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兴》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六篇，专论比、兴两种表现方法。赋、比、兴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重要传统。对于赋，刘勰在《诠赋》篇已结合对辞赋的论述讲到一些。本篇只讲比、兴，除二者关系较为密切外，也说明刘勰认为在艺术方法上，比、兴两法更值得探讨和总结。对比、兴的理解，历来分歧甚大。刘勰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意见对比、兴传统方法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文心雕龙·比兴》原文+译注
（一）
《诗》文弘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
〔译文〕
《诗经》里边的作品，体大思精；其中包含着风、赋、比、兴、雅、颂六项。在毛亨作《诗训诂传》时，特别提出“兴”来；岂不是因为《诗经》兼用赋、比、兴三种方法，“赋”乃直陈，“比”为明喻，而“兴”却隐约难懂吗？所以，“比”是比附事理的，而“兴”是引起情感的。比附事理的，要按照双方相同处来说明事物；引起情感的，要依据事物微妙处来寄托意义。由于引起情感，所以“兴”才能成立；由于比附事理，所以“比”才能产生。用比的方法，是作者因内心的积愤而有所指斥；用“兴”的方法，是作者以委婉譬喻来寄托讽刺。为了适应不同场合的不同意义，所以《诗经》作者的情志就有两种表现方法。
（二）
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义取其贞，无从于夷禽；德贵其别，不嫌于鸷鸟：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澣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义也。至如“麻衣如雪”，“两骖如舞”：若斯之类，皆“比”类者也。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纪杂遝，信旧章矣。
〔译文〕
试看用“兴”来寄托讽喻，常常是婉转而善于表达；表面上说的是小事，但譬喻的意义却很广泛。例如《诗经》中的《周南·关雎》所说的雎鸠是雌雄有别的鸟，所以用作引起周王后
妃的“兴”；《召南·鹊巢》所说的鸤鸠有贞静专一的品德，所以用作引起诸侯的夫人的“兴”。既然有取于贞静，那就不在乎是否平凡的飞禽；同样，既然取其雌雄有别，自然不管是否健猛的鸟。这些诗句虽然明确，但表达得不够明显，所以还有待于注解来发挥。至于“比”是什么呢？那是描写事物来比附某种意义，用鲜明的形貌来说明事理。例如《诗经》中的《卫风·淇奥》以金和锡来比喻美德，《大雅·卷阿》以名贵的玉器来比喻贤人，《小雅·小宛》以蜂育螟蛉来比喻教养后辈，《大雅·荡》以蝉叫比喻酒后喧哗，《邶风·柏舟》以衣服未洗来比喻心情忧郁，又以心非床席可卷来比喻立志不变：这些相切合的形象，就是“比”的方法。还有《曹风·蜉蝣》说，“麻衣洁白如雪”；《郑风·大叔于田》说，“驾在车两旁的马，走起来像舞蹈一般”：这些也都是“比”一类的。后来楚顷襄王听信坏人的挑拨，屈原却忠君爱国，他继承《诗经》的优良传统而写作《离骚》，其中讽刺是兼用“比”、“兴”两种方法的。汉代文风虽盛，但作家们却卑躬屈节，所以《诗经》讽刺的传统中断，而“兴”的表现方法也就不存在了。这时赋和颂很兴盛，“比”的运用风起云涌，越来越多，和过去的法则不一样了。
（三）
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宋玉《高唐》云：“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此比声之类也。枚乘《菟园》云：“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此则比貌之类也。贾生《鵩赋》云：“祸之与福，何异糺纆？”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声比心者也。马融《长笛》云：“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此以响比辩者也。张衡《南都》云；“起郑舞，茧曳绪。”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类，辞赋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至于扬、班之伦，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纤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又安仁《萤赋》云：“流金在沙。”季鹰《杂诗》云：“青条若总翠。”皆其义者也。故“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若刻鹄类鹜，则无所取焉。
〔译文〕
“比”的方法，在譬喻上没有一定：或者比声音，或者比形貌，或者比心情，或者比事物。宋玉《高唐赋》说：“风吹细枝，发出悲声，好像吹竽似的。”这是比声音的例子。枚乘《菟园赋》说：“众鸟飞得极快，好像白云中几点尘埃。”这是比形貌的例子。贾谊《鵩鸟赋》说：“灾祸和幸福的互相联系，同绳索绞在一起有什么区别？”这是以事物比道理的例子。王褒《洞箫赋》说：“箫声柔婉润泽，好像慈父抚育儿子似的。”这是以声音比心情的例子。马融《长笛赋》说：“音节繁多而连续，好像范雎、蔡泽的游说。”这是以声音比辩论的例子。张衡《南都赋》说：“开始了郑国的舞蹈，好像剥茧抽丝似的。”这是以事物比舞姿的例子。诸如此类，辞赋里很多。作者天天用“比”的方法，久而久之就忘记了“兴”；他们习惯于次要的，而抛弃了主要的，所以作品便不及周代。至于扬雄、班固诸人，以及曹植、刘桢以后的作家们，描写山水云霞，无不运用“比”的方法来施展文采；其所以能写得动人，主要依靠这种方法取得成功。又如潘岳《萤火赋》说：“萤光好像沙中金粒似地闪烁。”张翰《杂诗》说：“青枝好像聚集着翠鸟的羽毛。”这也是“比”的方法。这类例子虽多，总以十分切合为佳。如果把天鹅刻划成家鸭，那就没有什么可取的了。
（四）
赞曰：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拟容取心，断辞必敢。攒杂咏歌，如川之涣。
〔译文〕
总之，《诗经》的作者运用“比”、“兴”方法，是对事物进行了全面观察。作者的思想和比拟的事物，虽像胡越两地相距极远，但应使它们像肝胆一样紧密结合。比拟事物的外貌，要摄取其精神实质，这是写作中必须努力争取的。把形形色色的事物写进诗篇，就汇合成滔
滔奔流的春水。
《文心雕龙·比兴》 - 当代解读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理论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对比、兴的讨论，完成了由经学家对其原始意义的诠释向文学家、文学理论家对其理论学说创立的过渡。
西晋挚虞在他的《文章流别论》中道：“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后世之为诗者多矣，其称功德者谓之颂，其余则总谓之诗。”很明显，挚虞释赋从郑玄说，释比从郑众说，而释兴则是自己的新创。物感说本来是汉初《礼记·乐记·乐本》中提出的音乐生成理论，挚虞却借用此说对兴作出了自己的独特阐释，赋予了它全新的含义。他认为，人心受到外界事物（主要指自然景物、物候变化）的触发而感动，由此创作出了表达这种被感动了的思想感情的文学作品，这个物感和创作的过程就是兴。他的解释，更侧重于外物对诗兴的感发作用。这种解释是远离兴的原义的，但正是这种有意识的远离，表明了挚虞对某些创作规律的潜心探讨和深层认识，是一种不可轻视的新现象。齐梁时，刘勰论“兴”说“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恐怕就是受了挚虞的影响。魏晋以前，包括前面说的挚虞（虽然他已呈现出一些转向）皆“赋、比、兴”联称，是经学领域讨论的语文修辞问题。独标“比、兴”以论文学，始见于梁代刘勰《文心雕龙》。该书把“赋”作为一种文体，在《设赋》篇中阐述；另专列《比兴》一篇，置于创作论中。《比兴》篇对“比”与“兴”的差别作了精当的分辨：“诗文弘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比显而兴隐”，指比为明喻、兴为隐喻，讲二者的不同特点。后面就是说“比”乃类比以明理，“兴”则依物以起情。若仅观这些，刘勰对赋比兴的讨论确无新意，充其量也不过是对汉儒观点的承袭与总结。但刘勰绝没仅仅停留在对前人意见的归纳上，他为比兴充实了不少新内容：交代了怎样具体实施比兴。他认为比应“切类以指事”，即要按照喻体与被喻体双方相同处来说明事物；兴要“依微以拟议”，即要依据事物微妙处来寄托意义；二是揭示了运用比兴手法的动因和社会作用。“比则畜愤以斥言”，即运用比的方法，是因作者内心有愤懑蓄积，运用比能宣泄对社会的抨击，“兴则环譬以记讽”，即运用兴的方法更便于作者委婉曲折地寄托对社会的批判。《文心雕龙》是骈文，互文见义，则比兴都是为了更好地宣泄情感，批判现实。这种对比兴社会作用的精辟概括，已经不是简单的表现手法问题了。而且他还对二者作了统一的概括，即：“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拟容取心，断辞必敢。攒杂咏歌，如川之涣。”就是说“比”、“兴”者是以心取物、以物达心、心物统一的创作方法，要求比拟事物要摄取其精神实质。刘勰虽“比”、“兴”并举，但这个统一的概括实偏重于兴。他认为“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即兴体委婉曲折，能因小喻大，含意深厚，较之比体有更强的感染力。稍晚于《文心雕龙》的钟嵘《诗品序》，对比兴问题作了比《文心雕龙》更趋文学化的阐发：“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钟嵘这段话赋予了兴全新的含义。以“文已尽而意有余”释兴是他的大胆创见，它既是对诗人写作上的要求，又是读者欣赏作品后得到的体会。实际上是把艺术的特殊感人作用与艺术的思维特点联系起来，这一新含义的开掘，其实是从艺术特色、艺术风格、艺术审美的角度对我国诗歌基本特征作出的重要概括，与郑玄从政治教化、作品思想内容角度概括中国诗歌“主文而谲谏”的特征相比，更为符合中国诗歌的实际, 也更具美学价值。之后唐殷璠的兴象说、释皎然的天工自然合一说、司空图的味在咸酸之外说，南宋严羽的兴趣说，明清时期的神韵说等，无不受到钟嵘这一理论的深刻影响。
刘勰之后，诸多文艺理论家便不再笼统地“赋、比、兴”并提，而是仅论“比、兴”，
或强调“比、兴”与“赋”的区别，并均把“比、兴”当作文学、尤其是诗的主要持征。遍照金刚把比兴与形象联系起来分析，继承了唐代陈子昂重兴寄的理论，对殷璠的兴柬理论产生一定的影响。皎然也发挥了他们的观点，谓“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宋代的理学家、文学家朱熹对比、兴作了通俗的解释。他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他把比、兴作为诗歌的表现手法。清代的魏源对比、兴深有研究，他把比、兴与诗的道德教化作用相联系，认为可以“因比、兴而论世知人”，进而把比、兴看做是诗歌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