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是瞭望的视点范文（精选多篇）

推荐第1篇：瞭望

瞭望：事业单位改革时间表和思路确定 将全面开闸

2011年04月10日 02:11

未来5年，将是事业单位改革最为艰苦的攻坚阶段，剥离、重塑的阵痛在所难免，真正的考验到来了

从党的十四大提出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目标算起，中国特有的“事业单位”改革已经走过了19年历程。其间，相关的人事聘用、机构编制、管理体制、绩效工资、养老保险等改革和试点细水长流般地延宕至今。其间，各种试探、揣测、观望，甚至抱怨的社会心态，不断推高各界对于事业单位改革的期盼热度。

据《瞭望》新闻周刊最新了解到的权威信息，高层已就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作了全国性的整体改革部署，改革时间表也已确定。这项涉及包括离退休人员在内的四千万“事业人”的改革，终于正式开闸。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对本刊记者说：“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准备、调整，国家层面的中长期改革指导意见将对下一步中国事业单位改革起到重要的宏观性、纲领性、指导性作用。”

据本刊了解，此次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建立起功能明确、运行高效、治理完善、监管有力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公益服务新格局，形成基本服务优先、供给水平适度、布局结构合理、服务公平公正的中国特色公益服务体系。

改革的主要思路，将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要求，以促进公益事业发展为目的，以科学分类为基础，以深化机制体制改革为核心，总体设计、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先行试点、稳步推进，进一步增强事业单位活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公益服务的需求。

来自高层的信息显示，今后5年事业单位改革的阶段性目标是，在清理规范基础上完成事业单位分类，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的改革基本完成，从事公益服务事业单位在人事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险、财税政策和机构编制等方面改革取得明显进展，管办分离、完善治理结构等改革取得较大突破，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的制度环境进一步优化。

改革任务复杂艰巨 有统计称，我国有126万个事业单位，共计3000多万正式职工中，教育、卫生和农技服务从业人员三项相加，占总人数的3/4，其中教育系统人员即达到一半左右，另有900万离退休人员，总数超过4000万人。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按照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不同特点，逐步建立健全分类管理的人事制度。2000年，中央下发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明确了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

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原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明确了聘用制度的相关政策规定。此后，全国实行聘用制的单位占事业单位总数的比例从2004年的36%，逐步增加到2009年的80%。2010年，全国已基本建立聘用制度。

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七届二中、四中全会都明确提出，要分类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2009年中办印发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和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均对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2006年，原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及其实施办法。2009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和其他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并从2010年起，在全国事业单位全面实施绩效工资。

在社会保险方面：2009年1月，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下发，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省市先期开展试点。

2010年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要求，积极稳妥推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来自高层的判断认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一些事业单位功能定位不清，政事不分、事企不分，机制不活。公益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供给方式单一，资源配置不合理，质量和效率不高。支持公益服务的政策措施还不够完善，监督管理薄弱。

有的事业单位对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追求，偏离了公共服务这个公共机构的基本价值取向。此外，已经形成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结构在改革中很难被打破，成为事业单位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些问题影响了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通过分类改革加以解决。

“事业单位改革的实质性推进，与‘十二五’时期切实解决与百姓利益直接相关的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难题，以及‘民富’战略相吻合、相呼应”，汪玉凯说。 国家行政学院宋世明教授说，改革后的事业单位，即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应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组织支撑，成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主力军，以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的核心职能。

“甩掉两头、留下中坚”

从中央的新部署看，强化事业单位的公益属性，是此次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尤为突出的主导理念。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未来的事业单位就是公益属性的事业单位，不再包括行政类和经营类的事业单位。可以说，提高公益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就是事业单位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个导向已经非常明晰了。”汪玉凯说。

在宋世明看来，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可谓“甩掉两头、留下中间（中坚）”。所谓分类改革，即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对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将其行政职能划为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将其转为企业；对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将其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性。

“行政的归行政，市场的归市场”，宋世明说，留下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甩出两头，不是甩财政包袱、甩人事包袱，而是要进行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组织的优化”。

作为中国历次机构改革的遗留产物，一部分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没有纳入公务员管理，造成一些公共机构出现利用所占有的公共资源乱收费、乱罚款的现象，把服务变成了收费以满足部门和个人利益需要。有的事业单位现行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强化了公共机构的官僚化，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和公众利益的损失。

这类事业单位回归行政机构后容易出现三大“尴尬”：一是可能突破机构限额，与大部门体制方向相违；二是可能突破人员编制限制，与精简效能原则不符；三是可能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压力，继而形成改革阻力。

“解决这些问题和阻力，需要结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特别是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整体推进改革。”宋世明分析，尤其是涉及机构编制调整的，不能突破政府机构限额和编制总额，而主要通过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中调剂出来的空额逐步解决。 受访专家解读道，对于部分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要认真梳理职能，将属于政府的职能划归相关行政机构。职能调整后，要重新明确此类事业单位职责、划定类别，工作任务不足的应予以撤销或并入其他事业单位。

对完全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则可调整为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确需单独设置行政机构的，要按照精简效能原则设置。对于已认定承担行政职能、但尚未调整到位的事业单位，过渡期内使用的事业编制须“只减不增”。

“市场的归市场”

被“剥离”的，还有原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

近年来，一些科研院所、出版社等事业单位转企改革持续推进，其间也不乏问题、波折。按照中央的明确要求，在转企改制过程中，须按有关规定进行资产清查、财务审计、资产评估，核实债权债务，界定和核定资产，由统计财政部门依法核定国家资本金等，这些程序不可缺少。转制单位要按规定注销事业单位法人，核销事业编制，进行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和工商登记。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后，要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深化内部改革，转变管理机制，并按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原则，逐步与原行政主管部门脱钩，其国有资产管理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由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责任的机构负责。

“推进转企改制，是最具有标志性的改革动作。但此项改革特别要注意一定不能‘演双簧’，市场化要彻底”，宋世明说，“一定要做到清清爽爽、利利索索、明明白白”。

从完善过渡政策看，转制工作可给予一定的过渡期，比如5年。在过渡期内，可以对转制单位给予适当保有原有税收等优惠政策，原有正常事业费继续拨付。在离退休待遇方面，转制前已离退休人员，原国家规定的离退休费待遇标准不变，支付方式和待遇调整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转制前参加工作、转制后退休的人员，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和调整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保证离退休人员待遇水平平稳衔接。

“这样才能尽量减少改革的阻力，保证公平公正”，汪玉凯说，为了分类改革的顺利推进，在过渡期内“管住增量”很重要，今后不应再批准设立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

据本刊了解，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转制后，离休人员的医疗保障将继续执行现行办法，所需资金按原渠道解决；转制前已退休人员，转制后继续按规定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障等待遇。有条件的转制单位，还可按照有关规定为职工建立补充医疗保险和企业年金。 公益之“分”

被留下的“中坚”，也进行了细分。据了解，除了以往对行政类、经营类、公益类事业单位的划分，此次改革部署又根据职责任务、服务对象和资源配置等情况，将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划分为两类。

承担义务教育、基础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及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公益服务，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一类。承担高等教育、非营利性医疗等公益服务，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二类。

“这样分类也可以看作是按照公益属性的纯粹程度来划分的”，汪玉凯说，纯公益类的事业单位，是由政府出资保障的，不再允许其存在经营性活动。“比如乡镇诊所、社区医院等就属于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以前经常说的教育产业化，这个概念模糊不清，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义务教育是不可以产业化的，长期不治的义务教育阶段‘择校费’应被叫停”。

汪玉凯指出，高校、职业教育、综合医院等，都具备较强的资源吸引和创收能力，应该属于准公益类的事业单位，允许其部分市场配置资源，但其整体的“非营利性”定位也是确定的，不允许进行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经营活动。

受访专家解析道，应结合不同事业单位的具体特点和财力，对不同类型事业单位实行不同的财政支持办法，合理制定标准，实行动态调整，健全监管制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效用。比如对公益一类，根据正常业务需要，财政给予经费保障；对公益二类，根据财务收支状况，财政给予经费补助，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予以支持。

“公益性事业单位有不同程度的财政支持，并不意味着排斥民间资本进入公益性服务领域”，宋世明说，未来的公益性服务事业单位不是由政府大包大揽，而是多元并存、竞争发展的，因此管办分开、网络化、社会化发展是必由之路。

据悉，高层提出要完善相关政策，放宽准入领域，推进公平准入，鼓励社会力量依法进入公益事业领域。对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的，在设立条件、资质认定、职业资格与职称评定、税收政策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与事业单位公平对待，并切实加强监管，引导其健康发展。完善和落实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捐赠公益事业。

“这将给民办医院、民办学校的生存发展开拓更为广阔的制度空间，摒除原有的准入限制、制度歧视等问题”，汪玉凯说。“社会力量进入公益事业领域，可以适当收费，但与公益二类的事业单位一样，整体上也必须是非营利的。”

优化、提升、改造 “‘留下中坚’也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留下，而是要对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进行整体的优化、提升、改造”，宋世明分析，这其中包括改革管理体制、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进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加强监督等若干“重塑”项目，“这一系列改革，无不是为了强化事业单位的公益属性”。

“重塑”项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保制度的改革。

自从2009年5省市开展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试点以来，这一领域的话题一直牵动着社会敏感神经。“虽然改革试点进展缓慢，但目前来看，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总体方向仍与最初的改革思路基本一致”，汪玉凯对本刊记者说。

据悉，高层要求是完善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政策，逐步建立起独立于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险体系。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养老保险费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个人缴费全部计入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基金单独建账，实行省级统筹，基本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

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中人逐步过渡”，对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人员妥善保证其养老待遇水平平稳过渡、合理衔接，保持国家规定的待遇水平不降低。此外，还将建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职业年金制度。

“‘老人、中人、新人’的制度区分，保障了改革的公平性。对‘事业人’普遍关心的养老待遇水平问题，也有了正式回应”，汪玉凯说，即便如此，仍可预计这项改革的难度和阻力将会相当巨大。“为减小阻力，公务员的社保改革需要同步推进。统筹考虑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离退休人员养老待遇水平。”

关于管理体制改革，“政事分开、理顺政府与事业单位关系”是当之无愧的主题词。受访专家解读道，行政主管部门需要加快职能转变，减少对事业单位的微观管理和直接管理，进一步落实事业单位法人自主权。对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积极探索管办分离的有效实现形式，逐步取消行政级别。

“长期困扰事业单位改革的种种难题，归结起来都与政府自身的改革有关”，汪玉凯说，事业单位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的同步改革和真正的“放权”。

此外，此次改革还强调继续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快推进职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管委会等多种形式的治理结构，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提高运行效率，确保公益目标实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事业单位工资正常调整机制等。

一切为了公益服务

根据中央的要求，大力发展公益服务，就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不断扩展公益服务领域，增加公益服务品种，扩大公益服务供给总量。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不断增强公益事业发展活力。通过改革，形成提供主体多元化、提供方式多样化的公益服务新格局。

“可以看出，未来的公益服务新格局将为公众提供广覆盖、多层次的公益服务”，汪玉凯说，事业单位改革并不是单纯地减少数量和人员，经过剥离、重塑后的事业单位，在未来发展中质量将提升，数量也会调整和增加，“一切服从于人民群众对于公益服务的需要”。

从强化政府责任的部署看，就是按照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优先发展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基本需求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公益服务，促进公益服务公平公正。加快发展农村、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公益事业，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公益服务水平差距，切实满足广大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医疗、教育文化等公益服务要求。优化公益服务资源配置，合理规划布局，科学设置事业单位，打破条块分割和行政区划界限，推进资源共享。创新公益服务提供方式，完善购买服务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据悉，高层对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组织实施工作安排十分具体。受访专家解读道，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应按中央要求稳步实施，分类指导、分业推进、分级组织、分步实施，注意把握节奏，加强统筹协调，做到条块结合、上下结合，条件成熟的可率先改革，暂不具备条件的允许过渡，不能搞“一刀切”。

“在过渡期内，尤其应严格禁止突击提拔干部、严禁超职数配备干部或违反规定提高干部职级待遇。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确保公益事业健康发展”，汪玉凯说。□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推荐第2篇：瞭望

《瞭望》：社会危机管理的“短板”

http://news.QQ.com 2007年10月09日14:09 瞭望

评论0条

第 1 2 页

“民防”、“心防”进入国家大政方针，已是危机管理的国际惯例，但在中国，它还是一道待解之题

卫生部8月10日发布的“中国伤害预防报告”显示，全国每年发生的各类伤害约涉及2亿人次，由此死亡人数70万～75万，占全国每年死亡总人数的9%，是我国排在四种严重疾病之后的第五位死亡原因；其中由交通、自杀、溺水、中毒、跌落等导致的死亡案例，占到全部伤害死亡的70%左右；每年因伤害需就医者约6200万人次，引起的直接医疗费达650亿元，产生误工等的经济损失60多亿元。

乞力马扎罗雪顶可能10年内融化，“赤道雪山”奇观 将与人类告别„

成都醉驾案疑犯被改判为无期 [孙伟铭父亲称判决不公拟上诉][更多] ·新疆发布公告依法打击针刺犯罪活动 ·加拿大部长称希望赖昌星能考虑自愿返华 ·印媒再次宣称中国士兵"入侵印度领土" ·山西致277人死溃坝事故现场将建警示广场 ·河南平顶山矿难已造成44人死35人失踪 ·推广 | 注意！资金正在流向以下板块！

独家:历史学家眼中60年中国

[日军国主义不会复活][中华民族自信心重建] ·深度 | “快女”粉丝江湖的“无间道” ·军事 | 美军将解放军列为假想敌 ·博客 | “砖家”点评快女 赌城结婚的明星 ·互动 | 真实记录一个农民工的北漂生活 ·推广 | 中信信用卡免费申请 即获QQ会员 危机是与人类相伴的客观现象。但是反观危机伤害等灾难后果的成因，一句“意外”是完全不足以让人释怀的。围绕8月2日钱塘潮“吃人”事件，网友们各执一词激烈争辩，从中可以看到：每年都有七八十人死于钱塘潮汐；政府防范日臻细微，沿江警示标志多且鲜明，围栏封闭之处逐年增加，专业人员有着24小时值守制度；当地社会民众自发的义务性巡防挽救过无数生命，上千社区居民组成的“喊潮队”已经坚持了6年„„而问题多来自“无知无畏”的外来务工人员和游客，每天都有无视警示、不听劝阻者跨入“禁区”。所以，单纯埋怨和指责地方政府的言论，遭到知情者的回击便不足为奇了。

2003年“非典”事件之后，应急管理在我国得到空前的重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预案》《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等陆续出台，可称之为“官防”的全国危机管理体系基本成型。与之配套的专业专职防范队伍（专防）、科学技术设施设备防范系统（技防），也得到长足的进步。“官防、专防、技防”的全面改观，大幅提升了国家和社会处置危机的实力。

相比之下，危机文化素质的不足，即“民防”与“心防”的缺失，却每每让“官防、专防、技防”陷入防不胜防、力不从心的窘境，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已是当前社会危机管理亟须破解的难题。

社会危机文化素质的三大缺陷

当前的社会危机文化素质呈现“无知、无能、无为”三大负面特点。

“无知”形成危机伤害。华南农大曾经出现10天内4人自杀的悲剧，于是人们关注多发性、多类型的校园危机。对此，北京

大学学生工作部的查晶认为，很多时候危险产生于无知，而不是客观条件，“一些常识的缺乏导致很多问题的产生”。《大学生危机自救手册》作者之

一、北师大的李雪莲也认为：“太多的时候，恐慌来源于无知”，“许多校园里的灾难其实可以避免”。针对当代中青年人生活不健康，导致疾病缠身、死亡提前的危机，国务院《全民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指出：“当今许多疾病的发生都与国人缺乏应急避险、疾病预防、健康生活等方面的科学素养相关。”北京安贞医院的洪昭光医生称：“许多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健康知识缺乏是第一杀手。”直面陋习，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曾喊出中国人需要一场“行为革命”的激情之语。

面对“黄、赌、毒”和“网瘾”等社会沉迷症蔓延和子女教育失败的危机，太多父母承认并不是自己“不想”，而是“不知、不会”——不知孩子成长规律，不懂他们的心理需求，不会防微杜渐的教育方法，结果当孩子因长期积累形成情商不佳、人格不善、缺少自制力与责任心，而失去生活目标、充斥叛逆言行时，家长又茫然无策，悔不当初。

面对太多的可预见危机，却不断有人因阅历中预防知识链残缺，“无知而无畏”地重蹈覆辙。例如每至北方冬季，年年都有因不当使用煤炉取暖而一氧化碳中毒身亡的事件；汽车进入百姓生活后，又常常传来因夏季贪凉，在封闭车中开着空调熟睡，导致缺氧窒息丧生的报道；钱塘潮岁岁“吃人”当然也是类似案例。

无知不是罪过，却是危机之源，它酝酿、制造着万劫不复的灾难后果，形成无知、延续无知、容忍无知的社会文化是比无知本身更值得探究的精神危机。

“无能”加重危机伤害。有调查表明，国内被访者中84%称从未经历危机现场的自救、互救，更不用谈引导、帮助人群摆脱困境。一次火灾，当发现浓烟后，仅有个别人或抓住宝贵的几分钟沿通道顺利自救，或关闭房门固守获救；大多数人要么不知所措，在慌乱奔突中吸入烟尘死亡，要么错误地选择从楼上窗口跃出，结果摔死或重残。高校学生自杀事件反映成长阶段心理问题，若有恰当的人与当事者聊聊，许多引发自杀冲动的问题可以消失；然而大量当事者都是在无人察觉、无人帮助下随风而去。

没有应对危机的求生信念和经验、技巧、能力，各种不当处置一旦出手，或贻误避难救险的最佳时机，或导致局面更为复杂混乱，或加大危机损失、延长危机时间、甚至造成新的危机。有时破解危机的判断、措施、方法、能力，是比道德审判更为重要的建设内容，应该得到社会更为广泛的共识。

“无为”是社会危机文化素质的深切之痛。“无为”与“无情”是危机应对中的孪生兄弟，是和谐美好社会建设的大敌。在具有预防特点的危机文化中，“无为”目前还是多层次、多门类的现实：一方面因决策者文化见识、文化自觉的不足，轻视、忽视、无视预防宣传教育，这种因过长的太平时期的麻痹思想带来的领域性无为；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的情感不足、以人为本的意识淡薄，导致危机降临时出现对生命的漠视，是那种见困不帮、见死不救、推诿拖拉的无为。社会上一些分散事例表现的令人发指的“无为”，让生灵涂炭。

“非典”初期相关部门和单位的“无为”十分典型，那种本身“自救”不行，周边“共救”没有，政府“施救”无期的情形仍历历在目。2004年2月5日北京密云彩虹桥踩踏伤亡事件，同样表现出“无为”与“无情”交织的恶果。数千人涌向长60米、宽仅3米的铁桥时，活动组织者、秩序维护者的“无为”，导致惨剧发生；有人跌倒后，周围人的“无情”导致惨剧扩大。倘若他们视跌倒者为亲人遇险，立即作出帮助式反应，至少能保持镇静、全力自救，而不是四处胡挤、助长混乱。危机时刻，在自救、互救、施救上无为，很大程度与危机文化素质低下、公德私德不良相关。

“民防”之民为全体社会个体，是“全民”之意，并非特指百姓；“心防”之心为全部个体之人的内在危机文化素质，是社会预防文化的根基，是政府体系中“官防、专防、技防”的软实力。只有当越来越多的公务员、专业人员、普通公民成为现代危机文化的“民防”、“心防”的积极因素，才能改变目前危机管理中“海量任务”与“微小应对者”的力量对比。

“民防”与“心防”事关国策 危机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日益复杂、多元增长。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曾在联合国《千年报告》中说：“当今社会对许多人来说，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伤害，这些力量有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不稳和社会失调。”

多年以来，不少国家都将危机文化的社会素质，对公民的预防文化建设工作摆到高于“专防、技防”的地位。一些西方国家和许多拉美国家在禁毒战线上，早已将预防体制全面向社会渗透，把减少未染毒者进入涉毒者行列当作首位目标。1999年7月，安南在第二次“世界减灾大会”上提出：“人类必须从反应文化转变为预防文化。”

世界先进国家较早开始坚持广泛的危机文化素质教育。在它们的大中小学校里，有些安全教育、避险和急救知识的课程，已有近百年历史；组织学生参观减灾部门工作，在博物馆了解国家及城市经历灾难的历史，参加政府与社区经常举行的应对主要灾害的演练，早已是“定制”。

于是，几代人下来，社会的危机意识、应对行为、整体氛围便普遍水准较高。有人称美国纽约市市民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2003年“8·14”大停电事故中，整体表现出的镇定、有序、听从指挥、良性互动，便是这一水准的体现。即使是被困在地铁和电梯中的数十万人，也都在耐心地等待救援，疏散中没有发生任何因拥挤形成的踩踏事件和其他连锁灾难。

纽约紧急事态办公室（OEM），负责协调超过150个联邦、州、市及私人组织的危机应对活动，在提高危机防范的公众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而显著的作用”。首先是相关知识的传播，它的“家庭灾害防御指南”，细到关于老年人、残疾人、非英语人口、宠物等等；其网站发布大量将对市民产生影响的“有用信息”，使公众看到当前危机与可能发生的危机；它通过“多触角战略”，在危机发生时，提供准确信息以减少灾害影响，达到防止恐慌、稳定局势的目的；它宣传、鼓励、组织市民参加社区紧急事态反应队（CERT），2004年便对其成员进行了灾难防御、用火安全、灾害医护、夜间搜救、灾害心理学等八项课程的培训。

法国24小时开通115免费电话，这是让陷入困境者寻求“社会急救中心”救助的联系通道。该中心每晚有巡逻车在街头巡视，车上配备一名社会工作者，一名护士；前者了解救护对象的情况，并登记在案，后者负责初步诊疗。这一民办的社会急救中心，设有社情观察室，与政府了解民情和社会底层情况的部门、社会庇护中心等保持畅通和协作关系。

日本东京是世界重视危机文化公共服务的典范城市，它通过法律、规则、合同，使政府部门、媒体、民间团体、志愿者、市民结成危机期间的共同体，城市口号是“建设一个防御灾害能力强的社会和社区”。东京将“自己的生命自己保护”、“自己的城市和市区自己保护”作为根本点，给世界留下防灾公共宣传最多、预防训练最多、相关公共文化服务最多的形象。其危机文化服务细化到专门设立“东京都外国人灾害期间信息中心”，为地理不熟、语言不通者提供专门服务；宣传、帮助做到了因物制宜，如道路井盖都考虑救援功能：消防井盖刻有消防员卡通形象，四角标注地名用于指路；避难所周边井盖除用箭头指示方向，还用颜色标志距离——黄色示意避难所在200米以内，红色则在100米以内。

历史经验和现实环境让瑞典率先在危机应对上建立组织严密、社会团结的全面防卫观。新加坡则将全民防卫概括为心理防卫、社会防卫、经济防卫、民事防卫、军事防卫五要素组合的危机管理体制。其中，心理防卫依据国民立志效忠的国家归属感，要求全民建立集体意识，确保国家能在和平中发展；社会防卫指新加坡人民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关怀，团结一致，照顾群众和国家的利益。同时，用专门议案强调公民个人责任——每位新加坡人的家园保安责任。

可见“民防”、“心防”进入国家大政方针，已是危机管理的国际惯例，它有利于培育公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的价值取向，很值得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借鉴。

痛下决心补“短板”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也是灾害多发大国，危机管理工作必须确立“软、硬件”建设齐头并进，“软件”尤需重点加强的方针。应该痛下决心，在10年左右时间里，基本扭转我国城乡危机意识薄弱、社会危机文化素质不高、“心防”与“民防”水平较低的局面。

当前应以立法和执法的强制形式，推行全社会的危机文化素质教育。安全、预防等知识教育，应该贯穿人生不同阶段；覆盖幼儿教育、义务教育、学历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使民众树立珍惜生命、关爱他人、抵御伤害、防范危机的基本观念，掌握应对常见灾难的主要知识，具备面临大规模危机状态时的高度组织化、服从指挥调度、相互帮助和团结配合的思想作风。

应以主题公共文化设施和专业减灾队伍为基础，实施深入社会的培训演练。危机文化范畴的真知，更多来自于实践；东京的先进经验说明“自己的生命（社区）自己保卫”所涉及的能力，不是看出来的，主要是练出来的。包括以色列等许多的国家，最重视“灾难博物馆”的建设与使用，最强调发挥专业队伍到学校、社区的传授培训功能，最习惯用情景再现与角色扮演的方式对民众开展自救、互救、施救的演练。通过流程化演练，使预防文化深入人心，组织文化得以形成，社区和居民避险能力得以增强，这就会为拯救生命增添机遇，为专业救援赢得时间。

开辟安全文化知识咨询平台和畅通有效的应急信息传播渠道也十分重要。与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相伴的危机，连一般专业人员都深感复杂，早已不是常规教育可以从容应对的。所以，汇聚城市与国家的数据库、信息源、专家群，以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的方式弥补例行危机文化教育之不足，供应现实社会生活中动态发生的分散危机事态中所需要的思想行为指导，当是城乡危机管理基本建设的紧迫任务。这个平台身兼传播科学知识和发出社会警报双重职能，规模灾难降临时可以准确的信息、有力的动员、合理的指挥，增强社会化解危机的信心和效率，击退谣言和恐慌的危害。 同时，要用政府出色的领导、组织、协调、管理，提高民众社会行为的有序性。公民、居民的规则意识和行为的有序性，是社会现代性水准的重要标志，也是严重灾害突发时众多生命能否脱险的一种素质条件。对于飞机燃爆事故，国际上有“关键90秒”的逃生时间说法。8月21日落在日本机场的台湾华航班机发生燃烧，157名乘客在93秒内全部安全撤离，无一伤亡，飞机随后发生爆炸；日本NHK电视台对此的报道特别提到“除了机组人员的疏导外，还靠乘客之间互相帮忙”。人员密集场所突发灾难造成的严重后果，多与极度恐慌气氛和“夺路而逃”的拥挤无序行为相关联。因此，平时长期不懈的公德教育、习惯培育和危机现场的正确指挥同样重要，政府应视其为辖区属民社会危机文化素质的领域，持之以恒地积极努力。

古今中外无数英雄多是与危机事态博弈的英雄，好莱坞大片的高额票房多为“灾难片”所创造。精彩文化产品可以通过英雄的形象、感人的故事，表现复杂、科学、专业的求生本领，用富于感召力的内容，极具冲击力的高科技载体形式，传播正确的道德伦理，让青少年如临其境、身陷激情。所以，借助文化产品的艺术力量，塑造英雄、效仿英雄，普及知识、传授技能，既是改善“心防”、“民防”质量的有力手段，也是提升素质的文化方式。

应让公务员率先垂范，带动社会人群危机文化素质的快速增长。日本东京都防灾与危机管理的53项文案中，十分引人注目的是政府的每个部门，首先提出了对本系统公务员的危机文化要求。将公务员作为危机文化素质的先行者、示范者、引领者，去影响、带动社会各行各业宣传预防文化知识，学习安全文化技能，不仅能促进社会的“心防”和“民防”，还将创造城市和国家危机管理工作跨越式发展的捷径。□（文/沈望舒）（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推荐第3篇：瞭望

《瞭望》文章：摒除领导班子不作为

廉洁守法只是基本要求，如果在岗位上无所作为也不算称职。我们必须既治贪官，又治庸官、懒官。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事业发展

把解放思想同当前正在做的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解放思想中真抓实干、破解难题，是自上而下对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的要求和期待。

但是，时下少部分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离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有的等上面拿主意、定调子，满足于按部就班；有的不思进取，满足于得过且过；有的观念陈旧、固步自封，满足于老经验、老办法；有的畏首畏尾、怕得罪人，奉行好人主义，满足于做“太平官”。

对此，可以称时下个别地方和部门的领导班子是“集体不作为”：凡是遇到难事、棘手事，一律不表态不吭声，遇到矛盾绕道走，惟恐因表了态拍了板而担责。他们对哪怕是丁点儿的责任也是退避三舍，只求明哲保身。结果基层眼巴巴盼着答复却迟迟没有回音，许多急需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到了关键时刻依然得不到解决，结果不仅耽误了事业和工作，有的还把小事酿大，最终不可收拾，给党和国家的声誉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害。

征诸现实，这类“集体不作为”的现象确也存在：胡锦涛总书记的625重要讲话对十七大主要精神定了调。按照这一重要讲话精神开拓进取，积极作为，本应是各级领导班子的应有状态。但有的班子该做的决定不做，该拿的大主意不拿，说是要等十七大；物价涨幅过大，尤其是房价和食品价格问题已经到了非调控不可的时候了，对此，中央已经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但有的领导班子仍以所谓的尊重市场选择等似是而非的理由按兵不动；城镇居民基本医保的试点工作已经启动，在2010年将正式推开。局部试点，经过试点证明切实可行后再全面铺开，这本是试点的价值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非试点城市就可以不作为，一切要等到2010年再说。

倡导在解放思想中真抓实干、破解难题，摒弃集体不作为的消极状态，是当前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各级领导班子迫切需要的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

胡锦涛总书记在625重要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若干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和瓶颈制约，一些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准确判断、正确把握和有效化解。这就迫切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在解放思想中破解难题，克难攻坚，敢于和善于作为。

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备敢于负责的精神。必须在岗位上积极履行职责，勇于和善于担当责任，化解矛盾，推进工作。如果“在其位不谋其政”，成天满足于当“传声筒”、“收发员”，甚至浑浑噩噩，无所事事，就是失职、惰政。这样的干部即便不腐败也难以令百姓满意。

前几年某地发生的“贪官不臭”现象，值得各级领导班子深思。此地的一名主要官员因为经济问题而锒铛入狱后，居然有不少市民前往探望。调查结果发现，探望者的一种普遍的心态是认为此人为官时“敢负责，善做事”。

这也许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对于贪官，无论他如何“敢负责，善做事”，都要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这是必须坚守的干部制度的底线。但从群众对这位贪官的“同情”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老百姓对领导干部尽职、负责的期盼之深，寄望之重。

这也从一个侧面提醒各级领导班子，敢作为必须是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的作为，既不是置党的纪律和相关法律规定于不顾的乱作为，盲目作为，也不是以自己地区的“特殊性”为挡箭牌，不顾中央统一部署，不听中央指挥的“自我例外”式的“自选动作”。

作为一名合格的领导干部，仅仅符合廉洁自律要求是不够的，廉洁守法只是基本要求，如果在岗位上无所作为也不算称职。我们必须既治贪官，又治庸官、懒官。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事业发展，才能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重托。

当前各地改革发展的任务非常繁重，如何确保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如何真正有效地落实科学发展观等，都是需要从实践中不断摸索和创新的重大战略课题。现成的经验和本本上不可能找到完整的答案。但是，只要各级领导干部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真抓实干、破解难题，坚持用创新的思路和办法去应对和化解各种矛盾，“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就一定能闯出一片新天地。

在全球化的开放背景下搞好宏观调控，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是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要求各级领导班子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以新的思路、新的理念和世界眼光、战略思维来审视、谋划和推动工作，以更加积极的作为取得又好又快的发展与进步。

推荐第4篇：瞭望

瞭望

厦航机队

这是一家“最懂服务的航空公司”：2016年3月刚获第二届中国质量奖，成为中国服务业首家获此殊荣的企业。这里“让你的眼睛只能看到爱和笑容”，空姐对记者说，这是融入她们内心的标准。“人生路漫漫、白鹭常相伴”，乘客告诉记者，喜欢飞机着陆后的这段歌声，“听了好几年，都印在脑子里了。”

这是一家“最会赚钱的航空公司”：当初，以2000万元起家，“连一台飞机发动机也买不下来”；如今，在市场竞争激烈、效益大起大落的民航业里，似乎“风景这边独好”，创造了世界少见、国内唯一的连续29年盈利的骄人业绩。

她，就是厦门航空有限公司。今年以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数次到厦航蹲点调研，为的正是探究这家“最懂服务、最会赚钱”国有航空企业的营运逻辑。

精准定位

今年春节前夕，全体厦航员工都收到一封“报喜信”，内有几个重要数据勾勒的厦航“十二五”业绩单——利润总额90亿元，是前26年利润总额的1.7倍多；机队规模、资产规模和营业收入，均比2009年增长两倍多，相当于再造了两个厦航。

“我们的每位员工是‘蛮拼的’”。厦航董事长、总经理车尚轮在信中说，这些成绩来之不易、弥足珍贵。他还告诉员工：到2020年，厦航机队规模要达到268架，年旅客运输量要超过5000万人次。后一个数字，几乎比现在翻一番。

采访中，无论一线员工，还是企业高管，对身为厦航人的那种由衷的骄傲，都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厦航是一个有奔头、方向感清晰的公司。”已安全飞行1万多小时的厦航总飞行师杜利说，大家上下一心，认同感非常高，都觉得这个企业值得我们留下来。

“我喜欢厦航，我们的队伍年轻，活力足。”有3年飞龄的乘务员任珂欣说，“公司教我们要学做客舱的主人，更自信地为旅客提供优质服务，乘务队伍有这样的氛围。”

在他们看来，员工热爱厦航，公司“专注、专心、专一”把航空主业做好，是厦航始终在“快车道”行进的一个制胜法宝。

1984年，中国民航局与地方政府合资以股份制企业形式创办厦门航空，开启中国民航市场化改革探索。厦航以租借飞机起步，艰难创业，持续壮大。目前，厦航已拥有飞机153架，国际国内航线300余条，年旅客运输量2600万人次，在国际航协240多家成员航空公司中位列前30。

“我们始终聚焦航空运输主业，不盲目涉足其他行业或市场。”车尚轮告诉记者，厦航一直严守“四不”原则：不对外提供担保，不对外拆借资金，不参与高风险和不可控的投资，不做与主业无关、低回报的投资，“成立以来从未发生大额的投资损失。”

他还介绍说，在市场定位方面，厦航坚持“国内客运为主、兼顾国际和货运”的策略，“不介入货机、支线飞机市场，将有限资源集中投放在盈利能力最强的特定市场，”也因此收获了良好效益；在机队建设上，“厦航坚持以波音737为主的简单机队结构，这样，有效地降低了人员培训、运营维护、航材储备等成本，形成了最优性价比。”

记者发现，在厦航的负债表上，资产负债率长期控制在65%左右。“比行业平均低10个百分点。”厦航的财务管理人员告知，由于坚持合理负债原则，厦航有了充分的管理余度，在历次经济波动中得以保持良好的现金流和还贷能力，“优良信用，则令各大银行乐于提供长期且廉价的贷款支持”。

就观察企业来说，还有一个特点值得关注：作为成长于福建的航空公司，厦航按照“立足福建求生存、拓展外部谋发展”的思路，始终将战略定位于福建，融入地方发展。

航班是衡量一个城市外向度的重要指标。厦航为福建的发展插上了翅膀。它持续推动福州、厦门区域性航空枢纽建设，把80%的运力投放到福建省对外航线上，重点加密福建至北京、上海、广州等干线机场的航线，打造“海峡快线”和两岸中转平台，着力完善东南亚航线网络。目前，厦航已开通福建相关航线120多条。

去年以来，厦航着眼于服务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战略，开始构建“一带一路”洲际走廊空中通道，已相继开通3条连接欧洲－亚洲－大洋洲的洲际航线。“今年厦航还将新开飞包括北美在内的3条洲际航线。”

“近年来开通和加密国际航线，每年都要很高的成本投入，短时间看可能不划算，但长远看却是抢占了先机。我们要从发展趋势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厦航副总经理赵东分析说。

“近些年厦航新增的不少国际航线，拉近了厦门与世界的距离。”厦门市常务副市长郑云峰评价说，厦航为“一带一路”战略搭建起了空中桥梁。

精细管理

近30年，厦航的平均收入利润率为10%，是行业平均水平的两倍，持续29年盈利。

一个时期以来，全球航空业整体处在“不赚钱”的大环境中。赵东告诉记者，全球四五百家“有模有样”的航空公司中，除美国西南航空公司、新加坡航空有限公司等屈指可数的几家之外，持续盈利的很少。

在此大背景下，厦航的表现在全球航空业界中是耀眼的。背后有什么“绝招”？记者调研后得到一条启示，就是“坚持精细化管理，在精细化中求效益”。

“企业要盈利，无非是高产出低成本。但是，道理看似简单，做起来却是精细活，要做到收入上‘颗粒归仓’，成本上‘滴水不漏’。”厦航总会计师黄火灶告诉记者。

“座公里收入”是衡量一家航空公司盈利能力的最“硬”的指标。厦航的这一指标比行业平均水平多2分钱，“靠这个不起眼的2分钱，厦航每年多增加收入7亿元”。

“2分钱的多收何处来？”一个路径就是提升核心资源的运行效率。以去年暑期7月旺季为例，厦航飞机日利用率10.6小时，比同行高出0.6小时，按当时的120架飞机规模，相当于多出6架飞机在飞。

谁都知道让飞机多飞能提高效率，可要做到让上千个环节“严丝合缝”、一个环节都不掉链子绝非易事。

效益还要从成本中“抠”出来。厦航有一万多员工，管理人员占比不到8%，“厦航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追求的是精简高效”。

民航业内，航空公司机队所有可用座位与员工人数之比，即人座比，通常被认为是可较客观地评价一个航空公司劳动效率的数据。近5年，厦航人座比保持在0.70∶1的较低水平，相应人均年产值高达160万元，保持民航业领先水平。

最近的5年，厦航成本费用占收入的比重为88.7%，比行业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相当于一年节省7亿元，成本优势得以显示。

记者采访发现，厦航成本控制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每个环节都是“干毛巾也要拧一把”。航油是成本大头，为省油厦航想尽办法，比如，以往飞机上的饮用水都是满配，后来改成按载客量之需精配。“每个航班减少一公斤负载，一年就可减少航油成本4.6万元。”2015年厦航共推进25项成本精细核算，累计节支4121万元。

“部部懂预算，人人会算账。”厦航计划财务部成本管理分部经理张雪美告诉记者，厦航推行了全员成本核算，大至飞机和航材采购，小至餐叉配置，都事先把账算细算精，花钱部门要经得起财务部门的“审问”。一旦突破预算，超过5万元要经公司副总经理审批签字，超过10万元要经公司总经理审批签字。

精细管理一方面是要压成本、出效益，另一方面则是要防腐败、控风险。在厦航，按章行事、依规办事的企业文化久经沉淀，保障了企业的健康运行。

值得一提的是厦航建立较健全的防范腐败机制。比如采购环节，不是分管领导签字了就算做决定了，而是先让业务部门谈，谈完还要比对历史水平。“前台后台制衡，通过流程管控腐败风险。”

再以招空乘为例，给公司领导打招呼、求关照的人不少，但应聘者先要通过业务部门组织的几轮考核，后要过公司管理层面试关，6名评委于考试当天临时随机抽出。“我负责招乘工作，拥有一票否决权，但录用须获得多数同意票，想走后门可没那么容易。”黄火灶说。

精致服务

经营有战略，管理成体系。厦航新近获颁第二届中国质量奖，成为中国服务业首家获此殊荣的企业，凭借的是“双引擎四系统立体交互”航空质量管理模式，即把“文化引擎”和“机制引擎”当成持续发展的源动力，把“安全、运行、服务、效益”四大系统当做机身和机翼，这算是厦航卓越质量经营的路线图。

对旅客而言，坐飞机最重要的是安全、准点和服务。厦航已连续安全飞行350万小时。过去5年，厦航因公司原因延误的航班比例为全民航最低水平。这些数据很过硬。

记者搜索了乘客的网络评价，不少人为厦航的服务点赞。网友“西兰花椰菜”写道，“所有的航空公司中我最喜欢厦航，第一，空姐、空少是真的NICE；第二，服务是真的NICE；第三，吃的是真的NICE。”

“三米之内有微笑，一米之内送问候，与旅客交流超过3句采用蹲式服务。”厦航人告诉记者，“精尊细美”是厦航式服务的标志，也算是“工匠精神”在服务业的体现。企业关爱员工、员工爱岗敬业。拥有万余名员工的厦航，员工离职率为1%，飞行员等核心人才离职率为0.3%，都远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厦航乘务员张虹曾在某银行工作。“过去我在银行做的是服务工作，现在到厦航做的也是服务工作，感觉厦航各方面的要求更细致更人性。”她告诉记者，不管是机上服务，还是地面服务，厦航都有规范化标准。“大家说，要做‘手册乘务员’，把手册上的一整套服务规范展现在实际中。”

见到厦航服务总监、配餐部总经理陈毅真时，她正和营养师们研究航餐菜谱。洁净宽敞的工作间，师傅们切着西瓜等水果，所有切片都是一个形状规格。“切水果，也有厦航切法。”按陈毅真的说法是，“一切按手册标准操作，才能保证服务品质不走样、不变形”。

陈毅真属于厦航最早的一批空姐，她说按章做事是一种工作习惯。她写的《厦航乘务员手册》是厦航第一本操作手册，“手册文化”也由此在全公司推广开来。1997年厦航在全国民航系统率先编制了《厦航营运手册》，有900万字，内容涵盖每个部门、每个岗位、每项工作的职责。如今，手册被视为“厦航小宪法”，按手册操作成为公司的铁律。

消费者口碑是极具价值的。截至目前，厦航已经连续15个季度被旅客评选为国内“服务最佳航空公司”。“精准定位、精细管理、精致服务”，凭借着这“三精”，厦航追求“始终站在行业之巅”的努力，就不会是空中楼阁。□

推荐第5篇：瞭望

《瞭望》文章：县委书记生态图

考核多、检查多、会议多，招商引资累、陪客喝酒累、处理关系累。“多”和“累”是记者一路与县委书记们交谈时听到的最频繁词汇。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在我国干部队伍中，有2800多个县（市、区）委书记，他们不到全国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总数的1%，但却处于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

近期，本刊记者深入广东、浙江、江西等东中西部10多个省区市调研，与50多位县委书记倾心交谈，发现现在的县委书记队伍是一个年纪轻、学历高、能力强的群体，他们一方面权力大、责任重、谋发展、思进取；另一方面，则压力大、盼理解、待培养、须监督。

身心疲惫盼理解

河南一位县委书记给本刊记者画了一幅“双三角形对顶图”，显示他所理解的县委书记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一个倒置的大三角形压着一个正放的小三角形，形成倒压对顶之势。

他说，上面倒置的大三角形就像县以上的各级权力机构，下面正放的一个小三角形就是县级政权机构，县委书记恰恰处两个三角形尖儿上。上级层层压担子、派任务，最终都落在县一级，但县里资源有限、回旋余地有限。把这个图倒过来，立时变成上小下大，又恰似县级政权和群众的关系，一方面新时期群众期望值高、诉求多；另一方面，县级权力机构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限。

县委书记处于两个三角形的“上压下顶”之中，困扰多、困惑大。一些县委书记梳理出他们的四大困扰。

一是很大精力用在协调沟通各种关系上，每年参加会议、应付检查指导的时间就占1/3，难以深入到基层研究问题。

有些县委书记戏称自己是“三陪”书记：整天陪着上级领导检查工作、陪着汇报工作、陪着喝酒吃饭。

二是有些部门权力化、权力利益化。一些国家部委制定政策，以“责任下压”为取向，喜好出台禁令搞“一刀切”，而服务基层、“解难解结”的内容往往很少。

三是网络舆论压力大。一些县委书记反映，一些网络媒体对基层问题的报道不是引导型，而是放大型。有时为平息舆论，板子只能打在基层干部身上。

四是应对突发事件压力大。出现突发性事件和安全事故，矛盾都聚焦到县委书记身上，要求勇于承担风险，靠前指挥，不允许有丝毫顾虑与退缩。

考核多、检查多、会议多，招商引资累、陪客喝酒累、处理关系累“多”和“累”是本刊记者一路与县委书记们交谈时听到的最频繁词汇。县委书记责任大，事无巨细都要亲自管，发展、稳定、民生、安全，“一个都不能少”。既要上级满意，又要群众满意。

“五加

二、白加黑”成了县委书记日常工作的真实写照。许多县委书记感觉都疲惫，有的患上了抑郁焦虑症，许多人过早患上诸多疾病。

采访中一位县委书记说自己是“工作中的强者、家庭中的弱者”。“我从十几年前起，太多时间不属于家庭了。母亲去世时，我第三天才从另一个县赶回去”。

一位县委书记描述高度紧张的状态：“县长觉不够睡，书记则睡不着觉。我天天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可一听到下雨声就又惊醒了。”

一些县委书记表示，当前有一种“妖魔化”县委书记的苗头，似乎他们没有一个好人，都是贪官。他们盼望理解，需要社会宽容、家庭关爱，还有组织上的人性化关怀。

风险高发缺监督

“目前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已到了矛盾最多的时期，要求县委书记统筹驾驭能力最强的时期，同时也是县委书记受制约监督最多的时期”，河南一位县级市的书记这样说。

“发展是第一要务”。采访中，无论是东部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县委书记普遍认为，实现科学发展是他们面临的头号难题。一些县委书记说，以前GDP上去了“一俊遮百丑”；现在既要“金饭碗”、又要“绿饭碗”；既要保增速，又要减排放。左右为难。

“稳定是第一责任”。一些县委书记反映，信访维稳是最大“心病”。随着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诉求的利益性、参与的群体性、成因的复杂性、方式的偏激性日渐突出，加之网络舆论压力越来越大，“上访变上网”，信访维稳压力骤增。

现在，部分县委书记中流行着“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搞定就是稳定，妥协就是和谐”的顺口溜。一些县委书记说，在处理信访维稳工作中，最困惑的是科学执政“这一手”没有太多具体办法。

贵州一位县委书记说，在别人眼里，当县委书记是件风光事，其实是在风口浪尖上过日子。有位地级市市委书记总结了县委书记岗位的五大风险。

一是重大决策的风险。县委书记拥有一个地方的决策权、人财物调配权，如果决策中对规则程序把握不好，会造成严重后果。

二是执行政策风险。党的各项政策在基层主要靠县一级来落实，一旦管理监督不严，容易出偏差。

三是选人用人风险。县委书记管理的干部人数不少，仅科级干部就300多人，选不准用不好，可能影响地方风气。

由于怕触及矛盾，也有些县委书记任期内不敢调整干部，以免把自己置于火山口上。河北一位县委书记说：“有人说县委书记想提拔谁就提拔谁，这一点一般的县委书记都可以做到，但是你如果把这个人用错了，责任可就大得多了。”

四是从政纪律风险。县委书记在地方“位高权重”，工作弹性较大，对自己要求稍不严，容易滑向腐败深渊。

五是权力延伸风险。为特定关系人牟取不正当利益，有些并非主观，而是权力惯性起作用，监督不到位、不及时，可能出大问题。

多位县委书记用亲身经历描述一幅幅时刻提防掉进各种“陷阱”的画面。他们说，由于县委书记“位高权重”，有很多人盯着他们，“研究”他们的秉性爱好、人际交往及朋友圈和亲戚圈。

近年来，一些地方县委书记连续“落马”。2006年～2009年，河南共查处贪污受贿犯罪的县委书记22名，其中13名是从县委书记岗位上提拔或调整到其他工作岗位不到一年的。探寻他们的腐败轨迹，绝大部分是因为对岗位风险缺乏防范。

一位市委书记分析说，有些贪官胆子大，就是在当县委书记时养成的毛病。在强调决策、执行责任及效率的今天，有的县委书记一味追求集权，以增强其决策和执行的权威性，导致权力失衡。而监督方面却是“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与县委书记权力对应、对等的监督制约体系有待完善。

发展误区当警惕

本刊记者调研了解到，无论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都是当地县委书记压力最大的事情。但由于各地发展阶段不同，压力也不尽相同：东南沿海基本处于县级财政不断壮大、“招商选资”，中部地区则倾心于上项目、引客商，而欠发达地区仍在“盲目选资”寻找出路。

面对GDP考核压力，各地都在千方百计加快发展脚步，但许多地方都依靠招商引资和上项目拉动经济，发展模式趋同。

对此，多位县委书记建议要鼓励多路径发展。在他们看来，工业和城市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两台发动机，要坚定不移做下去，但也可以不局限于工业基础，可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走生态立县之路。

身处东中西部地区的多位县委书记认为，未来5年是国家实施“十二五”规划、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时期，认真研究发展路径十分必要。

他们建议：促进发展的政策需差异化对待，要考虑政策对不同地区的效果。我国幅员广阔，东中西部处于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不一样的发展任务，出台同一个政策，对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或快的地区适合，但对中西部和欠发达地区就不一定适合。因为发达地区的问题是发展快和增量大的问题，欠发达地区的问题是速度慢和总量少的问题。对于工业发展有好势头的地方，能够给一些区别于一般地方的政策，比如在用地上、环保指标设定上进行区别对待。

由于政策限制和资源约束力，有的地方还不惜冒着被批评、处分甚至免职的风险“踩红线”、“打擦边球”。有的县委书记认为，“太老实的人吃亏”，“发展需要自己灵活掌握路径和方法”。

中部的一个县委书记说，“现在发展县域经济很难，上面限制政策又这么多。例如，用地这一块只给我300多亩的指标，城市工业怎么搞？城乡一体化怎么搞？只能逼得大家„玩魔方‟。有些事情不踩点红线根本搞不成。”由于违规用地、先建后报批，该负责人和县里很多干部受了党纪处分，他说：“可是不这么做哪有那么多的工业用地？”

西部边陲的一位县委书记说：“为了加快发展脚步，我宁愿做一些出格的事情。”他所在县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盘算着把周边的土地都圈进来。在做这件事情前，他特意咨询了一位律师朋友，询问这么做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当获知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免职时，他毫不犹豫地把城镇面积扩大了好几倍。

部分县委书记反映，保持经济发展，致富一方百姓，应有必要的考核压力。作为一个地方的“一把手”责任不可推卸，但考核的方式和内容应因地制宜。

中央党校党建部有关专家也认为，以经济指标为主的考核对县委书记的影响很大，经济上不去就要被诫勉谈话、末位淘汰、在分配资源和资金上就有差别。因此，要想让县委书记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就要调整现行的评价考核体系，淡化GDP指标，将生态效益、百姓幸福指数和未来潜绩纳入考核体系。□

推荐第6篇：瞭望

8月26日出版第34期《瞭望》新闻周刊将发表慎海雄的评论文章《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全文如下：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在全面深化改革、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时刻，总书记这一体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的重要论述，不仅对于宣传思想战线如何牢牢把握根本任务和着力点、把工作做得更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对于各条战线的领导干部，同样是一篇蕴含深刻战略思维和科学方法论的纲领性文献，同样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长远的指导意义，必须认真学习贯彻、深刻领会。

“登泰山而小天下”，谋大事须把握大势，谋一域须放眼全局。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要贯穿到从宏观思考到微观决策的全过程。只有对大局了然于胸、对大势洞幽烛微、对大事铁画银钩，才能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大局是相对局部而言的，是全局中最重要的部分。唯物辩证法认为，整体处于统帅的决定地位，部分服从和服务于整体。部分是整体中的部分，部分离不开整体，离开了整体，部分也就不成其为部分。因此，大局的走向决定局部的命运。正因为大局在事物发展中起着主导的决定作用，找准全局性、大局性的问题，也就抓住了工作的重点和中心；掌握了大局，也就掌握了工作成败的关键。胸怀大局，有利于我们预而有备、下好“先手棋”。

有没有大局意识，是衡量一名领导干部党性强不强、素质高不高的重要标志。胸怀大局，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善于在大局下谋划、在大局下施策，不断提高领导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是领导干部必备的素质。一地一部门的领导干部如果片面强调眼皮底下那么点利益，坐井观天、一叶障目，其决策就很可能贻害大局，损害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甚至造成工作失误。历史和现实中都不乏这样的教训，需要引起我们的警觉。

当前，全党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力拼搏，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大局。我们的一切决策的落脚点和出发点都要围绕这个大局，齐心协力维护和发展这个大局，而不能有意无意地干扰、影响这个大局。

习总书记指出：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地球村”，中国的持续发展和日渐兴盛已经对世界产生了深远而深刻的影响。对国际大局了然于胸，与国内的大局相统筹，有利于我们登高望远，在顶层设计中高屋建瓴、总揽全局，从而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稳住心神、心无旁骛，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在胸怀大局的前提下，我们必须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所谓大势，就是大局的趋势。“天下大势之所趋，非人力之所能移也。”古今中外，凡成大事者，无不善于把握大势;而大势又往往是最需要把握却又最难把握的。能否把握大势，考验的是领导干部的战略思维、战略远见和战略定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明确要求：善于观大势、谋大事。总书记指出，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相互联系的，只有眼界非常宽阔，正确认识和积极顺应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党和国家面临的大事，才能把握工作主动权，跟上时代前进步伐，推动事业顺利发展。

观大势、谋大事，也就是审时度势、蓄势而发。领导干部首先要有“知势”之能，如果势已至却无感无觉，结果必然是坐视大势流失；还要有“识势”之明，不“识势”必然逆势而行，再怎么用力，也只能是事倍功半。

“知势”“识势”，敏锐分析和把握、研判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才能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具体实践，只要我们因势、应势、顺势，一旦条件成熟时，就必然如高山滚木、势不可当，从而办成大事。如果背势而行、逆势而动或者急躁盲动，不仅不得要领、劳民伤财，也难成大事，甚至办出荒唐事。

将“势”变为“事”的过程，也是能量转化为动力的过程。当前，我们要善于把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大势，善于把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内大势；在善观大势下善谋大事，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表象抓趋势，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集中脑力来想、集中精力来办那些事关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不断破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难题。

“不为明天做准备的人永远不会有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一批又一批信仰坚定、胸襟开阔、眼界宽广、脚踏实地、善成大事的领导干部带领群众接力奋进。

文章来源：新华网

推荐第7篇：新华视点

新华视点：反腐斗争为何盯上“裸官”？

2013年03月24日 10:30:17 来源： 新华网

53

【字号：大 中 小】【打印】

【纠错】

资料图片

新华网广州３月２４日电（“新华视点”记者毛一竹、邓华宁、杨绍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今年２月２５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表示，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

为了落实这一指示精神，广州市纪委近日决定，２０１３年将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大监督力度，对领导干部重大事项申报进行比例为１５％的抽查核实，虚报、瞒报的将被调岗或免职。

提高对领导干部重大事项申报的抽查核实比例，能否对“裸官”起到震慑作用？反腐斗争为何盯上“裸官”？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为此走访了相关部门及权威人士。

转移不明财产，“裸官”嫌疑较大

广东、江苏等省的纪委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将进一步强化对“裸官”监督管理，严肃查办“裸官”背后的腐败案件。 反腐专家告诉记者，一些“裸官”的共同特点是：非法敛财→家属移民海外→转移不明资产→择机外逃。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据，２０１１年检察系统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１６３１人，同比上升２７％，追缴赃款赃物计７７．９亿元。

“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案发前，子女就分别加入了澳门籍和澳大利亚籍，并在境外置业。罗荫国本人持有多个假身份证，用于出入国境。”广东省纪检系统一名干部告诉记者，虽然其妻子仍在国内，那只不过是掩人耳目。

近年来，“裸官”外逃、落马的案例时有发生。如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张曙光等。

２０１０年，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李向东由成都直飞深圳后失踪。有关部门认为，李向东很可能是持加拿大“绿卡”通过了一道道检查，并带走了巨额资金。２０１２年辽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外逃后，被曝也带走了巨额赃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认为，贪官外逃只是其违法违纪行为的最后一个环节，出逃前往往已是“裸官”。

江苏省纪委案管室主任王唤春说，跨境转移资产已经成为反腐斗争的主战场，随着国际经济往来的增多，一些贪官通过贸易项目转移资产，更隐蔽更难监控。

裸官”勾结“裸商”，攫取社会财富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除了媒体曝光的“裸官”现象外，还有一种移民海外并由内商变为外商的“裸商”现象也很值得关注，有的地区相当一批中国商人拥有国外身份。

长三角某市一名商人介绍说：“近年来，投资土地比投资房地产更容易获取利润，一些商人与官员联手圈地，打着建设各类产业园的招牌从事土地经营，投入不算多，一年赚几亿元不罕见。”

这位商人说：“钱赚得快，户籍留在国内颇为担忧，于是有了移民海外的需求”，然后再回来做生意，成为外商投资者，不仅可以继续赚钱，万一有个风吹草动，也可以脚底抹油。

“不少内地商人移民海外后，除了买房置业外，干不了别的，而回到国内，生意机会很多，一些行业的投资回报率是国外的好几倍。”南洋地产中国区总经理钟沛说。

中国银行原副行长张燕玲认为，中国国际收支“净误差与遗漏”项每年都有几百亿美元，其中洗钱导致的资金外流数额占相当大的比重。贪腐和洗钱犯罪有着密切的关联。

据分析，一些“裸商”与“裸官”互相勾结，将巨额不明资产转移海外，再以外商身份回国投资，利用我国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形成一个钱权交易、里应外合的利益链，以此实现对社会财富的循环侵占。

广州市纪委常委、新闻发言人梅河清说，配偶、子女移居国外对国内从政的领导干部的政治生活有较高风险，在以往查办的一起案件中，在国内从政的领导干部把投资项目交给在境外的子女来做，结果导致了巨大亏损。 铲除“裸官”土壤，需要多管齐下 “虽然不是所有‘裸官’都腐败，但‘裸官’的确是腐败案件中的高危人群”。王唤春分析，一般经济案件占４０％，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类案件的占比高达８０％。

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张紧跟说，从已查处的案件来看，“裸官”为支付配偶、子女在海外的生活费以权谋私，甚至借机转移财产的情况屡有发生。

２０１２年，广东省出台《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加强市县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规定：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广东省纪检部门的干部告诉记者，曾经有拟提拔的干部，发现存在“裸官”情况后，还是被拿了下来。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介绍，把官员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纳入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范畴，正是反腐斗争的“国际惯例”。当前，应当推进省市县三级主要领导的个人信息、工作信息、家庭信息公开化，对遏制“裸官”现象具有现实意义。

广东省纪委负责人表示，广东将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健全定期抽查核实、汇总分析制度，继续推进报告事项在一定范围公示试点工作，逐步扩大试点范围。

推荐第8篇：教育视点

教育视点

让孩子多睡一小时，不会改变他人生。

江苏淮安一重点中学的初三学生，因周六赖床不起，他父亲竟拨打110请警察来帮忙。大部分网友支持周末让孩子睡个懒觉。

钱花在豪华办公楼上，民间就多埋下一份怨，钱花在保障房上，民间就多一份踏实；钱花傻乎乎的标志性建筑上，民间多一笑话，钱花在环保上，百姓多一点健康；钱花在面子身上，糊不住一时，钱花在孩子身上，给两代人希望。

央视主播张泉灵针对“如何正确理财”这一问题做出的回应。

现在的本科就相当于以前的初中，硕士相当于以前的高中，博士才相当于以前的本科„„

湖北大学校友、有中国“首席反劫持谈判专家”之称的高锋教授做客该校人文讲坛，他用犀利的语言提醒学子要注重培养“软实力”。

自强就是从没有到有，是争取的过程，包括对创造的追求，对社会地位的追求，对财富的追求，对学业的追求，对梦想的追求。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在“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活动中，与现场的大学生对话，共同探讨当代大学生弘扬自强不息精神的话题。

教育工作者应当树立“有教无类”“人皆可成才”的教育理念。只有回归教育宗旨，重视对学生德智体美诸方面的综合评价，抛弃“唯分数论”的错误导向，才能避免“绿领巾”“红校服”“测智商”这种荒唐事件的再次发生。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就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部分学生发放“绿领巾”一事发表的看法。

这么做，只不过想发出信号：学校唯才是举，而不是唯学历和资历。

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对“破格将22岁的研一在校生刘路晋升为教授”一事做出的解释。评选三好学生时只关注学生学习好这一项因素表现出教育价值观扭曲的问题。教育是培养人的，包括人的德育方面、身体方面、心理方面和审美方面，目的就是让孩子得到全面发展。教育应该是唤醒每个孩子内心潜在的积极向上的力量，不管他们在哪一方面优秀，都应该得到肯定和鼓励。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针对两会期间一个有关取消三好学生评选的提案提出这样的看法。

家庭教育的三大职责是亲子、道德养成和人生规划。第一，爱护子女。这是家庭教育的基础。第二，道德养成。健康是基础，教养是外显，情操为内核，理想为动力。第三，人生规划。小学要“保护好奇，养成习惯”，初中要“发现兴趣、引导兴趣”，高中要努力“将孩子的性向和志向结合起来”。这一过程中，家长要“三学会、四不要”，即：学会等待、学会引导、学会发现，不要超越、不要跟风、不要放任、不要强加。

浙江省关工委副主任、省教育厅关工委主任张绪培在《做好孩子人生第一导师》的主题报告中发表了以上观点。

儿子微博炫富，父母教育有责。作为父母，不能只想着挣更多的钱，只想着给孩子更多的钱，还要给他（她）合格的家庭教育，尤其是关于道德良知以及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否则，孩子的成长就是不健康的，有缺陷的，这种不健康和缺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暴露出来，让孩子和父母都后悔莫及。

最近几年，随着诸如炫富、飙车、吸毒、打架斗殴等关于“富二代”的绯闻屡屡曝光，“富二代”的教育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近日，人民网发出如是评论。

推荐第9篇：窗内是我

窗内是我，窗外是你

九（1）班邓萍萍

你在春天打开窗，望着的是万物生机；你在夏天打开窗，见着的是热情夏阳；你在秋天打开窗，看到的是翩翩落叶；你在冬天打开窗，眺见的是茫茫霜雪。而我打开成长的窗，看见的是暖暖的母爱。

小时候，我和妈妈隔了一扇窗。窗内是我，窗外是妈妈。

我在一个小山村里长大，房屋周围有几块田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家的房子后面也有一块小菜地，妈妈时常在菜地里种种菜、铲铲草、浇浇水、施施肥。对于菜地里的菜花、小虫子和泥巴之类的东西，我总很喜欢。而妈妈总是有很多理由拒绝带我到那离家只有几步之遥的菜地，留我在有一扇窗对着菜地的房子内。下细雨时，妈妈不让我到菜地去，担心我淋湿了。我便在窗内，看着蒙眬雨雾中妈妈劳动的身影；阳光过猛时，妈妈不让我到菜地去，担心我中暑。我便在窗内看着那一滴滴从妈妈脸上流下的汗；风过大时，妈妈不让我到菜地去，担心我感冒了。我便在窗内，看着妈妈吗那被风刮的凌乱的头发。童年，就在窗内的我的向往、窗外的妈妈的辛勤下流着过去了。

上学时，我和妈妈隔了一扇窗。窗内是我，窗外是妈妈。

小山村的教育条件当然没有县城的好。于是，刚升上初中的我，离开了父母，离开了生活了十几年的村庄，到了城里读书。

万事开头难。刚离开家的那段日子，眼泪说流就流，自己也无法控制。所以我每个月都回家一两次。却不知，回时兴奋，别时痛。妈妈每次把我送上回城的车，又急急忙忙到就近的水果摊，买几斤我爱

的水果，从窗外塞进车子里来。若是车子还在等客，没有开动，妈妈便会在车窗外喋喋不休，千叮咛万嘱咐。生怕我不懂事，在外面过得不好。直到车子关上门远去。而此时车内的我，正落着泪。

那天晚上，经过妈妈窗前，看见妈妈在缝我的衣服。灯光映在她的脸上、头发上，才发现，原本美丽的脸已经有了皱纹，发丝也染上了些许的发白。而她却仍笑着，那么满足地笑着。我推开窗，对妈妈说：“妈，谢谢！我很幸福。”

推荐第10篇：瞭望 1

助学须“金”亦须“禁”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01年-2020年)》公布后，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义务教育的热议，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奖助学制度却鲜有言及。

据权威统计，近年来国家助学制度不断完善。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普通本科高校、高等和中等职业学校的国家奖学金助学金投入的金额为20.5亿元，今年，这一数字已增至260亿元。

教育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和未来，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教育公平的规则制定者和责任承担者，加大奖助学金投入，是政府责任归位的重要体现。近年来，中国财力大幅提高，国家办教育的能力也有所增强。在此背景下，加大奖助学金投入，是中国教育界的福音，有助于教育公平的阳光普照。回头看，我们在这方面走过弯路。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财政用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相关经费过少，助学金淡出人们的视野，一些考上院校的贫困家庭孩子因此不能完成学业。

这不是秋后算账。只是，如何让教育投入和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应是有关部门深思的一个问题。毕竟，民族的前途系于教育，教育公平更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社会稳定器的角色。国运不昌时如此，国家富强时更应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欺上瞒下的行为，成为教育公平的绊脚石。比如，个别学校违反有关规定，以现金或实物等方式，抵扣助学金。此类行为的操作方法，大多是将助学金的一部分截留，每月在学生饭卡里打入定量金额，学生凭其可到学校食堂等地方消费。然而，学校打入饭卡里的金额往往超过学生真实所需。这种方式把助学金和学校食堂的生意捆绑起来，难以充分发挥助学金的功能。

还有一些学校存在将不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纳入资助范围的现象。在这些学校，学生能否获得助学金，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和辅导员的“关系”。为了能得到这笔犹如“天上掉馅饼”的钱，个别学生挖空心思，或拍马溜须，或送礼孝敬，辅导员于是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助学金当成人情“反哺”出去。

教育公平涉及所有人，是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公平。在政府扩大助学金规模和覆盖面时，如果连助学金的发放都不能做到公平，如何奢谈构建社会公平？从奖助学制度的完善到经费保障，再到经费的发放使用，整个流程都宜更加公开、公平、公正。为确保困难学生能够得到应有的扶助，有关部门一定要从严甄别，阳光操作，严禁将奖助学金私相授受。

投资环境争议的玄机

日前，外商在华投资环境问题再成热点。一方面，所有的在华外资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示“中国的投资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另一方面，抱怨“外资企业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不公平待遇”的声音又时常出现；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这看似矛盾的两种观点，其来源却又大体相同——外资企业或其利益的代表。

对于前一种观点，无需多言，因为几乎已是世人皆知的常识；那后一种观点又缘何出现呢？

首先要明确一点，中国投资环境争议的焦点，不在于是否对外资有所限制，而在于限制的多少。在任何国家，外国投资的进入和发展都要符合一定条件。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评价中国对外资的限制程度。实际上，中国对外资的限制绝不是世界上最多的，只能算是中等偏下一点。

换句话说，比中国限制严格的国家和地区大有人在。那为何一些人盯着中国不放，并抛出“中国限制最多”的言论呢？而且，明明是投资环境发生了明显改善，却为何又偏偏在这个时候发出“受到越来越多不公正待遇”的抱怨呢？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对中国市场的觊觎。市场是企业的生命源泉，市场越大，企业的发展就会越好。尤其是在危机背景下，当全球市场萎靡之时，在中国的发展很可能决定着不少外资企业的生死存亡。更加重要的是，像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世界上没有几个。因此，对这些企业而言，必须想方设法扩大在中国的市场，这其中也自然包括希望中国减少对外资的“限制”，以利于其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其次，不少外资企业并没有做好迎接国内企业挑战的准备。改革开放初期，外资企业无论是资金、技术，还是管理能力，国内企业都望尘莫及。因此，在内外资企业同场竞技的时候，不出意外的话，胜利者往往都是外资企业。如今，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二者的差距迅速缩小，部分领域甚至平起平坐。

不难想象，今天的内外资企业同场竞技，鹿死谁手很难说。因此，与其说是外资企业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倒不如说外资企业的竞争优势已不再明显。这也告诫外资企业，要想在今天的中国谋求更大发展，必须拿出更具竞争力的投资来。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心理因素。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外资企业在许多方面都比国内企业享受更多的优惠待遇。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从制度上保证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是必然的选择。然而，对于外资企业来说，原本享受的优惠少了或没了，自然让他们觉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治爆防爆重拳所向

有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查破非法制贩、持有和私藏爆炸物品、枪支弹药等涉爆涉枪案件7010起，捣毁非法制贩窝点220个、团伙50个，打击处理违法犯罪嫌疑人员8070人。这一组数据在彰显公安机关打击力度的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涉爆犯罪依然多发。

7月30日，长沙市芙蓉区国税局东屯渡税务分局办公大楼发生爆炸，造成多人死伤。目前，此案还在侦破之中。7月31日凌晨，山西刘沟煤矿爆炸，7人死亡、104人受伤。山西省将此次爆炸事件初步定性为“不法分子非法藏匿炸药”的刑事案件，公安部门已经刑拘了6名嫌疑人，对事件发生的原因正在调查。

虽然当前爆炸物品管控形势基本平稳，但是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基础还很不牢固。个别地方发生的爆炸事件，再度敲响爆炸物品管控的警钟。

要扭转部分地区涉爆案件频出、事故高发的被动局面，首要之处，在于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大对非法制贩、非法持有私藏、非法使用爆炸物品等涉爆案件的查处打击力度。一些地区涉爆案件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其查处打击力度不够。

对此，相关部门已经有所行动。7月28日至29日，公安部全国涉爆涉枪重点地区现场会在昆明召开，对涉爆涉枪重点地区打击整治工作作了进一步部署。此前，公安部已经部署从3月1日至12月31日，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治爆缉枪专项行动，以切实加强爆炸物品、枪支弹药等危险物品管理，严防涉爆涉枪涉刀等案件、事故发生。同时发布了《关于收缴爆炸物品、枪支弹药等危险物品的通告》，将在治爆缉枪专项行动期间开展爆炸物、枪支弹药等危险品的集中清查收缴行动；《群众举报涉爆涉枪涉刀违法犯罪奖励标准》，对举报有功人员最高给予2万元重奖。

需要注意的是，开展治爆防爆工作不是短期的事情，也不是一个或几个执法部门的事情，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各部门密切配合起来，狠抓不懈，持续地做好查处打击工作。而在重拳打击之外，要减轻、杜绝此类案件的发生，还应多方入手。

加大法律的宣传力度，让老百姓心中有法，明白不只是买卖爆炸物品并做违法事情才是犯罪，就连非法持有爆炸物品也已经触犯了刑法，进一步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犯罪。

加大对爆炸物品管理的力度，尤其是对案件多发地区进行严格的清理整顿。可采取定期重新登记的方法，做到对爆炸物品的严格管理。同时，充分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效能，突出乡(镇)、村基层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治保积极分子的作用，摸清底数、提前教育、防微杜渐。□

闲置土地曝光后要有下文

日前，一则“国土部出炉1457宗闲置土地‘黑名单’”的新闻引人关注。不过，很快便出现了“辟谣”的声音。

“土地闲置”的现象已不是新闻。而此则消息之所以会引发热议，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样规模的闲置土地如果是真的，将会对当前正处于博弈当中的房地产走向产生影响；也是对国家调控房地产决心的考验，给仍在遭受高房价煎熬的百姓多了一份期待。

当然，期待不能仅仅局限于短期内的房价调整，更要着眼于现象产生背后的原因，否则只会陷入“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当中。在“闲置”问题上，开发商当然难辞其咎。由于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且囤地成本极低，加上相比较房价的变化，地价的异动往往不直接刺激“百姓的神经”，因此开发商们对于这样一种可以“坐地升值”的行为趋之若鹜。于是，他们一边抱怨供地紧张造成价格上扬，最终推高房价；一边却又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地王”，大量囤积土地。

然而，如此的“两面三刀”，也不能仅仅归罪于他们。对于以牟利为目标的企业而言，如果“囤地”比盖楼赚钱，那又何必去劳心费神地盖楼呢？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还得从更要害处下手。

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国土部门。作为监管机构，对于此等现象的发生自然负有责任。然而他们也有难言之隐，因为虽然肩负着监管重任，但对土地清查只起监督、督促作用，具体工作的落实还要依靠各级各地的政府主管部门。

于是皮球又被踢给了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利益链条上，获益最大的恰恰正是不少地方的政府，甚至连开发商也只能位居其次。在“土地财政”的驱动下，地价的飙升是以往政绩考核下地方政府都乐见甚至盼望的，而囤地恰恰能助推地价上涨。因此，不到万不得已，地方政府不会动开发商的“奶酪”。

例证便是，虽然国家早有规定，土地闲置满两年、依法应当无偿收回的，坚决无偿收回，重新安排使用；土地闲置满一年不满两年的，按出让或划拨土地价款的20%征收土地闲置费。但在实际操作中，又有多少地方动了真格呢？

实际上，严查闲置用地早已不是一次两次，但每次都显得“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或者是“隔靴搔痒，走走过场”。

必须承认，此轮房地产调控决心之强、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希望这一次，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能够真正“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不要又放开发商一马，辜负百姓的信任。□

耕地“两本账”乃决策隐患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西部一个省份调研中发现，该地区耕地面积竟然有两本账：一本是农业部门掌握的农户承包土地面积，俗称计税面积，约2000万亩；另一本是国土部门测绘数据，实际耕地面积约3400万亩。两者相差高达1400万亩。

令人吃惊的是，有关人士透露，这种耕地面积“两本账”现象并非该省独有，而是在全国不同程度普遍存在。原因有二：其一，当年土地承包之初，因丈量方式简陋和土地肥瘦折算亩数而导致计税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符；其二，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为了少缴农业税，故意瞒报、少报的土地面积。也因此，对于“计税面积”和“实际面积”两本账的情况，农村基层普遍熟知，而国家高层行政管理部门却不清楚。

农业承包面积小于实际面积，对农户个人而言，侵害了其财产权，特别是在征地补偿、土地出租、种粮补贴时难免吃亏，易引发矛盾；对国家而言，“糊涂”的耕地面积，不利于建立切实的耕地保护政策和粮食安全政策。

然而，由于涉及范围广，工作量大，解决难度非常大。除了人力物力投入巨大之外，重新准确丈量可能在基层政府遇到较大阻力。据了解，现在一些农村地区正在利用土地整理工作获取资金。如在西部地区，平均1亩地可获得1.8万元的整理费用。而这些地区所整理出来的土地，很大一部分就是计税账面后面的土地。如果把这些土地全部重新亮出来，地方政府将失去重大财源。

土地问题是中国重大的问题，是判断城市化速度是否得当、粮食安全是否有保障的重要依据。这一战略性基础数据不清，将会大大影响甚至误导国家对当前“三农”问题的判断和决策。

一方面，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对土地的需求不可避免，尤其是一些大城市郊区、平原地区，更需要土地资源对发展的支撑。对这些地区的土地利用政策如何制定？放量多大合适？如果不重实际控制过紧，会影响发展；盲目放松控制指标，又担心滥占耕地。这些都需要建立在一个准确的统计数据基础之上；另一方面，耕地多少与粮食安全直接相关，这是一个涉及稳定、全世界关心的重大问题。说不清楚，就可能误导国家有关粮食政策，影响国家粮食安全风险评估的准确性。

特别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重要的财产权。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土地抵押贷款、土地入股等创新方式出现后，土地亩数的多少决定着农民权益的多少，如果搞不清这个家底，难免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形成一定的冲击。

因此，统一实际耕地面积口径，已是时不我待的重大社会经济工作。

排查地质隐患刻不容缓

甘肃舟曲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近日结束，共排查出18处隐患点。在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抢险和救援工作还在进行的背景下，此次排查地质隐患有着特别的意义。

从贵州关岭山体滑坡到舟曲特大泥石流，频发的地质灾害给我国防灾减灾工作亮出了红灯。目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地质灾害隐患，并有可能在极端天气作用下演变为新的灾难。因此，在全国开展地质灾害高发区居民点的隐患排查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舟曲老县城和汉川地震中的北川老县城都位于地质灾害高发区，存在选址不尽合理的问题。舟曲的岩石层多为板岩、砂岩，松散破碎。灾害发生前的一段时间持续干旱，山体风化严重，岩石裂缝增大。灾前连日暴雨侵袭，水很快就渗入岩石，并在动力作用下卷起碎石、沙土，形成泥石流。

舟曲等老城的选址有历史因素，现在应该亡羊补牢，对各地地质灾害高发区的居民点开展全面排查，不能让类似灾难再次降临。对那些明显违反自然规律、存在灾难风险的居住点，政府必须痛下决心处置，以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特大泥石流灾害的形成并不只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埋下的“祸根”。例如辟山修路、造库蓄水、植被砍伐等不尽科学的开发行为，会造成环境平衡的破坏，导致山体土石松动，增加灾难发生的隐患。资料显示，舟曲泥石流发生后，当地排洪措施不够、缺乏溢洪环境加剧了灾害的破坏力，尤其是建筑物阻挡了泄洪的河流通道，泥石流被阻挡在凹陷处，流速变缓，沙石沉积，很快就形成了堰塞湖。

从国内外经验看，如何尽可能规避地质灾害的发生，减小灾难的破坏和损失，关键在于三个“E”——Engineering（工程技术）、Education（防范教育）和Enforcement（政府的强制执行力）。我国的地质工程技术水平和日本、台湾地区没有多大差距。哪里山体不稳定、哪里岩石上层疏松、哪里容易发生地震，等等，我们都可以进行监测。关键在于评估出来以后，是否有风险应对和补救措施。比如开山筑路，如果发现山体滑坡几率比较高，就应该及时地横向打入挡土墙、铆钉等加固山体，而不是抱着侥幸心理，不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总之，防灾减灾要坚持预防为主方针。加强监测与预警，最大限度减轻地质灾害突发造成的损失。对于排查出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应当及时向社会发布，同时加强防治地质灾害知识的普及，防患于未然。但凡实施重大的建设项目，要严格执行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坚决避免不科学的建造，把生命和财产建立在地质灾害的危险体上。□

严防粮价上涨预期被利用

经历了数月的酝酿以后，粮价上涨已由预期变成现实。当前,玉米1009合约、豆粕1008合约价格，分别达到了历史高位和年内高点。

粮价上涨何以如何凶猛？在有关部门的解释中，板子大多打在了天气上。今年以来，极端天气频袭中国。先是东北冻灾，后又遇西南干旱、旱涝并举、汛情四起。如上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粮食的收成。但是，把所有罪责归结于不可抗拒的自然力，似有推卸责任、找“替罪羊”之嫌。

业内人士均清楚，此番粮价上涨和“游资”炒作有关。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均推出了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流动性注入市场。经种种名目的伪装，这些资本变相进入新兴市场国家。即便在粮价已高涨如斯的当下，一些国际投机资本仍虎视眈眈。与之相应的是，国内一些资本也进入了农产品市场。在工业产能过剩、资本市场萎靡、房地产市场短期欲振乏力的现实下，农产品市场进入了投机资本的视野。

其内在逻辑依据就是通胀预期。一般而言，投机资本进入农产品市场时，往往是通胀预期较强的时候。其操作手法很简单，发现涨价预期，马上抢购粮食，从而推高粮价，反过来推动涨价预期的进一步实现。

7月份的经济数据似乎正合上述投机资本的心思。当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3.3%，涨幅比6月份扩大0.4个百分点。这一数字，不仅突破了3%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关口，还创下了21个月以来的新高。

这种预期若被反复炒作，后果将不堪设想。如何严防粮价上涨预期被投机资本利用，有关部门最近对此已动作频繁。比如，发改委在7月底就提出，要适当引入一定数量骨干企业作为现行宏观调控体系的补充，防止企业的趋利行为与政府调控目标产生矛盾，弱化政府调控的效果。这带有“敲边鼓”意味。

这还远远不够。原因在于，企业总希望低买高卖，而政府则希望市场的相对平稳。我们经常听到的是，一些骨干企业非但没有稳定粮价、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反而在市场上兴风作浪。

防止粮价上涨预期被利用，包含两层含义。一为防止预期被利用，二为控制粮价上涨预期。由前者出发，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尽量弱化投机资本的炒作风险。由后者出发，一方面要严格控制货币投放流向，进行审慎监管；另一方面，增加农产品供应，短期可考虑动用储备粮。长期来看，应把粮食生产切切实实地搞上去。□

切断网络黄毒利益链

国家有关部委去年底以来联合开展打击互联网和手机媒体淫秽色情信息专项行动，破获了一大批网络色情案件。但至今仍有淫秽色情信息在网上涌现，一些中小型色情网站屡打不绝。

当前，网络淫秽色情传播的三个新趋势值得关注。其一，境内淫秽色情网站向境外转移以逃避监管和打击。随着专项打击的不断深入，境内淫秽色情网站和手机WAP网站纷纷向境外转移，将服务器设在境外，增加了打击和封堵的难度。其二，网络色情涉案人员低龄化、高学历化趋势明显。其三，网络第三方支付和网络广告联盟为色情网站“输血送电”的情况仍然存在。

色情网站有生存空间，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不能“断根”。而这个“根”，就是网站的开办、运营等过程存在各种各种的“利益链条”，包括基础运营商和接入服务商的接入服务、网络支付平台提供的资金结算、网络广告商提供的广告推广等主要环节。

从近期公安机关破获的案件中可以发现，接入服务商将境外服务器、虚拟空间等违法出租给境内网站开办者，替色情网站“开源”；网络支付平台为淫秽网站提供资金结算等服务，替色情网站“输血”；网络广告联盟提供广告链接等服务，替色情网站“送电”。这些环节又因其活动的隐蔽性、低投入高收益等特点，极易逃避监管打击，藏污纳垢，并容易衍生洗钱、赌博、黑客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甚至危及我国金融安全、经济秩序、网络安全。

“利益链条”难以根除，亦暴露出当前互联网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严重滞后，这制约了对网络淫秽色情等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和威慑力度，尤其是针对运营商、服务商等服务单位责任义务的行政法规缺位、乏力。

比如，尽管当前从司法解释层面对电信运营商、接入服务商、信息服务商触犯刑法的行为进行了明确规定，但是与此对应的行政法规却尚未进行相应修订，对够不上刑事处罚的服务商仍缺少相应的行政处罚规定。

再如，由于相关部门对互联网站审批、监管不到位，管理尚未形成合力，也使得色情网站“利益链”得以生存延伸。而少数运营商、接入服务商安全管理工作薄弱，主机托管和虚拟空间出租层层转包，也导致一些未备案的教育、医疗保健网站“藏污纳垢”，滋生网络色情活动。

因此，要彻底净化网络色情生存的土壤，当需依法切断网络黄毒利益链。一方面宜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涵盖打击网络色情违法犯罪整个链条，进一步覆盖法律盲区，加强监管和打击力度。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亟待联动，加强沟通协调，适应互联网快捷化发展，以形成管理合力和打击网络色情的长效机制。□

打准安全事故的“七寸”

据8月18日媒体报道，国家安监总局通报称，黑龙江伊春烟花爆炸事故初步认定为企业非法生产。

又是非法生产！为什么非法生产总是层出不穷？还有多少企业仍在非法生产？还会有多少矿难、爆炸等悲剧在酝酿？而谁该对这一切负责呢？

该受指责的毫无疑问应属地方安监部门。从伊春爆炸事故看，虽然早在两个月前安监部门就发现了这家名为“华利实业”的鞭炮厂存在问题，并采取了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措施。但是，扣完安全生产许可证之后的跟踪监督缺位，致使那个把安全生产法规束之高阁的企业，为了利益，继续把安监处罚同样束之高阁。

然而，让安监部门承担安全生产事故的全部责任是不公道的，把所有愤怒的口水都向它喷去，恐怕太抬举它了。一方面，有限的安监执法人员根本不可能覆盖所有企业。另一方面，安监人员虽有执法权，却缺少城管或警察那样的强势。记得一位在地方做过安监工作的朋友曾向笔者抱怨，安监很难做，你查处得太认真领导会不高兴。安监部门在基层的处境跟环保部门有一比，你必须看领导脸色行事。

其实，这话才点到了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的真正症结所在。尽管并非所有的地方领导都这样，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不少地方的一些领导心中，GDP比安全生产重要得多。有的甚至把严格安监执法看作是对投资环境的负面影响。有为了顺利上项目甚至不惜给安监执法部门施加压力的，还有为违法违规者说情甚至直接干预对违法企业查处的。这使安全执法很难到位。而一旦出了事故，这些地方领导通常又会想方设法掩盖事实，隐瞒真相，推脱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改变这样的领导，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就扭转不了，不出事故只是侥幸。

前不久，国务院出台了安全生产新政，重特大事故后果严重，最高将追究省部级领导的责任，表明中央在治理安全生产事故“打蛇打七寸”的英明和决心。但笔者以为，要想安全生产长治久安，光有亡羊补牢式的事后追责还不够，还必须将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强扭”到科学发展观上。具体办法是，在加大反腐力度，坚决打击违法、非法生产后面的“黑保护伞”的同时，坚决实行安全生产“一票否决”——不是事故否决，而是凡安全工作不力就否决；坚决不以GDP作为考核干部的唯一标准，不将GDP作为主要政绩导向。

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能很难。但一个文明的国家，只有拒绝染血的GDP，才能让劳动体面，让生命有尊严。因此，再难也值得做、应该做。□

制止违建要少放马后炮

前期投资400亿元，预计于今年10月1日开园的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还未完工，部分建筑即遭拆除。事件一经披露便受到广泛关注。依据有关报道，被拆除的原因是这些建筑在未获国家文物局审批的情况下开工建设，属于违建。

违建拆除向来受到较多关注。而西安市如此浩大、耗时费力的工程中部分建筑被拆除，更是引发了人们的质疑。这么明显的工程在其开工之前就不可能藏着掖着，其需要层层审批，还要通过很多的关口，应当说开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为何却在工程动工甚至将近建成，才被定性为违建，进而被勒令拆除？

退一步说，建设主体单位也可能存在“边开工边报批”，或是“先斩后奏”等先上车再补票的情况，结果票没补上自然就成了违建。这就存在如下疑问：工程刚开工时，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是否知晓？掌握相关情况后有没有依法前往制止？在施工方未听劝阻后可曾采取过强制措施？如若在自己范围内不能解决，是否对上级部门汇报过？

如此规模的建筑因“违建”被拆毁，人力、物力、财力损失之大，让人为“糟蹋”之举感到痛心。

细观近几年的违章建筑，大致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一是在明令禁止的行洪区建起了成片的建筑，本应坚决制止的行为却“坐大”了；二是在一些文化遗产保护区，别墅林立，占用坡地、林地，与文化保护区抢地盘；三是侵占公共空间，未经批准，私自侵占海滩、岛屿等建别墅或花园式住所。

依法拆除违建，本不用说三道四。但看人下菜碟式的选择性拆除，却值得商榷。如对待违章建筑的发现和拆除，有的执法部门往往区别对待，有选择性地执行。比如针对“旧城改造”、“开发区建设”等项目，往往雷厉风行，但当面对一些强势单位或个人就大磨洋工。

对于违建，在信息时代，在建设规划透明度日益提升的当下，想要瞒天过海，让世人难以发现几乎没有可能。相关的监管部门首先应当廉洁自守，做到秉公执法。同时应当主动出击，相关情况一经发现，就应立即制止，不能等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才缓缓出手。更不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非要等到引起众怒，承受着巨大的民意压力才开刀。

制止违建，理当做足事前防范，少放甚至不放马后炮。毕竟，违建的拆除，既对社会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也带来巨量的垃圾而污染环境。□

深圳还需向香港学什么

深圳特区即将年满30周岁。三十而立，作为中国最早成立的两个特区之一，深圳这30年，确实给中国立起了一面改革开放的旗帜，立起了一座在世界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历史上的丰碑。

深圳确实立起来了，确实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杀出了一条血路。立起来后的深圳如何再往前走？谁是深圳的标杆？深圳向谁学习？这是目前困扰深圳人的一个问题。

深圳有的干部认为，向香港已经学习不了多少东西，深圳应该向新加坡学习了。这种说法乍听起来似乎合理，但稍加思考，即可看出其中的自满与浮躁。

不错，从表面上看，深圳一些发展指标跟香港相比差距已经不大。但香港真的就没有多少东西值得深圳学习了吗？

非也。香港值得深圳学习的地方所在多多。譬如，香港精干、高效、廉洁的公务员制度，不值得深圳学吗？以港交所为标志的香港完善、严谨、规范的金融服务体系，深圳能望其项背吗？包括金融服务业在内的香港现代服务业，不足深圳师法吗？香港科学的城市规划与管理体制，深圳学到了吗？香港严明的法治和成熟的公民社会，不足深圳效法吗？香港特区政府在社会建设、公共服务方面的权益保障，深圳学到手了吗？香港发达的社会信用体系，深圳建立起来了吗？香港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学教育体制，深圳复制了吗？

执何伐柯，其则不远。有一个就住在身边的“老师”，这是深圳的大幸。以一种应有的谦卑，以一个学生的姿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把香港的长处学到手，是深圳与香港的相互融合的必修课。在这方面，深圳完全可以，并且迫切需要先行一步，为建设学习型国家、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会再“杀出一条血路”。这是深圳继续先行一步应有的姿态与胸襟。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深圳只能向香港学习。深圳当然也应该向新加坡学习，境内外一切比深圳发展得好，甚至只是某一方面比深圳好的城市和地区，都应是深圳学习的榜样。“三人行，必有我师”。“见贤，吾思齐之”。在学习中发展，在借鉴中提高，深圳的前30年是如此走过来的，后30年仍应该坚持这样走下去

党的十七大再度重申，中国的发展，要善于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一切先进成果。这是对所有国人的谆谆教诲。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才是有希望和未来的民族，才是不可战胜的民族。学无长幼，达者为尊。无论是先行一步的沿海发达地区，还是至今仍欠发达地区，只要善于学习，就一定能“日日新，又日新”。

中日经济排名对换的深意

8月16日，日本内阁府发表了第二季度GDP增长统计速报。而在数字公布的前几天，几乎全球媒体都将报道重点聚焦到了中国和日本谁是“第二”问题上。

根据日本的统计，按美元计算，二季度日本的GDP约为1.2883万亿美元，中国的GDP则达1.339万亿美元。虽然这一计算仅仅是依据原数字的简单换算，未作季节调整，很难进行比较，但数字本身告诉世人，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日本。与此同时，日本的经济学家们使用剔除季节变动因素的更科学的方法，对两国的全年GDP进行了展望性的比较。结论是，日本为5.2473万亿美元，中国为5.6673万亿美元，中国还是超过了日本。

事实上，去年6月，日本经产省发表的《通商白皮书》就曾预测，2009年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二”的可能性很大，已经引起中日两国学者的热议。而若按可进行物价水平比较的“购买力平价”来衡量，2005年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按这一方法计算，2009年日本GDP占世界GDP总量的比例为6%，而中国高达13%。显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次已经超过了日本。

不过，各国学者和媒体仍有所不甘，还要进行一番人均GDP的比较。结论是，即使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日本的人均GDP仍高达3.3万美元，而中国的人均GDP只有6600美元，仅相当于日本的1/5；而若按市场的美元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日本的1/10，百姓的富裕感相差悬殊。

关于中日经济地位转换，相对理性的日本经济学者更愿意强调，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有利于日本借中国经济增长获取更好的出口条件，更好地享受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而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事实上是依赖中国市场才赢得了复苏的机遇。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创造的需求，堪称日本难得的特需。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进入新世纪，日本经济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其主要表现是，人口出生率下降，劳动人口绝对量减少，经济体制疲劳，技术创新钝化，潜在增长率低滑，社会总需求长期低于社会总供给，通货紧缩常态化。如此，战后一度备受礼赞的“日本模式”开始表现“僵化、腐朽”的一面。而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改革，大胆开放，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勇闯全球化大潮，中国民间底层如岩浆涌动，充满活力，中国经济车轮滚滚。其所支撑的“中国模式”正表现着“积极的进步的”一面。

经济增长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日经济的位势转换，反映了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进程。

警惕外资渔利损害房市调控

据媒体报道，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巨头黑石集团（Blackstone）同香港大型地产商鹰君集团达成协议，黑石集团同意向香港鹰君提供资金支持，以合作开发鹰君2009年在大连取得的土地，建造豪华酒店和高档公寓。

经不完全统计，包括摩根斯坦利、高盛、麦格理、瑞银、美林、华平投资、软银亚洲、凯雷投资、凯德置地等众多国际投资公司均以不同形式进入国内房地产业。在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关键时刻，外资借机“输血”资金困难地产商，抄底中国房市，给中国房地产政策和决策者带来了新挑战。

据观察，海外“热钱”到中国除了汇率上的渔利以外，更多的是在实体经济取得稳定的利益而不是参与经营。如果不是通过股市渠道套现，所有不参与经营的投资，更多的是打着各种合法旗号进行高额利息的隐形放贷活动来赚取高额利益。

目前的房地产调控，使得房地产的民间融资利率不断攀升，年息已超过100%，给各种高利贷资金莫大的诱惑。尤其是房地产企业本身有房有地，更给放贷者带来资产“保障”。当前缘于外资的高利贷性质投资，较为常见的包括两种变通方式：其一，假购房，也就是低价购买房屋但是合同中有可以高价退房或者开发商回购的条款；其二，股权质押或投资承包回购。在市场上就表现为外资买房或者投资开发企业。

其结果就是，外资假购房，使得宏观调控所希望的让老百姓买到便宜房的设想落空；外资股权质押或者回购中国房企，则使得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优质资产有被外资控制的可能。

或许有人会问，目前形势下，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为什么不愿低价卖房而宁愿忍受“高利贷”盘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前调控政策的主要手段就是收紧开发商资金逼其低价售房。但在过去几年的反复炒作下，目前“击鼓传花、最后一棒”的开发成本已经非常之高，大幅降价是“速死”，借高利贷“饮鸩止渴”是“慢性死”，“死撑”下去成为开发商的普遍性心态。

因此，在不断加压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背景下，开发商降价寥寥无几，逼得股东内讧或卷款而逃的现象比比皆是。由此产生的高利贷渔利机会，反倒诱使外资“热钱”大举卷入其中。可见，房地产调控政策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还需要“招安”的政策。一方面要继续保持对投资和投机性资金的控制力度；另一方面也要通过税费政策在促进消费性住房建设成本下降的前提下，引导更多房地产企业进入消费性住房市场。

农地流转不是诱农取地

针对当前城市建设用地紧张而农村建设用地大量闲置的矛盾，许多地方政府积极运作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文章”。但原本理应“双赢”的政策，由于横亘其间的利益扭曲而变味：无论是“宅基地换房”还是“土地换社保”，一些地方政府专注于谋地的多，着眼于农民利益的少。在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增加农民福祉的名义下，却行着竭尽全力以较小代价换取最大用地回报之实。

比如，不少地方政府为了获取眼前的土地“指标”，在农村建设用地流转方法设计上，针对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不同而形成的流转条件差异，肆意按照自己的利益取向设定补偿形式和标准。而本该是主体的农民最终只能担当方案接受者的角色。

在目前农村建设用地流转利益驱动日趋强大背景下，要切实保障农民的利益，至少需要三点关键的前提条件：

其一，目标是什么要明确。流转的目的是为“三农”发展，还是仅仅为“用地指标”，结果自然迥异。一些地方并没有树立为农民谋发展之心，自然不能有“取之于农（地），用之于农（民）”之策，地方政府费尽心机拆旧建新、让农民上楼、“整理倒腾”土地，眼睛紧紧盯着的是城镇发展匮乏的建设用地“指标”，打的算盘是通过“经营土地”，发展房地产，要的是GDP。

其二，产权的界定要清晰。土地流转会打破原有的土地户界、村界，因此权属必须清晰，产权制度改革必须置于工作的前端。试想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含宅基地）、房屋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等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在缺少法律保护的状况下，何谈农民的利益保障？

其三，农民自愿的原则。无论是拆迁、上楼还是换社保、引进产业，必须坚持农民完全知情下的自愿原则。有的地方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对农民先期许诺，威逼加利诱让农民签了字，最后承诺不能兑现，农民却投诉无门。

在此之外，由于我国土地尚缺乏市场定价要素，农民缺乏充分定价权，征地主要由地方政府定价，所以，土地的流转条件受地方政府的财力乃至认识水平的影响非常大。如果再加上集体甚至开发商的利益博弈，往往造成农民解决了住房，或者简单地“以宅基地换来了房”，“以土地换回了社保”，但却缺失了更重要的财产权和发展权的保障。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要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后农民的保障机制，国家层面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政策和法规势在必行。

生态移民不是一搬就灵

森林过度砍伐、山体千疮百孔，仅仅2平方公里的县城竟然挤下近5万居民并且还在增加„„说到底，都是一种人与人争地、人与自然争利的不和谐画面。许多看过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现场的地质专家都担心，在类似地形地貌很多的西部，下一个舟曲会在哪里？

到过舟曲的许多人都疑问，既然山大沟深、环境恶劣，何不将村民整体搬迁，生态移民到山清水秀、草长莺飞之地？对于小部分人脱困脱贫，移民固然可以迅速起效；但笔者认为，移民只能是权宜之计，找到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相和谐的那把钥匙才是解决问题之本。

其一，往哪里移是一个大难题。西部地形复杂，本来留给我们生存的空间就不大，建设新的定居点又可能对本来就脆弱的环境造成影响。有人建议移民新疆或者其他地广人稀的地方，但生活习惯、民族传统等又会带来新问题。

其二，就像甘南州一位官员向笔者所说，舟曲当地老百姓人均年收入才1000元，吃饭取暖怎么能不砍树劈柴？盖房子、修路就地开山取材也是迫于成本考虑。不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搬到新地方还是一样要向大自然索取。

其三，很多西部山区险要之地，人类已经生活了上千年，只要尊重生态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丰衣足食的日子不是没有，怎么科技和经济进步了反而不行到要移民的地步？

一位舟曲村民曾对笔者说，那里泥石流历史上很多，但正是泥石流冲击扇形成的土地相对更加肥沃养活了祖祖辈辈。倒是近几年外来人口越来越多，房子越来越密，还都盖在泄洪区域，成为放大灾害的“人祸”，而许多外来村民恰恰是从周边环境更恶劣的地方“移民”过来的。

今年正值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周年，近期召开的中央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提出了推进西部经济社会向“纵深发展”的战略举措，在西部建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也成为下一个十年新的战略目标。

生态补偿机制必须通盘考虑环境、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绝不能给钱了事。如何实施，成为摆在各级决策者面前新的选择。各级政府在考虑灾后重建规划或是生态移民的过程中，多听听灾民之声，多想想长远之计，切不可草草出台一移就“管”、一搬就“灵”的短视政策。

急促完善跨国救援机制

虽然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反应迅速，但遗憾的是，菲律宾人质事件最终还是以悲剧收场。至今最终调查结果尚未公布，但血的事实还是警示我们，对于如何更好地保护身处海外的中国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还有相关机制需要建立和完善，而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当地的力量。

一旦遇到类似事件，或是因为语言、观念、风俗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不同，可能给问题的解决造成障碍；或是由于并非本国公民，当地有关部门可能不够重视；更加糟糕的是，一旦这类对中国公民权益进行侵害的行为被所在国政府所默许，甚至纵容，后果将更加严重。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尼、越南、柬埔寨都曾发生过有组织地驱逐和迫害华人华侨的事件。

应当说，相比以前，近年来中国对于类似事件的应对能力已大大加强。从海地地震到吉尔吉斯斯坦骚乱危机，中国政府都及时作出了反应，有效地保护了在当地的中国公民的生命安全。而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居民收入的逐步提高，因公因私出国旅游、经商、求学、考察、探亲的中国公民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将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样化。

在此情况下，如果仅仅针对个案加以解决必然捉襟见肘，所以，除了加强预警环节以外，建立一整套完善的跨国救援机制显得十分迫切。

必须承认，在现实操作中，跨国救援会面临诸多不便。依据相关国际法规定，本国国民在国外受到侵害，应首先适用“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包括司法的救济、人身安全方面的救济等。因此如果缺乏深层次的合作机制，一国实施的跨国救援机制往往显得鞭长莫及。

不少国家，尤其是西方大国在跨国救援方面都有着一系列较为完整的应对措施，一些成功的案例也显现出其在保护本国公民权益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同时应当看到，其中的一些做法也引起了非议，甚至出现了不尊重所在国主权、过度依靠武力，只重视本国公民权益而忽视所在国公民权益等情况。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建立相关机制的过程中，显然不能完全套用西方国家的做法，需要考虑到国家主权、国际法和国家能力等多方面因素。

从目前情况看，各国有关跨国救援的双边协议并不多，而我国在这一问题上还没有相关法律条文。因此，遇到这种突发事件，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而繁琐的手续，又可能耽误黄金救援期。所以，当务之急是一方面在国内启动相关立法工作；另一方面，加强我国领事保护工作力度，更积极地动用相关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对我国公民进行保护。

工会改革还需“后文”

北京市总工会近日表示，全市招聘的1013名社会化专职工会工作者中，有十余人担任了街道辖区内区域性行业性工会联合会专职主席。而且今后北京市基层工会主席有望实现工资由上级工会负担，“经济命脉”与企业脱离。

在去冬今春以来一系列劳资矛盾事件的背景下，北京的这一工会改革引发了社会不小关注。此举无疑将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基层工会主席“端老板饭碗不敢谈判”的维权瓶颈，体现着中国工会面临新的时代要求和挑战，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工会章程自主地开展工作的改革方向。

其实，无论是社会化工会工作者还是职业化工会主席，都并非北京的首创之举。2002年的黄石模式、2007年的沈阳模式，都是个中代表。

目前，全国有10个工会干部职业化试点城市，1.4万名职业化工会工作者。仅今年一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就投入了近2000万元，用于职业化工会工作者工资由各级工会承担的地方试点。按照全总的计划，到2011年，将逐步实现全国乡镇（街道）工会、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聘任工会工作者的工资由上级工会分级负担的政策。

然而在地方实践中，围绕职业化工会工作者和工会主席产生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工会主席的代表性问题。

《工会法》规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而外派“嵌入式”的工会工作者和工会主席，如果缺乏自下而上的直选过程，容易出现“对上负责”、“眼睛朝上”的情况。一旦工会主席与会员之间缺乏沟通，不能及时了解会员的困难和诉求，掌握其思想动态，就很难有效地为工人代言、维权，难以获得会员的信任和认同；何谈树立工会组织的威信？

从国内外的工会活动实践来看，专职化的工会干部和工会主席需要注意几个关键环节——由基层工会会员选出、经上级工会培训、辞去企业行政职务以实现专职化、工资收入由上级工会支付、合法权益由工会组织保护。

可见，工会主席身份职业化迈出了工会改革的第一步，但还远远不是工会干部制度改革的全部内容。要让基层工会建起来、转起来、活起来，各级政府和工会还要继续努力。

据悉，北京市总工会未来还将酝酿基层工会主席直选等方式，加强基层工会自主履职能力。这表明，改革还有“后文”。期待北京和其他试点地区的工会改革持续迈向纵深。

将收入分配改革目标量化

国民对“十二五”规划编制的最大关注点，应该是分配制度的改革。优化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已成为当前和未来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重要环节。“十二五”期间，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并将目标量化纳入“十二五”规划，可以说是国民的共同期待。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就是要实行积极的收入分配政策。近年来，我国GDP一直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但居民收入水平和劳动报酬增长速度偏慢，出现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两个比重偏低的情况。把收入分配改革量化纳入“十二五”规划，实行积极的收入分配政策，重点改革完善收入所得税政策。从专家层面的共识看，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制度性调整与安排。

一是调整政府与企业收入分配。一方面，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经营利润和国有股权转让收入上缴制度，以及垄断行业资源占用税等制度，其中尤其应明确经营利润上缴比例，由5%提高到20%以上，将各项上缴收入纳入财政预算，主要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其他转移支付；另一方面，继续加大对低工资行业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减免税费力度，逐步提高这类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促进缩小低工资行业与高工资行业工资水平差距。

二是调整企业与劳动者收入分配关系。建立资本所得与劳动报酬增长宏观、微观比较制度，提出资本与劳动报酬分配的合理比例关系，为提高劳动报酬比重提供量化依据和有利条件，防止资本所得侵蚀劳动报酬。

三是在再分配领域继续健全并实施积极的收入分配政策和制度，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首先，须继续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各级政府财政预算支出中逐步明确增加用于民生建设的比例及随财政收入增长相应提高的幅度，使之制度化。其次，要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民生建设财政支出责任，合理调整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逐步实现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对等，促进全国范围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再者，要改进完善并分类实施征收和综合征收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还有，要调整消费税，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予税和物业税等税种，强化对高收入行业、群体的税收调节。

这其中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要将收入分配改革进行目标量化，这样方案可以更容易制订，更容易落实。比如，城乡收入差距比、行业收入差距比、基尼系数等衡量收入分配状况的主要指标，在未来5年或10年应该控制到什么水平，需要有阶段性目标。而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收入三者分别怎么调整，亦应制定数量指标。

2010年《瞭望时评》第37期

灾后重建同时应思考提高防治水平

今年8月以来，甘肃舟曲、云南贡山等地频发泥石流灾害。经奋力抢救、妥善安置，已使灾害损失降至最低。在安排灾后重建的同时，还应思考如何提高预警、防治方面的水平。防患于未然，比临时抱佛脚更重要。

上世纪90年代，笔者在参与编撰《中国水文志》时，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泥石流防治史发现，我们早已拥有一个较为系统的泥石流预警、防治基础。1951年，铁道部在甘肃修建陇海铁路时，就专门成立了研究组应对泥石流和塌方问题。1964年，铁道科学研究院西南研究所组建了泥石流研究组。从1981年起，该所主持普查了一千余条泥石流沟，建立了技术档案数据库，并用地质地貌指标，通过模糊分析，确定了各沟泥石流的严重程度、危害性大小。这其实就是长期预警。此外，中科院系统对甘肃、云南等地质灾害多发地的泥石流灾害的调查研究也早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

这些年来，有关泥石流的调查研究成果日渐更新，治理经验也日益丰富。但泥石流灾害仍频频发生，造成巨大损失，对我们的预警体系敲响了警钟。

笔者建议，当前急切之举，最好是由有关研究机构尽快编写出一本详尽并切实可行的“关于泥石流的预警、避险和防治手册”，经各方补充后，大量印发各地学习使用，电视台也制成相应科教专题片播出。滑坡问题也可一并对待，因为它与泥石流性质相近，同样时有发生。

在防治技术方面，几十年来也有诸多理论与实践经验。当前需要的是在探究灾害成因的基础上进行检验比选。

泥石流和滑坡之所以在雨季特别是大暴雨时发生，是因为其时有大量雨水潜入或下渗至土体中，使其中部分成为稀泥状，土粒之间的凝聚力和摩擦力大为降低。水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凝聚力和摩擦力急剧下降至不能抗拒下坠的重力时，滑动便不可避免地发生。

因此，阻止雨水的潜入和渗透就成为防治的主要措施。笔者建议，在泥石流的源头土体(滑坡体也一样)上，铲除杂草、灌木后，用水利工程中已试验成功耐风化又廉价的防水涂料，如水泥土、石灰土，以及糯米浆石灰三合土等，加水后涂抹成约3厘米厚的涂层，干后就成为防水的硬壳，只在因地震受损时加以修补，就能耐用几十年。

某些现行方法，如在滑坡体上挖坑种树，只能加大雨水下渗，是不可取的。而在沟的下端筑拦碴坝阻止泥石流下泄，应计算泥石流的巨大冲击力进行设计。这些都可用人工喷雨进行检验对比。□(作者为中国水科院水资源研究所原所长)

农产品价格宜有抓有放

近期，农产品市场又现大幅上涨行情。9月10日，大连商品交易所玉米期货高开震荡，并小幅收高，当天上午收盘，较前一日已上涨6元/吨。

如果说“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和“辣死你”等蔬菜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还主要停留在“民生”层面，那么，以小麦、玉米、水稻为代表的主要粮食价格上涨则直接影响到了“国计”。

去年以来，中国农产品涨势凶狠。为了平抑价格，有关部门政策频出。仅近期而言，就有专门针对农产品市场调控的农产品“国六条”。然而，从效果来看，似乎并不如预期般显著。时至今日，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机理已很清楚。投机资本借供求失衡的现实，通过囤积居奇进一步放大失衡，并巧妙地利用“通胀预期”。

笔者认为，要化解投机资本对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影响，首先，政府应抓住农产品定价权。作为“民生中的民生”，政府理应把其列为“重点中的重点”。当前，中国大型骨干国有粮食企业，仅靠中粮集团一家之力，目前来看，其作用发挥并不尽如人意。政府应加大培育大型骨干龙头粮企，甚至可考虑参股粮企。在此基础上，政府只需牢牢控制几家龙头企业，便可通过龙头企业在市场中的作用，对农产品价格一锤定音。投机资本即便想囤积居奇，也很难掀起大浪。

与此同时，对产业链重新研究设计，减少流通环节。当前，我国农产品价格的形成，一般要经过收购、储存、运输、加工、销售等环节。从产出至终端销售，农产品价格层级上涨。在此过程中，中间商获利甚至超过农民数倍。过多的流通环节还造成了大量的损失。有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约有4亿吨生鲜农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其中，果蔬流通腐损率为20%～30%，仅此一项，每年损失就超过1000亿元，令人痛心。

在一些地方，把农产品过境收费当成“自肥”的摇钱树，使农产品仅在物流储运环节上，又无形中增加了不少的成本。

在农产品市场准入上，卫生、城管、质检等部门多龙治水，虽然出发点是保证农产品质量，客观上却留下了权力寻租的空间。这些成本，最终必然体现在城市农产品价格上。而有关部门宜从严执法，对市场上的联合涨价、操纵市场的行为，予以坚决打击。

总之，对农产品价格，政府应以行政和市场手段相结合，该加强的加强，该放手的放手，才能确保农产品市场稳定。□

勿让世博之行异化为敲章之行

说起上海世博会，许多人愁眉紧锁：那么多的人，那么长的队，别去凑这个热闹吧。这些，多是媒体留给人们的印象。特别是那些所谓的热门馆，动辄排队三四个小时。此等事件，一旦媒体也来凑热闹，队就只能越排越长了。

近日，笔者怀着忐忑之心到世博园内走了一番，惊奇地发现，汇聚这届世博会精华内容的馆区——五大主题馆、城市最佳实践区，不用排太长的队，有的甚至根本不用排队。与那些热门馆形成反差的是，这些馆区中的许多堪称冷清，特别是集中了人类最新发展理念与科技成果的城市最佳实践区，似乎只能吸引“敲章族”的脚步。

以上观察，可能有失全面，却是笔者的真实感受。世博会的“敲章族”堪称一景，每进一处场馆，都会听到工作人员大声通知何处可以敲章，接着一群人呼啸而去，再一次排起队来。对他们来说，场馆展示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世博护照”上能被盖上多少个章。

可以肯定的是，以这样的方式盖上最多的章，只能代表最为低质的世博之行。世博会推出“世博护照”本是为让参观者留下珍贵的纪念，竟让许多人将世博之行异化为敲章之行。所以，笔者对一些场馆不设敲章处深表敬意，这至少避免了“误导”，还表明了一种态度：请怀着一颗真诚之心而来吧。

世博会是文明交流的盛会，上海世博会是第一届以城市为主题的世博会。2007年，人类的一半人口进入了城市，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上海世博会的参观者，如果到不用排太长队的“城市足迹馆”看看，就会真切感受到六七千年前，人类第一批城市矗立在两河流域时的情景。彼时，人类的生产力获得飞越，人类中的一群已能不再依靠种植食物谋生。那么，今天呢？

在上海世博会举办的2010年，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极端天气轮番上演，呈常态化之势。人类发展的欲望，空前改变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气层状况。“如果你能改变你的城市，你最希望能改变什么？”8岁的艾米丽回答：“我希望我的城市里，大家都骑自行车。”这位纽约女孩对未来城市的忧思，被展示在上海世博会“城市地球馆”里。她的心声，多少人知？

笔者曾应邀参与上海世博会的部分策划活动，考察了许多热门场馆。平心而论，本届世博会的伟大之处，并不在那些靠光影技术吸引眼球、被炒得热火朝天的场馆身上。相信后人能够见证，黄浦江畔，真正能被载入史册的世博场馆，却是那些不是那么热闹甚至是有些冷清的去处，正是它们代表了人类在这一历史性时刻，面对城市与未来的集体智慧与情感。□

唯优质公交能治“车患”

近日有媒体报道，今年上半年，北京市机动车以5.75万辆/月的速度增长，半年增加34.5万辆，超过了石家庄市机动车总量。目前北京市机动车总量已达436.4万辆。

这条新闻，对生活工作在北京的人来说，就不仅仅是条新闻，而是上下班路上因拥堵而逐日见长的耗时，是小区里绿地因停车位而不断地被牺牲，是楼下的道路因两旁都成了停车场而日渐变窄……

现在，用“车满为患”来形容北京真是一点也不为过了。有时真替我们这座城市担心。人口加剧膨胀着，机动车数量惊人地增长着，北京会不会最终因不能承受之拥挤而瘫痪？

这可能是杞人忧天。但是，前几天网上请求退休的大爷大妈不要上下班高峰时挤公交以减轻公交拥挤的一个帖子，引爆“老北京”与“北漂”激烈的口水战表明，北京不能再这样拥堵下去了，否则，离和谐城市将越来越远。

怎样才能根治拥堵呢？这实在是个太老旧的问题。此次机动车数据出来后，有专家提出，面对机动车猛增，建议北京应该对家庭买第二辆车采取限购措施。不少网民对这一建议强烈反对。可笔者以为，要控制机动车数量续增，限购不失为能最快见效的办法。但是，限制家庭购第二辆车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公交能确保上班族无忧。不然，在诺大的北京城，夫妻二人都上班，那就必须有一个“杯具”。

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尽管北京为缓解交通拥堵做了很多实事，如不断修路、修地铁，增加公交线路，还推行低票价鼓励人们“绿色出行”，但上下班高峰时的拥堵，换乘车的不便，等车时间过长，服务态度和质量较差，小区的“最后一公里”只有“黑车”，等等，仍令不少人把乘公共交通(包括地铁)视为畏途。

政府满腔热情地将公共交通放在了优先发展的位置，却未被更多的人当作出行方式的优先选择，不能不说很遗憾。但这个遗憾正是对政府的最好提醒：对于作为城市重要设施的公共交通，投巨资把“硬件”优先发展起来固然非常重要；而要使它真正成为市民出行的首选，还须在线路的科学设计以方便换乘、增加车次密度以减少乘客等待和拥挤、加强公交企业管理提高人性化服务水平等“软件”上，加大投入，优质发展。唯有这样，才能将习惯于私家车里舒适的人，吸引到至少不太受罪的公共交通上来，才能让如笔者这种不会开车但又恐惧公交的人，放弃出租车而重上公交；唯有这样，被人们调侃为“一个大停车场”的北京，才有望车流减少路面更宽，城市更灵动，社会更和谐。□

假学历逼问知识分子底线

近日，唐骏学历“造假门”事件在经过民众热议之后，又有新进展。据权威信息，教育部正着手核查学历造假，并将予以澄清，以给社会一个交待。相信事情真相会水落石出。但这一事件给社会道德所造成的创伤，却不知何日可以弥合？

关于知识分子，无论中西，皆指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的文化人。西方语境在谈及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时，认为知识分子阶层常自觉有一种罪恶感，并倾向于把一些政治、社会问题看作道德问题。于中国而言，古代的“士”即为具有典型意义的知识分子，荀子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之谓，这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政治和社会功能的体现。

以上观之，知识分子应为公共政策的批判者，社会终极价值的守护者。宋代张载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既有学术造诣上的要求，又有公共责任的厚望，这自古至今被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

言及学历，笔者想起两个没有真正拿过学历的人。一为陈寅恪。此公早年放洋十六载，学习足迹遍至东洋、欧美诸国名校。然而，他只为学问，不为学历，并终获吴宓和梁启超推崇，并被前者称为其时“全中国最博学的人”，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

二为钱锺书在《围城》中写到的方鸿渐，为了给岳父大人一个交待，花钱买了一个所谓“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但是，“方先生”厚颜有限，回国后尚知不拿该“博士”学位吹牛，在买学历一族中算是比较可爱的了。

和此二位相比，如今一些以“知识分子”自诩的社会“精英”，为了“成功”二字，不惜破坏诚信这一道德底线，凭假学历欺世盗名，行蝇营狗苟之事。连终为人耻的方鸿渐尚且不如，更遑论维护社会公义。

成功确有极大诱惑，于精英群体和普通民众皆然。但是，如果为了成功可以牺牲一切，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搬演于现实社会，我们所极力呼吁的社会进步又如何体现？退而言之，放眼宇内，无学历而成大事者大有人在，正所谓“诗有别才非关学”。没有学历，成功不会减色。学历造假，成功也难脱欺世盗名之嫌。 “君子慎独”。而今为区区成功，连坦诚认错的谦卑尚不可得。如此成功，非独中国不需要，时代亦不需要，更会遭到历史的鄙夷。

公共文化服务不是奢侈品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公共文化设施和场所纷纷“下海”，“商养文化”现象突出。另一个极端却是，过度商业化也在消解着文化的公共性，公共文化生活作为公众的基本权益遭到削减。

在此过程中，公众有着切身感受。比如文化宫一度被誉为“公众精神家园”，现在有些地方却已沦为了经济的附庸，或干着一些没文化的事儿，或已将地盘出租“以商养文”。地盘没了，“文”自然不复存在。与文化宫一样陷入窘境的还有图书馆。有些不但藏书陈旧、设备简陋，更有甚者，连容身之地都成了问题——原先不少图书馆都在黄金地段，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只要被开发商看中，就必须“出走”让路。

与城市相比，广大农村的农民文化生活相对贫乏。暂居城市的农民工也如此，面对城市的高档文化消费，他们不但无暇顾及，而且囊中羞涩。有些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别说看现场演出，即使勉强看上电视，信号也很差。于是，玩麻将、赌博成为他们中很多人仅有的爱好。

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南方某企业2.3平方公里的园区内，聚集着43万年轻员工，周边仅有的“文化设施”，就是数十家私营收费网吧、录像厅，不少网吧电脑上存着暴力游戏，录像厅充斥着色情录像，而附近却没一个政府公共财政投入的像样的文化馆、图书馆或电影院。

再以北京为例，很多郊区县电影院观众稀稀拉拉，其实并非缺少观众，而是纯粹商业化下的高票价让人望而却步。北京如此，更何况广大的乡镇。

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共品性质。为公众提供具有公益性质的文化活动载体，保障公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既是政府职能，更是政府责任。

近年来，虽然各级政府在公共文化上的投入逐年上升，但仍然明显不足。而一些地方政府为形象工程，动辄就把数千万公共资金，用来建造作为“城市地标性建筑”、“文化装饰品”的单体文化设施，而极少在构建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下功夫。结果是，公共文化服务成为少数人的权益，而对多数人来说却成了“奢侈品”。

每个纳税人都有权利享受公共财政，各级政府应少建造单体庞然大物，而应在普通公众身边，多建一些星罗棋布的、让他们消费得起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

具体而言，当前公共文化服务的“落点”，还应在最广大的城市社区、乡镇及农村等社会基本单元。对弱势群体，尤其外来打工者，政府更有必要通过专门立项、专款投资等方式，保障他们的文化生活权益。□

第11篇：廉政瞭望

廉政瞭望：贪官出事前有何异动 跑路前做什么

廉政瞭望封面

贪官“出事”前

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几经连锁反应，可以引起另一半球的气候巨变。一个大贪官的外逃和倒掉，导火索可能是一个微小事件。

在十八大后汹涌澎湃的反腐潮下，我们将目光对准贪官出事前，这一特殊而敏感的时间节点。

有时，那是一种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有时，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兆。既有各种力量的暗中较量；也有谋划已久的脚底抹油。

很多时候，无论外部环境的蛛丝马迹，还是贪官从内心流露出的一丝微表情，都悄悄泄露了一个秘密——“要出事了”。

尽管贪官先前的贪腐行为，是铸成今日牢狱之灾的根本原因，但其出事之前的种种异动，并非没有一定规律可循。尽早发现这些蛛丝马迹，有助于提升肃贪效率，增强威慑。

“摊上事儿”的兆头

整理_王巧捧

昨日还在挥斥方遒，今朝已成阶下之囚。随着我国打击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这样戏剧性的人生，已经在不少贪官身上发生，也将在更多的潜在贪官身上出现。

然而，贪官人生这样的落差，绝非发生在瞬息之间，在落马之前，也可以从一些先兆上，窥得一二。

关联人“出事儿”：高官落马绕了几个弯

腐败链条上，总是有着一串关联人物，或者是合作的同僚、上下级，或者是亲友、情人，或者是行贿人、行贿中介，等等。这个链条上，无论哪个人出事，都有可能牵出其他人，包括最核心的人物。

这个出事，可能是已经落马，可能是外逃、自杀，也可能仅仅是被作为外围配合调查。任何一个小裂缝，都可能崩断整个腐败链。

2012年1月16日，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周镇宏被带走接受调查，据称，案情主要指向茂名事件。此前两年多，茂名原市委常委、副市长杨光亮，原副市长陈亚春，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等一大批官员先后落马。财新网消息称，罗荫国落马前曾在会谈中表示，“之前落马的几个副市长，都是周镇宏提拔起来的官员”。

此前，杨光亮等人被调查，已经在当地牵出大批干部。

例如，杨光亮出事前后，茂名公安系统多人和国土局正副局长被抓；倪俊雄出事后，化州市委常委兼公安局原局长黄鸿被捕；罗荫国被刑拘一个月后“全面崩溃”，交代了100多名处级以上官员。(图一)

茂名窝案由茂名市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始，而实际上，杨光亮由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案牵出，而陈绍基则由黄光裕案的分支“公海赌王”连超案带出。

也许，一个官场如果腐败深重，那么任何一个线索，都有可能成为发散性苗头，引爆当地官场，只要在这个腐败链上的人，都有可能被牵下马。

有些调查，则从核心人物的周围四面开花，形成了明显针对核心人物的包围圈，更是一种“要动他”的显而易见的定向前兆。

2012年11月28日，深圳原副市长梁道行被从家中带走。而指向梁道行的反腐行动早在半年多前已经展开。

2012年3月中旬，曾被人称为梁最得力的组织部长、时任南山区政协主席的温玲，在被纪委约谈后第三天出逃美国；6月，由梁一手提拔的南山区南山街道办书记黄亮被检察院带走；7月，跟随梁道行近30年的副手、大运会执行局副局长赵广华被“两规”；8月，南山区国有控股公司深圳市科汇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简称科汇通公司)董事长王建彬、前董事长李庆杰先后被带走调查，两者均被指在梁的仕途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在梁本人被带走调查前一周，长期担任其秘书的深圳南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江被带走调查。

有时候，尽管调查人员万分小心，随着网越收越紧，这些苗头，也难免不被核心人物猜疑。

前不久，中央纪委原副部级巡视专员吴振钧向媒体讲述了他担任中央纪委第八纪检监察室主任时，参与查办的成克杰案，尽管非常谨慎，但步步逼进核心人物时，还是让成克杰和一相关涉案人员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氛。

中央纪委从外围秘密调查，但在成克杰的情妇李平被控制前，成克杰有所猜疑，坐卧不安的他要求李平“赶快跑，越远越好”。李平携巨款出逃香港，一度给办案造成障碍。对关键的行贿人广西银兴公司总经理周坤，调查组请自治区政府向周坤宣布对银兴公司进行年度审计，要求周不要外出。但周似有察觉，曾试图偷偷赴港，被以审计未果为由留下。

补救行动：

“反腐英雄”与省纪委书记的隐秘交易

风雨欲来，贪官们也难免有所察觉，或仅仅出于心虚，都可能提前做下一些应对之策：与利益关联人统一口径，建立攻守同盟，退赃，跑关系„„有时候，也正是这样的举动，反而自露马脚。

2010年6月，原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司长许满刚，因受贿300余万元，被判12年。许满刚因原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正局级巡视员郭京毅案牵出，早在郭京毅被“两规”后，许满刚从北京跑到大连，把受贿的银行卡退还给行贿人，但为时已晚。

有些被调查惊动了的贪官，其应对则更加充分。

2009年，中国农业银行西藏分行原行长韩文明受贿案二审维持原判，韩文明被判无期徒刑。

韩文明被举报后，有关部门曾对其进行了两次调查，致使他有足够的时间销毁证据，弥补漏洞，与行贿人订立攻守同盟，对举报人施压。最后，高检院指定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办理。

在富顺县看守所羁押期间，韩文明还做着最后的串供行动，他买通同仓人犯，叫同仓人犯按照他的口述，给自己的女友吕某写信串通口供。此信被监管人员查获。

有些人的补救行动甚至还会一时凑效，也因此，人们只有在他真正落马后，才发现，这个贪官、以及他头上的保护伞，潜伏已久。

上文中提及的深圳市原副市长梁道行，据财新网报道，过去30多年中，同僚、下属对他的实名举报不间断，纪检部门曾数次立案，亦多次走过内部调查程序。不过，这些调查都止于“查无问题”。

其中梁所做过的补救，从一个例子可窥一二。梁道行任南山区委书记时，当时的宣传部长文玄是公开抵制他的官员之一。2001年5月，文玄面见当时的广东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王华元，送上梁道行违法乱纪的六个问题的材料。但不久，王华元被梁道行请到南山区“视察”工作。之后，梁毫发未损，甚至还因在南山“打击腐败官员”有功，被赞誉为“反腐英雄”。2009年，调任浙江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的王华元，被中央纪委调查，后来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死缓。

行踪异常：被“谣言”包围的一年

当调查一步步逼近，有些人可能还在强装镇定，但细心人会根据其露面的情况，或者职位的微妙变动，分析内情，因此，不时有官员“传闻被调查”，又不时，官员现一现真身，或者间接现身，辟一辟谣，但最终，当该来的总会来，那时，人们发现，又一个被辟的谣成真了。

蒋洁敏落马前一年，几乎都是伴着传言走过的。2012年9月4日，有微博网友爆料称，时任中石油董事长的蒋洁敏“神秘失踪”。爆料者称，自当年8月2日在成都主持召开川渝地区石油石化企业工作汇报会后，蒋洁敏有近一个月未公开露面，连8月底的中石油董事会也未到会。

谣言传出当天下午，新浪财经发布消息称，中石油相关人士表示，蒋洁敏正在住院。

当晚，中石油官网在头条位置刊登关于蒋洁敏的报道，间接辟谣。

两天后的9月6日，蒋洁敏露面，就东气西输项目接受新华社专访。在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蒋洁敏顺利当选中央委员。

5个月后，2013年3月18日，蒋洁敏被任命为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但直到3月25日，国资委网站才更新了领导名录，对外宣布此消息。有媒体报道称，当时即有传言，蒋洁敏到国资委报到的当天，就被纪检部门带走调查。

履新不足半年后，9月1日，中央纪委宣布对蒋洁敏展开调查。

有些消息公布前几天，有心人士往往就能从一些异常情况，推测出某些问题。

8月27日，中国石油董秘兼昆仑能源董事长李华林等3人被宣布正在接受调查。几天前在香港召开的中期业绩发布会上，李华林没有参加。有香港媒体人回忆说：“当时我就觉得不对，李华林怎么会不参加呢？他是很多媒体的老熟人，再说参加业绩发布会正是董秘的职责。”

相对于露面情况，一些官员职位上的微妙变动，更容易引起猜测。

2009年12月13日，上海市纪委宣布，上海市普陀区原区长蔡志强因涉嫌受贿，被移交司法机关。事实上，蔡被捕的事情在普陀区早已传开。

外界注意到，蔡志强以“区长”身份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是在当年2月3日，即春节后的第一天上班期间。不久，新区长就职。而对于蔡志强的离开，未有公开解释，也没有“另有他用”的说法。根据公开的信息，蔡志强在消失的那段时间被调至上海安监局任“巡视员”。正是在此期间纪委部门开始对其调查。

在广东通信圈，有关徐龙可能被调查的传闻，也是已有多时。

去年12月14日，中国移动发布公告宣布，徐龙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执行董事职务。尽管该公告称，徐龙将继续担任中国移动集团广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但圈内又再次将其与“他可能出事”联系起来。直到今年8月16日，徐龙及其妻子被广东省纪委带走调查，坊间猜测终于有了明论。

遇上死磕：情妇与“深喉”更有胜算？

遇到一个或一群死磕的人，腐败官员往往都已经没有多少退路。刘铁男、王素毅、杨琨，无不如此。

分析死磕贪官的案例，可以发现几个关键词：证据、内部、长期、公开。一般死磕案件里，总有以上单项或多项特性。

近年来，强大的情妇反腐团和来自贪官单位内部的举报人，因为接近贪官，握有一定证据，有些还加上了实名、公开、长期举报等因素，往往一旦出现，令贪官坐卧不安。

情妇与贪官决裂后的死磕，杀伤力强大。曾经亲密无间，自然也就握把柄无数。女博士常艳长篇纪实小说，让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被免职；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素毅，因情妇联名举报贪污受贿、包养女大学生女记者，被免职、双开；中国经济与旅游电视台女主播纪英男微博实名举报，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范悦被免职；苏春媛一段午夜相会的视频和一纸离婚承诺书，让山东省农业厅原副厅长单增德被捕„„

来自内部人士的实名举报，因冒着被穿小鞋的风险，也带了破釜沉舟的悲壮，更容易打中贪官三寸。

2012年5月，由于遭到内部举报，时任农行副行长的杨琨被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一年后被双开，目前已立案。

新华人寿原董事长关国亮挪用资金一案，牵扯出了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幕后掌舵人李泽源。和关国亮案类似，李泽源的最终落马同样是，“由于深航内部人士的长期举报”——一位当年与关国亮关系颇深的人士透露。

网络反腐的屡建奇功，使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一举报方式的公开性，不仅让贪官防不胜防，而且容易引起舆论压力，只要事出有据，更容易引起有关部门的快速反应。因此，一旦某个贪官遇到类似的公开性举报，相当于定时炸弹进入倒记时。

并不是所有举报都能尽快见效。这时有些人开始走上长期举报之路，陷入一种典型的死磕状态。

今年9月22日，广州市纪委透露，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张新华被立案查处，初核张涉嫌涉案过亿。这样一个巨贪落马背后，有白云农工商的老下岗工人、73岁的任权长期长达十几年的举报之功。

2008年11月28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泉山区原区委书记董锋及情妇受贿案。此前，有关这位区委书记“一夫多妻”的网帖，来自中国矿业大学理学院的力学副教授王培荣的手笔。这位副教授在几年的时间里，几乎放弃了本职科研，一心维权，其中之一即为举报董锋案。

并不是所有的死磕，都能指哪打哪，但遇到一个死磕的人，贪官的劣迹被磕死的时刻，总是比较近了。

2009年10月，茂名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被调查(因陈绍基一案)。

2010年11月，茂名市原副市长陈亚春因情妇举报被调查；12月26日，茂名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长倪俊雄被立案侦查。

2012年1月16日，广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周镇宏(罗荫国的前任)被带走接受调查。

2011年2月，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直接被省检察院采取了措施。一个月后交代了100多个处级干部。

2012年3月，深圳南山区政协原主席温玲(曾被人称为梁最得力的组织部长)在被纪委约谈后第三天出逃美国。

6月，由梁一手提拔的南山区南山街道办书记黄亮被检察院带走。

7月，跟随梁道行近30年的副手、大运会执行局副局长赵广华被“两规”审查。

8月，南山区国有控股公司深圳市科汇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彬、前董事长李庆杰先后被带走调查，两者均被指在梁的仕途中扮演重要角色。

早于梁道行一周，长期担任其秘书的韩江被带走调查(时任深圳南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跑路”前，他们在做什么？

整理_艾冰

2013年9月29日， 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案开庭审理。曾潜逃加拿大9年，被控8项重罪，高山受审，将外逃贪官这一特殊群体再度置于聚光灯下。

事实上，今年6月以来，已先后发现广州市花都区政协主席王雁威、湖北省公安县畜牧兽医局原局长蔡道明等官员“失踪”，他们或已外逃的猜测不绝于耳。

进入新世纪以来，贪官外逃进入高发期。在愈来愈严格的监督之下潜逃出境，贪官的准备也充满“技术含量”。从酝酿潜逃、实地考察、转人转钱，到最终出逃，有的经历了长达数年的策划，有的潜逃后，同事才“不明觉厉”。

廉政瞭望记者梳理了从2003年4月到2013年4月，10年间曾引起广泛关注的深圳市南山区原政协主席温玲等10名外逃贪官事前准备情况，揭开“外逃贪官潜伏期”种种谜团，为进一步打击贪官外逃提供参考。

非一日之功，杨秀珠“预谋”7年方出逃

梳理这10名外逃官员情况，可发现共通之处。如10人出逃时的平均年龄为50.6岁，最年长者为62岁的深圳市南山区原政协主席温玲。10人中，9人年龄在45岁以上。知名反腐学者王明高分析，贪官往往“知天命”后外逃，有仕途无望、思想退化等因素。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各方面该准备的已经准备好了。

梳理10名贪官出逃的准备时间，可以看出其老谋深算。如2004年1月出逃的原河南省高速公路局局长、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童言白就经过了6年酝酿，早在1998年就办理了因私出国护照；而当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李向东2010年潜逃后，同事才恍然大悟，李妻姚红何以在年富力强时，就从四川电信集团实业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上离职去加拿大。那一年，距李向东“跑路”尚有6年。

杨秀珠也是典型。早在其出逃前7年的1996年，她就买下了美国曼哈顿中城一座5层大楼。逃到美国后，她一度当起了包租婆。

对选择外逃目的地，一众贪官狡猾而谨慎。“美国是乐园，加拿大是天堂”，有人曾称这是外逃贪官总结的经验。有报道称，美、加特别是加拿大，有着“一个成功，全家移民”的便利。加拿大移民环境“易进难出”，一旦出现问题，其复杂的司法程序使得审理过程旷日持久，可以起到一定的庇护作用。

一些贪官还进行过“实地考察”。在这方面，国企领导显然比政府官员更有“优势”。知情人介绍，河南高速建设需要对外融资，老总童言白的出国机会很多。身为国有银行基层支行行长的高山，更是以考察为名，18次到加拿大“踩点”。

原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就没那么“幸运”。他不仅此前鲜到巴黎，就连考察也一波三折。《环球人物》称，2008年5月，温州市委一名常委曾计划率团访问巴黎，但后因汶川地震，抵御台风和配合北京奥运等工作延误，杨湘洪率领的团队9月才成行。

8人是“裸官”，全家一起逃

杨湘洪出国的周折，并不影响他的潜逃计划。媒体报道称，2008年初，杨湘洪夫妇安排久在国外的独生女杨铃铛嫁给了温州籍旅法富翁之子。就在杨湘洪出国前，杨铃铛回到温州；杨湘洪脱离考察团前几天，她又突然返回巴黎，个中玄机引人猜测。

贪官外逃，基本是“全家总动员”。廉政瞭望纳入统计的10人，杨秀珠、江西鄱阳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李华波是全家一起出逃，其余8人在国内做官时已戴上“裸官”的帽子。如，深圳市南山区原政协主席温玲、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的女儿均已在美国多年，童言白的妻儿早已在澳大利亚„„

贪官子女先行一步，多以留学、打工等为理由，配偶则通过陪读、做生意等出境，有时甚至假离婚。如2001年潜逃的贪官余振东，案发前与妻子离婚，其妻随即与一个美国人闪电结婚，获得绿卡。5年后，余振东与前妻“破镜重圆”。

高山还制造了假象：妻子李雪在北师大学读硕士，女儿高山雪莲则在郑州外祖母家。事实上，从2002年起，李雪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心理学；女儿已在加拿大温哥华定居。2004年12月，待李雪申请技术移民获批，一家三口获加拿大永久居住权后，高山外逃。

有的贪官最后成功离境，也有赖于“贪内助”。据财新网报道，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被调查期间离境，是因其长期在海关工作、担任丹东市海关主任科员的妻子谭某的帮助。待王国强出逃后，其妻随后出境，一家最后在美国“团聚”。

比较例外的还是杨湘洪。据《家庭》披露，杨湘洪出国时，也把游捷纳入“考察团”，不料却未被批准。2009年3月，游捷在国内落网。

财产转移：黑社会一条龙服务

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贪官要外逃，必须先把敛来的巨额财产转移出去，后半生才能坐地生财、衣食无忧。

据了解，贪官向境外转移财产的主要手段有直接携带现金、交易套现、借助电子货币和股票、通过地下钱庄、在海外设立空壳公司等。本文梳理的10人，也大多采用这些方式。

高山将不法巨款转入加拿大，便是通过地下钱庄。2004年11月中旬，高山同伙李东哲的手下，携带高山从河松街支行开出的1.6亿转账支票，到沈阳大北窑南街一家百货贸易公司，通过该公司副总将资金转至李东哲控制的加拿大温哥华新天地公司。此后，又以相同手段两次转款共2亿元。

原河南国企豫港公司董事长程三昌，潜逃前早就在新西兰成立了豫港公司的分公司，他的资金就是通过分公司转移的。河南省检察院一名官员认为，童言白转移资产的情况也类似。

“外逃官员的资金通过‘可信赖’的公司向外转移。以这些公司在海外的业务为掩护，官员可将手中的钱存到该公司境外的账户上，或存到自己境外的账户上。由于境外银行的保密原则，官员的海外资金也很难被查清。”这名官员说。

梳理其他贪官转移财产情况，还可发现更多类型，不过其原则都是“找好中介”。如通过外商直接转移出境。2000年轰动全国的沈阳“慕马案”主犯、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曾通过来辽宁投资的商人，把178万美元全部转移到东南亚。

现金通过一些免检通关的车进入港澳进行中转，也一度成为捷径。贪官通常在港澳完成兑换后，再汇到目的地。

“黑社会”也盯上了财产转移的生意。据媒体报道，在美国、澳大利亚等中国贪官较多的国家，有华人开公司提供“一条龙”服务。他们利用当地法律的漏洞，和所在国律师合作，为贪官们办理从购买房产，到洗钱，再到取得合法身份等全套服务。当然，收费也相当高昂。

多在组织谈话后“落跑”？

筹划了那么久，什么时候跑，是贪官们最后“惊险的一跳”。

梳理10名外逃官员情况，可发现，他们出逃的时间节点高度一致，多选在自己深陷其中的重大案件爆发前后。特别是组织谈话，让贪官成为惊弓之鸟。

以童言白为例，时为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他，在2006年有关部门调查许漯高速建设质量问题时，于春节期间外逃。

据本刊统计，10名外逃贪官中，接受完组织谈话后外逃的有5例。如2012年3月，温玲在被纪委约谈后第3天，从深圳湾口岸离境出逃美国。2006年上半年，福建省纪检机关曾多次找周金伙谈话。至6月2日，周在福州被纪委人员问话后，称记不清了，要回家翻记录，迅即外逃。

李向东的经历更具戏剧性。据《时代周报》报道，2010年3月25日，国家审计署派小组进驻四川移动，下午约李向东谈话。据称，因李向东在无线音乐基地方面颇有成就，这是上级准备提拔他之前的一次谈话，不料李向东却连夜逃逸。

由此可见，如何加强谈话后对贪官行动的掌握，配套措施亟待完善。此次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落马，一个细节值得咀嚼：其国庆后出访被叫停。

此外，贪官出逃时间也存在一定规律。本刊统计的10人中，8人选择上半年出逃，近半选择元旦、春节等假期逃亡，如李华波对邻居撒谎说，要去海南过春节，却逃往了加拿大。

离境时为逃避组织监督，有的贪官最后还会“虚晃一枪”。如2003年4月20日上午，杨秀珠出逃前就给浙江省建设厅领导打电话，说母亲病了，要回家看望，之后又给其下属打电话：\"这两天不要打我的手机。”《中国青年报》则披露，李向东潜逃时，将手机给一街头棒棒，称要出差，外地漫游太贵，让其帮忙保管，嘱其不关机也不接听。棒棒满城跑，监控者认为李向东尚在城中，3天后才知上当。

附一：“跑跑”末路：局长到殡仪馆背尸体

出逃法国后的杨湘洪态度强硬，拒绝与浙江省委派来法国做工作的人见面。成功潜逃的“小股长”李华波还给局党委副书记打来电话：“我已经逃到了加拿大，这几年，我贪污了很多公款。”

然而，一些“官跑跑”随后的生活，却并非如此逍遥。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外逃泰国后，做了彻底的整容手术，连皮肤都进行了漂白，还是被引渡回国，获无期徒刑。长沙市原国土局长左天柱出逃美国后，携带的几百万赃款很快被挥霍一空，情妇也离他而去，他只能靠给殡仪馆背尸体谋生。

近年来，海外追贪与贪官出逃预防被提到更重要位置，我国出台《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等。截至2013年5月，我国已与36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本刊统计的近10年10大出逃贪官中，胡星、高山已走上过被告席。

2013年9月29日上午，公诉机关指控高山一伙占用276笔存款合计28亿元，庭上的高山语出惊人，不时抵赖。不过，或许这两句话是其内心想法——“坦白说我在国外的这几年生活得并不好，精神压力非常大„„该是画上个句号的时候了”。

附二：“官跑跑”路线图

王国强 辽宁省凤城市原市委书记

出逃时间：2012年4月 出逃年龄：52

杨湘洪 温州市原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

出逃时间：2008年9月 出逃年龄：52

温玲 深圳市南山区原政协主席

出逃时间：2012年4月 出逃年龄：60

李华波 江西鄱阳财政局原经建股长

出逃时间：2011年2月 出逃年龄：49

李向东 (潜逃未遂)

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

出逃时间：2010年3月 出逃年龄：45

胡星 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

出逃时间：2007年1月 出逃年龄：49

周金伙 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

出逃时间：2006年6月 出逃年龄：57

高山 中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

出逃时间：2004年12月 出逃年龄：39

童言白 河南高速公路集团原董事长

出逃时间：2004年1月 出逃年龄：47

杨秀珠 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

出逃时间：2003年4月 出逃年龄：56

编者按：

2013年10月28日，时任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被证实接受调查，他成为十八大后第11名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反腐热潮持续升温的同时，贪官的心理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与研究的热点。

从媒体报道可发现，不少贪官落马前已有“征兆”，表情、动作的异常就是一个方面。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曾邀请专家，将微表情、微动作等运用到反贪侦查中，开展系列合作。

本刊邀请畅销书《微表情与身体语言》作者、微表情研究人士纪宇撰文，透过3名贪官落马前几个短暂瞬间的表情、动作、语言，窥探其真实的内心世界。

落马前，表情露“玄机”

文_纪宇

人有高度发达的大脑皮层，可以随意控制讲话的内容，但是对于语气、表情和肢体语言的控制力则要稍弱一些。因此，人真实的想法和情绪，往往通过非语言的线索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普通人如此，落马高官亦不例外。

借助近年来风靡世界的微表情心理学，不难发现贪官们在落马前的“蛛丝马迹”。微表情指持续时间在四分之一秒以下，转瞬即逝的表情，被认为是人内心真实想法的外在体现。而贪官落马前，或早或晚都有一些微表情变化上的征兆。

廖少华：3年前的焦虑

廖少华落马系被巡视组“揪出”。10月27日廖少华还在主持会议，而转天就被带走接受调查了。

微表情分析提供的一个证明是，廖少华落马前两个月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廖少华参加会议时努力做笔记，讲话铿锵有力，肢体动作丰富，显得很自信，说明他对即将落马并无明显心理准备。

不过，早在2010年9月，他任黔东南州委书记时，其微表情就已出现了些许焦虑反应。当时他接受采访，谈及黔东南州要走生态文明崛起的跨越式发展之路，一开始他显得兴致不高，当谈到经济建设时则兴致高昂起来，尤其是讲到社会投资的重要性时，还意味深长地看了镜头一眼，这一动作似乎表明他对社会投资有特殊情结。

整个采访，廖少华神态自然，言语流畅，直到他说出“融资”一词时，同时出现转头、扬眉和口吃三个明显的微表情变化，这些反应似是紧张不安，内心出现阻碍的写照。个人推测，他的腐败问题恐怕和投融资项目有一定联系。(编者注：已有媒体最新引述知情人说法称，廖少华出事，主要涉及在黔东南州的事。)

情绪心理学认为，人在焦虑时主要有两点表现：即提心吊胆的感觉与身体运动的不安。因此，廖少华在感到焦虑时会不自主地晃动头部，并扬起眉毛。出现紧张，是由于人的言语活动由数十块发音相关的肌肉相互配合，一旦紧张，就会导致这些肌肉配合失调，气息、声带开闭、发声的嘴型三者不能很好配合，于是，丢字、重复、卡壳、拖长音等便产生了。

(附廖少华“口吃”语录：我们也组建了一些，啊、这个——根据我们州的条件组建了一些，发展的、啊、融、融资平台，啊、这个、这构建了我们，啊、这个——州的开发投资公司等等这些融资平台加快发展。) 李春城：一个表情透出“压抑的悲伤”

与廖少华不同，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落马前内心似已经有所觉察，情绪反常明显。

李春城在落马前一段时间，曾参加调研。他在听取汇报时眼神呆滞，不停地摆弄手中的笔，内心焦虑明显。参观期间，他显得心事重重：眼角向下，呈忧伤状；双唇紧闭，嘴角向下，颏肌突起。这是典型的压抑的表情。

情绪心理学认为，人处在抑郁情绪之中时，主要有两点表现：一是情绪低落，兴趣减退。二是思维和言语的迟缓。李春城落马前开会时情绪不高，参观时无精打采，都是抑郁的典型表现。只是，毫无掩饰下的抑郁通常表现为垂头丧气，唉声叹气，李春城不能表现得太过明显，只得压抑内心，强打精神。

但这种压抑着的抑郁情绪会表现在肢体语言上，如面部肌肉过分用力，尤其是嘴部紧闭的动作最为明显(图二)，这是装出来的坚毅表情，其下拉的眼角一下子泄了他的底。

南勇：转瞬即逝的僵硬

2009年12月11日，原中国足协“掌门人”南勇落马1个多月前，曾接受央视记者采访，谈到足协“反赌打假”问题。当时有媒体报道，其家人看过电视采访后，已意识到他要出事。

这段视频显示，谈话过程中，南勇神情故作镇定，时而对采访他的记者微笑，但是讲话中经常扬眉，显示内心紧张不安。其语气凝重，语速稍缓慢，身体倾斜，显示不够自信。

采访中，他说：“范广鸣(的腐败案件)，绝不是这一起，而是(反腐)刚刚开始。”说到这里，南勇面部突然出现转瞬即逝的僵硬表情，眼神向下，思想开了小差(图三)。随后，他又说道：“不仅仅要解决表面上问题，还要解决深层次上的问题。”更是出现口吃、语气发虚，彰显内心的虚弱感。

情绪心理学认为，内心虚弱感实际是轻中度的恐惧感。恐惧情绪引发的躯体反应，则包括眼神不敢直视他人，说话声音变小甚至颤抖等。心理学的共识是，人的身体活动和精神活动协调同步。当人内心感到紧张害怕时，肌肉，尤其面部肌肉不可能放松。南勇面部的僵硬表情，便是恐惧情绪的信号。

第12篇：瞭望.1

自觉维护规划的权威性

经过全国两会和地方两会讨论通过的规划纲要，反映了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愿望，具备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当前最重要的是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

常言道：“计划、规划赶不上变化。”此话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确实是形势变化快，若不能以变制变就易陷入被动。但是，时下有些领导也常用此话来为自己不尊重规划的权威性，对规划朝令夕改的行为加以辩护，认为自己是顺应潮流、不墨守成规。我们承认，及时修改不合理、不科学的规划是必要的，但关键是如何避免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领导换一个思路”的问题。

今春全国两会讨论通过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各地也都陆续制定地方“十二五”规划。经过全国两会和地方两会讨论通过的规划纲要，反映了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愿望，具备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当前最重要的是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

之所以要提这个醒，是因为从今年开始，省、市、县、乡四级党委自上而下进行新一轮换届，地方各级人大、政府和政协换届工作陆续展开。这是党和国家以及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好事。通过换届不仅会有一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走上重要领导岗位，而且会使得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工作呈现新气象。但从过去的经验看，又不能不担心这些走马上任的新班子，担心其把老班子动用大量资源和大量专家所编制的发展规划束之高阁，而另起炉灶，大搞“新官上任三把火”。

新领导班子上任，求新图变，追求政绩本无可厚非。但关键是如何求新图变，如何去实现政绩。无论是国家的“十二五”规划，还是各级地方新的五年发展规划，都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各自实际出发确定了新的发展目标，特别是确立了多项节能减排、结构调整、收入分配、扩大就业、发展新兴产业、改善民生等新的奋斗目标。新一届领导班子应紧紧咬住这些奋斗目标，俯下身子，真抓实干，积极落实。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11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点名表扬了地处晋西北黄土高原，紧连毛乌素沙漠的右玉县通过植树造林打造生态强县的事迹。新中国成立以来，右玉县历经18任县委书记，任任咬定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目标，团结带领全县人民植树造林60余年。昔日的荒山秃岭、不毛之地，如今成了果树满坡、绿树成荫、环境优美的“塞上绿洲”，森林覆盖率由不到0.3%提高到52%以上。右玉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最主要还是归功于历届县委和政府领导相互认同，咬定目标，持之以恒，狠抓落实。

在“十二五”时期，若能认真贯彻落实规划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按时实现确立的各种发展目标，我们就有条件和有信心再通过一个五年规划圆满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既然“十二五”规划已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思路，新的领导班子就应自觉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加以落实，自觉维护规划和政策的连续性，努力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

要落实“十二五”规划确立的各项任务，必须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这一主题，突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主线，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当前，我国仍处在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也进入了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矛盾凸显期”，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将考验各级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智慧和能力。要完成转变发展方式的艰巨任务，必须坚持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要落实“十二五”规划确立的各项任务，必须摒弃GDP崇拜倾向，克服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努力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泰国不断出现的社会冲突，埃及和北非诸国发生的社会动荡再次给我们敲起了警钟。落实“十二五”规划，要在继续抓好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重视社会管理及创新，重点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住房难、就医难、就业难以及分配不公等民生问题，努力形成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新局面。

要落实“十二五”规划确立的各项任务，必须要依靠群众，让群众拥有制定措施和落实情况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领导干部的根本使命是领导、组织和发动群众，把规划落实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为此，一要广泛宣传规划，让群众知晓实现规划的意义及带来的实惠。二要让群众为实现规划目标献计献策，广泛汲取民智。三要让群众监督规划的落实，把落实规划置于阳光之下，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把老百姓的“口碑”，作为评价规划落实成绩的“奖杯”。唯有如此，新一届领导班子才能更加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工作政绩也才能更加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城市化转型

在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的进程中，2007年全球城市化率超过50%，未来五年，中国也将达到这个目标。

在这个历史性时刻，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经历由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的转型。在中国上演的城市化，规模虽为世界之最，潜力依然巨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撰文指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城市化不仅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也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有一定差距。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城市化率在55%左右。2009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城镇化率仅为46.6%，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和升级，导致内需不足和产能过剩。 由此引出的问题包括：城乡二元结构能否破解？两亿多农民工能否市民化？中央与地方能否合理分权？公共产品短缺能否补齐？

未来五年，是中国城乡一体化关键的五年。这五年中，一系列规则需要调整、修正，甚至扬弃。这将决定未来十年、二十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的命运。

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之时，社会经济结构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受制于这一环境，城市化也将完成自身的转型。

我们必须告别“拆迁自焚”式的城市化；我们必须通过地权与契约的再造，获取城市化最大公约数；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智慧创新金融工具，用流动性灌溉社会福利；我们必须最大规模地增加人民的财产性收入，为中国社会的深层变革，打造凝聚共识的平台；我们必须在中华大地上，建设真正属于每一位公民的尊严。 这一切，须臾离不开正确的价值观引领。

以城市化转型去推动中国社会转型，注定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好在，它已经开始。 再造地权

“不解决好产权问题，就激活不了农村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就形成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 全国两会开幕前三天，2月28日，一幅被标注为“„鱼鳞图‟局部”的图片，出现在

“鱼鳞图”显示了成都下辖的都江堰柳街镇鹤鸣村，经村民议事会评定的农地产权四至状况，图上每一宗“鳞片”般的地块内，都有它所属的农户重重摁下的指印。

“村民议事和„鱼鳞图‟这两项创造，生动地反映出农民对于落实自身财产权利的热切期盼，也彰显了他们的智慧和能力。”《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的报道中说。

“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产权，农民进城，就不再是„裸进‟了。”多次参加中央“一号文件”起草研究的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李兵弟对《嘹望》新闻周刊记者说，“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进一步拓宽农民带资进城的路径了，就能够保证城市化的速度与质量了。” 提交全国两会审议讨论的“十二五”规划草案提出，到2015年，中国城镇化（也称城市化）率要从2010年底的47.5%提高到51.5%。 继2007年人类半数以上人口寓居于城市之后，未来五年，中国也将呈现这一情形。

此刻，被《人民日报》高调推出的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暗示了正在中国上演的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化，面临着一场深层变革。“穿着„风衣‟进城”

2010年l1月，中共成都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全域成都统一城乡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彻底破除城乡居民身份差异，推进户籍、居住一元化管理，充分保障城乡居民平等享受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和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到2012年，实现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据此，2012年底前，成都将建立户口登记地与实际居住地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居民凭合法固定住所证明进行户口登记，户口随居住地变动而变动；建立以身份证号码为标识，集居住、婚育、就业、纳税、信用、社会保险等信息于一体的公民信息管理系统。

“这就意味着，今后在成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自由迁徙不再受任何限制，而„农民‟这个称谓也不再是身份的象征，而仅是一种职业。”中共成都市委统筹委副主任秦代红，在《意见》出台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农民进城不以牺牲承包地、宅基地等财产权为代价，农民可以带产权进城，就业、参加社保不以丧失承包地为前提，完全尊重其意愿，不进城同样享受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形象地说，农民非但不是„光脚‟进城，反而是穿着„风衣‟进城”。

成都的这项改革，突破了《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根据后者，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只向农民供应。这意味着农民一旦进城成为市民，将自动失去承包地与宅基地这两项权益。

承包地与宅基地，是农民最后的生活保障。在过去十多年围绕“三农问题”的讨论中，一直有人担心，一旦将承包地与宅基地的使用权作为财产权让渡给农民，将诱发大量的短期行为。

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一锤定音：“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措施包括：“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在此之前，2008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考察。新华社在报道中写道：“谈到乡亲们希望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能够保持长期不变时，胡锦涛说，我要明确告诉乡亲们，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胡锦涛在小岗村向农民作出这个承诺，让人想起1978年末的那个寒夜，小岗村18户农民签订分田到户的“秘密协议”，并摁上红红的指印。 协议上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由此引发。 如今，《决定》要求对农村土地进行确权、登记、颁证，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自愿有偿流转，真正具备了财产权的属性。 绘定“鱼鳞图”

《决定》颁布之前，2008年1月，中共成都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的意见（试行）》，将确权、登记、发证的做法，覆盖到农村所有的集体土地上，包括明确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明确农村房屋产权，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并开展农村房屋产权流转试点。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申请破产，次贷危机迅速演变为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外贸需求的急剧萎缩，给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沉重一击，2000万外出务工农民失业归乡，其数量相当于l／3的英国人口。 “2009年可能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网难的一年，也是巩固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极为艰巨的一年。”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作出判断，“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为此须推行“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等一系列措施。

“一号文件”再次强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并要求“做好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将叔属落实到法定行使所有权的集体组织；稳步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把承包地块的面积、空间位置和权属证书落实到农户”。 2007年6月被国务院批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成都与重庆，成为这场改革的急先锋。

“„确权‟纲领来之不易，实施和执行就更为艰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对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践进行调查后撰文感慨，“自20世纪50年代初给农民颁了作为土改成果的土地证之后，国家已长达数十年之久没有提供普遍的、连续的产权确认与颁证服务。特别是由于单干、互助组、合作化、公社化、联产承包改革等重大的„生产关系变化‟，我国农村的人口、劳力、家庭、土地和房屋的关系早就变得面貌全非，大量历史遗留问题欲理还乱。要在农村土地房屋实际占有的基础上，建立—个能被普遍接受的、具权威的法律表达的农村财产权利体系，当然不可能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任务。”

成都市将都江堰柳街镇鹤鸣村作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首个试点村，率先开展农村土地、房屋的确权、颁证工作。如周其仁所言，面对的最大困难是，几十年土地房产的变动沿革，根本就没有系统、连续、可靠的文本记载。

为此，鹤鸣村组成村民议事会，自主协调解决确权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办法是：将每户土地按照四至挨次排列绘制在一起，人户调查时带着图现场测量核准，在图上直接标明土地面积、类型、权属等基本情况，出现矛盾，由议事会协调解决，达成一致后，再由农户签名摁指印确认。

一张清晰准确的“鱼鳞图”就这样形成了。摁在它上面的指印，与1978年小岗村“秘密协议”上的指印，构成历史的接力。 “我们欠农民的太多”

“鱼鳞图”明代即有，正式名称——“鱼鳞册”。

明代的册籍分黄册和鱼鳞册，前者登记户口，后者登记田亩。

“直到清代后期一百多年间，黄册没有了，户口很久不调查，但鱼鳞册则相沿至今，纵有许多改进，但依然还是明代创制传下。”历史学家钱穆1950年代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中写道，鱼鳞图远在宋代已开始有了，但到明代，此项图册才为政府普遍使用，并成为一种制度，“每县以四境为界，每乡每都亦如之。田地以丘相挨，如鱼鳞然，故称鱼鳞图”。

春秋至战国时期，诸侯国“废井田，开阡陌”，瓦解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土地国有制。此后，土地的私有伴随着土地的税收。及至明代，鱼鳞册成为政府收税的重要依据。可是，“民间的舞弊取巧，则层出不穷，上面立一法，下面即随着这一法来作弊生巧。”钱穆考证道，“自从有了鱼鳞册，民间即在鱼鳞册上想花样，如当时所谓飞洒诡寄之类，一切作弊的花样，一时也说不尽。因此，册上的田地四至，纵然是准确的，而业主花名，则依然可以混淆，到底则仍变为一笔糊涂账。远在嘉靖以前，实际上明代的鱼鳞册，也早等于废弃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土地改革”，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1954年宪法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此后不久，合作化运动掀起，农民的私有土地变成了集体土地。

1950年代初期，各地出现的初级合作社承认土地所有权，实行土地入股，按股分红，承认大农具、骡马私有折价。1956年推行的高级合作社，要求人社农民必须把私有的土地和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提出：“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 “在合作社经济力量十分薄弱，还要靠农民原有的那点东西来生产的时候，就宣布无代价归公，这对于5亿同盟军就是个严重的问题。”长期从事中央农村工作的杜润生，1980年11月在中央党校回顾农业合作化运动时不胜唏嘘，“到1 956年底以前就实现了全面合作化。不但是初级合作化，而且是高级合作化。在政策上又没有执行诺言，对于农民的土地、牲口、农具大都没有补偿。土改的时候给农民的印象很好，这一次的印象就不那么好了。”

2010年11月16日，在《关于全域成都统一城乡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按照《意见》，农民在农村有了宅基地、承包地，还可以到城市去落户，享受城市的社会福利，是不是一种“双重权利”？

秦代红答：“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公平。但是，过去农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牺牲，城市化、工业化才有了快速的发展，我们欠农民的太多，欠农村的太多。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不存在公平不公平的问题。” 人民大会堂的掌声

“村民议事机制很快在全市得到推广，成为成都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鱼鳞图‟经过完善和提升，也成为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普遍应用的技术手段，并为实现城乡群众财产状况的信息化管理奠定了重要基础。”

目前，成都市2661个村，35857个组集体经济组织、212万户农户、485万宗农民承包地、宅基地、房屋等农村产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已基本完成。“不解决好产权问题，就激活不了农村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就形成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人民日报》援引当地官员“上下一致的共识”之后指出，成都深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实现“还权赋能”：“权”是农民完整的财产权利，“能”则是农民作为市场经济主体把握自身发展和命运的能力。

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成为可能。成都下辖的邛崃市羊安镇，以工业集中区建设为带动，在全镇范围内实施土地整理，新建了羊安新城和6个农村新型社区，2万多农民自愿集中居住，土地流转后实现规模经营，催生出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股、集体以整理后的新增耕地入股成立公司发展现代农业的模式，农户也实现了多元化增收。

在确权颁证之时，成都还建立了市县乡三级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制定完善了相应的交易规则和办法，为推动农村产权规范有序流转创造了条件。

“在改革开放过去的30年里，我们至少已经有了三个参照系，可以表明权利的清楚界定，能够带来多么重大的变化和产生多么长远的影响。”周其仁在调查报告中写道，“第一个参照系，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农村联产承包，那是把种地权还给了农民。就这么一个变化，农村的温饱问题就基本解决了。第二个参照系，从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把农产品的销售权、卖粮权还给了农民，还给了市场，根本废除了统购统销制，结果我国农副产品多年供不应求的历史就结束了。第三个参照系，90年代中后期在城市居民中改革了住房制度，结束了单位福利分房体制，搞了房改房，也是还权于民，结果就创造出一个城市房地产业，史无前例地改善了我国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也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

他得出结论：“这三个参照都说明，要保护农民利益，最重要的就是确立农民的权利。我们再不能把农民看作是被监护对象，要承认农民和城里人一样，同样关注自己的利益，也能对环境的机会和风险作出理性反应。”

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充分尊重农民在进城和留乡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切实保护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等合法权益。城镇化要同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相互促进，这是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

他的这番话，激起会场热烈的掌声。 重建契约

不动产税模式可能替代土地财政模式，成为未来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工具吗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中国大陆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土地私有制宣告结束。

这一年由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版宪法，也即现行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利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私有土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公有土地一统天下，它与中国越发深入的市场化改革相互搅拌，演绎了一幕幕撼人心魄的故事，今日再掀波澜。 “租”与“税”

“我买房时交了70年的土地出让金，为什么还要交房产税？”对这个问题，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日前在全国两会上向新华社记者作出回答：土地出让金的性质是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即凭借所有者身份对使用权持有人收取的地租；而房地产税的性质是不动产保有环节上使用权持有人所必须缴纳的法定税负。“一个是„租‟，一个是„税‟，„租‟与„税‟两者是可以合理匹配、并行不悖的，不存在所谓不可克服的„法理障碍‟和„不能容忍的重复征收‟问题。”

贾康进一步说明，，“目前我们还没法说„终结‟土地财政，但肯定有助于矫正土地财政制度的偏颇，为地方政府拓宽可持续财源。开征新房产税，目标是打造我国地方政府所必须掌握的地方税体系中主体税种的框架，这对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具有全局意义。”

以上说法，旋即引来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谢百三的激烈言辞，后者在博客里写道：“解放以前，农民向地主交租，地主向政府交税；现在是等于农民又要向地主交租又要向政府交．税。即使现在中央政府要征税，应该向地租收益者地方政府去征啊！怎么再向普通百姓征呢？其次，土地占用金在房价中占的比重很重，有的高达50%～60%，这么高的地租不向地方政府征，却再向百姓征，合理吗？” 谢百三认为，指望地方政府从百姓买房中获得高额土地占用金后，再从百姓身上收到一笔新税款——物业税，将其做大以代替卖地，使地方政府能够从“土地财政”中脱身，这个想法“完全不符合国情”，因为“仅2010年全国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就达到2.7万亿元，沪京津卖地4000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55%～60%；一停止卖地，很多地方政府就陷入„破产‟窘境；全国地方融资平台上，地方政府贷款7.8万亿～10万亿元；全等着卖地还啊！”

上述分歧，引出两个问题，一是不动产税模式可能替代土地财政模式，成为未来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工具吗？二是在国有土地上向支付了土地出让金的“租户”收缴不动产税，能够一蹴而就吗？ “一个相当庞大和相当重大的探讨”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确定“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

物业税一词来自香港。香港的物业税是指对不动产出租收入征收的税，是一种所得税。而在中国内地的税制改革中，物业税是指对不动产征收的一种财产税性质的税，即市场经济国家广泛采用的不动产税。

《决定》公布后，2003年12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3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致辞：“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税收的表述，可能意味着一个相当庞大和相当重大的探讨。”

周小川说，从财产税角度来看，涉及到两种管理不太相同的形式，一种是采用土地批租形式，城市政府必然希望价格能够卖得好一点；另一种是土地的供应和交易基本上没有限制，但是土地的使用要定期评估，在评估价格的基础上，征收财产税，“这样会使土地初始的价格比较低，但是事后从流量来看，每年都要承担一定的财产税”。

周小川认为，“财产税的做法有利于承租人的优化配置，城市的某些特别资源由于基本设施的变化，比如修公路、修地铁等等，由于这些基础设施的变化，实际上价格就会提高，就会提高财产税，财产税提高了以后，就会使所有者考虑是否需要继续用这块地方还是需要换个地方，因此形成了更好的税制。”

在西方国家，正是因为不动产积淀着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投入，不动产所有者按照不动产的评估价格，以固定税率缴纳不动产税，才成为流行做法。这项税收，也成为城市公共财政的主要来源。 这个税，将如何与中国的土地制度嫁接呢？ “有偿有限期”难题

中国古代在城市内部开征的不动产税——城郭之赋，确立当在五代；至宋代，它成为国家财税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

彼时，已从传统的田赋中独立出来的城郭之赋，按照房产坐落地段的冲要、闲慢、出赁时所得房租钱多少等因素，确定不同等级计征宅税。 宋亡元兴之后，城郭之赋未见记载。及至民国，北洋政府内务部总长兼京都市政公所首任督办朱启钤，徒叹京师内外城私产“仅有间架之数而无地亩之数，故关于土地之登记估价纳税等等皆无从举办”。

情况在1940年代发生变化，国民政府在土地测量、土地登记的基础上，照估定地价按年征收地价税。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城市不动产重新登记，发放房地产所有证，1951年开征城市房地产税，按房地产的区位条件、交易价格等，确定标准房价、标准地价、标准房地价，每年定期按固定税率征收。

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之后，统一的城市不动产税不复存在——城市房地产税仅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并于2009年停止征收；1986年开征的房产税，征收范围不包括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1988年开征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是在土地保有环节征收的唯一税种，但税负偏低。

取而代之的是有偿有限期的土地使用制度。

198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1990年，《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规定了不同用途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最高年限：居住用地七十年；工业用地五十年；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五十年；商业、旅游、娱乐用地四十年；综合或者其他用地五十年。

在这样的制度框架内，中国的购房者买到手里的是两样东西，一是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二是附生于国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它们均是可以转让的财产权，但其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减——前者因建筑材料的老化而折旧，后者因出让年限的到来而归零。

真正积淀公共服务价值的，是永久性的土地产权。西方国家也只对这类产权收缴不动产税。而在中国内地城市，永久性土地产权的所有者是国家，难道要让国家自己向自己缴税？ “潜规则”与“明规则”

不动产的价值理应随着城市公共服务投入的增加而升值，可在有限期的产权制度安排下，它只能随着土地使用年限的缩减而贬值。眼下，人们谈论得更多的却是升值这个“潜规则”。

2010年2月，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在全国政协作宏观经济形势报告，在解释为什么不将住房价格纳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范围时说：“买房子这个行为，算投资，不算消费，全世界都是这么算的。”

可是，在有偿有限期的“明规则”下，中国的购房者买到的是一个日益折旧的产品，怎能被视为投资呢？

“不同价值规律的内在矛盾意味着市场上存在着两只不同方向指挥的„看不见的手‟，从而必然使市场功能发生紊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琨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矛盾会越来越尖锐，居民所持房产权的时限越是缩短，市场就越是不稳定，政府面临的问题也越显严峻，制度建设和政策调整的余地更是越来越小，越来越被动。

2010年3月，李琨投书《瞭望》新闻周刊，提出解决方案：实施选择性物业税，以纳税的方式获得“恒产”。

“从世界范围看，物业税是在有永久产权的完整市场状态下才可实施的税种，”李琨写道，“如果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市场，如果我们必须解决阶段性产权中隐含的未来制度和政策难题，就要将永久性房地产权的选择权交给公民，允许其自主地将阶段性产权变更为永久性产权，变更的方式则是自愿交纳物业税。由此，物业税——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永久性地产税——自然就是一个可选择的税种。”

2007年3月，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物权法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的续期，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其中的“自动续期”，似已暗示了无限期的使用权。

而在2005年7月公示的物权法草案中，相关表述是：“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间届满，建设用地使用权人需要继续使用土地的，应当在期间届满前一年申请续期，除因公共利益需要收回该土地的外，出让人应当同意。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出让金；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国家规定确定。”这个表述尽管合乎有限期土地使用制度的规定，却激起社会热议，终被“修正”了。

在李琨看来，物权法关于“自动续期”的规定仍然模糊，“怎样续？有偿续还是无偿续？续多少年？这些问题都还悬而未决，并且颇有争论。事实上，无论有偿续期还是无偿续期，政府都会处于一种尴尬境地”。 “土地财政已经走到尽头了”

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中国城镇住房私有率迅速攀高，在2003年突破80%，远远高于欧美国家60%～70%的水平。

“中国城市住房私有率在全世界不是第一，也是第二。”2007年8月，建设部2008年改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记者会上说。 住房私有率冲高，暗示了中国保障性住房供应不足的现实，也表明房屋产权已是中国社会重要的财产权形式。

既有的社会规则因此承受冲击。物权法对住宅建设用地作出“自动续期”的突破性规定，正借力于渴望拥有恒产的强劲社会心态。

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在实现住房私有化的同时，停止福利分房。这带来两个结果：一是房地产业迅速获得巨大的市场支撑，售卖土地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二是公民的财产权意识不断高涨，抗拆维权、公众参与成为一大景观。 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结果，使中国的城市化进入高速增长的痛苦时期。

《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1年修订施行）成为土地财政的重要推手。根据前者，农村集体土地只有被征收为国有土地之后，才能用于城市建设，对被征收的土地，按照原用途而不是市场价格给予补偿；根据后者，拆迁人获得强势地位，甚至可以在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农村大量的土地财富，与城市内部的土地财富，就这样被城市政府通过征地、拆迁，大规模转移，其潜在逻辑包括：在不动产税缺失的情况之下，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投入虽推高了相应地段的价值，却无法正常回收，征地、拆迁、售卖，便成为最直接的回收方式。大量的社会矛盾由此引发。

“可以肯定的是，土地财政在一定阶段对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是有巨大贡献的，比如，它可使我们以低成本策略参与国际竞争，通过房地产的高收益来补贴工业。”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对本刊记者说，“可到后来，补贴工业的作用下降了，专做房地产了，做制造业的也觉得利润低，改行做房地产了，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结盟‟，这就变味了。”

“在一些地方，城市化已变成了土地的城市化、资本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大量的空城出现了，银行也进入了。你要他为人民服务，搞保障房建设，人家根本不积极，他有另外一套规则，那个城市化早把人甩到一边儿了，自己形成了一套资本循环。一旦泡沫爆了，就太惨了。”杨保军说。

“土地财政已经走到尽头了，”全国政协委员厉以宁3月6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记者会上直言，“不能老靠卖地来建设，你还有多少地能卖？”

“最简单易行的方法”

2009年5月，《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的通知>提出，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由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深化房地产税制改革，研究开征物业税。

2010年初，有消息称：税务部门年内将在全国范围开展房地产模拟评税，物业税“空转”工作在部分地区试点了6年多之后，将推广至全国。 紧接着，一些城市将向个人住房开征房产税的消息传出。支持者发表评论：在物业税迟迟不能出台的背景下，修改现行的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园房产税暂行条例》，将征税对象扩大到个人住房，是“最简单易行的方法”。 2011年1月28日，经国务院同意，重庆、上海试点向个人征收房产税。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表示，重庆主城9区内存量增量独栋别墅、新购高档商品房、外地炒房客在重庆购第二套房，将被征收房产税，其税率为0.5%～1.2%。

上海市的征税政策是，对上海居民家庭新购第二套及以上住房和非上海居民家庭的新购住房征收房产税，税率因房价高低分别暂定为0.6%和0.4%。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就房产税改革试点答记者问指出，“房产税是世界各国普遍征收的一种财产税，主要对保有的房产征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是1986年由国务院颁布实施的。《暂行条例》规定，对位于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范围内的房产每年征收房产税。由于房产税开征时，我国尚未进行住房制度改革，城镇个人拥有住房的情况极少，而且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因此，《暂行条例》规定对个人所有的非营业用房产（即个人自住住房）免税。房产税主要是对生产经营性房产征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房地产市场日趋活跃，居民收入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房地产也成为个人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的要求，有必要研究推进房产税改革。” 按照以上表述，面向个人保有的住房征收的房产税，是“世界各国普遍征收的一种财产税”。那么，又该如何看待中国的不动产制度与世界各国的差异呢？

中国的机会

很大程度上，中国社会能否顺利转型，冲出“历史的三峡”，在此一役。 千呼万唤之中，保障性住房建设提速。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要再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共1000万套。

2月2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消息：未来五年，中国计划新建保障性住房3600万套。到“卜二五”末，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率将从目前的7%～8%提高到20%以上，基本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

相比去年580万套保障房建设任务，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计划，数量增加了72%，并与去年全年商品住房销售总量相当，共需投资约1.4万亿元，相当于去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20。

这是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中国政府推出的最大规模保障房建设计划。

“我想中央已经下了这个决心，”2月27日，温家宝在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与网民交谈时说，“保障性住房应当以公租房和廉租房为主，再加上棚户区改造，不要走偏方向。” 八年调控

提交全国两会讨论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在“健全住房供应体系”中提出：“立足保障基本需求、引导合理消费，加快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对城镇低收入住房家庭，实行廉租住房保障。对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实行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中高收入家庭，实行租赁与购买相结合的制度。”

随着保障性住房大规模建成使用，中国可望进入“保障归保障、市场归市场”的住房双轨制时代，对既有的住房供应结构作出矫正。 2003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提出“房地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并将1998年确立的“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改变为“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 这之后，由于过度强调住房的经济发展功能忽视了住房的保障功能，房地产这个“支柱产业”被地方政府推至极致并演变成畸形的增长模式，经营土地成为政府拉动投资增长和增加财政收入的“法宝”。

城市化的负面问题日益显现——它既通过强制性的征地拆迁，以非市场价格的补偿，从被征地农民与被拆迁市民那里转移财富，在城乡之间与城市内部，形成城市化初次分配的“剪刀差”；又通过住房所有者以住房产权不断吸附社会增值财富，导致有房者愈富，无房者愈穷，形成城市化二次分配的“剪刀差”。

与这个过程相伴的是越调越高的房价。从2003年的121号文，到2005年的“国八条”、2006年的“国六条”，再到2010年的“新国十条”，八年之间，房地产调控如同车轮战，终难拦房价“报复性”增长。在一线城市，已冲至高位的房价即使在银行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有所回落，普通收入民众也难以企及。

“北京房价2万还是3万，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有痛苦，他们有什么痛苦呢？”2010年3月，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政协工商联界别讨论会上说，“2万我买不起，涨到3万我还是买不起。这样跟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关系。除非降到3000元，可能吗？”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保障性住房建设滞后。2010年10月，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我国保障性住房研究报告》，指出“供给严重不足是我国保障性住房最大的现实问题。各省市地区均把商品住房用地作为主要的供给对象，而保障性住房用地在计划目标中占比就严重不足”，“仅从2010年的全国住房用地供应计划来看，廉租房用地计划供应总量占供地计划总量的4%，经济适用房用地占比为9%，20%为棚改房用地，商品住房用地（包括中小套型）却占据了整个供地计划的67%。对于解决大中城市中低收入者居住问题意义重大的廉租住房只有4%的份额，加上经济适用房用地，保障性住房用地总量也不过占计划供地总量的1-3%。”

在这样的情况下，单纯希望通过打压房价来解决民众安居，无异于将不同层次的住房需求驱赶至商品住房这根独木桥上，还为炒家压低了建仓成本。 保障房金融之阀

3月5日，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认为，中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优势包括“市场需求潜力巨大，资金供给充裕”。 那么，如何通过良善的政策设计，以充足的流动性来适应巨大的市场需求？既往的住房政策之弊，及其累积的经济社会矛盾，已将这个问题的解决推向一决胜负的关口。

中国2002年加人世贸之后，对外出口增长迅猛，外汇储备急剧增加，人民币对冲超发。在这样的货币环境下，适时设计一个能够大规模吸纳流动性并提供稳定回报的项目，是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大战略问题。 城市规划学者赵燕菁2005年起不断在《瞭望》新闻周刊发表文章，呼吁将保障性住房建设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实行保障房与商品房区隔并立的双轨制，以先租后售等方式，把保障房发展为良性金融产品，使之成为暴涨的流动性的“分洪区”，大规模拉动内需。

2010年3月，赵燕菁撰文指出，住宅具有二次分配社会财富的特殊功能，房地产政策攸关执政基础，只要在城市化过程中，建立起“无产者”转化为“有产者”的稳定机制，大规模的经济转型，就不再是社会不稳定的危险期，而是走向更高层次稳定社会的有序过程。

2011年3月9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在全国人大新闻中心召开的记者会上说，“为了确保今年10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的落实，我们还提出和建议了一系列的财政、金融等支持政策，比如说去年开始，全国清理各个地方的融资平台，保留了为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融资平台，这个融资平台可以继续运作而且要发展。另外，我们还开展了利用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试点工作，去年计划了400多亿元，今年还要有这样一个指标。”

他透露，“很快会制定金融机构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特别是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的中长期贷款政策。政策的设计通过政府补助、注入资本金或者贴息，然后再通过商业银行贷款，大大提高融资的能力。”

将保障性住房作为一种战略性金融产品来开发，已进入决策层视野。而在过去的几年里，流动性由于寻不到安全出路，四处泛滥。受刺激增长政策的影响，流动性大规模涌入房地产市场，垄断性企业及上市公司，以一掷千金之势，制造着一个又一个“地王”，将“高地价一高股价一，更高地价”演绎至极。

2010年房地产调控政策密集出台，大量的流动性从房地产市场撤出，进入消费品市场，导致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在这样的形势下，打开保障性住房的金融之阀，让困兽般的流动性“安澜”于巨大的投资洼地，是不容迟疑的选择。关键一役

中国的机会还蕴藏在农村的土地里。长期以来，因政策限制而失去财产属性的农地，一旦被“还权赋能”，就可大规模地吸纳流动性，释放空前发展潜力。

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启动住房制度改革，将沉睡在城市土地里的财富唤醒，一举拉动国内需求，创造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发展奇迹。 当下，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已是实现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此刻，保障性住房建设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能否像1998年房改那样完成历史使命，有待进一步观察。

2008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依法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必须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

2011年1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施行，行政强制拆迁被废除，市场价值补偿原则获确立，被拆迁人的权益得到更多保障。

以非市场价格强征农地、强拆民房的行为受到政策法规的限制。公民的财产权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这可能促使中国的城市化，由土地财政模式转向不动产税模式；强拆式的城市化也可望演变为契约式的城市化——不动产税可望成为城市不动产拥有者为公共服务付费的公正方式，并为城市周边农民加入城市成为市民打开付费通道，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可望形成。 一系列深层次改革将由此引发。所幸的是，大规模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已经启动，住房保障法在加快制定，它们在为不断走向深入的改革打造一个安全的平台。

很大程度上，中国社会能否顺利转型，冲出“历史的三峡”，在此一役。 下一个十年

“现在，公共财政有了富余，再不搞小城镇，问题就大了。未来十年，有两亿多农村人口需要进城，难道让他们全进大城市？” 2007年1月，建设部组织制定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杀青，之后进入审批程序，再后悄无音讯。

“它被束之高阁了，”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部委之间意见不一，有的部门说区域规划应该由他们负责，建设部也没有再争，最后，只能出书了。”

2010年12月，历时6年编制的这部规划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封底写道：“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公开发行的关于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的权威著作，本书对广大规划、科研和行政人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用于指导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由国务院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国务院审批。” 从目前情况看，中国何时有一部由国务院批准的全国城镇体系法定规划，尚是未知。 全局与局部的冲突

“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是城乡规划中最顶层的法定规划，是关于全国城镇发展和城镇空间布局的统筹安排，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重要政策依据，也是各地制定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依据。”原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在《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书的序言中写道，“科学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是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城乡建设部门的重要职责。”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要求“加快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的编制”。

胡锦涛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努力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城镇发展新格局。 这之后，“建设部积极转变观念，统一思想认识，确立了坚持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完善市场机制、扩大对外开放，坚持立足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前提的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汪光焘在序言中说。 彼时，在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缺失的情况下，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已经展开。1998年，建设部发出《关于加强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通知》，历时十年，各地的这项规划基本编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人士对此颇有微词。“全国的还没出来，就搞省域的，这当然不合理。”2005年，在“十一五”规划纲要勾勒出区域发展框架之后，发改委规划司的一位负责人向本刊记者表示，“我们一直反对搞省域城镇体系规划，认为做了没用。”

理由是：“行政区并不等同于经济区，以行政区为单元来做城镇体系规划，就难以把周边的因素考虑进去，结果就是现有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都是一个模子，都是以省会为中心的城镇体系格局。而在区域经济协作快速发展的今天，一些城市与邻省经济的密切程度，已大大高于本省。”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多家科研机构共同承担《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编制工作。各地先期完成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给这项工作制造了麻烦——各省之间的发展意图互不衔接，互不配合，矛盾很大。

在无大盘约束的情况下，城市总体规划由地方分散编制，自下而上审批，审批单位欲遏制地方做大规模的倾向，多有论出无据之感。1990年代，在各地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中，出现这等怪事：至2010年，各城市规划人口相加，竟达20亿人。 “计划”改“规划”之后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这份文件里，“五年计划”被改称为“五年规划”。

国家发改委也从五年计划的主管部门，变成五年规划的主管部门。这之后，在中国政府的规划体系中，最高层次的五年规划，如何与建设部主管的城市总体规划、国土资源部主管的土地利用规划相衔接，成为一大问题。

发改委在研究“十一五”规划之初，曾试图将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作为专项规划，纳入国家完整的规划体系。可是，这三大规划的主管部门，在国务院法制办召开的磋商会上，不欢而散。 “谁都认为自己主管的规划才是总体规划。”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对本刊记者说。 这之后，三大规划各行其道，诸多矛盾由此引发。

在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被单列为一节，其中关于“各地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不同要求，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的表述，表明发改委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抓生产要素的“条条”，它还必须统揽区域发展的“块块”。这也加大了《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的审批中部门之间的摩擦。

2011年3月5日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沿用了十年前首次写入“五年计划”的提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内容包括：构建城市化战略格局、稳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在关于“构建城市化战略格局”的表述中，“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以轴线上若干城市群为依托、其他城市化地区和城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拓展。”

规划纲要（草案）还提出：“在东部地区逐步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在中西部有条件的地区培育壮大若干城市群。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缓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强化中小城市产业功能，增强小城镇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推进大中小城市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和网络化发展。积极挖掘现有中小城市发展潜力，优先发展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把有条件的东部地区中心镇、中西部地区县城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 以上说祛，已带有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的味道了。 “再不搞小城镇，问题就大了”

“我们在城市化率未达到50%的时候，出现了一批大城市，它们进入了世界大城市的序列。”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李兵弟对本刊记者说，“下一步我们怎么办？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城镇化拉动内需的关键点，放到中小城市。中小城市起来了，大城市的产业转移就是必然的。”

李兵弟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司司长之职退下不久。他坦言，任上他感到遗憾之事，就是未能弄出一个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贯彻落实文件。

200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当前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时棚和条件已经成熟，抓住机遇，适时引导小、城镇健康发展，应当作为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可是，对这个文件，没有责任单位，没有跟踪落实，没有后续动作，这是很少见的。”李兵弟说，“应该出台一个贯彻落实文件。但一般都会认为大城市的效率高，舍得投入，而小城镇的发展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事。现在，公共财政有了富余，再不搞小城镇，问题就大了。未来十年，有两亿多农村人口需要进城，难道让他们全进大城市？”

《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对未来十年中国的城市化作出预测：“到2020年以前我国城镇化水平以年均提高0.8～1个百分点为宜。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2010年和2020年城镇化水平分别达到47%和56%～58%，城镇人口分别达6.4亿和8.1亿～8.4亿人，平均每年转化和吸纳农村人口1500万左右。”

这项规划提出，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有序转移，充分发挥城镇对农村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是健康城镇化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国有2.1万个集镇和313.7万个村庄，平均人口规模分别为2500人和250人。2020年，中国在农村居住和生活的人口大约为6.1亿～6.4亿，按照目前村庄和集镇的平均人口保守地估计，2020年中国集镇和村庄大约比现状减少70万个。未来随着农村人口的转换和迁移，城市周边的集镇、村庄在中心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中心城市的组成部分；随着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以集镇为主体的地区将自主发展成为新的城镇。 尽管未能成为国务院批准的法定规划，按照汪光焘在序言中的说法，《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的成果，“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各地编制新一轮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依据”。 这项规划如何与“五年规划”对接，仍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民富”不能靠恩赐

时为2011年的春天，北京寒气未消，暖意亦至。全国两会在此召开，延续近年的主旋律，民生仍为重头戏。甚于以往的是，在GDP总量全球第二的“国富”新背景下，“民富”成了一个战略性的新期许，以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公平。

这个国家是如此庞大，如此复杂。背负着五千年辉煌与没落的历史包袱，曾前所未有地集中起权力与资源，继而又“可控”地释放民间活力，藉此双重驱动，高速行驶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轨道上。只不过，有些人搭上了便车，有些人被甩到了车下。除天赋能力之别外，还有一道道不无隐秘的闸门与暗道，将财富之流切割与转移。

在越来越开眼看世界的今天，“中国人”反倒不再仅仅被当作一个整体。无论以何种数据来解释，贫富失衡都是不争的事实，几乎每个人的身边，都能找到它的痕迹。无论以何种理由来辩解，这一事实都难言正当，它的“成色”，老百姓自会拿心来度量。

酿成今日局面，自非一朝一夕。国家层面的解题，若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为代表，亦已酝酿七年。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一等待，已近人生十分之一。

全国两会，历来是吸纳民意、安抚民心的政治季。本次两会即释放出一道温暖的气息，财政支出将进一步向民生倾斜。两会前夕，国务院常务会议还草拟提高个税起征点。温家宝总理说，这是使中低收入者受益的最直接最简便的方法。

收入分配解题千头万绪，但说得简单点就是更公平地“切蛋糕”，把理应给某些人的利益赋予他们，把原本属于某些人的利益还给他们。这里考验的主要不是能力，而是意愿。

但这意愿，并不会从天而降。由一般的人性可知，坐待恩赐，大都只会等来失望。天上即使掉下来馅饼，那也往往很有限。利益的均衡，须基于利益主体的公平博弈。有的人钱多，钱多好办事；有的人人多，人多力量大。节制资本，驯服公权，俱有赖坚实的权利之基。 反观民生“善政”，这是责任。纳税人，固然可以理直气壮主张权利；无力纳税者，也大可坦荡要求公共服务。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丛林法则不能横行，这是人间最起码的正义。

更何况，这块大地上还飘扬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小平也曾强调：“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改革政策导致两极分化，那我们就是走了邪路了。” “十二五”规划贵在践行

“本规划提出的约束性指标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任务，是政府对人民群众的承诺。”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针对未来五年的约束性指标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任务，专门开辟一篇两章的较大篇幅，强化规划的实施、评估和最终落实。

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具有法律效力，其确定的约束性指标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任务，不但彰显政府的决心，体现国家意志，也是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而承诺的分量，不仅体现在形式上，而贵在践行。在“十二五”期间，要使社会更加发展进步，要使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进一步得到改善，必须切实落实规划。其实，人民群众欢迎不欢迎和赞赏不赞赏政府的政策，不仅取决于规划的好坏，更关键在于规划能否有始有终地得到落实，并进而使广大老百姓从中受益。也因此，不让规划停留在纸面上，成为每一届政府工作的应有之义。

从以往情况来看，各地各级政府部门均会在规划开局之年作出众多民生承诺，但到五年之后“递交答卷”时，却往往悄声无息。主要原因是，对规划落实缺乏系统的跟踪分析，也缺乏透明度，而科学评估更是处于薄弱环节。

正是如此，有必要增强各地各级政府部门落实“十二五”规划的积极性，对哪些指标落实在什么部门？进展如何？完成情况如何？困难在哪里？教训在哪里？没完成指标的原因是什么？等等，进行科学系统的评估。而整个落实过程应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为此，“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专门在第六十一章中，对完善规划实施和评估机制作出了要求：首先，明确规划实施责任。要求约束性指标要分解落实到有关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明确工作责任和进度，主要通过政府运用公共资源全力完成；其次，强化政策统筹协调。要求加强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统筹协调，注重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的衔接配合；其三，实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制定并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绩效评价考核，其结果作为各级政府领导班子调整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奖励惩戒的重要依据；其四，加强规划监测评估。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对规划相关领域评估，接受全国人大监督。规划部门对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估，报告国务院并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现在，期待在“十二五”结束之际，盘点“十二五”规划的约束性指标和公共服务领域任务时，各级政府部门能向人民群众兑现其所作的承诺。 五年十二问

搞了多年“GDP崇拜”后，“幸福感”近年又在中国流行起来。本次全国两会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做客中国政府网、新华网时，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正是何谓幸福。

幸福在哪里呀？这几乎是人类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举凡根本问题，都是难解的。幸福也是这样，主观感受因人而异，具体情境又各式各样。不过，从不同时代看，大致还能找到一些典型图像，由此也可折射出时代轨迹。如在革命与“继续革命”年代，许多人展现幸福的场景，是投入集体的怀抱，沐浴在党的恩情和毛主席的光辉下。新时期之初，个人自主性登场，勤劳致富光荣，知识重拾尊严，流行歌曲便唱道，幸福在精心的耕作中，在知识的宝库里。

但到如今，任何简单的回答都会显得造次。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既不再全般仰望雷霆雨露，也无法完全寄望于自身。现实往往让人看到，付出不一定有回报，成功不一定要奋斗。这世道变化快，人心变得也快。有的人漂泊在外，辛苦一年，带着汗臭，挤进火车，倦鸟归巢，便觉幸福。有的人机关算尽，家赀巨万，豪车开道，躲进楼里，既不满足，又不放心。光谱的两极之间，另有形形色色的世态。社会分化，于斯为盛。

于是，总理回答网友时，也只能笼统地说，幸福就是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

“幸福感”热度的上升，反映出对现实的焦虑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幸福的具体定义固然存于每个人的内心，但在任何时代，都离不开国家和社会提供的基本条件。增加对未来的信心，要靠“自信”，也要靠“公信”，相信劳动和知识的力量，相信机会的平等，相信过程的公正，相信成果不会被剥夺，相信失败时会有救济，相信公义能够彰显，相信不义能被灭除，相信个人追逐梦想的同时，国家和社会能予以兜底保障，只有这样，才能相信幸福。

眼下，“十二五”的画卷已经展开，那是国家意志未来五年的路线，也是国民愿景被规划的足迹。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所以，我们有接下来的十二问，归结到一问就是，中国人会幸福吗？ “十二五”的公民期待 调查说明 调查机构：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 调查时间：2011年2月15日至22日 有效样本量：3608 调查范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南京、沈阳、西安、昆明、太原、兰州、吉林、秦皇岛、章丘、延安、绵阳、荥阳、鹤岗城市市区

抽样误差：95%置信度下抽样误差±1.6% 样本构成：男性58.2%，女性41.8%；20-29岁23.5%，30～39岁25.6%，40—49岁23.6%，50—59岁14.8%，60岁及以上12.5%；小学及以下5.1%，初、高中及同等学历44.7%，专科25,2%，本科21.7%，硕士及以3.3% 75.8%的受访者对“十二五”规划表示高度关注，并充满期待；86.4%的受访者认为“十二五”规划会对我国未来五年的国计民生产生积极的重大影响。

去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二五”规划建议；目前，“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正由最高权力机关审议。坚持民生优先原则，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是贯穿“十二五”规划的一条主线。

中央党校政法部公共管理室主任黄小勇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相比，“十一五”规划偏重于追求“国强”，而“十二五”规划则强调追求“民富”。

为直接了解民众对“十二五”的期望，《嘹望》新闻周刊联合国内专业民意研究机构——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于2月15日至22日，采用系统抽样方法对3608名年龄在20岁以上的居民进行了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需要指出的是，受访对象皆为城市居民。

本次调查覆盖东北、华北、华东、西北、西南和中南六大区域。调查数据显示，75.8%的受访者对即将出台的“十二五”规划表示高度关注，并充满了期待。86.4%的受访者认为，“十二五”规划会对我国未来五年的国计民生产生积极的重大影响。

黄小勇解读，中国虽交出了“十一五”高分答卷，但通胀压力不断凸显，民生难题有待破解，经济转型面临挑战，社会管理创新刻不容缓，在此背景下，对今春全国两会和“十二五，”规划的关注度高于以往。 住房是第一关注点

“在„十二五‟期间，我希望北京的房价下降。现在真有些后悔，前几年就应该把房子买了。”2003年大学毕业到北京打拼的张云，现在还与妻子租住在大兴区黄村镇枣园小区的一栋居民楼里。

近年来，高房价已成为许多城市普通居民不能承受之重。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在回答您最关心的民生问题时，41.5%的受访者表示是住房，在对“十二五”的民生期待中，高居首位。

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高级统计师周江说：“住房受民众高度关注，说明这个问题已很严重。”他还认为，高度关注住房，是民众生活从温饱走向小康的重要表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民众提出更高要求的必然阶段。

即使是房价再高，仍有34.8%的受访者表示在“十二五”期间准备买房，其中大部分属于刚性需求。

51%的受访者期待房价下降，实现“安居梦”。在选择住房类型时，40.4%的受访者表示期待加大限价房保障，27.8%的受访者渴望廉租房，17.2%的受访者期待经适房，还有14.6%的受访者选择公租房。

对最近被热炒的房产税，普通民众看法不一。57.0%的受访者认为房产税“对房价作用有限，加重民众负担”，也有37.8%的受访者认为房产税“有利于抑制投机”。 收入满意度明显偏低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9109元，比2005年的10493元增长82.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9.0%，年均实际增长9.7%。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对于目前收入的满意度只有56.1分，明显偏低。34.1%的受访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增加收入，渴望程度仅次于住房。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李绍荣教授对本刊分析，近年来，尽管中国居民的绝对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可相对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还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其中，物价上涨、分配不公、税收不合理是影响居民收入满意度的主要原因。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帆教授也对本刊表示，民众基本生活内容不断丰富，价格不断上涨，个税起征点尚未形成动态机制，对民众实际收入有一定影响。

在本次调查中，“十二五”期间中国物价水平能够基本稳定，是30.6%受访者最渴望的事情。

黄小勇认为，居民贫富差距扩大影响了部分群众对收入的满意度。问及分配不公的体现，57.4%的受访者认为“垄断行业收入过高”，39.5%的受访者认为“最低工资过低”，31.2%的受访者认为“腐败收入增加”。38.5%的受访者希望“改善分配政策”，37.8%的受访者希望“健全分配法律法规”。

对于如何提高收入，通过税收调节被多数人视为可行之策。本次调查中，73.1%的受访者希望“十二五”期间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46%的受访者希望“改进征收管理方式”和“简化纳税程序”。 “医疗费用过高”为多数人共识

2011年，被认为是中国医改“攻坚年”。如何实现医改阶段性目标，是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也是普通民众关心的重要话题之一。 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超过4亿人，加上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8.35亿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城乡居民超过12亿人。

在“十一五”期间，中国财政投入卫生事业力度不断加大。2006年至2009年，中央财政合计安排卫生事业资金1852.9亿元。2009年与2005年相比，在卫生总费用中，政府卫生支出所占比重从17.93%增加到27.23%，社会卫生支出比重从29.87%增加到34.57%，个人卫生支出比重从52.21%下降到38.19%。

尽管如此，相当数量的民众还是反映“看病贵、看病难”，并对“十二五”期间的医改寄予很多期待，对34%的受访者而言，解决“看病贵、看病难”，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问及看病难的原因及表现时，有65.5%的受访者认为“医疗费用过高”，51.0%的人认为“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34.6%的人认为“医疗服务质量偏低”。

对现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有33.1%的人表示不太满意，认为“保费太高，待遇太低”。另有28.9%的受访者表示“说不上满意不满意”，认为“目前对自己家影响不大”。

那么，解决上述问题的出口何在呢？本次调查数据显示，有44.6%的受访者期待“十二五”期间通过医改“解决医疗费太高的问题”；30.1%的人期待“消除医疗领域商业贿赂”；23.3%的人希望“完善城镇医疗保障体系”。 期盼教育多方面改进

总体来看，民众对目前教育现状仍有诸多不满意之处。在本次调查中，当问到“您认为„十二五‟期间我国教育工作最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改进”时，42.8%的受访者认为应“治理教育乱收费问题”，居第一；38.6%的受访者认为应“提高九年义务教育的办学质量”，居第二；28.5%的受访者认为应“提高师资结构水平”，居第三。

此外，“促进教育公平”、“继续加大教育投入”、“解决择校问题”、“发展学前教育”、“提高教师待遇”、“优化教育布局”等，也为数量不等的受访者所期盼。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沈友军认为，“教育不公导致乱象丛生”，如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之间的办学条件、教育质量存在差距，优质教育资源不能完全满足社会需求，由此产生了择校，伴随产生的是择校乱收费。

“教育公平就是起点公平、机会公平。”沈友军说，从国家层面来讲，采取措施促进教育公平，应是政府下一步考虑的重要问题。而推动教育公平，关键是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做好工作，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民族之间的教育资源配置方面，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机制两手都要硬。

食品安全令人担忧

2010年，中国设立了高级别的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由三位副总理分别担任主任、副主任。2010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笫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

（八），加重了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处罚力度。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建立了以31个省级和312个县级监测点为基础的全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络。

可现实并不容乐观，食品安全事件依然频现，比如最近发生的皮革奶事件、镉米事件、面条掺胶事件，等等。

本次调查显示，对食品安全问题，民众仍非常担忧，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只有48.7分。50.1%的受访者认为食品安全“问题太多，令人失望”，37.8%的受访者认为“问题存在，但有信心解决”，只有12.2%的受访者认为“问题不大”。

李绍荣认为，食品安全问题突出，本质上是政府提供的相关公共服务不足。“这不是制定一个法律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整体工程，需要全社会去投入和建设。”

针对“如何搞好食品安全”的提问，本次调查的受访者首选“加大处罚力度”，提及率为32.7%；其次是期待“严格检验检疫”，提及率为28.0%；第三是希望“企业规范生产”，提及率为12 .1%。腐败原因首选“权力缺乏制衡”

多年来，反腐议题一直就是民众关注的焦点之一。2010年，又有多名省部级高官被查办。

本次调查显示，80.4%的受访者表示“反腐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认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分析导致腐败最主要的原因，37%的受访者认为是“权力缺乏制衡”；22.9%的受访者认为是“用人不透明，缺乏择优机制”；20%的受访者认为是“不重视群众舆论的监督权利”；17.1%的受访者认为是“纪检、监察、司法机构的体制腐败”。

对于腐败治理途径，33.9%的受访者期望“从完善制度人手，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长效机制，如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30.2%的受访者期待“进一步严肃党的纪律，坚决查处违纪行为”；17.3%的受访者希望“教育为先，提高基层干部廉洁自律意识”；16.6%的受访者希望“开展专项治理，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物价会涨吗

国家有调控物价的充足财力和丰富经验，这一点已在以往多次“物价保卫战”中得到充分证明

猜物价，已是近一年来最热门的经济游戏之一。最近两次，大多数人都没有猜中，不过，虽不中，亦不远矣——终归是高。

1月份，人们多预计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会“破5”，结果是4.9。2月份，市场普遍预计会回落到4,8，结果3月11日由国家统计局公布，还是4.9。

鉴于通胀压力依旧明显，“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未来五年目标之一为“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今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强调，“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一件事情如果能够在字字如金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荣升为“首要任务”，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很重要，二是很棘手。而物价问题似乎是二者兼备。 物价“给力”，更有必要让每一位老百姓要往外多掏钞票，这时候需要明白：为什么要多掏？究竟会多掏多少？ 钱多的烦恼

前不久，“民工荒”现象曾引起热议，对于产生的原因，各方早有如潮分析，毋需赘述。更重要的是结果。对广大农民工而言，工资上涨是几乎肯定的。企业则要增加成本。尽管幅度可能不大，但对于长期以来只能靠“薄利多销”来维持发展的众多中国制造业企业来说，加工资几近“雪上加霜”。

于是，连锁反应产生了，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企业最自然的“自救”行为就是提高产品价格。

当然，把物价上涨仅仅“归咎”于农民工工资的提高，既不客观，也有失公允。实际上，“通胀终究是一种货币现象”，直白地说，就是市场上的钞票太多了。、

近几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表现不错。然而，一揽子“治疗“手段也留下后遗症，这一次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涨物价。所以才造就了“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这样一个个彰显国人智慧和无奈的新鲜词汇。

虽然近几个月来，国家又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又是提高利率，收紧流动性的倾向可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泼出去容易，收回来难”，回收流动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此外，考虑到“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确实受欢迎，尽管国家层面也做了不少努力，估计今年的贸易顺差还是会只增不减，这给物价造成的上行压力，也不可能一时半会就消除。 外部干系

在全球化时代，几乎所有重要经济问题都是国内外相关联的，物价自然亦不例外。

不仅如此，按照以往的经验，当今世界上的许多经济现象，背后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美国的影子，这一次自然也是如此。

“量化宽松”，是近期美国货币政策的核心词，说白了就是拼命印钞票，并且已经搞了两轮。它对美国恢复经济究竟能起多大作用，还不确定，但造成热钱外流、推高他国通胀水平的作用，却是板上钉钉。而中国作为眼下全球最活跃的经济体，自然是外来热钱肆虐的“重灾区”。 对此，许多人有“美国要拉全世界人民给它垫背”的感觉。不服气？暂时也没有太多办法，在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没有明显改变之前，其他国家只能容忍本国的物价“再飞一会”。

就连中东的政局动荡，也早有海内外分析人士指出，它与物价也不无干系，上承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引发的全球性通胀，下传其他国家的物价进一步激扬，包括中国。

中东是当今世界的“油库”。目前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中，有三分之二都埋藏在此处的漫漫黄沙之下。虽然这几年，许多国家对发展新能源如痴如醉，但在可预见的未来，石油作为“现代工业血液”的地位依然无法动摇。

随着中东地区的内乱，国际油价也“意料之中”地扶摇直上，并再次翻越了每桶一百美元的关口。

中国作为石油进口大国，如今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5成，去年的原油进口量为2.4亿吨，其中大部分来自中东。于是国际油价的飙升，也就意味着中国工业成本的增长，所谓的输入型通胀就是这么回事。 比货币更重要的是信心 尽管挑战严峻，但不代表前途是一片黑暗。

中国人总喜欢讲，“办法总比困难多”，领导常以此安抚人心、鼓舞士气，百姓也用它自我安慰、给自己力。在稳定物价方面，确实还有不少积极条件和有利因素可以大做文章。

例如，国内粮食的连续七年丰收，以及肉、油、糖、棉花的充足储备，再加上工业品总体供大于求的客观状况，都是稳定物价的物质基础。 而最有力的依靠还是来自于国家有调控物价的充足财力和丰富经验，这一点已在以往多次“物价保卫战”中得到充分证明。 今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定下CPI上涨4%左右的年度目标。联系前两个月的数据看，接下来的预期应不会差。

信心本身就可以影响预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总理说过，“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现在消除作为危机后遗症之一的通胀，某种程度上亦可作如是观。 工资会涨吗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仍然至少握有涨工资的三张“王牌”

在“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独立成章，这在过去多年的五年计划、规划中，尚属首次。而对普通职工来讲，收入主要来自工资。在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连年下滑的背景下，“涨工资”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劳动者的最强呼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已不能如计划经济时代一样做工资计划、掌控工资上涨水平，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运研究所所长李滨生对《嘹望》新闻周刊记者说，要想把职工工资提起来，还是有办法的，“主要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愿不愿做。” 目前来看，政府手中至少握有涨工资的三张“王牌”。 第一张牌，最低工资标准。

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暂停提高各地最低工资标准。2010年，30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长幅度在24%左右。这其中包含了2009年未能上调的部分。进入2011年，又已有六个省市再次上调最低工资，多地承诺继续提高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龚建明说：“中国很多企业长期以最低工资标准为工人工资的基准，这是不对的。但面对这种现状，政府只要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也就意味着迫使企业给工人涨工资，这是有强制性的。”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李守信表示，“十一五”期间，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均提高10%。13%的年均增速要求，显然是加大了力度。

按照国际上通用的“社会平均工资法”计算，月最低工资一般是月平均工资的40%～60%，而我们现在许多省份的标准才达到20%左右。广州市刚刚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至1300元，为目前全国最高水平，然而当地的这一比例也才达到27%左右。

“在短期内达到国际上40%～60%的标准，对中国当前的具体情况而言比较困难，”李滨生说，“十二五”规划提出的40%，是经过深思熟虑、科学考虑到转型需要和发展阶段等多重因素之后的要求，“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各地应该严格地执行。” 第二张牌，立法推进工资集体协商。

3月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要建立正常的职工工资增长机制，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集体协商制度。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要求：“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集体合同签订率达到80%。”这与中华全国总工会提出的“用3年时间实现已建工会组织的企业80%以上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一致的。能不能达标，能不能实现真协商、真谈判，政府的立法支持不可或缺。地方实践证明，政府在其中的作用非常有效。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河北省总工会主席马兰翠告诉本刊记者，2007年，河北省人大通过了《企业职工工资集体协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使河北成为全国首个为工资集体协商立法的省份。“立法推动工资集体协商的效果非常明显！”马兰翠说，条例出台前，河北纳入工资统计范围的企业职工工资在全国排名第21位，比较靠后，2009年，这个位次提高到了第16位。 马兰翠说，通过工资协商立法，河北的职工群体性上访事件逐年减少，职工对工会的信任度也在逐渐提升。

观察人士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本身已经包含了提高职工工资收入的要求，地方政府能否抛开GDP崇拜，抛开对招商引资的依赖，割断裹挟其中的私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推动工资协商的意愿和态度。 第三张牌，强化劳动监察执法。

2008年以来，中国劳动关系领域的立法速度明显加快。2010年社会保险法的出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劳动保障方面的法律体系已经比较完备，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用足现有的劳动法律资源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就显得更为迫切了，”李滨生说。

提起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相关方面多有抱怨，认为这是一个“弱势”的执法部门。如果能够将劳动监察执法做实、做强，那么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拖欠工资、超时加班、劳动定额由企业单方面决定等问题，就会得到惩治，在劳动者权益保护领域形成执法必严的法律氛围，才会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要求：“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这表明，劳动执法问题已被高层高度重视。落实这一要求，需要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财力和政策资源，强化各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队伍建设。

“现在，提高职工工资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舆论基础都已具备，各地党政机关也都感受到了„涨工资‟的压力和动力。”李滨生说，“未来五年，职工工资水平肯定会上涨，但会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能否与民众的预期相符，还有待观察。” 种粮能养家吗

国家不会允许粮价大幅上升，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应在增收、减支两个方面着力。

在“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紧接着作为总纲性质的第一篇的是“三农”专篇。在大步迈向现代化、城市化的今天，“三农”问题仍然是国家的头等大事。

其间，粮食问题尤为重要，它不仅是广大农民生计所系，粮食安全还是国家时刻紧绷着的一根弦。

今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以“突出亮点”的高姿态，被有关部门多次提及。2010年，扣除价格因素以后，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0.9%，达到5919元，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为7.8%。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的研究，这是13年来农民收入增速首次超过城镇居民。

在此之前，自改革开放以来，1978至1982年和1994～1997年这两个时期，农民收入增速亦超过城镇居民。期间粮价大幅上涨，直接助推了农民收入增长。比如，1994年，粮价提高50%，1996年，粮价提高近48%。

2010年却非此因。韩俊认为，和前两次赶超相比，去年的赶超，“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保持了非常快的速度，一些局部地区农民工的工资可能上涨幅度更大。”

据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成杰日前在公开场合所述，2010年农民月工资收入达到了1690元，比2005年的875元增长了近一倍。就粮价而言，相关统计表明，2010年年末国内粮食加权平均价为2175元／吨，比2009年同期上涨265元／吨，涨幅达15%左右。 在农民收入中比重占40%的农业收入，还是很难让农民满意。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钱克明指出，2007～2009年，粮食亩均成本利润分别为38.5%、33.1%、32%，呈下降趋势。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安徽省皖北地区农村了解到，除去成本，一亩小麦的利润就大概三四百元，这还不包括劳动力成本。

近年来，由于农药、农用柴油等农资价格上涨和人工成本上升，粮食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受此影Ⅱ向，粮食主产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农业劳动力呈现结．构性紧缺，部分地区粮食生产出现“兼业化”、“副业化”、土地流转“非粮化”倾向。

资源与环境亦成为制约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钱克明委员在《加快构建粮食生产稳定发展长效机制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案中指出，当前，耕地、水资源约束日益突出。据了解，2009年我国人均水资源量1785立方米，比2003年减少390多立方米，每年农业生产缺水300亿立方米左右。而且，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使部分地区水资源短缺状况进一步加剧。

频发的自然灾害亦呈加重趋势。钱克明透露，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明显增加，各种自然灾害呈多发重发态势，每年因气象灾害损失粮食高达1000亿斤左右。在他看来，2010年西南地区持续干旱，和今年河北、河南、山东等冬小麦主产区旱情持续发展，再次警示中国农业还未从根本上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

在上述因素共同叠加之下，农民种粮积极性降低。始于去年冬季的北方旱情，田间地头水利设施配套不足，是导致抗旱工作开展困难的主要原因。本刊记者在调研中发现，由于种粮效益过低，不少农民宁愿农作物受旱，也不愿积极参与抗旱。 政府强农惠农政策的效益也因此而衰减。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认为，这进一步制约着农民收入的进一步增长。

不仅如此，农民增收的同时，支出也在增长。全国人大代表、荆门市委书记王玲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一方面，城镇化在推进，农民，尤其是居住在城镇周边的农民开始过着一种„准城镇化‟的生活，另一方面，城镇居民享有的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还没完全惠及到农村。”

当前农村物价水平也有超城市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3月11日发布的国民经济数据，今年2月，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4.8%，农村则上涨了5.5%。

王玲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农民为了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大量贡献，“十二五”时期，应促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城市反哺农村，“如果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收入提不上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无从谈起。” 作为农民增收措施之一，尹成杰认为，应适当提高农产品价格。

然而，由于粮价具有“一价带动多价”的特质，其价格的提高，往往牵动市场有关物价上涨的敏感神经。日前，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更加注重稳定物价总水平，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

因此，多位受访专家分析认为，国家不会允许粮价大幅上升。据此，提高农民实际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应在增收、减支两个方面着力。就前者而言，政府应进一步增加种粮补贴，把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向主产区倾斜，建立主产区利益补偿制度，加大对产粮大县财政奖励和粮食产业建设项目扶持力度。与此同时，减少粮食销售的中间环节，使农民更大程度地享受到粮价上涨的好处。

就减支而言，首要的是，要尽快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降低农民的“后顾之忧”。政府还应更有效地平抑农资价格，加强农资经营监管力度，防止农资经营价格过快上涨，并加大农村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国家扶贫标准也应有所提高。 住房枷锁会解开吗

在政府大力建设保障性住房，同时强力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下，老百姓望房兴叹的局面有望改观。 三组数据下的乐观预期

讨论未来五年普通民众的住房问题，离不开以下三组数据：

一是，“十二五”期间，国家部署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3600万套，其中，今年1000万套，明年1000万套，后三年一共16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覆盖率达到20%。

二是，近期国家统计局的一个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中国城市居民89%拥有住房，其中约12%是祖传的，是原来的私有住房；有40%多一点是通过房改房获得的；其他不到40%是居民通过市场购买的商品住房。

三是，按照我国城市化进程，以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计，每年将新增1000万城镇居民，以目前城镇人均住房面积26.65平方米计算，这意味着未来五年至少需要新增13亿平方米的住房供给。

具体分析这三组数据，在需求方面，从目前城市居民中仅有11%没有住房来看，今后住房消费的主力将是改善型购房；另一部分的需求将主要来自城市化进程中新增的城市人口。

在供给方面，5年3600万套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即使以每套30到40平方米计算，已经接近和超过了上述提及的13亿平方米的最低需求量，按照规划来看，供给应该是有保障的。

从居住情况来看，以今年1000万套的保障房为例，经济适用住房和两限房计划近200万套，400万套左右是各类棚户区改造，160多万套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近220万套。这意味着相当比例的新增城市人口可以通过租房来解决住房问题，而不是非走“房奴”这一独木桥不可。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对此作了明确的安排，提出对于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要提供廉租房，实行廉租房制度。对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要提供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于中高收入家庭，将实行租赁和购买相结合的商品房制度。 资金土地面临考验

“十二五”的住房规划蓝图能否真正“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还需要资金以及土地的落实。

对土地，国土资源部承诺，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用地一定能做到应保尽保。今年具体的保障房的土地供应计划，将在本月内编制完成。 对资金，住建部副部长齐骥表示，今年10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年度投资需要1.3万亿左右。其中，经济适用住房和两限房的建设资金，主要由社会机构通过市场运作方式来解决。同时，市县人民政府要无偿地划拨土地。

总的来说，齐骥表示，完成今年1000万套的任务，有8000多亿元是通过社会机构的投入和保障对象以及所在的企业筹集来的。剩余的5000多亿元资金，将由中央政府和省级人民政府以及市县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来筹集。

加大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地方的土地收入将大大缩水，在此基础上，保障资金供应将面临地方政府的强烈博弈。

另一方丽，地方政府面临着调控房价的重任，这其中土地是平抑房价的重要力量，房价降意味着土地收入也必须相应降低。

从地方的实践来看，不少省份已经在想方设法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资金投入。比如云南，作为财力十分匮乏的省份之一，云南省要求各州市县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对廉租住房项目予以重点倾斜，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要全部用于廉租房建设；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廉租房保障的资金比例不得低于10%；各地房地产开发税收中要拿出不低于10%的资金支持廉租房建设。 改革创新需提上日程

经历了一路狂奔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在厘清了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市场和政府的各自责任之后，需要反思在新的形势下，如何积极应对调控，谋求自身发展，满足老百姓的住房需求。这其中，被速度掩盖的改革创新需要提上议事日程。

首先，5年3600万套的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能否真正跟得上、应保尽保？对于日趋紧张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自然是倍加珍惜，对本来意愿就不强烈的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更容易打折扣。在此背景下，可以考虑让农村的集体土地参与进来，允许农民入股，在集体土地上建设公租房，作为出租房源，来解决一些城郊接合部或者中低收入群体的租房问题。

其次，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企业不再被允许建房分配给职工。针对一些地方的实际，比如许多工矿企业职工面临收入很低的困难，可以采取“政企共建”的形式建设廉租房。一些省份已有此类举措，由政府给予政策支持和资金补助，企业利用自有划拨地进行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但如果推而广之的话，需要相应法律法规的跟进。 再有，针对保障性住房的资金短缺，可通过贴息或者专项贷款等方式，降低融资成本，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到保障性住房建设中。 养老鸿沟会填平吗

面对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进展的提问，多位来自试点省市的代表、委员选择了回避。

虽是亲姐妹，天津退休女工冯女士还是感到不平衡，“给我们涨一次钱敲锣打鼓、上报纸的，才涨一百多嘛。你看人家，蔫不出溜地就涨七百多。”

冯女士从一家汽车制造厂退休后，尽管过去六年经历了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的“七连涨”，目前退休金也只是刚刚达到1600元。而她姐姐，另一位冯女士，一位退休教师，去年底接到了上调760元退休金的通知，且从2010年1月开始补发，现在每月能拿到4000多元退休金。 差不多的劳动负荷，却是不一样的退休待遇。从退休金的替代率（退休金占退休前工资的比例）来看，目前企业职工退休金大多只有退休前工资的30%～40%，而机关事业单位则一般能达到90%左右。在退休之前，企业职工须每月缴纳个人工资的8%纳入社保个人账户，而机关事业单位没有此项支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还能享受各类津贴、物价生活补贴等多种福利，退休金随在职员工工资上涨而上调，而企业职工的退休金则相对固定。

2007年，中共十七大要求推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2009年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下发了5省市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试点的通知。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事业单位工作者对养老待遇下降的极大担忧。但随着上海、浙江、重庆、山西和广东等试点省市改革的波澜不惊，舆论风潮随之退去。

今年2月16日，国家公务员局网站刊发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纪念公务员法实施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对公务员社会保险制度，要进行前瞻性制度设计和试点”的提法，再度成为舆论焦点。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和今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都要求推进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3月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表示，人社部这几年一直在进行有关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

按胡晓义的说法，去年10月颁布的社会保险法关于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也是“多年研究的成果”。

显然，养老待遇的并轨，目前仍只有方向，而无具体的时间表，至少是无公开的时间表。

“我不太了解”、“不清楚”、“我没有关注”……在全国两会期间采访中，面对本刊记者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进展”的提问，多位来自试点省市的代表、委员选择了回避。

“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的差距，反映了资源的集中程度，”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蔡继明教授说。 今年北京市公务员考试报名首日，报名网站的访问量超过8205万人次，系统一度陷入瘫痪。“公务员考试热，映射出公务员群体就业稳定程度和各方面待遇水平的优越性，”蔡继明表示，各项步人深水区的改革推进到今天，核心都指向了政府自身的改革，“自己改自己，是很难的。” 据报道，在2009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社科界、新闻出版界、教育界约120名政协委员提出提案，要求暂缓实施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之所以一直„改而不动‟，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机关公务员的相关制度改革„按兵不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景天魁对本刊记者说。

景天魁说，在分类不清的情况下，只改事业单位，会导致群体的对立和攀比，人为地制造矛盾和阻力，不利于团结和人心稳定，而这次中央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比较明确——机关和事业单位一起改，“这大大降低了事业单位„单兵突进‟的难度。”

在我国3000多万事业人中，教育、卫生和农技服务等公益性岗位的从业人员，占总人数的3／4，其中教育系统人员即达到一半左右。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把老师们的退休待遇降下来。”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张恩迪，是为数不多的愿意接受本刊“养老双轨制”问题采访的试点地区委员，“相反，我们现在做的，是把刚刚并入浦东的原徐汇区的教师、医生的相关收入差距补上来。”

张恩迪说：“养老待遇怎么能走回头路？要缩小两个群体之间的差距，应该是想办法把低的提上来，而不是把高的降下去。否则怎么稳定人心？怎么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蔡继明同意这一观点。他介绍，有色金属研究院系统的科研单位进行了养老保险改革后，养老待遇大幅下降，一位80多岁的老工程技术人员多次找他反映问题，他已连续4年提交相关提案，并认为这一问题近期将得到解决。

在张恩迪看来，养老保障制度应有一个保基本的、全国通行的统一制度，而后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水平、行业情况和各企业单位的具体实力，增加个性化的、补充性的养老年金和商业保险。 医生会值得信赖吗

不治疗病了的机制、凉了的人心，就看不到医患关系和解的未来。 没到过全国政协医卫界的讨论现场，你很难想象医务界对医患关系的忧虑。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教授凌锋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我国医生的社会地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医闹已达到史上最为严峻的时刻。”

而在医闹升至“史上最为严峻”的关头，公众对医生的信任也几乎降到“史上最低水平”。

于是，医生接诊怕患者找茬碰瓷、患者就医怕医生不负责任……医患关系俨然成为一个雷区，没有人敢轻易通过。

此种局面已经引起决策层的关注——在今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完善医疗纠纷调处机制，改善医患关系”的相关表述赫然在目。 机制作怪

在凌锋看来，医院是救死扶伤的特殊场所，少数患者家属在医院内挂横幅、设灵堂甚至行凶等行为，严重干扰了正常医疗秩序，对医护人员的生理和心理都造成伤害，医生无法集中精力为患者看病。她建议制定《医院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保护医院和医生正常行医治病。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糖尿病治疗中心院长冯世良亦看到医患纠纷的严重性，但他坚称，医生对患者更加负责才能真正消除双方的不和。“病人闹医院肯定是不对的，可是我们想想，有多少病人本意就是为了闹医院？他们是来看病的，不是来找事儿的！这些年一些医生做了一些不合适的事儿，药厂请吃喝，埋单的是患者。误诊误治了，受伤的还是患者。”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医闹”横行医院肯定不对，但也要看到医疗纠纷背后的复杂原因。

从许多患者的角度看，红包、回扣的行业潜规则使他们在就医之初就提心吊胆，生怕医生为一己私利对自己痛下“黑手”——用“大处方”、“大检查”使自己多花钱、花冤枉钱，以获取不正当利益。而在诊治的末期，倘若一切尚属顺利，患方纵然心里存有不快，往往也还能以“花钱买平安”的态度自我安慰，但若是花了大钱还没能治好病，患方的不平衡感会急剧增加，认为医生和医院“图财害命”，希望通过“闹”来避免“人财两失”。

而医方普遍认为，医学是一门充满局限性和风险性的学科，远未达到包治百病的程度，对大多数疾病来说，医生只能是缓解、拖延，而不是治愈。在不少医生看来，患方对治愈的要求近乎苛刻。至于态度生硬冷漠，那是工作繁忙所致；红包回扣，在一些医生眼里是对这个岗位“高风险、低收入”的灰色补偿。

显然，这涉及到中国公立医院当前急需转变的运行机制。据黄洁夫介绍，在公立医院中，政府投入约为医院收入的7%～15%，剩下的运营费用都要靠医院去挣。而医院最重要的挣钱手段是药品收入和检查收入，于是，众多医院纷纷制定相关政策，把医生收入与病人缴纳的费用挂钩。

一旦出现医患纠纷，目前有三种通行解决方式：一为“私了”，即患者借助私人力量和医院达成解决协议；二为“官了”，即在卫生行政部门的主导下，按照正常程序达成解决协议；三为“司了”，即通过司法的介入等达成解决协议。

现实中，患方青睐的往往是第一种解决途径。这与公众对主管部门和医疗鉴定机构不够信任有关——卫生行政部门是医院的“老子”、医疗鉴定人士是医生的“兄弟”。从根子上说，依然是体制使然。 人文缺失

中国60%以上的医疗纠纷由医务工作者的服务态度引起。这是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院长许树强提供的数据。

医务界流传着这样一个“四句话说死病人”的故事。一位农村患者好不容易借上钱，去他认为“水平高”的县医院挂了一个专家号。专家见面看了看检查报告，接连说了三句话：“你来晚了”，“没治了”，“回家吧”。这时病人的精神快受不了了，急忙央求医生：“大夫，您给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求求您了。”医生又说了第四句话：“你早干什么去了？”病人当即站不起来，没出医院大门就一命呜呼了。

前述案例或许比较极端，但常见的情况是，如果患者多问几句，就很可能遭到医生的白眼，不少患者受过类似教训：“你只需要照我说的做，问那么多干什么？”“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

一些医生的这种“知识傲慢”、“技术傲慢”，很容易让患者产生权利被漠视的感觉。而在后续的医疗过程出现问题时，这种沟通的不顺畅将迅速点燃患方情绪。

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说过，医生有三件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力。然而在当前的中国医界，“语言”已经被相当一部分医生抛至脑后、逐渐淡忘了。

许树强说，人文关怀在实际工作中收效不大，其重要原因是医院缺少人文关怀制度的建设和政策导向，缺少由人文关怀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的环境。他建议，在对医务工作者的教育培训中，要加大对伦理、法律、心理、沟通、社会学等体现人文知识的内容，引起医务工作者对医学人文的重视，并变成自觉的行为。 吃东西会放心吗

只有园常保障过硬了，去国外买奶粉、去香港打酱油等，才能真正成为历史。

在多年的呐喊后，食品安全的症结早已条分缕析，但人们期待的“猛药”，却依然未能现身。于是有人打趣：关于食品安全，“你信或者不信，问题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昌黎葡萄酒造假泛滥、三聚氰胺“重现江湖”、“镉米”舆情……近期次第爆出的消息，一次次击中公众对入口食物本已脆弱的信心。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亦坦承“食品安全问题比较突出”，同时承诺2011年要“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健全法制，严格标准，完善监测评估、检验检测体系，强化地方政府监管责任，加强监管执法，全面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在“十二五”纲要（草案）中，保障食品安全的内容也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如要求制定安全标准，建立安全责任链，加强安全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监管执法等。

决策层此番重整食品安全的决心能否收到预期效果？ “国情”的“源头”

3月9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佩智发言说：“食品安全是个全球性的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存在„零风险”‟。

刘佩智介绍，美国曾有鸡蛋沙门氏菌事件、日本曾有毒牛奶事件、欧洲曾有疯牛病事件，近期德国又发生二恶英事件，等等。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暴露的问题集中在微生物、物理和化学危害，而我国食品安全隐患主要是人为污染和“添加泛滥”，形势更为复杂严峻。

据本刊记者了解，中国食品生产加工单位44.8万家，其中80%为10人以下的小企业、小作坊；食品经营主体约为323万家，其中有证餐饮单位约210万家，无证照的小作坊、小摊贩和小餐饮则难以计数。农业生产更为分散，种植养殖环节还主要依靠2亿多农民散户生产，这就造成食品安全监管对象点多面广，小、散、乱的特点非常突出。

中国“国情”导致食品污染源头很难控制，进而造成食品难以监管，这是一个常常被提及的逻辑。

有专家指出，中国食品的源头污染和造假并不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在其看来，目前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无论是粮食、副食品还是蔬菜，都有进货的集散地、大超市等，只要在集散地和超市等建立日常监管，就能有效破解这个难题。

在前述会议上，刘佩智建议，逐项落实食品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包装、储藏、运输、销售、消费等过程中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对“农田到餐桌”各环节食品安全实施严格管控，从源头上消除不安全隐患，奠定食品安全基础。 监管的“惭愧”

今年2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刑法修正案

（八），取消了13个死刑罪名，而对食品安全犯罪，大大加强了处罚力度，最严厉的可处死刑。

3月2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赵启正说：“食品安全犯罪可以判处死刑是一种威慑，更重要的就是和食品安全管理有关的各部委，更要加强日常工作，他们正在这样做。”

一般而言，和食品安全有关的各部门主要是卫生、质检和工商，他们承担着食品从生产到流通等各个环节的监管责任。

在许多分析人士看来，这种多头监管、分段监管的模式恰恰是食品安全监管重要的弊端。在职责不清的情况下，监管部门之间很容易出现“抢功推过”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常务副所长严卫星表示，政出多门、重复建设是当前食品安全多头监管模式的主要弊病。“比如一块蛋糕，在餐厅里现制现售被称为餐饮，归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监管；而在超市里现制现售就被划归工商部门管辖。管一块蛋糕，两个部门的政策要想通用还很难。”

近几年来，为保障食品安全，食品安全法出台，全国最高级别的统一指挥部门——食品安全委员会亦成立。但食品安全的现状仍让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连称“惭愧”。3月5日，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王岐山表示：“很惭愧啊，刚吃饱，就出现了食品安全的问题。” 在王岐山看来，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将是长期的。像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的这些保障都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呢，能不能做到？这些问题应该去研究”。

对一般公众来说，只有日常保障过硬了，去国外买奶粉、去香港打酱油等，才能真正成为历史。 天会变蓝吗

国家意志，公众意愿，全球气候变化的现实要求，三方合力之处，正是中国发展绿色轨道的起点。

清晨起床后，推开窗户，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若在春天，还能闻到浓郁的花香。迎着柔软的阳光抬起头，有时还能看见飞机在碧空里留下的白丝带。要赶上气温高的日子，小孩子们会跑到河边，脱光衣服后就噗咚噗咚跳进水里。这样的情景在我的家乡云南乡下很常见。 掀开窗帘，满是灰蒙的味道。车辆在街道川流，一些行人皱着眉头，戴着口罩。即使无所谓忧郁之事，心情往往也带着些许沉闷。这样的情景在北京城区也很常见。

时下的中国，当一些欠发达地区希望加速经济发展去拥抱现代化、城市化时，那些走在前面的地区却发现想求得一片蓝天，有时比经济增长来得还要艰难。

2011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人民网推出的“2011两会调查：你最关心的十大热点问题，调查，环境污染位居第六。这是近几年的调查中，环境问题首次位列十大热点。

本刊记者穿梭于两会会场，不时听到在各场合代表、委员对环境关注的声音：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7%。是不是中国经济到了“十二五”就没劲了呢？不是。如果按照过去那么干，10%都是可能的。7%标志着“十二五”期间绝不能再以牺牲环境、过量消耗资源为代价来换取高速增长，不能再盲目地铺摊子，要防止在地方上把“十二五”规划的发展目标层层加码的现象，要把“十二五”规划落到实处。

全国人大代表、长沙市市长张剑飞：环境问题在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中上升到第六位，这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要我说，应该是第一位的问题。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河流干涸、雾霾天气增多……“十二五”期间经济的增长不能造成更大的环境代价。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要按照国家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坚持资源低耗和环境友好的基本要求，积极支持先进的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在支持这些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自己与这些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应有的地位相称的信贷结构。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在中西部地区，在发展经济的时候，要借鉴东部以前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这样一些教训，一开始搞第二产业的时候，要注意这些问题，省得以后再投资去解决这些问题。过去中国经济很落后的时候，为了吃饱饭、穿好衣，先发展再说。世界各国也都是走这条路。东部地区走过这条路以后，我想中西部地区不要重新再走这条路，一开始就把它规划好。 全国人大代表、晨鸣集团副总经理李雪芹：污染，从来都是造纸业的随身鬼魅。造纸业主要有5个污染源：光化学污染、水污染、固体废料污染、重金属污染、大气污染。作为造纸企业，应当承载一份社会责任，既要确保企业发展，做强做大，还要实施科技创新，环保先行，呵护蓝天的光明，还土地一方洁净。

本次全国两会审议、讨论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就“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专设一篇，绿色指标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并首次明确提出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明确了绿色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纲要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成为中国的首部绿色发展规划，成为21世纪上半叶中国绿色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也是中国参与世界绿色革命的行动方案规划。

而早于此出台的主体功能区规划，也摒弃了GDP至上的考核体系。相反，环境指标进入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考核指标体系。保障生态安全，促进生态保护与修复，更好地呵护国土空间的生态环境也成为其中的要求。随着环境税的开征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发展成本的考量也将成为环境保护的经济动力。

从更为广阔的世界范围来看，气候变化已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围绕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与分歧难以避免。在世界未有完全共识之时，中国已作出了减排承诺，并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引领绿色发展。

国家意志，公众意愿，全球气候变化的现实要求，三方合力之处，正是中国发展绿色轨道的起点。 征地拆迁会不荐流吗

一部条例淮以解决所有问题，只有公权力对平头百姓敬畏有加之日，方是流血强拆彻底谢幕之时。

2011年1月21日，在兆民期盼之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终于公布施行，取代旧拆迁条例。“民意变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据本刊记者观察，各地征地拆迁的整体进度已有所放缓，各地政府对风险评估更加慎重。 但“血拆”是否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呢？从舆论反映来看，不少民众仍心存疑虑，所疑者无非有三：

一日政府争利。导致暴力拆迁的矛盾纠纷，诚如一些地方官员所言，绝大多数为利益之争。尽管各地不乏业主漫天要价的个案，但更普遍的现象是，补偿过低让被拆迁方难以接受。

政府所争之利，除部分官员中饱私囊之外，大多为城市化和公共服务所需的资金缺口。资金缺口不补，按照新条例“先补偿后拆迁”和“足额补偿”的规定，势将陷部分财力有限的地方政府于两难。

为此，“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完善分税制。目前正在试点中的房产税，从国际经验来看，目标之一即是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减弱其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但在此釜底抽薪之举未见成效之前，地方政府仍处于GDP增长和土地财政的双重压力下，相当一段时间内，试图以低成本去征地拆迁的动力不会减弱。细究新条例，并非没给强拆留出空间，目前又是土地高溢价导致了高预期，拆迁双方心平气和地达成妥协，仍然不易。 二日司法乏力。新条例出台之前，已有宪法、物权法明确承诺保障财产权，轰鸣的推土机却视若无物。为何？当事人自有一套成本计算：拆迁成功，则财源滚滚，政绩斐然，万一闹出人命，也往往能大事化小，大不了蛰伏一阵子，仕途出现一点波折。

如此看来，在部分地方政府官员眼里，“血拆”是一个性价比相当高的“理性选择”。因此，当务之急是增加其违法成本，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新条例取消“行政强拆”，纳入法院作出强拆裁决一项程序，某种程度上也是加大了地方政府采取强拆手段的成本，在理论上降低暴力拆迁的发生几率。

不过，实际情况中，司法往往受到地方党政等外力干预。曾“上书修法”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还指出，“司法强拆”如果不以裁执分离制度为前提，统一由法院执行庭或行政庭实施，同样会导致滥权、侵权和腐败。

另一种可能情况是，法院采取消极态度，以各种理由将审判拖延。即使被征收人最终胜诉，拆迁也已成既定事实。 姜明安因此认为，“司法强拆”取代“行政强拆”，必须以完善上述制度为前提，否则，这种转变对消除“血拆”作用有限。进而影响国民对司法的信任和对中国法治前景的信心。

三日官员无理。在2010年强拆的斑斑血迹中，江西宜黄官员投书媒体，直言“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委屈于“为民谋利反不得理解”。以所谓“公心”来遮掩违法暴力，用所谓“大局”来掠夺百姓的合法利益，堪称官员无理的典范。若只是一县一吏有此念头，大可嗤之一笑。怕就怕，不少官员心底都有类似想法。

一部新条例虽然难以解决所有“血拆”问题，但毕竟前进了一大步，且预留出诸多可供填补的空间。比如上述的引入法院裁决程序；又比如将安居工程的建设和旧城区的改建纳入到市、县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规划，且依法须得到地方人大批准。

当前而言，减少“血拆”最要紧的，还要关注解决集体土地房屋征收和拆迁问题。新条例适用范围明确界定为国有土地，但随着城市可用土地越来越少，地方政府很大一部分征地和拆迁已在集体土地上进行，包括被诟病甚多的城中村改造、农民“被上楼”在内。集体土地本就立法薄弱、缺乏保障，与国有土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上述导致“血拆”的问题更为凸显。新条例的立法精神能否传递，有待观察。 城市化和现代化不是中国特色，先进国家已有诸多前例可循，其避免社会尖锐冲突的途径，无非四个字：公众参与。

具体来说，城市在规划建设之时，就应纳入公众参与，由公众充分讨论，最终还要经过公众（或其代表）的批准。是否公共利益，通过民主程序来界定。最起码，公众也要积极参与到监督中去。

换言之，只有通过民意的表达，让公权力对平头百姓敬畏有加之日，方是官家能真正讲理、“血拆”也能彻底谢幕之时。 群体性事件会少吗

短期内数量或呈下降趋势，但若不能抓住时间窗口治本，反弹势难避免。

2009年初，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西来，国内大量劳资纠纷和农民工就业问题端倪隐现，本刊曾预警群体性事件或呈高发趋势。此后一段时期，群体性事件的确出现多发态势，但在各方及时应对和克制下，所幸未酿成大规模恶性冲突。

随着经济环境趋于好转，集中爆发失业、失地或急剧通货膨胀危机的概率正在变小，引发大规模群体性冲突的最危急的导火索之一已基本熄灭。这为“十二五”期间缓解社会矛盾，从根本上减少群体性事件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时间窗口。

但危机只后退了半步。执政党对此有清醒认识，近年已拿出一系列举措，短长并举，以求标本兼治。群体性事件是否会呈下降趋势，要观察这些举措能否逐一落实。

从治标来看，随着奥运安保、国庆六十周年安保模式的成型与推广，各地方政府完善了网格化治安管理，更成熟掌握了社会力量动员，处理突发性事件的能力显著上升，直接约束了较大规模群体性冲突的发生。

基层多级、多领域官员的大规模“维稳”培训也初见成效。在过去两年里，全国市县级党政一把手、公检法负责人，轮番进京集中受训，主要课题之一，即是预防和应对群体性事件。经此轮训交流，以及同步的维稳体制建设，各地方对群体性事件的诱因化解、舆情研判、及时处置、信息发布等流程掌控能力大幅提升，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可能酿成群体性事件的个案发酵。

群体性事件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单光鼐对此的判断是，宏观社会控制趋于缜密、周全，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尤其是恶性冲突出现的可能性减小，但是，微观环境里一些基本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尤其是底层社会的结构性张力依然存在甚至加剧。比如征地拆迁中此起彼伏的暴力流血事件，就仍在不断给社会情绪“拱火”。

从治本来看，民生问题是引发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直接或深层次原因。过去几年中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某种程度上讲，是“民怨”的出气口。随着社会发展方式转型成为共识，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逐渐成为主旋律，解决既有矛盾的时机已经成熟。

接连数年，高层频频表态，要遏制贫富差距扩大、解决民生问题，这一决心最终体现在“十二五”规划中，就是明确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一个突出位置。

这一“补旧账”的思路，需要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方有望化解触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内因。内因之一，是低收人群体的困难。他们在经济发展中利益受损严重，在社会分化中降至社会底层，迫切需要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定一系列有倾斜的公共政策，向他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产品，对其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进行“兜底”。

内因之二，是所谓“伪中产”的焦虑。他们拥有一定的经济、社会行动力和影响力，但面临高企的房价、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缺乏足够保障的医疗、教育、养老服务，同样存在“弱势群体”心理，需要增加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增强其对当前社会秩序的认同感。

与此同时，今年2月，中央在中央党校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高规格强调社会管理，明确表示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亦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独立成篇，分别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完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和加强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等方面来予以加强。

这意味着，“十二五”期间有望加速建设劳资协商、官民互动等一揽子利益表达、沟通和协调平台。通过创新社会管理方式，而不仅仅追究简单僵硬的社会控制和刚性稳定的社会秩序，也有望增加整个社会的弹性和韧劲，增强对群体性事件的“消化”能力。

但治本之策能否果行，主要看能否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杯葛。这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有决心摆脱原有的发展路径依赖，不仅减少与民争利，还需把真金白金投向民生政策；另包括，社会管理权限上果断放开空间，有魄力来培养社会自治能力，等等。

从近期群体性事件中不难预判，征地拆迁、劳资纠纷、环境破坏等领域的矛盾仍将是未来一段时期群体性事件的高发诱因。此外，也将呈现出若干新特点：表达方式趋于平和克制，新兴媒体快速发酵事件，凸显政府公信力不足。 尤其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在互联网上发生的“群体性事件”，通常表现为：以个案为诱因，互联网上的意见领袖与草根网民纷纷介入讨论，吸引传统媒体，网上网下交织放大。这种虚拟空间中的群体性事件，在表达不满和施加压力方面所起的作用，却是实质性的。

随着微博等新传播方式的更迭普及，今后一段时期，“互联网群体性事件”预计会只增不减。在网络上表达不满和质疑政府的门槛更低，相应而言，本需要政府具备更高的公信力才能作出妥善回应。遗憾的是，目前一些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光环开始褪色，出现“有理也说不清”的困境。如何解决这一悖论，将是执政者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关键，也是今后几年的急务。 腐败势头会刹住吗

未来反腐的关键，在于能够科学地分配权力，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且得不到有效制约的状况。

刚刚过去的2010年，包括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家盟和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原张敬礼在内的4名省部级高官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或接受组织调查，有11名省部级腐败高官获判无期徒刑以上重刑。今年2月12日，中组部还证实，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因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决定免去其党组书记职务。

反腐形势“依然严峻”，已是多年来的共识。近18年来，只在党的十六大时中央纪委向党代会所作报告中用过“比较严峻”一词，两个月后，即十六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报告继续沿用“依然严峻”的提法，并持续至今。

今春全国两会期间，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在谈及反腐败问题时，提到了红色电影《建国大业》中的一段台词：蒋介石对蒋经国说，“腐败问题很复杂，国民党已经腐败到骨头里了，不是处理一个孔家就能解决的。反则亡党，不反亡国。”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腐败问题解决得如何，直接关系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这位全国人大代表直言道。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作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加快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把查办大案要案作为反腐败的重要举措，同时更加注重制度建设。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教授对本刊记者表示，当前腐败现象在许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都普遍存在，“对于未来的反腐败工作，在深层次改革方面，要表现出决心。”

中国监察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李成言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现有反腐举措，仍不足以治理腐败的蔓延，仍需完善。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完全建成，最终还是需要一部反腐败法。”中央党校反腐专家林喆教授对本刊记者说。

2005年年初，中央颁布了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还指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具体包括：严格执行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严格管理，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收入、房产、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定期报告制度，等等。

关于官员财产公示法规起草的进度，3月8日，列席北京代表团全团会议的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马馼在会后表示，目前监察部有专门的部门在起草建议稿。对于财产公示的主体，马馼称目前形成了多种方案，可能从准备提拔重用的干部做起，也有可能从分管房地产、建筑等高危岗位官员人手，目前还没有定论。

在查办大案要案方面，高层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两会前夕，温总理与网民对话时表示，“无论什么人，有多高的职务，只要他们违法乱纪、贪污受贿，都会受到严厉惩处。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手软。”他还介绍，今年政府反腐倡廉将把查处主要领导侵权渎职、贪污腐败作为第一位的任务。

在作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时，温家宝再次强调，认真治理政府工作人员以权谋私和渎职侵权问题。针对工程建设、土地使用权出让和矿产资源开发、国有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重点领域存在的问题，加大查处违法违纪案件工作力度，坚决惩处腐败分子。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未来反腐的关键，在于能够科学地分配权力，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且得不到有效制约的状况，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一把手”，尤其是各级党政机关的“一把手”的权力。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指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积极推进政务公开和经济责任审计，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任建明认为，解决“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是反腐取得实效的关键，也是未来需要积极地去试点、去推行、去实践的一项工作。“当然难度也是很大的，但这是根本之道。”

“对于未来的反腐败形势，还是有信心的。”任建明说。 把群众工作贯穿到社会管理全过程

今春全国两会前夕，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同做好群众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对群众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积极探索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的新途径新办法。他强调，把群众工作贯穿到社会管理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社会管理主要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说到底是做群众的工作。把群众工作贯穿到社会管理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这是做好社会管理的根本方法，也是做实群众工作的关键路径。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社会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社会管理的对象已经由传统的以单位为基本单元的“单位人”为主体，转变到自主择业、自由流动的“社会人”为主体。社会管理的对象、内容和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诸如“小白领”等新兴群体的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传统的社会管理工作方法已暴露出种种“不适应症”。

分析当前一些地方在社会管理中出现的各种“不适应症”，集中在一点，在于那里的社会管理者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把群众工作贯穿到社会管理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没有把群众工作做深、做透、做扎实，当然也就没有牵住群众利益这个“牛鼻子”。以近年来屡屡曝光的城市管理中的问题为例，为什么城管与摊贩之间的矛盾屡屡激化，而社会大众基本上一边倒地同情、声援小摊贩们？原因在于那些城市管理者不切实际地片面追求城市的整洁，却没有设身处地地为摊贩的生活生存和市民的日常生活着想，也缺乏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和艺术。

殊不知，卖浆引车者流虽然不起眼，甚至因为占道设摊影响市容而令某些领导生厌，但这些小买卖人不仅是城市居民的日常必需，也往往维系着一个个底层家庭的生计。笔者了解过一个卖早点的小贩，她每天早上4点就要起床拉着三轮车赶将近2小时的路进城做生意，做到早上9点就得收摊。这样忙碌奔波的收入是平均每个月2000元左右。靠这点钱，这名小贩不仅供养了上学的女儿、长年生病的丈夫，还伺候着年迈的婆婆。而恰恰因为有了这个摊点，这户家庭虽然清贫却仍保存着珍贵的温暖和希望。试想，如果城管不问青红皂白一脚踢走了这个摊点，其实也就意味着断了这户家庭的谋生之路，至少这户家庭就难以稳定了。

当然，我们并不是鼓励乱设摊，但城市管理者如果能体恤底层民生之多艰，就完全能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推行柔性引导和管理。在城市管理到底是要稳定还是要干净这样的问题上，领导干部如果是站在群众立场上作研究、下决策，就必然会以民生为先、以和谐稳定为先，绝对不会为了面子的光鲜或部门的利益而颟顸行事、肆意夺人饭碗。

“要听得懂草木的叹息”。领导干部如果以“我”为本、我训你听，我管理你服从，甚至视百姓为草芥，在决策时根本不顾及群众的切身感受，是不可能赢得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的。我们唯有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努力解决他们牵肠挂肚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问题，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才能不断完善社会管理，从而实现社会和谐。 要从根本上消弭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裂痕，需要多方面多部门的共同努力。 时事聚焦

中国（2011年3月5日-3月11日） 监察部部长：今年将首次登记管理“裸官”。

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5日介绍，今年我国首次对“裸官”进行登记管理，今年还将为官员财产申报和社会管理建立基础的制度支撑，将推出以身份证为基础的公民信用信息管理。 发改委：“十二五”将实现保障房覆盖率达2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徐宪平6日指出，未来五年，要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3600万套，使保障性住房的覆盖率达到20%。同时也明确提出对于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要提供廉租房，实行廉租房制度。对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要提供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于中高收入家庭，将实行租赁和购买相结合的商品房制度。 国务院扶贫办：未来十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

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新闻发言人洪天云7日介绍，十一五”时期我国贫困人口从6431万减少到2688万，5年年均减少748,6万。未来10年，我国将把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作为扶贫开发工作首要任务，力争到“十二五”末，贫困人口显著减少，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

农民工进县城落户将一律放开。

人社部副部长杨志明7日透露，农民工进城务工落户问题的有关政策已经制定完成，未来，农民工进入到地级市，有三年的稳定职业，也就是有三年的劳动合同，能够缴纳社会保险的，可以落户；进入到省会城市，包括副省级城市、大城市的，要合理控制、创造条件，逐步落户。

火车票年内全网络订票高铁全面实名制。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8日做客新华网表示，今年内铁路将全面实施网络订票。同时，今年春运时期试行的车票实名制较好地遏制了倒票行为，有利于列车的安全管理，将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车票实名制。近期，将首先在高铁全面实行车票实名制。财政部：进一步细化公开中央财政预算。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戴柏华8日表示，2011年，财政部将在进一步细化中央预算编制的基础上，继续加大财政信息公开力度，扩大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

三部门再发通知取消就业体检中乙肝项目检测。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和卫生部9日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切实取消就业体检中乙肝项目检测，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就业体检中乙肝项目检测行为发生。 2011年新农合补助从120元提至200元。

卫生都部长陈竺9日介绍，今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对城镇居民医保补助的水平会大幅度提高，去年是120元，今年是200元。但新农合补助水平总体来说相对比较低。 国际（2011年3月5日-3月11日） 印度执政联盟分裂。 印度国大党领导的执政联盟中的重要成员——印度德拉维达进步联盟5日突然宣布退出执政联盟。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在印度议会中拥有l8个席位，该党派的退出决定使印度国大党面临新的危机，并有可能导致提前大选。 美军再发射新型太空飞行器。

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5日成功发射第二架X-37B轨道试验飞行器，计划飞行时间9个月。X-37B长8.8米，实际上是一种“迷你航天飞机”，往返太空和地面，可重复使用。但它并不搭载宇航员。 印度成功进行一次导弹拦截试验。

印度6日上午在东部沿海地区发射一枚自行研制的拦截导弹，成功拦截大约3分钟前发射的一枚模拟地对地弹道导弹。这是印度第六次实施反导试验。印度国防部官员说，印度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已经成熟”。 穆迪再次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7日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从Bal降至Bl，前景展望为负面。穆迪表示，该机构是根据希腊政府在2010年为应对债务危机实施稳定增长计划的进展情况作出这一决定的。 美国开始部署新欧洲反导体系。

美国海军“蒙特雷”号导弹巡洋舰7日出发前往地中海，并将在这一地区部署6个月。“蒙特雷”号是美国旨在支持欧洲导弹防御系统派往地中海的第一艘导弹巡洋舰。这是自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提出在欧洲分阶段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新计划以来的第一步实质性部署。 经合组织今年1月通胀率稳定在2.1%。

总部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8日公布的报告显示，今年1月份能源和食品价格继续上涨，再次推高整体消费价格指数，经合组织地区1月份消费价格指数上涨2.1%，与去年12月增幅相当。 阿富汗武装冲突去年导致2777名平民死亡。

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9日发表一份报告指出，2010年共有2777名阿富汗平民死于武装冲突。与2009年相比，人数增加了15%。报告显示，阿富汗武装冲突过去4年共导致8822名平民死亡，并呈逐年增加趋势。 突尼斯宣布解散前执政党。

突尼斯一审法庭9H宣布解散前总统本·阿里时期的执政党突尼斯宪法民主联盟（宪盟），同时冻结和清算该党的一切财产。自从1月14日本·阿里政权被推翻后，突尼斯已先后解散了宪盟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总统办公室。

日本更换外相。日本首相草芥人菅直人9日任命松本刚明出任新外相，接替因接受旅日外国人违法政治资金而辞去外相职务的前原诚司。松本是民主党2009年9月上台执政以来的第三位外相。 日本发生8,6级地震。

日本11日发生地震。据中国国家地震台网测定，震级为里氏8.6级。震中位于宫城县以东太平洋海域，震源深度约20公里。东京有强烈震感。日本气象厅已发布海啸预警。 瞭望关注

云南盈江地震已造成25人死亡250人受伤

云南盈江县3月10日中午发生5.8级地震，震位于北纬24.7度，东经97.9度，震源深度约10公里。截至3月10日23时30分，已经造成25人死亡，包括5名学生，250人受伤，其中134人重伤。房屋倒塌1039户、3147间，严重损坏4994户、22054间，轻度损坏7532户、24950间。随后，当地又发生4.7、4.5级两次余震。据介绍，近两个月来，盈江已先后发生了1200多次5级以下地震。

盈江地震发生后，正在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云南代表团全体会议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说，胡锦涛总书记专门就这件事作了重要指示。

3月10日15时30分，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将之前针对盈江地震启动的四级应急响应等级提升至三级。民政部副部长姜力带领由民政、发改、教育、财政、交通运输、卫生、地震等部门组成的国家减灾委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协助指导抗灾救灾工作。国务院救灾工作组于3月10日晚间抵达盈江地震灾区，伤员救治、遇难人员善后和群众的转移安置等各项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展开。此外，多支救援力量也驰援盈江，各方救灾款物陆续抵达。

地震发生后，盈江教育系统紧急疏散中小学生，全县中小学停课到3月14日，没有损坏的学校3月14日开课，损坏的学校将搭建简易帐篷尽快开课。 瞻望前瞻

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性

当前，群众对教育的期待越来越高，发展各级各类教育的任务艰巨，教育决策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性，需要抓住四个关键环节：一要全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二要系统掌握社会公众对教育的需求，充分了解社情民意；三要梳理、归纳、整合各种不同的教育诉求，找到最大共识；四要合理设计教育制度，统筹安排教育资源，使教育政策最大程度地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立足国情、了解民意、寻求共识、形成对策，是一个复杂过程。成立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就是要打破常规，以制度化的形式，集合高层次各界代表，从宏观和全局层面为教育改革发展出谋划策。这是保障教育决策更加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更加符合教育自身规律、更好反映人民群众期盼的制度设计。

教育规划纲要制定过程被认为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典范。制定过程得到这样的评价，其意义不亚于对纲要本身的肯定。

规划纲要制定的过程中，咨询专謇的作用得到充分体现。100多位海内外高层次专家组成咨询组、500多位各领域专家学者组成重大战略专题组，近2000人直接参与了国内外调研活动。

实践证明，各界代表特别是专家的参与能够更多渠道、更加广泛地听取民意；能够集中智慧，深入交流，更有效地形成共识；能够整合经验，准确把握教育规律，更客观地提出对策，从而为规划纲要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 灵魂工程：建设拨心价值体系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1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2120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层面，需不断增强全社会的认知认同，并转化为人们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今春全国两会上同样受到重视。

来自高层的信息表明，中央近年来高度关注、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相关决策部署正在逐步到位。

受访权威专家强调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一个重大成果，是加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举措，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对于引领全体社会成员在思想上、道德上共同进步具有重大的意义。它鲜明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用什么样的精神旗帜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开拓前进、中华民族以什么样的精神风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问题。 包容多样凝聚共识

中国共产党长期注重思想教育和引领、整合社会思潮的工作。权威专家分析，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各类社会热点问题叠加出现，利益主体多元，各类思想活跃。

从国内来看，一方面，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更加明显。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更加多样，引领和整合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另一方面，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与现实利益相互交织。各种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影响着人们对现实利益的取合，现实利益也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社会上的许多热点和敏感问题，源于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源于群众的切身利益，源于思想认识和价值取向，往往是思想认识问题与现实社会问题相互交织，一般认识问题与政治原则问题相互交织，群众的各种利益诉求与别有用心的人的插手利用相互交织，境内思想动态与境外社会思潮相互交织，加大了问题的辨别和处理的难度。

而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信息传播手段多样便捷；各种社会力量都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使得思想理论领域呈现出十分活跃、十分复杂的状态。

从国际角度观察，随着中国日益成为全球大国，西方舆论中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发展前景不确定论”，以及“中国责任论”等此起彼伏，其中既有对中国的“棒杀”，也有蓄意高估中国实力、夸大中国作用、过度渲染中国影Ⅱ向、让中国承担更多与发展中国家地位不相称的责任的“捧杀”。而这些理论的立论依据，则都与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路线密切相关。

高层判断认为，中国处于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关口，执政党和社会各界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理念等重大问题需要达成共识，同心同德，共谋发展。

因此，如何能够有效引导社会思潮和社会舆论，直接关系着党执政思想基础的巩固，关系着能否最大限度地凝聚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激发人民群众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活力。在权威专家看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探索引领、整合的有效途径

在高层的部署中，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利于进一步夯实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作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工程、灵魂工程。按照有关要求，抓紧制定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施纲要》；采用多种举措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融入到社会生活之中，不断增强全社会的认知认同，并转化为人们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

同时，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整合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和办法，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思想观念的影响，使社会始终高扬主旋律。

从青少年健康成长着眼，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认识国际形势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各地要建立健全学校、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进一步净化未成年人和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特别是网络环境。‟

在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中，要加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关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职工的思想动态和心理健康，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既有效维护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又引导企业职工依法理性表达利益诉求。

结合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在全社会继续开展民族团结教育，进一步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新疆、西藏及其他民族地区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进一步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归属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对伟大祖国的自豪感。 “达成共识的基本手段是沟通理解”，受访权威专家指出，主管部门先后推出的“六个为什么”、划清“四个重大界限”、“七个怎么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深层次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学习读本，是引导干部群众澄清模糊认识、分清重大是非界限的有效尝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方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在获得广泛认同，但随着人们思想意识多元多变的特征日渐凸显，也为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带来难度。 文／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次提出始于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进展情况，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进行了调研。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广泛认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一理论上的科学概括，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了理论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党的主张、国家意志、社会要求和人民意愿统一起来，把政治与伦理、理想与现实、民族性与时代性结合起来，是一个结构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科学体系。

在实践中，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得到了实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探索，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新理念，为这一体系的建设创造了实践条件；而党中央高度重视则提供了政治保障。

调查显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作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认同。调研中，61.78%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成为指导思想”，68.48%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先进文化的代表”，62.87%和73.17%的人对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保持较高的认同度，88.16%的人能正确认识和评价邓小平理论，78.03%的人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81.64%的人赞成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已逐步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调查显示，79.92%的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绝大多数人赞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已成为全国人民开拓进取、创造崭新业绩的力量源泉。调查中，77.92%的人赞同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70.31%的人赞同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的核心。调研发现，高学历群体对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建设取得的成绩肯定度更高。

社会主义荣辱观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同，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的文明道德风尚正逐渐形成。调查显示，80.15%的人对社会主义荣辱观有较高程度的了解，63.22%的人认为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继承和发展，86.84%的人认为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我国社会生活的主流价值观念。在多样中谋共识难度增大

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也存在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是，部分理论工作者和高校教师，甚至在课堂上公开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已经过时，主张用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甚至有的公开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公有制，主张私有制。在调研中，只有44.57%的人明确反对“逐步私有化是我国改革的方向”，42.85%赞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逐步融合、走向趋同”。在调研“对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自由价值观的目的的看法”时，有47.65%的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自由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享受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二是，部分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缺乏、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淡薄，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令人堪忧。部分党员干部虽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共同思想基础，但却认为它只是政治宣传，没有现实应用的价值和意义；有的表面上把马克思主义摆在重要位置，嘴里喊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却不付诸行动；有的虽付诸行动，却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至于共同思想基础的内涵是什么？为什么要巩固？怎样巩固？却不甚了了。在对大学生的调查中，学生的理想主要集中在生活和职业理想上，只有10%左右的关注社会和道德理想。

三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认知与践行存在脱节现象。调查发现，在了解社会主义荣辱观的80.15%的人中，很了解的有31.18%，但只有15.79%认为“弘扬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我国目前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做得相对好的方面，这表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认知与践行明显脱节。

四是，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仍存在与现实生活相脱节、远离老百姓生活的问题。调研显示，在回答“您认为马克思主义被弱化的原因是什么”时，58.87%的人认为是宣传教育形式化，位列四个候选项的第一，另外，有56.81%人选择“西方主流思想理论的影响”，有54.52%人选择“私有经济比重越来越大的影响”，有39.19%人选择“难以解释现实”，有36.21%人选择“部分单位的领导权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上述问题的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有六点：部分领导干部内心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对它冷嘲热讽，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在回答“您认为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产生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时，52.40%的人认为“部分领导干部和教育者自己不信仰共产主义”。

部分领导干部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缺少忧患意识。他们以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没有大问题，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患有高度近视。在实际工作中重经济建设，轻理论学习，觉得思想政治工作可有可无，导致经济建设和理论学习“两张皮”现象愈演愈烈。 贫富差距与党内腐败现象使得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疑问，甚至抵触。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不能解决贫富差距与腐败问题，势必会使群众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在回答“您认为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产生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时，76.03%的人认为“干部腐败问题”。这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甚至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威信与执政基础，也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理想信念。 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形式主义现象仍比较突出。调研中，第一选项是认为马克思主义被弱化的原因是宣传教育形式化。

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一些人特别是部分青年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和生命力产生了怀疑，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产生了动摇。在回答“您认为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产生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时，37.76%的人选择“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变”。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目前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热点难点问题和群体性事件增多；加之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价值选择、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多样性、多元化、多变性的特征日渐凸显，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有所滋长，为统一认识、凝聚力量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提升理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身的理论研究，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理论上能够说服人、在内容上能够启迪人、在形式上能够吸引人。例如，要进一步探讨用简洁的词语来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西方学者用具有资产阶级特殊内涵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公正、自私”等同语表达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或“普世价值观”。我国有学者提出“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还有学者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价值理念和价值目标的集中体现等，这些观点是否准确值得研究。至于核心价值观、基本价值观、共同价值观和“普世价值观”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更需深入探讨。

改善某些教育思想文化单位的领导权，努力提高党领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教育工作的能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要积极掌握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调研表明，有36.21%的人认为“部分单位的领导权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是其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被弱化的原因。因此，特别要关注党和政府有关教育、研究和宣传单位的领导班子建设，从组织上确保该单位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从源头上治理党内腐败，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感召力和亲和力。党政干部首先应身体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调查共产主义信念产生危机的原因时，76.03%的人认为是由于干部腐败问题造成的。因此，反腐败工作成败关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践行以及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逐步缩小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为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奠定牢固的经济基础。当前，财产和收入分配的不公而导致的干群关系紧张问题已十分严重。当前贫富分化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影响着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与践行。

重点抓好党员领导干部和青少年这两头，积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首先，抓好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是关键。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如何，极大地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其次，青少年是党和人民事业的未来，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对他们的共同理想教育，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通过“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两头重点宣传教育，总体上提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度和践行效果。

必须积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既要在和谐发展中强调最大的包容性，又要坚决维持意识形态底线的不可触动性；既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严肃性，反对“庸俗、低俗、媚俗、恶俗”的社会流行风气，又要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的通俗性和生动性。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选择和确定先进典型的重要标准。在实践中选择和确定典型时，要看其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是否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否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 转型跨越“十二五”再造一个新同煤

2010年12月26日，同煤集团煤炭生产量达到1亿零38万吨，煤炭总量达1.5亿吨，创建企60多年来最高纪录，为国家规划建设的14个大型煤炭基地——晋北煤炭基地的形成，及行业地位的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科技创新，走集约高效发展之路。“十一五”期间，同煤集团开创了发展环境最优、发展速度最快、发展质量最好、员工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新局面。同煤集团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完善了母子公司体制，稳步推进了主辅分离，引进战略投资合作者，参与国家和省市重点工程建设，实现了由产品经营向资本经营的转变；以信息化带动产业化，以产业化促进信息化，全面实施科技兴企、人才强企战略。在工艺技术、装备制造、科技研发等方面，持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承担了3项国家“十一五”重大科技支撑项目，开展了200余项科技攻关，形成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45项，实用新型专利22项，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42%。

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十一五”期间，同煤集团以“塔山模式”为典范和标杆，发展以煤炭为主，电力、化工、冶金、机械制造、建筑、建材、物业、旅游等多业并举协调发展的新格局，2010年仅塔山园区产值就达174.3亿元，实现利税60亿元；快速推进新井建设，继塔山、同忻两个千万吨级矿竣工投产后，强力推进东周窑等4个千万吨矿井建设：资源整合强势突破，将省内6市14县区的80座煤矿整合为30座矿井；非煤产业稳步发展，规划的1 7个非煤项目，建成1 1个，非煤销售收入比“十五”期间增长了262%。

文化兴企，走高效管理发展之路。“十一五”期间，同煤集团始终把企业文化建设作为提升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的突破口，全面加大创建力度。全面推进精细化、人性化管理，建立和推行了4E岗位精细管理标准体系，按照6S基本行为要素规范了员工行为，推行了干部走动式管理，构建了三工并存、动态转换考核体系，推动企业管理向文明、精细、集约化转变；构建了独具特色的以“人人都是通风员”为核心的安全工作体系，形成了“人人都是通风员”煤矿安全新论，通过安全体系的深入推行，百万吨死亡率降到历史最低点，安全工作创出同煤集团历史最好水平；以深入开展党的先进性教育和创先争优等系列活动为载体，通过强化“四好”班子建设和星级党支部创建工作，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惠及于民，走共创共享发展之路。同煤集团始终从维护员工群众切身利益出发，发展惠民事业，2010年，员工收入同比提高33.38%。同煤集团投资97.37亿元，启动了建企以来规模最大的采煤沉陷区和棚户区“两区”治理改造工程，1275栋新楼竣工，6万多户近20万员工家属喜迁新居；资助600余名困难员工子女圆了大学梦，帮扶困难员123.8万人；多方拓展就业渠道，引导帮助16000名青年外出就业创业。 转型跨越， “十二五” 再续新的辉煌。 “十二五”期间，同煤集团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全省转型发展的总体部署，深入贯彻企业战略发展体系，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延伸拓展多元产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以煤为基做好煤炭主业大文章，以煤兴产做好非煤延伸大文章，以煤兴业做好文化旅游服务大文章，形成“黑色煤炭、绿色开采，循环经济、吃干榨尽，高碳产业、低碳技术”的发展模式，加快建设“循环、低碳、绿色、和谐”的现代化综合能源大集团，冲进世界500强，为“百年同煤”奠定竖实基础。 同煤集团70万员工群众将按照“十二五”规划蓝图，在新的5年必将实现跨越式发展，再造一个新同煤。 市场体制改革新突破口

“我们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改革创新，从根本上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

“如果仔细研读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就会发现通篇都在谈改革。对改革的态度和勇气，非常坚决。”3月10日，国务院研究室信息司副司长向东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应从深化改革角度认识和理解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新特点和新内涵，“政府工作报告集中表述了一个重大判断：必须继续推进改革，才能消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促进科学发展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制度保障。”

今春全国两会期间，许多代表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都感受到了这个鲜明特点。“政府工作报告的一大亮点或者难点就是改革。”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胜利石油管理局局长王立新直言自己比较关注改革，“不深化改革，就不能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很多问题也难以解决。报告中提到很多需要深化改革的领域，都很务实。”

不过，态度和勇气的坚决，也暗示当前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向《瞭望》新闻周刊解释说，“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逐步完善，尤其是推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进而协调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等改革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我们已经建立了经济发展或者快速发展的体制机制，但在如何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建设方面还相对滞后。”

按照他的分析，目前，中国正在从下中等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迈进，作为中等收入国家，其成败关键，已经不再是基本技术和劳动力，而是极端需要而又供给不足的体制机制，“越是到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利益格局调整就越困难。”

在向东看来，改革就会涉及利益调整，打破既有利益格局，而不合时宜的利益体，必然会竭力维护既有格局，“即便如此，历届政府在改革问题上都是一致的。”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所言，“必须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具体到政府工作报告改革工作部署，向东向本刊记者透露，“报告尽管篇幅有限，只要报告中提到的改革领域，都有具体方案。”展望2011年乃至“十二五”期间的市场体制改革工作，他认为将会在六个方面实现关键性突破，为2020年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根本性基础。

继续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

“虽然国有经济的比重在降低，但综合实力、影响力、控制力大大增强。”向东介绍说，目前，中央企业超过80%的资产集中在石油石化、电力、国防和通信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以及运输、矿业、冶金和机械等支柱行业。到2010年底，全部122家央企资产总额达到24.3万亿元，净资产9.5万亿元，净利润8489.8亿元。

“十二五‟‟时期，向东指出，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关键是把着力点始终放在做强做优、提升综合素质和业务核心竞争力上，通过实施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国际化经营、人才强企和和谐发展战略，全面提升中央企业整体素质和发展质量。”

其一，继续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具体而言，合理收缩中央企业分布范围，推动国有资本向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和未来可能形成主导产业的领域集中，推动国有资本向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集中，推动国有资本向国有企业主业集中。

其二，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中央企业进行不留存续资产的整体上市，主业资产已经整体上市的，通过多种途径实施集团层面整体上市。

其三，进一步健全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加快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条例等重点立法；强化全员业绩考核，增强考核的针对性、有效性；合理调控中央企业职工收入分配水平，完善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和福利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出资人财务监督和产权管理；整合监管资源，切实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定期向社会发布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信息和国有资产的经营情况，稳步推进央企财务信息公开；加快建立健全国有金融资产、非经营性资产、自然资源资产监管体制和境外国有资产监管体制。 大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十一五”时期，我国推出了一系列促进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公有制经济发展取得新的重要进展。2005年底至2010年6月，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从430万家发展到789.4万家，占全国实有企业数的72.4%；注册资本由6.1万亿元增长到16.5万亿元。个体工商户由2463.9万户发展到3328.4万户，注册资金由5809.5亿元增长到1.2万亿元。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前500家户均营业收入总额从2005年的41.6亿元发展到2009年的94.7亿元。民营上市公司由2005年的402家增加到2009年的972家。

目前，个体、私营企业提供的就业人员占全部新增就业的90%。我国现有民营科技企业15万家，国内发明专利的65%和新产品开发的80%均来自中小企业。～卜-五”前四年，私营企业进出口总额以高于全国增长率19%以上的速度增长。

不过，向东也指出，目前民营企业在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平等竞争、平等受到法律保护方面以及市场准入上，仍存在一些体制障碍，“„十二五‟期间，将继续坚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其一，加快构建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制度环境。要以平等使用金融资源为重要取向，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以平等使用科技资源为重要取向，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以平等使用人才资源为取向，推进人才体制和培训体系改革；以平等使用财政资源为重要取向，推进府投资体制和采购体制改革。

其二，加快构建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环境。要健全公平的市场准入制度。凡是法律没有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应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凡是对外资开放和承诺开放的领域，都应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要健全公平的产权交易制度，促进民间资本的重组、联合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要健全公平的对外投资政策体系，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

其三，加快构建各种所有制经济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制度环境。要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权制度，切实解决不同性质市场主体和法人平等保护问题。完善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彻底清理修改不利于民间投资发展的法规。全面清理、精简或整合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和涉企收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向东介绍说，“十二五”期间，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首先，着眼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其一，力争首先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划清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责任；其二，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分类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进一步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其三，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将部分适合更高一级政府承担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上移；其四，把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力争在“十二五”前三年基本建立起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后期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其次，着眼于提高预算完整性和透明度，完善预算编制、执行和管理制度。

一是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健全公共财政预算，提高公共财政收入质量；强化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提高基金预算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政策，扩大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范围，加快推动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规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扩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报范围；取消预算外资金，将所有政府性收入纳入预算管理。

二是健全预算管理制度。深化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完善支出标准体系；进一步增强地方预算编制的完整性；加强预算执行管理；依法加强税收征管，强化非税收入管理；完善各单位部门预算执行管理制度；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

三是健全完整规范的预算公开制度。在完善预算编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结合修订预算法，明确预算公开的原则和主体，完善预算信息披露制度，强化预算公开责任制度，加快预算公开的法制化、规范化进程。 再有，着眼于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深化税制改革。

其一，强化税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稳步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逐步消除重复征税；充分发挥消费税促进节能减排和引导理性消费的作用；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鼓励科技创新；全面改革资源税；开征环境保护税。

其二，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完善消费税制度，进一步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完善财产税制度；健全社会保障筹资机制。

其三，逐步健全地方税体系。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省级政府适当税政管理权限，培育地方支柱税源。对于一般地方税税种，在中央统一立法的基础上，赋予省级人民政府税目税率调整权、减免税权，并允许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实施细则或具体实施办法。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向东指出，首先，要深化金融机构改革。继续深化国家控股的大型金融机构改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促进证券期货经纪机构规范发展。强化保险机构的创新服务能力和风险内控能力，加强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深化保险资金运用管理体制改革，稳步提高资金运作水平。促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

其次，加快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增强流动性管理功能。深化股票发审制度市场化改革，探索建立国际板市场。积极发展债券市场，稳步推进资产证券化。推进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规范发展私募基金市场。完善市场法律法规。继续推动资产管理、外汇、黄金市场发展。

其三，完善金融调控机制。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健全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改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环境。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评估体系和处置机制。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改进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拓宽使用渠道，提高收益水平。

其四，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健全金融监管机构之间与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制定跨行业、跨市场金融监管规则，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资源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

“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任务，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向东指出，推进这项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同时，要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在当前物价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要把握好改革的时机、节奏和力度，改革不能影响群众的生活尤其是低收入群众的基本生活。”2011年工作重点主要有四方面：

其一，完善成品油、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目前成品油定价机制，仍存在一定不足：价格调整滞后不能及时反映市场变化；由于成品油价格公式透明、调价周期过长、市场调价预期显性化，引发的市场投机现象比较突出等。下一步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重点是将滞后价格变为适时价格，建立与国际市场变动相适应，反映国内市场供求特征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并有利于保障国内石油供应的稳定性；要进一步规范天然气价格管理，逐步提高天然气价格，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天然气价格随生产运行成本动态调整的机制。

其二，完善各类电价定价机制。对居民用电实行阶梯价格，按照电力消费量分段定价，即居民用电越多，支付的电价水平将呈阶梯状逐级递增；要形成保证电网企业合理利润、有利于促进电网持续健康发展的输配电价格机制；实施峰谷分时电价、丰枯季节上网电价和可再生能源发电优惠电价政策；全面实行峰谷分时电价，逐步建立反映市场需求和能源短缺的销售电价机制。

其三，推进水价改革。目前已经在全国17个大中城市开展阶梯水价制度。扩大水资源费征收范围，提高水资源费征收的标准；实行农业用水计量收费，推行面向农民的终端水价制度；提高水利工程和城市供水价格，推行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完善取水许可证制度；探索建立水权市场，在有条件的地区实行水权有偿转让。

第四，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这项改革试点目前已经扩大到7个省区市。今年要研究制定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的指导意见。积极稳妥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目前，我国有126万个事业单位，在3000多万正式职工中，教育、卫生和农技服务从业人员三项相加，占总人数的3/4。其中，教育系统人员即达到一半左右。另有900万离、退休人员，总数超过4000万人。向东指出，“推进这项改革，难度很大，任务繁重。主要是改革涉及人员多、行业面宽；机构类别比较庞杂，不是简单的执法类、公益类和经营类的归类就可以界定清楚的。”

他分析说，由于我国该纳入公务员管理的部门没有纳入公务员管理，使一些公共机构利用所占有的公共资源乱收费、乱罚款的现象很普遍，把服务变成了收费以满足部门和个人利益需要。有的事业单位现行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强化了公共机构的官僚化，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和公众利益的损失。

《公务员法》颁布以后，有些单位既有公务员，也有事业编制人员，界线进一步模糊。人员知识素质和业务素质差异很大，特别是事业单位聚集了各行各业的大量人才，改革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激励机制，发挥事业单位员工的积极性，将会造成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的大幅度下降，对政府威信造成很大的损失。个别事业单位对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追求，偏离了公共服务这个公共机构的基本价值取向。此外，已经形成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结构在改革中很难被打破，成为事业单位改革的最大阻力。

因此，事业单位改革既有紧迫性，也有必要性。根据中央的部署，事业单位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建立起功能明确、运行高效、治理完善、监管有力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公益服务新格局，形成基本服务优先、供给水平适度、布局结构合理、服务公平公正的中国特色公益服务体系。改革的主要思路将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的要求，总体设计、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先行试点、稳步推进。

向东介绍说，按照现行改革方案，主要是将现有事业单位化分成三类：一类是主要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这类单位属于“政事不分”。要逐步转为行政机构或将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第二类是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属于“事企不分”。此类事业单位要逐步转制为企业，让其走向市场，实行企业化经营理；第三类是主要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要进一步整合资源，强化公益属性，加强政府监管。对这类事业单位虽继续保留，但要改革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探索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还要改革人事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完善财政支持政策。 法治中国新起点

“十二五”期间将重点加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以及政府自身建设等方面的立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立法机关的脚步并没有缓下来。

3月10日，吴邦国在向全国人大作常委会工作报告时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法律的修改完善上来，放到法律配套法规的制定上来，同时还要制定一些新的法律，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与时俱进和发展完善。”

吴邦国表示，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到2010年底，我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并全面完成了对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集中清理工作。

研究人士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继续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完善这一法律体系，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面临的重大课题。“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里也明确提出，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无论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是改善民生，涉及的法律可能都是数十部。因此，法律体系的完善与法律体系的建立一样都是系统性的工作。

中央党校教授侯少文对本刊表示，“十二五”规划突出了法制建设，这是党的十四大以来，重大决策与立法相结合的经验借鉴，可以保证决策更加法制化，也能更好地保证决策的贯彻执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任务艰巨而繁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府研究所所长于安对本刊记者说，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不断探索并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得以与国家的发展变化相匹配，从适应性和适应程度来看还需要较长时间的探索。 突出“发展”主题

在于安看来，中国的法律体系建设，与西方法律体系建设道路有一定的相同之处，但更有自身的独特轨迹。

法国大革命后，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建立了以民法为中心，以自由主义和市场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其最大的特点表现为刻意忽视不同利益群体的实质差别，以所有人都有参与公平竞争的能力为前提，国家对不同的人提供相同的法律保护。这一法律体系导致的后果是加剧了社会分化，引发了社会矛盾。

此后，为了缓和这种矛盾，西方的法律体系逐渐过渡到第二阶段，从自由主义、市场主义转向关注社会分配、正义的福利国家法律体系。该法律体系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以劳动者权益保护为中心，但仍旧以市场自由竞争为基础。这标志着社会法时代的到来。

在中国，自1993年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但市场带来的社会分化现象也比较明显。2003年以后，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民生建设和社会管理，立法的重点也由经济向社会转变。 前为中西法律体系形成路径的相似之处。于安还指出其本质区别如下：

西方的市场经济过于追求自由和竞争，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以发展为主题。中国的政府具有西方国家没有或很少有的“发展”职能，与此相应，中国所走的法制道路既不是西方的市场型模式，也不是社会福利型的模式，而是突出发展主题，市场法律建设和社会法律建设相协调，能同时协调市场和社会关系，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型的法律体系。

侯少文也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包含“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两个定语。1992年以后，我国的法律大多围绕着市场经济立法，这其中借鉴了国外的法律体系，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国外的法律体系有共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自身的个性和特点表现为，它是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并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是对国外法律体系的照搬，也不存在攀比。 适应新的发展方式

在过去的立法进程中，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法律相冲突，乃至法律与法律之间不一致的问题曾长期存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此也高度重视，并于2009年进行了集中清理。

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废止了8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采取了打包修改的办法，修改了59部法律当中的141个条款，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做到了和谐统一。2010年又集中开展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

到2010年年底，共废止了7件行政法规，修改了107件法规中的172个条款。有立法权的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较大市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共废止了455件地方性法规，修改了1417件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工作也全面完成。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表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这三个层次的法律规范做到了内在和谐统一。

谈及完善法律体系的举措，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作了展望。一是更加注重对现行法律的修改完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代表们提出的议案有81%涉及到对法律的修改。主要原因是有些法律的规定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是合理、有效的，但随着社会发展它可能不再有效合理。

二是更加关注配套法规的制定工作。法律的实施较为复杂，法律规定有时候比较原则，很多法律法规的落实要靠配套法规的制定。 三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制定法律。制定法律是没有尽头的工作，因为总会有新的问题被提出，需要通过法律手段调整。 于安认为，未来的立法任务依旧繁重，不只是对法律进行修补，而是要使市场立法和社会立法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

他表示，现行的法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上世纪90年代制定的。1992年以后我国的法律才开始系统性建设。1993年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掀起一阵立法的高潮。而当时的法律大多建立于初级的、粗糙的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法律制定的背景、依据与数量型、粗放型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在新的发展阶段，原有法律中的许多内容会对新的发展方式构成制度性障碍，这是未来立法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讲，转变发展方式将会调整原有利益格局，实现这一目标依靠自发的市场调节难以实现，也需要法律提供必要的支撑。 未来立法三大重心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重点加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以及政府自身建设等方面的立法。” 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侯少文认为，应对重大项目投资进行立法。他指出，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大的干扰是盲目投资、贪大求洋、大干快上等行为，没有效益，热衷于搞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最终结果可能是劳民伤财。要把不良发展方式遏制住，关键要抓住项目投资这一龙头。政府花多少钱、投资多大的项目，必须经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不能是政府首长说了算，也不能是政府的某一些会议就决定。 在于安看来，转变发展方式主要靠科技创新、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而这三者的共同点是投入成本高，收益时间长。严格按照这种要求推行，一届政府在任期内可能就看不到政绩。这就需要对考核体系等进行调整，相关的法律也需要修改。

于安认为，需要通过立法，提高技术创新在生产要素中的作用，使得企业把取得利润与技术创新结合起来。对国有企业，除了考核其利润增加值外，还要考核其保值增值的手段和途径。民营企业则可以通过市场准入、税收等手段对其进行引导。这就可能涉及国有资产法、公司法等的修改问题。

他表示，科技创新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要靠教育，而高校的改革方向不能完全实行企业式的管理，不能完全走合同化的道路，这不符合原创式创新的规律。同时，高校的行政化也成为摧毁创新的又一力量。过去对创新的奖励是让研究者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担任行政职务就是对创新的一种肯定，结果可能造成教师相互攀比。未来应让研究人员与管理人员适当分开，这些又涉及教师法、教育法、事业单位改革立法的修改或制定。

在改善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上，侯少文认为，需要制定新的国有资产法，目前的法律范围比较狭小，仅限定在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而国有资产还包括金融性资产和服务保障型资产。这些都应该纳入国有资产的范围，可以借鉴人口普查的方式，对国有资产进行普查，摸清全国人民奋斗了60多年后的家底。

侯少文还建议，可以设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由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兼任主任，专管国有资产，每年向人大报告保值增值的情况，现有的国资委可以容纳进来。

“对遗产继承权的限制是社会正义的一面旗帜”，于安认为，需要解决贫富差别的代际延续问题，通过立法扭转代际延续的状况。这一现状造成的贫富延续，一定程度上会遏制创新，会产生寄生型的阶层，看起来是家庭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

于安还表示，当下住房已成为最大的民生问题之一。在提供者、消费者和管理者三者中，作为最大群体的消费者不能在其中受益，那么商品房制度就违背了原来的初衷，也就需要考虑制度的设计是为谁服务。针对高房价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调控，但都是在原有法律基础上采取的暂时陛行政措施，支撑这种现状的根基一法律并没有改变，因此推高房价的土地财政等手段也就具有了合理性。 在政府自身建设方面，受访专家认为至少需要从如下多方面解决：

一是政府的廉洁问题，这涉及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制度的建立，以及相关监察机制的完善等。侯少文表示，第一步可以小范围推行，一万人纳入就可以，具体包括县委书记、县长，市委书记、市长，省委省政府组成人员．，中央政府组成人员。于安则建议，从新提拔的官员开始执行，将财产申报作为提拔的前提条件，并逐步扩大范围。

二是加强财政立法。预算法的修改已拟纳入2011年的立法计划，侯少文对此表示赞同。此前财政转移支付的分配、使用，以及专款使用等都是在政府系统里循环，透明度不够。人大应当真正把预算管起来，对其进行审议通过并监督实施。

三是对政府机构编制进行立法。目前提出法治政府的建设，更多建立在政府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要求上．停留在道德层面，应通过立法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约束和监督，包括机构的设置、职能的确定、内部机构的设定、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关系等都需要在法律层面予以明确，防止部门间“打架”或留下管理空白。

“通过对机构编制立法，对权力进行依法设定，这就从根子上解决了违法用权问题，诸如„三公消费‟等也就能更好地解决了。”侯少文说。 四是要加强发展改革立法。发展是中国政府最突出的职能之一，但立法却很少涉及。“跑部钱进”正是缺乏约束的表现，未来可考虑通过立法，把不科学发展的手段挡在门外，而不是地方政府现在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后“法律体系”立法动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不是立法任务的完成，更不是立法活动的终结

带到2011年全国两会的议案里，全国人大代表、知名法学家王利明建议制定社会救助法。另一边，全国政协委员杨维刚也递交了类似提案，“社会救助法立法时机已经基本成熟”，杨维刚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的第一次全国两会，有关立法或修法的议案提案之多，一如既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透露，代表们提出的议案有81%涉及对法律的修改。

大量诉求体现在社会民生和经济转型领域，这与执政党提出的施政纲领相吻合。正在接受审议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亦提出“重点加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以及政府自身建设等方面的立法”。

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任务依然艰巨而繁重。“立法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3月1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工作报告中如是说。 社会立法的高峰期

在去年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经代表联名提出议案，社会救助法已被列入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的预备项目。 虽然该法草案未按预期过会审议，但同被列入当年立法计划的社会保险法顺利出台，为国人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五大保险项目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

“社会保险法作为我国第一部专门的社会保障法律，意味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变革开始从长期处于试点状态的试验性阶段进入定型、稳定、持续发展的新阶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保研究专家郑功成评价道。

此前数年间，最高立法机关先后对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作了全面修订，颁布实施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一系列法律。这些事关民生的支架性法律，构成了社会法的基本框架。 “国家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利的法律制度叫做社会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徐显明解释，社会法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七个法律部门之一。在239部法律（含宪法）中，社会法有18部。

“未来三五年将是我国社会立法的高峰时期”，郑功成判断。2011年全国两会关于社会立法的议案提案，成为这一判断的注脚。

住房保障法继续被建议加速出台，由国家立法保障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对不同收入群体将采取租、售不同的住房政策。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透露，在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过程中，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提出了我国住房保障的总体框架和相关制度设计，形成了基本住房保障法征求意见稿，并已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地住房保障主管部门的意见。

慈善事业法继续被建议加速制定，以推动我国慈善事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据了解，民政部已将慈善事业法草案送审稿报送国务院，制定慈善事业法已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学前教育法继续被建议加速制定，明确政府发展学前教育的责任。2010年1 1月，温家宝总理在北京就学前教育发展进行调研时明确指出，要“通过立法把发展学前教育纳入法制轨道”。据了解，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已经建议教育部门及时总结调研经验，尽快启动立法程序。

信春鹰介绍，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修改职业病防治法，主要是解决职业病鉴定的机制和体制问题，使职业病的鉴定更方便、更快捷、更有效，从而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将制定精神卫生法，强调精神健康的政府服务和政府责任。

此外，还将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提高个税起征点，调整税率幅度，更合理地降低纳税人的负担，以改善民生。促政府和经济转型 同样已拟被纳入2011年计划的，还包括修改预算法和制定行政强制法，二者对加强政府自身建设裨益良多。

预算法修改稿2010年上半年曾密集征求意见，按照财政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的打算，应于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审议通过，但实际上未按预期列入议程。

现行的预算法于1995年颁布，因缺乏法治、公开的预算运作，被诟病导致大量稀缺的公共资源被用于对公共利益无关的领域。“人大的预算审批权需得到法律保障，政府行政部门的预算变更权应适当限制”，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在本届政协会议上就预算法修改连发9份提案。

行政强制法也是酝酿已久。2009年8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草案）》进行第三次审议以后，还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但尚未出台。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张春生认为，行政强制法是以法律规范行政强制行为的重要立法，经过反复修改，有望近期审议通过。

在今年1月国务院颁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后，“法院强拆”取代了“行政强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应勇为此建议，全国人大加快出台行政强制法，并在立法中考虑城市房屋拆迁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明确对国有土地上房屋进行征收补偿决定强制执行的相关制度，合理划分法院和政府部门的职责。

张春生认为，完善政府自身建设，还应将行政诉讼法修改提上日程，包括修改受案范围、管辖规定等等。此外，还要努力制定行政程序法，对各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程序规则作出统一规定。

对于“十二五”立法重点，信春鹰表示，还要用法律来鼓励创新、鼓励自主知识产权、鼓励科技进步。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仍然呼吁把电信法列为一类立法项目，加紧制定出台，以规范和促进电信产业的迅速发展。这部法律的立法进程已持续20多年，被期待能从体制上协调好部门间利益，切实推进三网融合。

作为能源领域基础性法律的能源法，2006年即已启动起草工作，被寄望能加强能源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形成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和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

在新能源产业发展方面，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法案室主任薛惠锋此前透露，尽管已有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从法律制度层面予以保障，但在实施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下一步还将从立法上逐步规范。

3月10日的吴邦国委员长能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对去年全国人大的监督工作有这样一段总结：常委会组成人员强调，一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点，积极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切实抑制战略性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过快增长。二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战略基点，重点突破影响我国未来发展的重大科学和关键技术，努力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抢占技术制高点。三要大力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普及，不断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民稳定增收。 观察人士认为，这段总结，也可看作是未来立法促经济转型的一个动向。 地方软实力建设的“硬件”

许多地方把软实力建设简单地理解为文化建设，而与经济和科技等硬实力发展完全对立化，这其实是对于软实力概念的误读 杨令书：北京大学国家软实力研究院执行院长。

软实力竞争现在正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动向，也是国内区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更多的是在国家层面的讨论和运用，地区软实力建设则是对软实力概念非常重要的衍生和实践。它既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和强大推动力，又具有开创性和挑战性，新的困难和问题不可避免地会逐渐浮现。

目前我国地方各级政府对于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都有了深刻的认识，但在全面性和执行层面仍有许多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地方软实力建设的提升：首先，许多地方把软实力建设简单地理解为文化建设，而与经济和科技等硬实力发展完全对立化，这其实是对于软实力概念的误读。“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外交政策、政治制度方面的影响力。对于地方软实力建设，它是建立在城市文化、政府服务、居民素质、形象传播等非物质要素之上的城市社会凝聚力、文化感召力、科教支持力、参与协调力等各种力量的总和，是对其他地区的感召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其次，各地方在软实力建设过程中往往忽略了自身特性，缺少对软实力建设规划的自我调节。尽管软实力建设需要统一概念、建立权威的指标体系予以支持，但是完全依赖于同一种建设模式反而限制了制度创新和城市发展；在执行层面上，有些城市的软实力建设还只是停留在口号宣传层面，缺乏清新务实的发展战略。软实力建设只有在经济产业、制度政策、科技教育等多方配合和支持下，才能深入人心，持续发展，有效地促进地方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针对地方软实力建设的发展现状及主要问题，结合国内外研究结构的案例分析和理论探索，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地方软实力建设需要加强以下工作：

加强软实力理论学习，完善地方软实力目标体系。地方软实力发展的片面性主要受制于软实力理论和指标体系研究的不完善。软实力理论体系和评价体系的完备，能够帮助地方政府认识到软实力建设的关键问题，在地方发展政策制定时，兼顾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双向发展，达到最高的政策效用。同时，也可以简化并促进社会各界对于地方软实力的理解，采取比较一致的积极态度，推动地方建设。

提升软实力与发展地方经济双管齐下。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世界性盛会。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不仅仅拉动城市经济发展，促使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极高地抬升了北京、上海、广州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巩固和发展了城市的文化特性和创新意识，推动了城市软实力的提升。多国政要、知名学者，海外游客的到访推动了世界对于中国的进一步认识，也增强了北京上海与世界各地经济、文化合作交流的机会。国际性盛会落下帷幕后，却拉开了城市新一轮软实力建设的序幕。城市建设发展中，无论是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国际化建设都互相影响且缺一不可。

依据不同的城市功能与地方特性选择相适应的提升软实力战略。软实力建设也需要因地制宜。城市根据其形态、规模不同，可以分为大型城市、中等城市、城镇、农村等，每一类的城市群体都对国家整体的发展起着不同的作用，同时也拥有自己的发展特征和发展途径。比如，大型城市如北京、上海以及各省会城市，承接了区域经济发展中心、行政中心的功能作用，城市文化更突出国际化和包容性，城市软实力建设也更强调其国际影响力和区域带动能力；对于中小城市，宜居性、独特性则是其城市吸引力的保证。在地方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更需要通过生态人文的保护、自身独特自然资源和文化内涵的发展，来塑造城市精神，提升城市品牌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城镇乡村的软实力建设则应该结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发展战略，经济发展与软实力建设齐头并进。

发展公共服务，将软实力建设具体化。软实力发展是一个更持久的、范围更广泛的城市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举例讲，对于地方文化的保护，仅仅是遗产保护级别的确立或者媒体宣传是不够的，它更需要将文化与产业发展结合，与学校教育接轨，与民众日常生活融合，才能带来社会各界与地方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才能长久地发展和塑造地方文化特色。再比如，地方政府担任着关键角色，因此当地方医疗、交通、社会治安等公共服务逐步改善，政府执政能力和办公效率大大提升后，地方软实力环境以及对投资者、人才等各方人士都将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中国“中等收入”前行路径

增加经济自主能力，发挥大国优势，更好地创造和分配财富，是中囡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 2001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2010年中国GDP总量达到39.8万亿元，人均GDP按年终汇率估算超过4000美元，进人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

环顾左右，阿根廷、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便已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目前仍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

针对一些国家赖以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战略，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撑其向高收入攀升的情况，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Trap)概念。 如今，这个陷阱魔咒会否降临到正努力迈向更高收入的中国身上？

“在中等收入阶段，一国原有的发展模式所产生的重大矛盾将会使其自身难以持续下去，并产生巨大的风险”，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的王小广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就是美国。尽管如此，美国在实现现代化的时候，人口规模只有大约2亿人。以中国现在的人口总量，如此规模的现代化进程前所未有，因此要对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做好充足的准备。”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则认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一个伪命题。”

在他看来，“西方提出这个概念，是在推卸责任，是要让人误以为„中等收入陷阱‟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客观现象，而实际上很多国家发展到此阶段后之所以难续辉煌，其实是被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摆了一道‟。”

为什么世界工业化已经进行了250年，而近200个国家中只有少数发达国家？为什么很多中等收入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是否真的存在“中等收入陷阱”？为了厘清背后的真相，本刊记者特别进行了深入采访。 陷阱还是被陷阱

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拉美地区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5.1%、5.7%和5.6%，大多数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在其后的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却风光不再，出现了经济停滞甚至倒退。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拉美研究所原所长苏振兴，这位曾经于上世纪70年代在拉美生活_了多年的专家告诉本刊记者，和不少人的感觉不同，拉美国家在上世纪一度出现的经济快速增长并不是因为“卖能源发了财”，实际上，当时大部分拉美国家的能源消费普遍依赖进口廉价石油。

“他们当时的成功，主要应归因于这些国家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苏振兴指出，在1870-1930年代，拉美国家确实一度通过出口资源和农产品、矿产品而获得了贸易繁荣。但在1929年大萧条以后，国外需求减少，资源卖不出去，拉美国家不得不开始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但是，这种工业化模式下的产品多为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生活消费品，竞争力不强，所以拉美各国只能依靠高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的产业发展。

在他看来，如果仅仅依靠有限的国内需求很难让本国的产业有大的发展，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重建期间，外部市场需求激增，这让几乎未受战火影响的拉美各国如鱼得水，产品大量出口带动了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

“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苏振兴指出，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国家的产业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竞争力，但他们却将这种短暂繁荣的假象视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并且坚信不疑，甚至在此种发展模式遇到困境的情况下，依然“举债坚持”，结果当欧亚多国在战后逐步恢复元气之后，拉美国家因产品竞争力不足导致其海外市场大幅萎缩，再加上两次石油危机导致的工业化成本提升，经济发展一蹶不振。

“一个„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搞到80年代，半个世纪都没有改变，能不出问题吗？”采访中，苏振兴向记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但在江涌看来，拉美地区搞“进口替代”工业化之所以最终失败，除了自身因素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只是为了将拉美变成自己的经济后院，而不能让其真正发展壮大。

“这一点，门罗主义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所以后来美国在拉美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目的就是要让拉美的经济始终依附于它。”江涌提醒道，当中国迈人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一直将中国视为最大对手的美国，也同样不会善罢甘休。 王小广更愿意从经济体自身探寻原因。

针对拉美国家的教训，这位多次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的学者认为，“竞争力是核心要素。”没有足够的产业竞争力，经济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更进一步来看，王小广认为，“无论出口导向还是投资导向，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失败或成功。例如不少东南亚国家依赖出口虽然失败了，但„亚洲四小龙‟却成功了。问题的关键是具体采取哪种模式。”

“日韩模式是自主出口导向，就是说„以我为主‟，主动选择利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资源，自主生产产品进行出口，并和国际跨国公司进行竞争，最终达到和它们同样的竞争力，从而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保证其顺利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对照拉美的中国反思

“„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而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采访中，多位专家认为，从发展的内外环境看，当前我国同样面临不容忽视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王小广认为，“中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并未带来产业竞争力的显著提高，这一表现最具说服力的例证就是在制造业方面，我国具有世界竞争优势的产品、品牌极少。”

他向本刊记者提出了一个衡量竞争力的指标——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所占的比重，是不是大于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

“如果GDP比重小于企业占500强的比重，说明经济竞争力就强。”他以日本为例，2006年，日本GDP占全球GDP的比重为9.3%，但在500强中，其企业所占比重超过了16%；同年韩国有14家企业进入500强，占约3%，它的GDP不足全球GDP的2%。如今中国的GDP比重大概是8%左右，但世界500强中只有30多家中国企业，其比重低于GDP比重。

“需要强调，总量多并不一定能说明竞争力强，还要看这些企业的结构。”王小广认为，竞争力更主要是看其中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的比重，尤其是没有垄断性质的企业。“中国这30多家，大部分都是垄断性质的企业，而且有不少也不是制造业。”他直言。

“可以画两条增长曲线，一条是规模增长的曲线，一条是竞争力增长的曲线，现在的情况是后者可能远远低于前者，如果能让二者同步的话，中国就不会掉入陷阱。”他说。

对照拉美，王小广认为应该认真反思“过去30年，中国在发展政策上存在两个过度依赖”，一个是出口，一个是投资”。

让他感到忧虑的是，当今中国的出口中有很大一块依靠的是外资。“虽然一般观点认为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但实际上如果除去外资占出口的份额，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并不过大。”

“外资企业（包括港澳台、外商投资）占出口比重2001至2008年的平均值为56,3%，所以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对外资依赖过大。”王小广指出。 在他看来，一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外资，是一种偷懒型的快捷发展策略，它的严重缺陷是政府的行为越来越短视，且抑制了本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增长。

“过度依赖外资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我们生产的产品长期处于低端，丧失对产业链的控制权，本国企业垂直化分工发展严重不足，相当多的中国企业的生产融入全球产业链，造成国内许多重化工业及高技术产业的产业链极短，企业自身的竞争力也就难以提高。”他强调。 类似的模式困境在投资领域也存在。

“投资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大量投向技术更新和人力资源，它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发展能力，当然是越多越好。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行业成为了投资的主要领域。”

王小广说，房地产下游全是高耗能行业，其自身的技术进步也很有限，对下游产业升级的要求不强。因此，过度依赖房地产的发展模式，一方面使高耗能、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现象难以抑制；另一方面，使得资源、资金及人才都倾向于房地产业，不仅影响经济的宏观资源配置效率，可能引发重大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而且会导致其他部门（与房地产不相关的部门）自主创新的投资不足。

“暴利型的房地产业发展使许多其他行业对创新持悲观态度，许多制造业将新增资本大量投入房地产就是这种负效应的表现。”他对记者表达了担忧。

稳定中矛盾风险增加

对于上述困境，王小广认为，调整发展模式的基本思路是：由“两个过度依赖”转变为“两个依靠”，即增长动力转变。所谓两个依靠就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扩大内需，内需的扩大和升级主要依赖于扩大消费需求，同时主要依赖自主创新能力而不是资源、资本的过度投入。 “尽管近年来中央一直提出要扩大内需，但实际上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依旧乏力，消费及居民消费率近年来持续走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

他向本刊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从1993年开始，尽管消费总体规模在不断增长，但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呈现快速下降态势，到2009年分别降至48.0%和35.1%。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低于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金砖四国”其他三国。2008年我国消费率分别比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低18.7、32.5和15.3个百分点。

问题还不止于此，按照受访专家的判断，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主要建立在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基础上，然而随着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在不断减少。 这一切让专家们深深感到担心，未来支撑中国发展的动力或将比过去的30年大大降低。

另一重风险则来自于社会方面。在受访专家看来，前30年的经济增长既是有创造性的一面，又带有摧毁性的一面，还有加剧不平衡的作用。因为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

“过去30余年社会转型积累了一些问题，比如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农民税负问题、教育医疗住房问题、土地拆迁问题等，都积累了较多的社会矛盾。新阶段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更为复杂，由此使社会矛盾与社会风险呈现新的特点。”迟福林认为，未来我国社会总体稳定的态势不会变，但社会矛盾和风险增加也相当明显。

而更大的挑战在于，相比较前30年的改革突破，未来我国各方面的改革都将进入深水区，特别是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既有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因此改革可能会越改越难，甚至停滞不前。

从国际环境来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就要发生变化。原来靠出口低级的产品就可以，但再往前发展，就面临着产业升级和分工体系的调整，因此必定要和发达国家产生各种利益冲突。”采访中，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元春教授说道。 “当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国家普遍抱有怀疑的态度，不时会出现„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而如今中国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让西方国家很不适应。于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丑化攻击此起彼伏，国际贸易上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层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越来越大。”江涌的态度更加直接。

他说，“发达国家不希望他们赖以生存的国际秩序被打破，不希望有他国来分享他们的利益，因此当一个国家有可能成长为他们对手的时候，会想方设法加以遏制。” 大国机遇抵御“陷阱”

尽管面临多重风险，但受访专家依旧认为，只要处理得当，中国完全可以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最大的优势在于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13亿国民的潜在需求是我国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其能不能及时有效地释放是避免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这也是小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所不具备的条件。”王小广说。

“大国因素很重要。”刘元春也持同样观点。他向本刊记者谈到，此前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多为中小国家，或是人口有限，或是经济总量有限。

“小国很脆弱，没有自己的产业体系，没有纵深度，没有规模，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所以当中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外贸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的时候，可以发现中国的规模化效益大幅度显现。”他说。 而迟福林则将这种规模优势归纳为四个方面。

其一，城市化将带来巨大的投资消费空间。他认为，过去30余年，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是形成许多矛盾与问题的根源之一，而今后中国的城市化率将呈现加快推进态势。

“有研究认为，未来几年我国城市化率有可能以年均提高1.1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推进，到2015年达到53.5%左右。”迟福林估计，城市化率对投资的弹性系数为1.9，这意味着带来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累计将达52.8万亿元左右，年均超过10万亿元。

其二，拥有7亿人口的中国农村，是未来世界消费版图上的最大亮点。迟福林表示，从近几年的发展看，我国农村消费正处于加快启动的时期。“尤其是在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政策刺激下，农村消费潜力开始释放。如果农村消费水平能够在未来10年达到城市当前的消费水平，根据2008年数据静态测算，农村每年将新增2.7万亿元的消费规模。”

其三，中西部发展空间巨大。我国中西部幅员辽阔，但相当多的地方仍然处于欠发达状态。从发展角度看，意味着这些地区的投资需求巨大。

其四，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带动新兴产业发展，可以带来巨大的消费空间。迟福林以文化产业为例，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仅占GDP比重的2.5%，远低于美国的25%、日本的20%以及欧洲的10%～15%。未来5年，如果文化产业增加值提高到5%以上，文化产业的增加产值将达到3万亿元，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新的支柱产业。 不仅如此，由于我国社会转型刚刚起步，因此社会需求拓展的空间同样巨大。

迟福林说，我国前30年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社会转型才刚刚起步。未来5年加快社会转型，推进社会建设，既可以缓解社会矛盾，释放社会压力，又可以带来巨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仅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例，未来5年要初步实现均等化目标，大致需要投入20万亿元的财政资金，使居民消费率提高3～5个百分点，将有效地促进我国走向消费大国。”迟福林指出，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转型而推进的社会建设，有利于在主体多元化的格局下理顺社会利益、优化社会结构。如果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在未来5～10年达到总人口的40%左右，就可以初步形成一个“橄榄”型社会，夯实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此外，我国在发展进程中独有的制度红利也不可忽视。迟福林认为，未来5年是我国改革的关键时期，一旦改革有实质性突破，被某些传统体制抑制的发展活力将被有效释放出来，由此将极大地拓宽经济社会发展空间。

在应对外部风险时，大国优势也会表现得十分明显，采访中，多位专家对记者表示。因为中小国家实力弱，在遭遇外部挑战时，很难在利益博弈中占得先机。而中国则不同，既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又能凭借自身的大国实力去争取利益。“不仅仅是利用全球化，还可以导演全球化。”

“传统的动力源泉还没有完全枯竭，而一些新的增长机制又开始显现。”刘元春认为，这使我国具备相当多的有利条件，足以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不出现大的冲击，按照当前的发展形势，我国有可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再用10年左右时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迟福林认为。

一周网淡：网民力挺提高贫困线标准（三卿）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1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2055字

本周，两会是网民关注的中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不少议案提案成为网民热议话题。比如，政协委员沈雯建议提高贫困线标准的提案；同时，网民对从两会上传出的廉政建设方面信息高度敏感，比如，省部级以下不配专车，今年将首次对“裸官”登记管理等信息，均是网民关注度较高的热点。 网民力挺提高贫困线标准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沈雯在递交的提案中称，目前人均年纯收入1196元的贫困线标准太低，使过亿居民人为“被脱贫”，建议把现有贫困线至少提高一倍至2400元。这份提案经媒体报道和网络广泛转载后引发网民热议。不少网民赞同提案中的观点，认为贫困线标准制定应与时俱进。也有舆论认为，贫困线标准的制定应考量国家的整体财力。 “标准”应与时俱进

有网民表示，政协委员提案关注贫困线标准，折射出“穷人经济学”的要义。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国家也几次调整贫困线标准，但是应该看到，，相对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物价上涨幅度，贫困线标准的上调速度仍然显得过于缓慢。

有网民说，贫困线标准的上调速度落后于经济增速和物价涨幅，其必然结果就是贫困人口数量被低估。一些名义上已经脱贫的人群实际上可能仍然很贫困，却因为收入超过贫困线而失去获得政府救济的权利。如果这种不协调得不到重视和解决，可能阻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网民认为，贫困线标准不仅与社会公正有关，更与经济发展伦理相关。因此，与时俱进地提高贫困线标准，扩大扶贫救济的人群，不仅是当前改革收入分配的题中应有之义，台情合理，而且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线”该如何划定

对于贫困线究竟应该如何划定以及解决贫困问题，网民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建议。有网民提出，建立贫困线标准与物价联动、与地区差异相适应的机制。有网民主张建立贫困线标准与物价水平相联系的机制，当物价上涨到一定程度时，自动修改贫困线标准。

有网民说，贫困线标准应因地制宜，综合物价指数以及社会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消费水平高的地区，贫困线标准可以高一些，反之标准可以低一些。一些网民提出，贫困线的设定可以借鉴最低工资标准，由全国设定基本贫困线，同时允许不同地区根据不同人群，实施差异调整。

另一些网民提出，我国现有的贫困线标准的目标是保障贫困人口的“生存”，而未来提高贫困线的着眼点应落在“健康生存”，即满足让人生活健康的标准。我们不仅要关注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贫困人口的发展问题。

也有一些网民提出，提高贫困线标准确实是惠及民生的重要举措，但也应充分考虑国情，不可盲目提高标准。 网民：对“裸官”监控应更严厉一些

据媒体报道，日前，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在接受采访时称，今年我国将首次对“裸官‟进行登记管理。报道引起网民关注和热议。网民在对中央这一举措表示支持的同时，也纷纷表达对其效果的担心。

有网民说，为防止贪官外逃，有些地区采取了官员家人出国申报制度，国家也通过多种渠道缉拿外逃官员，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贪官外逃起到了抑制作用，但从外逃贪官前赴后继层出不穷来看，效果并不理想。外逃贪官中，不少就是“裸官”。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对“裸官”仅止于“登记”是没有意义的，应该监管措施更严厉一些。 有网民提出，虽然不是所有“裸官”都一定是贪官，但把老婆孩子都送到国外定居，至少表明该官员及全家用“脚”投了自己国家一票，表明他们对自己国家没有信心。因此，建议国家对“裸官”立法，取消“裸官”在政府的任职资格。还有网民表示，建议对“裸官”进行重点财产审查，调查其送妻儿出国定居的途径和资金来源。同时，将“裸官”登记信息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网民：“省部级以下不配专车”做得到吗?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原副书记李宏透露，近期中办、国办下发“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规定，省部级官员提升职务后不能换车，省部级以下单位车辆不固定到人。对于这个公车改革新规，网民总体上给予了比较正面的评价。

不少网民表示，公车改革终于出台了省部级以下不配专车的规定，如果真能落实，那将大大节约行政开支，值得期待。但也有不少网民表示对这个新规信心不足。有网民说，省部级以下不配专车听起来很好，可谁去抓落实，又如何抓落实？有网民说，名义上不是专车，可县委书记用的车别人敢用吗？无人敢用也就成了事实上的专车，这种情况怎么管？

不少网民表示，严格规定配备专车级别是公车改革和管理的重要内容，但希望中央在严厉打击公车私用方面出台铁腕举措。有网民说，建议所有公车统一标识并标明监督举报电话，方便广大人民群众和媒体监督。同时，配套出台一个公民检举奖励制度，这样，既可解决对数量庞大的公车监管难的问题，又能对敢于公车私用者起到震慑作用。 “中性偏紧”治理通胀新周期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1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3993字 防通胀成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首要国标，已成共识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胡作华 黄玫 姚玉洁 罗博

“稳定物价”与“限购令”，一度是2011年全国两会开幕后排名“两会话题热榜”前两位的焦点话题。

3月6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目前物价上涨趋势已逐步平稳，有信心保持今年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此前，统计部门经对统计方案的权数构成进行适当调整之后，公布了2011年1月份CPI为同比上涨4.9%，低于社会上预估的“达到5%以上”。3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月份CPI同比上涨4.9%。

但是争议仍然存在。现阶段通胀的特点是怎样的？其走势将会如何发展？现行一些领域实施“限购”的做法能否控制涨价预期？尤其是以“限购”对付涨价的手法，业内人士见仁见智，观点别出，深层次治本之策仍待各方面开创性研究。 新一轮通胀周期到来

“2011年上半年的物价调控压力是比较大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考虑到去年CPI走的是快速上扬态势，年初的低基数将对今年上半年的CPI同比涨幅产生影响，一旦出现气候或其他涨价因素，个别月份CPI同比涨幅很容易达到5%，甚至接近6%，形成较强的政策调整压力。

就在几个月前，我国CPI已在2010年11月份出现一个阶段性高点：5.1%。这是近28个月以来最高点。一些专家发表观点认为，我国物价正处在由结构性上涨向全面上涨扩散的关键时期，CPI与PPI已由交替循环波动在2010年下半年变为同步上升的趋势，增大了未来价格上涨的压力。

“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不再是令人担心的事情。”接受《嘹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说，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主要是出U增速下滑，受外部环境改善、政策刺激和低基数等因素影响，去年以来出口回升明显，经济增长势头已经确立，2011年经济增速肯定会高于9%。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提出，从全球贸易环境看，尽管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仍在低位波动，全球贸易形势仍不乐观，但我国对美、日和欧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已在迅速恢复。2010年前11个月，中欧、中美、中曰双边贸易总值分另4增长33.3%、29.5%、24.9%。 巴曙松认为，今后一个时期，保增长与防通胀不应再是并列的话题，防通货膨胀应在经济工作中占更大的权重。从历史经验看，经济从低位刺激起来，往往伴随有通胀压力。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也认为，2011年是新的五年规划开局之年，地方发展经济的热情很高，防通胀比保增长对经济压力更大。

曹远征对近30年的通胀问题进行研究对比后提出，本轮通胀跟过去不一样，原因很复杂，有流动性过剩因素，也有成本推进和输入性通胀因素。市场上的三个关键指标，即一年期存款利率低于CPI，一年期贷款利率低于PPI，按揭利率低于房价涨幅，这些都是刺激通胀的重要因素。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告诉本刊记者，这轮通胀预期的出现有着一定必然性。1994年我国实施的结售汇制度规定，外汇最终要卖给央行，央行则通过发放基础货币进行收购。随着我国融入全球市场进程的加快，央行被动投放的基础货币也越来越多，结果就是流动性过剩。这恰是中国人民银行一位高层最近提出“经常项目的顺差是目前我国通货膨胀的源头”的注解。

这位高层人士表示，由于经常项目贸易顺差过大，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央行必须购回美元，从而被迫投放基础货币，而较多的货币必然推高物价上涨。由此，新一轮通胀周期的形成似乎无可避免。 “盛宴之前 当撤洒杯”

“现在该是„盛宴之前撤酒杯‟的时候了。”银河证券研究部董事总经理左小蕾的观点获得了很多人士认同。他们分析认为，当前国内通胀预期已经形成，但物价涨幅应该还是国民经济可以承受的。预计2011年我国CPI涨幅应在4%～4.5%，高的话应不会超过2007年、2008年的物价高点。关键在于政府应尽快采取有效措施，使物价不致超出可控范围。

左小蕾认为，CPI最好能控制在4%至5%之内。推高零点几个百分点，可能在部分商品价格上反差并不明显。但是经一些渠道渲染后，会激化全社会的通胀预期，从而加剧商品的炒作甚至囤积现象，而一定时间或空间内的供求失衡，又会对整体物价上涨形成推波助澜之势。 巴曙松说，全年物价走势能否走出“前高后低”走势，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一要看国际资源价格上涨的持续性，2011年如果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走强，那么将增大对国际资源品的需求，我国面临的输入性通胀压力相应会增大；二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如果管理不当，有可能在特定时间窗口使经济呈现从快速增长到阶段性的偏热倾向，从而可能带来物价上行压力。

值得肯定的是，政府相关稳定物价的措施已在积极跟进。2010年11月21日，新华社受权发布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公布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农副产品供应、发放价格临时补贴等16项措施。12月份开始，不少商品价格出现了企稳或回调迹象，当月CPI涨幅下降为4.6%。

问题并未根本解决。2011年1月，银行业贷款投放继续呈现高歌猛进之势。统计数据显示，1月份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为1.04万亿元，尽管低于市场预期，但是随后货币当局接二连三出台紧缩手段表明，面对压力不小。

一些专家提出，由于本轮通胀预期是流动性、成本性、输入性等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光靠货币政策难以解决全部问题。同时，采取行政手段控制物价在某一时期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贸易政策的调整，改善社会的经济、贸易和投资消费结构，控制通胀预期的愈演愈烈。

曹远征说，中央及时把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为“稳健”是非常理智的。货币宽松和工资上涨一旦形成循环就很难收敛，因此当前收紧货币非常重要，这是打断循环的必须。当前的货币政策不仅要“稳健”，而且应该是“中性偏紧”。

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部总经理郭世坤认为，解决通胀问题不只是货币政策的事情，还要运用财政政策等综合性措施。对于负利率问题，政府可以选择对低收入家庭加大价格补贴力度，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按受通胀影响程度对社会群体进行分类，相应采取补助措施，使全社会对于通货膨胀的容忍度适当提高。 深层次调整向何推进

周其仁认为，流动性过剩与某些信贷投向不合理现象是互相推涨的，币值不稳定会加剧投资者浮躁心理，由于担心货币贬值，很多资金都跟去炒房地产、做风险投资，反过来又加剧物价上涨。这些问题都必须从汇率、利率形成的制度层面着手化解。如果投资者老老实实办企业、赚钱、存款，最后拿到的一直是负利息，以后还会有人安心做企业、做产品吗？

中国银监会创新部副主任尹龙说，当前货币现象中，结构也是大问题。导致物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的信贷资金没有流向实体经济、中小企业等生产领域，而是停留在流通环节。结果，一方面都说流动性过剩，一方面中小企业、“三农”乃至商业银行自己都感到缺钱，银行间隔夜利率还在不断上涨。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货币政策司副司长金中夏等人提出，以前规定国内企业必须结汇才能享受退税，现在政府是鼓励出口企业把外汇留在境外，但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原因，企业和商业银行都不愿意持有外汇。加上大量出口顺差，现在进来的外汇量太大了，所以平衡进出口已是当务之急，应抓紧研究下调关税等进口推动措施。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研究室主任曹红辉告诉本刊记者，现有的一些金融制度安排也在加大通胀压力。如，证券等直接融资不发达，企业过于依赖银行贷款，而银行贷款在流通中有着“乘数效应”；银行赢利模式仍以“吃利差（贷款利息减掉存款利息）”为主，银行存在强烈的放贷冲动；银行信贷过于集中于房地产领域，这个领域资产膨胀太快，等于是在创造货币。

曹远征说，国内银行业为什么要依赖“吃利差”，为什么放贷冲动强烈，是因为没有一个市场化的利率，存款多了压力大。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了要素市场化目标，但利率、汇率至今没有实现这一目标。调节货币政策也应尽量多用市场化途径，当务之急是要让老百姓的存款利息“由负转正”。

在他看来，汇率的问题也是一样的，要在国际上形成稳定的币值，只有通过市场来决定，所以应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第三国使用，可以鼓励东南亚、南美一些国家到香港借人民币，从中国进口机械、设备、劳务，让人民币进入对方资产负债表，成为计价、结算、储备工具。这既是为全球经济再平衡作贡献，也有助于健全人民币进出通道，缓解国内通胀问题。

曹红辉分析，现在国内的资本项目管制太多，如居民购买外汇规定不能超过5万美元，办理程序还很麻烦，客观上助长了居民手中的人民币和国家外汇储备“两头闲置”的局面，应该放宽居民对外投资的渠道，鼓励居民购汇和使用外汇。

周其仁提出，当前我国货币超发的核心问题就是汇率收储方式问题，即央行发放基础货币收购外汇。建议用国企上缴利润、土地出让金收入等设立财政性汇率调控基金，把那些已在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收集起来用于购汇，这样既能保持汇率稳定，又不影响国内币值稳定。 “此外，吸纳货币最直观与最根本的途径还在于启动投资与消费，应下决心把政府和国有企业掌握的一些社会性资源向民间开放，进一步开放民办教育、民营医疗，而不是把进入钢铁业和煤炭业的民间资本赶出来。”周其仁说。 公车改革两大难点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1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2061字

难点一，如何依法做到公车信息公开，让人民知道准确的公车数量以及公车费用；难点二，如何在制度上摆脱公车使用者自己监督自己的困境 文／南辰近期，关于公车改革的“给力”消息不断传来。财政部日前根据《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出台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预算决算管理办法》，从预算决算关口加强对公务用车的管理；3月5日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则强调，2011年（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等支出原则上零增长，切实降低行政成本；北京媒体报道，监察部有关领导在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时表示：今年“对公车第一步要规范，规范公车的编制，规范其使用范围，严禁公车私用，在这个基础上还要推进公共用车的改革。”

笔者认为，这一系列信号印证了党和政府进行公车改革的巨大决心，显示了公车改革将逐步深入推进的大势以及在民意大潮下的不可逆转性。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沉寂多年的公车改革此轮终于“挂上挡”了。然而，公车改革光是上面政策“给力”还不够，要想真正前行，还要执行者脚下真“给油”才行。

当前，公车改革的第一大难点就是如何依法做到公车信息公开，让人民知道准确的公车数量以及政府在公车运行上到底花了多少钱。此前，曾经有很多媒体报道过国内公车每年采购和运行的天价成本，但是一直未能得到权威部门数据的回应。这直接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公众舆论对模糊估算的公车数量和天价数据宁可信其有；二是公车改革的“原点坐标”没搞清楚，这样一来，改革目标就容易长时间局限在不增加这种模糊的初级目标上，难以精确地实现大比例削减的最终目的。

北京媒体近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表示，向社会公开公车数量不是难事。北京将在3月底得出去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的情况，并进行审计，由此掌握党政机关的各方面开支。届时，北京市的公务用车数量便可向社会公布了。将通过“谁申请向谁公开”的方式实现透明化。笔者认为，北京市的做法符合民意期待，也给其他部门公车数量和运行成本公开化、透明化带了个好头。 北京市治理交通拥堵综合措施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北京市各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不再增加公务用车指标。但是以网民和群众的呼声和本轮公务车改革的方向衡量，这应当只是北京市公车改革的“最低标准”。下一步，应当明确北京目前的公务车保有数量，并顺应全国公务车改革的大方向，继续降低北京市公车配备的标准和公车的总数量。

财政部公布的《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预算决算管理办法》也指出：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审核批复本级各部门年度决算、汇总编制本级和本地区部门决算时，应当统计汇总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增减变动和预算执行情况，并就有关情况作出说明。笔者认为，这将从制度层面促进公车相关数据的公开和透明，让公车改革的“原点坐标”逐步变得清晰。

公车改革的第二个难点就是如何在执行关节实施有效监督。目前，各地都有自己的高招，有的统一贴上公务用车的标示，有的要给公车安装GPS等。笔者认为，监督公车使用就要加大引入外部监督的力度，并严格控制监督成本。原因不难理解，虽然GPS这种高科技手段可以在技术层面实现精准监督，但是在制度层面，如果依然是公车使用者自己监督自己，再好的高科技也可能“哑火”。还要考虑到一部GPS和一个不干胶公务车贴的价格相差万倍，公车本身如果已经花了10元钱，还要再追加5元钱用于监督，这明显是一种“高成本车改”，推广空间显然不大。而公车“付费私用”如果缺乏公车改革力度的同步加大，就容易沦为对公车滥用的妥协和退让，更不是良策、长久之策。 公车改革还有一层应有之义是遏制公务车成为特权车、霸王车。在这方面，北京目前正在进行有效的尝试。在为期五年的“文明交通行动”中，闯红灯、强行超车、非法占用应急车道和公交专用车道等开“霸王车”的行为将受到严打。熟悉北京交通情况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在以上这些“霸王车”行为中，有一些就是开着各大部门公务车的司机。这些特权思想严重、拿交通违法当儿戏的司机败坏了公务车辆在百姓心中的形象，急需受到严格约束。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现在，即使是汽车厂家也意识到公务车的某些“负面”效应。前不久，一位豪华品牌合资企业的中方老总就坦言，对进入公务车采购不怎么感兴趣，因为怕网民反感，对品牌产生负面效应。笔者认为，未来，公务车市场的采购主力应当面向自主品牌厂家产品。就像印度，官员齐刷刷坐国产品牌的白色公务车，舒适程度也就等同于夏利。这应当是未来公车改革另一个重要的前进方向。而当官员们乘坐自主品牌车时，自主品牌形象的树立也会达到全新的高度。

综合看，公车改革是精细化管理、科学管理的系统工程，技术核心方向是合理压缩公务车全流程的各项开支，政策核心方向则是以公车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作风转变，公车数量和支出费用公开则是改革深入进行的大前提。明确这些，公车改革才能挂挡给油，真正开起来。 公立医院改革“猜想”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1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5746字

这个“不代表卫生部党组意见”的顶层设计，指向了当前公立医院改革在一片迷茫中各显神通的尴尬，可能引发相当深刻的利益格局调整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冉燃

被质疑为“纸上谈兵”的公立医院改革，可能迎来新的转折。

3月8日，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医改在„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框架下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就公立医院改革而言，尚需一个有活力的顶层设计，以真正让600万医务工作者作为改革的主力军参与进来，而不是目前这种观望、徘徊甚至反感的态度。”

在黄洁夫的设想里，这个顶层设计应当以完善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为突破口，以调动全体医务人员积极性为主要手段，最终达到深化公立医院体制机制改革的目标。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曾撰文称，在系统工程学中，顶层设计是指理念与实践之间的“蓝图”，其总的特点是具有“整体的明确性”和“具体的可操作性”，在实践过程中能够“按图施工”，避免各自为政造成工程建设过程的混乱无序。

显然，黄洁夫所说的顶层设计指向了当前公立医院改革在一片迷茫中各显神通的尴尬，可能引发相当深刻的利益格局调整。 公立医院改革迷雾未散 这个顶层设计的表述，浓缩着社会各界数十年来对医疗卫生行业的争论、实践与期盼。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国家政策的倾向和社会舆论的偏好，中国公立医院的改革几经沉浮。盖因社会尚未对医疗卫生行业的性质达成共识，对“产业性”还是“公益性”的定位争论不休。

2009年新一轮医改启动之后，社会对此仍聚讼纷纭。比如，对中国医疗卫生领域暴露的种种问题，“政府主导”派认为是“市场化”之过，“市场主导”派则坚称“市场”从未真正获得机会，恰恰是“市场化”不够所致。

业内人士指出，这直接导致公立医院改革在新医改的5项重点工作中起跑最迟，且因方向不明而各行其是。

2010年2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公立医院改革的发令枪终于鸣响。

此后的重要动作包括颁布《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2011年度主要工作安排》等文件，提出以县医院为突破口进行公立医院改革等。而就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有关部门拿出了预约挂号、优化服务流程、建立分级医疗制度、按病种付费等多项办法。

一些医卫界全国政协委员认为，“这些文件都对，但又都没用”，公立医院怎么改革还是没有具体思路，“不知道我这个院长能做些什么”。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副阮长林野告诉本刊记者，目前公立医院改革的一些措施，如优质护理服务、预约诊疗、无假日门诊等，医院都在做，但这似乎只是在加强医院管理，并未触及根本。

更重要的是，不少医卫界全国政协委员对集纳了全国最优质医疗资源的公立大医院，在此番改革中几乎呈“作壁上观”的状态并不满意。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原院长俞光岩对本刊记者说：“大家都说今年是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年，但我感觉如果按照目前的思路，很多公立大医院还可以再睡两三年觉，没我们什么事。”

来自16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的信息也暴露信心不足的问题。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去年在博客上发表《公立医院改革步履艰难》的文章：“我估计，余下的20个月要完成试点的任务恐怕很难很难，几乎难以完成！我认为，投入是一个问题，方向不明更是妨碍公立医院改革进程的原因。”

廖新波还表示：“如果方向相反，只能越走越远。如果方向不明，就如同百米冲刺，发令枪响，运动员朝着各自的目标方向跑，结果是弥散在运动场中。”

有关部门则迫切期待公立医院改革尽快取得突破。3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1年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安排》（下称《工作安排》），旨在“加快公立医院改革步伐”。

卫生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协调工作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向媒体表示，“以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部署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在改革开放30余年来尚属首次。”

《工作安排》明确将改革节奏调整为“点面结合”、“边试边推”。而有业内人士指出，从最初的“三年试点摸经验”到“一年试点，一年推开”，再到“加快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已经两次提速。

面对第三次提速的推力，这个“不代表卫生部党组意见”的顶层设计构想能否驱散当前公立医院改革的迷雾？公立医院改革能否经由这个设计完成各项“规定动作”？公众又能否从这个顶层设计分享到渴盼良久的新医改甘露？ “„包养‟，医院肯定不行”

这个顶层设计的构思，与目前强调公立医院的公益性，特别是政府足量投入以确保公益性的观点并不吻合，后者认为，只有政府结结实实地把医院办起来，才能让老百姓病有所医，才算尽到政府责任。 黄洁夫提到，目前社会对公益性的认、识存在3个误区：

误区一：现在的公立医院没有公益性。在黄洁夫看来，无论世界上哪一家医院，从职业特征上就界定了其是公益性的，“这没什么好讲的，医院就是公益性的，无所谓回归公益性。”

误区二：公益性就是全福利性，即免费获得医疗服务。黄洁夫表示，政府的责任是把医疗卫生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给广大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说医疗卫生事业是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服务应该是带有部分福利性质的公共产品，之所以是“部分”，在于要对穷人等进行救助，但对大多数人来讲则是要出钱的，有钱人还要多出钱，“这样才能使每个人都能够看病治病，才能保证尊严和公正。”

误区三：医疗服务市场不赚钱的才是公益性的。黄洁夫说，公立医院进药要钱，买设备要钱，它离不开市场。“我们很怕讲市场，但既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那就应该用市场的机制和手段去培育医疗市场。政府则要靠制度设计和监管的双管齐下实现公平和效益的统一。”

“有人问我公立医院改革是不是国家要把医院包起来、养起来，我想不要问这个问题了，政府肯定包不起来。„包养‟医院肯定不行，也不是医院发展的诉求。”

黄洁夫解释说，目前美国人均医疗卫生费用是7600美元，而中国跟美国的用药水平大体一致，这意味着即便政府想包也包不起来，国家什么都不干也包不起来。

中国曾在计划经济时期推行过一系列带有福利倾向的卫生政策，具体到公立医院，政府即采取包工资，包经费、建设费等做法，以维护医疗卫生事业的“福利性”。

“如果走收支两条线、包起来那条路，肯定要走回到上世纪60年代，我是那个年代做医生过来的，那个时候吃大锅饭，看一个病人、看一百个病人都是拿一样的钱，任何医院都不愿多收病人，因为收病人越少医院就越节省，如果政府把医院重新包起来，那就回到老路上去了，将是巨大的倒退。”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军区总医院田伏洲教授对本刊记者评论说。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通过增加财政来养公立医院，实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这完全是个神话。”

朱恒鹏分析说，一个医院若要长期持续经营下去，收入必须弥补成本，并且能够支付有吸引力的、好的医务人员的收入，这样的收人如果不是来自患者和医保的支付，那就只能长期依靠财政补贴。“如果医院的收入全部来自于患者，它就必须让患者满意才能挣到钱；若其收入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财政，它的主要任务将是让行政主管部门和领导满意，患者是否满意不是其首要考量因素。两者孰优孰劣显而易见。” 让公立医院动起来

这个顶层设计构想如得以实施，将冲击公立医院现有利益格局，迫使公立医院动起来，甚至是自我转型。

黄洁夫表示，公立医院的弊病就是带有垄断性质、缺乏竞争，缺少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为此，他提出一个类似教育部“211”工程的建议，即遴选3000家左右的各级公立医院，由政府“包”下来，其他医院则松绑、放开，允许社会资本参与。

本刊记者获悉，目前中国共有2万多所医院，其中公立医院1.5万多家。在这些公立医院中，政府投入约为医院收入的7%～15%，剩下的运营费用都要靠医院去挣。“如果一直这样下去，这个结就还是解不开。”黄洁夫说。

按照黄洁夫的想法，“

2、

1、1”分别代表2000所左右的县级水平的医院、1000所左右的省市级医院和100所左右的国家级医院，这个评定应该公开、透明，让人民群众，特别是医务人员广泛参与，而不是由官方来评定是否人选。“为了创建这3000来家„211‟医院，各级医院都会动起来，医院就会拿出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措施来。”

比如，县级医院包括县中医院、县人民医院等，数量很多，如果是一个好的评定机制，那就可以调动县级医院的积极性。而这2000家县级医院应该能够覆盖70%的农民，为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同时，地方财政也能够支持得起。

再如，挑选100所左右的国家级重点医院，这些医院代表国家的医疗水平，也能够提供一些特殊服务，如外交需要等。“当前公立医院几乎垄断全部医疗资源，越大的医院垄断的资源就越多，排的队也越长，它们缺乏竞争，没有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但在一个妤的评定机制下，它也必须有所动作。”

黄洁夫说：“„211‟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但这不是随便想出来的，而是我和卫生部负责医改的马晓伟副部长几经探讨、根据政府财力测算出来的。”

针对这个“211”医院的设想，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教授凌锋表示，“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想法，也是三年攻坚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而对目前16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的前景，有全国政协委员认为：“我已经能够预料到不会有太多的结果，因为设计上就没有太多的结果，也就是皮皮毛毛。” “要真正给民营医院松绑”

这个“大胆的”、“有操作性的”顶层设计，还将面临社会对民资办医的“警惕”——除3000多家“211”以外的医院都将进入市场，这个安排很可能招致抵触。

此前有评论指出，即便是对国企垄断抱怨不断的社会公众，亦有相当多人将民资办医视若洪水猛兽，在他们的心目中，“公立”、“国有”等字眼似乎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而凡是民营医院，就是要营利的；凡是要营利的，就是打算昧着良心赚钱的。 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民营医院建起来后，它首先就会开始搞赢利。”

该委员举例说，他们医院一位B超医生退休后跑到民营医院，去了一个星期，B超医生就被院长叫到办公室，院长说怎么搞的，前列腺都是正常？那不行啊，那大家吃啥？今后必须保证前列腺有40%的肥大。于是，B超医生的片子就开始从前列腺正常变成轻度肥大等，这样的片子送到医师那里，医师就有了开药的理由。

黄洁夫说，民营医院的一小部分确实是靠虚假广告骗钱，但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是民营医院没有相应政策支持、发展受到限制。“你要相信大多数的民营医院是好的。在我去过的民营医院，我看到大多数的收费都比公立医院低，浙江甚至还有专门收治精神病人的民营医院，而精神疾病属于公共卫生范畴，我挺感动。”

黄洁夫表示，不能只是在口头上讲一讲鼓励、支持民营医院，而要真正给民营医院松绑，以办好民营医院。如此一来，才“不至于我们一谈到民营医院，就联想到虚假广告，就很害怕”。

黄洁夫说，台湾的经验证明，民营医院的发展大有必要。据他介绍，台湾在实行全民健保之前，80%是公立医院，在1995年实行全民健保后，情况调转过来，公立医院不到20%，而且它的民营医院竞争力很强，比如长庚医院的医疗水平就超过了政府举办的台大医院。 黄洁夫表示，可以通过资产置换进行区域性的结构调整，参照国企改革的经验教训，鼓励、吸引社会资金和外资参与医疗事业的发展，扩大优质医疗资源的供给。“在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并且不断增值的基础上，迅速将医疗卫生事业的蛋糕做大，这样才能使所有医院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保证其经济效益。”

谈到保证医院经济效益的理由，黄洁夫说：“没有一个赢利手段，没有一个激励机制，没有一个随着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医务人员待遇收入越来越高的基础，谈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就是空话。”

黄洁夫强调，有关政策应保证民间资本在进入后能分到蛋糕，这样才能激活民间资本的积极性，从而解决医改需要大量资金的难题。同时，还要保证“分到的是做大的蛋糕中的一份，而不是原来的一份”。

无疑，在这个顶层设计里，公立医院的产权改革将是一个难以绕开的话题，而社会对医院产权改革的记忆并不美好。比如，在医院产权改革沸腾的2003年，不少地方政府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名头下，纷纷“甩包袱”，加入到所谓“国退民进”的拍卖盛宴、改制狂欢中，后大多遭到质疑乃至清算。

但一些研究者认为，新一轮医改对基本医疗保障、对基层医疗机构等的大举投入，为重提医院产权改革奠定了基础，因为收支两条线的计划经济式管理是条死胡同，产权改革方案却有希望闯出一片天，从而完善医院运营机制和管理水平。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国恩去年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国有资产会不会流失，本质上是转制中的资产评估和监管执行力度层面的技术问题，不是所有制本身的问题。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但不是无法规避或减小。事实上，观察各地的医院改制，大多情况是，改制后的国有资产不仅保值增值，而且幅度大大超过预期，宿迁医院改制、昆明医院改制等都是如此。”

种种迹象表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已是势在必行，作为此项改革最大的难点之一——公立医院改革无从回避。这意味着，目前这种“下面等上面政策、上面等下面经验”的彷徨状态需要尽快结束。

而在这样一个大国崛起、财政增收的年代，打破医疗行业的行政垄断、提高社会公众的医保水平，已经如箭在弦。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份锐利的顶层设计构想，其考验的，不光是相关人士的改革智慧，更考量着他们的改革意愿。 走出生态城误区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1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1936字

生态城镇与常规城镇的一项重要区别是在社会和技术领域、以及制度上的创新 文／于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学术交流部首席研究员）

迄今为止，对于生态城镇，世界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在建设过程中，人们应当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减少到最低，以保证生态环境仍然具备自我恢复能力。

2010年11月份，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对全国的地级以上城市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生态城市已经成为各城市政府的重要工作，83%的城市将生态城发展作为城市长期的战略目标。

同时，调查也显示了中国生态城镇建设普遍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是唯技术论，忽略生态城市社会和环境。多数的城市在建设生态城时，虽然政策上谈到促进社会和谐的发展，在生态城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上也确实包括了相关社会进步的问题，但没有具体的工作，基本停留在口号或指标上。在生态环境保护上，有些生态城甚至假借生态之名，行破坏生态之实。生态城镇的建设本应避开生态敏感地段，但一些地区生态城镇建设选择在生态保护区或生态敏感区内，不仅对现有的生态环境遣成破坏，还可能带来洪水、山体滑波、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风险。

二是政绩评估体系影响发展模式转型，价值导向影响生活方式转变。目前整个政府的评估体系、方式、模式与生态城镇发展所要求的发展模式的转变并不配套，财税和投资体系所产生的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对生态城镇的建设也有很大影响。在生活方式上，目前价值导向出现很大误区。比如，一些先富裕起来的人追求欧美发达国家消费方式，比如大排量、排放污染严重的汽车。10多年前中国多数城市都可以看到“节约每一滴水”和“节约每一度电”的宣传。近几年这类宣传从许多城市，特别是一些大城市消失了。一些专家、学者和媒体更多考虑如何在人均用水量、用电量上向西方国家水平看齐。中国许多城市属于严重缺水的城市，中西生活方式也不一样。用水和用电等应当是以能够满足需求，实现舒适度为标准，“节约每一滴水”和“节约每一度电”的宣传应当重新出现在所有的生态城镇。

三是创新能力制约生态城镇的发展。不少生态城镇所谈的创新，只是对绿色建筑、再生能源等新技术的运用。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的调研发现，只有少数几个城市考虑了在运用绿色技术的过程中与本地的气候、地形和环境特点相结合，进行本地化调整，使绿色建筑具有地域性，并体现当地的风土民俗和传统文化。在新能源开发上需要创新，运用上也需要考虑结合本地区的气候条件，并非所有的地区都适合风能或太阳能。生态城镇的建设不能完全照搬他人的做法。

四是规划理论和手段滞后社会经济发展。生态城镇发展也需要城乡规划创新，比如在区域规划和总体规划的层面上，需要分析和发掘一个区域的物质流走向，控制一个地区的物质数量和质量，考虑物质利用后，其废弃物能够成为另外的资源，得到进一步的利用和处理。在城乡规划的微观层面上，在考虑城市美学的同时，考虑风向、阳光等自然环境因素布局，实现建筑节能和环保。在土地利用上，需要重视混合发展，提高密度，空间布局应当有利公共交通的使用。混合的概念应当是大概念的混合，产业、商业、住宅、商业、休闲等等混合在一起，以此减少各种类型的出行需求。在规划管理上，对于居住区进行绿色建筑、绿色照明、绿色出行和其他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等要有控制性和鼓励性的措施，以及相应的补偿机制。

五是小城镇发展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生态城镇应当发挥小城镇在我国城镇体系中、在城乡经济发展中所应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功能，实现小城镇服务于乡村，联系城市的枢纽作用，发挥小城镇传递大中城市向农村经济辐射的功能；解决上亿农民流向大城市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和城市问题，包括城市的交通，每年春节的民工潮，农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等。至今为止，中国生态城镇建设针对小城镇，特别是对现有小城镇进行生态化的规划，促进其生态经济发展的并不多见。现有小城镇的生态规划和建设既吸引不了国内主要的规划机构的重视，更不用说国外的咨询机构。

六是在建设成本上存在误区。生态城镇不一定都是高成本的。比如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简单措施，例如楼房南、北朝向和通透性，形成穿堂风就能够起到节能作用等。曾经有一个英国的城市设计学者到中国，参观了不少20世纪90年代以前建设的住宅小区。当他看到中国这些小区内几乎所有的住宅建筑都是南、北朝向感到很困惑，认为是一种“计划经济”的产物。而当他理解了这种朝向的住宅能够有效节能，增加日照时间之后，他一直在大力宣传住宅朝向对节能的重要性。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生态城镇的发展之路应当更重视讲究实效、成本低廉。中国曾经有过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恢复这些传统对与中国生态城镇的发展有事半功倍之效。

第13篇：瞭望社

瞭望社2012~2013学期计划

一、瞭望社部门制度规划

本学期瞭望社部门不会进行大的变革，依旧是以社长副社长为核心，宣传部，外联部，办公室，项目部，组织部为主要工作团队的部门设置，但与之不同的是，本学期将着重加强各部门之间的配合工作，尝试改变之前各部门按活动流程工作的顺序，部门成员之间将进行更多的横向联系，特别是大一的干事。有一部分表现积极的干事，将会与社长副社长一起，对瞭望社的未来做出规划，并参与本学期的项目的指挥工作。以便完成工作重心由大二向大一交接的过程。各个部长也将遵照社团的整体发展趋势，相应地培养出自己的接班人，在瞭望社内部形成一个新的工作核心。本学期将以培养这个新工作核心为宗旨并以此工作核心为主力开展活动。加强与外界的沟通，确切落实北京高校信息平台的相关事宜，形成一个长远的工作计划，由几届社长副社长来共同实现的瞭望社规划。

二、工作计划

在沿袭以往的瞭望社全员大会和内部例会的同时，根据最新的情况，积极开展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活动，更新同学们的认知，追赶时代的潮流，本学期将重点宣传和实践“北京精神”，以“北京精神”为核心开展活动，同时也要积极取得与外界高校的联系，努力发展北京高校信息平台，实现活动的共享、经验的共享甚至思想的共享。具体活动计划如下：

（一）、瞭望社例会

本学期前两周，各召开一次全干大会和全员大会，邀请所有会员及指导老师前来参加，在会议上，宣布本学期瞭望社的社团部门规划和活动计划，并进行表彰会等活动，鼓励会员与干事对瞭望社的发展提出建议和意见，认真听取指导老师的指示。

在期末一个月前，各召开一次全干大会和全员大会，总结本学期的工作，认真进行反思，对下学期的活动进行初步的展望，同时公布新的瞭望社核心，进行工作的新老交接活动。

（二）、“北京精神”主题教育

2011年11月2日，北京市公布了“北京精神”——“爱国 创新 包容 厚德”。作为城市精神，它是首都人民长期发展建设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财富的概括和总结，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体现了首都历史文化的特征，体现了首都群众的精神文化追求。我们瞭望社本学期的主题活动将围绕“北京精神”展开，具体讲举办四次系列活动，充分宣传和实践北京精神对大学生的影响。 第一：厚德以行。厚德养人，厚德养团队。核心成员坚持不断学习，注意言行合

一、知行合一；学者为己，先让自己丰满起来。 组织瞭望社内部的研讨会，以厚德为主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讨论社团的凝聚力，讨论班级的凝聚力，以及大学生凝聚力的形成，探讨团队的力量，进行团队内部的学习。

第二：包容有信。包容有爱，包容有亲。开辟大学生国学讲坛，让国学深入校园，同时让国学深入大学生的现实生活，提倡文化的包容，提倡人与人沟通交流的包容。

第三：创新与时。把握时间，把握时代，把与时俱进的国学网络电视台节目，以及提倡推广创新理念，坚持不懈搞下去，不仅仅是北京精神，要有自己的思想觉悟，能够形成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认知，将这些认知统一起来，争取形成一个共识，或称之为“中财精神”

第四：爱国扎根。让国学走进校园，让国学走上课堂，让国学走进孩子、学生的心中，让国学落实在年轻一代人的行为实际中间。不仅仅是大学生，也可以进行更早的教育，让孩子从小就了解最新的思想。了解国学，认识国学，并学习国学。

（三）、北京理论性社团信息平台

本学期我们的活动另一个重点是活动的信息发布在北京市理论性社团暨研究生会信息平台上，通过与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及青年政治学院等各大高校的联合，我们将成立“九城一家”的腾讯微博和搜狐博客两个平台，来进行活动宣传和推广，并积极参与联谊高校的活动，力争打造信息通畅的理论性社团平台。本学期此项工作将进入实质性阶段，我们会派代表参加平台的具体细节内容，并就进一步的发展进行讨论。

（四）、“润之”杯征文活动

2012年5月4日五四青年节，将在北京召开“润之”杯红色图书读后感征文颁奖大会暨征文获奖作品出版座谈会。为此，瞭望社将在校内举办“润之”杯征文活动，鼓励大家积极参与进来，也是对五四青年节的活动规划：第

一、瞭望社向活动主办方寄送“《红色人物》画卷受赠申请表”。第

二、经主办方审核后，向瞭望社赠阅《红色人物》画卷。第

三、瞭望社组织学生阅读《红色人物》画卷，撰写读感，并将读后感寄回主办方。

第14篇：船舶瞭望

船艇正规瞭望

1 引言

海上安全对于从事航海事业的人来说十分重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增强，然而近几年来由于人们过于依赖航海仪器，忽视了主观能动性造成的海难事故却频频发生。据避碰专家对全世界二十多年来的 100 吨以上的船舶发生碰撞事故的统计结果表明，绝大多数船舶在保持正规瞭望上有失误。可见，在预防海难事故发生，确保船舶安全航行上有无保持正规瞭望已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为此笔者将就地方船员与海警部队官兵在各种情况下如何保持正规瞭望进行探讨。

2 正确理解保持正规瞭望的含义

什么是“保持正规瞭望”我想每个海员都十分清楚和了解，然而从一些碰撞事故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海员由于疏于瞭望或未能保持正规瞭望最终导致惨剧的发生。海员的这种“疏忽”、“未能保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没有正确或全面理解“保持正规瞭望”的含义。下面就对“保持正规瞭望”作如下解释。

２.1 瞭望的含义

对于瞭望（ look-out ）一词的含义，英国海事法庭法官 Willmer 曾在 1966 年 Santander 案件中作过解释，即 “ 瞭望 ” 意指： “ 对正在发生的各种情况的鉴别。 ” 而对于瞭望一词更加全面的解释则在 1972 年《规则》的第五条中得到体现 :“ 每一船在任何时候都应使用视觉、听觉以及适合当时环境和情况的一切有效的手段保持正规的瞭望，以便对局面和碰撞危险作出充分的估计 。 ” 从避碰的意义上说，瞭望主要指对船舶周围的环境和情况进行观察、了解、判断 。 为了更直观、形象的理解“瞭望”这一含义，可用下图加以说明：

由此图可以了解下列各项：

2.1.1 本船及周围的信息通过视觉、听觉，传感器（即各种航海仪器设备） ， 船内数据资料等方法、途径获得。

2.1.2 对整个瞭望过程人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所有收集到的信息都要反映给人，并由人作出各种判断或给出某种结论。

2.1.3 人与信息之间可认为是一种供求关系。当信息充分时，人可以作出判断或得出结论；当信息不充分时，人又再次去收集所需的信息。

2.1.4 瞭望的目的是估计会遇局面、发现特定目标、了解动态分布，从而最终避免碰撞事故的发生 。

2.2 正规瞭望的含义

“正规瞭望”（ Proper look-out ）是《规则》中早已使用的重要术语，并且《规则》和《 STCW 公约》对正规瞭望作了许多具体明确的规定，但至今没有给它下定义 。 我认为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正规瞭望要考虑的因素很难一一列举和概括；另一方面 ， 规则对瞭望作了详细的说明和规定 ， 在瞭望前加“正规”两字只不过是要引起广大海员的高度重视，并要求海员要符合《规则》的一般规定和标准进行正确、规范的瞭望。应该说保持正规瞭望与很多因素有关，例如：

2.2.1 船舶应根据环境和情况配备足够称职的瞭望人员。

2.2.2 瞭望人员应在恰当指定位置获得最佳瞭望效果。

3、瞭望人员应使用适合当时环境和情况下的一切手段进行瞭望。

4、瞭望人员应认真仔细地进行连续观察。总的来说 ， 保持正规瞭望可认为是海员在瞭望的适用范围内，保持对船舶周围环境和各种情况进行正规的观察和鉴别，并使这一行为处于连续、不间断的状态，以便对局面和碰撞危险作出充分估计。

3 深刻认识保持正规瞭望的重要性

3.1 从《规则》看瞭望的重要性

保持正规瞭望是确保海上航行安全的首要因素。 1972 年修订《规则》时，特别地将瞭望条款列为“驾驶和航行规则”的第一项条款。另外，在 1978 年制定的《 STCW 公约》中也将有关瞭望的规定置于首项，并就如何保持正规瞭望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从《规则》和《 STCW 公约》对瞭望作出的具体规定可以看出，航海界对于瞭望在船舶海上安全航行上的重要性已取得普遍的共识，并且把这一认识上升到了应有的高度。广大海员在实践中也认识到要想对船舶在海上航行时所处环境、局面、动态及时准确地作出判断，并采取避碰行动，能否保持正规瞭望是先决条件。任何人都无法设想，一艘在海上航行的船舶在没有保持正规瞭望的情况下，能够对出现的紧迫危险局面作出判断和采取正确的避碰决策。

3.2 从海难事故看瞭望的重要性

1972 年 12 月 19 日 在阿曼湾 Horta Barbosa 轮（简称 H 轮）与 Sea star 轮（简称 S 轮）发生了碰撞。当时能见度良好两船在 14～16 海里相互用雷达观测到，且两船的航向几乎是相反的，稍有 2 ° ~3 °变化。在碰撞前的 15 分钟， H 轮上的瞭望人员与实习生都有下去叫班 。 当两船相距只有 3~4 海里时，二副离开驾驶室到海图室进行定位直到快要发生碰撞时，回到驾驶台的瞭望人员才去叫二副。结果 S 轮被碰撞后的大火所破灭， 11 名船员丧生，只有实习生 1 人幸存。从事故中，可以预见如果当时 H 轮能保持正规瞭望，二副能及时地根据当时的会遇局面采取有效的避碰措施，惨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许多船员想必还记得 1987 年菲律宾“多纳帕兹”号客船因值班驾驶员擅离岗位，中断瞭望与一艘油船相撞导致两船沉没， 2500 多人遇难的特大海难事故。以上两个血的教训，想必每个海员都有深切的感触和体会。那么就让我们引以为戒在船舶航行过程中时刻不忘保持正规瞭望。

3.3 从安全生产看瞭望的重要性

航海事业一直被认为是危险性的行业，以至于在海员中流传这样一句话“行船跑马三分险”。的确频繁发生的海难事故，对船上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海洋环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但从有关部门对海难事故的统计表明，事故的原因有 90% 以上是人的错误造成的，而错误的行为又是不正确思想方法的结果。这其中就包括部分海员在船舶航行中不重视正规瞭望、麻痹大意的错误思想。海员这种对瞭望的疏忽和不重视随时都有可能带来人命和财产的损失。“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是安全工作的世界性警句和重要方针。我国交通部门始终把安全运输放在首要位置，不断地加强和改进水运的安全管理机制。国际海事组织也建立起“国际船舶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生命财产安全是大事，生产必须安全，安全为了生产。因此，为了真正确保船舶在海上能安全航行，每位船员都应重视安全工作，重视正规瞭望。

4 综合运用各种方法进行正规瞭望

利用一切有效方法保持正规瞭望不仅是地方船舶安全航行的前提，也是公边船艇执行海上勤务的先决条件。随着航海科技的进步，可供瞭望方法越来越多，除了最基本的视觉、听觉瞭望外，还可使用雷达、ARPA、VHF、VTS、ACR、ACASC 等先进的助航仪器和设备，对船舶周围情况进行瞭望。

4.1 常用的瞭望方法

4.1.1 视觉瞭望

视觉瞭望是最基本的瞭望方法。它用人的眼睛直接去观察周围存在的一切可见物，且有直接性、快速性等优点，在各种瞭望方法中处于主导和核心地位。为此，海员应重视视觉瞭望的应用。通常情况下海员可以用视觉由近及远，从前到后，由一舷到另一舷对本船周围的水域进行仔细的观察，并搜索海面。为使海员更好地利用视觉进行正规瞭望。我认为应用视觉瞭望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4.1.1.1 积极地应用望远镜协助进行视觉瞭望。

4.1.1.2 视觉瞭望时一般先整体后局部，而后对可能构成危险的目标进行仔细认真的观察。 4.1.1.3 晴朗的白天瞭望，要防止麻痹思想。有强烈的阳光影响视力时可戴滤光镜。 4.1.1.4 夜间瞭望时要保持“夜眼”，防止眼睛从灯光处移到暗处时出现眼花或不适应的现象。

4.1.2听觉瞭望

听觉是能见度不良时一种有效的瞭望方法。因下雾、下雨使能见度降到 2 n mile 以下时，用听觉往往比用视觉早发现来船。另外，在大雾中航行也可以用本船雾号回声快速地概算出离物标的距离。

计算公式： D （ n mile ）＝ 0.09t 或 D （ m ）＝ 170t

式中： D ——船舶离物标的距离

t －—本船自发出雾号至收听到回声的时间间隔

由于声音传播受气温、风和其他因素影响比较大，因而上述的距离 D 只能用来大概估计船位之用。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由于声波在雾中传播受不同密度或不同高度雾区的影响，使声音产生折射。为此，当我们听到雾号时只表明附近有它船存在，而不能单凭雾号的方向作为转向避让的依据。

4.1.3 雷达瞭望

由于雷达作用距离远，利用雷达探测的物标不受环境能见度的影响。因此雷达瞭望是目前除视觉、听觉瞭望外，应用得最普遍的一种方法。特别是在能见度不良和夜间时更为重要。因此，如有雷达而没有使用，通常被认为是瞭望上的一个疏忽。不过我们也应认识到雷达本身也存在局限性，所以我们在借助雷达进行瞭望时应注意到：

4.1.3.1 在预见能见度要变坏时，应立即启动雷达，并注意将雷达回波与实景进行对照，以确认雷达的工作状态。

4.1.3.2 根据本船船型、航行状态、速度、视距、通航密度合理地选用和转换量程做到近处看得清，远处有了解。一般在沿岸航行可用 6 ～ 12n mile 量程；狭水道航行以 3n mile 为主，适当使用 6n mile 量程，搜索前方海面。

4.1.3.3 当遇到一些雷达无法探测到的目标时应及时地借助其他瞭望方法发现目标并消除对本船的影响。

4.1.4 VHF 瞭望

随着 海运事业的发展，船舶交通密度迅速增长， VHF 在避碰中的应用越来越被航海人员重视。特别是在能见度不良，航行受限制的水域时，海员用 VHF 来了解对方的动向，从而快速地对局面和碰撞危险做出充分估计。不过近年来，从一些碰撞事故中我们也发现一些海员由于过分依赖 VHF 协调避让行动而疏忽了正规瞭望及采取正确措施从而失去了避让的宝贵时间，最后造成紧迫局面和碰撞的发生。因此，我们在用 VHF 进行协助瞭望时应扬其长处避其短处，使 VHF 在协助瞭望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4.2新型的瞭望方法

随着自动化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现代航海技术被应用于船舶上，这对于加快船舶自动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应用于船舶避碰提高船舶安全性的一些新近的航海技术有： ARPA、VTS、ACR （自动报向仪）、ACASC 自动避碰系统等。新近的航海技术在应用于避碰和改善瞭望效果，保障航行安全上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相信随着一些研究的深入和技术的日趋成熟，这些新型的航海技术将成为海员保障船舶安全航行的得力助手。

综上所述 ，瞭望的方法很多，但我们决不能厚此薄彼。只有把他们有机的结合起来，并根据船舶当时所处的环境合理地利用才能取得最佳的瞭望效果。

5 采取各项措施保持正规瞭望

上面已经对船艇保持正规瞭望的含义、方法、重要性等进行了探讨，那么在实践中海员应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去完成好正规瞭望这一项工作呢？由于本人既将从事航海工作的船艇—公边艇属于公务艇。因此下面笔者将对海警部队所属船艇在保持正规瞭望上的通常做法和需加强改进的地方作一些探讨。

海警部队所属的各种吨位的船艇机动性、快速性、操纵性好，导航仪器先进但种类单一，值勤海域复杂。因此，我认为对于各级船艇指挥者和艇员来说在保持正规瞭望时应充分考虑公边艇以上特点，并努力做到：

5.1 加强教育，认真执行各项规则

保障船艇安全是船艇一项经常性工作，同时也是公边船艇履行各项职责的首要条件。为此，海警部队所属各类船艇应加强全艇安全教育工作，通过查思想、查纪律、查制度使每位艇员在思想上充分认识船艇安全的重要性，特别是保持正规瞭望的重要性。此外，还应使每位艇员树立良好的船艇安全航行观，在各自战位上严格按照《规则》、《公安边防船艇条令》及各项规章制度行事，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正规瞭望，确保船艇安全无事故。

5.2 协调各方因素，获得最佳瞭望效果

要使公边船艇在各种情况下获得最佳瞭望效果，就必须在瞭望人员的分配、瞭望位置的确定等方面从海警部队的实际出发，协调好影响瞭望效果的各方面因素。

5.2.1 瞭望人员的资格

为了 保证正规有效的瞭望，地方船舶担任瞭望职责的人员一般由驾驶台航行与停泊值班的驾驶人员和水手充当。但对公边船艇而言，能够独立担任瞭望的人员应该是具有一定的航海实践经验，并且能够熟练使用各种助航仪器设备的警官、士官或已通过专业兵独立值更考核的士兵担任。这样再结合艇员各自执掌的武器装备、技术器材和自各在船艇部署表中的职责来看，具有瞭望资格可安排进行瞭望的艇员有：雷达兵、信号兵、操舵兵、枪帆班长、装弹手、瞄准手、副艇长、艇长。

5.2.2 瞭望人员的责任

针对 公边船艇的特点，可将具有瞭望资格的艇员分为协助和主要瞭望人员。协助人员有枪帆班长、装弹手、瞄准手组成，其责任是把瞭望到的号灯、号型、船艇大小、种类及其它情况报告给主要瞭望人员，尤其是主要瞭望人员观察不到的情况应及时报告。主要瞭望人员由雷达兵、信号兵、副艇长、艇长组成，其责任是对周围环境和本船动态作全面、系统的了解和听取协助瞭望人员的报告。另外，艇长、副艇长还要对情况作出充分估计、正确判断，并采取有效措施。

5.2.3 瞭望人员的配置

《规则》中对于瞭望人员的数目和瞭望者的位置没有进行严格的规定。各类船舶通常根据本船的实际情况进行配置。近几年，随着船舶减员和助航设备的更新，有些国家正在进行一人驾驶台瞭望的试验。我认为公边船艇由于是高速艇，且多航行于沿岸和岛礁区，有时还要对目标嫌疑船进行搜索，显然在驾驶台只分配一名艇员进行瞭望是不够的。目前公边船艇一般按照船艇部署表中的相关规定分派瞭望人员，但在实际操作中执行起来有较大难度，特别是在执行任务时，一至三区域负责瞭望的人员都有其它职责，这必然影响到瞭望效果。其实对于瞭望人员的配置，只要能使瞭望人员进行瞭望时做到仔细、全面、认真、连续，就可以取得有效的瞭望。以 218A 型艇为例，可按下述方案对瞭望人员进行配置：

5.2.3.1 在能见度良好情况下航行，在驾驶台和上甲板由信号兵、雷达兵分别向船首和船尾方向进行瞭望。

5.2.3.2 在能见度不良情况下航行，应增派 5 战位第 1 名担任船首“瞭头”，第 2、3 名在船艇两舷协助瞭望，同时副艇长对瞭望人员进行督促、指导，艇长亲自指挥艇员进行瞭望。

5.2.3.3 在海上执勤时如因瞭望人员需执行其它任务，可视情减少瞭望人员，但至少应在驾驶台保证一名艇员进行瞭望。

5.2.3.4 船艇抛锚、靠泊时应严格按照船艇条令分派人员瞭望。

对于 一至四类的公边船艇可参照上述方案进行人员配置，而对于五类船艇至少应在驾驶台保证一名具有瞭望资格的艇员进行瞭望。需要注意的是，操舵兵的主要职责是操舵，只能将其视为协助瞭望，因此，在人员配置时不应将其考虑在内。

5.3 合理分配，严格落实各项值班制度

为了保持船艇正规瞭望，确保船艇安全，各类公边船艇应按照《公安边防船艇条令》严密组织值班勤务并注意以下几点：

1、副船长在安排人员担任艇值日、武装更、锚更时应合理分配，防止艇员疲劳值班和影响其日常的工作效率。

2、在恶劣天气抛锚、靠泊或防台时，夜间应由艇长、副艇长、航通长在驾驶台轮流值班，以便处理各类突发事件。

3、值班人员应将甚高频、电台打开，并配备对讲机、望远镜，夜间还应配备夜视仪。

5.4 强化训练，改进方法，不断提高瞭望水平

由于船艇具有技术综合性高的特点，如果艇员在进行瞭望时不会熟练使用各种航海仪器，那么瞭望效果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具有瞭望资格的艇员应加强航海技能训练，特别是枪帆部门有瞭望职责的艇员也应掌握基本的航海知识，并能够对号灯、号型、声响进行识别与守听。此外，由于公边船艇还存在装备落后，艇员航海技能不高等状况。因此，海警部队除了改善技术装备外，还应加强与地方航海人员的技术交流，积极地借鉴地方海员在瞭望上的好方法，好经验，不断提高自身瞭望水平。

6 结束语

在世界航运事业飞速发展，大力倡导海上安全的今天，加强和改进海员保持船艇正规瞭望，不论是对地方船舶，还是对像公边艇这样的公务船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以往的事故中可以看出，海员在各种情况下能否保持正规瞭望，不仅与用于瞭望的各种航海仪器的性能优劣有关，还与海员的个人经验、安全意识的强弱、航海技能的高低和对外界信息的感知正确与否密切相关。因此，广大海员和海警部队官兵在瞭望中应树立忧患意识，协调好各方面因素，严格执行避碰规则，努力提高航海技能并充分应用各种有效方法获得最佳瞭望效果，以确保船舶安全航行和促进海警部队更好地完成国家赋予的各项任务。

第15篇：瞭望未来

瞭望未来，规划理想

文/蓝淑华 （大一 08级汉语言文学）

前言

新东方的徐小平老师说：“人生没有设计，你离挨饿只有三天。”我们由此可进一步推出，“职业没有规划，你离失业只有三年”，可见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意义。在当今这个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开始成为人才争夺战中的另一重要的利器。有了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在职业道路上我们就已经成功了一半。现在，作为当代青年大学生的我们，只有认真、合理地规划未来，才能认识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才能不至于大学四年茫然虚度，才能认真学习到真本领，从而在四年以后的求职道路上畅通无阻，而不至于在人才济济的现代社会上无立锥之地。这学期选修了周老师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学到了很多东西，受益颇多。现在我尽力地尝试着写一份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瞭望一下自己的未来，规划自己的职业理想。

一：自我分析

我是08汉语言文学班的女生，从小对文学与语言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国高考这一独木桥之后，我很荣幸地来到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汉语言文学班学习。我是一个偏向外向的女孩，同学都说有我在的地方一定会有轻松的气氛。我擅长于跟老师同学甚至陌生人交流，我觉得那是锻炼我语言的很好的机会。学校或是班级的课外活动我一般都很积极地参加，虽然失败是常有的事。但有时我也会显得很怀旧，很忧时伤神，显得少言寡语，因此很多人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安静的女孩。性格的双面性，总是能让我体验到不同人的情感世界。

作为现代的青年大学生，我的兴趣就像我这个专业的就业方向一样，泛而不专。我的兴趣很广泛，喜欢打乒乓球、羽毛球、篮球、排球，喜欢跑步，我还钟爱书法，喜欢看小说、电视电影，喜欢逛街，喜欢有事没事写点东西。我的这些兴趣爱好加上学习，就构成了我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但有时热度只能维持三分钟。

我是一个很认真，每一步都要走得踏实的女孩。高中时，我一直坚持课前复习、课上认真听讲、课后复习，并辅佐于练习的良好的学习习惯，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现在进入大学校园，虽然逐步地改变了学习习惯，但也总是让自己感到充实。

就能力方面，高中三年我在班上担任通讯员一职，还在学校一个社团担任副会长，很好地锻炼了自己的能力，我的工作也得到了学校领导和班主任老师的认可，多次授予优秀干部称号。进入到大学校园，我在班上担任心理委员一职，虽然看起来像是一个尸位素餐的空职，但我尽量地为同学服务，另外，我还在校青协宣传部工作，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学习方面，我的专业知识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成绩在班上排名第四。尽管这样，我觉得在很多地方我还有待提高，在心理素质方面、人际关系方面、普通话方面处理的能力有待提高。

二：专业就业方向及前景分析

我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是高等院校开设的着力于培养能够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熟练掌握系统、全面的汉语言文学基本知识、理论和技能，具有较好的汉语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媒体宣传部门、司法部门、社会团体以及社区需要的优秀专门人才的一门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可在科研机关、高等院校从事研究、教学工作、有的可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可适宜在党政机关，包括报刊宣传、新闻出版、影视文化、互联网、对外交流或其他企事业部门从事语言文

字工作的专门人才，从事文学评论、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以及文化、宣传方面的实际工作。

随着近年来大学生不断扩招，如今大学生多如烂泥，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逐日凸现，加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方向泛而不专，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就业困难问题。

三：职业选择分析

（一）我的职业选项

我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我一直以来希望以后自己的职业能与现在的所学的专业对口，这样才能是自己的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的工作当中。我的职业理想到一家企事业单位或政府机关当一名优秀的文秘，从事文秘工作；其次，我很想去一家知名的报社搞编辑，创办一份学术杂志；另外，我也有意向毕业后考公务员。

（二）选择理由

（1）文秘

优势（S）：自己从小对语言和文学具有深厚的兴趣，而且文笔不错，写作能力较强；我做事很仔细谨慎而且我们这个专业选择做文秘的很多；学习汉语言文学，使我文学涵养以及审美意识方面有很大的优势；我的性格随和，能够调节整个办公室的气氛，语言沟通能力以及社会交际能力较好；身为班委以及在校青协宣传部工作，使我的办事能力有很大的提高；身在民大，和来自全国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生活、学习，可以提高自己与人相处的能力，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等等。

劣势（W）：企事业单位文秘工作对一个人的内外素质要求很高，特别是现在大学生泛滥的时期，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形势日趋严峻,民族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情况不容乐观；文秘除了需要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还要熟练的使用计算机的能力，对各种办公软件能够熟练运用，而我在这些方面的能力水平欠佳。汉语言文学课程很多，使我们接触社会的时间和机会很少。

机遇（O）：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开展，现代经济建设的进行，以及各种各样的外贸外资的涌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企事业单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提供着越来越多的文秘工作岗位。在今天，秘书已成为世界范围内覆盖面最广的职业之一，被称为现代社会的第361行。秘书这个字眼在最近几年人才市场中频频出现，秘书职位的空缺也是层出不穷的，其需求连续多年在招聘排行榜上位居前列。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特别是三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这种势头将会有增无减，同时也给社会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

风险（T）：作为一名文秘，个人的发展与企事业单位的发展紧密联系。只有企事业单位的健康繁荣发展 ，才能有个人的发展。

（2）报社编辑

优势（S）：报社编辑工作能够充分地运用我大学所学专业知识，编辑中的文字编辑应该在保证稿件用词正确、语法通顺、并且没有事实性错误方面有专长，这份工作很能考验一个人的文字工作能力，而我正好擅长高文字工作；我现在在校青协的宣传部工作并担任副部长一职，宣传工作需要写很多的稿件，使我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也渐渐对文字工作产生浓厚的兴趣；报社的工作相对稳定，很少有奔波，而且收入稳定；编辑工作能让我边工作边学习，有利于促使我终身学习的进行。

劣势（W）：一般的报社缺乏必要资金，特别是在尚未完成资本积累任务的、经济实力薄弱的报社；报社的软环境欠佳，报社的“评论家”颇多，很多人善于“评论”别人的是非；工作收入虽然稳定却普遍较低。

机遇（O）：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给报业的发展提供了许多难得的机遇，从而提供了很多的工作岗位。

风险（T）：报社里的很多文章会触及当今社会的敏感话题，搞编辑时在这方面要特别谨慎。

（3）公务员

优势（S）：公务员的工作与在各类企业中的工作相比，工作量相对较少，且在福利方面，有较好的保障。而且目前国家对公务员的重视力度在逐年增加，薪资也有所增长，因而，公务员的工资也较高。此外，公务员的工作有很好的信息优势，接近于决策的制定与传达方。还有就是在人脉关系上的优势，公务员工作能极大的拓展自己的人际交往圈。另外我觉得自己的性格很适合当公务员，家里很多的亲戚朋友都是党政机关中的公务员，自己对于公务员的工作也较了解。还有就是公务员的工作相对稳定，很少会有奔波，而且收入稳定，能很好地解决生活问题。

劣势（W）：虽然我们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很大一部分会选择考公务员，但公务员的专业很杂，什么专业的大学生都可以选择考公务员，专业的过于杂乱使工作的软环境不太好。还有就是公务员工作应酬一般很多，这对于一个女生是一个很具有挑战的工作。

机遇（O）：目前国家向社会公开招收公务员，就是给普通人提供一些公平竞争的机会，而作为大学毕业生，在理论道德修养上，以及知识水平上都有一定的优势。而且我这个专业跟公务员的工作也很对口。

风险（T）：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公务员热”，许多人都去报考公务员，尤其是许多的大学毕业生，将报考公务员作为毕业后就业的出路，因而，这一岗位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公务员考试的难度也比较大。竞争越激烈、考试难度越大，选择走公务员这条职业道路的风险也就越大。

（三）第一职业目标选项的工作内容和胜任条件

当我把自己的第一职业目标选项定位于企事业单位文秘时，我对文秘这一行业就越发关注了，我了解到作为企事业单位的文秘，工作内容包括公文管理，公司文稿起草，档案管理，日常考勤，来访接待，完成领导临时交办的任务等等。这类工作对职员的能力素养要求很高，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是其最重要的岗业要求之一，还对打字速度、各种公文写作、各种公司日程安排、日常事务处理技巧、英文口语等各方面能力有很高的要求。我觉得我通过大学四年的努力最终能够胜任这份工作，首先我觉得我谨慎而不失随和的性格适合这类工作，其次我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文字工作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一般的文稿起草之类的能够很好地完成等等胜任条件。

（四）与职业选择目标的差距

我的三个职业选项对一个人的各方面要求都很高，对我的能力都是不小的挑战，现在我在很多方面的能力都较差，我的现状与我的职业选择目标的差距还很大。首先我的计算机知识的相关运用和英语知识水平不够好，而且考虑问题比较犹豫，瞻前顾后，缺少决心。另外汉语言文学课程很多，使我接触社会的时间和机会很少等等。在今后的大学生涯中，我只有努力在各方面提高自己的能力水平，才能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

四：实际职业目标的具体行动计划

由于我并没有打算要考研，所以大学四年将是我最后的学生生涯，没有研究生的学习阶段也就客观上要求我要好好利用大学本科的学习机会，认真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培养各方面的能

力。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水平，也为了缩小与职业选项的差距，最终得以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未来的三年我是这样规划的：

2009.9—2010.1，大二上学期

学习方面，充分利用良好的校园学习环境认真学好专业知识，打下见后的专业功底；抓住与老师交流的机会，虚心地向老师请教；充分利用学校的地域优势，多余兄弟学校的同学交流，共同进步，且好好利用我们学校旁临国图的优势，尽量多看书，开拓自己的眼界。

考证方面，好好练习计算机，争取计算机二级顺利过关；好好联系普通话，报考普通话等级考试，以拿到普通话等级证书；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会考虑考驾照。

生活方面，早睡早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坚持每周进行体育锻炼，包括晨跑、打球等；合理安排饮食，使身体素质达标。（我的规划在生活方面没有多大差异，以下不再赘述）

实践方面，充分利用在校青协宣传部工作以及在班上担任职务的机会，好好锻炼自己的能力水平。多写文章，并向各杂志社投稿。另外，我还会一如既往地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包括运动会、话剧表演等等。

2010.1—2010.6，大二下学期

学习方面，这时我们基本上结束了专业课的学习，是我们在学习上全面发展的好时机，综合所有的专业知识，全面提高专业水平。学好专业选修课和校公选课，培养自己的各种兴趣。好好学习英语，注重联系英语口语。

考证方面，考英语四级证书。

实践方面，在以上实践内容基础上，我打算在这时找一份与专业相应的校外兼职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提升自己的能力。

2010.9—2012.6，大

三、大四学年。

由于距离较远，变数太大，只能将时间的跨度弄大一些，也不会那么详尽了。

1.积极融入社会，参加实习工作，在实习的实践中成长。2.在各方面好好努力，尽早入党。

3.更加关注社会时事，关注国家总体的发展，因为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4.在专业知识方面继续发展，多看书。 5.好好准备毕业论文。 ……

五：结语

如今就业形势越发严峻，而大学时光是短暂的，我们只有好好利用这走向社会的最后实验场、训练地，好好地提升自己的内外素质，才能在4年后面临求职就业考验时从容不迫。相信通过我不懈的努力，我能够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瞭望未来，规划理想，相信我的梦想不是梦！

第16篇：瞭望时评

海外招才“功夫”在国内 2009年第1期>时评>正文 文/林蔚

据悉，一个名为“千人计划”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近日已获中央批准。按这个计划，中央层面从2008年开始，将用5~10年时间，建立40~50个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基地。

毫无疑问，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加深、各国经济形势相继告急的背景下，这个信息相当地令人振奋。首先是为全球为数众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在萎缩，而我们却有足够的能力“扩张”而充满自豪感，同时，更为历史终于给了中国一次绝好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抄底”机会、而中央决策层准确把握住并及时“出手”而感到 由衷欣慰。

据有关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121万余出国留学人员中，有二十多万学成后留在了海外工作，其中45岁以下、具有助理教授或相当职务以上的有6.7万人，就职于国际知名企业、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具有副教授或相当职务以上的高层次人才也达1.5万人之多。说实话，笔者很理解他们的选择。“人往高处走”是人之常情，哪怕仅仅是为了高得多的收入和好得多的生活待遇留在国外，也非常正常非常合理。 但2008年“地势”已开始发生改变。就在十多天前，上海海外招聘团到纽约后，吸引了近千名来自华尔街的华人金融业精英排队等候几分钟的面谈机会，回国时竟运回了300斤简历！虽然目前海外的高层次科技人才与金融人才的处境有所不同，危机中优势凸显、发展势头向好的中国正在成为所有海外高层次人才心目中一个新的“高处”却是毋庸置疑的。

正因为如此，笔者相信，中央启动的此“千人计划”当在海外高层次人才中引起强烈反响和积极响应。不出意料，未来几年将会有一大批高层次创新创业的科技领军人才回国建功立业。

不过，在乐观的预期面前，也有两点值得担心。其一，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后是不是能在国内的“土壤”里扎根、开花、结果？其二，如何防止像上海交大“汉芯”造假者陈进之流伪高层次人才混进来给国家造成损失？

因此，依笔者之见，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加大“出海”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力度固然重要，但还需好好在国内把有关“工夫”下足。比如，尽快完善体制机制，健全政策措施，不仅给人才们提供足够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还尽可能营造宽容他们可能已有些“西化”的个性、习惯，甚至是“古怪”的环境；比如，利用互联网及一切可能的手段对目标人群及背景进行调研，建立人才信息库及甄别系统，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真人才留得下来干得成事，而假人才钻不到空子混不进来。□

消费券难当拉动消费重任2009年第1期>时评>正文文/尚前名

先有东莞的“特别红包”，后有成都的“消费券”，两地政府旨在“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行为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反响，叫好和质疑者皆大有人在。

叫好者认为，从济贫救苦的角度看，这一举措算得上是雪中送炭，值得肯定。就事论事，想到了贫困人群比没有想到强。哪怕只发1元也比仅仅想到而没有行动更好。而对质疑者来说，其质疑的对象也并非是发券行为本身，毕竟，政府给困难群众发券购物，怎么说也是件好事。他们所质疑的是此举是否真有“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功效。

从对象的局限性看，发放消费券难以真正起到拉动消费的作用。以成都为例，发放对象总体而言都属于生活困难群众。与政策的设计者所料想的相反，此类群众在收到消费券后很难出现政府发放1元，“受益人”消费3元的举动。现实的情况则是困难群众拿到100元消费券后，更多会花在生活必需品上。据最新报道，拿到消费券的老百姓大多购买了米、面、油等商品，这些本就是日常生活雷打不动的基本消费。由此，意味着消费并没有被拉动多少，只是让困难群众多了100元的存款。

显然，政策的设计者考虑到了这个因素，于是有了消费券使用的“双规”限定：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商店消费。质疑者认为，这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有可能添了弊端。乍看未免太像政府和零售店联合促销。或者，只有日用品零售店以及相关行业受益，对其他行业会不公平。此外，如何保证将消费券发放到真正需要的对象手中，也是对政策执行者的一大考验。

再看，如果是人人有份的发放消费券，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因为，受政府收入的约束，此种政策本身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政策。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如果刨去众多的投资项目，能用于发放消费券的资 金十分有限。退一步讲，即使政府财力相当雄厚，消费券也产生不了“乘数效果”。因为，消费券政策是一次性的短期效应，没有后续的投资和资金，很难形成消费—投资—生产—收入—再消费的循环，不能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标。

当然，仅就政府补助角度而言，对困难群众发放消费券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这既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责任所系，也是政府财税向困难群体倾斜的一种具体表现。

不过，从本质上来说，无论是“特别红包”还是“消费券”，都是政府拿财政收入补助困难群体的措施，只是“送温暖”工程的一种新样式。对“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效果还是有限。□

冷观外资“减持风” 2009年第2期>时评>正文文/健君

新年伊始，瑞士银行率先在投资禁售期结束后，尽售所持33.78亿股中国银行H股，引发一些境外战略投资者纷纷着手或准备减持手中的中资银行股。其中，动静最大的要属中国建行的最大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元月7日转让了建行56.2亿股，占建行全部股份的2.41%。随后，李嘉诚基金会、苏格兰皇家银行也都谋划配售所持中行股份。

“套现者”们此次斩获颇丰。比如，据统计，瑞士银行此次售股获利3.43亿美元；美国银行套现220.3亿港元，扣除成本，净赚151.5亿港元。境外战略投资者过高赢利后“赚钱走人”的“套现”行为，令许多市场观察人士“忿忿不平”。

我们首先要看到，境外战略投资者之所以选择当前减持，主要还在于部分机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比较大，自身的财务上遇到了困扰，急需变现。以当前的股价看，虽然比入股时确实有盈余，但当前的股价很低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境外投资者纯粹为了盈利，完全可以等到市场回暖，卖个更好的价钱。

何况，在双方签约的那天，就意味着必然会有减持之日。从目前的情况看，国有银行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后，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取得了很多成效，中资银行在管理理念、风险控制、公司治理等方面，从外资银行身上确实受益匪浅。比如，美国银行在入股建行后，将境内与建行有竞争的机构全部关闭，还将香港的美银亚洲以较低的价格卖给了建行，对建行香港业务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对于外资按照商业合约减持自己手中的资产，没有必要将其影响过度放大以致超出其商业上的意义。

当然，也要看到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国有商业银行当时上市选择战略投资者时，过于偏重外资而忽视中资，造成改革成果部分外流。对于此次外资“救急式”减持，在市场原则下，相关政策应该鼓励甚至支持国内各种所有制机构、企业乃至普通投资者，充分利用这次价格相对折扣较大的转让，通过商业谈判和沟通，进一步扩大对资产优质的中资银行的回购和增持，活跃国内资本市场。

目前，境外战略投资者可能仍要大量减持中资银行股份。经计算，中行、建行和工行分别还有至少299亿股、135亿股和241亿股外资持有的H股可流通股（不含已减持股份）。而拨备充足、资产状况良好的银行业，依然是目前上市公司中业绩最好的板块。因此，如何利用好金融危机影响下的这次机会，而不是继续纠缠于“贱卖”的争辩，是评判中国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危机下是否学会驾驭现代市场经济的一块“试金石”。□

克制一下口腹之欲2009年第2期>时评>正文 文/董瑞丰

北京日前出现一例人感染禽流感致死病例。据北京市卫生局通报，患者黄某发病于2008年12月24日，1月5日救治无效死亡。

病例一出，卫生部门及时向公众通报并启动应急预案，农业部门则要求各地强化动物免疫、疫情监测、活禽市场监管、流通环节检疫监管等方面的力度；北京市也相应出台有关监管措施。

但疾病防控，不是单靠政府部门应对就能解决的问题。结合近期我国周边地区的疫情来看，禽流感不断上演“今年去了明年来”的戏码，危险一直潜伏在我们身边。事实上，在前几次禽流感席卷亚洲时，医学专家已经指出，这种病毒深深盘踞在各国，可能是近一个世纪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潜在人类流感病毒；而受限于人类现有科技水平，医者还不能针对不断变异的病毒，及时研制出有效疫苗。

对于这样一种对整个人类种族构成长期威胁的病毒，在寄希望政府部门加强防控力度的同时，每一个 人是否也应当考虑一下，如何加强自我保护？

遵从专家建议，冬春之际增强对多发性传染病的防范，适当克制一下“口腹之欲”，谨防病从口入、病由口生，是最起码，也可能是最管用的防范措施。

禽流感的一个主要传播途径是活禽，遍布各地的活禽市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传染源。北京的首例患者发病前就曾在某活禽摊位购买活鸭，现场宰杀后带回并动手清洗过鸭内脏。而亚洲不少国家和地区高密度饲养家禽、买卖活禽甚至“当街点杀”的方式，都被专家视作与禽流感多发密切相关的因素。

活禽买卖、宰杀在我国不少地区也是司空见惯的一景。喜好鲜活本无可非议，但冒罹患严重病患的风险而食“新鲜”，就非智者所为了。国人善“吃”，勇于尝试多种“食物”，却也留下不少病从口入的教训。鉴于此，我们是否该改变一下食鲜活的习惯？即便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吃法，是不是也该与时俱进地改良一下了呢？

比如效仿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活禽进行集中宰杀、及时定点供应，既加强对从业人员的保护，又保证新鲜禽肉的供给。

细思之，人与自然的关系可谓微妙，病毒即是典型一例：在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上留下恐怖记忆的传染病毒，大多从动物身上而来；有的病毒对动物没有太大危险，对人类却害莫大焉。各类变种防不胜防，此病刚消、彼病又起。人类与动物、人类与自然该如何和谐相处？

在科学认知和相关解决办法尚不明确之前，克制一下“口腹之欲”，苛刻一点自己的嘴，少遭一些无妄之灾，也许是我们的惟一选择。□

岂容网络电话诈骗犯罪 2009年第2期>时评>正文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郑良刘丹

据悉，2008年以来，发源于台湾和福建安溪地区的虚假信息诈骗犯罪在全国范围呈多发、高发态势。具有任意设置主叫电话号码功能的网络电话被犯罪分子广泛利用。犯罪分子模拟国家机关、银行、电信部门工作电话，编造种种理由，对受害者实施诈骗。

网络电话使得犯罪分子跨省、跨境作案呈多发态势。2008年以来，该类犯罪“点多面广”，全国10多个省份出现职业虚假信息诈骗团伙。不少台湾籍犯罪嫌疑人在大陆设立窝点，海外遥控，对大陆居民实施诈骗。有统计表明，2008年2月至9月，福建警方接警近11万起，同比增加48.2%；仅2008年第三季度，虚假信息诈骗造成经济损矢1.4亿元，平均每起案件造成直接损失2万余元。

同样的虚假信息诈骗犯罪在上海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冒充公安机关、电信部门等工作人员，以“电话欠费’“个人账号被盗用”等名义诱导市民将钱款转账以保“财产安全”的诈骗。二是利用电话主叫“任意显号”功能，冒用亲友、政府部门的电话号码从事诈骗犯罪活动。此类犯罪侵害的往往是被害人银行卡中的所有存款，对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影响。

值得警觉的是，互联网上销售“可显示任意号码”的“SIP网络电话VOIP充值”、“改号软件”现象十分普遍，在一些著名购物网站能搜索到提供“网络电话充值”服务信息。

造成警方打击工作举步维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犯罪源头大多在台湾等境外地区，台湾籍犯罪嫌疑人处在犯罪团伙的最高层次，绝大部分赃款通过地下钱庄流向台湾。但由于中国大陆和台湾警方之间尚未建立起司法协助渠道，台湾籍犯罪嫌疑人往往无法缉拿归案，被骗赃款难以追回。

需要正视当前虚假信息诈骗打防工作的难点：首先是犯罪模式产业化使侦破工作难度加大。犯罪团伙往往分为群发短信、接听电话、取款等若干独立单元分散作案，形成了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专业化犯罪构架；其次是电信部门对“任意显号”、呼叫转移功能缺乏管理，造成虚假信息诈骗案件泛滥；再其次是各商业银行恶性竞争造成银行卡发行泛滥。目前一张身份证在同一家商业银行可以无限制地开设银行卡，在转账次数和金额等方面也缺少必要的限制。

只有打破银行、电信部门的利益壁垒，增强打击合力，才能有效遏制目前虚假信息诈骗犯罪泛滥的趋势。专家的建议值得重视：通过立法解决电话号码、银行卡的实名制问题。应通过立法规定每个公民开设银行卡的数量。企业也应在日常运营中引入“黑名单机制”、“安全提醒机制”，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建立警方、金融、通信等部门的办案协作机制。金融、通信企业必须履行应有的社会责任。电信企业 在推出“任意显号”等技术之前，对如何开放、对谁开放都要有所限制，如涉及到公安、银行服务等敏感行业的电话号码应切断“任意显号”功能。此外，银行系统也应建立滥开银行卡人群的“黑名单”制度。通过立法解决赃款处置和受害者赔偿问题。

也可借鉴日本、韩国等国家打击虚假信息诈骗经验，采用信用联动系统，将本人身份、银行开户账号、通讯工具捆绑使用，一旦发生被司法冻结、封停或恶意欠费、透支，其关系到的各地通讯工具、银行账户一并予以冻结、停止使用。□

值得共同纪念的日子2009年第3期>时评>正文文/张迁

1959年3月，针对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一些人发动的武装叛乱，国务院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迅速平叛，并在整个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推翻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让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得解放。 1月16日，西藏立法机构决定审议一项议案，把每年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提醒后世勿忘历史。

这样一个日子，值得各民族共同纪念。

这是因为，对西藏而言，民主改革意味着西藏人权得到保障，意味着社会制度的跨越式进步。

直到20世纪上半叶，西藏仍然处于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人口不到5%的僧俗农奴主，控制着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的人身自由和绝大多数生产资料。旧西藏“十六法典”规定，“下对上反抗者、民反者均犯重法，应在其身上挖去眼睛、抽去脚筋，割其舌、断其手，或立即杀之。”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和奴隶，连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更无政治权利可言。

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后，西藏人民在政治上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享有继承发展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自由。西藏从一个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跨入了现代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西藏广大群众在民主改革中获得的自由与解放，值得百万农奴和他们的后代永远铭记。

这还是因为，民主改革之后，西藏落实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成果，共同分享国家发展的果实。

西藏民主改革后，西藏各地群众于1961年实行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普选，并于1965年，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自治机关及其领导人，享有自主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权利。在民族区域制度的保障下，西藏人民焕发生机，在中央与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下，西藏的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社会发展水平，与五十年前、三十年前，均不可同日而语。广大西藏群众，充分享受到党和政府以平等、团结为核心的民族政策的关心、爱护、支持，与中国各个民族一道，共同推进与分享改革开放成果，共同建设现代化中国。 因此，西藏百万农奴获得解放、实行民主改革这一事实，不仅值得西藏人民纪念，也值得全国各个民族共同纪念。这是新中国开创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媒体不容回避之责 2009年第3期>时评>正文 文/林蔚

本刊上期的报道《京城虚假药品广告追踪》，再次揭开虚假广告坑人害人的黑幕。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令人忧虑。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一直在打击虚假广告，如2006年广电总局和国家工商总局对电视和广播发出的五类电视购物节目“禁播令”、2007年对八类涉性广告的“禁播令”以及2006年以来新闻出版总署针对报刊刊载癌症等12类医疗广告的整顿“运动”。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虚假、低俗广告仍未绝迹——深夜打开电视，就能看到那些语速极快、声嘶力竭、狂轰滥炸的广告依然“强劲”；打开网络，更可看到那些攻克了癌症等疑难杂症的“神医”，那些号称有延缓衰老、增强抵抗力从而抗拒百病入侵的“神液”…… 随手翻捡人们耳熟能详的惊天骗局和无良闹剧，在瞒天过海、偷梁换柱、骗钱敛财的种种丑行背后，人们总会发现虚假广告的魅影。其间，承担着传播重任的媒体，其客观上的沦为帮凶，常常为人诟病。

媒体是市场中的一分子，自然有其自身的生存需要，但这并不能成为发布虚假广告骗人的托词！

其一，媒体承担着传播真实信息，促进社会教化的特殊功能，决定了从其基本站位上就有区别于任何 其他商业机构和市场主体的独特使命。

其二，在广告传播的过程中，媒体发挥着信号扩散的放大器作用，决定了在虚假广告、不实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传播力不可替代。

其三，媒体在发布广告过程中，对不实信息和虚假广告内容，承担有鉴别、审读的法定责任。即使是个别不法广告主以各种神通获取某些部门提供的“合法”文件，但有些离奇的“神话”，实际上并不需要火眼金睛，仅以常识即能戳穿。放弃基本的判断和正义，无疑是媒体道德的污点。

有鉴于此，从传播过程来看，媒体应有的责任不能回避。但指望媒体都能抵御得住广告收入的诱惑，“自觉地”担起社会责任，更多地只能算是我们的一厢情愿。适时引入严格的媒体发布责任追究制度，已渐成社会共识。

保增长、扩内需，是中央的既定方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尤其需要公平、诚信的社会氛围和消费环境。如果某些媒体仍继续为了区区私利，给虚假广告提供平台，任其泛滥，将挫伤整个社会的消费热情。因此，媒体发布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有着特殊的现实针对性。

这样的追究，当然不是苛求媒体承受其无法承受之责；这样的问责，是对媒体“有限责任”而非“无限责任”的确认和追究。其底线至少应该包括，对发布违规、非法广告所得的严格追缴，对甄别审读失职、渎职，甚至被收买者更严厉的依法查处。□

常态接访的内在导向 2009年第4期>时评>正文 文/张迁

本刊获悉，中央于最近提出要求，各地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要做到规范化、制度化。同时，还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定期组织干部下访，了解社情民意，推动中央决策部署，督导解决信访问题。

近年来，一些地方党政机关、一些部门连续实行“开门大接访”，很受群众欢迎。开门大接访的好处在于，一方面能及时满足群众要求，让干部更直接地感受到群众的愿望与情绪，为化解社会矛盾创造了条件，密切了干群关系；另一方面，也给一些基层经验、实际工作经验不足的“三门”干部，提供了做好群众工作，提高自身素质的机会。

不过，这样的“开门大接访”，大都属于“一过性”活动。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需要长期关注，一些新问题又在接访后产生和出现，开辟一个制度性的、常态干群沟通渠道非常必要。这是中央要求干部接访规范化、制度化，以及推动干部下访的重要原因。而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内外矛盾有可能交织重叠激化，更有必要让领导干部预作准备，随时了解社情民意，将矛盾及时化解在基层。

尤其需要各地干部注意的是，干部接访制度化、规范化有着深刻的内在导向。此前，各地发展速度不

一、矛盾积累不一，接待群众来访本是各地干部的“自选动作”。现在中央将其上升为“规定动作”，提出了“最低标准”，既说明各地矛盾积累已不容忽视，更要看到中央狠抓干部作风、端正执政理念的政治追求。

去年今年的共同特点，是大事多，形势复杂。中央对此有清醒判断，已屡次作出部署，提醒各级各地干部注意形势变化，尤其注意干部队伍自身建设，以良好作风应对复杂局面。对此，无论在反腐败中继续抓好查办大案要案，还是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增加党性修养的内容，这些治标治本的措施，都有内在的一以贯之的标尺，就是要干部以高尚道德约束、严格政治纪律、严肃工作作风，满足广大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需求，满足群众实际利益诉求，以树立干群信心，消解社会负面情绪。这个内在标尺，各级干部应深刻领会，牢牢把握。

以这样的标尺衡量自身工作，动态把握社情民意，更加主动地作出前瞻性部署，防患于未然，积极化解各类历史与现存的社会矛盾，这是我们战胜当前经济难局，把握好历史机遇的要求。这样的理解和落实，才算把握住了常态接访制度的精髓。□

第17篇：瞭望水利

《瞭望》文章：“一号文件”聚焦水利

明确规定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辉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主题首次聚焦在水利。”日前，权威专家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透露。这也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八年关注“三农”问题。

“将水利建设置于今年‘一号文件’的核心，既反映了新形势下水利的战略地位，也是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必然要求。”上述专家表示，水利作为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不仅关系到农业农村发展，更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当前，水利设施薄弱仍然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明显短板。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加大，水资源不足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

在北京大学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看来，这不仅反映在“掘地百米不见水”的华北地区，就连一向水资源充沛的长江沿岸也初现地区性水资源不足端倪。比如，长沙已连续两年出现旱灾；芜湖原本集中在江边的渔船，而今大多停在旱地上，离江心越来越远。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常务副主任张志彤2010年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曾透露，在我国8万多座水库中，病险水库达3万余座。

上述专家透露，“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充实水利资金的不足，此举较大程度表明了中央层面的治水态度，但是，治水之成功仍需多方努力，不能“就水论水”。 10%的分量和担忧

“建立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占据了显要位置。其中包括，加大公共财政对水利的投入，将水利作为公共财政投入的重点领域，力争今后10年全社会水利年平均投入比2010年高出一倍，进一步提高水利建设资金在国家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大幅度增加中央和地方财政专项水利资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这一硬指标。

本刊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一般而言，水利资金投入包括中央财政拨款、地方配套资金、银团贷款和社会资金等方式。在此之中，以中央财政预算专项资金为主。该专项资金大多集中投放，由中央财政预算内资金直接给水利部，由水利部二级分配给各省水利厅，最后落实至县市水利局。彭真怀表示，总体而言，地方政府很少进行配套，除非是中央出于加强地方政府责任的目的，要求地方配套。如有此要求，一般采取中央和地方各出资一半的模式，有时地方的比例会稍高。

但是，对于不同的工程项目，各种资金来源呈现极大差异性。其中，对于大江大河治理或者诸如南水北调之类的重大工程，银行贷款、地方配套较多。以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为例，按照总体规划，中央预算内拨款或中央国债安排占工程总投资的20%，提高受水6省市城市水价建立的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基金占35%，银行贷款占45%。

在农村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上，资金来源基本上全是中央财政。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指出，由于存在资金回收方面的困境，社会资金和银行信贷均不愿涉足此领域。

正缘于此，受访专家认为，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的规定，具有较重大的意义。彭真怀认为，此规定将促使中央政府导向性和地方责任感的结合，会使水利设施“补课”工作很快向前推进。

根据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1月7日在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提供的数据，2010年，中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2.7万亿元。这就意味着即便2011年延续这一数字，当年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的土地出让收入也将达到2700亿元。

不过，由于各地土地出让收益悬殊较大，李国祥认为，还需要通过省内资金调配或者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来加以平衡。

彭真怀担心的是，10%的比例能否真正落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担心地方政府会不会利用这个10%变相作土地增值。”彭真怀说，个别地方政府可能会利用这些资金开发滨湖公园。另外，地方政府也可能会利用此资金兴建类似于水利培训中心之类的“楼堂馆所”，名义上虽然和水利也有关系，但本质上却距农田水利甚远。

彭真怀提醒，由于水利进入一号文件，很多水利工程可能会借机大肆上马，这将再次挤占中小水利和病险水库的兴修。他建议，一定要加大对资金使用和项目审批的督促和监察，以防打着农田水利的名义行GDP或集团利益之实。 30个省区市遭受洪涝灾害

“水利设施的不足早就暴露出来了。”彭真怀认为，2010年的旱涝并举，只是中国水利建设滞后的集中体现。“去年西南地区发生旱灾，但是新疆、内蒙古等经常干旱的地方却发生了涝灾”，这在他看来，“表明中国水利建设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水利设施的滞后，足以导致中国农业发生崩溃性的灾难。”

正缘于此，水利进入“一号文件”，李国祥认为，“主要是解决农村水利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

目前的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很多兴修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中国高度重视水利设施建设，毛泽东曾有“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表述。在实行集体生产的年代，资本投入不多，但农民人力投入较大，集中兴修了一批水利工程，特别是对一些大江大河进行治理，比如淮河、海河，黄河，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这个时期存下的‘老本’，让我们吃了几十年，为中国农业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彭真怀说。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水利工作开始变得复杂起来。用李国祥的话说，此时，对于农村里的小型水利设施，农民已失去兴修的积极性，组织农民“挖沟挖河”也变得更加困难。

彭真怀认为，最大的困难在于，一家一户的耕作方式，和“增产不增收”的农业困境。这使农民在水利建设上得过且过，积极性不高。当前，全国18亿亩耕地，被2.5亿农户耕种，一家农户平均耕种7亩左右土地，每人1.39亩。而且，全国有14个省每个农民耕种土地不足一亩，有660个县不到5分，耕种面积越少，农民对水利建设的积极性越低。“毕竟，一亩地的粮食损失不过六百至千元左右，而外出打工则每月即可获取相应或者更高的报酬。”

与此同时，水利资金使用的随意性，也加大了农民对水利建设的不信任感。“水利建设资金落实到县市水利局后，修这条河或那条河，地方领导主观性较大，因此，水利资金使用具有随意性。农民作为农业耕作的主体，甚至感觉和自己没关系。”彭真怀说。

受此影响，当前，中国的农业生产还在吃上世纪的老本。近年来，虽然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但是病险水库的加固除险工作一直乏力。彭真怀指出，“蛋糕就这么大，大项目需要钱，自然挤占了中小水库的发展空间，也正缘于此，每逢洪水我们就说要对病险水库加固除险，但是每次都说没钱。”

在12月7日召开的全国防洪抗旱暨舟曲抢险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指出，2010年年初西南5省区发生百年不遇特大干旱，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1亿亩，其中绝收面积超过2400万亩，饮水困难人口最多时超过2000万，直接经济损失近770亿元。入汛后，全国30个省区市遭受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437条河流发生超警戒以上洪水，长江上游出现超过1998年的特大洪水，111条河流发生超历史的特大洪水，数千座水库和大量堤防出险，一些中小河流堤防发生决口、漫溢。洪涝灾害共导致2.1亿人受灾、2.7亿亩农作物受灾，直接经济损失3475亿元。

全年用水总量不超6700亿立方米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彭真怀认为，“在水资源越来越缺乏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改变思路，必须研究如何在缺水的现实下发展旱地农业。不能就水论水。”

权威专家认为，按照中央部署，首先，要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比如，确立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严格取水许可审批管理，对取用水总量已达到或超过控制指标的地区，暂停审批建设项目新增取水，与此同时，严格地下水管理和保护，尽快核定并公布禁采和限采范围。据透露，根据“一号文件”，未来几年，全国年用水总量将力争控制在6700亿立方米以内。

其次，建立用水效率控制制度，把节水工作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全过程。

再有，建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制度，确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从严核定水域纳污容量，严格控制入河湖排污总量。 而为了进一步保证落实新部署，要建立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各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主要指标的落实情况要定期或不定期考核，考核结果交给干部主管部门，作为地方政府相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水价改革。这其中包括：要充分发挥水价的调节作用，兼顾效率和公平，大力促进节约用水和产业结构调整；工业和服务业用水要逐步实行超额累进加价制度，拉开高耗水行业与其他行业的水价差价。与此同时，合理调整城市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稳步推进阶梯式水价制度。

“节水型社会不能仅仅是对人民的要求。华北地区明明不适合发展高耗水工业，却强行发展。这种情况下要人民去节水，是最大的问题。”彭真怀认为，无论工业还是全民，都应该建立与水资源的稀缺性和价值相适应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要反映价值，“谁用水多谁对水资源成本负责任。要让耗水工业企业望水止步。同时，对于普通居民，也要树立节水意识。”

除此以外，彭真怀认为，还需思考的是，当前，我国的工业布局和城市化进程。“在中国655个城市中，有400个缺水，其中200个严重缺水。这反映了我们片面追求城市化，导致耗水工业疯狂耗水。”

而且，我国高耗水的工业大多分布在本身已经缺水严重的北方，为纡此困，从水资源丰富的南方向北方调水。这在彭真怀看来，将造成北方的工业价格成本和南方水资源的优势成本同时被扭曲。“如果不从战略上考虑如何做好水利资源布局，在战略上出现失误，很有可能使中国水资源问题越来越严重”。

第18篇：瞭望北方

千里沃野绘丹青

---绥棱县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纪实

北国之春，山水之滨，全国商品粮基地示范县---绥棱，宛若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黑龙江省中部，它恰似天鹅翼下的一粒宝石，耀眼夺目，熠熠生辉。这里天地形胜，架穑涌动，六山一水三分田，鱼米之乡话丰年。致力于持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绥棱县农发办以项目建设为中心，用农业综合开发的丹青妙笔在流金泄玉的千里沃野上描绘改造山河的多彩画卷，他们把激情燃烧，把汗水泼洒，把成绩书写在绥棱的大地上，把希望播种在农民的心坎里，高标准、大力度、全方位推进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实现了土地项目由零碎分散到集中连片、农业技术由传统粗放到科学集约、农业机械化生产由单打独奏到联合作业、农业产业化项目由扶持大户到培育龙头的根本性转变。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点多、量大、面广，为最大限度的发挥农业综合开发的牵动作用，农发办以大项目建设为重点，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倾力打造具有示范功能和拉动作用的土地治理项目。上集镇是穆棱县最大的粮食主产区，平安村又是上集镇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对年来，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成为制约粮食生产的瓶颈，农发办准确切入、适时跟进，举全力推进上集平安水田高标准示范项目。两年来累计投入2000多万元，完成了基础圆涵150余处，田间机耕路3.3公里，渠道衬砌9.9公里，建了农桥，修了方涵，做了闸门，一改过去断桥、

破路、贫水的落后状态，一跃成为设施齐全、功能完善、项目配套的样板工程，推进粮食生产上了新台阶。粮食亩产由450公斤增加到550公斤，农民平均增收800元。花开满地、沃野飘香，农民用丰收的果实和喜悦的笑脸印证了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成功实施。

上集镇诺敏河村是全县传统的粮食主产区，农田建设基础良好，但在农业综合开发如火如荼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诺敏河村也面临着不进则退的不利局面，急需对设施进行提档升级。经多方争取，2009年绥棱县农发办一次性投入567万元，实施了诺敏河村高标准水田建设项目，对原有设施进行了全面改造、更新和升级。修闸门7座。农桥3处，堤防路160米，田间路5公里，使基础设施焕然一新。“河有万条多碧水，田无一处不馨香’,诺敏河村再次成为生机无限的希望原野。

穆棱县的农业综合开发既盯紧有拉动作用的重点项目，又看准有发展潜力的特色项目，用独有的魅力之笔描绘了许多新的亮点。

在全县倾力打造鲜族风情村大兴村的重大项目中，农发办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通过实施高标准水田改善项目，建设了27栋大棚，120米白色路面和4000延长米的渠道衬砌，建设了面积1000平方米的大棚6栋，铺设了510延长米的输水管线，有力地助推了大兴村的新农村建设，去年相继召开了全市、全省新农村建设和示范村建设绥棱现场会，得到省领导的高度肯定。

推进重大项目，扶持弱小产业，绥棱农业综合开发扶持服务的触角遍地开花。绥中乡北解村有多年种植木耳的传统，虽然效益不错，

但由于缺少资金，始终形不成规模。本着扶弱壮强、提档升级的原则，农业综合开发立项投资60万元，扶持北解村发展起200万袋规模的木耳产业，仅此一项可拉动人均增收2000元。如今的北解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木耳种植专业村。对木耳种植大户，农发办的扶持也是不遗余力，两年间，靠山乡光芒村村民刘福小由当初3万袋木耳一跃发展到现在100万袋，成了远近闻名的木耳大王。

产业不强，经济难强。绥棱县农发办一直把产业化建设作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段氏挂面厂是绥棱县的老厂子，虽说产品不错，市场前景也看好，但由于工艺老化、设备陈旧使企业始终处于小打小闹的作坊状态。为壮大食品产业，打造地方品牌，农发办积极争取5000吨挂面加工扩建项目，新建2620平方米生产车间，新上一套现代化的全自动生产线。如今的段氏挂面，已经是绥棱县私营企业的纳税大户，年利税额超300万元。

东方风来绿意浓，春华秋实结硕果。“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在绥棱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农业综合开发蓬蓬勃勃，项目建设红红火火，一个个精品工程、民心工程、富民工程正在惠泽更多的农村群众，绥棱农发人正一步一个脚印，用执着的进取之心朝着既定的目标进发，一颗更美的农业综合开发画卷将在绥棱大地上普站内开来！

依托资源优势 发展林下经济

——关于黑木耳产业走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思考

近年来，伊春市为加快黑木耳产业发展，积极扶持引导，促进了黑木耳产业的发展壮大，黑木耳产业已成为林区职工就业致富的一个大产业。2011年，全市人工黑木耳生产规模已达到5.7亿袋，产量22.7吨（鲜重），实现产值15亿元，安排4.5万职工群众就业（按1人种植黑木耳1万袋计算），超千万袋的县区和林业局达到12个。袋植黑木耳已成为林区职工群众致富的主项目。

虽然黑木耳发展形势令人鼓舞，但是，在黑木耳产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制约其持续发展壮大。一是菌种市场混乱。我市目前生产所需菌种大都从外地购进，或耳农自行制种，由于引进的品种没有经过检验，自行制种的菌户制种设施过于简陋、技术力量薄弱、操作违规，菌种的质量缺少可靠保障，致使品种繁多，菌种混乱，优劣不齐，有的菌种老化退化，产量低、质量差，有的根本不成活，给耳农造成很大损失，菌种生产行业有待整合规范。二是黑木耳生产管理粗放。有的把木耳菌袋摆放在林下，缺少应有的喷灌设施，处于靠天吃饭状态，造成产量低、质量差。有的摆放场所基础设施薄弱，一遇洪涝灾害，很容易冲毁菌袋。有的耳农缺少烘干设备，采收期一遇阴雨连绵天气，容易造成烂耳。三是产业标准化程度不高。目前全市黑木耳生产主要以职工群众一家一户分散生产为主，受一家一户的作坊式生产所限，很难做到菌种、技术、管理方面的统一，很难实行标准化生产，制约了产业素质和效益的进一步提高。四是科研和技术力

量薄弱。目前，全市只有少数几家民营食用菌科研机构和技术推广机构，农业和林业管理部门中专业技术研究和推广人员少之又少，与产业发展不适应。五是废弃木耳料污染了环境浪费了资源。由于产业发展较快，废弃物增多，给环境和再生产造成压力。2011年全市黑木耳生产规模已达5.7亿袋，据统计，废弃菌料达到265万立方米，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处理，不但危害环境，还将给老菌区、老摆放地造成交叉感染和成品菌种的后期感染，极容易产生病虫害，直接影响黑木耳生产。六是缺少精深加工。黑木耳精深加工仍处于小打小闹阶段，产品只有装袋和压块两种，且加工企业数量少、生产规模小、产品竞争力和经济效益都十分有限。黑木耳产品绝大部分以传统的统货形式出售，价位偏低，常出现增产却不增收的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以为，要实现黑木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强化以下几项措施。

1、加大黑木耳生产的技术引进和推广力度。一是积极引进和开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艺。对传统使用的生产品种进行提纯复壮和优良品种的培育，促进黑木耳产业提档升级。二是加快现有先进生产工艺的总结和推广。

2、加快袋料栽培技术的研究和推广。目前，全市袋装黑木耳的基料主要以硬杂木的木屑为主，而我市目前已停止主伐，如何在资源严重缺乏的情况下保持黑木耳产业的持续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新兴的菌草“以草代木”生产模式将是黑木耳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3、切实做好黑木耳废料的再利用工作。目前伊春市黑木耳生产废弃物一部分由种植户收回作为燃料冬季取暖，一部分被扔掉，能够再利用的非常少。然而，这些废弃物（也称菌糠）中还含有大量的菌体蛋白可以再利用，不仅浪费了资源，还污染了环境。一方面要积极引进黑木耳废料再利用的先进生产技术，并认真加以研究和改进，做好试验示范，稳步进行推广。另一方面要加快我市现有成功技术的推广，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发挥经济效益。

4、大力发展黑木耳加工业。伊春市的黑木耳产业已经成为一个大产业，要想壮大黑木耳产业和保护耳农利益，就必须大力发展加工业。一方面要加强对现有加工企业的整合。另一方面要积极引进大的加工企业。

5、强化对黑木耳生产的管理和服务。一是加强菌种管理。按照《种子法》和《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要求，努力做好菌政管理工作，努力提高菌种质量。二是强化黑木耳生产的标准化建设。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抓紧制定全市统一的《黑木耳生产技术规程》，提高伊春市黑木耳的市场竞争力。三是做好黑木耳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确保菌户收益稳定。四是加强培训，提高耳农的生产技术水平。五是总结推广先进适用的新技术，大力推广节水微喷、液态菌种栽培和拍板、滚板打眼技术，以及汤旺河崔忠伟开发式节能灭菌等新工艺，提高木耳生产质量、产量和效益。

第19篇：视点栏目简介

立足责任传媒 构建和谐舆论 CQTV《视点》栏目简介

 新格局，十二五规划为文化产业绘就新蓝图  新机遇，区域型发展为媒体宣传引领新方向  五个重庆，凝心聚力，划定经济社会整体格局  舆论阵地，优化升级，谋求多元共进携手向前  立足广电集团优势资源，构建自主采编核心竞争力  把握对外宣传道德责任，谱写媒体经营多赢新篇章  影像——纵横巴渝，高收视节目为荧幕增辉  传播——联动你我，高品味讯息为发展助力

以经济民生的精微眼光进行深度采编， 借责任传媒的舆论之力传播最新动态！

尽在——

CQTV《视点》栏目

栏目简介：

《视点》栏目依托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的优势平台，力求打造一档“高度关注经济民生、深度契合发展主题”的综合性日播精品电视栏目。

对于观众，它是一档集接受最新工作动态、最具意义工作经验、最有价值服务讯息的全景式深度综合性电视栏目；对于政府部门，它是一档增强民众知情、优化行政行为、交流工作经验、传播工作动态的窗口；对于企业，它是一个进入并扩大市场份额的助推器、品牌推广的形象舞台、联系消费者的纽带；对于民间组织，它是增强资源交互、推动合作发展的机会平台；对于个人，它亦可以传播鲜明形象。

同时，为了规范栏目形象，我们将在采编过程中逐步形成“区县传真、名企发展探秘、周末访谈、人物面面观”等多个子栏目，作为综合性节目的专业化途径，以期逐步形成一个“权威性强、收视率高、符合媒体传播规范和产业经营规律”的栏目品牌。 一． 栏目宗旨

1 立足责任传媒 构建和谐舆论 CQTV《视点》栏目简介

 解析现象：通过对各类热（焦）点问题的关注，制定合乎舆论要求和社会发展的传播策略，深度传递现象背后的内在讯息，如“经验、理论”。  传播动态：传递各类有价值的动态，弥补刚性新闻传播的机会空间。  增进交流：各同类或相关企事业单位、部门可通过这扇窗口增进了解。  推动发展：通过企业推广推动企业发展，通过经验交流推动全局发展。  提供愉悦：节目的观赏性将为观众提供节目观看本身的文化愉悦。

二、栏目优势

 优势采编资源提供强大运营保障

《视点》栏目组30余名管理、工作人员，具有多年从业工作经验和较优秀的“外向型”工作能力。近百家企业和产品品牌、近百家行政事业单位，均与栏目团队有着长期、友好的采编合作。无论是公益型的宣传报道，还是经营型的广告推广，均有强大的节目内容来源和经营经费保障。  专业采编团队构筑专业栏目形象

《视点》栏目组拥有20多名专业采编人员，并以专业知识专业化、团队管理职业化的理念进行栏目采编，从前期策划、采编沟通、现场采访、脚本撰写、主持播音、音乐编辑、美术编辑、特效合成、摄像剪辑、监制发布等各体系全方位着力，精耕细作。

栏目组视人才为血液，将核心成员引入经营核心圈层，建立有董事型经营管理组织，以利益共享强化工作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并建立长期、持续、创新性和适应性强的培训机制，确保高质量人才队伍。  齐备硬件设施与充足自有资金

结合市场和栏目经营与发展需要，栏目组自备有充足资金，以保障前期发展的投入，同时，拥有独立机房，近300平方米专业办公空间。  持续发展理念与高度精品意识

《视点》栏目组视质量为生命，以诚信为风帆，在采编节目、团队建设与管理、和电视台合作联动、优势资源整合、长期发展规划方面，都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观念，也必将推动栏目组周边资源、合作伙伴、内部团队全面多赢、和谐发展。 三． 栏目样态

2 立足责任传媒 构建和谐舆论 CQTV《视点》栏目简介

深度报道类：深度解析（借助专家）经济社会事件、传播有价值的观念。如名企发展探秘，科学发展观区县行、五个重庆各侧面经验访谈，本类型可采取“纪录片、现场访谈、主持人现场直击”等多种节目形态。

动态传真类：传播各行各业工作动态事件特别是先进事迹、创新型榜、样型人 物案例。本类节目更多以常规专题为主，但会精选报道选题角度，最大化增强悬念性、审美或刚性价值趣味、节目示范效应。

类：在绝对正确的舆论导向基础上，进行各种有代表性人物的访谈。

《视点》栏目组

2011-1-5

3

第20篇：食品药品视点文稿

《食品药品视点》文稿

为进一步加强食品药品监管，理顺监管体制，2010年12月17日，菏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正式挂牌成立，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派出机构，从此结束了菏泽市开发区没有专门食品药品监管机构的历史，也在全省开创了在开发区设立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的先河。

菏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具体负责辖区内药品、医疗器械的研制、生产、流通、使用等全程监督管理；负责辖区内餐饮服务许可和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监管以及保健食品、化妆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开发区分局成立以来，全体干部职工按照“科学监管、保障安全、服务发展”的工作理念，认真做好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

一是认真开展纪律作风整顿月活动。通过开展廉政教育、警示教育、法律法规培训，强化了干部职工的服务意识、廉洁意识，转变了工作作风，提高了政治素质和业务技能。

二是精心组织食品药品基本情况摸底调研工作。开发区分局组织两个调查组，利用近一个月时间，对辖区内餐饮服务、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使用单位进行了摸底排查，同时进行了责任告知。全面掌握了辖区内管理相对人的基本情况，建立起完整的电子档案，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各项工作目标落到实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

三是积极开展食品药品市场专项整治活动。根据市局和市开发区管委会统一部署，深入开展了学校食堂专项整治、医疗器械专项整治、“两会”期间餐饮服务食品和药品安全保障专项行动等活动，不断净化食品药品市场环境。

四是严厉打击食品药品违法行为。开发区分局顺利完成职能接转后，在人员、设施、资金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全员全力开展餐饮服务和药械市场执法检查，严厉打击餐饮服务和药械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截止目前，共查处制售假劣药品案件10起，非法购进药械案件25起，无证从事餐饮服务案件2起，使用无中文标识进口食品案件1起，没收假劣药械品货值五千余元，过期失效食品货值二千余元，共出动执法车辆80台次，执法人员260人次。全面规范了餐饮服务和药械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五是规范履行餐饮服务许可管理新职能。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及《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明确《餐饮服务许可证》申请条件和受理工作程序，严把餐饮服务市场准入。通过严把申请资料审核关、现场审查关、审查审批发证关“三关 ”，始终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依法行政，热情服务，杜绝人情证、关系证。截止目前，开发区分局共受理餐饮服务许可申请88件，准予许可44家，正在受理中35家，不予许可9家。通过严格许可准入，提高了餐饮服务质量，确保了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也是开发区分局开局之年，局党组确定了“三三四四”的工作指导思想，即：按照新体制、新职能、新作为“三新”要求，坚持依法行政、科学监管、服务发展“三个原则”，突出创新工作机制、抓好宣传教育、强化日常监管、深化专项整治“四项重点”，实现保障公众饮食用药安全、促进食品医药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升队伍素质、树立良好形象“四个目标”。具体的讲，要做好五方面工作：

（一）加强五项“体系”建设，构建食品药品监管长效机制。一是加强责任体系建设；二是完善监管体系建设；三是完善应急处置体系建设；四是健全社会监督体系；五是建立层级责任追究体系。

（二）树立科学监管理念，保障用药用械安全。继续深入开展药械市场专项整治；不断强化药械生产、经营、使用环节及特殊药品的“网格化”监管；规范药械违法广告监测；高标准做好药品抽验及药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报告工作。

（三）攻坚克难，全面履行新职能。按照《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要求，认真做好餐饮服务许可证的申办工作；切实加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和保健食品、化妆品卫生监督，严厉查处餐饮服务食品和保健食品、化妆品相关环节的违法行为。

（四）强化服务意识，支持医药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积极帮助引进医药企业在市开发区落地、结果，切实帮助医药企业解决在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不断优化经济发展外部环境。

（五）加强机关建设，打造一流食品药品监管队伍。深入开展“学习型、服务型、法治型、廉洁型、和谐型”机关创建，切实打造一支“廉洁勤政型、技术能手型和服务标兵型”一流监管队伍。

《窗是瞭望的视点范文.doc》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编辑。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