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申论十大热点-小时代
《小时代》是正在上映的由郭敬明导演、编剧的电影。关于这部电影的风评，分歧很大。一花一世界，文学艺术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对于客观世界、心灵世界、理想世界的一种表达维度。十八九岁大学生的生活世界是电影《小时代》的取景场域，“80后”作家郭敬明虽年岁增长，从小说、杂志到电影，唱的依然是“青春调儿”，并且再一次聪明地抓住了自己的目标受众——数量庞大的青少年群体。幼稚和单纯、热情和盲目、生动和做作，是青春文艺的双面胶。同理，非理性、类型化、跟风，是郭敬明作品、琼瑶小说、汪国真与席慕蓉的诗歌、小虎队音乐等不同时代青春文艺流传的本质。青春有自己的属性，无罪可原。但是《小时代》却让很多人看到了青春之外的东西，产生了无法摆脱的不安。
就文艺作品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一种记录”而言，电影《小时代》以及主创者接受采访时的胸臆直白，无比真切地表达了思想解放、物质财富迅速积累之后，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虎视眈眈和一往无前的力量。物质是生命和生存的基点，美和价值也极大地依赖物质甚至存在于物质之中，今天，从理性和哲学的层面，我们都不会也不必讳言物质创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取之有道的财富，帮助我们获得尊严和体面，但是一旦对于财富的炫耀和追求，成为一个社会较大人群尤其是已经摆脱贫困的知识分子的终极目标，一个社会先知先觉阶层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向世俗和世故下倾，整个社会的思想面目势必“喜言通俗，恶称大雅”。在中国社会物质文明日益发达的今天，文艺作品对于物质和人的关系的探索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但探索如果仅仅停留在物质创造和物质拥有的层面，把物质本身作为人生追逐的目标，奉消费主义为圭臬，是“小”了时代，窄了格局，矮了思想。史学家钱穆说中国知识分子远从春秋时起，便以“在世界性社会性历史性里，探求一种人文精神，为其向往目标的中心”，知识的功能虽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而知识的对象与其终极目标，则早已大众化。将理想生活和知识对象致力于人文之共同目标，一切的追求和发展，都是工具和阶梯。今天，中国许多知识分子“言必称西”，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以大化小，是对个性和个体人发展的剥夺和压迫。但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常识：强调发展个性、发挥个体人的天赋特长的西方社会，对于个体的尊重和对于他者即社会大群体的尊重和奉献，通过宗教的层面上升到价值领域并获得共识、付诸实践。个体的“小”存在于社会历史的“大”之中，工具性的物质服务于本原性的思想和精神，因此，才有范蠡襄助越王勾践玉成其事引艳羡，无人属意陶朱公；才有书生李白“千金散尽还复来”，豪气干云，引无数名士竞折腰；才有恺撒“赤条条走进坟墓”，英雄的故事已经雕刻成不朽的史诗。立功，立言，立人，哪一桩是把个体的价值捆绑在物质的战车上？
青春可掠单纯之美，但幼稚是她隐形的伤疤。幼稚之人或有美感，文艺的幼稚和浅薄阶段则是必须超越的。今天，充斥耳目的如果都是《小时代》们，或者因为票房有利可图，就无条件地纵容《小时代2》、《小时代3》的出现，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引导社会思潮，小时代、小世界、小格局遮蔽甚至替代大时代、大世界、大格局，个人或者小团体的资本运作或许成功了，但是一个时代的人文建设和传播却失控了。作家和艺术家作
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类别，是中国社会人文精神的建设者，也是人文精神的传播者。作家、艺术家身处丰富、深刻、复杂、变革的大时代，人类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个体人的命运，哪一样不是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政治、经济、文化，哪一样不值得去为历史立题？文艺创作实践是个体性行为，文艺创作的功能却具有公共性，文艺创作无视大的人群，无视创作底色的世界性、历史性和社会性，是对作家、艺术家自身职责的放弃，也是对时代、历史的伤害和不公道。作家和艺术家是“歌者”和“言者”，所以在古希腊人的眼里他们是特殊的人群，是上帝与人类沟通的使者，他们是人类世界里具有特殊观察力、思考力和表达力的人，他们的存在，使人类具有消解迷惑、拥有希望的通道。因此，真正聪明的作家和艺术家，不仅能够在五光十色的生活和丰富的大时代里敏锐地捕捉到具有特殊意义的形象，而且能够通过细腻的甚至微小的形象，表现、折射、反省、记录生活的深处和人性的深处，建构创作的景深。创作的景深取决于创作主体的修养。题材本无贵贱轻重，在一个修养深厚情怀壮阔的创作主体视野里，个体是群体的缩影，侧面是正面的延伸，角落是中心的背景，文艺创作每一个细节的选择和确定，都应该是形象的社会本质意义的扩大和加深。
矫枉过正是我们常常会犯的毛病，走过贫穷和物质短缺年代，进入物质相对丰富的时代，对于贫穷的恐慌更加强烈，物质占有的欲望更加迫切。“凌空高蹈”之不言已久矣。普通人或可目光和目标向下倾，作家和艺术家不能不为时代唱大风。作为先知先觉的人群，作家和艺术家要有勇气、有才华，更要有情怀、有格调。沽名钓誉、追名逐利者请出列，浑浑噩噩、碌碌无为者也请走开。
不常回家看父母违法
用法律取代道德和情感，其实质是矮化了法律，低估道德和忽视情感，不适合于处理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
7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被媒体解读为“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不常看望老人将属违法。在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候，与时俱进地根据现实最新情况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非常必要的。它从法理上明确了保护老人权益的意义和价值，对促进全社会关心老人的权益问题，提升尊老敬老的水平，都有积极的意义。
特别是该法明确，国家要建立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为老年人随配偶或者赡养人迁徙提供条件，为家庭成员照料老年人提供帮助。同时，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实施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住房保障制度或者进行危旧房屋改造时，应当优先照顾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以及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等。这些规定，针对性都很强，而且具有明确的执行主体，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会促进敬老养老事业的发展。
相比之下，被媒体热议的“不常回家看父母”属违法行为的条文，则有一些含混，缺乏实际的操作性。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关于“常”是多久的概念，每天？一周？半月？一年？这个前提条件不弄清楚，可能使得那些半年甚至一年回家的打
工族、学生、异地生活子女大面积违法，这与实际情况不相符，让那些因生活原因与父母天各一方的子女，在饱尝思亲之苦的同时，背上违法的心理负担，从感情上来说是说不过去的。
其
二、关于违法的界定问题。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每一个家庭，因为家庭成员组成的独特性，而呈现不同的特性。每个家庭都存在着各式各样剪不断理还乱的各种纠结和矛盾，有极品父母，也有奇葩儿女，演绎的故事也时常令人“拍案惊奇”。如何界定儿女是否违反回家看看的法律条款？如果出现纠纷，如何取证？总不至于要发明一种最新型的指纹打卡机或别的仪器来存证吧？那样的话，可能是对孝道的一种侮辱和讽刺吧？而如果没有这种装臵，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执，又如何判断呢？
第三、法律的条文，对“不常回家看父母”的儿女，并没有制定明确的处罚规定。其最终的处罚方式，也不过就是惯常的“道德谴责”。这就犯了混淆法律与道德的忌讳，这实际上是弱化了法律的严肃性。
法律条文应该是严肃、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而把“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恰好不具备这种特性，它至多是个美好的愿望，而好的愿望，并不等同于好的法律条文。而且，让本该充满温情的“常回家看看”，变成公事公办的冰冷法律条文规定的义务，与中华民族的传统孝道文化，是根本不相融合的。
试想，与父母感情不好的儿女，有口无心、身到心不到地来到父母身边，例行公事地问候，甚至三句话不投机地吵闹一阵，这样的“常回”，除了让父母寒心和痛苦之外，还有别的什么意义吗？从根本上讲，回家看父母，其实是个感情问题，是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无须提醒、极少数人提醒也没用的问题。
法律之下，有道德；道德之下，有情感。三者应该各安其位，用法律取代道德和情感，其实质是矮化了法律，低估道德和忽视情感，这种方法，是不适合于处理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的.
2014申论十大热点-贺州水污染：
日前，广西贺州市发生水体镉、铊等重金属污染事件。与广东交界的贺江被污染河段约110公里，不同断面污染物浓度从1倍到5.6倍不等。污染源基本确定为上游沿岸冶炼、选矿企业。7日，广西贺州官方表示，水体污染已得到控制，镉已达标，铊少量超标，经过水厂处理后，不会对民众生活起居及健康造成影响。
这起严重的水污染事件似乎将就此画上句号，但却不能让人感到踏实。其一，受污染水域水质的迅速恢复，是紧急状态下“人走厂停”的结果。事件告一段落后，还会不会“人回厂开”，尚不知晓。其二，此次水污染事件的始作俑者仍在排查，锁定之后势必被追责。而那些非直接责任者的厂矿企业，是否还会在上游沿岸矗立，尚不知晓。其三，地方政府相关负责人对于此次事件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是否因为“广西广东没有接到人畜伤亡报告”就可轻轻发落，尚不知晓。
如果这些理应厘清的责任、理应的整改不能深入下去，那么只能说，贺江水污染事件的句号就是不圆满的，没有造成重大环境灾难就是侥幸的。下一次污染，仍将等着人们被动去发现。
穷追制造污染事件的企业固然是法律要求，但是不能因此回避地方政府的责任。重污染企业是如何获批的？为什么允许建立在河流上游？平时监管为什么缺位？之所以提出这些疑问，是因为，近年来频频出现的环境污染案例中，不乏地方权力的影子：要么合谋，要么默许。
究其原因，无非是粗放式的经济模式，尽管可能是对民生有危险的，但能够带来可靠的财政收入，能够带来漂亮的GDP数据，有时还带来官企利益输送的机会。
“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的告诫。把这句话落到实处，让地方施政不再盲目追求经济数据的增长而忽视民生和环境承载力，就必须将环境保护作为考评的重要一环，以此纠正地方行政的惯性。
而追究环境污染事件中的地方行政责任，就是其中不可匮缺的程序。过去，人员伤亡人数是追究地方领导责任的硬性标准。这固然强化了地方行政的安全意识，但是还远远不够。甚至可能引发虚报瞒报的冲动。从目前环境的恶化速度而言，需要从严治理。因此，无论环境污染事件是否造成伤亡，是否影响民众生活起居，都应该追究行政责任，以此倒逼出一个“以民生和环境论英雄”的合理行政体制。
从这个角度讲，别轻易就给贺江水污染事件画上句号。什么时候这样的事件成为改变地方行政思维的起点，这才算是汲取了深刻2014申论十大热点-城管暴力执法问题： 看到治理之艰巨、看到两难之纠结，才不至于在“制服反感”与“弱势认同”之下，得出偏执一端的结论
从6月15日网友爆料“武汉城管路边摆摊”，到相关部门称这是“换位体验”，再到当事人近日面对央视记者采访袒露心声，一起“双面城管”，引来众声喧哗，至今余音不绝。无论是作秀之嘲、造假之疑，还是换位之辩、误解之惑，都指向同样的老问题：城市管理的博弈，如何达致两全的平衡？
鲜花执法、举牌劝诫、拍微电影甚至当街对跪，武汉城管的创新之举，可谓层出不穷。而此次“乔装练摊”的不同之处，除了峰回路转的戏剧性外，更在于城管不再只是一个身影模糊的群体，而被还原成有血有肉的个人。不管是谈工作不易时的困惑眼神、说练摊经历时的掩面而泣，还是“我内心的想法会辞职”、“没有社会认同感”的坦然自陈，“双面城管”桂文静都让人更多地深入到这个群体的内心。
然而，游商小贩又何尝没有自己的生活和感受？地铁出口蹬三轮车拉活的小伙子，白天还在餐馆端茶送水；卖羊肉串的兄弟俩，因为眼睛被熏出毛病而收摊回家；打开捷达后备箱卖批发服装的，是上个月刚失业的白领……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他们，可能会被统称为小贩，却也都有各自的悲欢，都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
观念上，站在不同立场，会有不同答案。城管执法损及小贩生存权，抱有“权利至上”理念者难免反感；小贩的杂乱妨碍城市秩序，主张公共利益者可能会坚持取缔。然而，抛开这些概念上的争论、法规中的判定，还原到具体的语境之中，对或错却变得没那么绝对。如果说城管练摊是为了换位思考，那我们在审视城管与小贩的困局之时，同样应体认具体的语境、还原真实的纠结，在感同身受的“同情”中寻找破解的共识，城市管理的政策与举措才能多一点温情，不至于冷冰冰，导致“踩头”一类触碰底线的行
为。
同样，小贩不能被各种管理制度妖魔化，城管也不能被公众舆论污名化。看到问题之庞大、治理之艰巨、两难之纠结，看到无数人在为解决问题而努力，才能有更多“过程意识”，不至于在“制服反感”与“弱势认同”之下，得出偏执一端的结论。
接受采访时，武汉城管相关负责人发问：“到底要我们怎么做？”这样的“斯芬克斯之问”，在当前的中国，绝不止城管问题。谁都有春节回家的权利，每个人不足一根香烟的铁轨长度，却让其实现倍显艰难；重化工项目带来赋税、促进就业，要修到家门口，却难免有污染与风险的担忧。理念正确，并不总能对接现实的逻辑；思路再好，也需接受现实的考量。对社会更多体察、对个体更多关注，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处身的方位，也才能找到破解“中国式问题”的钥匙。
“双面城管”事件已经告一段落，只留下几本日记和一份可能无法完成的调查报告。不管舆论如何评价，引来关注本身就是成果。这提醒我们，要以更多善意去思考问题、更多“同情”去寻求答案，这不仅是对小贩的保护，也不仅是给城管的正名，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