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法官”是如何考核的？
2014-05-02天同诉讼圈
我们可能只看得见他们在法庭上的威严，却不了解那一袭法袍背后的艰辛。与“五加二”、“白加黑”的高强度工作相伴的，是几百项事无巨细的考核体系。今日，天同诉讼圈（微信号：tiantongsusong）与您一起了解“好法官”是如何考核的。
多达百项指标：“好法官”是如何考核的？
文 |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王峰
“我现在做老师，想骂谁就骂谁；可我以前做法官，谁想骂我就骂我”，一名曾做过8年法官的民诉法教授诉苦。
这名教授所指是中国法官背后庞大的考核体系，“每年12月1日到次年元旦，是全国司法人员的‘受难日’”，一名刑诉法学者称，“一张考核表的项目不下百种，每一个项目都要被加分、减分”。 这张考核大网事无巨细，大到一起案件是否冤假错案，小到一份判决书是否出现错别字。今年4月，河南省高级法院院长张立勇又在这张大网上添了一个新“亮点”——他在基层法院调研时称，法庭庭长要带头做饭，把做好中午一顿饭纳入绩效考核体系。
“做饭”指标的本意，是提高法官待遇和克制法官吃请的政策话语，但却揭示了法官考核在中国司法语境中的奥义--司法规律与政策期待的张力。 “40%的人办案，60%的人考核”
法官考核的依据来自1995年制定的《法官法》，其第23条称，对法官的考核内容包括：审判工作实绩，思想品德，审判业务和法学理论水平，工作态度和审判作风。重点考核审判工作实绩。
考核结果作为“对法官奖惩、培训、免职、辞退以及调整等级和工资的依据”。 “绩效考核作为法院的一项常态化和制度化的工作，是在最高法院‘三五’纲要出台后逐步推行的”，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沐润称，“各高级法院2009年前后均出台了绩效考核办法”。
这些考核办法作为法院的内部文件并未对社会公开，但在部分法官群体中不乏怨声，“一个法院只有40%的人在办案，这40%的法官‘五加二’、‘白加黑’地干活，剩下的人中却有大部分是考核法官的。”上述曾做过法官的民诉法学者称。 据法院系统知情者介绍，一般而言，在一所法院中，除了民事、刑事、行政三大类审判庭外，剩下的机构包括办公室、立案庭、审监庭、研究室、督导室、政治处、监察室等，这些职能部门都是法官考核的执行机构。
2006年，时任湖南省高院院长的江必新曾在《中国审判》撰文，详细介绍了当时湖南省法院系统“司法绩效综合评价体系”。
这个考核体系被分为主题、效果、形象、安保、进步、影响六个一级指标体系，其下又包括14个二级指标体系，包括裁判公正、公信度、廉洁状况以及恶性事件控制等，处于评价体系底层的，则是86个三级指标。 支撑考核体系的是各种分类考核标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华南某中级法院根据不同分类，制作了多种考核文件。比如针对不同级别和类别人员，制定了《一般干部个人自身建设考核评分表》和《司法政务人员工作绩效考核评分表》，按部门职能不同制定了《部门工作绩效具体指标考核评分表》，按不同考核项目制定了《庭审检查考核标准》、《案件评查考核标准》、《案件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等。
而法院考核法官的“纲领性文件”则是《综合考评办法》和《综合考评评分表》，这家中级法院2009年的考核体系中，其法官的业绩考核被分为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工作实绩三大部分。“几年来，法院的考核指标没有大的改变”，该系统法官4月21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法官的职业技能考核又被分为庭审能力、合议能力、裁判文书制作能力和调研指导能力。对庭审能力的考核，甚至包括法官是否使用了数字设备等细节。 考核的“细致”在裁判文书制作能力一项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裁判文书考核的基础分为 2 分。但如果格式不规范，或者文字表述不清，甚至于案件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案件，却没在文书中确认的，都会被每项扣除0.2分。
如果被评为优秀裁判文书，则在2分的基础上每篇加0.5分。被评为基本合格的，每篇扣0.3分，被评为不合格的，每篇扣0.5分。上述两个减分项由法院的督导室和研究室分别负责。
调研指导能力更体现法官的“学术”水平，上述中院下辖的两家基层法院都规定，法官的信息简报、合理化建议被本院或上级机关正面批示、采用的，每例加0.1分；学术论文在国家、省、市级报刊杂志发表，分别加0.3、0.
2、0.1分；参加“法官讲坛”、“法官说法”、院内培训课程授课的，每次加0.1分。 严苛考核下的“张力”
在法官的业绩考核中，最主要的指标是结案数和结案率。
上述华南某中级法院的考核体系中，办案数量占了48分，其中平时考核总分40分，按季度分摊，第一季度7分，其余三个季度各 11 分，各季度完成基本结案指标的60%算基本分，每超额一个百分点加0.3分，每减少一个百分点扣 0.3 分。另有奖励分 8 分，如果在年度考核时部门超额完成了全年结案指标，每超额一个百分点奖励0.16分。 这直接导致了法官工作的“五加二”、“白加黑”。“法官在双休日写裁判书是常事，有的女法官周末带着孩子到办公室写判决书”，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金杰说。
案多人少是一个既成事实，“一个基层法院的法官，每人每年最少要办200起案子”，金杰说。
在有的基层法院，全年结案数200－250件的法官是四级办案能手、250－300件为三级办案能手、300－400件为二级办案能手、400－800件为一级办案能手、800件以上为特级办案能手。
真正扼住法官喉咙的，是办案质量考核，考核指标是案件改判或发回重审的比率。在上述中院，经院审委会认定为有质量问题的案件，承办人为主观故意的每件扣1分，严重过错的扣0.5分，一般过错的扣0.3分。
在成为一名律师之前，金杰曾是一家中级法院的刑庭庭长。在对二审案件改判或发回之前，“我有时会给一审法官打个电话，跟他们说案件有问题要发回重审，有的一审法官就会求情说不要发回，否则奖金就没有了”，金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上级法院控制下级法院和法官最好的管理方法是考核”，上述刑诉法学者称。但在法院内部考核的逻辑下，上级法院只要改判或发回重审下级法院的判决，就意味着下级法院法官的“失败”。
有的地方法院中，二审法院会对一审法院的案件打分，再通过积分卡的形式将结果反馈给一审法院。二审法院也会以业务指导的名义，通过发回改判案件的数目和所扣掉的总分数，给所辖一审法院排名。
一家全年收案数超3.2万件的基层法院规定，当被考核部门不合格案件达到或超过2件的，直接评定为办案未达标集体。
不止法院系统，上述刑诉法学者介绍，一个北京市某基层检察院的公诉人，其办理的案件中有一起被法院宣判无罪，“结果这一年，她做了38次检讨，最后被调离公诉人岗位”。“因为这家检察院要求的标准是，全年公诉案件零败诉”，他说。 严苛的考核下，法院内部出现了应对“张力”。“对于关系好的一审法官，有时候会以二审出现新证据的名义将案件发回重审，而以这样的理由发回，是不计入一审法院的发回率统计的”，金杰说。
“在某些地方，甚至会有下级法院法官给上级法院法官送礼”，上述刑诉法学者说。
更常见的做法是“风险转移”。金杰不久前刚开完一个庭，他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庭后主审法官向他表达了案件“无罪”的担忧，“判无罪的话法院太敏感，这种情况下，法官最可能的做法是不提裁判意见，而是上报”，金杰告诉记者。 “上报”指的是“上报审委会”，“每周四下午，16个审判长坐到一起，挨个向审委会汇报案件，大家一起研究，这样的案件数量多了，每年上千件”，金杰说。
“因为外部要考核法院”
“法院为什么要考核法官？因为外部要考核他们。”上述民诉法学者说，“比如法院院长每个月到当地党委开会，针对维稳、涉诉信访等问题，领黑旗或红旗，法院院长只好又将这些指标考核到法官”。
“法院外部的绩效化和政策化，会通过法院内部的行政化，一层一层地传达到法官”，这名学者说。
民商事案件的调撤率很久前就被作为办案效率的一部分列入考核。其时，诉前调解被认为是实现法院工作社会效果的有效办法被大力推广。
上述华南某中级法院从2008年到2010年，民商事案件的基本调撤率从25%涨到了35%，也就是说，该院受理的超过三分之一的民商事案件，要经过调解撤诉。在一些基层法院，民商事案件的调解率一度被要求超过44%。
上述刑诉法学者介绍，一名高级法院院长甚至曾称，该省法院的婚姻、家庭、继承类案件要实现“零判决”。河南一名民事法官在长达近两年的时间里，经过26次调解，终于使一起房屋使用权案件调解结案。
早在1999年底，时任最高法院副院长李国光发表了题为《坚持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文章。2005年11月，最高法院印发了《法官行为规范（试行）》，从此，“两个效果相统一”的司法政策成为法官准则。 办案效果——这个很难客观认定的项目成为了法官考核内容之一，在多数法院，这个项目被分解为信访投诉率及人民群众满意度两个指标。
信访投诉率的考核是通过计算得出无量纲分值，江必新在2006年的文章中曾介绍了无量纲化技术，这是一种并不复杂但却专业的数字公式。但人民群众满意度则又是一个难以“数字化”的考核难题。
“我们的司法并非完全独立，总是在特定阶段去实现某种司法政策或司法目标”，上述民诉法学者称，“外部对法院的考评机制，会直接演变为法院的内部考评机制”。
河南法院“做饭”指标就成功地将话语层面的司法政策转化为法院内部考核数字。4月21日，河南省高院回应称，“做饭”指标是对河南省法院正在推行的基层人民法庭“五小工程”建设的误读，今年，河南法院拟将“五小工程”的落实情况纳入考核范围。
河南省法院曾发出通知，要求在全省人民法庭推行小食堂、小宿舍、小菜园、小图书室、小活动室“五小”建设。
4月17日《周口日报》关于张立勇调研的报道中，张立勇将“五小工程”上升为“保障了审判执行工作的优质高效运转，满足了司法工作要求和人民群众的需求”的政策话语。
但在2013年11月，虞城县法院的一份官方通报则显示这一政策话语在法院内部的数字化考核存在，其中称，该县6个人民法庭先后拒吃请68人次；有16名当事人先后在法庭小食堂用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