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军：学术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
黄晓军教授带领团队做科研
亚太血液联盟主席、亚太细胞治疗学会候任主席、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从来不乏让人瞩目的头衔，诸多文章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临床肿瘤学杂志》《血液》等国际知名医学期刊上发表，这让他拥有了足够证明自己实力的学术成就，但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这个身兼医、教、研数职的科学家更愿意谈科研、谈团队、谈学术态度。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对学术精神的坚守，对科学研究的专注和严谨以及整个团队的齐心协作，才能真正提高我国血液疾病的诊疗水平，让更多的人在改善人类健康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办纯净的学术会
2014年9月，由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主办的第35届国际血液学会议在北京举行，几十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围绕血液病各个领域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精彩演讲，3天半的会议，吸引了3000多人参会，每个分会场都爆满。国际血液学会执行委员会主席Emin Kansu教授在会后发邮件给会议主席黄晓军教授表示感谢，并赞赏地说：“会议非常成功，绝不输给国际上任何一个高水平的学术论坛。”
一个学术会议的成功要素是什么？在黄晓军看来，主题要明确，邀请的专家水平要高，内容要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会议编排要让与会者参与度高。最重要的是，要让会议真正体现学术价值，让参会者真正受益。
每次组织召开学术会议，黄晓军作为大会主席，只负责两个内容：学术思想和学术编排。
解放军总医院血液科主任刘代红教授对此感受颇深。“常规的学术会议往往是请某领域的专家大腕作报告，30分钟甚至更长的发言结束后，专家完全没有时间与参会者交流，这种学术报告就很被动。但是，医师协会办会面对的大多是高年资住院医师、副主任医师等，他们迫切需要捕捉该领域的最新进展。黄晓军首创了‘争鸣’ 板块或者称之为擂台赛，专家的报告被砍掉一部分，拿出更多的时间，请各领域专家就有争议的临床以及科研问题进行辩论，年轻医生们也能够参与探讨，这就调动了与会者参与的热情。不仅如此，把有争议的话题辩论清楚，也会给临床科研指明方向。”刘代红说。
“他用非常强势的理念让学术会议更加纯净。”刘代红告诉记者，黄晓军主办的会议，绝对没有卫星会，即便是一些公司作为会议支持方，希望能宣传自身产品，黄教授也会对公司拟邀请的演讲者的学术水平进行考量，对演讲内容有所限制。
“有一年，在中国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的年会上，有药厂希望介绍一类治疗慢性髓细胞白血病的靶向治疗药物，但是黄教授坚持不同意，而是办了一场有关慢性髓细胞白血病的论坛，其中探讨了该疾病的诊断方法、治疗策略，中国如何在治疗中坚持标准化与世界接轨、疗效评估、精细标准等问题，最终将对药物的推介融合到对这一专业领域的探索研究当中，相当于作了一场高水平的继续教育会议。”刘代红说。
对于当前医药厂家资助学会会议的做法，黄晓军坦称自己是支持的，毕竟学术会议本身就是医生、患者、厂家挖掘利益共同点的平台，关键是主办者需要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点。“我建议医药公司应该成立联盟，多开展多中心的研究，产生新的有循证医学的数据，真正为医学进步提供支撑。”黄晓军说。
让严谨的科研理念成为团队共识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已成为我国血液学界进入国际视野的标志性机构。在黄晓军看来，建立一支优秀的团队，需要通过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传承在科学理念上达成共识，而不仅仅是行为规范，就像国家要靠统一的信念和积极向上的文化才能不断壮大一样。
自2012年以来，黄晓军无论多么繁忙，都会把每周一下午5点～7点的时间空出来，为团队成员进行研究答疑，这一研究者工作汇报平台是一个工作制度，也已成为重大科研成果孕育的“摇篮”。
该平台负责人孔圆告诉记者，每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黄晓军都要求申请人在该平台上作预答辩，并根据申请需求、申请思路以及研究的逻辑性和科学性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标书写好后，还会逐一进行修改完善。“以前血液科平均每年能够获得2个～3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如今这一数量已经增加到7个～8个，成为院里项目最多的科室，工作汇报平台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所有课题开题前，黄晓军还会要求研究人员首先进行课题的整体评估，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整理，阐述为什么立题，立题的优势和创新点是什么，技术路线是否可行，远期发展定位在哪里，哪些方面会有困难，是否需要多中心研究或和其他机构合作等。由此，就可以避免课题定位不清，出现缺陷不知如何补救，浪费实验资源等问题。”孔圆告诉记者，不仅如此，对于科室承担的多中心或单中心临床试验，黄晓军都会定期检查入组病人，监督研究管理情况，对研究质量进行严格把关。
作为科室主任，黄晓军深知建立学习性组织的重要性，为此，他还在科室中搭建了另一个工作平台，称为“Doctor Club”，其主要工作就是每周一次的临床文献复习。
“每周三下午5点半在10A教室，我们会邀请一位本院医生或者研究人员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讲自己发表文章的故事，目的就是让其他人学习借鉴课题如何提出，如何启动项目，文章如何写作等实用技能。”该平台负责人吕萌坦言，借助这一平台，研究人员能够分享书本上查阅不到的文献内容，甚至发现很好的研究选题。
“比如，黄教授在查房过程中会提出，某位病人可能携带一种不常见的基因，而类似的病例资料并没有出现在书本上，这时候，对此感兴趣的研究人员就会作文献复习，在‘Doctor Club’上给出完整的答案。如果这是很多病人的共性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收集患者临床症状，进行动物实验等，最终得出有临床意义的结论。”
事实上，黄晓军对于学术能力的要求不仅仅局限于医院内部，也渗透到了其担任领导的学术组织中。例如，黄晓军对于英文能力的要求特别严格。“科学的基本原则是逻辑和重复，而重复的过程就需要别人知道你做的东西，从另一个角度说，在一个领域内建立国际话语权，会议交流是很重要的契机。进入这个‘圈子’，语言能力是必不可少的。”黄晓军说。
正因如此，在黄晓军的推动下，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造血干细胞移植学术会议自2008年开始，在1天半的会议中纳入了半天英文专场会议，到2010年，英文专场扩展到了1天。“最近，在第35届国际血液学会议2天全英文会议中，30%的发言者都是中国专家。事实证明，通过不断练习，中国人也可以在国际会议上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黄晓军说。
不要为发文章而发文章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如今黄晓军已经培养了38名博士生和7名硕士研究生，其中很多人成为血液学界的骨干力量。黄晓军给予他们的是敏锐发现问题的洞察力、坚持不懈解决问题的执着，更重要的是对待科研、对待科学严谨认真的态度。
今年年初，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副主任医师王昱任第一作者的《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供者优化选择》研究论文，被选为《Blood》封面焦点文章，由主编Bob L.wenberg教授在卷首特别推荐。王昱在接受采访时坦言，研究的最初想法完全来自于黄晓军的提点。
王昱介绍，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愈血液病的最有效方法，但是由于免疫屏障的存在，长期仅限于在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相合的情况下进行，然而我国独生子女多，同胞相合供者日益匮乏，HLA单倍体移植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但随之而来也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一位恶性血液病患者同时拥有父母、HLA不合兄弟姐妹等单倍型供者，如何优化供者选择，使患者复发率更低，移植物抗宿主病更少，生存率更高，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黄晓军带领课题组回顾了10余年来积累的1210例病例，成为相关领域世界最大样本量的研究。最终文章首次论述了亲缘间单倍型移植的“优化选择法则”：年轻、男性供者移植组移植相关死亡率低、生存率高；父亲较母亲供者组移植物抗宿主病发病率低、移植相关死亡率低、生存率高；子女较同胞供者组移植物抗宿主病发病率低；父亲较姐姐供者组移植相关死亡率低、生存率高等。如今，这一原则不仅在国内被广泛采用，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已成为指导临床实践的范本。
“不要为发文章而发文章，而是要不断地发现、提炼、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改进自身工作，最终为了改善人类健康服务。”黄晓军将此视为科研工作的准则，并且不断身体力行。
伴有t（8；21）的急性髓性白血病是一种常见恶性血液病，国际权威指南认为该类型疾病属于预后良好类型，首选大剂量化疗而非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但黄晓军在临床研究中发现，如果仅依赖大剂量化疗，患者复发率高达45%～50%，因此提出是否要早期识别高危复发患者并采取更为有效的治疗的想法。
此后，研究团队利用实时定量PCR动态监测微小残留病，建立了新的分层治疗体系：对于低危病人选择大剂量化疗，而对于高危病人选择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使其复发率从45%～50%下降到15%，而5年生存率由50%～65%提高到82.7%，治疗效果跻身国际一流水平。国际急性髓性白血病协作组主席等专家都表示将根据此项研究结果积极推进相应国际指南的修订。
作为行业领军者，黄晓军始终要求研究团队恪守科研道德。“临床研究的灵魂就是严谨，文章造假一个是水平问题，另一个就是世界观的问题。当前我国把SCI论文数作为职称晋升考核指标，发文章变成了一个非常功利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只管今天不管明天，但事实上，对于研究者而言，研究工作是连续性的，需要依据前一个研究优化临床实践，同时修正下一阶段新的研究内容，因此一次捏造数据，就意味着未来的研究都会沿着错误的路线前进，其实是欺骗自己一辈子。”黄晓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