到低成本和差异化的有效融合。
假设 2：通过对资源和能力的优化配置可以同时获得低成本和差异化优势。
信息技术能够强化产品或服务的特色，提高生产率，加快响应速度和发展战略联盟，还能够促进企业的持续改进和优化过程。因此，企业采用相应的信技术对资源和能力进行优化配置，可以同时获得低成本优势和差异化优势。例如，计算机辅助设计（CAD）的采用不仅减少了新产品的设计成本，而且降低了修改现有产品和添加新特征的成本；FMS 则大大增加了人力、物质和信息资源的灵活性，使三者有机结合，可以在人力干预最小的情况下生产出数量适中而灵活的多样化产品，消除了传统生产工艺所固有的低成本与产品多样化之间的冲突，从而在较低成本上创造差异化；信息网络（例如 ERP）可以把生产厂商、分销商、顾客连在一起从而增加企业的战略灵活性和及时性，可以使得财务及运营数据在不同部门之间迅速流动从而提高效率，这都有利于实现整合竞争战略。
假设 3：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的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模式通过解构和重新组合，可以形成支持整合竞争战略的新型组织结构和文化模式
在传统的工业企业中，由于管理幅度等原因，企业一般采用科层制结构来实现对数量庞大的员工的管理。由于互联网和企业内部网等信息技术的出现以及企业员工素质和能力的普遍提高，企业的管理幅度大大扩展，为此，很多企业选择扁平化组织结构来实施新的战略。同时，很多企业为了建设和维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选择了“归核化”策略，回归核心业务而 把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再与外包企业组建成虚拟企业或战略联盟，借以获得低成本和差异化双重优势。此外，一些拥有多业务的大型集团公司通过在不同的事业部采用不同的基本竞争战略，也变相地实现了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的整合。譬如，丰田汽车公司在一个事业部以低成本战略生产花冠等轿车，在另一个事业部以差异化战略生产凌志轿车，使整个丰田集团同时获得了低成本和差异化两个优势。通过上述组织结构调整和变革，企业不仅实现了结构与战略的统一，也培育了支持整合竞争战略的独特文化。
假设 4：企业的客户是多种多样的，随着中产阶级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客户希望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获得差异化的产品
现实中的顾客千差万别，即便是在同一层次客户群体中，企业面临的细分市场也是多种多样的，仅仅用高低两个端次来划分目标市场很难达到企业信息传递之目的。 周小虎等认为：“（波特„夹在中间‟理论中的——笔者注）这类消费者群体的二元划分无疑是过度抽象化了，现实的消费者是多样化的，各类中间形态都普遍存在。” 也就是说，顾客不是两极分化的，在现实生活中，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涌现的大量中产阶级，就期望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获得品牌商品，这是波特传统竞争战略理论忽略的市场空档，也是整合竞争战略成立的客户基础。
2.整合竞争战略理论的实证支持
学者们的研究也证明，采用整合竞争战略可以获取超额利润。Hall 发现在低利润行业竞争的企业中，最成功的总是那些能把低成本与差异化战略有机结合起来的企业； De 等人的研究表明：“具有多种竞争优势的企业，其经营业绩通常好于那些只具有一种竞争优势的企业”； 而在 Hlavacka 等人对斯洛伐克医院进行的调查中，发现追求多种竞争优势的医院的绩效是最好的； Ricky Yee-kwong 等人关于香港银行业的研究显示，追求多种竞争优势的银行，其绩效要远远高于单独追求差异化或者低成本的银行； 李春莉和汪林生指出，五粮液公司除了制造差异化的五粮液酒，还成功推出了低成本的尖庄酒，其战略属于整合竞争战略； 蓝海林认为，华帝集团在 2000 年是我国炉具行业经济效益最好的企业，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以低成本创造高差异； Gopalakrishn 和 Subramanian研究了波特的基本竞争战略理论在印度的适用性，其研究结果显示，在所有战略组别中，采用成本领先和差异化组合战略的公司拥有最好的绩效； 在 Booth等人的研究中，16 个样本中只有两个是采取单一竞争战略获得成功的，而剩余的样本采用的是柔性的、多维度的成本领先和差异化的战略组合，以适应顾客的需求； Eonsoo 等人对韩国的电子商务公司进行的研
究表明，采用成本领先战略的公司，其绩效最差，而同时追求低成本和差异化的公司则绩效最好。
我们再来看戴尔的案例。著名的戴尔电脑公司是应用整合竞争战略取得成功的范例。通过精简客户订货流程、精简产品从供货到制造流程的复杂程序、应用网络技术并了解新技术发展情况，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开展大规模定制，从而达到差异化和低成本同时兼得。下面分别从四个假设的角度对戴尔电脑的案例进行分析，以验证整合竞争战略的四个隐含假设的合理性。(1) 从产品和技术的角度看，戴尔公司的产品是根据顾客的个性化需求、由标准化的配件组装而成的高定制化程度的产品，其在线配置系统可以让顾客在硬盘、调制解调器等方面进行多达 1600 多万种的组合，其生产系统则经由计算机控制的生产设备快速调整装配线并以极低的成本组装个性化的电脑；(2) 从资源和能力的角度看，戴尔公司兼备实现成本领先和差异化两种战略的主要资源和能力，其网络平台能够方便和低成本地采集顾客的个性化需求信息、实现与供应商的虚拟整合、在全球范围内最优地配置各种资源，其强大的制造流水线使一台电脑从原料进场到打包离厂只有五六个小时的时间从而显著地提高了效率并降低了成本；(3) 从组织与文化的角度看，戴尔公司通过互联网与供应商、顾客整合成虚拟企业，从而在虚拟企业的每个成员企业内部实现了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在戴尔公司内部保留了高度差异化的文化，而在合作的制造企业中创造了基于成本领先的企业文化，从而在整个虚拟企业中实现了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的共生共存；(4) 从顾客与市场的角度看，戴尔公司关注的主要是具有一定支付能力的中产阶级或白领阶层的电脑消费需求，这类顾客本身具有便利的上网条件，熟悉电子商务，对电脑具有较高的个性化要求，但收入并不是很高，既不属于价格敏感型顾客，又不属于价值敏感型顾客，是标准的整合竞争战略的服务对象，是一个细分的电脑市场，也是“戴尔神话”诞生的土壤。综上所述，戴尔公司充分利用了互联网所提供的获取消费者个性化信息的机会以及信息技术应用所造就的柔性制造系统，把握住了信息时代大量白领顾客的消费趋势，实现了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的整合，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三、“夹在中间悖论”的内涵、成因及管理策略
1.“夹在中间悖论”的内涵
根据字典的解释，悖论是“表面看起来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可能都正确的观点”。 具体而言，悖论是指两种对立甚至完全矛盾的命题，单独来看，每个命题都是无可置疑的，但把它们放到一起，它们之间却不一致或不相容。
“夹在中间”理论和整合竞争战略理论对一个企业是否可以兼备低成本和差异化两种优势持有矛盾的观点，而这两种理论都得到了理论研究和企业实践的支持，这证明“夹在中间悖论”是存在的。
需要指出，“夹在中间”理论和整合竞争战略理论具有不同的假设条件，这些假设条件受一定的时间、空间范围的约束，就此而言，“夹在中间悖论”并非逻辑学中严格意义上的悖论。但只要悖论涉及的两个理论的假设条件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长期存在，则“夹在中间悖论”就会长期存在。正如汉迪在《非理性时代》所指出的：“虽然能够而且应该化解某些矛盾，将顾头不顾尾的现象降至最低，并且能够弄明白悖论的疑难本质，但是，绝对不可能完全消除、彻底解决或者回避这些矛盾。”
2.“夹在中间悖论”的成因
任何理论都是依据一定的假设，通过合乎逻辑的推理得到的。由此推论，悖论产生的主要原因可能就是悖论所涉及的相关理论在假设或逻辑上存在不一致。
在“夹在中间”理论的隐含假设条件下，由于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需要不同的资源和能力、管理思想、激励体制、组织要求、企业文化等，如果企业同时实行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或者不在二者间进行选择，都容易出现资源顾此失彼、模糊不清的企业文化、相互冲突的组织安排与激励系统，从而导致员工不知所措甚至管理混乱，导致企业产品的目标顾客不清晰，让顾客无从了解企业产品的特色和定位，从而导致企业的产品成为“鸡肋”而少人问津，企业最终陷于“夹在中间”的困境。
在整合竞争战略理论的隐含假设条件下，由于技术手段（如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大规模定制的逐渐普及，企业可以对资源和能力进行优化配置，还可以对传统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进行解构和重组，从而使企业能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差异化程度较高的产品；又由于竞争的加剧、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消费水平的持续提高以及消费者理性程度的增加，大量中产阶级希望以比较低的价格消费差异化程度比较高的产品，而整合竞争战略的产品正好可以符合他们的需求，因此，低成本优势和差异化优势实现了统一。
需要指出的是，整合竞争战略并非同时选择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相反，它是通过解构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的要素并通过两类要素的重组和优化而实现“鱼与熊掌得兼”的。这进一步证明了整合竞争战略理论与“夹在中间”理论的逻辑推理是在不同的隐含假设条件下进行的，都是合理的，而隐含假设条件的不同正是“夹在中间悖论”的主要成因。
3.“夹在中间悖论”的管理策略
“夹在中间悖论”的焦点是如何解决低成本和差异化两种优势同时并存及其可能引发的风险问题，为此，“夹在中间悖论”的管理策略也将主要聚焦在如何避免“夹在中间”以及如何通过整合竞争战略同时获得低成本和差异化优势。
要避免被“夹在中间”，企业需要针对下述情形选择合适的策略：(1) 在选择战略定位时，企业要明确从价格敏感型顾客、价值敏感型顾客、对价格和价值都很敏感的顾客中选择一类作为目标顾客，并根据他们的需求培育和配置企业的资源和能力，设计、制造和分销他们需要的产品并提供适当的服务，否则就会因战略定位不清晰而导致企业的产品没有任何优势，被“夹在中间”；(2) 在实施战略的过程中，企业必须保持战略一致性和持续性，一旦确定了战略定位，就要坚决执行和全面落实，决不能在几种定位之间来回摇摆，只有这样，企业才能获得并维持持久的竞争优势；(3) 在产品转型和企业转型时，由于企业往往涉及两种战略的交替，所以务必要系统分析转型前后的战略是否存在矛盾，企业现有的资源、能力、技术、组织结构、管理思想、文化等因素是否能够支持新的战略，如果存在矛盾或互相不匹配，就需要及时调整乃至彻底改造原有的业务、技术、管理和文化体系，尽快形成与新的战略定位匹配的战略模式；(4) 在外部环境如顾客需求、行业技术、竞争对手等因素发生了显著变化时，企业必须要能够预先获得这些信息或在第一时间对这些信息做出反应，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动态调整企业的战略及其支持环境，克服战略刚性，建立基于学习型组织的柔性战略体系，确保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动态均衡。
要同时获得低成本和差异化两种优势，企业必须审慎地选择和实施整合竞争战略，具体要做到：(1) 要持续地对目标市场的顾客及其需求进行调查研究，要建立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系统，以便获取顾客的信息从而对顾客进行细分，确定适合整合竞争战略运作的顾客群；(2) 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根本性地改造和重组业务流程，重建能够支持快速响应、小批量、多品种的柔性制造系统，实现低成本优势、速度优势和差异化产品优势的有效整合；(3) 要充分利用全球化时代各国的不同优势，“归核化”和“外包”同时并举，集中资源致力于核心业务，而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具有不同优势的其它企业，并通过战略联盟或虚拟企业的方式为整合竞争战略的实施提供组织保证；(4) 要不断提升协同管理能力和竞争合作能力，使企业保持战略柔性，更快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倡导创新和合作，建设学习型组织，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夹在中间悖论”是客观存在的，“夹在中间悖论”现象将长期存在并影响企业的竞争战略选择，但“夹在中间悖论”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关键在于企业必须明确所追求的竞争优势并全力以赴地坚持实施相应的竞争战略，而不能在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之间摇摆不定，如果企业要同时追求低成本优势和差异化优势，则必须按照整合竞争战略理论的原理和规律来指导企业运作。
推荐第10篇：腐败源自悖论
从腐败看中国的政治悖论
这几日从网上看到许多网友关注中国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为此展开了大讨论，许多人认为某方面的腐败是其他方面腐败的根本。比方说司法腐败，教育腐败，道德腐败等等。但笔者以为，这些盘根错节的问题，其实都是一个大问题在几个方面的表现。那就是中国的政治悖论问题（事实上，中国现阶段政治制度及其相关的政治文化存在着许多的深层次矛盾，而且，有许多是不可调和的，姑且称之为政治悖论）。下面详细的
论述之。
一、权力悖论
许多网友在这个问题上困惑不解，为何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大众共享的权力却总也不能真正的成为大众手中的工具？为何从制度的设计上看来十分合理的权力分配机制，却总是在实践中走样？为什么中国的人治效力总是大于法制的效力？我在分析这个问
题之前，先简要分析一下权力的本质及其历史。
政治权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人类生产社会化，必须要有人担任组织协调的工作，而这种组织协调的表现方式必然是由少数人对大多数人进行命令与指挥，为了保障协调，避免思想和利益的差异导致行动的差异，必须对不服从命令者有一定的强制措施，政权也由此产生。权力的这种表现形式天然的与大众对于权力的平等需求是一个悖论。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管理者之间也需要协调，由此而诞生了权力的层级结构。由于权力所固有的强制性，权力体系自身也存在着悖论，那就是权力本来产生的目的是为多数人服务的，却演变为必须依靠对上负责（也就是对少数人负责）的体制来达到为
多数人服务的目的。
古往今来，面对权力分享和权力体系这种固有的悖论，产生了专制和民主两种解
决方案。
专政的代表是王朝国家，其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央集权，层层下放。其实，这种政权的组织方式本身并没什么不好，它与权力自身需求的组织方式完全吻合，而且相对于对立的民主制度，专制制度存在着效率优势，另外，对大多数民众的文化素质要求不高。英国思想家洛克说：“若单纯以政策执行效率而言，专制制度要比民主制度的效率高很多。”我们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批驳美国等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时，其中，效率低下，互相扯皮就是我们的一个依据。但是，理想的专制制度要求制度链条上每个具体的负责人都要无条件的具有崇高的理想，要有无私为大众谋利益的情操。否则，难免会有制度链条上的人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牟取利益，这也就是腐败产生的根源。而且，由于相对于民主制度，专制制度的欺瞒成本要低得太多（毕竟，糊弄上级的几双眼睛要比糊弄百姓的无数双眼睛容易得多），揭发成本却高得太多（没有正当渠道，赤手空拳面对
强大的势力），导致腐败极易从个人蔓延到群体，成为集团腐败。
为了避免权力滥用及权力腐败的问题，产生了另一种制度——即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以分权为原则，以民选为保障，以“性恶论”为思想出发点，通过在权力层级上人为的改变负责的途径来遏制腐败和权力滥用，比方说地方官直选，比方说三权分立的制约机制。但是，民主制度是以牺牲一定的效率并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组织臃肿为代价来获得政治上的相对清明。另外，民主制度要求群众有比较高的文化基础和政治觉悟。民主制度也并非完美，也有可能被金元阶层通过控制舆论和政府代理人来间接施加影响。但是
相比专制制度，其遏制腐败、还政于民的力度要好得多。
中国的制度设计，首先，是党领导一切。相信一个拥有高尚政治理想的组织集团会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这种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好的，并且在建国前与建国初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我们国旗的形式就可以看出，各个阶级、各个民主党派要紧密
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以此为中心。从我们党的历史及党章看来，各级党组织要紧密团结在中央周围，中央要团结在领袖的周围，由此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权力金字塔结构。其实，单纯以政权的组织形式而言，中国现政权的组织形式与王朝的政权组织形式大同小异。那么，为什么中国要选择这种类专制的制度，而非民主制度呢？简单的说（详细的下面会谈到），这是因为共产党相信自己可以通过思想的不断净化，在事实上达到理想的专制制度，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论从理想上还是早期实践中都是比较符合理想的专制制度的。它强调为公、强调为民，甚至在理论上不承认人类私欲的存在。但事实上真的如此吗？为何还会出现本节刚开始提到的权力悖论所产生的几个问题呢？因为理想的
专制制度不是从理论上避免了权力悖论吗？
这就需要谈到下面更深一层的悖论，即人性悖论。
二、人性悖论
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性恶说”，代之以“劳动说”；认为人性本无善恶，全在于后天形成。形成社会、人类、和性格的根本动力在于劳动。把对于饮食、求偶等需求的属性统统划归自然，认为那是人的“兽性”并非所谓的“人性”（这里，我用“兽性”这个词代替自然属性，不含贬义）。通过劳动，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每个人都离不开其它的人，因此人对于其他的人的第一反应是与之交好，这种反应才是所谓的“人性”，而“为公”、“为民”等理念都是这种反应的理论升华与人性升华，这也是“向善”动力的由来。既然如此，以这种理想的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为何在实践中出现了与这种理论完全违背的腐败与官僚主义等现象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学透，还是马克思主义本身
出了问题？我以为是后者。
马克思主义反对抽象的人性论，那么，人性是不是抽象的呢？这取决于如何界定人性。按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把饮食、求偶等属性以及由此衍生的欲望统统归类于“兽性”，向善向恶等第二派生属性视为“人性”，为此，得出“人性论是抽象的”的结论。但这
个结论究竟合不合理呢？
倘若合理，马克思说劳动产生人性，那么劳动最初的产生目的是什么呢？很显然，劳动不是亘古存在的，劳动最初产生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繁衍等的“兽性”对于生活必须品的需要。为此，可以说人性脱胎于“兽性”。劳动的存在，以及劳动产生人性的过程本身就证明人性不是抽象的，人性是具体的，因为“兽性”是具体的，“兽性”到“人性”的过程也是具体的。劳动不是产生人性的根本原因。满足自然欲望的所谓“兽性”是产生人性的根本原因。所以，马克思主义把人性与兽性截然划开，为了满足理论上的需要添
以“劳动说”，把劳动视为一种天然的存在，本身就存在悖论。
倘若不合理，那么我们认为人性是一种基于“兽性”并包含了“兽性”的具体的存在。对于兽性的考察，绝大多数科学家和绝大多数证据证明，动物的生存和繁衍诞生的所谓“公性”，即为了群体牺牲个体，都是基于“私性”，即为了个体的生存和繁衍的基础上，经过自然选择产生的，也就是说“私性”是根本，“公性”是派生。比方说，狼群在捕食时，个体互相配合，那是因为这样可以使每个个体能够享用到更好的更多的食物，然而，一旦狼群捕获不到食物，面临集体饿死的局面，其中的老弱病残将会被年轻健壮的毫不留情的吃掉。而从“兽性”脱胎的人性也保留着上述的性质，比方说大灾之年，易子而食（就是换儿子吃）。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不道德的，这也就是“性恶论”产生的根源。
“私性”会产生“公性”，“性恶”会产生“性善”，是一种更本质的人性悖论。
我们探讨人性与人性悖论，似乎文不对题，但人性假设对制度安排和政治经济实践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从古到今无数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执着于“性善论”和“性
恶论”争执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专制制度是最成功的专制制度，持续了两千多年，我们就以它为例进行分
析。大家公认维系中国的王朝政治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就是典型的“性善”论的。儒家思想相信圣人——即完美人的存在（儒家说的人人皆可为尧舜），相信人可以通过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修炼，可以逼近或达到圣人的地步，完成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最终目的。儒家思想经常以天比人，认为天道的自然规律可以应用于人伦，人可以通过自己内在“善”的力量经过修炼排除外界“恶”的干扰。这种理论思路为专制制度的根本——家天下奠定了基础。既然人性本善，那么就可以通过自律机制来完成对自身行使权力的约束；反之，很显然自律的成本要远低于他律的成本，那么从权力的最终行使者——皇帝来说，从根本上制约其权力的东西就没有存在的理论基础。另外，儒家学说毕竟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权力链条上各级人物的行为。因此，中国的封建皇权专制制度持续了两千年。反观对应的西欧，由于基督教作为思想支柱，而基督教又是赤裸裸的“性恶论”的，强调人生下来就带有“原罪”，人活一生就是为了赎罪。因此，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并不稳固，到了16，17世纪，才在英法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王朝政权。而此时的国王，也必须依靠“上帝”代言人的身份，来寻求无他律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因为权力链条上的各级官员却既没有“上帝”来制约，又没有“性善论”衍生的自律机制来制约，故而西欧的王朝政权自从诞生以来，
就伴随着更大程度的腐败、官僚主义，历经短短一二百年就宣告失败。
我们刚才分析到，劳动并不是产生人性的根本原因。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西欧未被广泛接受，而在古老的中国却被奉为圣经，除了一些政治经济原因外，更重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所隐含的“性善论”与中国当时的国情相吻合。马克思假定劳动产生人性，而其所谓的人性是作为“兽性”对立物存在的，强调的是“为民”，“为公”，本质上就是“性善论”。当时的中国刚刚打倒清朝、打倒孔家店，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思想支柱、也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政权，但是，实践证明基于“性恶论”的民主思想及其衍生的民主制度是失败的，因为精英分子们虽然抛弃了儒家学说，但儒家学说的影响却不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广大老百姓在心底里仍是相信“性善论”的。而且，基于“性恶论”的民主制度对百姓的文化素质与政治素质要求是比较高的，但在当时，中国百姓的文化素质是何种水平众所周知，即使在今天，尚有一些人仍视选举为儿戏。所以，隐含“性善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被广大中国人接受，不但是理论需要，也是政治需要，邓小平说：“中国的国情要求中
国不能采用美国的三权分立的制度”，就是这个道理。
理想的专制制度更倾向于维系制度的理论体系是“性善论”的，而且，因为专制制度的效率高、条件低，基于包含“性善论”理论体系的政权必然采用专制制度。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古巴无一例外都是明证。所以，许多网友建议采用党内分权、相互制约消除腐败的方式从理论上就是行不通的，因为党内分权就意味着共产党自己对自律机制的不信任，对自律机制不信任就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怀疑，这与共产党的理论信仰背道而驰，而且，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笔者将在下面详细论及）。
人性悖论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实践又衍生了下面两个悖论。
三、利益悖论与信仰悖论
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众所周知，市场经济采用价格杠杆、供求杠杆等“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人们的行为。但是，我们从市场经济的理论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可以看出，市场经济是完完全全基于“性恶论”的（这一点，许多经济学家都有论述，许多网友们都清楚，所以不再赘述），正是因为人们的私欲与利己主义，通过交换，促成了整个社会产品的丰富。因此，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根本原则是完全冲突的，这种冲突就是人性悖论。人性悖论外化到政治制度上就是权力悖论，外化到经济制度上就是利益悖论，外化到思想意识上就是信仰悖论。
权力悖论已经述及，那么何为利益悖论和信仰悖论呢？
利益悖论与信仰悖论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全天下的劳苦大众谋利益”，到了今天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其口号无一不
与市场经济的原则产生悖论。为此，就出现了许多尴尬局面。
官员们都是党员，他们在多年来受的教育是“性善论”的，“为公”是他们的行为准则；但是，官员们也都是人，他们要在市场经济的法则下生活，他们制定、执行的政策也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才能行得通，因此，“为私”的理念也在时时刻刻撞击着他们的内心。官员们也都是聪明人，聪明人喜欢对自己所遵循的理想的正确与否进行理论探询。那么，到底是谁错了？这个问题，别的聪明人有勇气探索、有勇气承认，但官员们却没
有勇气对此进行公开的理论探索，更没有勇气对此进行公开的承认。
从建国到*的实践证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设想所产生的产品经济（即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而按照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我们为了避免过于敏感而改名）的政策却使我们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如此重大的问题，急待需要理论澄清的问题，可即使如邓小平也不得不用“猫论”、“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干、向前看、不争论”等使人方向模糊的字眼，和刻意回避的态度对待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一旦对此进行深入的理论挖掘，就必然要追述到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为此，只能先造成既成事实，把理论探索留给下一代。这也必然为现在的思想困惑埋下伏笔，更重要的是，这种思想困惑是依靠共产党自身的力量解决不了的。因为一旦承认市场经济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尤指其中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对立，就要追溯谁对谁错。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这就意味着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是错误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如果认为市场经济的原则是正确的，那么就等价于承认我们先辈为之抛头颅、撒热血而奋斗的理想是水中月镜中花，我们几十年的革命历史等价于无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立党的理论基础将不复存在，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将受到质疑，现有政权组织形式的合理性将受到质疑，这种可怕的后果是所有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承担不起的。
这就是所谓的信仰悖论。
信仰悖论，必然导致许多官员失去为了一个理想、一个目标奋斗的思想动力，因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挂在摊前的理论羊头，披在身上的理论羊皮，面对市场经济中冒出的富豪大款们，他们心中存在着深深的不平衡感，面对信仰悖论，他们潜意识中又有一种不得不靠欺骗和被骗活着的被愚弄感，因此只好通过表面上作足为人民谋利益的表演，实际上疯狂的为个人攫取利益来填补空虚、寻求平衡。这也就是
所谓的利益悖论。
除此之外，由于舆论工具历来是政府（执政党）控制，主流宣传与政治经济实践不符，导致利益悖论和信仰悖论在全民的范围内深化。比方说，“下岗”这个名词的诞生，就带有上述两重悖论的味道。“下岗”的潜台词是一段时间后上岗，意味着政府还没有忘记百姓，共产党的基本原则还没有丢弃，而最后不得不演变成“失业”，则是市场经济的原则使然。两重悖论还导致公有制的定义从最初的“国营”占主体，到“国有”占主体，再到“国有控股”占主体，使政府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一个欺骗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两重悖论导致政府在实践中为了保持企业的公有属性（同时也包括有的官员为自己牟取利益），违背市场规律使一大批国有垃圾企业包装上市，圈股民的钱，另一大批不停的申请贷款，导致银行的大批呆死坏账，最终还是要百姓埋单。政府的诚信危机，根源就在于此，而且，政府的诚信危机还导致了全社会的诚信危机和道德败坏，为腐败孳生蔓延提供了社
会土壤。
四、结束语
上述的权力、人性、利益与信仰四大悖论是产生腐败以及腐败土壤的根本原因。由于权力悖论，腐败的成本极低故而极易出现，由于其它三大悖论，腐败极易蔓延而且
在现有体制框架下无法得到根本上的遏制，又由于后三大悖论，现有体制无法在近期内得到根本性改变，也就是诸位网友呼吁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近期内不可能出现。因此，反腐败不可能如中央所说提高腐败的成本来实现遏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只能通过加大
反腐败的成本，即扩大反贪部门的权力与职能，冒着官匪一家的危险来治标。上述的四大悖论目前还在深化，中央提出宪法修正案，将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原则，人权原则写进宪法，却将最重要的民主（三权分立，民选）原则放弃就是明证。事实上，从《权力法案》到《美国宪法》，资本主义三原则（人权、财产权、民
主政权）都是三位一体，互为表里的。目前的现实证明，我们仍旧任重道远
第11篇：管理悖论（定稿）
《管理悖论》
一个小镇上有个理发师，他宣称“我只给那些不自己理发的人理发”。那么，他该不该为自己理发呢？
这个问题是一个经典的悖论，仔细琢磨一下你就会发现，无论他给不给自己理发，都会违反自己的宣言。
理发师陷入了困境。
不幸的是，悖论不仅存在于故事当中。生活中，悖论无处不在。
如何与老板相处的比较融洽，而又能保持合适的距离（古人曰伴君如伴虎）？
如何与下属打成一片，而又能保持自己的权威？
如何给客户充分的承诺，而又不损害公司的利益？
如何给员工充分的激励，而又保证自己的那一部分收入？
如何给子女良好的照顾，而又能让他/她们在生活中经历风雨的洗礼？
„„
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和不确定性就构成了各种各样的“悖论”。人们总希望在早晨出门之前确切地知道今天会不会下雨，但可惜至今我们的气象台做的仍然不够理想。
身处不确定的漩涡当中会让我们觉得痛苦，但正如老子所说，“有无相生”。“对确定性的迷恋阻碍我们对本质意义的探究，事实上，正是不确定性促使我们人类开发出自己的潜能。”
对悖论的管理成为优秀企业与平庸企业的分水岭。
企业需要积极地变革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吗？当然。那么请注意，积极的变革恰恰需要稳定的基础。成功的管理者会在领导变革时牢牢把握那些促成稳定的关键因素，使之如灯塔一般引导组织前进。
企业文化重要吗？当然。企业文化通过对员工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对组织战略的实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对企业文化改造的时候，又不能仅仅盯着企业文化本身。优秀的企业在塑造企业文化的时候，更多地关注领导者的风范、企业的愿景以及组织内的竞争气氛的营造等。
“改造企业文化既要单刀直入，又要以迂为直”。这是普华永道咨询公司的《管理悖论》一书中指出的五大悖论管理原则之一。
既然悖论无处不在，听听顶尖咨询公司的专家们通过大量研究提炼出来的如何管理悖论的建议，应当是一件可以试试的事情。
推荐《管理悖论》，普华永道变革整合小组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第12篇：“夹在中间悖论”
“夹在中间悖论”
根据波特的研究，企业的基本竞争优势主要有两种，即低成本或差异化。 如果考虑到特定业务的竞争范围，那么企业的基本竞争战略可分为总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聚焦战略。由于聚焦战略还要进一步细分为聚焦差异化战略和聚焦成本领先战略，因此，波特提出的基本竞争战略可以归并为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两种。波特的“夹在中间”理论认为，同时追求低成本和差异化竞争优势容易使企业陷于“夹在中间”的困境而只能获得低于平均水平的利润。而成本领先与差异化整合竞争战略（以下简称整合竞争战略）理论则认为，企业可以兼具低成本和差异化两种优势，并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 两种理论互相矛盾但又同时并存，本文称之为“夹在中间悖论”。
“夹在中间悖论”对竞争战略理论研究和实践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在理论研究方面，“夹在中间悖论”表明波特竞争战略理论是不完善的，需要进行修正和完善，而整合竞争战略理论同样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在企业实践方面，“夹在中间悖论”容易使企业经营者面对市场竞争不知所措，有时甚至会误导企业竞争战略的选择和实施。为此，有必要对这两种相互矛盾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比分析“夹在中间”理论和整合竞争战略理论的隐含假设、实证支持来检验这两种理论的有效性，从而证明“夹在中间悖论”的存在，然后从理论上分析和讨论“夹在中间悖论”的内涵、成因及其管理策略，以期丰富和完善现有的竞 争战略理论，并为企业实施竞争战略提供理论指导。
一、“夹在中间”理论的隐含假设及其实证支持
1.“夹在中间”理论的隐含假设
波特在《竞争战略》中认为，“一个公司未能沿三个方向中的至少一个方向制定自己的竞争战略，即一个公司被夹在中间”， 而在《竞争优势》中则认为：“致力于某一种基本战略但却劳而无获的企业被称为„夹在中间‟”。 根据波特的理解，“夹在中间”是指企业同时追求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或在两种战略之间摇摆，或根本不做战略选择的一种结果，由于成本领先和差异化两种战略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几乎是对立的，所以，不清楚两种战略的边界条件而随意选择就容易陷入“夹在中间”的不利地位，只能获得低于平均水平的利润。
进一步分析，波特提出的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属于两种极端状态，任何一种战略都包含成本和特色两种基本因素，所不同的是其偏重、程度和组合 在图 1 中，产品 / 服务成本与特色的组合可以产生多种竞争战略：①属于低成本、低特色的廉价战略；②属于低成本、平均特色的成本领先战略；③属于兼顾低成本和较高差异化的整合竞争战略；④属于高特色、平均成本的差异化战略；⑤属于高成本、高特色的极端差异化战略；⑥、⑦、⑧则属于选择失误、心存侥幸或根本不做选择的结果，而③、⑥、⑦、⑧都有可能使企业陷入“夹在中间”的困境。对照图1 来分析，可以看出，波特只分析了其中的两种战略而忽略了其它战略组合，这也是波特竞争战略理论的疏漏之一。
综合波特和其他竞争战略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图 1 的战略组合分析，笔者认为，波特所提出的“夹在中间”论断隐含着四个假设，这些假设规定了“夹在中间”的边界条件。
假设 1：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的产品特点和技术需求不一致。
根据波特的研究，实行成本领先战略要求积极建立能达到有效规模的生产设施，要有很高的购买先进设备的前期投资，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尽快达到规模经济，也要求产品的设计要便于制造生产。一旦赢得了成本领先地位，所获得的较高利润又必须对新设备、现代化设施进行再投资以维护成本上的领先地位。 也就是说，适合成本领先战略的产品是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标准化产品，为此，需要不断开发能够支持大规模生产和提升生产效率的技术。适合差异化战略的产品则是非标准化产品，这类产品强调个性、特色和多样化，只能采取多品种、小批量生产，其技术研发重点是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和不断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
假设 2：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对资源和能力的需求是不一致的。
成本领先战略需要的资源和能力主要包括持续的资本投资、良好的融资能力、熟练的工艺加工技能、对工人进行严格监督、所设计的产品容易制造以及低成本的分销系统。而差异化战略需要的资源和能力主要包括强大的生产能力、强大的营销能力、先进的产品加工能力、对创造性的鉴别能力、很强的基础研究能力、在质量或者技术上领先的公司声誉、在产业中有悠久的传统或具有从其它业务中得到的独特技能组合以及得到销售渠道的高度合作能力。
假设 3：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所对应的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不兼容。
成本领先战略要求组织结构具有专业化、集权化和规范化特征，采用严格的成本控制体系和以满足严格的定量目标为基础的激励方式；差异化战略通常伴随着分权化、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和制度的柔性化，鼓励创造、宽容失败、能够承受较高风险，激励方式通常采用主评价而不是定量指标。波特认为，“夹在中间的公司也可能因为模糊不清的企业文化、相互冲突的组织安排与激励系统而遭受种种麻烦”。
假设 4：企业的客户要么是只愿意出低价格而放弃更高质量要求的价格敏感型客户，要么是为了获得更多差异化价值而放弃低价格诉求的价值敏感型客户。
“夹在中间的公司几乎注定是低利润的。这样的公司或者要失去要求低价格的大批量客户，或者必须为从低成本公司手中夺取生意而在竞争中丧失利润。然而它在高利润——„摇钱树‟业务领域中又无法战胜那些专攻高利润目标的、或做到了产品全面差异的公司”。 就是说，波特在讨论竞争战略时主要考虑了两类顾客，即价格敏感型顾客和价值敏感型顾客，如果不能够明确界定企业的目标顾客，就会面临定位不清、形象模糊的问题。
2.“夹在中间”理论的实证支持
许多学者通过实证方法探讨了具体企业被“夹在中间”的案例，譬如，Kumar 等人的研究证明，采用聚焦成本领先战略医院的绩效要优于同时追求低成本和差异化医院的绩效；Ward 等人对新加坡制造业的研究表明，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时候同时关注成本节约和差异化的企业，其绩效较差，而只关注差异化的企业，其绩效较好； De 等人发现，公司只采用一种基本竞争战略比采取多种基本竞争战略的绩效要好； Robinson等人则通过调查六个不同行业的 97 家制造公司，发现“夹在中间”的公司只获得低于平均水平的绩效； Linsu等人通过调查 54 家韩国的电子类公司发现，只采用一种基本竞争战略的公司，其绩效优于采用几种基本竞争战略的公司； Miller 等用美国的数据对波特的三种基本竞争战略进行验证，发现有些公司采用了成本领先和差异化整合战略，也有一些公司的战略不符合波特的三种基本竞争战略，而那些明确采用差异化、成本领先或集中化战略的公司拥有更好的绩效； 据我国学者项文彪的研究，三星电子从低成本向差异化转型期间曾因在低成本和差异化之间游移不定而陷于“夹在中间”状态并导致连续七年亏损。
以下我们借用秦池的案例加以说明。盛极一时的山东秦池集团（以下简称秦池）就是由于被“夹在中间”而由盛转衰的。秦池在发展初期采用低成本战略，后来参与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招标并成为“标王”，逐渐树立了差异化的形象，但在通过大规模广告攻势确立了知名度后，秦池没有及时调整战略，提高秦池酒的品质，致使秦池集团的形象模糊不清，最后被“夹在中间”，濒临破产。秦池被“夹在中间”的依据可从四个方面概括：(1) 从产品和技术角度看，秦池从四川收购散酒加上本厂的原酒勾兑成低度酒再销往全国，其罐装线基本是手工操作每条线周围有十多个操作工，秦池酒瓶的内盖是专门由一个人用木榔头敲进去的，但秦池的包装却非常华丽，符合高品质、差异化白酒的要求；(2) 从资源和能力角度看，秦池地处偏僻，虽然通过获得央视的“标王”而塑造了差异化的形象，但其实际拥有的资源和能力没有实质性变化，缺乏实施差异化战略所需的技术、产品、流程、人力资源、知识资源、管理能力、企业文化和心理准备；(3) 从组织与文化角度看，秦池成为“标王”后的组织结构设计依然是支持大规模生产和低成本运作，注重生产运作环节和销售环节，没有显著加强营销职能，更没有开展研发活动，绩效考核、激励体系和价值体系等也没有做相应的调整，这样就造成了“社会秦池”和“本色秦池”的割裂；(4) 从顾客与市场的角度看，秦池酒最初定位于对价格极端敏感的客户。成为“标王”后，更多的顾客，包括部分价值敏感型客户也开始选择秦池酒，但秦池却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因为酒是一种嗜好品，消费者实际上消费的是酒背后的东西（包括产地、历史、工艺、文化内涵等），当消费者发现秦池酒实际上是川酒，就有上当受骗的感觉，秦池酒在消费者心目中物美价廉的形象就大打折扣，导致以勾兑的方式获取的低成本地位没有获得消费者的认可，这样就不仅失去了新的顾客，也丢掉了老顾客。综上所述，秦池集团由于不熟悉竞争战略而盲目地同时追求低成本和差异化，结果导致被“夹在中间”而丧失了竞争优势并最终落得惨败。
二、整合竞争战略理论的隐含假设及其实证支持
1.整合竞争战略理论的隐含假设
基于对波特“夹在中间”理论的质疑，一些学者提出了兼顾低成本和差异化的战略——整合竞争战略，亦有学者称之为最优成本战略或混合战略。整合竞争战略的基本思想是，在通过大规模生产不断降低成本Nankai Busine Review 的同时尽可能满足或者超越顾客在质量、服务、特色、性能属性等方面的期望，其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将较低的成本与较高的产品质量实现了整合。
整合竞争战略是在波特三种基本竞争战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的竞争战略。“它是多种基本竞争战略整合运用的一种模式，换言之，它不是三种基本竞争战略的派生体系， 而是既区别于三种基本竞争战略， 又与三种基本竞争战略并列的战略理论。” 整合竞争战略的核心是对低成本要素和差异化要素进行优化重组，形成一种新的、能够同时利用这两种优势的竞争战略。譬如，韩国学者金和美国学者莫博涅提出的“蓝海战略”实际上就是整合竞争战略，它引入了价值创新的概念，通过对价值曲线的“剔除—减少—增加—创造”，实现以较低的成本为顾客提供超值的价值。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照波特的“夹在中间”理论，可以归纳出整合竞争战略的四个隐含假设。
假设 1：通过大规模定制技术和管理模式等可以整合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的产品特点和技术需求，从而实现以大规模生产的成本和速度来提供差异化产品的目的
成本领先战略的标准化产品是为了进行大规模生产以降低成本，差异化战略的非标准化产品则是要满足顾客的个性化需求。在工业化时期，把这两种战略的优势结合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定制技术和设备的出现，这两种优势具备了整合的现实条件。大规模定制是整合竞争战略的典型模式，它通过采用模块化设计使得产品容易制造，采用 FMS（柔性制造系统）能够实现大规模生产的成本为客户定制个性化产品，达到低成本和差异化的有效融合。
假设 2：通过对资源和能力的优化配置可以同时获得低成本和差异化优势。
信息技术能够强化产品或服务的特色，提高生产率，加快响应速度和发展战略联盟，还能够促进企业的持续改进和优化过程。因此，企业采用相应的信技术对资源和能力进行优化配置，可以同时获得低成本优势和差异化优势。例如，计算机辅助设计（CAD）的采用不仅减少了新产品的设计成本，而且降低了修改现有产品和添加新特征的成本；FMS 则大大增加了人力、物质和信息资源的灵活性，使三者有机结合，可以在人力干预最小的情况下生产出数量适中而灵活的多样化产品，消除了传统生产工艺所固有的低成本与产品多样化之间的冲突，从而在较低成本上创造差异化；信息网络（例如 ERP）可以把生产厂商、分销商、顾客连在一起从而增加企业的战略灵活性和及时性，可以使得财务及运营数据在不同部门之间迅速流动从而提高效率，这都有利于实现整合竞争战略。
假设 3：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的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模式通过解构和重新组合，可以形成支持整合竞争战略的新型组织结构和文化模式
在传统的工业企业中，由于管理幅度等原因，企业一般采用科层制结构来实现对数量庞大的员工的管理。由于互联网和企业内部网等信息技术的出现以及企业员工素质和能力的普遍提高，企业的管理幅度大大扩展，为此，很多企业选择扁平化组织结构来实施新的战略。同时，很多企业为了建设和维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选择了“归核化”策略，回归核心业务而 把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再与外包企业组建成虚拟企业或战略联盟，借以获得低成本和差异化双重优势。此外，一些拥有多业务的大型集团公司通过在不同的事业部采用不同的基本竞争战略，也变相地实现了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的整合。譬如，丰田汽车公司在一个事业部以低成本战略生产花冠等轿车，在另一个事业部以差异化战略生产凌志轿车，使整个丰田集团同时获得了低成本和差异化两个优势。通过上述组织结构调整和变革，企业不仅实现了结构与战略的统一，也培育了支持整合竞争战略的独特文化。
假设 4：企业的客户是多种多样的，随着中产阶级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客户希望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获得差异化的产品
现实中的顾客千差万别，即便是在同一层次客户群体中，企业面临的细分市场也是多种多样的，仅仅用高低两个端次来划分目标市场很难达到企业信息传递之目的。 周小虎等认为：“（波特„夹在中间‟理论中的——笔者注）这类消费者群体的二元划分无疑是过度抽象化了，现实的消费者是多样化的，各类中间形态都普遍存在。” 也就是说，顾客不是两极分化的，在现实生活中，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涌现的大量中产阶级，就期望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获得品牌商品，这是波特传统竞争战略理论忽略的市场空档，也是整合竞争战略成立的客户基础。
2.整合竞争战略理论的实证支持
学者们的研究也证明，采用整合竞争战略可以获取超额利润。Hall 发现在低利润行业竞争的企业中，最成功的总是那些能把低成本与差异化战略有机结合起来的企业； De 等人的研究表明：“具有多种竞争优势的企业，其经营业绩通常好于那些只具有一种竞争优势的企业”； 而在 Hlavacka 等人对斯洛伐克医院进行的调查中，发现追求多种竞争优势的医院的绩效是最好的； Ricky Yee-kwong 等人关于香港银行业的研究显示，追求多种竞争优势的银行，其绩效要远远高于单独追求差异化或者低成本的银行； 李春莉和汪林生指出，五粮液公司除了制造差异化的五粮液酒，还成功推出了低成本的尖庄酒，其战略属于整合竞争战略； 蓝海林认为，华帝集团在 2000 年是我国炉具行业经济效益最好的企业，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以低成本创造高差异； Gopalakrishn 和 Subramanian研究了波特的基本竞争战略理论在印度的适用性，其研究结果显示，在所有战略组别中，采用成本领先和差异化组合战略的公司拥有最好的绩效； 在 Booth等人的研究中，16 个样本中只有两个是采取单一竞争战略获得成功的，而剩余的样本采用的是柔性的、多维度的成本领先和差异化的战略组合，以适应顾客的需求； Eonsoo 等人对韩国的电子商务公司进行的研
究表明，采用成本领先战略的公司，其绩效最差，而同时追求低成本和差异化的公司则绩效最好。
我们再来看戴尔的案例。著名的戴尔电脑公司是应用整合竞争战略取得成功的范例。通过精简客户订货流程、精简产品从供货到制造流程的复杂程序、应用网络技术并了解新技术发展情况，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开展大规模定制，从而达到差异化和低成本同时兼得。下面分别从四个假设的角度对戴尔电脑的案例进行分析，以验证整合竞争战略的四个隐含假设的合理性。(1) 从产品和技术的角度看，戴尔公司的产品是根据顾客的个性化需求、由标准化的配件组装而成的高定制化程度的产品，其在线配置系统可以让顾客在硬盘、调制解调器等方面进行多达 1600 多万种的组合，其生产系统则经由计算机控制的生产设备快速调整装配线并以极低的成本组装个性化的电脑；(2) 从资源和能力的角度看，戴尔公司兼备实现成本领先和差异化两种战略的主要资源和能力，其网络平台能够方便和低成本地采集顾客的个性化需求信息、实现与供应商的虚拟整合、在全球范围内最优地配置各种资源，其强大的制造流水线使一台电脑从原料进场到打包离厂只有五六个小时的时间从而显著地提高了效率并降低了成本；(3) 从组织与文化的角度看，戴尔公司通过互联网与供应商、顾客整合成虚拟企业，从而在虚拟企业的每个成员企业内部实现了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在戴尔公司内部保留了高度差异化的文化，而在合作的制造企业中创造了基于成本领先的企业文化，从而在整个虚拟企业中实现了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的共生共存；(4) 从顾客与市场的角度看，戴尔公司关注的主要是具有一定支付能力的中产阶级或白领阶层的电脑消费需求，这类顾客本身具有便利的上网条件，熟悉电子商务，对电脑具有较高的个性化要求，但收入并不是很高，既不属于价格敏感型顾客，又不属于价值敏感型顾客，是标准的整合竞争战略的服务对象，是一个细分的电脑市场，也是“戴尔神话”诞生的土壤。综上所述，戴尔公司充分利用了互联网所提供的获取消费者个性化信息的机会以及信息技术应用所造就的柔性制造系统，把握住了信息时代大量白领顾客的消费趋势，实现了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的整合，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三、“夹在中间悖论”的内涵、成因及管理策略
1.“夹在中间悖论”的内涵
根据字典的解释，悖论是“表面看起来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可能都正确的观点”。 具体而言，悖论是指两种对立甚至完全矛盾的命题，单独来看，每个命题都是无可置疑的，但把它们放到一起，它们之间却不一致或不相容。
“夹在中间”理论和整合竞争战略理论对一个企业是否可以兼备低成本和差异化两种优势持有矛盾的观点，而这两种理论都得到了理论研究和企业实践的支持，这证明“夹在中间悖论”是存在的。
需要指出，“夹在中间”理论和整合竞争战略理论具有不同的假设条件，这些假设条件受一定的时间、空间范围的约束，就此而言，“夹在中间悖论”并非逻辑学中严格意义上的悖论。但只要悖论涉及的两个理论的假设条件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长期存在，则“夹在中间悖论”就会长期存在。正如汉迪在《非理性时代》所指出的：“虽然能够而且应该化解某些矛盾，将顾头不顾尾的现象降至最低，并且能够弄明白悖论的疑难本质，但是，绝对不可能完全消除、彻底解决或者回避这些矛盾。”
2.“夹在中间悖论”的成因
任何理论都是依据一定的假设，通过合乎逻辑的推理得到的。由此推论，悖论产生的主要原因可能就是悖论所涉及的相关理论在假设或逻辑上存在不一致。
在“夹在中间”理论的隐含假设条件下，由于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需要不同的资源和能力、管理思想、激励体制、组织要求、企业文化等，如果企业同时实行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或者不在二者间进行选择，都容易出现资源顾此失彼、模糊不清的企业文化、相互冲突的组织安排与激励系统，从而导致员工不知所措甚至管理混乱，导致企业产品的目标顾客不清晰，让顾客无从了解企业产品的特色和定位，从而导致企业的产品成为“鸡肋”而少人问津，企业最终陷于“夹在中间”的困境。
在整合竞争战略理论的隐含假设条件下，由于技术手段（如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大规模定制的逐渐普及，企业可以对资源和能力进行优化配置，还可以对传统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进行解构和重组，从而使企业能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差异化程度较高的产品；又由于竞争的加剧、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消费水平的持续提高以及消费者理性程度的增加，大量中产阶级希望以比较低的价格消费差异化程度比较高的产品，而整合竞争战略的产品正好可以符合他们的需求，因此，低成本优势和差异化优势实现了统一。
需要指出的是，整合竞争战略并非同时选择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相反，它是通过解构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的要素并通过两类要素的重组和优化而实现“鱼与熊掌得兼”的。这进一步证明了整合竞争战略理论与“夹在中间”理论的逻辑推理是在不同的隐含假设条件下进行的，都是合理的，而隐含假设条件的不同正是“夹在中间悖论”的主要成因。
3.“夹在中间悖论”的管理策略
“夹在中间悖论”的焦点是如何解决低成本和差异化两种优势同时并存及其可能引发的风险问题，为此，“夹在中间悖论”的管理策略也将主要聚焦在如何避免“夹在中间”以及如何通过整合竞争战略同时获得低成本和差异化优势。
要避免被“夹在中间”，企业需要针对下述情形选择合适的策略：(1) 在选择战略定位时，企业要明确从价格敏感型顾客、价值敏感型顾客、对价格和价值都很敏感的顾客中选择一类作为目标顾客，并根据他们的需求培育和配置企业的资源和能力，设计、制造和分销他们需要的产品并提供适当的服务，否则就会因战略定位不清晰而导致企业的产品没有任何优势，被“夹在中间”；(2) 在实施战略的过程中，企业必须保持战略一致性和持续性，一旦确定了战略定位，就要坚决执行和全面落实，决不能在几种定位之间来回摇摆，只有这样，企业才能获得并维持持久的竞争优势；(3) 在产品转型和企业转型时，由于企业往往涉及两种战略的交替，所以务必要系统分析转型前后的战略是否存在矛盾，企业现有的资源、能力、技术、组织结构、管理思想、文化等因素是否能够支持新的战略，如果存在矛盾或互相不匹配，就需要及时调整乃至彻底改造原有的业务、技术、管理和文化体系，尽快形成与新的战略定位匹配的战略模式；(4) 在外部环境如顾客需求、行业技术、竞争对手等因素发生了显著变化时，企业必须要能够预先获得这些信息或在第一时间对这些信息做出反应，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动态调整企业的战略及其支持环境，克服战略刚性，建立基于学习型组织的柔性战略体系，确保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动态均衡。
要同时获得低成本和差异化两种优势，企业必须审慎地选择和实施整合竞争战略，具体要做到：(1) 要持续地对目标市场的顾客及其需求进行调查研究，要建立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系统，以便获取顾客的信息从而对顾客进行细分，确定适合整合竞争战略运作的顾客群；(2) 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根本性地改造和重组业务流程，重建能够支持快速响应、小批量、多品种的柔性制造系统，实现低成本优势、速度优势和差异化产品优势的有效整合；(3) 要充分利用全球化时代各国的不同优势，“归核化”和“外包”同时并举，集中资源致力于核心业务，而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具有不同优势的其它企业，并通过战略联盟或虚拟企业的方式为整合竞争战略的实施提供组织保证；(4) 要不断提升协同管理能力和竞争合作能力，使企业保持战略柔性，更快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倡导创新和合作，建设学习型组织，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夹在中间悖论”是客观存在的，“夹在中间悖论”现象将长期存在并影响企业的竞争战略选择，但“夹在中间悖论”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关键在于企业必须明确所追求的竞争优势并全力以赴地坚持实施相应的竞争战略，而不能在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之间摇摆不定，如果企业要同时追求低成本优势和差异化优势，则必须按照整合竞争战略理论的原理和规律来指导企业运作。
第13篇：二次创业悖论
二次创业悖论
一、二次创业的内容及困局
当前，我国很多企业中流传着这样的口号“二次创业”。企业的领导都希望在市场环境强于自己创业之初的条件下，能够率领旧部在大好形势中创造更大的价值，实现企业价值以及自身价值的大幅提升。但根据当前观察的结果看，提出这个口号的企业最后大多不了了之，企业的领导者不得不认清现实，大家继续原来的日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这要求我们从问题的源头来寻找答案，我们首先要定义什么是二次创业，也就是二次创业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二次创业一般是一种由企业领导者认识到，并发起的自上而下的企业变革活动。其核心内容是，企业领导者要求企业成员的工作状态调整到当初创业之时的工作状态。此外，企业领导者一般会为自己企业制定一个宏伟的中期目标，并希望企业成员能像当初创业者从无到有那样，将企业建设的更强。
根据对这些有二次创业诉求企业的观察，我们发现这些它们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1 企业寿命平均在10年以上；
2 企业中高层管理团队已经趋于稳定；
3 企业在既有市场中已经获得一定分额，但距离领先者的差距仍然很大，这个差距正是企业领导者的梦想所在；
4 企业领导者坚信自己的实力，认为企业的未来仍然需要自己的指引；
5 企业都有精彩的从无到有的创业史；
6 企业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的企业文化；
二次创业比初次创业还要艰难吗？难道一个企业从无到有，比从强到更强更难？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些企业的领导者。根据我们对这些企业领导者的了解，他们普遍认为当前的市场形势和企业配置更有条件实施二次创业。这些理由是：
1 当前的核心团队成员比创业之初更有经验，有更好的能力在市场中拼杀；
2 当前企业的资金能力比创业之初更强，能让企业在市场中发现更多的机会并提供足够的支持；
3 企业当前的掌舵者对行业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清楚企业未来的定位；
4 当前企业的稳定性比创业之初更加稳固，抗风险性更好；
但这些只是领导者的一厢情愿，在企业的中、低层领导，员工们对这种口号的反应更多地是不理解甚至淡漠，他们普遍的反应是：
1 我只是一个小工，二次创业是老板的事，和我没关系，而且我从中无法得到什么东西(基层员工视角)；
2 上边的位置(管理位置)都满了，二次创业只是让他们(高管)获取更大的利益，我们只是个小打工的(中层经理)；
3 老板的胃口越来越大，给我们定的指标越来越高，这种增长有些不切实际的嫌疑(高管团队成员)；
通过这些认知，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些关于阻碍二次创业顺利实施的问题表现：
1 明明形势更好了，但大家的干劲却减弱了；
2 企业中每个人对二次创业的看法有明显分歧；
这只是众多问题的表象，我们需要更加系统地分析才能得出关于如何成功导入二次创业需要的系统环境，否则，二次创业只能是浮华一梦的代名词。
因为二次创业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活动，所以我们假定，企业真实业绩与预期业绩之间的差距是领导者发起二次创业的根本原因。一般而言，之所以会产生二次创业的念头，是因为领导者认为当前企业的配置通过某种程度的改善能够实现自己预期的业绩，而这种配置的提升在自己可接受的范围内(包括资金、人员的投入)。这种配置的改善表现在：通过某种程度的士气提升，提高人员劳动生产率水平；给定当前的硬件配置，配合提升的人员劳动生产率水平，将能贡献更多的实际业绩。与自己创业之初相比，当前的硬件配置已经达到令自己满意的地步(如果需要改进，企业也有能力支付)，但士气的低落是首先需要改进的。所以，从企业领导者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给定硬件设施的匹配，企业所欠缺的只是急待提升的人员劳动生产率。
企业领导者无法具体描述预期的调整目标，即，他无法清楚地描述预期的人员劳动生产率应该是一个什么水平。他只是对目前的状态不满意。而且，对于如何提升该指标也缺乏清晰的了解。出于大多数领导对自己下属的认识，他们总是认为，自己下属身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有待挖掘，所以，二次创业几乎都是以针对提升下属的人力资源行动展开的。这并非偶然，而是从领导者的角度出发，他只能认识到这一点。
二、二次创业：一种缺乏普遍激励的行为
解释二次创业可以从许多角度出发，但从动力学的角度看，可能得出的结论更容易被人接受和理解。我们可以证明一个企业难以内生出一个二次创业的动力机制。假定一个企业从人员看，由两大部分构成：高级管理团队和基层人员(我们在此假定只有这两部分人员)，而且假定人员的行动是靠利益驱动的。这种假定也容易被一般的条件验证，在企业中，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回报，人们总不会投入自己的精力到某件事情中。
现在有企业当前业绩P，企业的预期业绩(二次创业的目标)P*，二者之间的差距为△P，且△P= P*-P，△P﹥0。
假定是正是因为△P能够为大家带来福利的改进，大家才有意愿去实现△P，所以，我们必须从△P中安排相应的分额，作为两大部分成员行动的回报，我们给定一个系数K，K△P作为两部分成员回报的总额。我们用M和1-M来代表这两部分成员。其中M代表高管团队，1-M代表其他人员。他们的所得分别为aK△P，(1-a)K△P。根据经验数据，a﹥1-a，即高管获得的分额一定大于其余人员，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都是如此。
假定M和1-M的比例为1：100(在大型公司中，这个比例可能会更高)，M中的成员在面对aK△P的平均激励水平为aK△P/M，而其他成员面对这个局面时的平均激励水平为(1-a)K△P/100M，人均的激励水平不足高管团队的1/100。即便高管清晰地向所有成员传达一个清晰的业绩改进信号，并承诺一个合适的激励水平，那么在其他人员那里，这种激励也是弱的，因为其他成员的人均激励水平太弱，不足高管团队成员的1/100。
上面的例子并没有考虑高层团队内部的分成复杂性，我们假定高管成员之间平均地分配K△P，但实际上，这种假设并不存在。高管团队成员分配K△P的依据是各自手中所持有的不同股权或者根据高管成员对企业创建时贡献程度。考虑到这个复杂因素，我们可以预计到高管内部的分成激励效果与M和1-M部分相类似，即，高管团队内部的少数成员分享了K△P中的大部分，而那些分成较少的高管成员依旧没有足够的动机去实施二次创业。而少数高管成员分享到大部分K△P的原因可以参考5个强盗分金币的博弈案例，总是制定规则的极少数人拿到最大的分额。
从经济激励的动力分析，当二次创业的目标提出时 ，所有的成员都会明白自己将在二次创业实现后的所得。当然，这还是建立在企业领导者和大家做一个公平游戏的基础上，但一般的情况是，企业的领导者并不预先说明这种分成的方案，或者只在高管团队中公布。即便如此，在高层内部依然无法得到大多数人的首肯，因为总是很少数拿到成果的大部分。
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二次创业本身对于企业成员的吸引力要远小于对高管核心成员(我们假定他们是能获取大部分K△P的成员)，所以，当他们在企业内号召大家投身到二次创业中时，除了自己，根本得不到其他人的响应。
三、既得利益集团的理性选择：来自高管团队成员的阻碍
我们定义的既得利益集团为那些坚信实现二次创业后，自身福利水平不会明显上升的人群。他们对当前的状态很满意，而且能够清楚地看到，即便二次创业实现，自己也不会从更大的蛋糕中分得比现在大很多的分额。而且，二次创业还可能会损害自己当前的状态，例如自己因暴露出某种技能的不足而丧失当前的位置等。
根据上一部分讨论过的激励水平问题，既得利益集团确认自己无法分得实现利益中的大部分。所以，投入二次创业，他们的结局只有两个，比现在微好，或者比现在还坏。假定实
现微好的概率为p，则比现在还坏的概率为1-p。我们定义他们对二次创业的期待为p(X+α)，X代表其现状，α代表实现二次创业后变动的微小部分。而比现在还坏的支付为(1-p)X-。如果不投入二次创业，他们的支付是维持现状，即为X。
我们可以从这个支付比较轻易得出，对于一个既得利益者，不投入二次创业活动中所得的支付更多，且没有风险。所以，理性的既得利益成员将采取阻碍二次创业的实施来保障自己的利益。
四、一定要命名为二次创业吗？
我们在总结二次创业企业具备特点的时候，可以知道这些企业都很急迫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因为其传统的赢利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市场竞争的要求。但他们并不是市场的失败者，只是想获得更大的成功而已。所以，在清醒地认识到即便今后再努力，也无法成为行业的领导者时，寻求新的增长点，并力图在这个领域成为领导者成为企业领导对企业战略方向的一直认知。
从这个角度讲，二次创业实际上是一个企业的战略调整过程。但创业这个词说出来杀伤力太强，因为创业这个词特别会引起当前高管成员关于艰苦内容的回忆，而对于后到的员工来讲，创业对他们有另外的含义。但从领导者当前的精神状态来看，他们只会对创业两个字感到亢奋。这种认知程度的差异决定了口号本身在企业内部传播过程中携带了不同的暗含信息。
从提倡二次创业的企业看，一般都经历了长达10余年的发展。企业创业的核心团队也都由当年的青年步入壮年，和初次创业相比，其个人生活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这些成员初次创业时家庭负担几乎为零，到二次创业的时候其家庭负担可能会成为其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核心团队成员从毛头小子到家庭核心成员的角色转化将使其从一个风险偏好者一举转变为风险厌恶者。家庭生活也将其创业初期具有的浪漫主义情怀涤荡的干干净净。简单地说，他自己可以冒险，但他不会带着自己的家庭一起冒险，所以，这个变化也是初次创业的核心成员日后拒绝二次创业或者动机不强的主要因素。
五、宣传二次创业就是讲古吗？
尽管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口号更容易宣传，但从执行的角度讲，口号的意义远不如一个更加合理的冲击目标。二次创业这个口号在精神层面的意义更大一些，它更容易让众人联想起某种艰苦的工作状态。从企业领导者的视角看，他经常在问自己，“自己花了10年的时间白手起家，那么再过5年，我的企业规模是否会再翻一番？”尽管这个量化的目标时常在其脑海中反复，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在其他成员心中二次创业的口号并不携带这些信息。正是因为提出二次创业口号的企业大多有很强的内部企业文化，所以，企业领导往往会认为在一个宣传口号更容易的地方就应该大力宣传具有煽动性的口号。但这种路径依赖的局面会造成，今后在宣传口号更容易的地方只能宣传口号。而宣传口号伴随的往往是宣讲企业过去精彩的创业史，创业史是企业宣传成本最低的素材。根据上面的原理，今后企业最有力的，也是唯一能做的就是宣传创业史。所以，“口号+创业史”就成为几乎所有二次企业在推广二次创业行动最主要的内容。但这种做法已经从别的社会机构获得了失败经验的验证，例如我国政府为使官员恢复革命传统而组织的效仿长征行为，结果，除了浪费了大量的金钱和人
力别无收获。同样的事例也在学校发生过，内容也是效仿长征行为，目的是想消除独生子女身上带有的一些不良习气，结果这些行动的长期后果几乎为零。
从企业层面看，“口号+创业史”对于经历过初次创业团队的刺激作用几乎为零，因为自己听自己的故事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对新人来说，虽然能让大家在短期迸发出一种摩拳擦掌的欲望，但从长期看，经济激励仍然将扮演重要角色(即他能从二次创业中获得什么)。与其让新人沉浸在不知所谓的口号和峥嵘岁月中，倒不如为其构建一个更加实际的世界。与其一起追忆过去，不如共同构思未来。
六、寻求摆脱困局的方式
尽管二次创业诞生在一个尴尬的境地，但企业领导者发起这种变革的确是必要的。否则，企业会因慢慢丧失活力而丧失在市场中的地位。看到变革这个词，许多人可能会联想到“变革管理”。但这不是我们想在这里讨论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需要变换一种方式来实施这个必要的举动。按照当前流行的二次创业做法，我们可以预计，大部分企业根本无法自己脑海中的“创业目标”。为此我们建议企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去规避“二次创业”本身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
首先，所谓的二次创业实际上是企业在经历一定时期发展后进行重新定位的活动，从这个角度讲，应该用战略转变来描述这个行为。将创业的精神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这其中提出更为恰当。用创业来概括整个行为容易使其他成员产生概念上的混淆。
其次，在明晰每个成员在这场战略转变中能够获得的支付的前提下，更加清楚地定义其未来收益。但在高管和其他成员层面仍然要做严格的区分，高管未来可能获得的高支付不能作为一个“公开的秘密”存在于企业中。除非企业能够做到为每个人的支付都能让其满意，否则，其他人都会以避免“为他人做嫁衣”的态度投入到这场活动中，后果反而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再次，在充分考虑企业各部分成员的风险承担能力的前提下，对管理结构进行相应调整。战略转变时期的风险极大，原有的管理架构可能无法承受转变所需要承担的风险。例如一个已经享受丰厚待遇的高管可能不愿意承担到异地开拓市场的任务，但这可能正是企业战略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身居高位而又天然是风险厌恶者显然不适应这种战略转变的客观要求。
最后，初次创业的团队规模是很小的，所以，初次创业的成果更容易分配。当第二次战略转变来临时，企业规模已非创业时可比。巨大的团队规模会使沟通和协调成本无限放大。如果真的要提二次创业，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开展。让整个组织卷入这种只适合少数人参加的活动中实在的滑稽和不经济。简言之，企业领导应该回忆一下当初创业的情形：人员规模小、气氛宽松、风格简约、特事特办„„再看当前，人员庞杂、规章森严、结构复杂，在这样的环境下畅谈创业，是否真的有些忘本呢？
第14篇：金融学专业三大悖论
“金光大道”绝非坦途之问题篇——金融学专业三大悖论
2011求职季的硝烟正在弥漫，金融行业受到热烈追捧，各大银行和券商是学子们心中向往的理想归宿。金融学专业，以其特有的金色魅力和职场融通性颇受广大学子的热爱。2009年有报道将各大行业的薪酬做了排名，证券行业和银行业以绝对优势遥遥领先，更将金融学专业的考研热情推向新的高潮。金融学专业是否是联通光明未来的一座金桥？金融学专业是否和想象中的一样富有特殊教育投资意义？现有资料对这种问题的回答比较笼统，数据统计也只停留在宏观，从过来人的角度针对金融学专业进行解读，更符合个人专业规划和职业导向性，更有借鉴意义。跨考教育从过来人的角度，结合资料综合整理，从应届生求职者、金融行业从业人员、金融企业HR获得各自的心得体会，更有助于大家全面了解金融行业和金融学专业的现状。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金融学专业的“投资成本”更大。复旦大学2005年金融学报考人数1134人，实际录取45人，录取率低至4%；2006年该校金融学专业的录取率更是不足3%，复试分数线高达423分；2007年1458人报考，录取125人；2008年和2009年即使遭遇金融危机但录取分数仍然居高不下。其他名校的金融学专业考研同样异常艰难。如果将这些视作投资成本，无疑前期准备工作付出是巨大的。金融学专业跨考率也比较高，尤其是一些理工科的同学更将其看作是最合理的选择——学习难度比本专业低，而“期望回报”更高。
金融学专业绝非一条铺满鲜花的阳光坦途，事实上，金融学专业和其他专业同样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甚至更大的心理落差。在没有真正接触到金融学专业或者没有迈入职场之前，对金融学专业的一切憧憬和联想都是“雾里看花”。金融学专业过来人之中有很多关于本专业的非议，简单来说就是“过后才明白”，总结起来有如下三条悖论：
悖论一：金融学专业不等于金融行业
金融学专业是金融行业的敲门砖？这种想法大错特错，现实状况是：一方面金融行业并不特别注意招收金融学专业的毕业生，另一方面金融学专业的毕业生也不一定特别青睐金融行业。
法国兴业银行2010年管理培训生招聘程序严格，竞争激烈，除去宣讲会、笔试、电话面试、现场面试以外，入围的候选者还必须在北京参加一天的集中面试，当天的环节包括案例分析、小组讨论、个人陈述、结构化面试等多个环节，全程英文。最后经过十几轮的“折腾”之后，初定的待选名单中所包含的专业有环境工程、国际关系、教育学、国际贸易、英语、计算机科学、数学等，唯独不见金融学专业。国内的银行招聘应届毕业生，所列的专业名单中金融学只是其中一项，而一些高端的管理培训生项目，干脆写明不限专业。事实也即如此，翻开招商银行2010年管理培训生笔试名单，学生的专业五花八门，从天文学到历史地理学无所不包。目前只有极少数国企还特别注明所需专业名称，而很多外资银行、投资公司则反复强调人员专业背景的多样性。
以某名牌大学2010年金融学专业硕士毕业生的去向为例，三分之一的人选择公务员、国家事业单位，三分之一人选择非金融类大型国企，另外有少部分人去往教育机构、新闻媒体或者读博、出国，真正在银行、证券企业就业的人不足三分之一。用一个选择在某省级报社就职2年的学长的话说:“待遇尚可，职业路径明确，相比很多金融企业高业务压力和周期性风险波动的情况，我更偏好稳定轻松的工作。”金融学专业的就业领域并不仅限于金融行业，很多过来人在深入了解行业情况并结合自身的特点经过深思熟虑之
后，往往有新的想法和职业规划。
此外，金融学专业的分支众多，比如投资学、保险学、企业金融等等。现实中每一个专业分支并非完全对应相关的行业和岗位。除了导师推荐或者自身有特殊途径以外，在公开招聘过程中，大部分金融单位并不是特别在意具体的学科分支方向，而是将其视作有一定的金融学基础背景统一招聘。
悖论二：金融学专业就业前景光明
金融学专业具有专业优势？的确，金融学专业可谓是职场“万金油”。首先，至少专业的金融机构不会因为专业的原因而对求职者亮红灯，太冷门或者纯文科的专业确实会在简历筛选这一关遭遇冰山。其次，由于其扎实的经济、财务知识基础，几乎所有企业的财务部门都会有一定的招聘名额。第三，金融行业的大热带动了这一专业人才需求增多，专业财经媒体、咨询公司、高等院校甚至职业培训机构都广泛需求金融人才。
但是“好找工作”不等于是“找好工作”。金融学专业要结合学校、地域、自身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
跨考学员中，有一位四川大学金融学硕士，在上海的各大高校举办的银行、证券、咨询公司招聘会上都有他的身影，在求职季的尾声他依然活跃在面试的各条战线。他表示，虽然川大的金融在本省很容易就业，但机会大多来自省内的一些银行和证券公司，要从最底层的新人做起，从柜台轮岗，从营业网点拉客户开始，起点较低。而一些大型公司的总部或者高端一点的职位，大多数只向所在地高校毕业生开放应聘机会，所以他只好转战北京、上海，花费巨大的成本。最令他惊奇的是，四川的中国银行、华西证券等机构，专程来上海召开招聘会，提前发放笔试通过即录用的协议书，而在本地则没有任何优惠待遇。
除了地域差距带来的“差别待遇”以外，金融学硕士的“结构性落差”也在逐渐凸显。一般的商业银行不特别招收硕士生，虽然硕士生在未来的升职、提干等很多方面比本科生占据优势，但刚一开始也要在一线柜台轮岗，待遇也只比本科生多几百块钱，这让很多心高气傲的金融学硕士一时间无法接受。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硕士生的待遇和本科生也相差无几，读硕士多花费了两到三年时间，而同时毕业的本科同班同学如果当年进入这些单位，现在甚至可能已经是刚入职的新人的领导，这让许多毕业生思绪万千。大型投资银行、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国家直属机关„„这些单位虽然指明要研究生，但毕竟人数有限。如果想顺利打入金融业，大多数的金融硕士还得面对一般商业银行和国内中小券商，心理落差不言而喻。虽然相比其他行业，金融行业相对不错，但要从一线做起，从底层做起的新人命运是改变不了的。而岗位不同、城市不同，未来的发展千差万别，这也让许多金融硕士们感叹前景不明。
男生觉得进公司做财务太按部就班，缺乏挑战性和发展空间；女生认为在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加班压力太大，容易过早衰老，无法接受。一位西安交大金融学的同学一心想进入股份制商业银行，学业成绩、实习经历等都无可挑剔，可惜身高不够而被拒之门外。职业发展是太“个性化”的私人事务，和所学专业其实关联度没有想象中高。
悖论三：金融学专业的专业性太强
很多人认为金融学专业难考，除了分数高以外，面试也占很大比例因素。很多考生很怕被问到关于经
济形势的分析，或者由重大国际问题引发的金融政策讨论，觉得自己专业素养不够。还有的同学认为自己的“气场”不行，和那些高级金融白领相差甚远，太业余，没有CFA、CPA、FRM的光环，自信心不足。
金融硕士们感叹面对职场考察的压力，觉得自己渺小无助。把那些用人单位的条件一条一条罗列下来，发现自己能符合的少之又少，产生“不够专业”之感。既然不够专业，很多同学于是拼命考各种证书，但求职时发现，券商最看重的似乎是有无实习经历，而自己恰恰忽略了这一点，没有直接的经验。有的同学认为外资银行重视专业外语能力，于是主攻剑桥商务英语、高级口译，但面试时候对所提出的专业问题了解甚少，即使表达无碍也无法全面分析。
其实金融行业门槛没有那么高。拿出中国银行2010年应届生笔试题，行政能力测试、英语、专业知识各占三分之一，其中专业知识也只考察微宏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金融市场学的基础知识，本科水平足以应对。如果说金融学专业对考生专业素质要求高，不如说是金融行业对人才综合素质要求高。如果想从金融学专业顺利接轨到金融行业，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会时时刻刻用到，证券公司要行业研究，银行要针对公司和个人设计金融产品，投资公司要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和具体公司的财务报表，每个金融企业都必须关注现实问题。除此之外，不同的岗位对人员的要求也不尽相同，销售岗特别注重人才的仪表和谈吐，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占主导；研究类岗位对统计分析能力和数理知识背景格外关注，券商的研究岗还特别注明招收有理工科背景的毕业生；财务支持类岗位要求有从业资格，有耐心，最好有从业经验„„
说金融学专业要求高，只是大家没有了解金融学对人才的要求标准和要求内容。金融学对专业的要求是建立在灵活应用和切合自身条件之上的。
首先，专业性要有，但是并非唯一要素，应变能力更重要。既然那么多非金融专业的毕业生都顺利进入相关单位，金融学硕士完全可以应对专业问题，只是在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上缺乏锻炼。金融学专业的同学有时候太迷信于自己的专业性，认为数量能力最为重要，忽略了沟通表达能力和平时的实践积累，造成与现实脱节。小组讨论是常见的考察方式，跨考学员中，一位金融学同学通过了CFA三级所有考试，但没有任何一家外资银行向其伸出橄榄枝，原因就是她在无领导小组讨论这一环节时总是怯场，不能自由发言。
其次，大多数金融硕士都没有找准自己的方向。既然觉得自己适合做银行，就应该多关注一下银行业的大事和银行业的动向。中信银行面试时问到一个问题：对中资银行引入外资战略合作伙伴有什么看法。在场的许多金融学硕士都无法正确说出有哪些中资银行和哪些外资银行合作，而一个社会学系的女生对汇丰银行入股工商银行所带来的国际影响侃侃而谈，顿时高下立现。既然觉得自己适合做研究，就应该多发表一些文章，多关注一下商业评论，尤其注意结交一些行业内的朋友和师长。绝大多数的券商招收行业研究员都是从已有的实习生中选拔。金融学硕士如果想从事行研，如何找到一份合适的实习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而凭借自身的热情和努力，让对方看到自己在行业研究领域所具备的潜力和能力，才是征服领导和用人单位的砝码。
第15篇：幸福的悖论美文
一
把幸福作为研究课题是一件冒险的事。\"幸福\"一词的意义过于含混，几乎所有人都把自己向往而不可得的境界称作\"幸福\"，但不同的人所向往的境界又是多么不同。哲学家们提出过种种幸福论，可以担保的是，没有一种能够为多数人所接受。至于形形色色所谓幸福的\"秘诀\"，如果不是江湖骗方，也至多是一些老生常谈罢了。
幸福是一种太不确定的东西。一般人把愿望的实现视为幸福，可是，一旦愿望实现了，就真感到幸福么?萨特一生可谓功成愿遂，常人最企望的两件事，爱情的美满和事业的成功，他几乎都毫无瑕疵地得到了，但他在垂暮之年却说：\"生活给了我想要的东西，同时它又让我认识到这没多大意思。不过你有什么办法?\"
所以，我对一切关于幸福的抽象议论都不屑一顾，而对一切许诺幸福的翔实方案则简直要嗤之以鼻了。
最近读莫洛亚的《人生五大问题》，最后一题也是\"论幸福\"。但在前四题中，他对与人生幸福密切相关的问题，包括爱情和婚姻，家庭，友谊，社会生活，作了生动透剔的论述，令人读而不倦。幸福问题的讨论历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方面，关系到幸福的客观条件，另一是心理方面，关系到幸福的主观体验。作为一位优秀的传记和小说作家，莫洛亚的精彩之处是在后一方面。就社会方面而言，他的见解大体是肯定传统的，但由于他体察人类心理，所以并不失之武断，给人留下了思索和选择的余地。
二
自古以来，无论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爱情和婚姻始终被视为个人幸福之命脉所系。多少幸福或不幸的喟叹，都缘此而起。按照孔德的说法，女人是感情动物，爱情和婚姻对于女人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即使是行动动物的男人，在事业上获得了辉煌的成功，倘若在爱情和婚姻上失败了，他仍然会觉得自己非常不幸。
可是，就在这个人们最期望得到幸福的领域里，却很少有人敢于宣称自己是真正幸福的。诚然，热恋中的情人个个都觉得自己是幸福女神的宠儿，但并非人人都能得到热恋的机遇，有许多人一辈子也没有品尝过个中滋味。况且热恋未必导致美满的婚姻，婚后的失望、争吵、厌倦、平淡、麻木几乎是常规，终身如恋人一样缱绻的夫妻毕竟只是幸运的例外。
从理论上说，每一个人在异性世界中都可能有一个最佳对象，一个所谓的\"惟一者\"、\"独一无二者\"，或如吉卜林的诗所云，\"一千人中之一人\"。但是，人生短促，人海茫茫，这样两个人相遇的几率差不多等于零。如果把幸福寄托在这相遇上，幸福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事实上，爱情并不如此苛求，冥冥中也并不存在非此不可的命定姻缘。正如莫洛亚所说：\"如果因了种种偶然(按：应为必然)之故，一个求爱者所认为独一无二的对象从未出现，那么，差不多近似的爱情也会在另一个对象身上感到。\"期待中的\"惟一者\"，会化身为千百种形象向一个渴望爱情的人走来。也许爱情永远是个谜，任何人无法说清自己所期待的\"惟一者\"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只有到了堕入情网，陶醉于爱情的极乐，一个人才会惊喜地向自己的情人喊道：\"你就是我一直期待着的那个人，就是那个惟一者。\"
究竟是不是呢?
也许是的。这并非说，他们之间有一种宿命，注定不可能爱上任何别人。不，如果他们不相遇，他们仍然可能在另一个人身上发现自己的\"惟一者\"。然而，强烈的感情经验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心理结构，从而改变了他们与其他可能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犹如经过一次化合反应，他们都已经不是原来的元素，因而不可能再与别的元素发生相似的反应了。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次震撼心灵的爱情，而且只有少数人得此幸遇。
也许不是。因为\"惟一者\"本是痴情的造影，一旦痴情消退，就不再成其\"惟一者\"了。莫洛亚引哲学家桑塔耶那的话说：\"爱情的十分之九是由爱人自己造成的，十分之一才靠那被爱的对象。\"凡是经历过热恋的人都熟悉爱情的理想化力量，幻想本是爱情不可或缺的因素。太理智、太现实的爱情算不上爱情。最热烈的爱情总是在两个最富于幻想的人之间发生，不过，同样真实的是，他们也最容易感到幻灭。如果说普通人是因为运气不佳而不能找到意中人，那么，艺术家则是因为期望过高而对爱情失望的。爱情中的理想主义往往导致拜伦式的感伤主义，又进而导致纵欲主义，唐璜有过一千零三个情人，但他仍然没有找到他的\"惟一者\"，他注定找不到。
无幻想的爱情太平庸，基于幻想的爱情太脆弱，幸福的爱情究竟可能吗?我知道有一种真实，它能不断地激起幻想，有一种幻想，它能不断地化为真实。我相信，幸福的爱情是一种能不断地激起幻想、又不断地被自身所激起的幻想改造的真实。
三
爱情是无形的，只存在于恋爱者的心中，即使人们对于爱情的感受有千万差别，但在爱情问题上很难作认真的争论。婚姻就不同了，因为它是有形的社会制度，立废取舍，人是有主动权的。随着文明的进展，关于婚姻利弊的争论愈演愈烈。有一派人认为婚姻违背人性，束缚自由，败坏或扼杀爱情，本质上是不可能幸福的。莫洛亚引婚姻反对者的话说：\"一对夫妇总依着两人中较为庸碌的一人的水准而生活的。\"此言可谓刻薄。但莫洛亚本人持赞成婚姻的立场，认为婚姻是使爱情的结合保持相对稳定的惟一方式。只是他把艺术家算作了例外。
在拥护婚姻的一派人中，对于婚姻与爱情的关系又有不同看法。两个截然不同的哲学家，尼采和罗素，都要求把爱情与婚姻区分开来，反对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而主张婚姻以优生和培育后代为基础，同时保持婚外爱情的自由。法国哲学家阿兰认为，婚姻的基础应是逐渐取代爱情的友谊。莫洛亚修正说：\"在真正幸福的婚姻中，友谊必得与爱情融和一起。\"也许这是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爱情基于幻想和冲动，因而爱情的婚姻结局往往不幸。但是，无爱情的婚姻更加不幸。仅以友谊为基础的夫妇关系诚然彬彬有礼，但未免失之冷
静。保持爱情的陶醉和热烈，辅以友谊的宽容和尊重，从而除去爱情难免会有的嫉妒和挑剔，正是加固婚姻的爱情基础的方法。不过，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其中诚如莫洛亚所说必须有诚意，但单凭诚意又不够。爱情仅是感情的事，婚姻的幸福却是感情、理智、意志三方通力合作的结果，因而更难达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此话也可解为：千百种因素都可能导致婚姻的不幸，但没有一种因素可以单独造成幸福的婚姻。结婚不啻是把爱情放到琐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去经受考验。莫洛亚说得好，准备这样做的人不可抱着买奖券侥幸中头 彩的念头，而必须像艺术家创作一部作品那样，具有一定要把这部艰难的作品写成功的决心。
第16篇：全球“网络黑市”悖论
www.889933.info www.198yule.info www.618618.info www.818818.info www.586878.info
全球“网络黑市”悖论
成都商人李翔（音，Xiang Li）做梦也想不到，他会以“被美国当局诱捕”的形式“闻名世界”。为了抓住这名“盗版大王”，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的诱捕行动筹谋近两年之久。2011年6月，李翔在美属塞班岛被捕；2013年1月，李翔终于在美国特拉华州认罪。美国官方称此案为ICE破获的“意义最重大”的版权案件之一。
透过此案，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出全球的网络地下经济仍然兴盛。这个独特的产业链，由黑客、中间人把持资源，通过互联网在全球布下了强大的销售网络。这是一个完全以利益驱动的行业，成为隐藏在互联网背后的巨大黑市。然而颇有点讽刺的是，这个黑市最大的受益者，也往往是其最大的受害者。
“诱盗”
“没问题。”李翔坐在酒店的沙发上，显得非常自信。时值2011年6月，酒店窗外，是北马里亚纳群岛的“休假天堂”塞班岛的无限风光。
他正用笔记本电脑向坐在身边的两位客户解说产品，同时还有些兴奋地向客户们谈起了怎样避开海关把软件走私到美国。但就在将这些产品交到客户手上时，客户立即变了脸，李翔迅速被控制住——“你被逮捕了！”
所谓的客户亮出了身份，他们其实是卧底探员，隶属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的下属单位，国内安全调查处（HSI）。在经历了这段仿佛电影一般的情节后，李翔才知道，ICE为了抓住他，早在2010年1月就开始部署这次行动。
2010年，李翔和他的搭档李春彦（音，Chun Yan Li）运营的crack99网站已经颇具规模，他们的主营生意是盗版软件，客户遍布全球。最近，李翔发现了一名“优质客户”，因为对方下的都是“大单”。这位客户来自美国，先后在李翔那里买走了价值1万多美元的软件。他不知道的是，这位大客户正是ICE的卧底探员。
双方的合作持续到2011年1月。那位优质客户表示很想跟李翔合作，在美国向一些小型企业出售破解软件。对李翔来说，这意味着更广的销路。他热情地向这位美国客户出售了不少盗版软件和伪造包装。“我还有更多的惊喜给你们。”李翔有些得意地说，“3000美元，我还可以卖给你一家美国软件商的内部数据。”
客户表现出了非常大的兴趣。双方通过邮件和Skype沟通了几个月，最终李翔同意，6月在塞班岛见面。
李翔带到塞班岛的产品有16个软件包和20GB的企业内部数据，这些东西最终成为了李翔被逮捕的罪证。被捕后，他立即被移交到特拉华州，后又接受了美国联邦大陪审团的审判。2013年1月，美国特拉华州检察官和ICE局长共同宣布，李翔已经认罪，他被控合谋侵犯版权和网络欺诈，将面临25年的监禁和巨额罚款。
ICE局长约翰•莫顿在声明中说，“李翔的行为致使美国公司损失了至少1亿美元。”法院文件称，李翔和他的同伙通过销售盗版软件赚取了约6万美元。
www.789yule.info www.668688.info www.718718.info www.bcbet.info www.bet00718.info
www.889933.info www.198yule.info www.618618.info www.818818.info www.586878.info
美国不少受害企业表示此举大快人心，但实际上，在遍布全球的盗版产业链和互联网地下经济中，李翔仅是冰山一角。
#p#副标题#e#
全球网络地下经济
李翔本人并不是黑客。据成都媒体报道，5年前，他曾在成都数码广场3楼租了一个铺面，经营正版软件买卖。据说，李翔也是个技术高手，他懂编程，对电脑和软件非常在行。也许有技术傍身，使他能混迹于黑客圈子——这应该是他最好的盗版软件上游渠道。在2008年前后，“可能是做盗版生意很能赚钱，再加上正版软件生意并不十分好做”，业内人士回忆说，李翔就彻底放弃了自己的正版生意，开始专心经营盗版。
早在2007年和2008年，李翔就注册了两个网站，用于出售盗版软件。连同后来“名气”更大的crack99，这三个域名都被ICE呈送了美国法庭。
靠着自身的“资源”和这些网站平台，李翔成为了一个中间人。
他的上游渠道是黑客圈子，他曾在一封给客户的邮件中说：“我要用你的钱寻求破解专家的帮忙，我只赚10%的利润。”他还形容自己是“一个专为破解软件而建立的国际组织”的一分子。
李翔的代理律师陈明利（音，Mingli Chen）说，塞班岛之行是李翔唯一一次和潜在客户见面，其他所有的交易都是在线完成：电子邮件谈生意，特快汇款公司付款，产品的交付则是依靠文件共享服务器。
李翔一度成功地隐蔽在互联网的背后，把盗版软件卖向全球。一些盗版软件甚至卖给了叙利亚和也门等地的客户。而经官方证实，李翔的客户中，三分之一来自美国。并且，他最大的买家正是美国政府的职员，其中两人是前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工程师和前美国海军科学家。
被盗版的有超过150家企业，不少公司都给李翔的邮箱发过警告邮件，李翔告诉探员，对这些邮件，他有一个很简单的处理方法——“删掉它”。
李翔的盗版产业链，还存在一个隐秘的前端——黑客工具和各种商业数据的销售。在数年前，著名互联网安全公司赛门铁克公布的信息显示，一些盗窃商业信息和进行网络欺诈的黑客工具，最便宜的只需要10美元，最多的达3000美元。有了这些工具，即使不“懂行”，也可以弄到能在互联网地下黑市贩卖的经济产品，甚至可以攻击银行的安全漏洞，或洗劫各种企业的电子业务。另外还有提供网络犯罪服务的团队。赛门铁克公司估算，2008年全球互联网地下经济的产值高达2.75亿美元。而估算最大的损失，则可达到70亿美元。
近年来，中国的网络地下经济也急速上升，据一项调查显示，从2006年到2010年规模增长了15倍。2011年，中国至少有9.27万人参与地下黑市，他们多在网络论坛和即时通讯群组中活跃，依靠行话和术语交流、交易。
在全球庞大的网络黑市中，需求最多的是信用卡信息，供需占到总共的三成以上；另外针对企业账户和网银的攻击也非常多，安全公司Sophos的高级安全顾问维希涅夫斯基强调，网络犯罪并不会筛选对象，“程序往往是自动运行的，只要有漏洞就会感染，把你洗劫一空”；另外就是软件盗版。还有一些地下服务器，也为这些活动提供了各种平台。
www.789yule.info www.668688.info www.718718.info www.bcbet.info www.bet00718.info
第17篇：电视节目娱乐狂欢之悖论
电视节目娱乐狂欢之悖论
从世界电视的发展历史来看，电视发轫之初，无不以娱乐节目为本。我国以往的电视教化色彩过浓，久而久之，大众逐渐产生厌烦情绪。当前电视节目又掀起娱乐狂欢浪潮，在某种程度上责任丧失，显得庸俗、低劣而暴力。在社会文化的转型期，传媒作为文化的生产者与传播者，应该承担起一定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电视娱乐节目如果一味强调“教化”职责，有失偏颇；但如果为娱乐而娱乐，一味迎合当下人们的狂欢精神，也不可取。
对电视节目娱乐狂欢的批评:
1.简单迎合观众的快感需求，造成节目格调低俗
当下电视节目对收视率顶礼膜拜，想尽办法吸引观众眼球。媒体无论是在内容的选择上还是在表现形式上，都渐渐走上了满足“原始兴趣”的道路。性感美女频频出镜，一些媒体关注的多数是有着强烈本能冲击力的新闻，这种趋势在社会新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采用这种方式选择和加工的信息，一般的受众是难以抗拒其强烈的故事性和冲击力的，这种受众心理也反映了社会对低俗化现象的认可。
2.助长了社会的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之风
娱乐的电视节目尤其是“选秀”节目，调动全民狂欢，给普通人制造了一个“乌托邦”的美梦，产生“一夜成名”的幻想。“超级女声”在开办初期，就曾引发过许多中学生逃课报名的情形。而这些选秀明星真正比拼的是人气与选票，这让人生价值观尚未成型的年轻人很容易误入歧途，以为成功并不需要艰辛的付出。不少娱乐节目的言论尺度也越来越大胆，节目主持人的语言非常媚俗，嘉宾和评委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看点。
3.混淆梦境与现实，颠倒正常的生活秩序，给个人和社会形成新的压力
在娱乐狂欢之下，媒体精心打造出乌托邦的胜景。有的选手在选秀中获得了很好的名次，就据此以为人生会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当他们发现生活依然如故时，心里就会有巨大的落差。更有不少参与者在选秀结束之后无法回归正常的生活状态，一个选秀不成，再去参加其他的选秀节目。娱乐本应该是以不干预现实生活的方式去释放情感、平衡心态的，可它一旦唤起人们狂热的欲望，让人混淆梦想和现实，是非常危险的。还有的节目干脆以表演来代替真实，忽悠大众。当娱乐超过一定限度的时候，就成了对人的讽刺和嘲弄，节目的生存也必将受到挑战。
理性还是感性？“教化”还是“狂欢”？
毋庸置疑，电视节目的娱乐狂欢营造出一种破除了等级观念的虚拟场合，塑造着新的娱乐休闲的概念。但娱乐如果仅仅停留在肤浅的层面，而缺乏人文精神的思想和智慧，将被大众所抛弃。“教化”还是“狂欢”并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问题是我们能否在其中找到一种平衡，在平衡中培育健全的多元价值体系。
1.狂欢而不失理性
在巴赫金的狂欢哲学里，狂欢节是通过亲昵接触、插科打诨、俯就和粗鄙这一系列狂欢式的特殊范畴和形式，体现了几千年来全体民众关于平等和自由的世界感受。这种平等自由精神的背后是一种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因为在等级制中人是不被尊重的，是不自由的，过的是充满痛苦和恐惧的生活。在有些人看来，这些插科打诨、嬉笑和打闹，是情感的宣泄和放纵，充满不着实际的轻浮和浪漫，缺乏一种深刻的理性精神。其实不然，狂欢节正是通过具体感性的形式，让人们深切地体验到充满理性的狂欢精神，感受到更替和更新的精神，感受到事物的相对性和双重性。
只是在如今，很多泛娱乐化的电视节目缺失了理性精神，只是一味地遵循弗洛伊德的快感原则。媒体充当了一种“麻醉剂”，弱化着人们的理性思考能力和道德约束能力。大众有一种窥私的欲望和猎奇的心理，这种心理既来自于感官刺激的生理需要，也来自于认知世界的精神需要。如果仅仅关注的是物质层面，而离开了精神品格的支持，就会带来负面的影响。“犀利哥”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他早该得到救助，却流浪了十多年，如今备受关注却是因为潮流文化的挖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但媒体的报道自始至终都带有娱乐恶搞的色彩，并借助这一事件的炒作赚到了不少眼球，而少有社会反思和文化批判。公众在媒体的纵容之下狂欢而丧失理性，将可怜之人的痛转化为大众之乐。这种乐只是一种精神的吗啡，过多过滥就会对大众身心造成伤害。
2.在中庸之乐中培育多元文化价值观
娱乐是人的精神需求之一，但人的精神需求又存在多样化。泛娱乐化的电视节目往往利用人类最基本的本能兴趣，通过其强烈的游戏性、宣泄性，以单纯的娱乐满足去吸引大众，以平民化的文化趣味作为唯一的文化趣味。大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便被电视所迎合的“最低的文化需求”所填补。这样，电视节目在市场操纵之下便成为新的霸权文化，以大众的名义施行一种娱乐的一元化专制。
媒体有很强的舆论放大作用，经由媒体宣扬的观点往往对社会价值观的形成有很强的塑造性。随着电视相亲类节目走红的马诺、“凤姐”等人是继“芙蓉姐姐”之后的又一个审丑经典。假如马诺这样的“拜金女”形象和“凤姐”这样的雷人形象出现在小说、电影、电视剧里，可能并不能引起如此的关注。这是因为文学作品是假的，而“真人秀”节目却是“真”的。她们以一种大胆的、犀利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方式让人记住，媒体明知是哗众取宠，却加以配合；大众明知是闹剧，却乐此不疲。电视娱乐的过分膨胀冲击着主流文化价值观，形成另一种娱乐霸权。
其实，中国古代对娱乐早就有智慧的见解。《中庸》上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是儒家文化对原始中庸思想的理性总结。在现实的电视娱乐中，不应该排斥精英文化，不管浅层的娱乐如何升级，理性快乐和知性快乐才是传媒娱乐所追求的终极目的。只有在中庸之乐中才能有效建构起中国电视多元文化价值观。 来源：《青年记者》杂志
第18篇：个人理性与“制度悖论”
个人理性与“制度悖论”
——对国家兴衰的尝试性探索
张宇燕
如果我们承认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即个人理性），那么究竟为什么人们要去设计并创造出与自身利益不甚吻合、或干脆是背道而驰的制度（即“制度悖论”）？在假定了“制度→人类选择→经济结果”之间的唇齿关系之后，这个问题的提法就变成了如下形式：为什么部分民族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要去选择、或干脆说是默认了使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或地区长期停滞或趋向衰败的制度？本文试图解答的便是这样一个问题。
一、几个重要概念
为了尝试性地回答上面的问题，在此有必要给出几个有关的重要概念。
1.个人理性
广义而言，理性指的是一种行为方式，它同在给定条件或约束下最有效地实现预期目标相关。具体讲，理性大致有下述三项内容：甲、存在一组可供选择的备选或替代方案；乙、每一种方案均对应着某种特定的预期净收益，或满足程度，或目标实现程度；丙、人们总是选择那个能够带来最大预期净收益的方案（西蒙，1964）。
2.制度
在我看来，制度无非是那些人们自愿或被迫接受的、规范人类选择行为的习惯和规则。习惯多指文化传统或风俗、禁忌等等（沃勒，1988）；规则包括各种法律、规定及政策等等。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对具有宽泛内容的制度自有其关注重心，即与保护个人或集体财产权利密切相关的制度（戴姆塞茨，1967）。
3.制度理性（或适宜制度）
所谓制度理性，或适宜制度（张宇燕，1991）指的是这样一种制度的均衡状态，其中个人的最大化行为既与他（她）的预期净收益相吻合，又同整个社会的资源有效配置并行不悖；不仅如此，此时已经不存在通过改善或调整现行制度来增进个人福利并节约社会资源的机会了。该制度状态所对应的经济结果（如增长率、效率、稳定、公平等）相对于其他各种制度状态的对应物而言更优，可以被看作为制度理性的另一附加条件。注意，我在此所说的制度或制度安排，是有其现实的“载体”的，即民族国家或地区。
4.“制度悖论”（或“制度非理性”）
对此概念我定义如下：理性的个人本着最大化原则所选择的制度，通过它对人类选择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其结果却逐渐地偏离了资源有效配置这一目标，并最终违背了个人追求最大福利的初衷。换言之，“制度悖论”指的是在既定制度约束下的人的最优行为——即个人理性，并未实现制度理性；其结果并未与适宜制度所对应的结果相吻合。
二、制度在国家兴盛衰落过程中的作用
按照常规的思路，如果你假定了每个人都是力求使自身利益（这还可以体现在与他人相对差距最大化上面）达到最大，那么指出并且承认“制度悖论”自然也就免不了让人感到痛苦不堪了。相反，人们在既定制度约束条件下的最佳行为导致最完美之后果，意即人们在寻求自身福利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了适宜制度，在逻辑上、至少在感情上是容易被人接受的。这也恰好是我把分析的重心置于产生“制度悖论”的原因之上的缘故。在我看来，本文开始提出的那个让人着迷的问题之答案，既简单又明了：是制度在国家兴衰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说对此带有浓厚的制度决定论色彩之答案的详尽论证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这多少有些遗憾，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制度决定论当作一个理论假说或现成结论来看待（诺斯，1990；欧森，1990）。要知道，一旦我们知晓了制度所具有的“双刃刀”的功能，我们便找到了解开国家兴盛衰亡之谜的途径。具体说，国之兴衰或经济增长快慢的制度解释，在省略了理论论证过程后可以被精炼化为下列几点：
（1）当生活于各民族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在面对各种相去不远或相去甚远的挑战（它们既有来自环境方面的，又有业已存在之制度方面的）时，他们对制度的挑选亦可能有天渊之差；
（2）制度虽然是人们依据行为最大化原则或经济学原则进行选择的结果，但这并不能保证人们对制度本身的选择总是“最佳”的；
（3）制度对人类偏好形成及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且它所具有的这种功能又因制度不同而有着优劣良莠之分，即，适宜制度与非适宜制度（或“制度悖论”）之分；
（4）那些试图通过设立或创新制度来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类行为，如果同时促成了适宜制度或逼近了它，则国家兴旺发达，反之，则出现“制度悖论”，国家衰败沉沦。
优劣不一之制度所扮演的决定国家兴衰的角色，在历史这个巨大的舞台上始终是举足轻重且不可替代的。这一点至少从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中国饱尝屈辱的历史到1949年被划上了句号。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典型的制度创新）则标志着中国的制度现代化进程向更高层次的大踏步迈进。一衰一盛的强烈对比，说明的恰是许多人及我自己所关心的问题。此外，遵循这一思路，我们还可以重新认识一下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生活水平及方式的英国工业革命。尽管工业革命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一个积累沿进的过程，但我们却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经济条件的根本性改变肇始于1780年前后（肯尼迪，1988，第 181页）。一提起工业革命，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技术上的革新，如 1762年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和1787年问世的瓦特蒸汽机，却总是忽略在其之前或伴随其中的制度变迁。举例子说，在1624年英国诞生了她的第一部专利法《独占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套鼓励技术创新、提高私人创新收益率且使之接近社会收益率的系统激励机制。虽说商业法和商业法庭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存在，但其积极作用却因为任意判决和歧视外国人（这使得人们无法对商业纠纷的裁决进行准确的预测）而大受损害。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到了18世纪的中后期，伦敦皇家法院已在保险、汇票、包租船只、销售合同、合伙协议、专利以及其他商业交易方面积累起了足够的经验。英国法院审慎地和公正地对待外国的诉讼当事人，各种商业信用变得更为可靠和可预测，为英国赢得了国际声誉（罗森堡和小伯泽尔，1989；诺斯，1981）。这一切的关键之点，乃是排他性财产权原则使得外部性减弱、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变小。它们在时间上与工业革命相吻合，或略微超前或恰好同步，所证实的正是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决非偶然。
三、对“制度悖论”的尝试性解释
具体到本文，“制度悖论”所指的，无异于本章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部分民族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要选择某种事后被证明是于己不利的制度安排？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经过细致的、缜密的分析，在我看来是不难做出的。循环积累因果论、在交易（或合作或冲突）的社会中遍存的外部性、与制度非中性密切相关的利益集团之活动、信息不完备性（或不确定性）及与此有关的观念或意识形态之作用、“初始”外部挑战的随机性和多样化、“合乎理性的无知”、高斯定理及相对福利理论等等，便是问题的基本答案，尽管它们很可能远不是答案的全部。
1.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及积累效应
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魏特夫，1957）一书中曾给出一种说明：农业灌溉的需要引起了组织活动，组织活动要求有管理集团，当管理集团最后从授权于他们的制度安排或结构中获得特权并要维护伴随特权而来的利益时，专制便出现了。这里，初始条件是个水源不足的问题，并且人们看到了通过合作来实现潜在规模效益或比较利益的可能性。人们最大化的行为——合作或组织——至少在“初始”状态下是于己有益的。但多少有点不幸的是，后来的累积性效果，则超出了众人的最初想象或良好愿望。为什么会这样？从混沌学的角度来看原因很简单：人们根本不可能对遥远的未来拥有透彻的预见或理解，相反，在他们的眼前却有着实在的好处。结果，正如我们所见到的，东方的封建专制主义，尽管曾在历史上行之有效，并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但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点上或时期内扼杀了大量个人的创造性，并最终严重地并无情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一言以蔽之，“制度悖论”可能起因于特定初始条件下的人类最佳选择。
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虽然含有最初变化或条件的随机性的意思，但这种随机性似乎又是在一个决定论系统中产生的。掷币的结果取决于对初始条件的控制就是一例，尽管做到完美地控制几乎不可能。制度的起源及创新与之类似，意即人的行为特征原则上是可以被识别、分析和控制的。然而，也许正是由于控制不可能尽善尽美——这可能由于信息的不完善或制度有纰漏，制度之未来影响的不可预测性也就产生了。
2.制度非中性与利益集团
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或人群所获得的往往是各异的东西；而那些已经或将要能够从某种制度安排中获益的个人或集团，定会竭尽全力地去为之奋斗。这两句话所展现的，便是有关制度非中性和利益集团理论的精神实质（张宇燕，1990）。个人及其在自愿基础上结成的集团，为获取制度收益而“争权夺利”本无可非议，但是这里的关键点在于，那些最终给某些个人带来好处的制度安排，很可能使其他人的“经济”选择既与其预期目标、又与整个社会福利相脱节。对此，我们可以借助于高斯第二定理说明之，即当存在着相当高的交易成本时，有效的资源配置结果不可能在每种规则下出现（科斯，1960；波林斯基，1983）。具体说，假定工厂主们为了逃避因造成污染可能招至的惩罚而结成利益集团，并且假定他们成功地让法律站到了他们自己一边（意即工厂享有空气污染权，因而那些不幸的居民必须自己想办法来避免由污染带来的衣物损失），那么在交易成本相当高的情况下，居民们的最优选择就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而言则很可能是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和工厂主都是经济人，其选择均为既定条件下的最佳方案，然而
效率损失还是堂而皇之地出现了。促成此类“制度悖论”的“罪魁祸首”者，乃有利于厂家之制度安排也；而此种制度安排，又实为利益集团奋力追求潜在非中性制度收益之行为的必然结局。
这里我打算强调的一点是，利益集团或阶级的行动，同意识形态及观念通常是唇亡齿寒的。不合时宜的、或“居心叵测”的意识形态及观念很可能会误导人们对制度的“明智”选择。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来反复宣传某种意识形态或观念，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总会或多或少地“操纵”个人偏好的形成过程（加尔布雷斯，1973；诺斯，1984）。
3、相对福利理论与非适宜制度选择
一旦我们接受了相对而非绝对（福利）理论，那么我们便进入了“另一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追求的不是绝对量而是相对量。此刻，经济人的所谓“最大化行为”之中的“最大”，仅表示每个人或人群处处希冀与他人之间福利的相对差距达到最大（厉以宁、吴易风、李懿，1984；舍克，1977）。把此种观念引入制度理论后，首先让我们联想到的便是，当人们在对制度进行选择或就制度安排进行讨价还价时，他们力图借助特定制度所要实现的目标，乃相对福利——即与他人的福利之差——最大。假如某种制度安排给自己带来的害处（如个人收入的减少）小于给其他人造成的损失（此时的制度收益为负），那么，即使这种制度安排对社会中的所有人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它仍然可能出现并且生存下去。如果说出现制度负收益的情况是凤毛鳞角，那么，即使是在制度收益大于零（意即中性制度创新之结果）时，我们同样无法断言人们所选择的制度，肯定就是那种能使所有潜在制度收益均获得实现的适宜制度。究其缘由，我想或许就在于下面这一点：一旦人们意识到中性制度变迁已无法继续扩大或缩小业已存在的差距，则其变革制度的行动也就失去了动力。概言之，鉴于人们总是力求凭据某种特定制度来最有效地实现其相对最大化的目标，因而人们所选择的制度从逻辑上讲并不一定就是适宜制度。此外，不言而喻的一个事实是，追求相对优势同利益集团的行动常纠缠在一起。两者的共同作用还可能会使人们在选择非适宜制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4.“搭便车”与制度惯性
“搭便车”与外部性密切相关，是指个人的努力同其所得不相称（或大或小）的情况，结果之一便是有些人不劳而获，免费搭了别人的车。我们知道，制度作为集体行动的产物，其产生源于它所具有的功能，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消除或减少外部性，即通过明确的规定（核心是界定财产权利），以使个人的成本与收益和社会的成本与收益尽可能一致，从而鼓励人们的创新精神。但不应忘记，外部性是不可能完全被消除的。这恐怕一方面是由于技术上的困难，另一方面，也许更为根本的，恐怕还是因为逻辑上的困难，因为消除外部性的办法——即制度设立本身，就是外部性产生的一个源泉。用我们熟知的概念讲，即制度通常具有非中性。正是由于制度的非中性，缪尔达尔所说的“支持性变动”才会因某些既定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们的努力而产生。考虑到既得利益者们的人数往往只是整个人口的少数，而大多数受到既定制度的有限损害的社会成员，在促成“抗衡性变动”时所面对的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外部性局面，因而由积累性的支持性变动来推进的制度惯性——即制度这台“机车”一旦启动，要让它停下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缪尔达尔，1972）——便名正言顺地产生了。
5.“理性的无知”与“集体行动的逻辑”
在这里，我打算借用美国政治学者当斯首创的“理性的无知”（当斯， 1957）来
阐述出现“制度悖论”的机制。当人们试图通过投票来选择某种制度安排时，如果拥有投票权的人数足够大以致于每个人都清醒地了解到他（她）的那一票对投票结果不施加丝毫影响，则其是否投票便成了问题。公共选择经济学家布坎南对此总结说，在这种情况下，投票者便可能倾向于采取轻浮的举动：或弃权或不负责任地乱投（布坎南，1986）。也恰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斯和布坎南等人才将此类现象概括为所谓的“理性的无知”。考虑到制度是非中性的，故在社会上总会有一批人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热衷于鼓动他人投于己有利之制度安排的票。劝诫、许愿、甚至开空头支票等现象俯拾皆是，也就顺理成章了。利益集团的影子在此再一次显露出来了。在此种背景下，又有谁敢断定大众所选择的制度不会导致“制度悖论”呢？
制度一旦既定，调整或者改进的重重障碍之一，在于大多数单独的参与者难以联合起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究其原因，则主要是因为由多方参加的集体行动之结果，往往是一种公共产品。这也就是说，一方面，对它的消费不具有排他性，即所有人（其中包括那些根本就没有为该公共产品的提供做出贡献的人）均可以享用之而不会被排除在外，如清洁的空气或司法服务；另一方面，对它的消费也不具有拥挤性，即对它的消费不会因消费者的增添而受到任何影响，如广播或电视节目的播出。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当人数相当大时，对任何个人或个别群体而言，除非存在有某种特殊的刺激或激励，否则随波逐流似乎便成了他们的唯一选择。结果，那些貌似不合理的制度便以某种合理的方式存在下来。群体规模越大，离公共产品的最优提供值就越远，除非有某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以提供“有针对性的刺激”（selective incentives）。前面这句话，就是欧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之精义（欧森，1965）。
由于存在制度的非中性，特别是由于多数个人具有的企图搭便车的心理，因此在使多数人的利益有限度地受损的情况下仍可能出现某种“制度创新”。这是因为常有这种情况，即社会大众所分担的损害很小，其人数太多又使得形成免遭损害之集体行动的成本过高；相反，少数进行“制度创新”的人则收益颇丰。这样，貌似不合理的制度亦可能通过这种方式产生并得以维持、延续。如果个人受到的损害过大，并且受损人数相当多时，他们改变既定制度的预期收益可能便开始超过其成本了。“揭竿而起”这个成语相当准确地表达了这个意思。
6.封闭系统与制度僵化
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特定制度出现某种“悖论”完全是可能的。从初始条件角度看，人们信息的不可能完备恐怕是导致“制度悖论”的原因之一，其中循环积累因果过程使人类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做出的选择得以放大。不过，总的来说，封闭环境中的制度较为稳定。我想，至少外部世界的、涉及制度安排的信息冲击波被阻挡于国门之外，有助于某种“不合理的”制度的稳定。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享受的近三个世纪的“太平之世”的最大原因（吉田茂，1980），或许就在于它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由严格的士、农、工、商这一身份等级制度所支撑的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绝所避开的东西，乃适宜制度的相对优势之参照系。然而，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挑战的严酷性常常使得“制度悖论”变得难以容身和无法容忍了。自1840年以来，满清王朝推行的各种运动或变法（如“洋务运动”和“戊戍变法”），既是对当时外来的“船坚炮利”的挑战之被迫应战，又是了解外国各种制度安排并加以有选择地模仿的动力。其他各种制度的存在及其所对应的结果，实际上是为特定制度提供了一种相对价格。“师夷人之长以制夷”及明治维新大概都是中、日两国制度之相对价格改变后在政策上的反应（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
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的改革与开放政策无愧于伟大创举之名。）当然，尽管开放系统有助于解决“制度悖论”问题，但它远非是彻底消除“制度悖论”的充分条件，因为至少外部制度安排的有关信息会受到既定制度的“过滤”（如习惯的影响）。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任何制度创新或“移植”的未来结果，均会由于信息不完备和环境差异而具有程度不同的不确定性。这无疑也是导致制度悖论的基础原因之一。这里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系统在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虽然可能出现不稳定或动荡，因为该系统在与其他系统的交往中必然要接受些原来陌生的规则、习惯和观念，但当其开放程度和时间均达到了一定的量值之后，该系统则会走入一种崭新的、层次更高的相对稳定状态。
毫无疑问，上述诸种尝试性解释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是综合地发挥其影响力的。只是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地点，它们的作用才会各有所强、所弱。
第19篇：罗素悖论与金融炼金术
罗素悖论与金融炼金术
世事无绝对，这句话绝对不绝对？
测不准原理，这个原理准不准?
我说的全是谎话，这句话是不是谎话？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悖论的表现形式。简单来说，在对结果的观察中同时包含了观察者自身的行为，就会出现悖论。也就是说，理性无法回答关于自身的问题。
在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观察结果与观察者自身行为掺杂在一起的情况无法避免，这就是索罗斯在《金融炼金术》一书中反复向我们介绍的反身性理论。他从一家股份公司的股票增发讲起：
假设某股份公司每股净资产为10美元，净资产收益率为12%，以每股20美元的价格溢价增发股份，令其总的净资产翻番；那么——该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将升至13.33美元，若净资产收益率保持不变，每股收益将由1.2美元升至1.6美元。出于对高收益和每股收益高增长率的预期，投资商们愿意支付一笔溢价。溢价越高，该股份公司的每股业绩增长就越容易满足他们的预期。
在这个例子中，投资商的投资行为就影响到了观察结果——每股收益。换一种情况下，如果投资商预计该公司每股收益不会有成长，不愿意支付溢价，只肯以每股净资产10美元为基准接受该公司增发的股票，那么最终该公司的每股收益就会一如预期的那样没有成长。从而出现了信则有，不信则无的怪圈，就象炼金术。
2000年科技股泡沫期间，美国消费铜达到270万吨；2001年经济陷入衰退，铜的消费量马上减少到了220万吨。奇怪之处在于，美国2001年的GDP较2000年基本持平。有些人认为，市场供小于求就是主力把铜都藏起来造成的假象，供大于求就是主力把先前藏的铜又释放了出来。我认为这种解释未免过于简单，并且对投机操作的指导意义不大。而一个经济指标——商业库存①似乎与铜的库存变化关联密切。我以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描述这其中的过程：
a.假使在一个阶段性的平衡点上，某空调零售商每月销售100台空调，同时采购100台，保持140台空调库存，库存消费比为1.4；
b.现在，不去管何种原因，这个月只卖出了98台空调，那么这位零售商就会预期下一个月的销售也是98台甚至更低，还要保持库存消费比在1.4个月的水准上的话，就只会向上游批发商采购96台空调；
c.对于批发商的感受来说，如果原先每月都是购销1000台空调，现在销售突然下降到了960台，基于同样的理由，他向制造商的采购数量将减少到920台；
d.到了制造商这里，如果他原先每月都是销售10000台空调并采购相应所需的原材料，现在，他只需要采购生产8400台空调的原材料就可以了；
e.现在原材料市场开始出现过剩，价格下跌，消费者的预期开始改变：等一等，价格或许会更便宜？于是，市场的自我循环与强化过程再次开始。牛市的过程与此正相反。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库存弹性对终端消费的细微变化有放大作用。当市场中多数的参与者对未来做出悲观的预期，市场未来的表现就会一如他们的预期那样悲观。传说中的市场主力，就是市场参与者自己。
索罗斯关于炼金术的说法，并不是要说明经济学有多么神秘，而是要提醒人们，意识不可能置身于市场之外。忽视了观察者自身行为对观察结果的影响，就会推导出错误的理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走出经济学的囧境，从更高层次上观察市场，捕捉到市场自反馈过程中的良性循环与恶性循环。
①商业库存（Busine Inventories）：用以衡量包括制造、批发及零售三个阶段在内的整体商业库存，以及这三个阶段的销货金额。
发布时间：美国商务部每月13日左右美东时间8：30 AM发布两个月之前的的数据。
关于这个指标的心得：设想你是一家零售商的老板，你会反复无常地修改自己公司的库存计划吗？加上反身性理论的自我强化，使得这一指标有极好的趋势性，很少反复。自2001年1月至2003年10月，美国商业库存连续34个月下降；之后直至2008年8月，除2006年底的个别月份以外，商业库存持续上升；之后又是连续下降……结合同时公布的商业销售及库存消费比指标，能够较好地预测铜这一有代表性的工业基础原材料的长期需求变化。
第20篇：成长型企业绩效考核的悖论
成长型企业绩效考核的悖论
为什么没有明确绩效考核目标的企业也能运转良好？
过分关注短期绩效为什么会让企业迷失方向？
唯绩效考核论对企业有什么危害？
为什么企业需要核心价值观？
绩效考核中的模糊性与精确性
按照美国的管理学，一个公司有好的业绩必须目标要清晰。大目标要分解为如干个小目标，每一个小目标要变成KPI（关键业绩指标），同时与相应的人联系起来，评价整个项目的绩效和每一个人的绩效时，用一张表和一个计算公式将其业绩计算出来。如果一个企业没有这种考核机制，就可能被认为公司的管理不规范，不可能出业绩。
但是在一种非常明确的绩效考核目标之下，很多人只会去做那些能短期内出成果的事情，即人们只会去做那些反映在KPI里面的事情，不会去做她感兴趣的事情，或者将来对公司有帮助的事情。在制定KPI的时候，企业的管理人员人们往往就以自己的主观意向假定公司将来需要什么东西，而且往往会选择那些容易达成的业绩作为考核标准。
在制定绩效指标时，人们往往会做那些最容易出成果的，那些不容易出成果的，但对公司的长远发展有利的往往故意忽略。有些真正产生大绩效、起着重要作用的项目，往往最初不没有纳入绩效考核体系。
在进行绩效考核时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部分，工作时间的70%-80%可以用绩效指标进行考核，便于管理；另外的20%-30%作为员工的自由支配时间，用于员工做自己工作的思考，做自己在工作中发的事情，这些事情可能不在绩效考核指标中，但对公司的发展能带来帮助。让公司有松动的地方，让员工的思想、行为有自我支配的时间。
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
一个公司需要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一件事情最好即利于短期目标又利于长期目标，但是成长型企业的管理者在经营实践中，往往追求短期业绩的提升，忽视长期价值的创造。在当时看来，有些或许没有什么价值的事情，在未知的将来或许为公司创造巨大的价值。很多真正卓有成效的人，往往不是那些关注短期利益的人。
要成为一个卓越的公司，往往需要不同于机行事、见风使舵的东西，那就是公司的核心价值和使命感。核心价值是与具体的业务内容无关的，而且需要一直坚守的一种价值观，就像灯塔一样是不变的，是一种内在的信念。
任何事情都是以投资回报的眼光来做的话，那你的格局就会越来越小，不管是做公司还是做人，往往是那些有核心价值，除了见机行事、随机应变这种普通的智力之外，他还有核心价值，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有的是因为出于理智，但凭借这种能力不会具备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往往来源于核心价值，当别人都在以同一种方式做某一件事情到时候，你反而不这样做，你可能就会获得被人所不具备的核心价值，当然这种做法不是为了和别人不一样而不一样，而是说这个事情是否符合你一贯的标准。
我们做的事情，需要问问自己，我们要关注结果还是原因；要关注的是理性目标还是发自于内心的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