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舍我其谁：胡适》有感
要说起改革，首先想到的三个层面便是政治经济和文化，要论难度，经济最易，文化次之，政治确是最难的。若是能发展经济，解放思想，政治改革便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了。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大臣纷纷投身洋务，力求富国强兵，说起来这算是经济方面的改革吧，虽然并没有抵挡住外国入侵的脚步，但算是开了实业之先河。待到公车上书，百日维新，废除科举，中国人的思想解放运动也算是拉开大幕。
我很早就知道胡适这个人，在历史教科书里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是白话文运动的发起人，除此之外，我对他知之甚少，偶然一个机会，听说他在台湾被称作是二十世纪最聪明的人，便发了心思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人，《舍我其谁：胡适》这本书是美国江成勇博士写的一本胡适的传记，我读的这一本写的是从1891年胡适出生到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的经历。书还没有读完，但也有几分感触，尤其看到中国发展了一百年有些当年的弊病人就没有解决，不免有些忧国，但想想虽然路途坎坷，但前途总是光明向上的，心中便安慰了许多。 胡适十四岁便离开了安徽的家乡，只身来到上海进了新学堂，一个人的成功跟他的努力和天分是分不开的，有天才而不努力不行，没有天才只努力不行，没有天才又不努力那就更糟。胡适早年在上海学习的经历给我留下印象颇深，他常常读书至深夜，在卡片纸上写下某某日购得书多少卷，限几日读完，放在书桌显眼的位置，以此勉励自己。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里有这样一段话：“我就这样向着茫茫的人还里去寻求我的教育和生活，一个孩子，所有赖以防身的就只有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这段话读来让人颇受感动，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为了求学背井离乡，想来要有多大的勇气呢。“一点点用功的习惯，一点点怀疑的倾向”这在那个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年代又是怎样的难能可贵呀，我也把这两句拿来做了座右铭，对一个现代人来说，用功与怀疑哪有那么容易做到，我们早已经习惯了，接受书本，媒体，还有长者们的观点言论，八零后九零后的我们甚至对最基本的中华民族的历史都知之甚少，又怎么能去怀疑，去创造呢? 说到胡适的怀疑精神，早年的胡适可算是一个革命分子了，胡适先后在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念书，却一张毕业证书都没有拿到，都跟他不甘忍气吞声，敢为人先的气度导致的，从梅溪退学是因为写信骂了上海的道台，从澄衷退学是因为带领学生霸操罢课。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候因为不满学校成立董事会干涉学生事务，这帮学生竟然集体罢课，重选校址，自行成立了中国新公学，最后因为经费问题，被迫解散，胡适也没能从中国公学取得一张毕业证。不知道那时候的学生哪里来的如此魄力，有什么不满的可以写信骂人，敢罢课游行，更有人为了取得大家的重视杀身成仁，他们靠的难道是中国文人所推崇的君子之气？我怎么也想不明白。革命的成功必然是以无数人的性命为代价的，像是谭嗣同，像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我之前看那些先驱们的事迹，每每都感到热血沸腾，想到自己也该像他们那样，不要甘于现状，不要习惯了中庸，可是那也只是在我少年求学时候的想法，如今长大了，面对养家糊口的问题时，想的多是该多学些什么东西，等毕业时候能找份好工作，能比别人过的更舒服，哪里想过天下，想过国家呀。一百年前他们面对满目疮痍国家，痛心疾首，尙可以办报纸写读物，针砭时弊，现如今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我最恨的就是平凡，是中庸”胡适这一句给了我当头一棒，我早已经忘记了当年的雄心壮志，变得庸庸碌碌，成为这亿万人口里平凡的一个。 梁启超在他的著作里曾说，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是盎格鲁撒逊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有中国人最须采补的美德。这些美德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去冒险，是权力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一百年后的今天，这些美德我们有了吗？最可怕的便是不自知。所以我越发觉得，文化的改革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自由精神，人类怎么会抛开束缚，主动去尝试去探索那未知领域里的进步和发展。思想的觉醒必然带来民主的政治，只是这个过程太缓慢。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崛起是大势所趋，我虽成不了胡适，但也愿像胡适那样，多一点定努力，多一点点质疑，拒绝中庸，以期将来能为我国的发展做出贡献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