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第1篇：明朝园林
独具特色的——古猗园明代建筑
在上海现存的江南园林中，古猗园内的明代建筑保存得最为完整，也最具特色。今年，是建园480余年的古猗园开园50周年，许多明朝古建筑重新得到修缮。仔细品赏这些独具特色的明代建筑，不能不对中国古代园林建筑发出由衷的赞叹。
古猗园的明朝亭台楼阁多临水而建，与水景配合，体现了“亭台到处皆临水，屋宇虽多不碍山”的中国传统诗歌的意境。以曲折长廊花墙分隔，形成大小不等的自由变化的自然空间，使观者常处于“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古猗园的主要建筑逸野堂、梅花厅、春藻堂、翠霭楼、柳带轩等水榭曲廊，造型秀美精致，这些建筑既是风景点缀，又是观赏风景和遮风避雨休息之处。园内厅堂、亭廊连片相接，布局上曲折多变，借以花色漏窗，透视窗外景色，景物深幽，富有诗意，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妙处。
古猗园的亭台楼阁，建筑平面形式多种多样，立体造型变化多端，体现出江南明代园林建筑精巧自由活泼的特点。屋面小瓦筒瓦，屋脊花色镂空，各种斗拱、飞檐翘角、门窗式样、雕刻装饰、油漆粉刷简朴素雅，具有典型的明代园林建筑艺术风格。
明代园林建筑注重题名立意。古猗园内的逸野堂，清代沈元禄《猗园》记：“奠一园之体势者，莫如堂”，堂曰逸野，堂前栽盘槐一对，右立奇峰异石，左为假山水池，堂后植桂，中秋赏月，庭中桂香，疑身在广寒宫中。堂内悬挂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所题“华岩墨海”匾额，表明建筑其堂是反映当时一些士大夫和和文人墨客寄情于山水，沉溺于悠闲雅逸，欣赏风花雪月，以隐逸为高的思想情趣。古猗园的戏鹅池岸边的“不系舟”，建于明代，曾有明代书法家祝枝山题额，此舟无缆可系，故名“不系舟”。建舟也是有其情意所托。唐白居易诗：“岂无平生志，拘牵不自由，一朝归渭上，泛如不系舟”。李白诗曰：“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反映了诗人对当时社会现实不满，消极避世的思想情绪。
古猗园还有少数现代园林建筑，也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文化氛围，在明代建筑“包围”之中，倒也显出别一番风情。如古猗园竹枝山上有一方亭，名为缺角亭，故意残缺东北一角，以示东北沦陷，其余三角均塑高举拳头，表示反抗侵略和收复失地的决心，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抗日革命意志。此外，还有些建筑物具有地方历史性的纪念象征，古猗园戏鹅池西堤上的白鹤亭，顶端白鹤停立，展翅欲往南飞，是根据古代“白鹤南翔”传说而建此亭，南翔地名亦由此而来。
推荐第2篇：明朝天文学
明朝天文学
明皇朝建立以后，不仅仿效前代禁止民间学习和传授天文，更将其禁令扩展到整个天文学领域，尤其是禁止私习历法。研制新历，改革旧历，历来是推动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前发展的一个动力，而全面禁学天文的做法，则断绝了天文人才的广大来源，毁弃了天文学发展的群众基础，从而导致中国天文学发展出现低谷。禁令发布以后，天文工作集中到司天监，但无研制历法任务，其日常工作就是按章编算每年的民用历书，监视天空有无入占的天象。这是一种维持性的常规工作，人们不敢冒着生命危险图求进取，所以官方天文工作也墨守陈规，毫无生气。
明代末期出现了天文学研究复兴之势，可惜积弊时久，难以振兴。就在这个时候，西方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给渴望天文新知识的中国天文工作者带来了欧洲天文学知识，开始了中国天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汉化西方天文学时期，即在传统天文学框架内，搭入欧洲天文知识构件。
第一节厉禁和抗禁
按照中国历代传统，改朝换代要改换新历。一部新的历法往往与一个新的政权有关，皇帝要通过天文家沟通天人相通之途，天文家则靠解释天象向皇帝传达“天意”。明初，朱元璋不希望民间还有人懂天文，因为他们可能成为敌对政治势力所需的人才。于是，对朱氏政权千秋万代不会改换的愿望，变成了对学习天文的厉禁。据明人沈德符《野获编》记载：“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甚至规定，钦天监人员终生不得再从事它职，其子孙也不得学与钦天监无关的知识，以接替世袭，否则也要遣戍。厉禁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天文人才的匮乏。十五世纪末，历法常常与天象不合，禁令不得不稍有松动。当时官方希望征用通历法的人以备改历之用，然而竟无人应征。《野获编》说：“至孝宗，弛其禁，且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者以备其选，而卒无应者。”
朱元璋的做法压制了数学与天文学，但毕竟还有抗禁的呼声和行动，这一方面表现为呼吁改历，另一方面表现为努力保存天文资料，以免其湮灭。现存常熟的一幅石刻天文图就是明代的作品，原刻于弘治九年至十二年（1496—1499）。现存的常熟石刻星图碑刻于正德元年（1506），是前后两任县令杨子器和计宗道刻制的。这幅星图翻刻的是苏州石刻星图，杨子器有如下跋文：“此图宋人刻于苏州府学，年久磨灭，其中星位亦多缺乱，乃考甘石巫氏经而订正之，翻刻于此，以示后来庶几欲求其故者得观夫大概。”这段话表现出他担心天文失传的急迫心情，并希望为改变这种状况做些实事。
比常熟石刻星图更为精巧的是隆福寺藻井星图。隆福寺初建于明景泰四年（1453），其中万善正党殿为明代当时的建筑，此殿上方藻井的装饰，是一幅绘制有据的科学星图。从此殿建成到1977 年拆除，隆福寺星图一直鲜为人知。这幅星图直径一米九八，绘有二百七十三个星官共一千四百三十二颗星。为什么在禁学天文如此严厉的情况下，竟有人敢在离皇宫不远的地方保存如此好的一幅星图？就保存资料而言，也许这样做更安全，另一方面星图也确实掩饰得很好。如深蓝色背景上的贴金星点在光亮处很显眼，但放在光线不强又正悬头顶较远的地方就很不容易看到了。由此可见，当时人们为了给后人留下天文测量的成果真是费尽心机，而其重见天日竟然经过了五百多年。
此外，万历二十三年（1595），郑王世子朱载堉自己编撰了一部新的历法，以《圣寿万年历》为名进献给皇帝。他因此而受到奖谕，得到“留心历学，博通今古”的赞语。这实际上等于宣布解除了禁习历法的禁令。但二百年的时间过去了，而明初开始实行的禁令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已经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二节历法
1364 年朱元璋称吴王，吴元年（1367）十一月冬至，太史院使刘基等向吴王进献《大统历》。洪武元年（1368），改太史院为司天监，洪武三年又改司天监为钦天监，由钦天监编 1 算每年使用的《大统历》。洪武十七年（1384），漏刻博士元统上书，说明《大统历》其实就是元代《授时历》，且“年远数盈，渐差天度，合修改”，“以成一代之制”①。但明太祖无意编制新历，只是擢元统为钦天监监令。元统仍以《授时历》为基础，略加修订，整理成《大统历法通轨》四卷，并将历元由元至元十八年（1281）改到洪武十七年。此后，尽管多人多次上书请求改历都未获准，终明一代使用的都是《大统历》。
① 《明史》卷三一《历志一》。
第三节天文台
明初未建天文台，直到洪武十八年（1385），考虑到历代都有建天文台的传统，才在南京鸡鸣山上建造了观星台，并将前一年由元大都运抵南京的郭守敬制造的天文仪器放置在天文台上。
由于南京与北京的地理纬度不同，所以元大都的仪器不适合在南京使用，于是又对其中一些仪器做了调整，并新制了一台浑仪，以便进行观测。关于南京天文台，利玛窦曾有一段较为翔实的记述：“南京也设有钦天监观星台，此台以建筑宏伟著称。..城之一隅有小山岗，然仍处于城墙之内。上有平台，宽阔宏敞，颇适于观测之用。四周屋宇壮丽，乃昔年所建。司天者夜夜鹄立于此，以察天象，无论星陨、彗孛，皆详记奏闻。所陈仪器皆铸以青铜，制作精美，装饰华丽，其宏伟雅致非欧洲所能匹敌。且诸器屹立于此垂二百五十年，几经风霜雨雪，迄无所损。”①在二百五十年以后尚如此宏伟，可见该天文台之规模。据利玛窦记载，该台最大的天文仪器有四件，即浑象，浑仪，高表和简仪。
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迁都北京，二十二年，曾在宫城内建一小型的内观象台。但当时随行的钦天监人员却只能在齐化门（朝阳门）迤南的城墙上进行观测，且无大型天文仪器。正统二年（1437），明英宗决定修建北京观象台，并派人按照南京观象台上的仪器制成木样，然后运回北京铸制铜仪。正统七年（1442），北京观象台建成。从正统四年到正统七年间又先后制成简仪、浑仪、浑象、八尺圭表等大型天文仪器，安装在观象台上。正统十一年，又修造晷影堂。至此，北京观象台已粗具规模。其遗址就是今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此外，景泰六年（1455），明代宗还曾在内观象台造简仪和漏壶。但关于内观象台的具体情况和观测记录，则缺乏更多的史料记载。
正统年间铸造的天文仪器十分精美，现在部分陈列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上。但这些精美的仪器，在当时却安装得相当粗糙，如简仪极轴倾角与极高不合，浑仪二分二至与黄道实际位置不合，高表的尺寸不一等等，直到嘉靖七年（1528）才调整合适。明代的一些大型天文仪器，从制成到能正常使用，竟花费了近九十年的时间，可见当时钦天监工作的混乱和落后。
① 见China in the Sixtieth Century：the Journal of Mathew Ricci（1583—1610）， Random， Homse New York，1953.（《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四卷第五章）
第四节回回天文学
元初来自西域的札马鲁丁等天文学家都有较高水平，他们世代执掌回回司天监，为中国天文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可是到了后来他们的后人逐渐成为应付差事的官员，回回天文学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明洪武元年（1368）置回回司天监，一如元制。又诏征元太史院张佑、回回司天监黑的儿等十四人，原上都回回司天台的郑阿里等十一人去南京讨论历法。这些人虽然可以编算每年行用的回回历书，但对西域天文学已不甚精通。而原藏秘书监的天文书籍又多为波斯文或阿拉伯文，“言殊字异，无能知者”。于是，朱元璋决定派遣使臣去西域再聘专家，与原回回司天监的天文学家合作翻译阿拉伯天文学著作。他说：“尔来西域阴阳家，推测天象至为精密，有验其纬度之法，又中国书之所未备，此其有关于天人甚大，宜译其书。”①《聚真堂马氏宗谱》简要记述了明初礼聘天文学家马德鲁丁的情况②：“洪武元年，为创立政府，成立钦天监，派钦使到阿拉伯满觊（麦加）政府聘请精于历学专家，乃聘到准带地方古来氏族学者，即我来华始祖德鲁丁公字彦明者，于洪武二年来至江苏省江宁县。 2 明朝之南京成立钦天监，授钦天监监正，带来随员甚多，皆分任钦天监职务。”当时刘基为司天监监正，马德鲁丁担任的是回回司天监监正。洪武三年改称钦天监和回回钦天监，洪武三十一年（1398）罢回回钦天监，改设回回历科。马德鲁丁因其测天之学而被称为大测先生，留下了“大测堂马”的誉称。他曾以其学推测天象，预报结果优于《大统历》，因而备受尊崇。《马氏宗谱》载：“明太祖尊我祖如师，晋封回回太师。因国事初定，关于建设多所顾问，而言听计从，大为刘基所忌。”
马德鲁丁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翻译阿拉伯天文书籍，但他于洪武七年逝世，所以译书的任务落到了他的儿子身上。长子马沙亦黑，字仲德，接任回回钦天监监正之职；次子马哈麻，字仲良，洪武三年起任回回钦天监监副、文林郎。马沙亦黑主要负责回回历法。《明史·历志》记载：“命翰林李翀、吴伯宗同回回大师马沙亦黑等译其书”，但汉人不懂西域文字，只能作文字加工和修饰润色，以使其符合汉语习惯，因此，主要工作是马沙亦黑做的。经过几年的研究，马沙亦黑对大统历的长处及缺陷有了较深的了解，也明白这一译事对皇帝的重要性，纯粹翻译并不适合在中国使用，所以他实际上做的是编译工作。马沙亦黑编译完成了《回回历法》三卷。
马哈麻主要负责回回天文星占著作的翻译，于洪武十六年（1383）译成了《明译天文书》（亦称《天文宝书》）四卷。此书原为阿拉伯天文学家阔识牙耳（971—1029）所著星占书，原名《占星术及原则导引》，译名还有《天文书》、《乾方秘书》、《天文象宗西占》等。朱元璋对此书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说：“今数月所译之理，知上下、察幽微，其测天之道甚是精详于我。”①《回回历法》的编译和《明译天文书》的译成，是明代天文学发展的大事，对当时和后世学习和研究回回天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有一位名叫刘信的汉族学者，曾担任过明英宗正统年间的钦天监夏官正。他所撰写的《历法通径》四卷，讲的就是回回历法。此后贝琳根据回回历法的基本理论和编算历书经验，系统整理成《七政推步》一书，这是明代研究回回天文学的重要成果。
① 《明译天文书》吴伯宗序。
② 《聚真堂马氏宗谱》，现藏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
① 见马哈麻译《乾方秘书》，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第五节航海天文学
明代远洋航行成就突出。在明永乐至宣德年间（1403—1435），郑和率船队七次下西洋，航行期间，曾采用天文定向和天文定位。明末茅元仪所著《武备志》收有郑和航海图，在其中四幅过洋牵星图上标有天体出水平线高度等沿途所见的天空景象和有关数据，如“北辰星一指平水”、“灯笼骨星正，十四指半平水”、“南门双星六指平水”等等。据今人研究，一指约在1°34′—1°36′之间，也有人认为一指相当于1.9°。此外，他们还用南北星高度及方位确定所在地大约的地理位置，并用四方星相对位置定航向。这些都是了解古代航海天文知识的宝贵资料，从中也反映了明代航海天文知识的进步。
第六节西方天文学的传入
1583 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他与李之藻合写的《浑盖通宪图说》是早期传入中国的欧洲天文知识。此书分两卷。第一卷主要是讲星盘的构造、原理及其中坐标网的绘制方法，第二卷主要讲星盘的使用方法，另有一篇介绍浑象的专文。在这本书中有不少对中国天文学家来说是新鲜的内容，如第一次传入完整的黄道坐标系，即没有考虑黄极的黄道坐标；明确晨昏蒙影的严格意义，但将晨昏蒙影的原因归之于日大地小则是不正确的；讲述了中国古代极少论及的五星远近问题，并给出了数量结果；传入西方星等划分的概念，但将星的亮度差别仅归之于星大小不同是不全面的，此外还讨论了地理经度的测量等。
利玛窦和李之藻合写的《经天该》一书，是以西方星图为依据、《步天歌》为体裁的认 3 星七言款词，其中包含了中西星名的对照工作。《经天该》的歌词颇为上口，例如关于猎户座的歌词为：“参宿七星明烛宵，两肩两足三为腰。参伐下垂三四点，玉井四星右足交。玉井下方曰军井，屏星二点井南标。四颗厕星屏左立，屎星一点厕下抛。丈人子孙各连二，老人最巨南望遥。”
利玛窦在十七世纪初还与徐光启合作将《几何原本》前六卷译成汉文。
这是传教士进入中国后翻译的第一部科学著作，译自利玛窦的老师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对欧几里得原书的注释本。西方早期天文学关于行星运动的讨论多以几何为工具，《几何原本》的传入对学习了解西方天文学是十分重要的。另一位耶稣会士熊三拔依据星盘原理，制成专门测量太阳经纬度的简平仪，徐光启的译著《简平仪说》就讲述了这种仪器及其使用方法。例如根据测得的太阳赤经与赤纬，怎样定时间与地理纬度等。书中论述大地为球形的内容也是新鲜的知识。阳玛诺编写的《天问略》，则对各种各样的天文问题逐条作了回答。在这本问答体裁的书中介绍了托勒密的地心体系，太阳在黄道上的运动，月相成因，交食及交食深浅的原因，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及其新发现等等。虽然这本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但许多天文学内容为中国过去完全不知道的。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与中国钦天监官员李祖白合译的《远镜说》，在介绍伽利略及其发现方面比《天问略》更详细。这些在欧洲也属于崭新的天文学知识传入中国并不算晚，只是传播范围很小，影响还很有限。但当时一些接触到这些新天文学知识的人，已经开始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消化。如万历四十年（1612）左右，王英明著《历体略》三卷，其中既有中国传统天文学知识，也介绍了西方天文学知识，尤为可贵的是他对外来知识并不生吞活剥，如不承认有上帝居住的第十二重天，也不承认有两重岁差天，融进了自己的见解。天启年间（1621—1627），陆仲玉著《日月星晷式》，是最早利用欧几里得几何作图法解决天球坐标在不同平面上投影的一本著作。
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际，正是中国天文科学的饥渴时期。当时接触到西方天文知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希望通过介绍新天文知识弥补明代“大伤元气”的天文学，以便为中国天文学的继续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这一愿望在明末改历工作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第七节《崇祯历书》 明初以来，据《大统历》推算所作的天象预报，就已多次不准。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1629 年6 月21 日）日食，钦天监的预报又发生显著错误，而礼部侍郎徐光启依据欧洲天文学方法所作的预报却符合天象，因而崇祯帝对钦天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此后，管辖钦天监的礼部奏请开局改历，并得到朱由检的批准，从明初就一直未断的改历呼吁总算成为现实。同年七月，礼部决定在北京宣武门内首善书院开设历局，命徐光启督修历法。
徐光启深知，西方天文学的许多内容是中国“古所未闻”的，“惟西历有之。而舍此数法，则交食凌犯，终无密合之理”①，所以改历“宜取其法，参互考订，使与大统法会同归一”②。于是，他制定了一个以西法为基础的改历方案。在他领导下，历局从翻译西方天文学资料起步，力图系统地和全面地引进西方天文学的成就，当时还聘用了意大利龙华民、罗雅各，瑞士邓玉函，德国汤若望等人，与历局的中国天文学家一道译书，编译或节译哥白尼、第谷、伽利略、开普勒等欧洲著名天文学家的著作。这是历局的中心工作。其结果是从崇祯二年到崇祯七年（1629—1634）历经六年，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徐光启于崇祯六年去世，经他定稿的有105 卷，其余32卷最后审定人为李天经。此外，历局人员在制造观测仪器，天象推算和实际观测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崇祯历书》是较全面介绍欧洲古典天文学的重要著作。全书共46 种，137 卷，分节次六目和基本五目。节次六目分别为日躔、恒星、月离、日月交合、五纬星和五星凌犯；基本五目分别为法原、法数、法算、法器和会通。其中以讲述天文学基础理论法原所占篇幅最大，有40 卷之多，法数为天文用表，法算为天文学计算必备的数学知识，如三角学、几何 4 学等，法器为天文仪器及其使用方法，会通为中西度量单位换算表。
《崇祯历书》采用的是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所创立的宇宙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方法。其中引入了明确的地球概念和地理经纬度概念，引入了球面天文学，以及视差、蒙气差等重要天文概念和相应的计算方法。它还采用了西方较精确的天文数据和通行的一些度量单位，如一周天分为360°，度以下用60 进位制等。这部书也有不少错误和缺点，如第谷体系是对托勒密地心说和哥白尼日心说的折衷体系，在当时欧洲并不先进，其维护地静观，否认天体自转，以及对岁差现象的解释等，也都是错误的。
《崇祯历书》贯彻了徐光启以西法为基础的设想，基本上纳入了“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①的规范。尽管此书大量内容为西方体系，但最后仍落实到编历问题上，并未突破《大统历》的框架。实际上，所谓“入大统之型模”，就是以历法服务于皇家，将天文学研究仅仅局限于编修历法这项具体应用上，而难以使之真正成为探索天体运动、变化及其规律的科学。总的来说，《崇祯历书》是汉化西方天文学的产物。其中虽然有很多新天文学知识，但由于传授者的保留和扭曲，以及接受者的被动和因循，这些新知识在中国并没有产生像在西方那样的革命力量。但无论如何，《崇祯历书》的编成仍然是明代天文学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① 《明史》卷三一《历志一》。
② 《明史》卷三一《历志一》。
① 《徐光启集》卷八《历书总目表》，中华书局1963 年版。
此外，《崇祯历书》内容的重大变化，也引起了保守派的攻击。他们以其“未入大统之型模”为借口，以不符合祖制为大棒，力阻《崇祯历书》的颁行，使得优柔寡断的崇祯皇帝始终拿不定主意。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他终于下定颁发新历的决心，但这时明朝政权已面临崩溃边缘，再也无力顾及历法的事情了。入清后，汤若望将《崇祯历书》改订为100 余卷，改称《西洋新法历书》，得以刊行。
推荐第3篇：明朝内阁制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因为胡惟庸事件而废去有千多年历史的宰相制度,由皇帝亲自处理全国政策。不过,由于国事繁重,凭皇帝一人之力,根本不可以完全妥善处理,故此有大学士的出现,帮助皇帝理政。后来更发展内阁组织,为皇帝的私人秘书,独立于已有的行政架构以外。内阁制度随着后来的皇帝的重用而不断发展,然而同时亦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现将内阁的发展概况及其影响分述如下:
首先是明内阁的发展。
在太祖时期(1382年后),皇帝侍从,以备顾问,秩不过五品。到成祖时(1403-1424年),「内阁」之名正式确立,与皇帝议国家大事,章疏常直达御前,渐受重用。至宣宗(1426-1435年),为内阁制的第一阶段。宣宗时以三孤、尚书等官兼任大学士,地位日隆,内阁大学士掌「条旨」(票拟),俨然汉唐宰辅。英宗(1436-1449年)时,为内阁制的第二阶段。英宗开「首辅」专权之始,阁权已超过六部。后来,世宗至神宗初期,为内阁的鼎盛期。威权已超六部,无宰相之名,却有「相权之实」,不过此时阁臣互相争夺首辅之位,间接形成党争,造成政治的不稳定。最后,到神宗后期(约1570年后),内阁权力渐衰。皇帝一面仍以内阁首辅票拟,但同时一面假手宦官居间传递奏章,令宦官渐专权。自此以后,内阁权力渐被宦官所夺,就算内阁的首辅,也要和宦官合作,才可以较为顺利地处理政策。如神宗时的张居正便勾结宦官冯保。之后,皇帝多信用宦官,内阁根本发挥到应有的作用。
明代的内阁乃前朝所未有的组织,它只不过是皇帝的秘书,并非正式的行政机构,与一般的中央政府组织有别。正因这样,故明代的内阁有以下的特点:
首先,是变动性。明代内阁组织虽有四殿二阁,但并不同时设置,缺此少彼成为常事,须视皇帝好恶而定,而大学土员额亦多寡不等。至于内阁权力亦随皇帝宠信的程度而转变,若皇帝或信阁臣,或信宦官,或信奸臣,则内阁权力,便会因而增大或缩小。
其次,是附属性。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君主独裁时代,内阁权力常因皇帝委任与否而有轻重之别,且内阁职权出自皇帝授予,不得独立行使,向各部及地方政下达命令时,必须透过皇帝谕旨,可见内阁实属皇帝的附属机构。
再者,是个别性。内阁大学士虽由皇帝任免,但大学士间彼此没有隶属关系,责任亦不连带,各自独立以己见辅助君主。
还有,是欠缺法定性。内阁能否产生作用,皇帝之影响至大。如英宗正统初年,事无大小,悉下阁臣参议决定,内阁因而便可发挥高度价值;反之则不然,如思宗因为不信任内阁,而使内阁失去作用。为人所攻讦,影响内阁官员的工作。
内阁制度,对明代的政治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
首先,是助长君主专制。太祖废除丞相以巩固其统治权,内阁制度随着君权的高度强化而建立。内阁首辅虽俨如汉、唐之宰相,但并无节制君权的作用,事无大小都要秉乘皇帝的旨意行事,内阁只是皇帝加强专制独裁的工具而已,是明统治者用以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的有力措施。明朝皇帝以内阁佐理政务,而一切施政皆由皇帝专权独断,大学士仅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内阁实属皇帝的附属机构,皇帝往往借内阁以遂其私心,使明代之君主专制比历代为甚。
其次,是助长君主荒政。内阁大学士的职责是对奏章作出票拟,再呈皇帝批红,原意在于使大学士能对政事作出「提议」,但若皇帝无心理政,可以不加细阅,便作批决,阁臣亦无可奈何。因此,内阁的「意见」遂演变成为「决策」,无疑助长助了君主荒政。明代皇帝多荒废朝政,与此不无关系。
再者,是形成宦官弄权。明代内阁因为欠缺法定的地位和权力,往往难有作为,随着明中叶以后,君主的日益腐朽,更弊端百出。明代皇帝日渐颓废,往往深居内殿,不亲政事,不与大臣相接,而往往把宦官视作心腹,委以重任。明之司礼监的地位职掌在宦官中最崇重,又常亲近皇帝,乃有干预朝政之机。皇帝既不见大臣,一切奏章皆靠宦官居间传达,甚至「批红」之重责亦假手司礼监,使司礼监的权力凌驾内阁之上,阁臣的权力仅止于「票拟」。无论皇帝亲自掌权或是假手司礼监代批奏章,内阁大学士只能承旨办事,由是司礼监便能承机窃柄专权乱政。明之阁臣即使有理想,有主张者,也必须先勾结宦官不可,否则一切政事都受到宦官阻梗,不能上达皇帝,如张居正为有明一代能臣,其任首辅时亦要密结司礼太监冯保,才能策动当时的政事。至于阁臣之不肖者,更争相谄媚逄迎宦官,助阉为虐,狼狈为奸,助长宦官的气焰。综观明代宦官为祸之烈,实与废相后,内阁无实权,加上君主过于宠信宦官,使宦官得以居中用事所使然。
还有,是演成朋党倾轧。明之内阁上受君主箝制,内受宦官操纵,阁臣之欲握权柄者,皆不免以不光明之手段得之:一方面要交结内监;另一方面则又须倾轧同列之大学士,遂演成朋党之祸。即在明代内阁权任处于最高峰时,阁臣间为争夺「首辅」地位,往往互相倾轧,愈演愈烈,
甚至不惜朋党台谏,依傍宦官,世宗时之严嵩任首辅,威权不可一世,但却为阁僚徐阶所倾到。张居正在万历元年出任首辅,也是因为内结司礼监冯保,逐高拱得来的。阁臣倾轧之剧烈皆因明代内阁没有正式的权力,没有合法的地位而引生的流弊。
最后,是导致政风因循。明代阁臣绝大多数是由进士而翰林,而拜命入阁,他们大都是十年窗下,久在翰林苑,舞文弄墨之士,并无实际的政治经验,一旦入阁,大都昏庸而无识见,阁臣为保官秩,大都庸庸碌碌,而很少勇于任事,敢作敢为。由于明代内阁受所处的地位和职权的限制,权力由皇帝授予,而宦官又居中窃柄,阁臣于是只能对皇帝唯唯诺诺,对宦官俯首听命而不敢有违,一辈阁臣都碌碌无能,遂使政风因循腐化。再至张居正之循名责实,积极有为,却不免被目为越权专政,非议四起,死后更落得削爵抄家的下场。继之为政者,惩居正之败,多随俗浮沉以求免祸,唯取媚皇帝以巩固权力,于政事则无所主张,政治遂因循积弊,日甚一日。
总结而言,有谓明代无善政,是始于太祖废相。在某程度上是有其道理的。如上述所言,因为没有宰相,令皇权失却制衡;加上内阁无合法性,故无实权,事事听命于皇帝,造成君主独裁。如遇上昏庸之主,又会导致宦官为祸。而且内阁首辅为求争取权力,往往依附宦官,排挤异己,更助长了宦官的气焰。由此可见,明内阁的出现与其政局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影响深远。
推荐第4篇：《明朝》读后感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
感觉现在的我还没能力一口气写完这个读后感吧，没有一个系统的想法，只能慢慢回想自己的感受，以及对书的看法，从中的收获。以前对看书没什么想法，对你们一再给我说看书的重要性不怎么在乎，但是慢慢的，也懂得了看书，能打开我的眼界；而看关于历史的书，可以从中收获很多为人处事，做人的道理。从中所看到的许多简单得道理，在现在来说都显得很实在，虽说是简单，但是要做到，也需要很多的努力。
总体上讲，这是我第一次完整的阅读一个朝代的历史。以前读过三国，读过春秋战国，但是这些时期所经历的要么就是短命王朝，要么就是多国混战，认真看完一个完整的朝代的感受会随着他的兴衰起落而变化。
明朝处在整个封建制度历史的晚期，那时候的西方已经开始文艺复兴，思想解放；而明朝统治者所奉行的则是儒家学派朱熹的程朱理学，思想更加僵化（这一点比较赞同柏杨对于明朝统治统治者强烈的批判），历经276年，十六位皇帝。每当翻开书本，思绪就沉浸在当年明月所描绘的明王朝中去了，明朝开国，我会感受到这个新王朝的朝气蓬勃；而靖难之役也会让我感受到权力会使大多数的亲人相互争夺厮杀。好歹这个大战瓶颈期将明朝带到了新的高度。土木之变与夺门之变见证了皇帝朱祁镇的传奇经历，但也让身为读者的我为明朝的未来增添一分担忧，即使知道结局，但书中的文字总是强有力的吸引我读下去。
以此书来看，最让我喜欢的两位皇帝是朱佑樘和朱厚照，一对父子，前者将明朝带入中兴时期，后者则让读到此段的我感到许多快乐。朱佑樘的幼年经历是奇迹，那么朱厚照、朱寿大将军的塞外讨伐又何尝不是奇迹呢？再次，我认为朱厚照的后人及清统治者刻意贬低了朱厚照即正德皇帝的功绩，率数十万大军与蒙古小王子部激战一天双方竟然只伤亡几十人，是不是我看错了？当然，一位的赞扬朱寿大将军也是不对的，毕竟他重用宦官不顾朝政。我又想到了我最喜欢的两位大臣，一位正德年间王守仁，一位嘉靖年间徐阶，徐阶就下文再讲，当年明月对王守仁的描述让我从这位伟人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第一是执着，他所立的志向让包括他父亲在内的所有人都看扁他，但他最后做到了，成为了圣人；第二，做事应该灵活多变，对待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人，就应该用相应的方式方法，而不是单一的形式准则、方式；第三是他所提出的“知行合一”，应该将自己所掌握的只是与实践相结合，更深层的意义，将口头上所讲的到的与我们的行动所结合起来。他确实是做到了，同时也让儒家有了一支新派别，这只力量也维护了明朝的统治，即使明朝进入了嘉靖万历等不上朝皇帝的统治时期，王守仁的弟子们仍维护着政府的运作。其中一位便是徐阶了，从她的身上，我独到的最多的是忍辱负重，甚至到了阴险狡诈的地步，但他让我佩服的是他不像严嵩等贪官，徐阶心中的理想抱负，为祖国所付出的这一点始终不为外界干扰所变。另外，他并不是圣人，我从他身上仍看出他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也会满足自己私欲的人；这对于我们百姓来说何尝不是呢？可以为祖国做贡献，同时又有所满足自己
的利益。另外，他是我想去看另一本书《厚黑学》，算是丰富一下知识。嘉靖后期至万历前二十年，这段时间的明朝，各位名垂青史的大臣为当时的朝政做出了可观的贡献，但也为明朝的覆灭埋下种子，所以对每个人的评价都应分两面看，文臣张居正改革，保证了当时的国力，但他作为内阁首辅，没有让万历皇帝成为明君，使得万里后期开始朝政混乱；而武官李成梁虽平定东北，但惟独留下了努尔哈赤所在的建州女真部，为以后培养了一支吃掉自己的老虎。只能说，时间见证了这一切，见证了明朝后期的衰弱，纵使后期有关宁铁骑保护东北，但朝政内部的腐化使自己变得不堪一击。真正强大的力量是个人拥有坚强的意志，集体保持强大的信念，开国朱元璋及他的百官证明了这一点，而明末混乱的政府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历史总是残酷无情的使一切都变味过去，看完此书的我不时地产生着警觉。如果不在有生之年做出一番有意义的事，我也将被时间无情的抹去。
整个三月份，有这本书的陪伴，感触也颇多，心情随着明朝的建立、发展、毁灭起伏着；但是，最大的改变，也是这本书告诉我的，其一是不会单纯的去判断一个人的好坏，每个人都有他的两面性，有成功，也会有自己的失败；其二就是应该有自己对于历史，对于当世的看法，应该从书中，从自己所了解得知识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想法，就如崇祯帝与袁崇焕，读书之前的我，以为袁崇焕就是和前朝所有的英雄一样，所向披靡，但是他却被皇帝杀掉，这能说明崇祯帝的昏庸吗？如果是以前的我，我会这样认为，认为崇祯帝和宋高宗一样，置国家大局不顾，而偏信小人。但是，这是建立在袁崇焕是救世英雄前
提下，他真的是这样的人吗？他犯过错吗？肯定犯过，而且不是小错，所以崇祯帝才会杀他。那为什么会有之前的看法呢？这是明朝后世的人强加给我们的想法。又如朱由校，喜爱木工，昏庸这些词，在他身旁打转，但是是他自己生来成这样的么？爷爷万历帝不立长子为太子，爸爸泰昌帝天天心惊胆颤的过日子，怎么来教导他呢？所以明朝的命运，也不是崇祯帝一个人能够扭转的。其三，从明朝的开始到结束，有盛世也有乱世，当看到盛世的时候，不会因为他是盛世就不继续看下去了，而看到乱世的时候，也不会因为他是乱世，就选择性的不看了。时间给予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平等的，有人拿着时间创造奇迹，如于谦；也有人拿着时间堕落的同时还使国家深陷灾难，如严嵩。
此时的我后悔曾经不听话，不多看点书，所以只有现在来弥补，看书让我有了充实的感觉，同样也让我产生以史为鉴的噶手。看书让我思考，思考人生，思考我的不足，总结我的条件。伺候我更应将书中所感、所学应用在行动中，让这本使我感受颇深，又带给我快了的书，发挥它最大的作用。
推荐第5篇：明朝海瑞
明朝海瑞
海瑞（1514—1587），字汝贤，又字国开，号刚峰，世称刚峰先生。广东琼州琼山（今属海南）人。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这时，明朝已处处露出衰败象，政治污浊，风气大坏。海瑞居官则能严于律己，恪守朝廷法令与封建道德规范，不畏权势，敢于为民请命，积极革弊兴利；生活俭朴，不爱钱财。他的言行赢得了百姓的尊敬，人称“海青天”，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人物。
第一节聪敏好学，立志用世
海瑞生于正德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514 年1 月22 日），出身于“海南望族”①。祖父历官知县。从伯父做过监察御史。父瀚，为廪生，读书能明大义，安贫乐道。母谢氏粗识书史，持家有方，律身以正义。海瑞四岁时父亲去世，依靠母亲励节自守，抚养成人。海瑞自幼有用世之志。十三岁入琼山县海口镇私塾。二十七岁在琼山郡学，经常与二三志同道合者一起研究学问，纵谈古今，作《严师教戒》、《客位告辞》、《训诸子说》等文，抒发了自己的非凡抱负。在这些文章中，他一再告诫自己生于天地之间，不能虚度岁月，应当有所作为。他说：为人在世，惟务识真，要学圣贤，不做乡愿；不追求富贵利达，以宫室妻妾动心；不羡慕财帛世界，要做中流砥柱；要谦虚谨慎，不要讳疾忌医。否则，“不如速死”①。这些发自腑肺之言，说明海瑞一生反对奢侈、主张节俭的高贵品德和立志为民、刚正不阿的思想性格，在他青年时代已经形成，并在后来的生活中一一付诸实践。海瑞的同乡、门生梁云龙评论说：“第以公之微而家食燕私，显而莅官立朝，质诸其所著《严师教戒》，一一契券，无毫厘假，孔子所谓强哉矫，而孟子所谓大丈夫乎！古今一真男子也。”②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瑞三十六岁时中举人，似乎有点大器晚成。
然而就在这一年，他以琼州为黎族聚居之区，地处海疆，位置重要，而地方不治，乃上《治黎策》，显示出他的政治才能。他认为治理琼州的上策是：开道置县，以靖乡土。“自此之外，虽议之之尽其方，处之之尽其术，皆下策也。”③嘉靖二十九年二月，海瑞进京参加会试，结果是榜上无名。伏阙上《平黎疏》及《上兵部图说》，再次陈述他关于经略琼州的方针大政和具体措施。说：区处琼州之要务，莫过于“招民、置军、设里、建学、迁创县所、屯田、巡司、驿传诸事宜”。并以琼州去京师万里，当事请裁，或致迟误，请嘉靖皇帝“明敕群臣中知识事机、力可大任、不贪富贵、志在立功者，以之充兵备副使，以专治黎之任”。同时向朝廷表明：他虽是一个“濡染翰墨之人”，“未尝手操矢刃”，但对于“地方变故区处事宜，则习闻知矣。倘得专任其事，驰驱兵革之间，俾黎土尽为治地，黎岐动变尽为良民，臣亦能之。事故不效，请甘服上刑，以谢欺罔虚费兵粮之罪”①。奏疏呈上，识者壮之。而下兵部议核，卒不施行。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海瑞第二次公车北上，待到榜发，还是名落孙山。
那时候，许多知识分子都以中进士为得志，从地方到朝廷各级的重要官员，绝大多数也由中进士者所担任。海瑞则不同凡俗。连续两次会试不第的遭遇，使他逐渐看清了科举取士的种种弊病；某些进士出身者的低能，也使他认识到一个人能否有作为，决不是非走此路不可。他说：“文不过如画师之写神者耳。穷一生读书作文，而于国家身心毫无补益，何异宋人所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者乎”②；“士君子由科目奋迹，皆得行志，奚必制科”③。遂毅然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听从吏部谒选派官。
①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578 页。① 《严师教戒》，《海瑞集》上册，第2 页。
②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4 页。
③ 《治黎策》，《海瑞集》上册，第5 页。
① 见《海瑞集》上册，第8 页。
②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35 页。
③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80 页。
第二节以礼为教，不畏强权
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海瑞被授为福建延平府南平县教谕。十二月二十日到任。教谕，为一校之长。为使“诸生立有成就”，他立《教约》，作《规士文》，上《申朱提学道教条》，重申县学的教育方针、内容、方法以及各种规章制度，整顿纪律，严肃校风。强调教官为人师表，要做遵守封建礼仪的模范，尽心教好学生；学吏职在供写文案，若“索取生员一钱，并为生员改洗文卷，决无轻贷”；学生学问之道，应遵循朱熹倡导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作为为学之序，还要懂得修身、处事、接物之要。又立二簿，分别稽考学生之德、学。海瑞认为：学生只要“率此而行”，“异日为国家建伟业无难矣”。在具体执行封建礼仪方面，他明确宣布：今后教官和学生于县学明伦堂见官，要遵从《会典》诸书所订立之礼节，“不许行跪，学前迎接亦然”①。在校风方面，严禁互相造谣中伤，播弄是非，“此等士风，最坏心术”。尤其反对借斯文之名，倡义气之说，以为“结党”一事，“尤干法纪”。这些教育主张，既反映了海瑞维护封建礼教的立场，也与他“以礼为教”的思想相吻合。海瑞长校，还颇有些民主作风，他说：“本职初至学中，某善可兴，某敝可革，尚未尽识，容与诸生会议，并参酌提学道教条别为更定。”②所有这一切，对于当时日益败坏的士风，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整饬作用。
海瑞是言行一致的。到校的当年，延平府督学官莅校视察，在明伦堂召见教官，诸教官一见，皆左右跪拜。唯特海瑞一人，以学校为养士之重地，师长应受到尊敬，如笔架挺立在中间，拒不跪拜，仅长揖而已。由是得了个“笔架博士”的雅号。督学官为此嫉妒他，百般刁难。海瑞志在行道，谓：“此阙陷世界，何能有济”，遂愤然乞休。后经福建按察司提学副使朱衡再三慰留，始复教谕之职。
海瑞在训士之余，依然十分关心地方政事。在南平县学任上，他又著文重申他在《治黎策》和《平黎疏》中所提出的思想和建议。当他得知福建驿递困苦，即作《驿传申文》与《驿传议》，上报有关衙门。略曰：驿递之疲，千疮百孔。为今之计，只有恢复国初之法，厘清积弊，凡利者兴之，才是上策。否则，就是中策、下策乃至无策。
时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春，海瑞长校已四年有余。以实事求是、治学有方、成绩显著，巡抚监司交章论荐，授为浙江严州府淳安县知县。由此步入政界。
① 以上见《教约》，《海瑞集》上册，第13—18 页。
② 以上见《规士文》，《海瑞集》上册，第21 页。
第三节丈田均赋，革弊兴利
“知县知一县之事。一民不安其生，一事不得其理，皆知县之责。”不惩贪暴，害怕别人诽谤自己；凡事不认真，害怕生怨取祸，不顾朝廷利益，做个乡愿，“浮沉取名，窃取官爵，非知县也”①。从这一思想出发，抱着革弊兴利的决心，海瑞于嘉靖三十七年五月初到达淳安任上。
淳安，地瘠民贫，所产只有茶、竹、杉、柏。田亩悉归豪右，穷者卒岁不粒食，百姓“疾苦万状”，“民之逃亡者过半”②。海瑞下民间，访其故。盖由于赋役不均，浮粮数多，大户转嫁。“富豪享三四百亩之产，而户无分厘之税。贫者产无一粒之收，虚出百十亩税差。不均之事，莫甚于此。赔貱则困苦，困苦不堪，相继逃亡，皆虚税所压为之，不可不加意也”③。又淳安位于新安江下流，诸官舫日五六次，夫役迎往，费不可支。于是定《兴革条例》三十六项，悉心规划，认真清丈土地，度田定税，均平赋役。同时雷厉风行清查积弊，严行革除一切陋规，裁冗费，革冗役，息词讼，惩贪官，肃吏治，民困渐苏。
海瑞从政克尽职守，为事不惧强权。是年，浙直总督胡宗宪之子过淳安，依仗权势，盛装以行，竟以不备供应，吊打驿吏。海瑞得讯，当即下令拘禁之，并将其所带数千银子如数没入充库。然后去信报告胡宗宪，说此人胡作非为，还冒充总督公子，真不敢相信。气得胡有口难开，只好作罢。嘉靖三十九年三月，严嵩党羽、总理盐政都御史鄢懋卿奉命巡查盐务，欲取道淳安县境。鄢招权纳贿，贪酷成性。若依之，势必扰民。海瑞以“邑小不足奉迎，愿取他道往”，去信挡之。鄢不得不怀恨绕道而去。此两事“更为人所不敢为者”，百姓为之拍手称快，一时传为佳话。
海瑞一心为民除弊兴利，而他自己却清苦自持，衣服破旧单薄；为母亲做寿，只买肉二斤，别无他物。淳安百姓颂之曰：“爱民如子，视钱如仇。”海瑞去县之日，人人放声痛哭，“如丧父母”。
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初，朝廷以海瑞在淳安政绩卓著，擢浙江嘉兴府通判。由于他在淳安得罪过鄢懋卿，这时鄢便嗾使其党羽袁淳上疏弹劾他，海瑞遂被取消任命。不久，严嵩败落，鄢、袁相继去官，海瑞乃调任江西赣州府兴国县知县。
四十二年（1563）春到任。兴国地薄民穷，时弊亦在浮粮，“岁征不满什之伍”。“虚粮不能貱，重役不能供”，以故“逃绝户极多”。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海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兴国八议》，厘清宿弊，发展生产。“八议”之要者有五：一曰屯田，恢复明初拨军下屯、军民各有定分之法，清退军队由侵吞民田而来之“余田”，“以补民田之虚貱”，使“下之小民无军人之扰，上之屯粮无亏欠之累”。二曰地利，招民开垦“无主山地荒田”，使地尽其利，而民无游食之人。三曰均赋役，此为“八议”之急务，重点是清丈土地，稽查丁粮虚实、人户富贫，按实征发。四曰招抚逃民，蠲除虚粮重役，招民复业，“三年后实有收成，依例报税，收成稀少则听之”。五曰革冗员，凡军政各衙门一切人浮于事者，皆裁革之①。“八议”上南赣巡抚吴百朋，次第施行，官吏“畏法听令”，“民间用度十分中减去三四”②。任兴国知县一年有余，因功被荐，应召入京。母谢氏畏北国严寒，留居兴国。
① 《兴革条例》，《海瑞集》上册，第49 页。
② 《淳安县政事序》，《海瑞集》上册，第37 页。
③ 《兴革条例》，《海瑞集》上册，第73 页。
① 以上见《兴国八议》，《海瑞集》上册，第202—209 页。
② 《申军门吴尧山便宜五事文》，《海瑞集》上册，第210—211 页。
第四节冒死上疏，抨击皇帝
嘉靖四十三年（1564）十月，海瑞升为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嘉靖皇帝自中年以后，崇信道教，一意修仙，侈兴土木，劳民伤财；刚愎自用，喜欢阿谀奉迎，拒绝廷臣劝谏，以致国事日非，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四十四年十月，海瑞愤时政阙失，为维护封建皇朝的久安长治，列举事实，犯颜直谏。上疏严厉抨击嘉靖皇帝，名曰《治安疏》。因该疏主旨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故又称为《直言天下第一疏》。这就是当时震惊朝野、后人所说的“海瑞骂皇帝”。海瑞一生在政治上影响较大的有两件事，此为其一。该疏谓：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惟其为天下臣民万物之主，责任至重，凡民生利瘼一有所不闻，将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为不称。是故养君之道，宜无不备，而以其责寄臣工，使尽言焉。京工尽言而君道斯称矣。..陛下则锐精未久，妄念牵之而去矣，反刚明而错用之，谓遥兴可得而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膏脂在斯也，而侈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数行推广事例，名爵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宫，人以为薄于夫妇。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自陛下登极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亿之曰：“嘉靖者，言 3 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一意玄修，是陛下心之惑也，过于苛断，是陛下情之偏也。..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复何言！大臣持禄而外为谀，小臣畏罪而面为顺，陛下诚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惓惓为陛下一言之。①此疏一出，海瑞“直声震天下。上自九天，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海主事也”②。海瑞自度此疏呈上，必触怒皇帝，获罪而死。因此买好棺材，告别妻子，遣散僮仆，托人料理后事，毫无惧色，从容赴朝，席櫜待罪，“真是铮铮一汉子”。果然不出海瑞所料，皇帝大为震怒，将该疏掷之于地，命令左右：赶快把海瑞抓起来，不要让他逃跑了。宦官黄锦说：海瑞素有痴名，听说上疏时自知必死，已安排好后事，在朝听候处置。皇帝默然。少顷，复取疏览之，若有所动，遂将其留在宫中者数月。至次年二月，皇帝余怒未消，还是以“骂主毁君，悖道不臣”之罪，下旨逮捕海瑞，杖六十，抛入锦衣卫狱，后转刑部狱。户部司务何以尚疏请释放海瑞，皇帝命锦衣卫杖之百，亦锢之诏狱，昼夜榜讯①。
同年十二月，世宗病逝，第三子朱载垕继位，是为穆宗。次年改元隆庆，颁布遗诏，大赦天下，海瑞、何以尚同时获释。海瑞复官户部主事。不久，改为兵部武库司主事。隆庆元年（1567）二月，升为尚宝司丞。海瑞上疏请求归家养母，不予允准。四月，擢大理寺右侍丞。时内阁首辅徐阶与高拱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高拱欲夺徐阶之权，指使门生、广东道试监察御史齐康奏劾徐阶。海瑞上疏支持徐阶，说：徐阶为首相，“天下骎骎然有向治之渐”，而且“不招权，不纳贿”；高拱为人“狡且凶”，才不足任；齐康捏架无影虚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请罢斥高拱，重治齐康②。结果九卿科道合疏挽留徐阶，齐康被谪远出，高拱落职回家闲住。为此，高拱心里痛恨海瑞。是年冬，海瑞改调为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次年二月初至南京任上。七月，徐阶致仕还乡，次辅李春芳为内阁首辅。隆庆三年春，海瑞迁通政司右通政。六月二十四日，晋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粮储、提督军务，巡抚应天十府③，遂离开京师，启程南下，出任江南巡抚。这是海瑞一生在政治上影响较大的另一件事。
① 《治安疏》，《海瑞集》上册，第217—221 页。
②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88 页。
① 《明史》卷二二六《海瑞传》。
② 《乞治党邪言官疏》，《海瑞集》上册，第226—227 页。
③ 时应天巡抚驻苏州，辖地包括应天、苏州、松江、镇江、常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等府和广德州，兼理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税粮。
第五节巡抚江南，挫抑豪强
应天十府是明代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方，是明皇朝经济重心之所在，但又是历来素号“繁剧难治”之区。为了巩固明皇朝在江南的统治地位，海瑞遵照朝廷的法令与条例，根据江南的具体特点，并参照他在南平、淳安、兴国的施政经验，慨然以澄清天下自任，竭尽心力，一意挫豪强，抚穷弱，做了不少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的事情。择其大要，有三：一曰整饬吏治。自明初以来，江南地区不法官吏往往与当地豪绅大户串通一气，贪赃枉法，敲榨勒索，谋财害命，成为地方百姓的一大祸害。据此，海瑞先后颁布《督抚条约》、《续行条约册式》、《考语册式》等，斥黜贪墨，搏击豪强，矫革浮淫，厘正宿弊。具体有：禁迎送、禁请托、禁请客送礼、禁苛派银粮包揽侵欺、禁假公济私、禁苛派差役、禁官吏敷衍塞责、禁私役民壮、禁滥取民财民物、禁差遣人役骚扰乡里、禁官吏奸利侵吞、禁贿赂书吏、正军法、革募兵、定抚按出使车马，等等。严令各府、州、县大小官吏“一体遵奉施行，俱毋违错”。令既下，“郡邑吏凛凛竞饬，若非往日人。赇者则望风解印绶去，权豪势宦，敛手屏息，至移他省避之”①。
二曰勒令退田。应天十府州强宗巨室数多，土地高度集中，是造成当地阶级矛盾尖锐的重要原因。嘉靖以来，兼并之风更为盛行，各地乡官豪绅无不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大肆掠夺田 4 产。其中比较普通的一种形式是通过“投献”侵占农民的土地。由于该地赋繁役重，“每一役出，辄破数大家。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①。至于其他小民之田产，为奸民籍而献诸势要归其所有者，更是“不知凡几矣”②。松江府华亭县，“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二京十二省无有也”③。其余府县亦大都如此。江南乡官的代表人物徐阶家所拥有的二十多万亩（一说四十万亩）土地，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通过所谓“投献”夺来的。在海瑞巡视各地之时，控告缙绅豪强侵渔白夺小民田产者不计其数，仅松江一地即有“告乡官夺产者几万人”④。对此，海瑞十分气愤，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适当调整土地关系，使乡官豪绅“百年后得安静”，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他坚决勒令受献者必须如数退还白夺之田，或者允许被献者赎回。对势力最大的徐阶也不例外。此令一下，四方震动。贫苦农民热烈拥护；而豪强缙绅则恨之入骨，谤议纷起，伺机报复。由于官绅势力的反抗和抵制，遂使这项改革半途而废。
三曰兴修水利。江南河流众多，湖泊交错。境内吴淞江水道，尤为“国计所关”，纵贯苏、松两府，穿越吴县、吴江、昆山、青浦、嘉定五县。由于长期失修，淤积不通。屡议疏浚，迄无成效。民有谣曰：“惟是海龙王始得开耳。”河道涸塞为陆，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海瑞巡抚江南时，恰遇暴雨不断，吴淞江泛滥成灾，广大农民衣食无着，纷纷背井离乡。海瑞通过民间私访和实地勘量河道，提出用“以工代赈”（即按工给银、救济饥民）的办法，一面赈济救灾，一面修复水利。
①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0 页。
①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60 页。
②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乡官虐民之害》。
③ 《被论自陈不职疏》，《海瑞集》上册，第237 页。
④ 《被论自陈不职疏》，《海瑞集》上册，第237 页。
隆庆四年正月初三日，召集饥民正式动工修吴淞江，至二月二十日告成，全长八十余里。又以三吴入海之道，南止吴淞江，北止白茆河，“若止开吴淞而不开挑白茆，诚为缺事，难免水患”①，于二月初九日集众兴工开挑白茆河，至三月底完工。总计救济饥民数十万人，而用银不过
五、六万两。且所用钱粮，皆为历年导河夫银、巡抚衙门赃罚银以及部分义捐的“赈济谷”。“不取之民，不捐之官”。官“借饥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银米之需而荒歉有济，一举两利”②。海瑞还劝民在吴淞江旁垦田四十万亩。两河开通，不仅太湖之水直入于海，滨海诸渠皆得以引流灌溉，而且旱涝有备，水患可除。“吴民永赖，乐利无穷。公之开河之功，创三吴所未有也”③。就是当地竭力反对海瑞的官绅们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功劳。说：“隆庆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农，即开吴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担当，安得了此一大事哉。”又云：开河费用之省，皆由“海公清白、不妄用，又用法严也”④。根除水患，是海瑞在应天巡抚位上最有成效的政绩。
此外，针对江南官户多、优免户多，转嫁赋役十分严重的现象，海瑞在推行“一条鞭法”时，尤其注意均平赋役，制定《钱粮册式》、《均徭册式》，减轻农民负担。同时，认真严治刁讼，平反冤狱。时人评曰：海瑞抚江南九阅月，“而天下财赋之原，肃然一清”①。
海瑞巡抚期间实行的虽然只是局部的改革，但已经触犯了江南官绅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大肆攻击和极力反对，纷纷指责他“第一不知体”、“不识时务”、“不近人情”、“管闲事”，甚至投匿名信，进行威胁。不仅如此，他们还和朝廷内部的一些人上下勾结，“共思逐公自便”②，千方百计要把海瑞赶走，以便改变他所实行的政策。
隆庆四年（1570）正月，正当海瑞领导大批饥民破土修浚吴淞江，江南“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③的时候，刑科给事中舒化首先发难，上疏指责海瑞在巡抚任上“迂滞不谙事体”，所立条例“非人情”、“出寻常之外”、“创新奇之法”，提出只宜与两京清秩处之，而不可重用。穆宗没有同意，仍“留抚地方如故”④。接着吏科给事中、嘉兴人戴凤翔受徐阶指使， 5 劾论海瑞“不谙吏事”，“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不可一日居地方”⑤。海瑞向来以刚为主，挺立于世，对于戴凤翔之流的无耻攻击，他针锋相对上疏辩明，用大量的事实予以驳斥。指出戴凤翔疏中所言，“无一字是臣本心，无一事是臣所行事迹”，纯属“诬妄”，“逞己邪思，点污善类，不为“报国”，而以“行私”⑥。
① 《开白茆河疏》，《海瑞集》上册，第233 页。
② 《开吴淞江疏》，《海瑞集》上册，第232 页。
③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1 页。
④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四。
①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67 页。
②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65 页。
③ 李贽：《太子少保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47 页。
④ 《明穆宗实录》卷四一，隆庆四年正月壬午条。
⑤ 参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2 页；《明穆宗实录》卷四二，隆庆四年二月癸亥条。
此时，与海瑞有夙怨的高拱东山再起，以吏部尚书入阁柄政，从而给海瑞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重重的阴影。吏部见到戴凤翔的奏疏以后，以海瑞“志大才疏”为由，罢其应天巡抚的职务①。消息传出，江南小民“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②。隆庆四年二月十五日，改为以原官总督南京粮储。当海瑞将赴南京粮储之际，高拱又从中作梗。三月二十五日，穆宗诏令裁革南京粮储都御史，以其事归南京户部侍郎兼管。海瑞被迫上《告养病疏》，明确表示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提出希望，曰：“臣二经论劾，众口呶呶，臣尚执己为是，臣实见得是也”；“臣叨任巡抚，凡所施为，竭尽心力，一皆采访民言，考求成法，民利与兴，民害与除，不可易也。伏愿皇上所敕新任抚臣，勿以臣受谤而轻改臣事”。同时，恳乞“赐臣回籍，永终田里”③。上允其请。四月，海瑞离开南京回琼山老家。他自四十岁跨入仕途，至此十有七年。俸禄所余，仅置居第一区，值一百二十金；租田十亩，其他皆无所增益。其清苦如此，在当时的官僚中是罕见的。
⑥ 以上见《被论自陈不职疏》，《海瑞集》下册，第237—240 页。
①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67 页。
② 《明史》卷二二六《海瑞传》。
③ 见《海瑞集》上册，第241—242 页。
第六节退居林下，关心国事
海瑞罢归山林，但并没有消沉下去，心里依然关心国事。在田里闲居的十多年间，尤以吏治为急。经常为地方府县官员指点政令得失，痛斥贪官污吏，每一次都是“侃侃条陈，毫无忌讳，耻为面谀，罔及其私”④。他向琼州分巡道提出清丈土地、平均赋役的方针办法，亲自草拟条例，绘制图样。有一个书吏出于敬慕之心少计海瑞家一亩八分地，他发现后立即予以纠正。上书两广军门，严斥官军无能，以致倭寇猖獗，地方遭残，提出御倭剿倭的策略。隆庆五年，史际升任浙江布政司参政，他先后两次去信详陈地方安危和自己在淳安的施政经验。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卒。六月，年仅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是为神宗，次年改元万历。同月，宦官冯保以两宫懿旨将高拱逐出都门，张居正与冯保相结，出任内阁首辅。居正当国，“惮公（即海瑞）刚直”。万历元年（1573）正月十一日，吏科都给事中雒遵上疏推荐海瑞，吏部谓：“海瑞秉忠亮之心，抱骨鲠之节，天下信之。然考其政，多未通方。只宜坐镇雅俗，不当重烦民事”①，拒绝起用。
万历元年二月，为京师会试之期。张居正以子托会试总裁、大学士吕调阳，一时物议沸腾。海瑞闻之，立即上书吕调阳，曰：“今年春公当会试天下士，谅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岳（按：即张居正），太岳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干公也。惟公谅之。”②时，神宗登极伊始，一再欲起用海瑞。海瑞则因这事得罪了张居正而不得出山。万历五年，张居正以父忧起复，朝廷内外更加议论纷纷，江南宁国人吴仕期出于义愤，暗中用海瑞的名义，拟疏指责张居正父死“夺情”，不遵制回籍守孝，是贪图禄位、不行孝道、不忠不义，并私拟罢张居正、召海瑞为相的圣旨。尔后，吴中好事者又进一步将吴仕期所拟的“奏疏”和“圣旨”合刻刊行，广为传布。江南人见之，信以为真，举手相庆，谓“朝廷以安车征海公相矣”①。此事本与海瑞毫无关系，张居正闻之则大为震怒，不但兴大狱，株连无辜，而且特地派御史渡海到琼山探察海瑞的行迹。海瑞居于京城万里之外的深山老林，消息不通，对张居正父死夺情、吴仕期伪造奏疏之事，确实一无所知，他不卑不亢，以实相告。御史没有抓到任何把柄，空手而回。可是，张居正并没有因为无隙可寻，就此罢休，而是凭借手中的权力，百般阻挠，拒不起用海瑞。
④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4 页。
① 《明神宗实录》卷九，万历元年正月戊戌条。
②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3 页。
①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70 页。
第七节任劳任怨，一生清贫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逝世，张四维、申时行相继为内阁首辅。万历十三年正月十日，七十二高龄的海瑞，因众望所归，被起复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二月十一日，诏改南京吏部右侍郎，由正四品升为正三品。这时海瑞已经过了七十致仕之年。闻其复起，众人多举手加额，亦有劝其辞退者。海瑞思虑再三，最后在“主上有特达之知，臣子不可无特达之报”②的“忠君报国”思想的驱使下，于二月二十八日“欣然离家”，渡海北上，结束了整整十六年的闲居生活。
五月十二日，赶到南京吏部右侍郎任上，因吏部尚书丘橓未曾赴任，由他主持部事。海瑞留心吏治，至老不倦。一上任就以当年的作风，洞察时弊，首先抓住五城兵马司扰民问题，颁布《禁革积弊告示》，严禁侵用里甲，摊派物品，勒索钱银。指出：“以五城之人，当千百官大小用度之害，侵用里甲，朝廷历历明禁。..今后如有部议之外，仍前票扰者，虽小费一分一文不及先日万分之一，亦不姑恕”①。万历十四年二月，晋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以“民困火甲，所从来远”，旋禁旋废，令而不行，特制定《夫差册》，均徭役，苏民困。是册，“上考法度，下酌人情”，应存应革，一一明文规定。“有册外取一物一夫者，先执其将票之人，参奏候旨。兵马司暗地奉行，地方总甲私为科派，一同处治”。部院科道官亦要互相监督纠正，不得官官相护②。同月，恳乞致仕。又上《一日治安要机疏》，谓：“今日贪墨为奸，毫不可纵。欲使百姓安乐，其于守令务极选，欲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抚按，而致望部阁大臣，乃归本于君身”③。并主张恢复明太祖“枉法八十贯绞之”律令和“剥皮法”等重刑，严惩贪官污吏。
《一日治安要机疏》一出，同样遭到反对派的责难。三月六日，山东道监察御史梅鹍祚上疏曰：海瑞言“今日刑轻，而侈谈高皇帝剥皮囊草之法者。以清平之世，创闻此不祥之语，岂引君当道志于仁者哉”④。四月，向以“凌士纳贿”、“贪污狼籍”闻名的南直隶提学御史房寰，采取“以攻为守”、“先发制人”的伎俩，也操着梅鹍祚的腔调，疏劾海瑞“莅官无善状”，主张恢复国初重典是“妄引剥皮囊草之刑，启皇上好杀之心”。七月二十二日，吏部办事进士江南人顾允成、诸寿贤和湖北人彭遵古联名上疏，为海瑞辩诬，认为他是“当朝伟人”，房寰是“不识廉耻二字”的伪君子，并揭露房寰欺君罔上的六大罪行①。神宗降旨，一方面 7 责斥房寰所论“不当”，另一方面又严责顾允成等三进士尚未授官便出位言事，“是何事体？好生轻肆！姑各革去冠带，退回原籍。且令各衙门堂上官约束办事进士，不许妄言渎扰”②。海瑞见正义不得伸张，奸贪之徒姑纵不治，振风肃纪毫无希望，遂连续上疏，乞归田里。谓“年七十有四非做官时节，况天下事只如此而已，不去何为”③。至万历十五年（1587）九月，疏凡七上，皆不允归。入秋，病情渐重，又不服药。万历十五年十月十六日（1587 年11 月15 日），卒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享年七十四岁，无子。赠太子少保，谥忠介。
②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2 页。
① 见《海瑞集》上册，第288 页。
② 《海瑞集》上册，第291 页。
③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71 页。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二，万历十四年三月辛丑条。
① 详《三进士申救疏》，《海瑞集》下册，第625—630 页。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一七六，万历十四年条七月乙卯条。
海瑞极力把“忠君”与“爱民”调和、统一起来，由此形成他的矛盾性格，并招致统治阶级中腐败势力的攻击和迫害。他为了“利民”、“裕民”，而“一意约己”、任劳任怨，一生清贫。至死仍“无一语及身后事”④。他身为都察院都御史，官秩正二品，可称得上是个有名的大官。然而，作古之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室中惟有葛帏敝籝，俸金十余两（另说一百五十两），旧袍数件，其清贫苦境，为寒士所不堪。王用汲见状，不禁泣下，率同列捐金治棺。百姓闻之，奔走相告，扶服悲号，罢市数日，哭声震天动地。及“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哭而奠者百里不绝，家家绘像祭之”①。史家的描写，虽有溢美之词，但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海瑞的著作，均已辑录在《海瑞集》。
③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3 页。
④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3 页。
① 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6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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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
作者：走刀口
朱永嘉生于1931年，早年师从谭其骧、周予同等文史名家，据他自述，“*”前不久，吴晗曾打算收他当弟子，但没多久，他便进入上海市委写作组，作为姚文元的明史顾问，炮制出《评新编历史剧》一文。
“*”十年，朱永嘉担任上海市委写作组组长，这个写作组取名“罗思鼎”，谐音“螺丝钉”。朱永嘉堪称姚文元、张春桥的御用笔杆子，朱维铮评价说：“评《海瑞罢官》如果没有朱永嘉的出力，姚（文元）再有水平，也不可能写出来。”可见其对姚文元的重要性。 1983年，因为“*”时期的作为与经历，朱永嘉以“反革命罪”被判入狱14年，1988年，57岁的朱永嘉保外就医，出狱后开始写作著书，著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论曹操》等书，并不断发表关于当年的回忆录。2015年4月，朱永嘉新书《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出版。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朱永嘉提出“从根本上讲，制度是人类长期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产物，是人类社会自身演化而成的，很难靠某个圣人设计而成型并流传不绝”。全书也以此为基调展开论述。 以朱永嘉的视角看，明太祖朱元璋起于草莽，创业维艰，明朝的典章制度继承于汉唐传统，虽修修补补但所存不多。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制度时，期望为子孙后代打下万世永固的江山，所以从国家层面建法立制，从家族层面制定祖训，并反反复复劝诫子孙要遵从自己的告诫，然而大明王朝最终还是没按他的设想走，他的诸多理想与制度设计转眼就成了明日黄花。
接班人逐渐“废物化” 朱元璋当皇帝之前，就十分重视培养接班人，刚称吴王时，便为世子朱标延请浙江宿儒宋濂，为其传经讲课，随后还让朱标回老家扫墓，用心良苦，在世子出发前，朱元璋不忘劝诫说：儿子啊，你生在富贵之家，习惯了“买买买”，现在我派你下乡，去感受乡村小路到底有多难走，升斗小民为吃饭穿衣要多艰辛，到了咱祖宗住的地方，千万记得问问乡亲们，讲讲你爹当年起兵之初，创业是有多么的不容易啊。 除了嘴上的教导，朱元璋还给朱标请了大明朝最豪华的老师群体，比那个什么“第一小学”不知高哪里去了：“总理”李善长兼任太子少师，“国防部长”徐达兼任太子少傅，“国防副部长”常遇春兼任太子少保。朱元璋作为白手起家典范，自然知道光说不练假把式，于是他常常让太子参与政事，从小就进行社会实践。
按朱元璋的设想，太子经过这番磨练，自然就能当好接班人，但他忽略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儿子朱标没活过自己，早早去世，二十年的重点培养全部付之东流。无奈之下，朱元璋只得立朱标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不过朱元璋却没
时间来培养孙子怎么当皇帝了，这个生长在帝王之家的皇太孙，性格懦弱仁慈缺少锻炼，皇帝没当多久就被叔叔朱棣赶下了台，看起来他不是一个好的接班人，朱元璋努力建设的接班人制度也以失败告终。 朱棣当了皇帝，虽然接班的来路不正，但好歹也是个精明强干的接班人，大明王朝也在其治理下蒸蒸日上，自然，朱棣当了皇帝，也要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朱棣有三个儿子为徐皇后（徐达之女）所生，朱棣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结果没多久他的儿子们便为了接班人地位发生矛盾，汉王朱高煦因有战功且身强体壮，想取朱高炽而代之。朱棣当了二十三年皇帝，朱高炽当了二十二年太子，其间朱棣多次有换接班人的打算，朱高炽不得不战战兢兢生活，“忍”了二十多年，结果当皇帝没多久就去世了，皇位传给了皇太孙朱瞻基，“靖难之役”差点再次上演。 总结明初皇位的更迭，可以看到，有实力者都觊觎皇位，甚至夺权成功，太子想要顺利继承皇位需要经历颇多风浪，对于明朝处理权力争斗的种种争夺，朱永嘉认为，这皆源于国家权力无法分割，“遗产尚能在诸子中均分，而皇权是惟一的，无法均分，故藩王拥兵就必然引起皇权的争夺”。 明宣宗以后，明朝皇帝的接班人年龄越来越小，明英宗即位时九岁，明宪宗即位时十八岁，明武宗即位时十三岁，按今天的标准，他们全是未成年人或刚刚成年，完全不熟悉社会的运行规则，自己尚且是个孩子，根本谈不上怎么治理国家，而这个时候国家要保证不乱，就需要另外一批接班人，这就是大臣群体。 老朱当上皇帝后，疯狂诛杀功臣，导致“靖难之役”时建文帝无人可用，朱棣当了皇帝，对老臣还算好（对前朝大臣则是另一码事），所以他死之后，给后人留下了不少贤臣良将，如著名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薄，他们在皇位交接的过程中，起到了稳定大局的作用，然而他们生前并未注意要培养接班人，等到年老时想到了要培养接班人时，已经为时晚矣。杨士奇杨荣三人是四朝老臣，又有太后支持，因此王振也要忌惮几分，等到他们去世，接替者曹鼐等人就完全制衡不了王振，于是土木堡之变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因此，对于大明王朝来说，接班人不但指皇帝，还指大臣们，随着明王朝的发展，不但接班的皇帝逐渐沦为“废物”，大臣中也难得出现名臣，明王朝的接班体系走向了崩溃。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企图由皇帝独揽大权，以保证朱家天下能长久存在，但在他有生之年，庞大的国家运行都使他感到力不从心，到了他的儿子朱棣时，就不得不借助内阁大臣一起办事。在制度设计上，朱元璋了为了避免前朝父子相残的局面，规定东宫不允许有自己的班子，结果使得太子长在深宫，长于妇人和宦官之手，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实践，逐渐成了一群“废物”。 作为大明朝重要支柱的大臣群体，也没有做好新老交接，接班的大臣一个比一个差，没有好的臣下辅助，皇帝和内廷没了制衡，结果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荒唐事。
军队难免“战五渣” 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深知武人的厉害，建国之初便诛杀功臣，并制定相应制度，防止武人势力坐大，威胁朱家江山。在制度设计上，明初皇帝从京军、卫所、军事管理系统三方面入手，围绕一个目标：既要保持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又要防止武人干政，以免方镇林立的局面出现。 在京军方面，建立皇帝亲自统帅的亲军，前后设立亲军二十六卫，其中以锦衣卫最为出名，锦衣卫作为皇帝最贴身的侍卫，常伴君王左右，权力非常大，人数多达一万七千余人，大臣都处于锦衣卫的监视之下，以至于朱元璋想抓捕谁，就如同老鹰抓小鸡一样，大臣毫无招架之力。 在地方军队上，朱永嘉认为明朝卫所制是继承了唐代的府兵制，具体就是从户籍上划出一部分人口，作为兵籍，免除其他方面的赋税徭役，世世代代服兵役，明代军户地位低下，远不如农户，逃亡非常普遍，明初一个士兵想要脱离军籍，都得朱元璋亲自干涉。
明朝中后期以后，卫所制度进一步衰落，军队士兵不但要服兵役，还成了徭役的对象，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嘉靖时期，俺答入侵，禁军只能征召四五万人，还都是老弱病残，还没见到蒙古军队就吓得流泪哭泣，这样的军队怎么上阵冲锋呢？ 万历之后，明朝的卫所制度名存实亡，军队连“战五渣”都不是了，政府打仗只能靠募兵，可募兵要钱，那只能从农民身上搜刮，结果不断加派练饷、辽饷，逼得农民四处逃亡，最终压垮了明王朝。 有明一代，军队地位低贱，所有人都看不上军官，军队的将帅连个步兵都不如，谁还愿意领兵打仗，最终军事力量瓦解，明朝也就失去了支柱。朱永嘉的结论是，“明王朝的崩溃与卫所制度的败亡相始终。”
国法家规最终成了“废纸” 相比于那些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人，朱元璋还是十分重视法律制度建设的，刚称吴王时就命令李善长等人制定律令，称帝之初即洪武元年正月，《大明律》便颁行，在国法家规的建设上，朱元璋主要从两个层面入手。 其一是颁布国家法律，如《大明律》，此律在洪武年间经过数次修改，至洪武三十年正式刊布，有明一代，《大明律》都历代相承，后人也不敢修改。《大明律》之外，朱元璋还颁布了《大明令》，与《大明律》相辅相成。
除了成文法外，朱元璋还将自己当政时期处理的大案要案以汇总的方式公布全国，取名《御制大诰》，朱元璋还以大诰为读本，在全国进行普法教育。除了这些法律条例外，明朝还有许多条例榜文，例如《充军条例》、《真犯、杂犯、死罪条例》等。 其二是制定家规《皇明祖训》，对于子孙后代在宫廷生活、处理政务、政治安保、后宫开支等方面做出严格规定，并且要求子孙后代务必遵守，不要自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篇2：《大明王朝》读后感1 白塔倒了，爷爷走了，翠翠孤独了。――《边城》
严党倒了，嘉靖走了，海瑞沉思了。――《大明王朝》
乡村田园的清新，边城农民的淳朴，在大雨过后成为历史；挖肉补疮的惊心，民不聊生的惨状，在血腥争锋后归于沉寂。不同的故事，气象的殊异，给人以淡淡的，咸咸的滋味。
故事翻阅了两遍，第一遍是无滋无味，因为只是当做故事。第二遍，也是当做故事，不过多了一些回味。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故事。就像官场本是故事，柴米油盐也是故事。
无为而治，是老子的为人之道，被后辈参作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通行之道。都言知识就是力量，殊不知能运用知识才是力量，毛泽东的见解极为深刻。一把刀，切菜便是正途，杀人即是逆行。知识多少，道理深浅，其实并不重要，而在于使用的人。百姓的力量用好了便成就新中国，放弃了就只能躲在台湾岛。你说是命之使然，我说是不知用道。
嘉靖帝自诩汉文帝第二，来个无为而治。整天修仙成道，拜像坐蒲，一帘隔绝世外，双耳聆听四方，无为得坦坦荡荡。不知是故事的有意渲染，还是打坐静心的神效，多少事情，几许道理他却洞若明镜。严党兴风作浪，吕芳仁慈忠心，裕王战战兢兢，自己故弄玄虚，他都知道，只是不愿说。因为皇帝，没有人敢揭他的短，只有与日月同辉，宇宙共寿的青词赫然于黄纸，印入眼帘、轻击心弦。
二十多年不上朝。伫立精舍，隔着帘子，听着珠响，他习惯于内阁与司礼监的交涉的氛围，木然于内阁成员之间的唇枪舌剑，欣然于大把大把银子的来龙去脉。有人说，嘉靖是身兼皇帝与户不尚书两职，对于经济，他的敏感，与对算盘珠响的欣然都塑造着这位皇帝对他所主持的朝局的关注形象。毕竟，他想治国，却还想无为。他知道经济是国家的一大根本，这点上，他从不糊涂。 他为国主，亦为人父。他亦有情感的抒发，而不仅仅是冷冰冰的主宰能力。裕王诞下的皇孙，即后来的万历皇帝，每一次见到，都以老人慈爱的神态待之，还戏谑地让孙子猜出“皇帝抱孙不抱子”的俗语。因为这个孩子，龙颜大悦，裕王的位置更加稳固。呵呵，命运使然，如今的孙子，多年之后的皇帝竟学着爷爷的模样，二十七年不上朝，是无为而治的魅力，还是受了爷爷的影响？
对于疼痛，惯用的方法便是止痛。疼痛难忍，哪怕止痛之后死去，也愿意。在癌症晚期，疼得死去活来，都愿意用镇定剂麻醉和缓解，毕竟安然地离去比忍痛折磨更舒心。生理上的病痛既会产生肉体的折磨，更会连带心理的不安。因此，一有病痛，便想着法子去排除病痛，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毕竟，疼痛向来令人胆寒。
千疮百孔的大明朝，到处流着发出恶臭的脓水。庸医，清理了一下伤口，开了点药，便完事。好了，皆大欢喜，还落得个“妙手回春”的誉号，治不好，便是累疾难愈，回天无力。习惯了，便是无可奈何。谁都不愿追根溯源，毕竟大动作岂止是伤筋动骨，更是遍体鳞伤，况且谁有如此的大能耐，一针见血，药到病除。也许，还没整治，就一命呜呼了。悲哀，不过如此。神医妙手太少，就算有，也不愿或不敢坦诚待医。顽疾久已！就让脓水尽情的流，实在不行，上点药。大明朝如此，你我何尝不是？
严党有如蛀虫，慢慢吸噬着苟延残喘的国家，结党营私，中饱私囊，于国于家不管。还借着皇帝的名号招摇撞骗，喜滋滋地在家里数钱、欢笑。皇帝有知，却也无可奈何，即是对无为而治的考验，又是一种投鼠忌器的无奈。他知道，毕竟还有一股清流在奋力抵抗。劳心劳力，不如自生自灭。他有着他的神仙梦，一旦得道，便是月明花开，所向披靡。小小的大明朝又能如何？于是，无奈着，也放纵着。
历史知道，兴衰交替，朝局变化，势在必然。不紧不慢，不哭不笑，任由柴米油盐浸染生活，全凭尔虞我诈充斥官场，随意欢笑骂语四处蔓延。
他，是历史的必然，还是时代的巧合，站在了历史舞台的前沿。小小的教渝，被拖拽着进入浑浊的泥潭。他不欢笑，也不惊惧，准备轰轰烈烈地干上一场。无论从事什么，都有风险，何况朝夕两重天的明朝，还有只手遮天的严党。几次将家人托付，为国尽忠，势必淡了尽孝。但既然张居正所言，如为国捐躯，公之母亦国之母。舍身成仁，不过头点地，而且忠孝两全，古之大丈夫夫复何求？他欣然。
当最后一份“贺表”全呈于嘉靖面前时，他心花怒放了。气韵的祥和陪衬着嘉靖的“登仙”，文武百官喜气洋洋得叩在殿外，等着吉时一到，便俯首朝拜，满心称颂。有意无意地翻开他的贺表，顿时急火攻心，怒发冲冠，借着修道的定力看完了所谓的“贺词”，再也忍不住怒火的迸发，声嘶力竭地喊着捉拿。群臣立刻惊呆，从未见过如此龙颜大怒。大事不妙！他显然触怒天威，什么结果不言而喻。
“靖孚言，正人心。”他斩钉截铁。哪怕在皇帝面前。他算是重重揭开了大明朝的伤疤，撕开了嘉靖的脸颊。他要让脓水流尽，他要寻找病根，他要天翻地覆。在皇帝即将“成仙”之际，肺腑坦言，激怒天颜。多少人说不该，我觉得亦不该。有事不急在那神圣的一刻。可他，却硬往枪头上撞，哪怕头破血流。他的白皮棺材，为他备好了归宿。那让嘉靖情何以堪？让百官如何应承？让故事如何收场？不过一死，在他看来，如此的简单；在嘉靖看来，如何的心伤？在群臣看来，如此的难堪。 糜烂的大明朝，已经被血淋淋的伤疤照的无地自容，因为那个他。而嘉靖，更是尴尬的一无是处。也许除了信奉长生的信念，他内心却有着一丝疑虑，究竟人能长生吗？他没死谏之前，一切都是如此的风调雨顺，百官已经默认了神仙般的皇帝，自己的正果也即将修成，位列
仙班是志在必得。尽管有多少的自欺欺人。可谎话说了一千遍，便成了箴言。于是飘飘然地做着神仙梦。可，梦还没完，便被深深地吵醒了，且还被告知，这就是一个梦，只是一个梦。
他，不顾生死地劝说暗讽，本心是为了江山，为了社稷，为了黎民，为了百姓。可在嘉靖眼里，他并不是剖心示忠的比干，因为自己不是纣王。为何闹到如此地步，嘉靖的几乎晕厥、吐血像是大明朝的预言，命不久矣。他为何还要如此地对待一个真正将死之人。嘉靖也不过是个老人，一个犯了糊涂的老人。何必在这个节骨眼上犯众怒？惹得人伤心碎？他一个人，也改变不了大局揭开了伤疤，谁来治愈？李时珍不行，他医的是身病，国疾他束手无策。嘉靖也救不了，已经病入膏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这句话对他来说，已经不适用了。那么，何必要折磨这一个老人，就算他真的“成仙”，他的阳寿已然不多，过了也就过了。既然严党已倒，说明嘉靖已悔过，而且大蛀虫已拔掉。对一个老人何必如此残酷？
嘉靖毕竟还是个仁慈的皇帝，他并没有直接斩杀谏臣。他经不起折腾了。他本来就不想折腾。这一闹，伤了他的心，他是明白是非的。可最后的安详还是被搅扰了。他的悔过，本来可以在修仙退位以后，可如今什么都没了。他算是看透了，也清醒了。自己执着了一辈子，还是输了。他的过错，也就无法自在偿还了。
他叫海瑞。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刚正不阿，造福万民。敢于和恶势力斗争，敢于为民请命。更敢于备着棺材义无反顾。百姓叫他“海清天”，他自称“刚峰”，刚毅的山峰。无欲无求，便是刚。有人称他“海笔架”，刚直地面对权贵，恶吏。一封封书信，一条条谏言，只要是触怒上级与天威的，他从不牵连他人，就像他的贺词，是他个人所为，无人敢指使，也无人能够指使。连私交甚好的王用汲也不曾料想。他要落得个真干净。他一心为民，也一心为国，得罪谁也不在乎。用他的话讲， 他并不得罪谁，而是对方得罪了百姓，得罪了《大明律》。他的刚毅令人叹服，他的智谋令人折服，他的赤心令人自叹不如。他，我行我素，毫不在乎。这样一个人，贪官污吏，恨之入骨；百姓，戴之如神；嘉靖，愤怒又叹服；裕王，无奈又佩服。
他终究没有死。故事中因为嘉靖的仁慈，因为黄锦的瘸腿，过了午时三刻，他得到解放。可他没有喜笑颜开，没有欢心奔跳，因为他知道，任何人都有随时被杀的可能，何况一个犯了众怒，触怒龙颜的罪臣。可他，也不惧。如此一个人，真是令人既爱又恨。
皇帝没有刻意地责罚，也许有着上天的惩罚在先。活蹦乱跳的女儿溺水身亡，妻子因此而流产，盼望已久的儿子便付之东流。好不容易保住了妻子的性命，却落下了一身病。神医的相助，又使海家有了继承香火的希望。三代单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阴差阳错地，厄运再一次地降临到海家，这一次，连妻子都悄然离去。是不是太残忍了？究竟是谁的错？难道是一命抵两命？是不是海瑞的侥幸换得了老母的无依，妻子的离去？这个故事，略显凄惨。我们都盼望着海瑞不死，玩笑却开在了他的家里。试想，如果他不死谏，成全了嘉靖的成仙梦，嘉靖也不会生气吐血，也不会招陪伴在海妻身边的李时珍，那么难产的母子也会平安无事？唉，因果相随，海瑞成全了自己，却也送葬了家人。他的刚直赤心令人佩服，但他实不该犯天颜，破家人。他可以毫不在乎，可让我们如此的揪心与无助。
肉体凡跆的嘉靖终究躲不过牛头马面的勾锁，龙驭殡天了。也许，在另一个世界，他就是太上真君，慧眼看着波澜起伏的人间，看着水深火热的民间，自在安详。神通再大，也救不了世间大众，就像曾经的嘉靖，成不了仙一般。凡事讲因缘。
这段故事，在两百多年的大明朝，只是一小段；在茫茫历史中，很是微不足道；却着每一个朝代的心酸，贪官、清流，有缠绵悱恻的爱情
篇3：大明王朝的历史地位——是伟大、平常、还是窝囊？
ZT：大明王朝的历史地位——是伟大、平常、还是窝囊？
若论及中华帝国，每每必称强汉盛唐，是以中华主体民族自称为汉人，所以出国谋生者乐意被称为唐人。就连中华帝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仰仗着时间上的接近，依靠众多清宫戏的推广，与史上所谓康乾盛世的宣传，也使得大清朝曾经的辉煌深入民心。但若论及明朝，大多数对史实了解不多的民众，其印象往往停留在太祖皇帝朱元璋的和尚出身及其传奇的江湖经历，朱元璋谋士刘伯温堪比诸葛亮的神秘智谋和众多民间传说，接下去在永乐皇帝时期的郑和下西洋，史书上是大书了一把，而在民间却也无甚反响。郑和那个庞大的海上多国旅游团并没让老百姓觉得有多荣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然后呢？然后抗倭、援朝、张居正革新，这些算得上明朝的大事，在老百姓眼里，却始终不得和汉武帝征匈奴，唐太宗灭突厥相提并论，比不得文景之治，比不得开元盛世，远不及大宋朝的光景，甚至远不如后世的康乾盛世来的光辉灿烂。悲哉！眼看着大明朝日落西山，却留下一幕幕宦官乱政、贪官当朝，掌柜皇帝、木匠皇帝前赴后继，一直到满清叩关，李闯进京，煤山上生不逢时的崇祯皇帝仰天无助，命丧老槐树，大明朝始终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奇闻怪事演连连，就是与辉煌沾不上边。
可怜的大明王朝，窝囊的大明王朝，无所作为的大明王朝，令人啼笑皆非的大明王朝，一统中华近300年的大明王朝！驱走蒙元，光复汉室，那是何等的功劳？然而成功如斯失败亦如斯，得而复失，还政满清。大明政权得之于异族又失之于异族，作为最后的一个汉民族正统王朝，大明王朝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地位？
第一、复兴汉室之功。中国古代史自秦一统中国，至蒙元之前，几十上百个封建王朝，也仅有两汉、隋唐完成了称的上合格的国家统一。（我对合格的定义是：新王朝的国家行政区域基本覆盖或到达了历史上的中华王朝最大行政地域）两晋、两宋则只是统一了汉家地盘，其中的东晋、南宋更是汉室天下也只得半分割据。而大明王朝的统一中国，基本上是合格的统一，尤为难得的是，对照历史上的国家统一者，在明以前从来都是北强南弱，秦向东灭赵燕一统北方后，最后南征打败曾经国力远在秦国之上的齐楚两国而完成统一；刘邦封汉王据汉中，出陈仓小道奇取关中后，再向东向南击败不可一世的霸王项羽，逐一灭掉各个异姓割据王国而完成统一；隋皇杨坚本北周外戚，既夺取北周政权后，南征灭陈而完成统一；唐朝建国与隋朝颇有雷同，高祖李渊本是炀帝表兄弟，奉命留守太原，在隋末大起义的潮流中顺势而动，由北而南的完成了国家的统一。而明王朝的缔造者朱元璋，却以一个曾经和尚的身份，追随元末白莲教和红巾军起义的潮流，凭着自己的才干和某种程度的运势，从平头百姓到义军小头目；从攀上郭子兴这棵义军江淮首领的高枝，到羽翼渐丰最终团结领导起这支义军队伍；从收拢江南豪杰名士，到依靠和利用强大地主阶层的势力；从奸灭义军内部派系分支的陈友谅、张士诚到驱逐蒙古，完成统一。朱元璋的惊天伟业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近三千年王朝历史上，他是平民*河蟹*登上帝位的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这样的人才领受并完成了*河蟹*异族统治，复兴汉室江山的功业，用王朝时代的历史观点看去，怎么不值得大加褒扬呢？
第二、融和西南之功，经略东北之劳。洪武十五年二月癸丑平云南，置云南都指挥使司。乙卯置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同治云南府。领府五十八，州七十五，县五十五，蛮部六。后领府十九，御夷府二，州四十，御夷州三，县三十，宣慰司八，宣抚司四，安抚司五，长官司三十三，御夷长官司二。北至永宁，与四川界。东至福州（应该是贵州吧），与广西界。西至干崖，与西番界。南至木邦，与交址界。距南京七千二百里，京师一万六百四十五里。 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五万九千五百七十六，口二十五万九千二百七十。弘治四年，户一万五千九百五十，口一十二万五千九百五十五。万历六年，户一十三万五千五百六十，口一百四十七万六千六百九十二。这是清人张廷玉为主编修的《明史》上的一段，云南布政使司的设立，充分完全的对这个国之西南的重要地域实施了行政管辖。虽然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因为秦汉时代甚至更早些的楚国时代就有了治理西南或者交往西南的记录，但是在明王朝以前，西南的相对独立毕竟有了近500年的时光。虽然前朝蒙古人已经把西南纳入国家领土版图，但在中原蒙古王朝被*河蟹*后，残存西南的蒙古势力实际上也已是苟延残喘。除了首战曲靖还是以蒙古统帅达里麻的十万军为对手，接下来平大理擒段世，战杨苴诸蛮直到洪武二十三年讨平思伦发领头的诸蛮夷屡次叛乱，明王朝的对手已经是当地世居民族。这就一改当初两宋时期保守柔弱的国防策略，把西南纳入行政管辖，消除了类似蒙古人从西南入侵中原的隐忧，短期来说造成西南兵祸伤害民生，长期来看，大大的促进了西南的民族融和和经济发展，是有利于中华大局同时有利于西南民族地方利益的。如今云南发展水平虽然全国来说不是前列，但比之外围的缅、老等地区，还不是大大的优越了？因此，明王朝融和西南之功，不应该被忘记。
至于东北，虽然我们说自古以来就是咱的领土，但确切的说，真正正儿八经把他用行政隶属管理起来，这历史还真的不是太长。当然这不是哪个古代王朝的错，毕竟那些年代里，东北是所谓的‘苦寒之地’，半年以上的冰天雪地，谁乐意去那儿活受罪呢？别跟我们说沙俄的‘战略眼光’，他们当初也就是荷尔蒙不正常，被蒙古人欺负了，翻过身来势必加倍的追讨补偿。结果歪打正着，那地下发现资源矿藏，让他们子孙拣到大便宜了。明王朝经略东北，出发点肯定不是莫须有的地下宝藏，不是为了那块可有可无的苦寒之地，而是出于防备残元蒙古及其他部族的侵扰，是安全需要。因此，王朝早期在东北一路设置卫所，最远到达黑龙江入海口的满泾卫（奴儿干都司驻所，如今俄国的尼古拉也夫斯克）。卫所有固定场所，也有临时或根据季节移动的非常驻所。但纵如此，这种耗费钱粮却无甚受益的卫所制度在东北也坚持没多久，历史教科书上的奴尔干都司，从名称上就区别于明朝正式行政区的布政使司，只是一种军事国防需要的辖区，在确定不能为安全增加多少保障，在王朝财政不想再负担这笔支出的时候，自然就成为裁撤的首选。因此，经略东北，明王朝只能说有劳，功倒是谈不上。
第三、科学发展，工商萌芽之利。中华之所以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数千年屹立不倒，没有象古印度、巴比伦和古埃及那样灰飞湮灭，除了一般认为的地理优势：东面大海，西面高山，不可否认的更重要因素当然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优秀传承和曾经一直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能力。我们也不完全否认地利在某些时候的重要作用，比如公元前
15、16世纪中国殷商时期发生于西亚、南亚的雅利安白人大入侵事件，据史学家研究正是导致古印度文明彻底消亡的罪魁祸首。而中国西、北部的高山荒漠阻隔，正好保护了尚处童年柔弱期的中华文明免遭覆灭之祸。也有研究认为当时中国版图虽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白人入侵，但零星的文明程度和技术能力得益于西方邻居而可能优于中原华夏先民的中亚原住民白种人实际上一直不断试图侵入中原，而世居青海、甘南、川北高原的古羌人正是依仗着河西走廊的有利地理把那些入侵者挡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圈之外。这些不详细展开了，也都只能是史学界的研究罢了。但由此之后，中华文明兴起之后，春秋战国时期奠定了文明的深邃思想，奠定了文化的深层基因之后，中原王朝面临的外敌、强敌威胁并不少，匈奴、突厥、蒙古都曾经有灭中华而统天下的军事实力，但显然差距大的太多的思想、文化、技术能力正是中华在面对如此强敌时刚柔有度，最终反败为胜的决定性因素。追溯西方文明，往往不能弄清到哪一个国家是真正源头，但谁都不能否认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因为古希腊高度发达的思 想、文化、科学技术的能力是影响如此深远。而中华文明之有幸，让我们可以精神和实体合一，从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我们就是我们，甲骨文是咱祖宗的创造，百家学说是咱先贤的创造，造纸、指南针、印刷术、火药这些教科书上明白的东西就是值得自豪的中华创造。正是这种继承前人、造福后人的发明创造和科学、思想，才是中华最值得自豪的民族生命力和发展推动力。而观乎明王朝，在发展科学、发展经济上，虽不能说出类拔萃空前绝后，但却是保持了中华一贯的探索精神和创造能力。明初郑和航海，对于航海天文和沿海水文、地理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是领先世界的；小学生课本上‘万户’火箭的研制，咱不说他什么成就，单就这种精神无疑是值得夸赞和敬佩的；旅游侠客江阴人徐霞客，走遍中国大江南北，对于南方溶洞、丹霞地貌和植物生长的研究描述和沿途风物的笔记，是珍贵的历史地理信息；大医药家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贡献是巨大的；明朝中后期随着西方小规模海上侵扰和传教士的交流，对于国内火炮铸造技术、数学研究、天文研究等等起到了不小的促进。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虽然确实说不上有太多新鲜的发明创造，但总结前人经验不也就是科学、技术传承的重要途径吗？
至于明朝工商业的萌芽、发展，确实我们不能乐观的拿他和资本主义迸发期西欧伴随现代科技发明的大工业发展相提并论，我们承认源于古希腊文明的西方世界在个体的冒险和探索精神上有着超乎寻常的动力，他们较少的受到中华根深蒂固的保守教条的束缚。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明朝中后期的炼铁开矿业，瓷器烧制和进出口贸易，从养蚕到纺织成布一条龙的农、工、商各个产业，是有了比前朝更发达的技术和更大规模的存在的。这种产业的发展能否促成技术的革新进步，继而形成更大规模和更高生产效率的近代工业？甚至能否形成足够力量促进社会的整体变革？我们无法为之推测一二，因为事实没有发生，而假设没有意义，去因为假设而争论辩驳更加没有意义。
明朝并不窝囊！写下众多武侠名作的金庸先生非常令人尊重，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了他个人看法，对于明朝诸位帝王的看法，他认为虽然有个别优秀的，但平均来说那是相当大的‘负数’，也就是不但没有促进社会、国家进步，反而是拖累国家、社会进步的罪人。这个个人看法当然有他的道理，但一个王朝也不能只看他的帝王们吧？历史终归是由人民决定的，明王朝的历史，明王朝的人民是对的起他们那个时代的，是为中华作出了贡献的，至少我个人认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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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 读后感
终于看完了《明朝那些事儿》，很想说点什么，但是估计我的文字里不会有作者那样血色的幽默，只有血色的沉默。刚开始读的时候，感觉他（作者）在大话历史，常常被逗得大笑，于是常常被室友说这家伙傻（我）了。直到最后，在惋惜中，明朝亡了！才明白，他不仅在说历史，还在表明自己的观点，以很隐晦的方式。最重要的不是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不是战争，不是改革，不是镇压叛乱。在那些文官，武将，宦官，言官以及各个皇帝之中，猛人辈出，但是他一直在默默地给一种人添墨，他们被尊称为：纯粹的人。至于什么是纯粹的人，不必再解释，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为了这个信念他们可以丢官，也可以不择手段夺权；他们可以断头，也可以忍受酷刑卑微地活着。我们经常痛恨的科举考试培养出了他们，他们为百姓可以放弃几十年换来的功名，他们为正义可以蔑视权贵。而我们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又考出了什么？如果他写出了唐朝那些事儿、宋朝那些事儿、我觉得应该全部当作中学历史教材，绝对比现在的教课上要吸引学生…那些纯粹的人，是成功的，因为他们再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杨涟；还有一些人，他们也是成功的，虽然他们似乎并非纯粹的人，他们也要顺从潜规则，但是他们的目的不是从规则中获得私利，如张居正。伟大的人是经常被误解的，结果不小心就被杀头了，不要以为这很残酷，历史本来就是残酷的。一个人，不管他有多猛，不管他整死了多少人，终究是历史的一个玩偶，操控者永远是时间，不是内阁大臣，也不是皇上。所以当一个王朝即将灭亡的时候，可以惋惜但不要较真，
唯一的方法是让自己乐观起来，历史就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就是现实，拉到急救医院也不顶用。其实现实也很有趣，写日志之前是十二月二号，写日志之后是十二月三号，有趣，太有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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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之成功者所具有的特点
明朝那些事是讲的朱元璋从一个贫农到一代帝王的传奇故事，其实就我而言不是很感冒历史，总感到那些历史书籍太晦涩难懂，太难理解。但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让我改变了这些看法，原来历史也可以这么有趣啊！伴随着当年明月的幽默风趣但又不失写实的文字叙述风格我了解了明朝恢宏的历史和对朱元璋这个开国皇帝的方方面面的了解！
自己的一些看法结合别人的说法自己希望从历史中学习一些自己现实有教育意义的一些东西，其中感悟最深的就是成功者身上所具有的品格，和什么性格造成了这种成功，成功人的事迹能否复制，和有什么借鉴意义。自己的性格缺陷是什么自己离成功所需要的还有什么，有什么不足。我们能成为一个较成功的人么？至今我还无法想象朱元璋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一股什么样的力量。他有常遇春徐达这样的大将为他打江山，有刘伯温这样的贤才异士为他出谋划策，更有一群忠于他的人为他卖命。看了明朝那些事我看到了像朱元璋这样的成功人士所有的特点，这可能对我们现实生活对我们有借鉴意义。
首先时势造英雄吧，朱元璋生世坎坷，家庭是贫农，为地主家放牛，小时候最大的梦想也就是娶一个邻村姑娘做老婆，生个儿子再为地主家放牛，可是就是这样的小小的梦想也得不到满足，当时元朝统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就这样在几个月内他的爸妈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相继饿死，而死后他去求地主帮他把爸爸妈妈安葬了，可是被无情地拒绝了就这样自己的梦想破灭了自己的父母辛勤了一辈子死后连个下葬的地方都没有，要知道经历了磨难有的人一蹶不振有的却更加坚毅把困难当做了一种对自己的考验。而朱元璋就是后者如果没有种种不幸就没有后来的朱元璋。于是我们看到了经过苦难洗礼后朱元璋满脸的坚毅。
再者这样的人肯定是天生具有领导的才能，因为接受能力好，学习快，反应敏捷，有一般人没有的见解，并且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会因为大家说就是对的，少数人说就肯定是错的。懂得判断。有句话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真理总是站在少数人身上。在书中作者不止一次的提到了这一点，不仅是面对一次次艰难选择还是后来和陈友谅的殊死搏斗，都彰显了朱元璋身上这种天生的敏锐。我想朱元璋他独到的见解与自信是成就他迈向成功的一步。
其次，应该是人格魅力。一看到此人就有一种王者风范即用现在的话说这个人有气场，能镇住他周边的人，让他周边的人不由自主的对他有种畏惧。无条件的听从他的决定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跟着他有肉吃。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价值，对刘伯温等人而言可以为天下苍生谋福，而对汤和这些没什么大志向的人来讲小了就是可以得到荣华富贵，一展身手。何乐而不为呢？朱元璋在当时就是一支势头强劲大盘绩优股。
最后也是自己感到很重要的一点，朱元璋在取得一点成绩是不是沾沾自喜，和身上的一种永不满足，在经历了难以忍受的苦难之后，他的梦想再也不是取个媳妇生个娃那么渺小了，既然小的梦想不能实现何不来取得天下，让所有的人在自己的脚下，即使梦想很大也有成绩了，但朱元璋还是奉行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因为棒打出头鸟，就这样凭借自己的才能和自身的不懈努力，最后成就了一代帝王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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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有用的坏人和无用的好人。
顽强的意志是可以战胜强大敌人，朱文正证明了这一点。
这个行为的错误之处在于，牛犊并非不怕虎，而是因为它不知道虎的可怕。
当他的生存基础——暴力，被人掀翻后，他也就没有任何底牌了，等待他的只有灭亡。
这就告诉我们，每一种主张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势力或者利益的群体。
不是农民就是地主！别无选择！
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如果我当时能吃饱饭，能活下去，我还会走这条路吗？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还！
名将：军事理论→实战→冷酷→理智→判断→坚强 运气++
所以名将之路是一条艰苦的道路，非大智大勇，大吉大利之人不能为。
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朱元璋也证明了他获得天下绝无半分侥幸。
院试乡试会试殿试
乡试中获得第一名的人叫作解元。这就是三元里的第一元。
会试考试的第一名叫会元，这是三元里的第二元。
殿试中的第一名叫状元，而状元就是三元中的第三元。 秀才举人贡生
仇恨往往比爱更有生命力，历史无数次地证明了这一点。
性格决定命运
皇帝死称崩、公侯贵戚死称薨、大臣死称卒、士死称不禄、庶人死才能称死。
一个天才加上勤奋，世上还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成的呢？
真正创造支配历史的是稻田里辛勤劳作的老农，是官道上来往的商贾，是朝堂上进言的官员，是孤灯下苦读的学子。 于是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命令撤销锦衣卫
朱元璋亲自下令：朝鲜为永不征讨之国
自古有云：善用刀剑者，死于刀剑下
人不怕穷，只怕比
简单的占有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
其实演得好不好倒在其次，至少先混了个脸熟。
治世之臣，乱世之臣，救世之臣
人生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不得不玩一场绝对不能输的游戏。
即使你的敌人无比强大，即使你没有好的应对方法，但只要你有敢于面对强敌的决心和勇气，你就会发现，奇迹是可以创造的。
谁言书生无用，笔下亦显英雄！
朱元璋（明太祖，年号：洪武）→朱允炆（明惠帝，年号：建文）→朱棣（明成祖，年号：永乐）→朱高炽（明仁宗，年号：洪熙）→朱瞻基（明宣宗，年号：宣德）
解缙：《永乐大典》、《太祖实录》
(朱棣)郑和下西洋（寻找建文帝），云南人，伊斯兰教徒
悲剧，还是荣耀，只取决于你，取决于你是否坚强。
伊斯兰教派有三大圣地，分别是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
推荐第10篇：明朝温体仁
明朝温体仁
温体仁（1573—1639），字长卿，号圆峤，乌程（今湖州）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官礼部侍郎。朱由检即位初，迁尚书秩，协理詹事府事。崇祯元年（1628）冬，诏会推阁臣，东林党钱谦益指使门生给事中瞿式耜居间活动，迫使吏部把很有希望入阁的侍郎周延儒排斥在会推提名之外。温体仁素与东林没有往来，亦不得预名陪推之列。温体仁见会推不及周延儒，忖度皇帝必疑臣下结党排挤，于是发难攻击钱谦益，遂上《盖世神奸疏》讦钱谦益为浙江乡试考官时，“关节受贿，神奸结党，不当与阁臣之选”①。翌日，皇帝召集阁部科道诸臣在文华殿面询其事，命钱谦益、温体仁、周延儒等人俱至。钱谦益于枚卜阁臣之先，经过严密布置和活动，费了许多精力才将周延儒等排斥在外，却没有料到温体仁突出，以浙闱旧案劾己。文华殿面质之际，一时辞屈。崇祯帝问温体仁：“疏内称神奸结党欺君，奸党是谁？枚卜大典是谁人一手握定？”②温体仁从容奏称，“谦益之党甚多，臣还不敢称言”。接着将所知的情况一一陈奏，大略言吏部尚书屡疏乞休，杜门谢事，瞿式耜“受谦益指使，疏催冢臣王永光暂出完会推之事”③。温体仁指出，“谦益热中枚卜”，甚至“先令御史梁子璠上疏，欲令侍郎张凤翔代行会推，此从来未有之事”④。吏部都给事中章允儒出班为钱谦益辩解，引喻失当，被皇帝喝令锦衣卫卫士推出。温体仁又请命吏部尚书王永光陈述会推的实情，王永光不敢开罪钱谦益，回避其事，向皇帝奏称“皇上召问吏科、河南道（御史）与郎中耿志炜便知道了”。温体仁毫不放松，他步步进逼，言“永光是六卿之长，用贤退不肖，是他职掌，如何推到司官身上”，崇祯帝再三诘问会推实情，一时阁部六科等臣俱含糊其词，搪塞皇帝，为钱谦益开脱。在此关键时刻，礼部右侍郎周延儒站出来支持温体仁，周延儒指出，“皇上再三问，诸臣不敢奏者，一者惧于天威，二者牵于情面”，又说“大凡会议会推，皇上明旨，下九卿科道，以为极公。不知外廷，止沿故套，只是一二个人把持定了，诸臣都不敢开口，就开口也不行，徒言出祸随”。周延儒揭露了钱谦益等在会推中挟制群臣的实情。于是皇帝罢钱谦益官，令其回籍听勘，其门生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坐党，降谪有差。文华殿辩争之后不久，御史毛九华疏纠温体仁于杭州建逆祠时，作诗颂魏忠贤。御史任赞化亦纠温体仁娶娼、受金、夺人产诸不法事。温体仁再次与毛九华、任赞化等人抗辩良久。九华所谓的媚珰之诗显系栽赃诬陷，经温体仁当面诘问，毛九华词穷。而任赞化则毛举细故，排击不已。皇帝“怒其语亵，贬一秩调外”①。温体仁揭露说二人皆是钱谦益死党，皇帝亦颇以温体仁之言为是。皇帝召大学士韩爌论其事，韩爌虽心向东林，亦不得不称“体仁平日硁硁自守，亦有品望”，因枚卜一事“所以诸臣攻他”②。温体仁又向皇帝陈述，“臣通籍三十年，并无一字挂人弹章，只因参了钱谦益，攻者四起。凡可以杀臣者，无所不至。岂一人之身，贤奸顿异如此？”
① 《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
② 文秉：《烈皇小识》卷二。
③ 《瞿式耜集》卷一《奉台回话疏》。
④ 文秉：《烈皇小识》卷二。
① 《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
② 《烈皇小识》卷二。
温体仁在与钱谦益党的斗争中抗争不屈，其后，经浙江巡抚的调查，毛九华等所论体仁媚珰之诗“卒无左验”。于是皇帝对温体仁揭露诸臣结党之说深信不疑。皇帝曾召大学士韩爌，言“诸臣不忧国，惟挟私相攻”，表示要对结党者“重绳以法”①。其后，给事中祖重晔、南京给事中钱允鲸、南京御史沈希诏相继攻温体仁，孰知攻者愈力，而皇帝却愈加相信温体仁及其对人事所发的议论。崇祯二年十二月，周延儒以礼部尚书入阁。周延儒在阁，极力援引温体仁。三年六月，温体仁遂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他既仇东林，为扩大自己的势力，企图起用阉党逆案中情节较轻的王之臣和吕纯如。周延儒虽攻钱谦益，却与 1
另外一些东林士大夫有较密的政治关系，在起用阉党上，周延儒所持与温体仁有异，加上人为的挑拨，周延儒没有注意与温体仁协调其事。于是温体仁逐渐自异于周延儒，并忌周延儒位在己上，图谋取而代之。崇祯四年三月，吏部尚书王永光被劾罢职，温体仁用其乡人闵洪学代之。闵洪学与温体仁相结，在吏部奉行温体仁意旨，为之拉拢朝官。凡有过失，则归之于周延儒。周延儒因温体仁曾与自己一道攻钱谦益，又援其入阁，因之对温体仁和闵洪学的诸种做法未曾觉察。由是温体仁操纵了吏部的用人大权，在朝局中的实权逐渐超过周延儒。周延儒的追随者和东林一派人非常怨恨温体仁，吏部左侍郎张捷联络太仆少卿贺世寿等暗中布置，他们串通言路，图谋逐去闵洪学，断温体仁之左右臂，进而将其逐出内阁。于是给事中王绩灿、御史刘令誉等先后疏攻闵洪学，而兵部职方员外郎华允诚言之尤切。华允诚言称“今日之事有三大可惜，四大可忧”，指出“次辅体仁与冢臣洪学，同邑朋比，惟异己之驱除，阁臣兼操吏部之权，吏部惟阿阁臣之意，造门请命，夜以为常”①。皇帝也觉察到温体仁与闵洪学同里有私，于是罢去闵洪学吏部尚书之职，温体仁发展政治势力的动向受阻。周延儒为首辅，颇纵容家人奴客肆为奸利之事，京师舆论籍籍。周延儒旋与宦官交恶，温体仁向宦官泄露其阴事，使太监王坤攻及周延儒。温体仁复嗾给事中陈赞化劾周延儒昵武弁李元功为奸利及周延儒为悖逆之语。皇帝怒，穷治其事，周延儒大困，犹望温体仁为之解免，温体仁不应，且“阴黜与延儒善者”②，使周延儒不能获得任何帮助，被迫引疾辞职。周延儒既去，温体仁遂任首辅。
温体仁欲用逆案中人，使之转化为自己的基础力量，由于遭到东林士大夫的抵制，未获成功。此外，崇祯帝登位后，一直以翦除魏忠贤和钦定逆案自得，因之对逆案中人深恶痛绝，温体仁于是放弃了起用阉党的策略。温体仁与东林极端对立，又无法利用阉党发展势力，在政治上一筹莫展，惟与东林及不附从自己的朝臣为敌。居次辅时，曾以经筵讲章不当为词，罢去属于东林势力的礼部侍郎罗喻义，又以他事将东林闻人詹事姚希孟贬到南京。少詹事文震孟为《春秋》名家，声誉颇属，而温体仁忌之，阴阻其担任经筵讲官。既而文震孟进讲称旨。八年七月，文震孟以礼部左侍郎入阁，适温体仁以家事告假。温体仁销假后回到任上，即与吏部尚书谢升内外相结，与文震孟为难。温体仁首先借细事打击文震孟所欲擢用的都给事中许誉卿，许誉卿被斥为民，文震孟争之不得，慨叹“科道为民，是天下极荣事，赖公玉成之”③。
① 《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
① 《明史》卷二五八《华允诚传》。
② 《明史》卷二五一《文震孟传》。
温体仁乘机向皇帝报告，帝怒，责文震孟徇私挠法，遂落职闲住。文震孟去官，温体仁憾犹未释，迁怒于曾与文震孟同建言相友善的庶吉士郑鄤。温体仁利用社会上的流言，“劾鄤假乩仙判词，逼父振先杖母”①。帝震怒，不俟佐证就将郑鄤磔死，于是演成著名的“郑鄤杖母案”之纷争。关于郑鄤杖母一案在统治集团内部引起极大的争论。明末重臣右谕德黄道周因事后为郑鄤营护而被贬职。另一名臣工部左侍郎刘宗周言政事并及郑鄤事，被斥为民。迄明亡后，黄宗羲犹撰文为郑鄤辩护。总之，该案加深了统治集团的政治分裂，其削弱皇朝的统治，加速皇朝灭亡的作用是无可怀疑的。
东林后劲庶吉士张溥与临川知县张采倡立复社，其后，本来是士子读书会文的文社，逐渐变成一个政治组织。由于张溥“倾身结纳，交游日广，声气通朝右，所品题甲乙，颇能为荣辱”②。由是附丽者益众，复社之中既有倜傥非常之士，也窜入不少逐臭慕膻之徒，使文社逐渐变成势利的场所。复社等立，万历中士人结党的故态复萌。温体仁非常痛恶这群“自矜‘吾以嗣东林也’”的士子，寻找机会摧毁复社。崇祯十年，苏州监生陆文生上疏，攻张溥倡复社乱天下。苏州推官周之夔亦上疏讦奏复社在地方恣横诸状。温体仁乃欲藉之兴大狱，将这些士人一网打尽。提学御史倪元珙、海道副使冯元飏不承温体仁风旨，皆被降谪。即使
站在温体仁一边的朝臣，鉴于当时皇朝的危机四伏，也不敢贸然响应，于是严旨察究之事暂搁下来，迄复社张溥助周延儒复出任内阁首辅，这件案子才宣布撤销。
复社之事未已，温体仁又借常熟民张汉儒告发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法一事大做文章。明代官绅居乡不法原为常事，温体仁乃居中主持，严究其事，温体仁拟旨逮钱谦益、瞿式耜下诏狱严讯。钱谦益窘甚，求司礼太监曹化淳为之解免。曹化淳原为太监王安从阉，钱谦益曾因其请为王安撰碑文，曹化淳德之，故答应为之设法。钱谦益又以攻为守，行贿于抚宁侯朱国弼，使其参劾温体仁欺君误国。温体仁侦知钱谦益所为，秘密奏告皇帝，并请治曹化淳之罪。孰料皇帝颇为爱惜自己的鹰犬，把温体仁所奏转示曹化淳。曹化淳惧，请亲自审理张汉儒告讦之案。曹化淳主持下的东厂专找温体仁的差错，钱谦益的势力又多方配合，于是张汉儒被诬为奸民，案子完全翻过来。狱上，原告张汉儒被枷死，皇帝也不再信任温体仁了，使温体仁进退维谷。崇祯十年六月，温体仁引疾，藉以试探皇帝的态度，书奏方上，得旨放归乡里。温体仁用膳时得知这一消息，吃惊得掉下了手中的筷子。
温体仁为首辅八年，与朝士结怨甚深，本身又没有形成一股势力，故而不敢过分恣肆。史称其“用廉谨自结于上，苞苴不入门”①，这在士风极坏的明末时期已是非常难得的表现了。自万历以来，朝臣每以政见之异结党相攻，温体仁熟知崇祯帝刚愎自用、察察为明的特点，为固君宠，不逞己能。皇帝每访以兵食大计，温体仁“辄逊谢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驽下，擢至此位。盗贼日益众，诚万死不足塞责。顾臣愚无知，但票拟勿欺耳。兵食之事，惟圣明裁决”。温体仁经常遭到言官的弹劾，或诋其窥帝旨行事，温体仁则说自己驽下，“颂服将顺不暇，讵能窥上旨”。皇帝认为温体仁朴忠而孤立朝廷，对他愈加信赖。温体仁在位，无论于辽东的抗清兵的南下还是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未尝建一策。他向朝廷推荐的人也大多平庸之辈，苟以充位而已。温体仁则“专务刻核，迎合帝意”，故恩礼优渥，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阶左柱国，兼支尚书俸禄，时无与并者。温体仁归乡，崇祯十二年（1639）卒于家。事闻，赠官太傅，谥文忠。南明弘光时，以尚书顾锡畴议，削其赠谥。
③ 《明史》卷二五一《文震孟传》。
① 《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
② 《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
① 《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
第11篇：明朝那些事儿
《明朝那些事儿》读书笔记
《明朝那些事儿》以生动、易懂的语言叙述了自大明武太祖皇帝朱元璋起，到明朝灭亡三百年的事。从1344年到1644年自大明武太祖皇帝朱元璋起，到明朝灭亡三百年的事，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语言幽默风趣。
朱元璋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中，大概是唯一的一无所有的贫农，是通过造反才拥有了天下。他曾经乞讨过，他曾经当过和尚，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经历千辛万苦，无数次躲过死神的掌握，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最后，推翻了元朝，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宣布即皇帝位，定年号为洪武，国号为明。从此以后，天下百姓被元朝统治了68年后终于迎来了一个新的朝代。
公元1363年的夏天，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展开了一场大战，双方80万大军，几千艘战船混战36天，朱元璋以少胜多彻底打败了陈友谅，确定了他在南方的霸主地位，为他北伐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鄱阳湖大战中朱元璋发现了敌军的漏洞后，果断地攻击敌人的软肋，他的冷静、坚持与果断是他指挥军队以弱胜强的关键。读完书中对鄱阳湖战役的叙述后，我得到了以下体会：做一件事，必须要学会冷静、坚持与果断。它们让你准确地判断局势；让你在失败后能重新勇敢地站起来，而不至于崩溃；让你从困境中发现机会。
然而，朱元璋在取得鄱阳湖大战得之不易的胜利后又组织起对张士诚的进攻。朱元璋若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夺取天下的有利局势就未必会偏向朱元璋了，甚至胜利果实也会落入他人之手。因此在生活中，我们不仅要在遭遇挫折时冷静下来，往往在有所成就时也要保持冷静。我相信拥有宁静平和的心态的人必将在诸多挑战前显示出过人的自信。
第12篇：明朝李东阳
明朝李东阳 在明朝，少年时代便显露才华而后成为大官僚的人不多，成为大官僚又成为文坛领袖的人就更少。李东阳却走过了一条神童—学士—首辅—文坛领袖的道路，这是其独特的人生之路。
从学士至首辅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西涯是北京海子的一个地名。李氏祖籍湖广茶陵（今属湖南），后迁居京师。①祖父李允兴在京师服兵役，后居于此。李东阳生于京师，以西涯为号，说明他对祖父的感情很深。
李东阳自幼即能写直径一尺的大字，因而名声大振，在四岁、六岁、八岁时三次被召入宫中，这多少得利于身处天子脚下。因其年幼矮小，过殿阁需要内侍搀扶。内侍嘲笑道：“神童脚短。”李东阳随声应道：“天子门高。”一次，他和另一位很有才华的童子程敏政同时被召见，皇帝出了一联：“螃蟹浑身甲胄”，程敏政对曰：“凤凰遍体文章”，李东阳对曰：“蜘蛛满腹经纶”，都很贴切工整，且有味道。有人说，后来程敏政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李东阳当了首辅，都兆于他们所对下联。①这种宿命的立论固然荒谬，但李东阳在官场上确实要自如得多。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七《夙惠》。
在京师的庠学读了几年书，天顺八年（1464），十八岁的李东阳高中二甲传胪（二甲第一名），选为庶吉士。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成化十年（1474），升侍讲兼詹事府左庶子，十九年升侍讲学士。编修是正七品官，侍讲是正六品官，侍讲学士是从五品官，十九年中，品秩只升三级。地位显贵和初期升迁缓慢是明代翰林院官的两个特点。李东阳幸运的是，升侍讲学士后的第二年，被选为东宫讲官。受知于皇储和受知于皇帝一样，是进身的重要阶梯。成化二十二年（1486）底，李东阳的父亲李淳病故，他依制守孝。一年以后，即弘治元年（1488）闰正月，为修实录，吏部题，将在京住坐的纂修誊录官员移文行取。李东阳上一道奏疏声称右股及足为寒湿所侵，行步艰难，不便鞍马，需要在家暂行调理。是否真的有病，以及病情是否如此严重，暂且不说，上了这道奏疏，他终于争取到了三年守丧。这或许正是他的本来目的。弘治二年（1489），李东阳被起用，任左庶子兼侍讲学士。弘治四年（1491），因参与纂修《宪宗实录》，升太常寺少卿，仍兼前职，掌翰林院事。这时，他的官品和实际地位都有了较大的提升。
弘治五年（1492）到六年，各地相继发生旱灾。大臣们应诏进言，其中，李东阳的《应诏陈言奏》颇有些新意。他摘录《孟子》中的十条语录，即“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诗》云：‘经始勿亟，庶民子来’”，“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仁政必自经界始”，“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省刑罚”，“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一一加以解说。①这份奏疏中确有空泛之言，但也相当尖锐地提出不少实际问题。如关于成化朝时盛行、弘治朝以来欲革未革的斋醮：“若斋醮之事，诳诞尤多，累月经时，幸亏一中。偶获者有赏，而不效者无刑，徒费赀财，复伤政体。..请断自今日，凡事关祈祷，上涉于天，以经咒干赏赉者，并加斥绝，永不为太平圣治之累。”
关于农林渔业的萧条：“今天下民穷财尽，其势已极。始以三者言之：山东诸府，谷麦所宜，草根树皮掘食殆尽，继以人肉；荆沔诸府，鱼产极富，水竭鱼荒，河泊岁课，多所折纳；易州诸处，柴炭所需，林木已空，渐出关外一二百里。其他赋税大抵皆然。天下之地，无一处而不贫；万物之利，无一物而不尽。”
关于兼并问题：“臣窃见畿甸等处，奸民恶党，竞指空闲田地以投献为名。藩王世家，则行陈乞，每有赐予，动数百顷。得请之后，标立界至，包罗村落，发掘坟墓，诉讼之牒， 1 缠绵数月；冤号之声，震动远迩。往年固有聚众持刀殴杀内使者。民心既失，国体又亏，上下之间，两无所益。”
关于滥用刑罚：“在外诸司或倚法立威，笞杖之罪往往至死，补立卷案，旁引医证，纵令事觉，不过以公还职，于是棰人重者为能吏，杀人多者为好官，习俗相承，日以弥甚。夫梃之与刃，刃之与政，其杀皆同。以极轻之刑，置之不可更生之地，伤天地之和，坏国家之法，莫有大于此者。”
关于官僚之间挟私相攻：“乃有或经按问，或经考核，或经纠劾，或经参驳，肆诋毁之辞，为报复之计。此风既行，渐不可长。况其所奏，多涉诬罔，上烦圣听，下骇物情，非圣世所宜有也。”
在李东阳议政的文字中，这份奏疏是代表作之一，他的“满腹经纶”在此有了生动体现。孝宗对他的这一番言论十分称赏。恰首辅徐溥等说，起草诏敕繁剧，宜有专人领其事。李东阳自然是最佳人选。弘治七年（1494），李东阳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专典诰敕，虽还没有进入内阁，却已跻身于上层官僚的行列。自此以后，朝廷的重要文字，多出于他手。
次年，李东阳以本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当时已在内阁的有徐溥和刘健，与他一起拜为阁臣的有谢迁，都是一时名臣。几年之后，徐溥因眼病致仕，在内阁者刘、李、谢三人，李东阳为次辅。这是“三杨”之后，内阁威望再度提高的一个时期。三人各有特长，按当时的话来说：“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①弘治年间的著名部院大臣，如吏部尚书倪岳、礼部尚书傅瀚、兵部尚书刘大夏、刑部尚书闵珪、工部尚书曾鉴、左都御史戴珊等人，都是天顺八年进士。李东阳为人又较平和，他与朝中大臣的关系更为密切。
弘治十一年（1498），李东阳晋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他借清宁宫灾，对一些流行的言论进行批驳：“或以天道茫昧，变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说；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虑，此乃误国之言；或以斋醮祈祷为弭灾，此乃邪妄之术；或以纵囚释罪为修德，此乃姑息之谋。”②显然，他重视舆论，而且很敏感。
① 李东阳：《文前稿》卷十九《应诏陈言奏》。
① 《明史》卷一八一《谢迁传》。
②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弘治十二年为会试之年。大约四十年前的两位神童，李东阳和程敏政同为主考。这本来可用来点缀盛世的，谁知发生了一起不幸事件：某给事中弹劾程敏政向江南才子唐寅和举人徐经漏泄试题。受命重新校阅试卷时，李东阳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把唐、徐两人排除在外。但言官不肯罢休，直到唐寅黜为吏，程敏政致仕。李东阳不取唐、徐二人，正是为了避免这一结局。既不能力辩同僚之诬，也不肯落井下石，大概就是李东阳的风格。
李东阳的另一份重要的疏章写于弘治十七年（1504）。因重建曲阜孔庙成，他奉命前往祀祭。来往途中，他看到“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他听说“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人们在议论国家的各种弊端。而李东阳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闾阎之情，郡县不得而知也。郡县之情，庙堂不得而知也。庙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①上下隔绝，弊端是很难纠正的。孝宗称赞他“所言深切时弊，足见忧国至意”②。
孝宗还能容人言过，特别是对辅弼大臣很客气，君臣之间关系平稳。孝宗一死，形势即大变。李东阳的自我保护意识较强，这使他能够适应新的环境，也引起了同时代的人和后人对他为人的极大争议。
勉力撑持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孝宗去世，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三位顾命大臣再次加以荣衔，已是少师兼太子太师的刘健加左柱国，李东阳和谢迁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柱国。在这表面尊崇的同时，内廷和外廷对于权力的争夺正在激烈地进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和以刘健为首的官僚集团，都拼命对皇帝施加影响，以求得对局势的 2 控制。
在正德元年（1506）十月以前，李东阳都是与刘健、谢迁站在一起，试图阻止宦官用事。二月，他们谈论盐法之坏极矣，又疏陈政令十失。六月，他们批评武宗，“近日以来，视朝太迟，免朝太多，奏事渐晚，游戏渐广”③。八月，武宗在暖阁召见内阁大臣，责问为什么不如数付给前往南京、浙江织造的太监盐引。李东阳回答：“此辈若得明旨，即于船上张揭黄旗，书写钦赐皇盐字样，势焰烜赫，..所以不若禁之于始。”①当时传说，武宗在外朝的压力下，要逮捕刘瑾等八人，李东阳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使刘瑾等人先一步采取了行动。要说他有意结好刘瑾，显然根据不足。但李东阳与刘健、谢迁确实不同，当刘健、谢迁措词严厉地必欲置刘瑾于死地时，他的态度却比较暧昧。这种态度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官僚的心理，兵部尚书许进就认为，“过激将有变”②。相对谨慎的态度，加上名气很大，“海内名士，多出其门”③。到十月，刘健、谢迁被勒致仕，单把李东阳留在了内阁。根据惯例，他成为首辅。处于这种尴尬的地位，很难说李东阳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但事关士大夫的名节，他必定要上疏求去：“臣等三人，事同一体，而臣独留，何以自容？不知何以为处。”④武宗和刘瑾不容他去官，反而晋其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
① 《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② 《明孝宗实录》卷二一二，弘治十七年闰四月辛酉。
③ 《明武宗实录》卷十，正德元年六月庚午。
① 《明武宗实录》卷十，正德元年八月戊子。
② 《明史》卷三○四《刘瑾传》。
③ 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在为刘健、谢迁饯行时，李东阳戚然涕下。刘健很有些鄙视地说：“何泣为？使当日力争，与我辈同去矣。”⑤听到同僚不肯谅解的责备，他只能默默无言了。
与刘瑾周旋是很艰难的。虽然刘瑾对他还算客气，但讨论起问题来，已经免不了声色俱厉，发现了工作中的差错，也免不了假以颜色。正德二年（1507）七月，李东阳检核《通鉴纂要》一书的错字，纠劾负有直接责任的五名官员。这本来是一件例行公事，刘瑾恣意扩大此案，受处罚者，夺俸五人，致仕十一人，削籍二十人。他的用意，是要把更多的官僚，包括李东阳本人，都牵连进去。为了应和刘瑾，李东阳干了一些损害自己形象的事情。如在刘瑾的奏疏上批答：“尔刚明正直，为国除弊。”①在敕封刘瑾父亲的诏书上说“积善以贻子孙，尝闻其语，扬名以显父母，今见其人”云云②。刘瑾在朝阳门外建玄真观，李东阳为他撰写碑文，极其称颂等等，这也是一种御用文学。
与刘瑾的亲信周旋也是很艰难的。刘健、谢迁致仕以后，焦芳、王鏊入阁。王鏊被认为是正人，但学究气似乎更浓，或因文人相轻，他与李东阳的关系不好，并在正德四年致仕。焦芳为人十分霸道，学识亦差，所以有人说：“不学如芳，亦学士乎？”他对刘健有怨言，竟然“于众中嫚骂”；他任吏部侍郎，对尚书马文升屡加姗侮；因对原阁臣彭华、谢迁不满，延及江西及浙江余姚人，肆口诟詈。③为了抵消焦芳的作用，李东阳引荐更能委曲求全、更善于应付宦官集团的官僚杨廷和入阁，“小有剂救”④。
张彩不但是刘瑾的亲信，而且是刘瑾“大敬爱”的人。他待人严厉，傲慢无礼。一次，李东阳和杨廷和亲至张彩府宅，邀他外出观花。张彩居然不肯露面，久之，派一仆人来说：“请先行，将后至。”李东阳无可奈何地对杨廷和说：“张乃以办事官待我曹。”⑤李东阳的这些表现，引起不少士大夫的反感。南京太常少卿罗玘是李东阳所取士，有师生之谊，他深以为耻，寄书李东阳，责以大义，要他“痛割旧志，勇而从之”，否则，“请先削生门墙之籍，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①。还有人写诗讥刺李东阳：“文名应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②时人评论，诗中含有“不如归去” 3 意。如果说，李东阳与刘瑾虚委周旋是出于他的自我保护意识，这也确实有损他的名声，然而，他留在内阁，在当时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④ 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⑤ 《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中《李东阳》。
③ 《明史》卷三○六《焦芳传》。
④ 《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⑤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七《简傲》。
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七《规讽》。
② 焦竑：《玉堂丛语》卷七《规讽》。
首先，他维护了某些传统的制度。焦芳入阁前任吏部尚书，入阁后想兼摄部事，刘瑾也认为，由他掌握部事可以放心，屡次派人与李东阳商议。李东阳以“无此例”回绝，刘、焦二人还要纠缠，李东阳举出三点，说明此二事实难兼摄。其一，内阁佐天子出令，吏部拟升调官，间有可否，难道自拟议之，又自可否之？其二，吏部廷跪承旨，内阁班首立听，若相兼摄，将出跪而更起立邪？其三，部事差谬，章奏错误，则要回话认罪，直至罚俸。那么，作为阁臣也要随同认罪乎？焦芳想了想，确实有道理，便辞去了部事。再者，四川镇守太监罗籥要求便宜行事之权。这实际上是刘瑾的意愿。
李东阳力言不可，说：太祖定官制，在外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钱粮，布政司管民而不管军马，按察司管纠劾刑名而不管军马钱粮，其权分而不专。后来的巡抚、总兵、镇守内臣等，抚安军民，防御贼寇，其权虽同而不专。“若并付镇守衙门，任其进止，非唯事体不便，恐镇守一人亦自担当不起。”③镇守内臣便宜行事一款，终未如刘瑾愿施行。
当然，在刘瑾权势极大膨胀的形势下，更改吏部尚书人选和限制镇守内臣权势，只能是“小有剂救”。李东阳的最大作用，则在于保护了一批被治罪的官员。如果不是他勉力调节，会有更多官员死在刘瑾的严厉打击下。正德二年（1507）闰正月，由刘瑾定罪，尚宝司卿崔璇、湖广副使姚祥被枷于长安左右门外，工部郎中张玮枷于张家湾，期限为一个月。刘瑾创用一百五十斤的大枷，受刑者不数日则死。①五天后，李东阳等进言，崔璇等“各人所犯，自有本等罪名。若枷号，乃至重之典，死生系焉”，此三人“以侍从部署，亦曾效微劳，一日不谨，致罹重法，命在旦夕，实可矜怜”。他希望武宗“少霁威严，特加宽贷，或遵法司，依律问拟，则轻重适中，恩威并著，既已见爱民之仁，亦不失待士之体”。又过了五天，对崔璇等“姑从轻释，发铁岭卫永远充军”②。
次年六月，发生匿名文簿案。刘瑾召百官跪于奉天门下，至暮，执三百余人送镇抚司究问。李东阳奏：“匿名文字出于一人，其阴谋诡计，正欲于稠人广众之中掩其形迹而遂其诈术也。各官仓卒拜起，岂能知见？况一人之外，皆无罪之人，今并置缧绁，互相惊疑。且天时炎热，狱气薰蒸，若拘挛数日，人将不自保矣。”他提出，先将众官释放，再密加体察，置之典刑，③使得大批官员所面临的危难局面有所缓解。
正德四年（1509）闰九月，刘瑾欲置平江伯陈熊于死地。李东阳力争。
刘瑾说，陈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李东阳说：“某诚姑息，但非姑息陈熊，乃姑息陈瑄耳。”陈瑄是第一代平江伯，通漕运，有大功，“每岁四百万石至京师，诚国家万世之利也”。陈熊被革爵，免去一死①。应当说明，陈熊贪黩殃民，他被惩治，“人无惜之者”②。但李东阳的争辩有很强的制约力，这也就是刘瑾在一些场合不得不接受他的意见的原因。
③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① 《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九《史乘考误十》。
③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九《史乘考误十》。
①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② 《明史》卷一五三《陈瑄传附陈熊传》。
罚米实边，是刘瑾处治官员的一大举措，不少人为此而破家。李东阳婉转劝解说：“其在边关，多劳少益，不若原籍预备仓上纳，却为实用。”这一改动③，使得受罚者免却输边之劳，阴受其福。
另外，像刘大夏、杨一清，以至刘健、谢迁等，也因为李东阳从中斡旋，才避免了更大的灾难。特别是杨一清，后来清除刘瑾，他立有大功。可以说，这也是李东阳无意中促成的一件大事。
尽管如此，当去不去，并且与刘瑾之间有某种说不清楚的关系，不但在某些人看来，而且在李东阳本人看来，都是一个污点。无怪乎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人提及此事，他就“痛不能已”④。
剪除刘瑾以后，作为首辅，李东阳的日子还是不好过。一方面，言官追究他与刘瑾的关系，甚至把他列为刘瑾党人，另一方面，武宗仍然常住豹房，仍然任用宦官。从正德七年（1512）开始，他又对边军和边将感到兴趣，要李东阳拟旨，调宣府军三千入卫京师。李东阳认为不可。他对武宗说，此举有十不便：“京边各有分地，有急互相应援，今无事而动，不便一也。以不习战阵者尝边，隳国威，不便二也。内师遽出，耳目惊疑，不便三也。京军倚恃内势，或至淫掠不律，将官护短，穷边隐忍不敢言，不便四也。边军入内，狎恩市爱，傲睨军民，蔑视官府，不便五也。违远乡井，抛弃骨肉，或风气寒暖不宜，或道里供给不续，不便六也。粮草之外，必有行粮，布花之外，更须赏赉，非紧急不得已之时，为糜费无极之计，不便七也。往来交错，日无宁息，或变起于道途，或患生于肘腋，不便八也。露京营之空虚，示中国之单弱，不便九也。西北诸边，见报声息，唇齿之地，正须策应，脱有疏失，咎将谁归？不便十也。”①武宗不理睬李东阳和其他官僚的谏奏，坐乾清宫门，索取草敕，后来干脆出内旨，命江彬等率边兵入京入豹房。李东阳感到，继续任职已经没有意义了，多次上章奏乞休，于十二月致仕，结束了近五十年的官宦生涯。
正德十一年（1516），李东阳病死，终年七十岁。他得到了最高的封赠“太师”和文臣最珍重的谥号“文正”。对于他死后的荣誉，有人提出“是欤否欤”的质疑②，也有人竭力为他辩护，认为“使西涯又去，则国家之事将至于不可言”③。在评价人物上一向有独特见解的怪杰李贽却提出，“后之学者慎勿容易草草论文正”④，但他是明确同情李东阳的，在攻击李东阳的言论后批曰：“此真是放臭屁也！”⑤文坛领袖及其他《明史》称：“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李东阳而已。”①这一评价并不过分。
③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④ 焦竑：《玉堂丛语》卷六《出处》。
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中《李东阳》。
② 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③ 焦竑：《玉堂丛语》卷六《出处》。
④ 李贽：《续焚书》卷三《读史汇·李东阳》⑤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① 《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李东阳工古文，称雄一世，从他数量相当多的奏疏和其他散文作品便可以看出这一点。但他自己认为，咏诗的水平要更高，至少是更自如。他在一篇乐府诗的序中说：“予非韩昌黎氏，无能为说，因为乐府作《相乳行》..”②李东阳爱作诗，据他自己说，已近于癖，所谓“平生抱诗癖，虽病不能止”③。病中，曾有人劝告他，不要再作诗，以免伤神。他也下过决心，曾与一二相好有止诗之约，违者以只鸡斗酒为罚。即便如此，收入《怀麓堂全集》中《诗前稿》、《诗后稿》的诗作也有一千数百首之多。和明代其他官僚学者一样，李东阳也 5 写了不少应制之作，应时之作，注重形式和词句，而缺乏内容。但他也确有不少诗堪称上品。
李东阳的诗作中，描绘自然景物的相当多。他常以咏菊诗和怀竹诗来表明自己的情怀。 如怀竹诗有：
三年不种竹，得竹如得玉。十日不见竹，一日肠九曲。④ 咏菊诗有：
先生深卧菊花丛，曲几围屏杳窕通。
本为红尘辞俗眼，岂因多病怯秋风。
交情尽付炎凉外，身计聊凭吏隐中。
相过不嫌憔悴质，只应风味与君同。⑤ 他的一部分作品，反映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土地问题：风落平沙稻，霜垂别渚莲。 西湖三百亩，强半富儿田。①
如果说，这一首诗过于纤巧，那么，他的《吊岳武穆辞》，则颇有阳刚之气： 气夺群丑，殃流宋孩。
英雄已死，大运成乖。
魂作唐厉，形空汉台。
天不祚国，人胡为哉！
还应当提到，李东阳诗歌中的潇洒风格。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他写了《问白髭》和《问白发》诗，对须发早白十分感慨。“人言白可拔，拔白将何为？或言黑可返，借问返者谁？”他希望得到回答，“髭乎苟能言，聊以解我颐”。他又写了《代髭答》和《代发答》：“后生能几何？壮志真倏忽。白发只自欺，黑返竟何悦。”“君身须眉具，鬣者宁独发。”“汝德不益增，我衰岂终瞥。”“汝躬不内顾，顾以容为悦。”②这一问一答，用诗歌的形式反映了作者的人生价值观。
② 李东阳：《诗后稿》卷一《猫相乳行》，见《怀麓堂全集》。
③ 《诗后稿》卷四“予病中颇爱作诗..”。
④ 李东阳：《诗前稿》卷二《怀竹》。
① 李东阳：《南行稿》西湖曲五首之三，见《怀麓堂全集》。
② 均见李东阳：《诗前稿》卷六。
李东阳的文学理论或许比其他的作品更值得一提。明自永乐以来，台阁体文学占据了统治地位。歌颂而无意义的内容，雍容而无韵味的词句，使诗歌丧失了生命力。李东阳的文学创作中仍然带有台阁体的痕迹，但是他“出入宋、元，溯流唐代”③，认为诗是“托物寓情而为之者”，应当“贵情思而轻事实”①。这无疑对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是有力的推动，而比起他们“诗必盛唐”的论断和专事模拟的主张，思路要开阔得多。显赫的政治地位，加上对文学的热爱和才华，使李东阳成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他家门庭若市，“每日朝罢，则门生群聚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座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讲艺，绝口不及势力”②。由于他的聚集作用，形成了风行一时的茶陵诗派，他也被公认“弘治、正德之间为一时宗匠，陶铸天下之士”③。
除了文学上的造诣，李东阳的身上还有许多特点为人所称道。
如博学。孝宗下御札问龙生九子之详。李东阳对答：蒲牢好鸣，囚牛好言，睚眦好杀，嘲风好险，狻猊好坐，霸下好负重，狴犴好讼，赑屃好文，蚩吻好吞。④这一故事被多种明人笔记反复抄录，作为博学的典型事例。其实，据李东阳自己说，他初被问时，也“仓卒不能悉具”，询问了其他几位博学之士，才搞清楚⑤。这也可以作为不耻下问的事例。
如机敏。弘治时，少数民族使者至京师，对人说，有一偶语，“朝无相，边无将，气数相将”，无能对者。李东阳闻知，随口答道：“天难度，地难量，乾坤度量。”他用天朝的至大至尊，来反驳对明朝朝野无人的讥讽。如诙谐。李东阳为阁臣，众庶吉士进见，他出了一 6 句上联：“庭前花始放”，让大家去对。“众哂其易”，却又一时无从对起，他说：“不如对‘阁下李先生’。”①想他人所不能想，果然有趣。
如平和。翰林院编修崔子钟善饮，醉酒则吟：“刘伶小子，恨不见我！”他常在五鼓时，踏月长安街，席地坐饮。李东阳入朝行至，崔子钟拱手于轿首，以酒相邀：“老师得少住乎？”李东阳即下轿连饮数觥，待天明，乘轿去。②如孝顺。文人似乎离不开饮酒。李东阳“素不善饮”，在翰林院任官时，却常饮酒至深夜。其父不肯就寝，忍寒待其归。李东阳深感羞愧，自此终生不夜饮于外。
李东阳的清廉也是很突出的。后来官至尚书的张邦奇目睹了这样一件事情：李东阳所取某士为外官，朝觐入京，让仆从送来两帕四扇。李说，扇可留下作画，“多帕奈何？”乃取扇而还帕。杨一清碰到了一件更为难堪之事。李东阳致仕后，他备酒肴至李府祝寿，酒器为金铸。李东阳吃惊地问：“公近亦有此器耶？”杨一清面有愧色，不敢再用。③李东阳致仕后，家境很不宽裕，可见以上二事绝非出于矫饰。据说，他“罢政居家，请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颇资以给朝夕。一日，夫人方进纸墨，东阳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设客，可使案无鱼菜耶？’乃欣然命笔，移时而罢”④。他死后，家徒四壁，几不能治丧，多亏门生故吏捐助金钱，方能完葬。做了十八年内阁大臣，六年首辅，却两袖清风，需要作字作画才能添鱼添菜待客，在明代的官僚中，堪称一绝。
作为一代文宗，李东阳留下了大量文字，他自己编辑收入《怀麓堂稿》中。这是明代中叶最重要的文集之一。
③ 《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
①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见《怀麓堂全集》。
② 焦竑：《玉堂丛语》卷七《恬适》。
③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六《诗三》。
④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七《龙子》。
⑤ 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三《赑屃等各不同》。
①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七《排调》。
②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八《史四》。
③ 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④ 《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第13篇：明朝九大边镇
明朝九大边镇
由来 ：
明初, 元顺帝北逃后屯于“ 盖里,’开平, 北平城即过去的元大都成为元军必欲夺回的主要目标。当时, 明王朝虽然十分天下已得其七, 毕竟还没有混于一宇,平元都是北控中原的重要步骤。元都始克时, “ 秦、晋未定, 滇、夏未平。” 虽然洪武元年十二月由于徐达抄袭太原, 迫使元将王保保逃窜甘肃, 粉碎了元主收复北平的最初计划, 但是元人并没有甘心自己的失败, 元主也一直以不能“ 收复失地” 为恨, 作歌日“ 失我大都兮, 冬无宁处, 失我上都兮, 夏无以谊署, 惟予狂惑兮, 招此大侮⋯ ⋯” 。当时, “ 忽答一军驻云州, 王保保一军驻沈尔塔, 纳哈出一军驻金山, 失喇罕一军驻西凉, 引弓之士, 不下百万众也, 归附之部落, 不下数千里也, 资装恺甲尚赖而用也。” 转引自王剑英《萧询故宫遗录考辨》, 载北京史研究第一集, 燕山出版社年版, 在这种情况下, 仅明太祖洪武二年二月和六月, 元垂相也速就曾两次进犯通州。为了坚决反击, 明军集中优势兵力一直打到上都, 将元顺帝逐至漠北, 但在是年七月, 元将孔兴、脱列伯又以重兵攻大同, 欲图恢复。虽然再次被明军挫败, 但北部边患都一直使明统治者优心忡忡, 不得安宁。以致后来不断有残元势力对明朝多次进犯, 使朱元璋除了赶杀之外, 不得不采取“ 但保障清野, 使来无所得” 皇明世法录》卷十四的办法, 来对付这些进犯。其中包括徙北平山后之民三万五十八百户散处各卫府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 为彻底消除北患, 廓清残元军事实力, 明统治者不断向漠北地区用兵, 开始采取“ 以攻为守” 的军事战略。但至洪武五年初, 明军大将徐达、李文忠进击漠北的军事行动失利明史· 徐达传》、《明史· 李文忠传, 直接导致明政府确立了攻守并重的方略。翌年, “ 从淮安侯华去龙言, 自永平、蓟州、密云迄西二千余里, 关隘百二十有九, 皆置戍守。” 《明史· 兵志洪武九年, 分兵戍守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松亭口等处峰垠达一百九十六处。十四年, “ 修永宁、界岭等三十二关。” 永平府志· 关隘这些初步的军事设施, 均是为了对付残元军队南犯的被动措施, 从军事上来看, 还完全谈不上完善。
军事特点;
靖难之役（1399）之后, “ 凡天下要害之处, 专设官统兵镇守” 。大明会典· 兵志当时,“ 总镇一方者, 日镇守独守一路者, 日分守独守一城一堡者, 日守备。” 此时长城沿线“ 皆,峻垣深壕, 烽猴相接。隘口通车骑者, 百户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 《明史· 兵志即所谓“ 一一为乘障, 一一列戌守” 。《四镇三关志并造成“ 边军皆屯田, 且战且守” 轰辅人物考· 宋呐传的局面。永乐十三年, 因明成祖朱棣已定下迁都北京的决策, 而此地三面临塞, 故边防犹重。当时明朝的北部边防, 东起鸭绿江, 西抵嘉峪关, 绵亘万里, 为防备盘踞漠北地区的蒙古诸部南下侵扰, 威胁京师北京的安全, 明政府开始正式决定采取分地防御的办法。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榆林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以山西镇巡统驭偏头三关, 陕西镇巡统驭固原, 亦称二镇。以上各军镇因其均设在长城沿边地区, 故被称为“ 九边” 见《明史》卷九十一明会要》卷六十三及明人魏焕撰《九边考》。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为明代北部边防最重要的九处军事重镇。各镇设置非常险要, 构筑十分坚固, 特别是长城饯上的营堡更是林立密布, 如大同镇约公里的管辖段内, 就有个营堡, 几乎达到了每公里两堡的密度。它们可容兵百万, 宜于长期坚守。至终明之世,明政府均在九边地区委良将率重兵屯守按后期“ 九边” 东段主要是对付崛起于东北地区的后金军事力量。如公元年勾引清军人关的明朝辽东镇总兵吴三桂即驻防山海关, 以期达到其战略防御功能。值得一提的是, 明穆宗隆庆三年, 一代抗楼名将戚继光经当时的蓟辽保定总督谭纶推荐, 就任蓟州镇总兵后, 始于延裹二千里的蓟镇边垣,跨墙筑台一千二百座万历初又增筑蓟镇, 昌平敌台二百座, “ 每台设百总一名, 专管调度攻打。台头、台副二名, 专管台内军器辐重。两旁主、客军士
三、五十名不等。五台一把总、十台一千总, 节节而之,’“ 尽将通人马处堵塞。” 戚继光撰《练兵杂记卷六在此期间, 戚继光还增建了类似瓮城的挡马墙与每座敌楼的战台相配合, 使长城开始摆脱一线式防御的被动局面, 这比恩格斯称道为开辟了筑城新纪元的蒙塔朗贝尔法国人的堡垒体系, 要早两个多世纪就这样, 戚继光率兵镇守蓟州镇前后达十五年, 其防守地段竟成了蒙古人欲南侵而无法逾越的铁壁铜墙。难怪当朝首辅张居正在写给戚继光信中称赞道“ 贼不得人, 即为上功。蓟门无事, 则足下之事已毕。” 张居正书犊卷五笔者认为, 明代“ 九边”设置的最大军事特点, 是以“ 九边” 正式设置前的大宁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开平今内蒙古的自治区多伦县、东胜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三卫, 然后辅之以“ 九边” 重镇, 并且分别以居庸、紫荆、倒马“ 内三关” 和雁门、宁武、偏关“ 外三关” 为枢纽, 构成两道长城防线。占燕山、军都山、太行山及恒山、管滓山、吕梁山之地利, 加大了除御纵深, 瞰制了主要战场。这种防御布势, 不但考虑了敌军从正面即蓟州、宣府、大同诸镇发起的进攻, 而且充分考虑了敌军取甘、陕、晋组织战略迂回的可能, 其军事考虑是相当填密的, 战略眼光是独到的, 充分体现了环形防御的军事战略思想。故有的历史学家和军事史家认为, 以“ 九边” 为主体的明朝长城体系为历代中最称完善的军事防 御体系, 此说不无道理。
辽东镇：
辽东镇总兵驻今辽宁省辽阳市，后迁北镇市。所辖辽东边墙，东起凤凰城（今凤城县），西至山海关，长一千九百五十里。其走向是：自今凤城以东的鸭绿江西岸伸向北去，经宽甸、新宾，又转趋东北，绕过开原县北，又伸向西南，经铁岭、逾辽河，由台安县东趋向西北，绕过北镇县北，又转向西南，经过义县、锦州、绥中诸县西部，抵达山海关。
明初，被推翻的蒙古的殖民集团残余势力仍在西北、东北进行顽强反抗，图谋恢复，为了巩固统治地位，中国明政府开始在东北地区屯兵筑城。正统七年（1442年）及成化五年（1469年），先后建立了边堡，修筑了长城，建立了由山海关至辽东都指挥使司的驿站。继而建立了屯田、冶铁及煮盐等制度，以供军需；并委派总兵守辽东镇，使广大辽东地区形成一个完整的陆海防御体系。
辽东镇长城的东段，前后经过两次修筑，有二条走向。第一次修筑镇北关至鸭绿江一段，建于明成化五年。其东端，在今鸭绿江西岸的虎山下（明代叫马耳山，也称险山，属长城一部）老边墙（明时称也叫边墙），其所属今丹东市宽甸县虎山乡老边墙村。第二次修筑东端点，即今宽甸县永甸乡长甸村东山，与鸭绿江支流拉古哨相连。这就是“新疆”一段长城。这段长城，由本溪县碱场堡公社东南张其哈喇佃起，经过宽甸东至长甸村而与鸭绿江连结。这段长城建于明万历四年，主持者为镇守辽东总兵李成梁及辽东巡抚张学颜。明万历三十七年在辽东巡抚熊迁弼的主持下，从山海关西锥子山起，东经开原东南至宽甸（新疆六堡之一）的鸭绿江上，重新整修了辽东长城1050余公里。根据其行径的地理环境及其修筑时间等因素，一般分为三部分：辽河西段长城、辽河套段长城、辽河东段长城。
辽东镇按防御体系建立了各种屯兵城。辽阳为辽东都指挥使司，是副总兵和巡按等的驻地；广宁为都指挥使分司，是巡抚及总兵驻地；因而建立了两座防御性的镇城，都指挥使司下设东、西、南、北、中五路屯兵。而实际屯兵的路城，只有三座，即南路的前屯卫城，西路的义州卫城，北路的开原卫城等；其他路城则与镇城在一起。路下有二十五卫，分属于各路。另外，还单独建立了防御城，如广宁中左屯卫城，广宁右屯卫城，宁远卫城，铁岭卫城，沈阳卫城，海州卫城，盖州卫城，复州卫城，金州卫城等九座。卫下计有一百二十七所，所下设堡城一百零七座（包括新疆六座，还有一座堡城是计划建立而未建）。共同防御辽东长城防线约975公里、关城十二座。
辽东镇的防御除了陆路防御系统，其地域西、南、东南濒临渤海、黄海和鸭绿江，西起山海关外芝麻湾，东至鸭绿江共“千三百余里”，由于“岛夷、倭夷，在在出没，故海防亦重”。设有卫、所、堡等屯兵城，称之为海防防御系统。它按军事地点的缓、冲，配备了防御军驻在其地，并建筑了堡、墩、架等设施。职宁远卫的海防五城，葫芦套城；另外还有堡城，如五十寨堡、羊官堡、望海堡、红嘴堡、归服堡、黄骨岛等。现在渤海之滨仍存在不少这时期的传烽台，如锦州南渤海边的四方台、白台子、杨台子、张台子等一系列墩台，就是在丹东地区鸭绿江边的古楼子（宽甸县古楼子公社）也还有传烽台及其遗址存在。
辽东镇长城的防御目的主要是“拒胡”，防止蒙古人颠覆中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北地区逐渐被一股新强大起来的外族，建州女真的势力所控制和影响，对中国在辽东的统治利益构成了新的威胁，因此也迫使明政府不断修补完善辽东镇长城的防御系统，辽东镇成为明朝晚期投入财力物力与兵力最多的一镇，直至建州女真所建立的后金政权越过鸦鹘关、清河堡攻入辽东镇腹地与中国军共据辽东时，辽东镇长城才逐渐逝去了它的军事屏障作用。后金在改国号为“清”之后，对中国军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战役，占领了辽东大部分土地。在松锦战役之后，明王朝在辽东的势力被基本肃清，已无力与满洲军再战，退守山海关，这时，中国辽东镇长城彻底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辽东长城为什么被人遗忘了呢？又在什么时候从地图上抹掉的呢？是在满洲窃华时期。当满洲人取代中国在东北的统治时，特别是顺治酋长入北京后，中国尚未屈膝投降，政局不稳，前方有李自成领导的强大的农民军相对抗，后方有蒙古贵族势力的威协，满洲人为了巩固其东北“祖宗肇兴之所”，“发祥之地”，就在辽东划了禁区。在禁区范围，首先利用了明辽东长城加以修补，并插以柳条，作为禁区的标志，号称柳条边（以后它又向外扩展三次），并下令将山海关定为关卡，限制中国人出入。《全辽备考??山海关》和《柳边纪略》都较详细地记载了有关山海关及其出入此关的制度。
蓟州镇：
蓟州镇总兵驻蓟州，即今河北遵化东的三屯营。所辖长城东起山海关，西抵居庸关的灰岭口，长一千二百馀里。这段边墙在明京师北方，是维系京城安危的重要屏障，因此边墙是用条石、青砖垒砌成的，非常坚固。居庸关一带的城墙有三重之多，长城沿线关口众多，分为东、中、西三段防守。
《四镇三关志》卷一《建置考·蓟镇建置》载：“永乐二年设总兵官，驻寺子谷，镇守边关，遂为蓟州云。”该书卷八《职官考·蓟镇职官·部署》载：“总兵府，永乐二年建于寺子谷，景泰四年改建于三屯营城。”同卷《蓟镇职官·武阶》载：“永乐二年设总兵，货候或伯充任，今用都督货同知一员镇守。隆庆三年改为总理练兵事务，仍旧镇守。”该书并具体出从陈敬起至戚继光止先后总兵43人，这个记载是否可靠，可从《明实录》中得到佐证，《明宪宗实录》卷三，天顺八年三月壬申载：“召甘肃总兵宣城柏卫颖、辽东总兵官成山伯王倧，宣府总兵官成宁伯董兴，蓟州等处总兵官都指挥。。。。还京。。。这是明宪宗即位不久。采取的一项边防措施，撤职一批边防重镇的总兵官，任命一批新的总兵官，其中就有蓟州镇，以沈煜代替马荣。成化八年，从居庸关中分为二巡抚，其中东部为整饬蓟州等边防储备，巡抚顺，永二府都御使，以居庸关等关隶之，驻遵化，遂为定设。蓟州作为一个完全的边防重镇的确立于成化八年（1472）
宣府镇：
宣府镇总兵驻今河北宣化县，所辖长城东起居庸关四海治，西达今山西东北隅阳高县的西洋河，长一千零二十三里。宣府镇地处京师西北，对保卫京城的安全来说，其重要性并不亚于蓟州镇，边墙也俾得十分坚固，有的地段排列几道城墙。镇下又分成东、西、北、中四路设防把守。东路的四海治，中路的葛峪，西路的张家口和西洋河等处，都是重要的隘口，当中又以北路的独石口最为重要，堪称咽喉要地。
宣化城历史悠久，历来为北方军事重镇，素有“北方古城”之称。自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两千多年来，宣化或为州县治，或为府镇治，始终是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的中心城镇。宣化之名始称于金代。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改辽归化州为宣化州，取宣扬教化之意。明王朝建立九镇长城之后，宣化便成为宣府镇的指挥中心。
明朝的宣府城，是洪武二十七年( 公元1394年)在元朝宣德府土城的基础上扩展而建的。城周12公里，设有7座城门。建文元年 (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发靖难之兵时，驻在宣北的谷王进京之前塞堵了3座城门，只留有东、西、南、北4座城门。永乐年间，在城门之上，修了4座威武雄壮的城门楼，在城墙四角之上还建了角楼4座。但这时的宣化城城墙仍为土筑，直到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才包砌的青砖。
大同镇：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随后，军事进攻的目标直指中原。元顺帝在明军的压力之下，主动退出京师，撤回塞北，元朝灭亡。次年，明军攻大同，元朝大同守将亦不战而逃，大同从此归属明朝。
蒙古势力虽然退出中原，但军事力量因主动撤回塞北而得以保存，给明王朝留下了严重的边患，“终明之世，(北部)边防甚重”。[1](卷91，P2235)在这种情况下，明政府在北方边境先后设置了“九边”重镇。
大同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称镇，[2]属于早期设置的“九边”之一，决非偶然。明时，阴山和黄河天险已非所属。加之永乐初，在兴和卫已经废弃的情况下，大宁都司和东胜卫又先后内徙，整个防线向南推移数百里，这样大同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边防一线。其次，大同战略地位重要，它“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隅之要害，归京师之藩屏”，[3](卷44，P1833)成为通向内地的咽喉要道。再次，大同以北“四望平衍，寇至无可御”，[1](卷200，P5287)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大同易受攻击。第四，自洪武朝对蒙古贵族实行招抚政策以来，大同便成为蒙古贵族前往北京进行官方贸易的通道。
正因如此，大同自称镇伊始，一方面肩负起“拱卫神京”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史载，明初常在大同驻牧的有哈喇真、哈连二部，两部兵力约五万，扰边无常。(据《九边考捷录》，河北大学馆藏旧抄残本。)此后，随着鞑靼与瓦剌各大部的交迭兴起，大同又受到前所未有的极大冲击。
瓦剌于英宗正统年间军事力量达到空前强盛时期，遂于正统十四年(1449)发动对明朝的攻击。七月十五日，大同守将战殁于阳和，边军多逃匿，大同所属诸堡依次陷没。羽书飞至京师，英宗在宦官王振的唆使下率兵亲征，但很快于土木堡丧师被俘。瓦剌军统帅也先挟持英宗，继续深入内地。
此时，大同镇“军士多战死，城门昼闭，人心汹汹”。[1](卷173，P4618)参将郭登于关键时刻激励将士，修缮兵甲，并于当地实行招募，充实兵源，坚城备战。也先见以英宗为质、欲下大同的计划不能实现，便转攻白羊口，逼近京师，不想在北京亦受挫，遂又转而于景泰元年
三、
四、
五、八月频频攻大同。这当然是也先战略计划的一部分：攻下大同，迂回到北京侧背，仍不失为图取之的一个方案，史载：“也先欲取大同为巢穴，故数来攻。”[1](卷173，P4619)朝廷此时出于对大同地位的清醒认识，战时政策即包括了景泰元年二月以石亨率军三万出巡大同。这样，大同守军与瓦剌军队之间对抗达一年，大小数十战，很少败北。特别是栲栳山(今山西阳高县)一役，郭登以骑兵八百破对方数千，“为一时战功第一”。[4](卷33，P486)大同官兵出色的表现，加重了明军对也先的打击力度，加速了瓦剌军队的撤离。
此次兵火之后，明朝中央积极在大同强化边备。景泰二年十月，“复修宣、大外边城堡”。[5](卷75，P1466)后来经过郭登的经营，大同“马至五千，精卒数万，屹然成巨镇”。[1](卷173，P4620)而在同瓦剌的交战中，大同守军也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军伍编制，将士兵五人一伍，十伍一队，十队统领于一都指挥，并配合以战车火器等，大大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大同可谓兵利城坚。
英宗天顺间，蒙古诸部进入河套，从此河套关中一带成了重灾区，而以大同距离之近，自然不能清静，所谓：“(诸部)出套则寇宣、大三关，以震畿辅。”[5](卷63，P1222)而世宗嘉靖初，蒙古军事力量逐渐深入到山西三关一带，明王朝开始经营太原镇，而以大同与之关系唇齿，遂和太原镇之间应援协防。但由于明朝边政腐败，“大同之境时被侵犯”，“势难他及”。[5](卷63，P1220)特别是弘治后期，达延汗的蒙古各部暂时统一起来，对明朝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其后继者俺答于嘉靖中期更是频繁进攻。[6](P632-633)嘉靖三十一年(1552)，明世宗下令罢各边马市后，双方无年不大战。而“庚戌之变”前夕，大同镇方面更加不堪，“不闻发一矢、交一锋，使用长驱深入，如蹈无人之境，至令旁观之士，窃相诟笑”。[7](卷246，P2580)这是明朝政治腐败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明世宗本人、内阁大臣和边将对此都难辞其咎。总督翁万达、巡抚詹荣等修葺大同长城边堡后，再“无能添一掊土”。[8]宣大总督王崇古在一次上疏中言，九边实际上已是“有险不修，有边不守”，“养兵不战，督兵无略”。[7](卷318，p3384)加以明朝政府对边境互市的认识也并不明确，边将往往不知所计，“官兵不能防御，惟平日专恃马市，全不提防”。[9](卷7)而对于不负责任的将领来说，更是找到了一个消极的借口，大将军仇鸾“恃通市，不为戍守”，大同巡抚何思“亦以通市故，禁边军，敢拒杀者抵死”。[9](卷7)嘉靖中期以后，蒙古骑兵几乎年年突破边防，深入大同邻近的浑源、怀仁、朔州等地，大同也屡屡损兵折将。嘉靖四十一年后，俺答的进攻重点转向蓟镇和山西，“盖缘宣、大二镇，萧条之甚，无可劫掠”。到穆宗隆庆初年，大同在蒙古眼中，更成了“兵弱，可以逞”[1](卷327，P8486)的好地方。连年烽火下的大同镇，可谓疲惫已极。
隆庆四年，出现了转折性的“俺答封贡”，于是双方维持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局面，明朝在大同开市贸易。
崇祯年间，明朝统治的腐败综合症大爆发，党争、边患、民变、财政，无一事可收拾。大同边军参加对农民军的征剿，边镇固有矛盾激化了，一部分将领开始脱离明政府。1644年初，大同总兵姜向李自成农民军投诚，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纵观明代历史，大同自属于明朝的第一天起，就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明朝早期，政治修明，边备肃然，大同强有力地发挥着作用，屏卫着内地及京师的安全。中后期以来，由于诸多原因，大同已不能充分按明朝君臣的设想去发挥作用，而内政的腐败是这一切原因的总领。官员不思效力，将领任非其人，边兵多被占役。边镇积弱，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二、大同镇的防务
明代大同镇的防御工事是由边墙以及沿线的堡、城、墩、堠等组成，着眼于防守、侦察和战斗的全面结合。据《云中郡志》载，大同镇“外拒守必得长城，长城必有台以利旁击，台必置屋以处戍卒，近城必筑堡以休伏兵，城下数留暗门以便出哨”。[9](卷7)
大同镇所属长城东起镇口台(今山西省天镇县东北)，西至丫角山(今山西省偏关县东北)。它的修建基本贯穿于整个明代，其中永乐一朝首开大同镇长城的修建，《明史》记载：“帝于边备甚谨，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壕。……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傍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1](卷91，P2235) 其后景泰和成化年间都有修建，但大部分的防御工事修筑于世宗嘉靖年间，翟鹏、詹荣、翁万达、周尚文、杨博等在任期都有规模不小的修建活动。而“隆庆和议”特别是张居正殁后，朝廷上很少有人再关心边事，边墙逐渐严重废弃，直到明末。
山西镇；
明代山西镇亦称太原镇、三关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外三关。山西镇防守的边墙西起山西保德县黄河岸，向北经河曲、偏关、内蒙古清水河县老牛湾，转向东行，至鸦角山又趋向东南，历神池、宁武关等地折向东北，过代县、繁峙等县北，抵灵邱县平型关。再由始转向南去，经龙泉关（今河北阜平县西）、固关而达黄榆岭（山西和顺县东），长一千六百馀里。治所先设偏关，明嘉靖十九年移驻宁武。它与大同镇边、宣府镇边号称明代北防九边的“中三边”。
从位置上看，山西镇边在大同镇边之后，起着支撑加固大同镇边，阻敌深入的作用。明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三关的重要军事地位有精辟的论述，宁武关，“居两关之间”，为“东西要害”；偏关“西接黄河，与套虏仅隔一水”，“三关险要虽同，偏关尤急”；雁门关，是西部“大州之冲”，南部“郡县之路”，“皆为虏冲”。这一镇边“山势连亘，实天造之险固”。为了更有效地抵御蒙古人的侵袭，明朝于此设卫所，开军屯，修边墙，立烽燧，营筑堡寨。有明一代，山西边地究竟修筑了多少堡寨呢？明朝沿边行屯田制。洪武三年，太原、朔州诸处已有了屯田，以后不断发展，目的在于使北边军士完全用屯田自给，不再劳民输纳。为了加强屯田管理，明政府规定每百户为一屯，六七屯或四五屯择近建堡，屯设正副屯长各一人，大堡有守备、操守等官，小堡则只设防御操堡官或总旗官，屯堡成了军屯的最基层组织。万历十一年，三关塞下有荒田3万余亩，都御史侯公于赵题请准作官垦田，“且相险阻，就水草立堡十五，立仓二十，立庄二十有二，分官库居耕其地，而委官督率。”其实庄也就是堡，只不过名称不同罢了，如果我们这样理解，万历十一年屯军堡就有37处。以下是根据《太原府志》所作的《明代山西镇边屯堡表》（见表2），通过此表，我们可以对当时屯军堡有一个粗浅的了解。
乡堡又称民堡，是百姓为了避“贼所必掠”,“民居散乱远在郊外者”，“或百十余家筑一大城，或五六十家筑一小堡，城堡之中，民自为守，少者徙以附焉”。时人尹耕也说：边方村落多，民堡缘役起，闾阊谋鲜周密，亦有一乡数堡，一堡数家者，又素无弓驽火器，虏入，守空陴坐视恒有陷失，杀戮动千数百人，宜著为令：凡孤悬寡弱，度不可守者废之，并其民于附近大堡，俾协力拒守，每堡择材力者为堡长，次者为队长，堡垒长得以制队长，队长得以制伍众。当时沿边州县、卫所的乡堡数量很多，这些民堡的建置没有一定的规制，设置较官堡简单，只是把当时的 乡村聚落用墙围起来即可。小的、较小的村落或一两个或两三个村落合建一堡，大的村落则独建一堡或分建几堡。这类堡寨的数量很大，几乎占到当时村落的百分之七十五。
明亡清兴，这些军事城堡随着军事职能的转化，一些转化为府县治所，如偏关、五寨、神池、宁武等，而大多数堡寨则转化为乡村聚落。
延绥镇：
延绥镇又称榆林镇，总兵府驻榆林城。所辖边墙东起清水营（府谷县北）黄河岸，经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诸县，西达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县东境）界，长一千二百馀里。长城沿线划为东、中、西三路防守，共辖三十齐座城堡。其中以东路的神木、孤山、清水诸营堡，中路的榆林、鱼河、清平等堡，西路的安边、定边等堡最为重要。
延绥镇也称榆林镇，据程道生《九边图考》载：榆林镇原因总兵驻绥德而称延绥镇。延绥镇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濒我国著名的毛乌素沙漠南沿，位于万里长城的中段，历史上素为边陲重地。延绥镇为明朝九边重镇之一，也是明朝与蒙古人交战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为了防备蒙古军的入侵，明朝政府曾先后在延绥镇一带数次大规模的修筑长城。
第一次大规模的修筑边墙是在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至正统十年（1445年）。正统年间，明朝政府面临的主要劲敌是蒙古族最强悍的瓦刺部大肆入侵北方边境。所以在正统元年开始，都督王祯修建了延绥沿边城堡、墩台、卫仓等以控制边防。正统十年，延绥巡抚马恭更扩展了边墙和各营堡城池。虽使延绥长城初具规模，但这只是修筑了边墙的一些营堡防守据点，并没有把长城由点连成线。从英宗正统年间到明代宗景泰年间，明朝与蒙古的战争愈演愈烈。特别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的“土木之变”明英宗也被瓦刺俘去，瓦刺军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幸亏当时主战派的兵部侍郎于谦等人的坚守，才一举击溃瓦刺军。
瓦刺失败以后，蒙古族的另一支勒靶部兴起。它的统治者在明代宗景泰年间和复位后的明英宗天顺时期的索来、毛里孩、明素宗弘治、明武宗正德时的达延汗，明世宗嘉靖时的俺达汗，都经常率兵入内地掠夺，杀掳居民，使北方地区生产遭到破坏。这样迫使明朝政府再次修筑长城，以固边防。第二次大修延绥边墙是在明宪宗成务与长城的修筑41祥化年间，这次才把榆林一带的长城由点连接成了线。
在成化时期，勒靶各部落频繁入侵延绥各地，它们主要有：阿罗世、满鲁都、迎思兰、索罗忽、毛里孩等。它们或东或西，出没无常，连年不断犯境。成化元年（1467年）九月，阿罗世、迎思兰、索罗忽、毛里孩连续数次侵犯榆林塞。成化三年（1447年）七月，阿罗世入侵榆林塞。成化四年（1468年）十一月，毛里孩大举进犯延绥。同年十二月，迎思兰再犯榆林塞。成化六年（1468年）十一月，阿罗世直入延绥车路。这样连续不断的入侵，使延绥各地长期鸡犬不安，民无宁日，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
成化八年（1472年）三月，余子俊为副都御史巡抚延绥，将延绥镇的镇治由绥德迁到愉林。镇治迁来榆林后，大大有利于对蒙古骑兵入侵的防御。余子俊还拓展了延绥镇城，增加了卫兵，设置了攻守器械。同年的七月，他亲率明军击败了入侵的迎思兰，初步巩固了镇治的防守。
掘（延绥镇志）记载，成化十年《1474年）润六月，为加强防卫能力，余子俊率军四万，仅用三月就修补和增筑了东起清水营（今府谷清水）西到花马池（今宁夏自治区盐池县）全长一千七百华里（一说一千四百里）延绥边墙；又构筑了黄甫（今府谷皇甫川）以西至定边营一千二百余里的墩台都互能相望，横截了河套入内地之口，还遇山铲削，逢谷填堑，阻挡了蒙古骑兵的长驱直入。
延绥长城三十六营堡到成化年中期基本全部告成。边墙内外墩台烽隧东西衔千余里，声应乞求，遂互有联络，这段长城才由点连接成为线。余子俊经营延绥二十余年，整边备，扩充兵员，使延绥镇防守能力大大加强。有很长一段时间，蒙古人不敢轻易越边南下，军民相安，蒙汉出现了和谐气氛，延绥边境各处开始了蒙汉互市。余子俊可以说是明朝时期延绥镇巡抚中最有政绩的一人。从（延绥镇志》、《榆林府志）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从明孝宗弘治年到明神宗万历年的百余年间，明朝与勒靶各部落的战争虽然时起时伏，但始终都在威胁着明朝的政权。为此，正德十三年（15哭年）十一月，明武宗亲自巡视延绥等各镇的军备防务。
明穆宗隆庆年间，明朝军事力量较为强大，使勒靶部俺达汗掠夺野心有所收敛，表示愿意与明朝言和，希望和内地开展互市。1571年（隆庆五年），明政府答应俺达“封我为王，永长北方”的请求，封他为顺义王。就在这一年的九月间，延绥镇的镇城以北十里的红山（今红石峡顶上），明朝政府也允许河套蒙古人来此处互市。俺达封王后与其妻三娘子在今内蒙首府呼和浩特市修筑城廓和板升（房屋），明朝政府扬名为”旧化’，后更名为“归绥”，今名“呼和浩特。第三次修筑延绥边墙是在万历年间。在隆庆年间也对一些边墙作了部分的加高。隆庆时期，蒙古族勒靶部对整个北方边境的入侵只是稍有收敛，并非停止。在延绥的蒙汉战争仍然不断。明朝到了神宗万历时期，蒙古族各部对明朝的威胁已逐渐成了强弩之末，满族（后金）的威胁反而开始露头。但明政府继续在延绥加修长城的目的还是为了防御蒙古各部的入侵。因此万历六年（1578年）大张旗鼓地重修沿边各诸堡和墩台，并砖砌了一些大堡城的牌墙。在镇城以西修了保宁堡垣长二十里，墩台三十六座。响水堡在万历七年（1579年）重修牌墙。波罗堡重修砖墙垛。怀远堡修砌砖牌墙边垣长四十三里零三十七步，墩台二十七座。威武堡在隆庆六年加高，万庆六年修砖砌牌墙边长三十四里零三百二十一步，墩台二十六座。清平堡在隆庆二年加高，万历六年砖砌牌墙边长三十一里零二百六十九步，墩台三十一座。龙州堡，隆庆六年加高，万庆六年砖砌牌墙边长三十四里，墩台四十五座。镇靖堡，隆庆六年加高，万历六年砖砌牌墙边长四十七里，墩台四十三座。靖边营，隆庆六年加高，万历六年砖砌牌墙边长四十五里，墩台三十二座。柳树涧堡，隆庆六年加高，万历六年砖砌牌墙边长三十三里零二百三十六步，墩台四十八座。四安边营，隆庆六年加高，万历六年砖砌牌墙边长三十三里零二十三步，墩台五十一座。定边营，万历元年（1573年），拓展西关，三年加高，六年砖砌牌墙边长五十四里，墩台七十七座。镇城以南的归德堡，万历年间重修周围二里六十九步。鱼河堡，万历四年，砖砌牌墙。镇城以东，常乐堡，万历六年重修边长十八里零一百七十六步，墩台三座。双山堡，方历六年重修边长三十里零四十五步，墩台四十座以上。明朝从1463年到1578年的142年期间，历经英宗、代宗、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八个皇帝，连续大修长城。劳民伤财，也是明王朝最后灭亡的原因之一。长达一个世纪多的修筑长城，难怪至今还留传着“明修长城，清修庙”的口头语。
甘肃镇；
甘肃镇总兵驻今甘肃张掖，所辖边墙东起景泰县黄河岸，另有一分支起自兰州市北河岸，北到景泰县西北境会合成一线，斜向西北，经民勤、永昌、山丹、张掖、高台、酒泉诸县境，又绕过嘉峪关市向南，抵达祁连山北麓而止，长一千六百馀里。沿线重要关隘有甘州卫、肃州卫（酒泉）、永昌卫（永昌）、凉州卫（武威）、镇番卫（民勤）和嘉峪关等处，尤以嘉峪关最为重要。
宁夏镇：
宁夏镇总兵府驻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边墙东起大盐池，西达兰靖。 大盐池在宁夏盐池县东，由此向西北，经今灵武北，沿河而下至陶乐县，转而西去，经平罗县北而西抵贺兰山，又由贺兰山折而向南，经中卫县西而止于该县西南的黄河南岸，长二千里。从今灵武到陶乐一段，凭借黄河天险，没有构筑墙垣，而在平罗北，筑有东西并列的两道边墙，封锁了黄河至贺兰山之间的地带。在贺兰山各个通向银川平原的山口，也筑有南北向的二至四道边墙。
固原镇：
固原镇总制府（三边总兵）驻固原州，即今宁夏固原县城。所辖边墙位于宁夏镇以南，东起今陕西定边县西南，经宁夏盐池县南、同心县北、海原县北、甘肃靖远县北，然後沿黄河东岸南伸，至今兰州市西、洮河注入黄河处附近止，长一千里。全线分东、中、西三路，东路白马城，中路下马房关，西路兰州都是重要关口。
明初，将元朝的开城路(州级)降为开城县。及正统以后，西北边境防御渐趋紧张，经常有蒙元军队南下，沿清水河(萧关道)袭攻固原等地。明政府为防御元朝势力南侵，先后在北方边境设置了九个重镇，号称“九边”。固原为“九边”之一。明朝景泰二年(1451年)，重新修筑固原城。固原城的再次修筑，标志着政权建置的重新转移。重修固原城的第二年(公元1452年)，即迁徙平凉卫右所于固原城，为固原守御千户所。从此，随着明西北边备防御的不断变化，固原的军政机构设置亦随之升格。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升固原守御千户所为固原卫；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置固原兵备道。明中叶以后，蒙元余部鞑靼、瓦剌等入侵加剧，明政府为进一步加强防御，于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置延绥、甘肃、宁夏三边总制府于固原。“总陕西三边军务”。此任由部院大臣充任总督。明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再设固原镇，次年升固原卫为固原州。至此，固原遂成为一个在西北边地防务中举足轻重的要镇。 固原城的扩筑就是在明代定型的。自明景泰二年增筑固原城始，成化五年，兵备佥事杨勉再行增筑，并设楼橹。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三边总制秦 又增筑外关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总制石茂华始将固原外城用砖石包砌，并增设角楼、炮台和东道。已成为一座既坚固又具有很好防御功能的巨大城池。固原城在明代之所以能数次增筑。一是由于固原当时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军事政权建置所致；二是由于明政府的统一策略;第三，也是由于当时文化和时尚的一种表现和反映。如当时的山西太原城，也是总制驻节地，同时也得到大力扩修，城墙的高、厚及其型制与固原城基本相同，两城同为砖包，都有角楼、炮台等。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明代的道路交通也基本在军事控制之下。三边总督驻节地固原与延绥、宁夏、甘州成犄角之势，与三镇之间交通畅达。固原连接宁夏府的南北纵轴线——萧关古道仍通达。之所以能出现这种现象，就是由于固原州的政权建制，特别是集军政于一体的三边总制驻节固原，并成为西北政治、军事中心所致。
九边评价：
对明代“ 九边”设置的得失, 臾学界历史历来争议颇大。有人以明英宗正统之后, 蒙古瓦刺部与糙靶部相继强盛, 不断南进, 最终, 突破“ 九边” 防线, 先后酿成“ 土木之变” 与“ 庚戌之变” 为依据, 彻底否定“ 九边” 的战略防御功能, 认为“ 九边” 的设置不过是明朝国力衰竭聊保边安的被动举措。也有人撰文批评了防御为主不是高明战略的说法, 认为“ 九边”重镇据险制塞, 总比没有任何设防工程的原始阵地更利防守, 并认为, 某些段落的长城长期基本上没有派上用场, 恰恰说明那些方向使来犯进视为畏途。笔者同意后说, 依据是, 明代长城“ 九边” 防线重点经营的战略枢纽, 敌人几乎是未曾越雷池一步。如辽东镇所在的山海关, “ 内拱神京, 外捍夷虏” , 是后金和满清从东北进人华北的咽喉, 明代后期, 倾力经略, 形成了纵深梯次的设防部署, 大清的开创者努尔哈赤损兵折将, 至死也没有突破山海关。皇太极上台后, 也几无建树, 后来他从血的教训中悟出“ 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 徒劳我师, 攻之何益惟当深八内地, 攻其无备城邑可也。” 清太宗实录》卷十二他后来假道蒙古迂回, 从“ 九边” 防线中比较薄弱的洪山口取道遵化人关,占领了中原的一些城邑, 俘掠大量人口、财物, 但终因有山海关挠其后路, 仍退回关外。一直到吴三桂降清, 他们也未能涉足山海关门, 这怎么能够说, 明代“ 九边”重镇从不没有发挥过防御作用呢至于对明英宗正统年间之后, 发生的“ 土木之变” 与“ 庚戌之变” , 笔者认为应作具体分析。因为任何军事筑城都不是万能的, 要想把长城的潜能最大限度调动出来, 还需要正确的战争指导。正如《读史方舆纪要》的作者顾祖禹所指出的“ 金城汤池, 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娄之丘, ” “ 得其人, 即枯木朽株, 皆可以为敌难” , “ 故设险以得人为本, 保险以智计为先。” “ 土木之变” 中明军惨败, 长城防线被瓦刺军队突破的原因, 主要是随处分兵, 过分地依赖“ 九边”重镇, 忘了从机动中汲取力量。其时, 瓦刺军攻大同镇防区, 兵氛正恶。全然不懂军事的太监王振挟持英宗“ 亲征” , 然而当万明军浩浩荡荡从京师开到前线,尚未稳住战局便又仓皇班师, 结果被敌军追踪包围于土木堡, 以至全军覆没, 死伤无算, 英宗朱祁镇也被掳往塞外。倘若当时这万大军不去作徒劳无益的远征, 而是在大同、宣府或宣府、居庸之间的有利战场隐蔽待机, 利用内外长城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纵不能全歼来犯之敌, 也足以赢得从容。当时有人便看到这种消极防御的危害, 提出“ 把守之兵不可废, 而策应之兵犹不可缺也” 的正确建议, 但未被统治者所采纳, 故酿成大祸。这场大祸的恶果, 正如高文襄公文集》卷一所记载蒙古人“ 或在宣大, 或在山西, 或在蓟昌, 甚或直抵京钱, 三十余年迄无宁日, 遂使边境之民肝脑涂地, 父子夫妻不能相保, 膏腆之地, 弃而不耕, ”使长城沿边地区的汉族人民陷人水深火热之中。但此后百余年中, 明统治者吸取教训, 加强和完善“ 九边”地区的军事设防如前所述戚继光在蓟镇里长城防线上增设的各种军事设施, 从此彻底阻止了蒙古诸部的南下, 赢得了“ 九边”地区沿线“ 数千里军民乐业, 不用兵革” 的安定景象, 这说明, 在明代“ 九边” 设置的绝大多数时间内, 仍是充分地发挥了其巨大的战略防御功能, 对此作用绝不能低估。’
第14篇：明朝黄帝简历
明朝黄帝简历
太祖朱元璋(1328-1398)
年号“洪武”1368年称帝，在位31年
太祖朱元璋，安徽凤阳人，公元1368年8月，由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在大将徐达、常遇春等人的指挥下一举攻陷元大都--北京，宣告了元朝的灭亡。同年，朱元璋在建康(今南京)称帝，改元洪武，建立了明王朝，朱元璋是为明太祖。他死于1398年，时年71岁。
惠帝朱允炆(1377-1402)
年号“建文”1398年即位，在位5年
惠帝，太祖孙，皇太子朱标的次子，朱元璋在世时，大封王室，20多个儿子均封为亲王，分驻各地，惠帝登基后，进行削藩，以统一军事，惹恼诸王，燕王朱棣其兵北京，1402年攻入南京，惠帝一说被烧死，一说外逃。
成祖朱棣(1360-1424)
年号“永乐”1402年即位，在位23年
成祖朱棣，朱元璋的第四子，朱棣以入京除奸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经过四年的战争，在1420年打败惠帝统治集团，夺取了明朝政权，建元永乐，是为明成祖。
1421年迁都北京，并下令编纂了《永乐大典》。死于1424年，时年65岁。
仁宗朱高炽(1378-1425)
年号“洪熙”1424年即位，在位1年仁宗，明成祖长子，仁宗政治比较清明，采取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在位1年，死于1425年，时年48岁。
宣宗朱瞻基(1398-1435)
年号“宣德”1425年即位，在位11年
宣宗，仁宗长子，他和其父一样，比较能倾听臣下的意见与仁宗并称“仁宣之治”，宣宗时君臣关系融洽，经济也稳步发展。宣宗死于1435年，时年38岁。
英宗朱祁镇(1427-1464)
年号“正统”“天顺”(1435-1449；1457-1464)在位，在位23年
英宗，宣宗长子，即位时才9岁，被宦官王振专权，1449年，瓦喇大举南侵，王振惬英宗亲征，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1450年，被放回，直到1457年，才又即位。死于1464年，时年38岁。
景帝朱祁钰(1428-1457)
年号“景泰”1449年即位，在位9年
宣宗次子，英宗被俘后被拥立为帝，即位后，用于谦为兵部尚书，粉碎了瓦喇对北京的进攻，迫使瓦喇放回英宗，英宗放回后，景帝将其软禁，直到1457年，景帝病危时，英宗才又被拥为帝。景帝死于1457年，时年30岁。
宪宗朱见深(1447-1487)
年号“成化”1464年即位，在位24年
宪宗，英宗长子，宪宗好方术，溺于女色，致使宦官“奸欺国政”。1487年，宪宗死，时年41岁。
孝宗朱佑樘(1470-1505)
年号“弘治”1487年即位，在位19年
孝宗，宪宗三子。孝宗“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英宗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被誉为“中兴之令主”。死于1505年，时年36岁。
武宗朱厚照(1491-1521)
年号“正德”1505年即位，在位17年
武宗，孝宗长子。好逸乐，贪女色，是明朝有名的荒唐皇帝，因荒淫过度，死于1521年，时年31岁。
世宗朱厚璁(1507-1566)
年号“嘉靖”1521年即位，在位46年
世宗，宪宗孙，父兴献王。世宗前期颇有一些作为，诛杀宦官，节用宽民，但后期荒淫无度，政治腐败，多次爆发农民起义世宗因服丹药中毒死，时年60岁。
穆宗朱载垕(1537-1572)
年号“隆庆”1566年即位，在位7年
穆宗，世宗第三子。在位7年，死于1572年，时年36岁。
神宗朱翊钧(1563-1620)
年号“万历”1572年即位，在位48年
神宗，穆宗第三子。即位时才10岁，由皇太后陈氏及李贵妃主持政务。神宗亲政后，深居宫中，荒淫享乐，政治腐败，神宗时，北方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窥视中原。神宗死于1620年，时年58岁。
光宗朱常洛(1582-1620)
年号“泰昌”1620年即位，在位1月
光宗，神宗长子。是一个贪财好色的皇帝，由于淫欲过度，即位当天就病倒了，后因服用丹砂过度而亡。时年39岁。
熹宗朱由校(1605-1627)
年号“天启”1620年即位，在位8年
熹宗，光宗长子。在位时任用宦官魏忠贤，致使政治腐败。努尔哈赤乘机攻占沈阳。熹宗死于1627年，时年23岁。
思宗朱由检(1610-1644)
年号“崇祯”1627年即位，在位17年
思宗，光宗第五子。即位后，诛杀魏忠贤，颇为勤政，勉力振作，无奈积重难反，各地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又崇祯性多疑，刚愎自用。终于在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在景山自缢身亡。时年35岁。死前于兰色袍服上大书“勿伤百姓一人”。
第15篇：明朝那些事儿
终数月之期，尽读明史之兴衰，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通洪武之始，彻崇祯之终。明昏忠佞，激引百年青史。举纵横之百家，倾诸子之筋力，尽释平流暗涌。当年明月，殇解百年，并以霞客之行，飘其思絮于九天之上，至平者难以企及。
哀吾生之须臾，慕长江之无穷。短短千言间，谁人已经西行极乐。涓涓青字，怎怯何时尽释苍茫。欲之所指，天理何依。纵评百日之格，不至阳明半辰之思。且望谦之刚毅，再继盛之决绝。忠之所为，义之所指，道之所存，奸佞尽除而天理正其道也。其志耸也，立于天地之间而难容其伟。其行矗也，纵使五岳之高而仅似其半。其智传也，横绝千年之流而出左右于儒道。其道清也，跨取江淮幽云而江山因其辉耀。人生当世，难取其道义。于千年之外，思返期年，亦不可领其玄妙如九宫。君且居庙堂之高，有处江湖之远，心系百姓，忠心为国，日月之可为鉴，臣者若当如此，君者又复何求?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遥想当年，燕王靖难，南北之京，叔侄对垒。继太祖平元后，华夏在起硝烟。犹忆幽云十六，杨将岳军，荼万民于水火，叹民命之悲廖。权欲相争，尽使万民疲敝。永乐继统，确扬我华威于六合。三下西洋，三保老骥未伏。杜撰百科，解缙笔立乾坤，读后感《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 却也立锦衣之卫、东厂之宦以求保权菅命。继太祖之雄图，天命而御驾北伐。横绝漠北，风云激浪，不饰其生之曲折。嶙峋怪石，怎似其行之轩峻。河奔潼关，尽显其性之威猛。风号三峡，满释其心之坚韧。靖难迁都，许为援天命。修书争海，皆为载史之行。争权却怯位，是翁容而年若豆蔻。身处沙场，任鲜血浸马革黄沙。功过是非，非长者不可吾，且非其可评。倾其毕生，尽其心血于九曲，东奔而从未迷惘。
倾毕生之力，纵横华夏万里江川。兼百年之学，笔走沧史百里奔流。霞客之行，经千年却犹励吾辈。其之思志，纵凝曦而难觅其根。良知之学，知行合一，许为其本。却难转其逝期年发垂腰际而不悔其行。天道人欲，圣贤有几可至如此。纵千年历史，横天地之间，唯老子、霞客二人而已。孔儒、韩法、墨兼，根以为治。难释其无欲。此至其立存天地时海之间而永不为灭。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戚家志子未弱冠而出此言。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而立之年却已知天命。二者之雄，不输于白起去病。其之志，仅保家卫国。难奈鄂王首俯金牌十二，壮志难酬，空悲白头之切。元敬平倭，尽释华夏国威。终为海波之平，却难抵诟埣遥逐。
回首华夏千年之史，上至商周，下至明清，波澜壮阔，海纳百川。纵有强虏居华，终为中国之，释文化之绝力，荡百族之平心。然已忘其本，不见其根。今可谓夷狄华夏，而狄吾矣。
寂寥圆月，辉映长亭古道，九曲沧黄，却为它风荼毒。
空悲切。
第16篇：明朝那些事儿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
《明朝那些事儿》第一部讲述的是朱元璋一统天下的故事。其中令我感慨的一些话有许多，先举出最好的句子来。
失败算不了什么，希望的丧失才是最大的痛苦。
在我们的思维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盲点，而创造性思维就是专门来消灭这些盲点的。所谓的创造性思维不一定是提出多么高明的注意，很多时候，这种思维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很多人都知道和了解的，但问题在于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知道。
如果朱棣就这样钻下去，他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但关键时刻一个具备这种思维的人点醒了他，这个人就是道衍。
这个朱棣离胜利只差一步，他却不会想到，自己在无意中已经陷入了一个思维的陷阱：去京城就一定要打山东吗？
虽说他屡战屡胜，但它的地盘还是很小，没想到他还能建造大明！
朱棣终于胜利了，他接受着群臣的朝拜，这是他应得的，他付出了努力，现在是得到回报的时候了。父亲的身影似乎在他眼前浮现。
第17篇：明朝那些事
《明朝那些事》
读后感
高二语文组 滕大强
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明朝那些事儿〉这部书终于读完了，虽然我没有仔细的研究该书，但我从粗浅略读中也能领悟到书中的一些精髓。
该书主要写明朝的兴起，兴盛，衰落直到灭亡的整个过程。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到末代皇帝崇祯皇帝200多年的历史。从这部书中我感悟到很多，首先从开国皇帝朱元璋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人如果要想成大事，必要有一个远大的抱负，并且有持之以恒的精神，能够忍辱负重，不拘小节，大的胸怀。他刚开始只是一个为一口饭吃而流离颠沛的人，他做过乞丐，当过和尚，然后参军，当上将军，一步步往上走，最后达到了顶峰。他之所以能搞在乱世中称雄，我想除了他自己的能力之外，他的精神力量更加强大，永不言弃。但是他也是很凶狠，阴险的一个人，这从他当上皇帝后可以看出，开国功臣基本上都被杀了。还有洪武年间四大血案，整整杀了十多万人。
书中有很多我喜欢的忠臣义士，其中我最敬佩的就是于谦。他在祖国饱受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当时面对着皇帝被俘京城被破之难，满朝文武大臣都是人心惶惶。有的主张迁都南京，有的认为求和，这时于
谦站了出来，毅然决定守住城池抵抗到底，最终在于谦的领导下，成功的阻击了敌人的入侵。这就是著名的京城保卫战。然而于谦的人生结局是十分悲惨的，令人叹息，被小人诬陷后，含冤而死，但他的精神时刻影响着后人。“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是他的精神写照。
书中的一些奸臣是令人十分唾弃的。最让人无法忍受的就是魏忠贤了，他欺君犯上，残害忠臣，鱼肉百姓，无恶不作，总之，具备一切坏人的品质，搞得当时民不聊生，有苦不敢言。他还勾结外敌，控制前方军队，阻碍了前方士兵抵抗清兵，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他就是这样一败类。遗臭万年。
还有，书中描写大臣们明争暗斗的场面对我们很有帮助。当今社会，如果想要生存下去，也应掌握一些厚黑学，懂得社会的规则，否则，出局的就是我们。但是有一点不要忘记，那就是时时刻刻都要有正义感。
该书不仅仅是一部史书而已，它的写法独特新颖，并没有像一部单纯的历史书那样写。读这部书的感觉就读一部故事书，可读性很强，不厌烦。书中文
辞讲究，很是幽默，尤其是前半部分，后半部分由于明朝实力衰退，国力弱，感觉多是惋惜之情。正是作者那句话“历史并不幽默，幽默的是我”。
第18篇：明朝那些事儿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
朱重八能征善战，铁腕治国，也是一个“念旧”的人，对发妻马皇后恩爱有加。被某些人抬上天了“清官”海瑞，除了会折腾再无任何政绩。一代名臣张居正权力欲不得了，抗倭名将戚继光贪财。大奸相严崧和发妻恩爱终老。呵呵，还原历史原貌，也让我们感慨，膜拜，愤怒，为这些有血有肉的帝王将相，或者贩夫走卒。他们也像我们一样，也像邻家阿哥一样，渴望爱和温暖，渴望扬名立万，渴望良田美宅。
故事说话。政治争斗、权谋之术、疆场之策，这些刀光剑影，运筹帷幄，官场职场潜规则显规则，全在有声有色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里。故事扣人心弦，环环相扣，悬念丛生，叫人欲罢不能，任他忽悠到底，爱它没商量。
这样的史书怎不精彩？怎不叫人击掌叫好呢?
朱元璋在元朝末期出生在一个农民世家，缺乏食物，于是他就去讨饭吃，做和尚，但到后来，元朝把朱元璋列为造反成员，以此为借口来杀朱元璋的一家。平静的湖面，练不出精悍的水手；安逸的环境，造不出时代的伟人。朱元璋就是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下成为一代伟人的。他不得不战斗，而在战斗中，他学会了冷静、坚持与果断。冷静让他能够准确判断局势，甚至在失败后能够正确总结经验；而坚持，能让他在僵持时打破僵局；果断，让他能够从现在的局势中正确而快速地判断。这三件“宝物”结合起来就是一道打不破的心理防线，而朱元璋利用这道防线取得了成功。做一件事，必须要学会冷静、坚持与果断。它们让你准确地判断局势；让你在失败后能重新勇敢地站起来，而不至于崩溃；让你从困境中发现机会。只要做每一件事都能非常冷静、坚持与果断，那么所有的困难都能迎刃而解，最终到达成功的彼岸。
感悟一：改变的动力往往来自于对自己目前的工作或生活的状况的不满意。朱大皇上小的时候没有宏图大志，最大的愿望只是能够吃饱饭，娶上个媳妇。一不留神被安排当了个皇上，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从这里看出，朱皇上小时候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起码他的理想不如我远大。小时候老师教给我们要从小立志，看来，立不立志也没有多大实际的意义。朱皇上从小没有立下雄心壮志，也并不妨碍他最终做了皇上。是他父亲的死，是他的饥饿，是他对生活状况的不满意。使他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其实人生的未来，好多时候往往是自己不可预知的，想得过多，往往会束缚了我们自己，真实感受和体验人生才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
感悟二：成功者不是常胜将军。
朱皇上无疑是个成功者，但他却不是个常胜将军。在他的成功的路上经历了那么多的失败。因此，要获得最后的成功，不是经历失败，而是经历失败后，继续奋斗的勇气。这是普通人和成功人士的本质区别。
感悟三：飞蛾扑火。
看到明朝的吏治，我们现在要幸福多了。起码没有那么多的杀身的危险了。莘莘学子，苦读八年，通过科举，混上了一官半职。不知道哪一天，赶上皇上不高兴，不知什么原因，脑袋就搬家了。小时候在农村，到了夏天的时候，外面的火堆旁，会有大批的飞蛾绕着火堆飞舞。那明亮的火堆，是光明，是希望，是崇高。一批又一批的飞蛾前仆后继扑进火堆燃烧了自己。这就是追求崇高的代价，而现实中的我们又有哪个人不是，象飞蛾一样地向前冲呢？感谢思想家们告诉了我们
生活的真谛—活在现在，活好每一天。要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第19篇：明朝大臣谥号
文正：李东阳、谢迁、倪元璐（福王谥）、刘理顺（福王谥） 文贞：杨士奇、徐阶、钱象坤、范景文（福王谥）、缪昌期（福王谥）
文成：刘基、王守仁
文忠：曹鼐（初谥文襄）、杨廷和、张孚敬、张居正、叶向高、孙承宗、贺逢圣（皆福王谥）、陈子壮、吴贞毓（皆永明王谥）、马世奇（福王谥）、堵允锡（永明王谥） 文端：陈以勤、高仪、王家屏、沈鲤、方从哲、刘一燝、何如宠（福王谥）、王直、吴一鹏、周经、吴山、焦竑（福王谥）
文定：杨溥、蒋冕、李春芳、于慎行、申时行、沈淮、徐光启、吴宽、王瓒、王道、陆树声、张邦奇、陈敬宗、何瑭、盛讷
文简：黄淮、毛纪、许瓒、吕调阳、郭朴、李逊学、刘春、毛澄、孙承恩、张璧、翁正春、黄凤翔、湛若水、董玘、许思温、仪智、马汝骥、周炳谟、刘曰宁、何孟春、马京、陶望龄、穆孔晖
文懿：吕原、翟銮、朱赓、赵志皋、刘宣、章懋、杨启元、杨守陈、储巏、诸大绶、翟景淳
文肃：刘忠、赵贞吉、朱国祯、王锡爵、文震孟（福王谥）、吕大器（永明王谥）、王㒜、吴俨、王图、何乔新、罗圮、钱习礼、谢铎、刘瑞、徐善述、岳正
文毅：商辂、张治（初谥文隐）、张四维、何宗彦、倪岳、傅圭、罗伦、黄孔昭、郭正域、赵用贤、金声（唐王谥） 文宪：彭时、费宏、陈于陛、宋濂、杨慎
文庄：邱浚、马自强、张位、殷士儋（初谥文通）、罗钦顺、王鸿儒、邵宝、欧阳德、汪俊、王一夔、叶盛、刘元震、吴悌、邹守益、陈仁锡（福王谥）、蔡清 文敬：胡居仁
文裕：白钺、陆深、黄佐、张元祯
文节：廷机、李标、庄昶、刘应秋、舒芬、沈懋学（福王谥）、周凤翔（福王谥）、胡守恒 文义：高榖
文靖：金幼孜、严讷、徐溥、刘健、贾咏、魏骥、王汝玉 文穆：胡广、刘吉、成基命、许国、林钎、傅瀚 文昭：萧维桢、江澜
文恪：朱善、王鏊、朱国祚、郑以伟、蔡国用、吴道南、耿裕、林燫、温仁和、杨廉、孙升、余继登、唐文献、杨道宾、吴讷、丁士美、周子义、宋讷、鲁铎
文恭：孙如游、沈一贯、万士和、程文德、刘铉、罗洪先、张元忭、陈献章
文襄：席书、桂萼、杨一清、方献夫、高拱、唐龙、周忱 文清：薛瑄 文修：林俊
文康：万安、梁储、李时、顾鼎臣、苗衷 文洁：邓以瓒
文敏：杨荣、余有丁、李国㚴、姚夔、李廷相、霍韬、董其昌、冯琦、徐缙、崔铣、邹济 文达：李贤
文通：王一宁、费采、钱溥、李奎
文介：石珤（实谥文隐）、孙慎行、公鼐、刘俨
文安：李本、刘定之、王英、周洪谟、李杰、郑赐、林瀚、刘龙
文烈：何腾蛟（永明王谥）、汪伟（福王谥） 文和：刘珝、尹直
文僖：张益、靳贵、黄珣、林廷机、黎淳、张升、顾清、倪谦、董越、陶大临、陈升 文荣：袁炜 文愍：夏言、李默 文思：彭华 武宁：徐达
武毅：顾成、金朝兴、高成、薛绶、陶瑾、王聪、朱永 武敏：孙镗、和勇、安国 武惠：陆炳
武襄：蔡迁、沐昂、李旻、朱崇、杨洪、徐亨、朱谦、仇钺、王效、刘文、柳珣、陈圭、周尚文 武顺：邓愈
武肃：潘毅、高显、柳溥 武靖：李文忠、陈懋、陈王谟 武信：杨璟
武康：康茂才（《洲谥法考》作武义） 武庄：华高、胡大海 武壮：马荣、梁震、耿再成 武桓：赵德胜 武愍：廖永安、朱勇 武烈：朱能 武勇：蒋贵、毛忠
武僖：王贵、陈友、周玉、沐琮
忠文：王祎（初谥文节）、李时勉（初谥文毅）、李邦华（福王谥）
忠武：常遇春、刘荣、张玉（初谥忠显）、薛禄、郭登、张庆臻、周遇吉（二人福王谥） 忠定：朱复、蹇义、韩文
忠烈：张辅、俞通海、徐忠、李如松、卢象升（福王谥）、孙燧、郭应响、张允登、杨涟、张铨、王章（福王谥）、蔡道宪
襄简：王轼、王志 襄介：段民
襄靖：顾时、梁珤、吴应聘
襄敏：陈亨、郭庖、王越、李秉、黄镐、周奎、王以旗、潘鉴、谭纶、李遂、董方、李宾、邓廷瓒、张珩、郑洛、杨泰、王永和、刘丙、邓棨、唐泽
襄惠：屠滽、洪锺、吴文华、邹守愚、张岳襄烈：吴良 襄宪：张佳允
襄武：汤和、于显、冯式 襄裕：王宗沐 襄恪：顾溥 襄荣：沈清
襄懋：胡宗宪、毛伯温
襄愍：柳升、冯桢、才宽、丁铉、曾铣 勇襄：周武、张됄 定襄：陈德 定肃：萧彦
介肃：吴岳、魏允贞 介愍：马从聘 清宪：孟秋
清简：孙需、孙鑨、樊莹
清惠：耿九畴、刘麟、吴廷举、丁宾、张玮（福王谥）
清襄：陈道亨 清敏：卫承芳 清愍：孙继鲁
节愍：刘俊、陈洽、周宪、潘宗颜、李启光、丁碧、阵章明（福王谥)、申侍允（福王谥） 康懿：陈俊、徐贯、林庭㭿
康简：李钺、杨守随、崔文奎、胡韶 康靖：张伟、卫錞、邹干
康僖：费┉、蔡震、王承裕、陆瑜、屠勋、周伦、邵锐 康惠：徐文璧、胡富、李承勋、杨志宁、宋礼、周季凤 康介：郭宗皋 康穆：王镇 康和：李充嗣 康顺：方寿祥、刘泰 康毅：王宪 康敏：白昂、赵鉴
僖敏：汤绍宗、陈镒、王锺、周季麟 僖靖：廖纪 僖武：任礼
僖顺：吴守义、纪广、蒋信 僖愍：吴克勤、沈荣 安节：袁洪愈 安简：王宗彝 惠敏：庞尚鹏 惠安：彭韶 惠襄：沐春 孝勇：陈文 景成：邱广荣壮：冉保、罗秉忠荣靖：周能、王源、顾仕隆、夏儒、方锐、翁溥、陈政荣毅：马亮、墨麟荣简：盛端明、邬景和荣康：沐斌、朱凤荣襄：孙继宗、吴中、金濂、袁宗皋、聂贤、左韩僖荣恭：崔元荣愍：井源荣和：张仑、邵喜、汪鋐荣僖：朱辅、徐光祚、孙杲、顾寰、钱承宗、蒋辅、钱果、周、李玉、陈万言、孙交、顾可学（后削）荣怀：陈埙荣愿：朱浚肃敏：余子俊、王廷相、董汉儒、辛自修简肃：邱橓、方钝、潘璜、方良永、黄珂、张敷华、屠侨、周延
简襄：陈寿 靖襄：萧绥、张伟 崇武：陈清 宣武：郭兴 桓襄：薛显 桓义：王真刚毅：李彬刚勇：张钦威武：孙岩威毅：吴复、王聪、杨信威襄：郭英、毛锐威靖：施聚威勇：刘聚端肃：马文升、赵锦、梁材、葛守礼、顾佐端恪：何维柏端简：刘采、郑晓、林云同、毛恺、赵参鲁、朱裳端毅：王恕、刘玉端敏：胡世宁、秦金端襄：王之诰端愍：商大节端惠：雍泰端洁：杨时乔
裕愍：顾大章 恪愍：吴景 烈愍：张振德 悼僖：李珍
第20篇：明朝那些事儿
《明朝那些事儿》让我读懂历史
想起来第一次看到《明朝那些事儿》大概是在我读高中的时候，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我一直以来对类似畅销书刻意保持距离，往往越是流行，越是徒有其表，越是不卖帐，好像这样就能显出多么与众不同似的。就像《诛仙》流行的时候，我看川端康成去了；九把刀风靡的时候，我看费正清去了。好不好啃、有没有意义无所谓，这大概也是我青春叛逆在读书上的表现吧。然而，《明朝那些事儿》多少有点拯救了我这样装模作样的小青年。
---------祭我逝去的青春
只记得那个时候周围的同学还很少接触这类的书籍，但大概是我骨子里对历史的很有感，所以一接触到这书就很快进入其中的语境，仿佛我也融入那明朝波澜壮阔的历史之中，大概就像当年明月写的：就在那一天，明王朝建立了，它将以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延续二百七十六年，并将它的影响扩展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它的光辉，它的荣耀，是我们每个人共同拥有的。
它的阴暗，它的丑恶，是我们每个人共同承受的。
1368年正月初四，这个日子将永远被历史所铭记，因为就在这一天，一个伟大的王朝建立了。
记得在我曾经看到石悦（当年明月）参加《面对面》时说的话：每当我翻过史书的一页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是一个个方块汉字，我看到的是痛苦、挣扎、追悔莫及。有可能翻过一页纸就是一个人的一生，甚至只有一句话。我们不能懂历史是因为我们不能真正理解它是真的，是真真正正曾经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以当年明月才会说：“历史本身不需要虚构，历史本身就已经足够丰富。” 历史本身就是这个样子的，由无数个活生生的人扮演着几年几十年甚至成百上千年的堆积而成的，每个人都在无形中不知不觉的循着历史规律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又每一次都以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突发的情绪而给历史添加了更多的惊喜、曲折以及生动，他们是一群有血有肉的人，有七情六欲，也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所以，这无数有血有肉的人就组成了一段有血有肉的历史。
首先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无疑是常常将“我本淮右布衣,天下于我何加焉”挂在嘴边的，却开创一代霸业的朱元璋 ，能成大事者，必有卓越之才。朱元璋的不凡在于他的果敢和谋断，更在于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对社会局势的清醒认识。以前，我总以为时势造英雄，朱元璋的成功是历史中的一个必然，可是读完这本书才明白，其实更多的是英雄造时势。朱元璋之所以能登上皇位，不仅仅是历史波浪的推动，更是因为他的努力，他的才能，他的卓越。 再者就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醉最我独醒。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文臣于谦，百年前他的那句高呼“言南迁者，可斩也！”仿佛至今还响彻耳畔，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而他以一介书生之力，披坚执锐，毅然用本弱不禁风的肩膀挑起了整个大明王朝。历史因他一个人而改写，中国因他而不同，对于这样一个人，除了赞叹，其他无语！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戌轮台。这是我看到的袁崇焕，尽管这是一个争议性人物，但我们难道不应从优点处多加以学习么？我记得的袁崇焕，是一个坚守孤城，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军，没有后援，没有补给，依然奋力坚守，顽强御敌的坚韧的人，他的行为只因两个字，信念。在他的一生我能始终看到的，就是坚持。有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叫做信念，任由多么强大的敌人在它面前，也只能铩羽而归。明朝向来不缺少爱国志士。尽管明朝是一个奸臣小人四起的年代，王振、魏忠、贤严嵩、温体仁，祸害无数黎民百姓；但同样也是一个英雄豪杰展翅翱翔的年代，徐达、常遇春、蓝玉、方孝孺、于谦、徐阶、张居正、王守仁、孙承恩、袁崇焕······在这本书里，我明白了道理，懂得了真情，更看到了若干世间罕有的高贵品质，并深深为其折服。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一个个嘴脸丑恶的小人，一个个心狠手辣的宦官，一个个见利忘义的奸臣，当然，更看到了舍生取义的勇士，坚守信念的强者，
更有独守正道的孤胆英雄。隐藏其后的，还有那复杂又难以捉摸的人性。读完了，看到了好多的改变，人的改变，物的改变，环境的改变......由于利益二字，兄弟反目，父子成仇，将好好的一代帝国搅和的乌烟瘴气。但确有一样东西始终未变，这个东西，叫做天道。记得仙四结局紫英的一句话：惟有天道恒在，往复循环，不曾更改„„千年的历史，我们不能轻易评说，我们只能从看到的人与事中来自己分析判断，冥冥之中，确有这样一种力量，在左右着历史的轨迹。
让我深深被这本书吸引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年明月配合史实所阐述的人生哲理：
一、朱元璋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始终坚信：“我相信我是对的”。
因为在通往胜利之门的路上，你会捡到很多钥匙，这些钥匙有的古色古香，有的金光闪闪，但只有一把才能打开那扇门。在进行决策时，会有很多人在你耳边提出他们自己的意见，将他们手中的钥匙交给你，让你去选择，但战争这个游戏最残酷的地方在于：你只有一次尝试的机会，如果失败了，你将失去一切。
在战役实施中，只有一个时机是最适合的，能抓住这个时机的，即是天才——拿破仑转而我们现实生活何尝不是如此，始终相信自己，忠于自己的内心是每一个成功的必要条件。
二、越接近对方的水平，就越了解对方的强大，就会越来越畏惧。当他的畏惧达到极点的时候，也就是他能与对手匹敌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人生道路上的苦难，面对难以战胜的对手时，或许真正内心的畏惧才是你战胜它力量的源泉。
一本虽诙谐但紧扣史实的好书让我重读明史，犹如一味清香入脾，淡淡书墨中一幅幅历史画面重现，消融心中的繁重和疲惫。历史长河中，一个人的一生犹如过眼云烟，不必计较琐事的得失，只要记得梦想犹在。我们有什么样的理想，我们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也许有人说，是现实太残酷，使我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但我想说，正是因为现实太残酷，我们更不应该放弃自己的理想！正是因为有它，才使得我们在这彻骨的现实中保有一份温暖，保有一份信念，保有一份不放弃的精神。支撑着我们一路走下去。
也许，我们凭借一己之力永远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 记得书中当年明月写过这样一段话，我记忆深刻，就把它当做这篇文章的结尾吧， 十年前，当我即将踏入大学校园时，在一个极为特殊的场合，有一个人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你还很年轻，将来你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但无论如何，有两样东西，你绝不能丢弃，一个叫良心，另一个叫理想。”
我记得，当时我碍于形势，连连点头，虽然我并不知道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一晃十年过去了，如他所言，我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所幸，这两样东西我还带着，虽然不多，总算还有。
写于：2012年5月20日
周丁轲
20100380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