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中國俗文化研究概覽
李逸津
（天津，300387，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
內容提要：俄羅斯漢學一貫關注中國民俗研究，自18世紀初就開始大量搜集中國民俗文化材料。現代俄羅斯新漢學的奠基人瓦西里·米哈伊洛維奇·阿列克謝耶夫(Vasily Mikhailovich Alekseev )院士在搜集和研究中國俗文學與民間藝術方面，做出了巨大的開拓性的貢獻。他的研究特點是熱愛中國文化，對中國文化懷有平等精神，對研究對象持客觀科學態度，以及研究視野的宏觀性與整體性。旅華俄羅斯僑民學者施古爾金（Shkurkin）的《中國歷史上的傳說》和巴蘭諾夫（Baranov）的《中國人的信仰與風俗》，也是俄羅斯中國民俗研究中值得重視的著作。當代俄羅斯漢學家李福清從神話學和民俗學視角研究中國古典小說，司格林以其得天獨厚的語言條件研究中國民間說唱文學，為中國民間文學與文化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
關鍵字：俄羅斯 中國俗文化
研究
概況
特點
An Overview of Popular Chinese Culture Study in Ruia
LI Yi-jin (College of Literatur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Abstract：As early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18th century, Ruian Sinology began to focus on popular Chinese culture study and has gathered a collection of materials for this study.Vasily Mikhailovich Alekseev, the founder of Ruian Sinology,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and Chinese folk art.He has a paion for Chinese culture.Th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his awarene of equality for Chinese culture and his objective attitude bring him a magnificent research perspective.Legend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written by Shkurkin, an overseas Ruian scholar, and Chinese Beliefs and Customs written by Baranov are both valuable works to the research of popular Chinese culture in Ruia.LI Fu-qing, a modern Sinologist, studies the claical Chinese novels from a perspective of folklore and mythology.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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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繪的是戲劇場景的民間年畫，並且是今天不常見的“青底畫”。①現在已成為喀山大學人類學博物館世上獨一無二的寶貴收藏。在1880年出版的瓦西里耶夫主編《中國文學史綱要》（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中，以專門的章節論述了“中國民間文學”，其中包括《西廂記》、《列仙傳》、《搜神記》、《太平廣記》、《聊齋志異》、《水滸傳》、《紅樓夢》、《金瓶梅》、《品花寶鑒》、《好逑傳》、《玉嬌李》等戲曲、小說作品。瓦西里耶夫還在1883年親自翻譯了《聊齋志異》中的《阿寶》、《庚娘》、《毛狐》等故事，在1894年發表了唐代傳奇小說《李娃傳》的俄譯。曾於清光緒十三年（公元1887年）至十五年（公元1889年）任清政府駐俄使館隨員的繆佑孫②在其《俄遊日記》③中，提到他有個學習中文的俄國朋友顆利索甫（克利索夫）曾告訴他在俄國漢語學校里的所用的教材：“其書之合滿漢文者，半為康乾時官書，亦有私家所刊《西廂記》等。其譯成俄文之中國書，則有《古文尚書》、《孝經》、《三字經》、雜小曲。”可見當時俄國在引進中國經典、應用書籍之外，也同時引進民俗文學，以為漢語學習的教材。這些都是早期俄羅斯漢學搜羅中國民俗文化資料的初步成果。
一、瓦·米·阿列克謝耶夫院士對中國俗文化研究的開拓性貢獻
現代俄羅斯新漢學的奠基人瓦西里·米哈伊洛維奇·阿列克謝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1881-1951）院士在搜集和研究中國俗文學與民間藝術方面，做出了巨大的開拓性的貢獻。還是在學生時代，阿列克謝耶夫就對中國木版年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盡管他的這一興趣在當時受到包括“中國老師”在內的大學裏許多人的輕蔑和不解，但他始終沒有放棄自己對中國民俗文化資料的搜尋和研究。1906至1909年，阿列克謝耶夫被派往中國學習，期間他隨法國漢學家沙畹在中國華北進行了4個月的旅行。這次中國之行使阿列克謝耶夫搜集到大量的民俗學材料，僅民間年畫就大約有3000多幅④，其中包括北京、上海、廣州、山東等地畫匠的作品，但數量最多的是天津楊柳青木版年畫。
阿列克謝耶夫的中國俗文化研究的特點，或者說他在這一領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有以下四点：
首先是他對中國文化的熱愛、景仰之情。對中國古老文化的熱愛與崇敬，像一條紅線，貫穿在阿列克謝耶夫一生的漢學研究活動之中。在他1907年的中國之行中，他曾寫道：“我被人類文化和人類藝術的偉大所震撼。是的，中國藝術是世界的藝術，可以作為一種巨大的新事物對西方文化產生影響，盡管它與西方藝術有許多差別，但同樣是具有人道精神的通用藝術。„„蘊涵着巨大能量和無盡可能的中國藝術與歐洲藝術發生碰撞之後，將會產生許多嶄新的、陌生的而又震撼人心的東西。”⑤這種對中國文化的崇敬與熱愛，使他能打破長期以來西方學學者的傲慢與偏見，認真發掘和探討中國文化的奧秘與精華。
其次是阿列克謝耶夫對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所懷抱的平等精神。大約是由於 ① 即灰黑色背景的畫。見李福清、盧多娃《中國民間繪畫·序言》，《中國民間繪畫——在民間繪畫中的舊中國精神生活》，莫斯科，蘇聯科學院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總編室，1966年版，第6頁。 ②繆佑孫：生卒年不詳，清外交官。曾於清光緒十三年（公元1887年）至十五年（公元1889年）任清政府駐俄使館隨員。 ③見上海著易堂版《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三秩，杭州：杭州古籍書店1985年影印本，第3冊。 ④ 李福清、盧多娃《中國民間繪畫·序言》，《中國民間繪畫——在民間繪畫中的舊中國精神生活》，莫斯科，蘇聯科學院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總編室，1966年版，第6頁。 ⑤ B·M·阿列克謝耶夫《1907年中國紀行》，閻國棟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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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和對他的崇拜》等6個專題。曾經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的中國民間年畫，竟由阿列克謝耶夫挖掘出如此重大與眾多的研究題目，從中可見這位世界級漢學大師的探索精神與問題意識的可貴。
二、旅華俄僑學者對中國俗文化的考察與研究
俄羅斯是一個重文化、重教育的民族，即使是遠離祖國、流落他鄉的僑民，也沒有忘記自己的文化承傳，沒有放棄文化和學術事業。許多移居中國的俄僑文化人，除了從事傳統的俄語教學與俄羅斯文化學術活動之外，還自覺投入對中國民俗文化的考察和研究，以期更好地融入中國人民的生活，更好地在中國生存。這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П·В·施古爾金（Павел Васильевич Шкуркин，1868-1943）①的《中國歷史上的傳說》②（1922）和И·Г·巴蘭諾夫（Ипполит Гаврилович Баранов，1886-1972）③的《中國人的信仰與風俗》④（1920-1930）。
《歷史中的傳說》一書共157頁，分為《鬼穀子》、《張道陵》、《三個朋友》（劉備、關羽、張飛三人結義的故事）、《獵戶的腰帶》⑤（關於唐玄宗李隆基、楊貴妃和安祿山的傳說）、《保護人》（岳飛、李自成故事，以及清廷選關羽為保護神的傳說）、《沒有被安葬的皇帝》（吳三桂叛亂和清世祖福臨的故事）、《復仇》（康熙皇帝傳位於雍正，以及關於雍正暴死之謎的傳說）等七個專題。最後一章中有意思的是施古爾金所記述的雍正之死極為撲朔迷離，其殺手沒有確指，但影影綽綽似乎是一個嫁給了王氏書生的蕭姓女子，不是我國民間一般所傳的呂四娘。不知是他另有所本，還是與發生在康熙時代的《鴛鴦刀》故事中的俠客蕭半和相混淆。此外，這段故事中還附記了俄國曾於1725年前向中國派出50名使臣，伊利里亞伯爵薩瓦·魯基奇·弗拉基斯拉沃維奇於1727年來到北京，與清廷簽訂恰克圖條約，以及修士大司祭普拉特闊夫斯基率領的第二屆東正教使團於1729年來到北京等中俄交往的史實，可為研究清代中俄關係提供佐證材料。
П·В·施古爾金在該書序言中闡述了他寫作這本書的目的，他說：“在這些被稱作‘野史’的歷史中，經常能看到民間故事、傳說等等，‘野史’所寫的有時要比有教訓意義的官方正史有趣得多。”他說：“我絕不是以寫中國歷史為目的，我只希望，按能力和可能的限度，使俄國讀者在一般特點上了解中國歷史的一些時期，以及不只是在官方的解釋中，而且是在“野史”、也就是歷史故事和劄記 ① П·В·施古爾金，1868年出生於哈里科夫州。1888年畢業於莫斯科第四武備學校和亞歷山大三世軍事學院，1889年被派遣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服役。後來又被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東方學院學習漢語，1903年畢業，任符拉迪沃斯托克警察局副局長，參加過日俄戰爭。自1913年起任哈爾濱中東鐵路管理局翻譯，以後還在哈爾濱各種俄國人學校任漢語教師，編寫過一些東方學教科書。他在哈爾濱出版的中國民族學與歷史學著作有：《中國故事與傳說》（1917年）；《中國傳說》（1921年）；《歷史中的傳說》（1922年）；《細柳：適合夫人和紳士的中國短篇小說》（1922年）等。1927年移居美國，1943年逝世於西雅圖。 ② 哈爾濱俄羅斯外阿穆爾軍官協會“OЗO”（Общество заамурских офицеров）公司鉛印與石印印刷廠印制。 ③ И·Г··巴蘭諾夫，1886年出生於托博爾斯克州，1911年畢業於托博爾斯克神學院，隨後進入符拉迪沃斯托克東方學院漢滿語部。1911年12月移居哈爾濱，任中東鐵路局總會計處的漢語翻譯。1912-1925年任哈爾濱男子商務學校漢語和經濟地理學教師。以後在哈爾濱一些俄國人開辦的學校任教，1932年獲得漢語編外副教授職稱。東北解放後於1946-1955年任哈爾濱工業大學漢語教研室主任，1958年6月回國，1972年卒於阿拉木圖。 ④ 曾於1920-1930年間以單篇文章在哈爾濱《滿洲通報》等俄文雜志上發表，1999年由莫斯科螞蟻出版社結集出版。 ⑤ 文中穿插了一段楊貴妃指着天上銀河邊三顆星星為唐玄宗講說牛郎織女故事的情節。過去有人認為這“三星”就是西方天文學中所說的“獵戶的腰帶”，故作者用為本節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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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說是高水平的研究著作。
三、當代俄羅斯漢學家對中國俗文化研究的繼承與拓展
傳統俄羅斯漢學對“民間”的關注，蘇聯時期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藝路線對“人民性”的提倡，以及中俄兩國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特殊聯繫的現實需要，使得俄羅斯漢學傳人始終保持對中國民俗與民間文化的研究興趣，並不斷加以拓展和深化。這中間首屈一指的中國俗文化研究專家，當屬在俄羅斯漢學家中學銜最高的俄羅斯科學院院士鮑里斯·利沃維奇·李福清（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1932- ）。
李福清出生於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1950年入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學習中文。在學期間，他曾利用暑假，兩度到中亞地區一個叫“米糧川”的東幹人（Дунгане）集體農莊去考察。東幹人的祖先是來自中國甘肅的回族人，他們至今保持着許多中國傳統生活方式和中國民俗文化。李福清在那裏學習漢語和搜集中國民間傳說材料，利用這些材料，他在上學期間就開始發表論文。如他在四年級時寫的論文《東幹傳統民歌初探》，1956年發表於《蘇聯東方學》。1955年大學畢業後，李福清被分配到蘇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工作，專門從事中國民間文化與俗文學研究，迄今已逾半個多世紀。其代表性論著有《論長城故事和中國民間文學的體裁問題》（莫斯科，1961年版），《中國的歷史史詩和民間文學傳統——口頭與書面版本的〈三國演義〉》（莫斯科，1970年版），《從神話到長篇小說——中國文學人物描寫的演進》（莫斯科，1979年版），《中國神話故事論集》（北京，1988年版；臺北，1991年版），《關公傳說與〈三國演義〉》（臺北，1997年版，1999年再版），《從神話到鬼話——臺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臺中，1998年版；北京2001年增補版，改名為《神話與鬼話》）等。李福清的這些論著，以材料翔實、角度新穎、觀點獨特為世界漢學界所矚目，也受到中國本國學者的好評。
李福清為В·С·馬努辛（Манухин，1926-1974）1977年出版的《金瓶梅》俄譯兩卷本（節本）撰寫的題為《蘭陵笑笑生和他的長篇小說》①的長篇序言，充分顯示了他深厚的漢學功底和對中國民俗文化的熟悉。如他分析《金瓶梅》女主人公月娘的服飾說：“她出生在„„八月十五。因此給她取名‘月姐’——‘月亮姑娘’。在中國人的概念裏，月亮是陰的象徵。月亮上生活着一頭搗制長生不老藥的神兔。這就是月娘頭上那頂貂皮鑲邊帽圈上繡着一頭兔子的原因。”②他說月娘在盛大場合裏總是穿紅襖，那是因為明朝皇帝姓朱，朱即紅色，因而“紅”是一種高貴的顏色，所以“月娘穿紅衣裳可能與她是富家大太太和她在小說裏規定的象徵作用有關。”③同時李福清又指出，潘金蓮在李瓶兒生日那天穿的是“深紅色嵌金坎肩，”這說明她“千方百計突出自己在其他幾房妻子面前④的優勢。”又比如，李福清特別提醒讀者注意《金瓶梅》第27回“李瓶兒私語翡翠軒，潘金蓮醉鬧葡萄架”裏“花瓶”的象徵意義。他分析書中西門慶阻止潘金蓮折花，因為他“早已摘下幾朵來，浸在一只綠色碎磁膽瓶內”這一細節，指 ①② 中译文载我国《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第80-84页。白嗣宏译。
李福清《兰陵笑笑生的长篇小说〈金瓶梅〉》，《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第81-82页 ③ 同上，第82页。 ④ 同上，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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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南方的民間說唱體裁來同北方體裁作比較，創立它們在其萌生之處的相互聯繫，有可能找到它們起源的共同源頭。”①
司格林的上述兩點概括是符合實際的。首先他以西方傳統的“三分法”視角對中國說唱文學“譜系”的梳理，確有獨到之處。以文本語言特點和表演方式，
②即“唱”（Бесенный сказ）、“念（誦）”（Поэтический сказ）、“說”（Прозаический сказ）③來劃分種類繁多的中國曲藝門類，符合西方讀者的理論思維習慣，便於他們的理解和把握。其次，他以其獨有的對漢語語言的熟稔掌握和自己切身的欣賞經驗來談論中國說唱文學語言幽默的奧秘，確實令一般外國學者難以望其項背。比如他對中國相聲經典名段中涉及到的中國地方方言、俏皮話、歇後語、民間口語、俗語、俚語④等等的翻譯和解釋，能夠把它們准確地譯成俄語，並向俄文讀者講清它們的中文原意，分析出它們構成語言幽默的原因，實在是難能可貴。司格林教授的創造性工作，不僅對俄國讀者了解當今真實的中國和中國人、學習活在當代中國人民口中的鮮活靈動的漢語，具有極為實用的價值；而且對於中國俗文學與文化走向世界，也有極大的推動和促進作用。所以，無論俄國還是中國，都應該感謝他的卓越貢獻。
除了上述兩位老一代漢學家之外，在當代俄羅斯中國俗文化研究隊伍中，還出現了幾位相對年輕的新秀，如著有《中國文化指南辭典》⑤的俄羅斯國立人文大學東方語言教研室主任Г·А ·特卡欽科（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Ткаченко，1947-2000），主編《中國文化史》⑥教材的聖彼得堡大學哲學系東方哲學與文化教研室主任М·Е·克拉芙佐娃（Марина Евгеньевна Кравцова，1956- ），出版專著《傳統中國的怨與讖：從古代到17世紀的“謠”體裁》⑦的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方學研究所副博士С·В·濟寧（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Зинин,1957- ）等。總之，俄羅斯的中國俗文化研究隊伍雖然目前不很景氣和壯大，但還算是後繼有人，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新的優秀成果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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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逸津，出生年月：1948年10月。天津市人。工作單位：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 通訊地址：300381，天津市南開區紅旗南路仁愛濠景莊園利景園6-1-102。 E-mail：liyijin168@126.com，電話：022-23951029，13602063435.
①② 同上，第301頁。
俄譯為“詩歌故事”，也就是強調作品文本的韻文性。我們按中國這類曲藝形式的實際情況及中國讀者的理解習慣，譯為“念誦”。 ③ 俄譯為“散文故事”，也就是強調作品文本的散文性。這裏按這類曲藝形式的實際情況，並採用中國傳統術語，譯為“說話”。 ④ 如“緔鞋不使錐子，針（真）好”（Прошивая подощву ，не пользуйся шилом —игла лучше）；“狗攆鴨子——呱呱叫”（собака гоняет утку —сплошное кряканье）；“夾塞兒”（встревать в очередь）；“出漏子”（попадать в скандальную историю）；“吊兒郎當”（бить баклуши）；“這不結了嗎？”（вот это другой разговор）等。 ⑤ 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螞蟻出版社1999年出版。 ⑥ 聖彼得堡、莫斯科、克拉斯納達爾小鹿出版社2004年出版。 ⑦ 莫斯科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199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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