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日翻看胡适的著作，读到了他的《我们走那条路？》（载《胡适论学近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文。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1930年《新月》二卷10号上。记得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那样一个文化躁动不安的时候，我就读过这篇文章（大概收在台湾出版的一本胡适的文集上）。心境不同，感受也迥异。当年还是卤莽青年，一心想着反传统；如今已是身心俱老，愈加觉得传统的可爱。初读胡适文章，为其倾倒；今天再来读，倒更愿意保持距离了。自晚清以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始终是萦绕国人心头的一个结。胡适的这篇文章就是想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至今也未过时，所以胡适提出的观点仍不失讨论的价值。
胡适提出：“究竟我们要一个怎样的社会国家”？“究竟我们应该走那一条路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地”？他认为，这就需要解决两个问题：“我们第一要问，我们要铲除的是什么？这是消极目标。第二要问，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这是积极的目标”。问题是胡适找的病根是否准确？开出的药方是否有效？胡适认为，我们要铲除打倒的是所谓“五大仇敌”，曰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不过这实在没有说到点子上。变革也罢，革命也罢，改良也罢，其目标都不是这些，因为它们的存废不过都是结果，而非根源。鲁迅当年学医改行，就是个例子。医术固然能够医好人身上的病，但医不好社会的病。而且这些社会痼疾不是哪个社会制度特有的，不同的制度下它们只是表现不同、程度各异而已。大同社会当然不在此列。胡适的社会改良思想是一种西医式的思路，即针对的是症状而非根本的原因。
未来的出路何在呢？胡适说：“我们一开始便得解决一个歧路的问题：还是取革命的路呢？还是走演进（evolution）的路呢？还是有第三条道路呢？——这是我们的根本态度和方法问题。”他认为，所谓演进的路是自然而然的非人为的进化，其弱点一是不经济、过于缓慢，二是演进的结果总是保留下许多旧制度的残余。与此相比，革命的路则没有这个缺点，因为它借助于“人功促进”，人为的成分为多。但胡适把革命区分为两种：一是和平的人功促进，一是暴力的人功促进。他坚决反对后者，认为暴力革命只能带来以暴易暴的破坏，而不能造成建设性的后果。他说：“我们都是不满意于现状的人，我们都反对那懒惰的‘听其自然’的心理。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反对现在所谓‘革命’的方法”。基于这种判断，胡适认为唯一能够接受的选择，既“不是懒惰的自然演进，也不是盲目的暴力革命，也不是盲目的口号标语式的革命，只是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这种所谓的“自觉的改革”，在胡适看来，“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其实，胡适的改良药方说到底仍然偏重于演进的路，只是加上了自觉的成分而已。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知识背景和学术训练对其文化态度的影响。早年去美国留学，最初学的是农学，得了自然科学的训练，这种底色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方法和预设。再就是他的美式自由主义立场，也使其难以接受革命的路，只能选择改良的路。他的主张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哈耶克和波普尔的政治哲学。
中国的革命的确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后果，但是否因此就证伪了它的历史合法性呢？鄙人认为不能轻率地作肯定的回答。这不仅是由于历史不能假设，更是由于如何看待革命的历史真实性才恰当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告别革命”的观点是革命“幻灭”后向当年胡适立场的一种回归。但问题是，革命者对革命的理解可能有误，对革命的操作也可能不当，但这同革命本身有否理由，完全是两码事。试图把它们捆绑在一块，以历史的悲剧性后果来否定革命本身，在道理上是讲不通的。
(二)
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自己的经验，赠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做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亲居了。
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认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认胡乱混饭，混官吃。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实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的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会接触, 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的俘虏。你在那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在社会的顺民了。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人生的追求。
有什么好方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和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谓的求知识了。
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二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缩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物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有疑难问题来逼你时时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知识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知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伽利略（GALIEO）和牛顿（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己。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
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是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做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的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的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
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你就做六个钟头抹桌子工作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个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法也只有一句话：“你得有一点信心。” 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
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 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做费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讲堂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获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化学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一种微菌在生物体内的发展；（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他们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
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少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法朗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就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有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