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社会危机管理的“短板”
http://news.QQ.com 2007年10月09日14:09 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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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防”、“心防”进入国家大政方针，已是危机管理的国际惯例，但在中国，它还是一道待解之题
卫生部8月10日发布的“中国伤害预防报告”显示，全国每年发生的各类伤害约涉及2亿人次，由此死亡人数70万～75万，占全国每年死亡总人数的9%，是我国排在四种严重疾病之后的第五位死亡原因；其中由交通、自杀、溺水、中毒、跌落等导致的死亡案例，占到全部伤害死亡的70%左右；每年因伤害需就医者约6200万人次，引起的直接医疗费达650亿元，产生误工等的经济损失60多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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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非典”事件之后，应急管理在我国得到空前的重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预案》《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等陆续出台，可称之为“官防”的全国危机管理体系基本成型。与之配套的专业专职防范队伍（专防）、科学技术设施设备防范系统（技防），也得到长足的进步。“官防、专防、技防”的全面改观，大幅提升了国家和社会处置危机的实力。
相比之下，危机文化素质的不足，即“民防”与“心防”的缺失，却每每让“官防、专防、技防”陷入防不胜防、力不从心的窘境，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已是当前社会危机管理亟须破解的难题。
社会危机文化素质的三大缺陷
当前的社会危机文化素质呈现“无知、无能、无为”三大负面特点。
“无知”形成危机伤害。华南农大曾经出现10天内4人自杀的悲剧，于是人们关注多发性、多类型的校园危机。对此，北京
大学学生工作部的查晶认为，很多时候危险产生于无知，而不是客观条件，“一些常识的缺乏导致很多问题的产生”。《大学生危机自救手册》作者之
一、北师大的李雪莲也认为：“太多的时候，恐慌来源于无知”，“许多校园里的灾难其实可以避免”。 针对当代中青年人生活不健康，导致疾病缠身、死亡提前的危机，国务院《全民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指出：“当今许多疾病的发生都与国人缺乏应急避险、疾病预防、健康生活等方面的科学素养相关。”北京安贞医院的洪昭光医生称：“许多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健康知识缺乏是第一杀手。”直面陋习，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曾喊出中国人需要一场“行为革命”的激情之语。
面对“黄、赌、毒”和“网瘾”等社会沉迷症蔓延和子女教育失败的危机，太多父母承认并不是自己“不想”，而是“不知、不会”——不知孩子成长规律，不懂他们的心理需求，不会防微杜渐的教育方法，结果当孩子因长期积累形成情商不佳、人格不善、缺少自制力与责任心，而失去生活目标、充斥叛逆言行时，家长又茫然无策，悔不当初。
面对太多的可预见危机，却不断有人因阅历中预防知识链残缺，“无知而无畏”地重蹈覆辙。例如每至北方冬季，年年都有因不当使用煤炉取暖而一氧化碳中毒身亡的事件；汽车进入百姓生活后，又常常传来因夏季贪凉，在封闭车中开着空调熟睡，导致缺氧窒息丧生的报道；钱塘潮岁岁“吃人”当然也是类似案例。
无知不是罪过，却是危机之源，它酝酿、制造着万劫不复的灾难后果，形成无知、延续无知、容忍无知的社会文化是比无知本身更值得探究的精神危机。
“无能”加重危机伤害。有调查表明，国内被访者中84%称从未经历危机现场的自救、互救，更不用谈引导、帮助人群摆脱困境。一次火灾，当发现浓烟后，仅有个别人或抓住宝贵的几分钟沿通道顺利自救，或关闭房门固守获救；大多数人要么不知所措，在慌乱奔突中吸入烟尘死亡，要么错误地选择从楼上窗口跃出，结果摔死或重残。高校学生自杀事件反映成长阶段心理问题，若有恰当的人与当事者聊聊，许多引发自杀冲动的问题可以消失；然而大量当事者都是在无人察觉、无人帮助下随风而去。
没有应对危机的求生信念和经验、技巧、能力，各种不当处置一旦出手，或贻误避难救险的最佳时机，或导致局面更为复杂混乱，或加大危机损失、延长危机时间、甚至造成新的危机。有时破解危机的判断、措施、方法、能力，是比道德审判更为重要的建设内容，应该得到社会更为广泛的共识。
“无为”是社会危机文化素质的深切之痛。“无为”与“无情”是危机应对中的孪生兄弟，是和谐美好社会建设的大敌。在具有预防特点的危机文化中，“无为”目前还是多层次、多门类的现实：一方面因决策者文化见识、文化自觉的不足，轻视、忽视、无视预防宣传教育，这种因过长的太平时期的麻痹思想带来的领域性无为；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的情感不足、以人为本的意识淡薄，导致危机降临时出现对生命的漠视，是那种见困不帮、见死不救、推诿拖拉的无为。社会上一些分散事例表现的令人发指的“无为”，让生灵涂炭。
“非典”初期相关部门和单位的“无为”十分典型，那种本身“自救”不行，周边“共救”没有，政府“施救”无期的情形仍历历在目。2004年2月5日北京密云彩虹桥踩踏伤亡事件，同样表现出“无为”与“无情”交织的恶果。数千人涌向长60米、宽仅3米的铁桥时，活动组织者、秩序维护者的“无为”，导致惨剧发生；有人跌倒后，周围人的“无情”导致惨剧扩大。倘若他们视跌倒者为亲人遇险，立即作出帮助式反应，至少能保持镇静、全力自救，而不是四处胡挤、助长混乱。危机时刻，在自救、互救、施救上无为，很大程度与危机文化素质低下、公德私德不良相关。
“民防”之民为全体社会个体，是“全民”之意，并非特指百姓；“心防”之心为全部个体之人的内在危机文化素质，是社会预防文化的根基，是政府体系中“官防、专防、技防”的软实力。只有当越来越多的公务员、专业人员、普通公民成为现代危机文化的“民防”、“心防”的积极因素，才能改变目前危机管理中“海量任务”与“微小应对者”的力量对比。
“民防”与“心防”事关国策 危机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日益复杂、多元增长。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曾在联合国《千年报告》中说：“当今社会对许多人来说，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伤害，这些力量有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不稳和社会失调。”
多年以来，不少国家都将危机文化的社会素质，对公民的预防文化建设工作摆到高于“专防、技防”的地位。一些西方国家和许多拉美国家在禁毒战线上，早已将预防体制全面向社会渗透，把减少未染毒者进入涉毒者行列当作首位目标。1999年7月，安南在第二次“世界减灾大会”上提出：“人类必须从反应文化转变为预防文化。”
世界先进国家较早开始坚持广泛的危机文化素质教育。在它们的大中小学校里，有些安全教育、避险和急救知识的课程，已有近百年历史；组织学生参观减灾部门工作，在博物馆了解国家及城市经历灾难的历史，参加政府与社区经常举行的应对主要灾害的演练，早已是“定制”。
于是，几代人下来，社会的危机意识、应对行为、整体氛围便普遍水准较高。有人称美国纽约市市民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2003年“8·14”大停电事故中，整体表现出的镇定、有序、听从指挥、良性互动，便是这一水准的体现。即使是被困在地铁和电梯中的数十万人，也都在耐心地等待救援，疏散中没有发生任何因拥挤形成的踩踏事件和其他连锁灾难。
纽约紧急事态办公室（OEM），负责协调超过150个联邦、州、市及私人组织的危机应对活动，在提高危机防范的公众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而显著的作用”。首先是相关知识的传播，它的“家庭灾害防御指南”，细到关于老年人、残疾人、非英语人口、宠物等等；其网站发布大量将对市民产生影响的“有用信息”，使公众看到当前危机与可能发生的危机；它通过“多触角战略”，在危机发生时，提供准确信息以减少灾害影响，达到防止恐慌、稳定局势的目的；它宣传、鼓励、组织市民参加社区紧急事态反应队（CERT），2004年便对其成员进行了灾难防御、用火安全、灾害医护、夜间搜救、灾害心理学等八项课程的培训。
法国24小时开通115免费电话，这是让陷入困境者寻求“社会急救中心”救助的联系通道。该中心每晚有巡逻车在街头巡视，车上配备一名社会工作者，一名护士；前者了解救护对象的情况，并登记在案，后者负责初步诊疗。这一民办的社会急救中心，设有社情观察室，与政府了解民情和社会底层情况的部门、社会庇护中心等保持畅通和协作关系。
日本东京是世界重视危机文化公共服务的典范城市，它通过法律、规则、合同，使政府部门、媒体、民间团体、志愿者、市民结成危机期间的共同体，城市口号是“建设一个防御灾害能力强的社会和社区”。东京将“自己的生命自己保护”、“自己的城市和市区自己保护”作为根本点，给世界留下防灾公共宣传最多、预防训练最多、相关公共文化服务最多的形象。其危机文化服务细化到专门设立“东京都外国人灾害期间信息中心”，为地理不熟、语言不通者提供专门服务；宣传、帮助做到了因物制宜，如道路井盖都考虑救援功能：消防井盖刻有消防员卡通形象，四角标注地名用于指路；避难所周边井盖除用箭头指示方向，还用颜色标志距离——黄色示意避难所在200米以内，红色则在100米以内。
历史经验和现实环境让瑞典率先在危机应对上建立组织严密、社会团结的全面防卫观。新加坡则将全民防卫概括为心理防卫、社会防卫、经济防卫、民事防卫、军事防卫五要素组合的危机管理体制。其中，心理防卫依据国民立志效忠的国家归属感，要求全民建立集体意识，确保国家能在和平中发展；社会防卫指新加坡人民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关怀，团结一致，照顾群众和国家的利益。同时，用专门议案强调公民个人责任——每位新加坡人的家园保安责任。
可见“民防”、“心防”进入国家大政方针，已是危机管理的国际惯例，它有利于培育公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的价值取向，很值得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借鉴。
痛下决心补“短板”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也是灾害多发大国，危机管理工作必须确立“软、硬件”建设齐头并进，“软件”尤需重点加强的方针。应该痛下决心，在10年左右时间里，基本扭转我国城乡危机意识薄弱、社会危机文化素质不高、“心防”与“民防”水平较低的局面。
当前应以立法和执法的强制形式，推行全社会的危机文化素质教育。安全、预防等知识教育，应该贯穿人生不同阶段；覆盖幼儿教育、义务教育、学历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使民众树立珍惜生命、关爱他人、抵御伤害、防范危机的基本观念，掌握应对常见灾难的主要知识，具备面临大规模危机状态时的高度组织化、服从指挥调度、相互帮助和团结配合的思想作风。
应以主题公共文化设施和专业减灾队伍为基础，实施深入社会的培训演练。危机文化范畴的真知，更多来自于实践；东京的先进经验说明“自己的生命（社区）自己保卫”所涉及的能力，不是看出来的，主要是练出来的。包括以色列等许多的国家，最重视“灾难博物馆”的建设与使用，最强调发挥专业队伍到学校、社区的传授培训功能，最习惯用情景再现与角色扮演的方式对民众开展自救、互救、施救的演练。通过流程化演练，使预防文化深入人心，组织文化得以形成，社区和居民避险能力得以增强，这就会为拯救生命增添机遇，为专业救援赢得时间。
开辟安全文化知识咨询平台和畅通有效的应急信息传播渠道也十分重要。与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相伴的危机，连一般专业人员都深感复杂，早已不是常规教育可以从容应对的。所以，汇聚城市与国家的数据库、信息源、专家群，以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的方式弥补例行危机文化教育之不足，供应现实社会生活中动态发生的分散危机事态中所需要的思想行为指导，当是城乡危机管理基本建设的紧迫任务。这个平台身兼传播科学知识和发出社会警报双重职能，规模灾难降临时可以准确的信息、有力的动员、合理的指挥，增强社会化解危机的信心和效率，击退谣言和恐慌的危害。 同时，要用政府出色的领导、组织、协调、管理，提高民众社会行为的有序性。公民、居民的规则意识和行为的有序性，是社会现代性水准的重要标志，也是严重灾害突发时众多生命能否脱险的一种素质条件。对于飞机燃爆事故，国际上有“关键90秒”的逃生时间说法。8月21日落在日本机场的台湾华航班机发生燃烧，157名乘客在93秒内全部安全撤离，无一伤亡，飞机随后发生爆炸；日本NHK电视台对此的报道特别提到“除了机组人员的疏导外，还靠乘客之间互相帮忙”。人员密集场所突发灾难造成的严重后果，多与极度恐慌气氛和“夺路而逃”的拥挤无序行为相关联。因此，平时长期不懈的公德教育、习惯培育和危机现场的正确指挥同样重要，政府应视其为辖区属民社会危机文化素质的领域，持之以恒地积极努力。
古今中外无数英雄多是与危机事态博弈的英雄，好莱坞大片的高额票房多为“灾难片”所创造。精彩文化产品可以通过英雄的形象、感人的故事，表现复杂、科学、专业的求生本领，用富于感召力的内容，极具冲击力的高科技载体形式，传播正确的道德伦理，让青少年如临其境、身陷激情。所以，借助文化产品的艺术力量，塑造英雄、效仿英雄，普及知识、传授技能，既是改善“心防”、“民防”质量的有力手段，也是提升素质的文化方式。
应让公务员率先垂范，带动社会人群危机文化素质的快速增长。日本东京都防灾与危机管理的53项文案中，十分引人注目的是政府的每个部门，首先提出了对本系统公务员的危机文化要求。将公务员作为危机文化素质的先行者、示范者、引领者，去影响、带动社会各行各业宣传预防文化知识，学习安全文化技能，不仅能促进社会的“心防”和“民防”，还将创造城市和国家危机管理工作跨越式发展的捷径。□（文/沈望舒）（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