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时期俄新闻检查状况研究
李淑华
2011-03-14 18:26:22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9年第4期
【内容提要】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选择了西方式的新闻自由，将有关言论自由以及取消新闻检查的条款明确地写在《宪法》与《俄联邦大众传媒法》中。俄罗斯在叶利钦时期也确实经历了一段新闻自由的日子，但作为“第四权力”的大众传媒却越来越多地干涉国家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政府的反对派。在这种情况下，整顿俄罗斯传媒市场，将大众传媒的管理权收归国有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2000年当选的新一任总统普京的肩上。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充分吸取了戈尔巴乔夫放弃新闻检查和叶利钦时期舆论失控的教训。普京深刻地认识到，如果想巩固国家政权，必须控制 传媒舆论导向。
【关键词】 俄罗斯 普京 大众传媒 新闻检查
【作者简介】 李淑华，1970年生，黑龙江大学《远东经贸导报》编辑、博士。(哈尔滨 150080)
新闻检查起源于古罗马，从产生之日起，新闻检查就与政府的管理密切相关，它首先代表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权力，公民必须按照检察官的要求去做，或者不允许有悖于执政者规定的言行[1]。新闻检查在俄罗斯亦具有久远的历史，
15、16世纪俄罗斯同西方国家一样也开始存在新闻检查了。在十月革命前几百年的俄国历史中，无论是15~16世纪的教会检查还是其后的历代沙皇都执行严格的新闻检查，一直以其残酷的本性不断地扼杀着俄国的进步思想与言论。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权与人民对新闻检查是十分痛恨，但由于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并没有停止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舆论干涉，因此新闻检查在苏联并没有如期取消。列宁承诺，国家局势一经稳定就取消新闻检查。但列宁的继任者并没有取消这种严格的检查制度，而是将新闻检查作为监督与控制社会舆论和思想文化的重要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大众传媒成了苏联政府操纵和摆布人民思想的宣传工具。新闻检查在苏联 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苏联共产党威信和社会主义吸引力的下降，为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和苏联解体埋下祸根，同时也为西方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专制、独裁、缺乏民主和言论自由、侵犯人权提供了口实。这种状况一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才有所改善。1991年《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的问世宣告苏联新闻检查彻底终结。但戈尔巴乔夫对传媒的完全放开，使这一时期的大众传媒失去控制，并且使得苏联大众传媒在国家解体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叶利钦执政时期，在大众传媒领域采取的政 策从整体上看是“放”大于“收”，其间虽然也进行过新闻检查，但总体来说，叶利钦时期实行的新闻检查是暂时的。这一短暂的时间主要是指1993年十月事件后，俄罗斯出版与信息部关闭了一些反对叶利钦派别持有的报纸，其中包括《日子》、《公开性》、《人民真理报》、《工人论坛报》、《真理报》和《苏维埃俄罗斯报》等。此外，俄罗斯政府还在一些报纸的印刷厂、“俄通社—塔斯社”和电视演播室里正式派驻了新闻检查员[2]。
一 普京时期新闻检查状况分析
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在对待大众传媒的态度上与叶利钦时期有很大的区别。普京是俄罗斯新一代政治家，在他的治国理念中自由与民主占有相当的成分。普京执政八年对待俄罗斯大众传媒的态度可总结为，民主是可控的，自由是受限制的。大众传媒应具有社会责任感，应以维护国家利益为重，当大众传媒有悖这一原则，其行动就要受到限制。这一点实际上充分地体现了普京“主权民主”的治国理念。早在2000年1月普京选举获胜之前，原《独立报》主编、著名政治评论家维塔利·特列季亚科夫就已经用“可控民主”来概括普京的政治理念了：从本质上依然是民主政治，即有选择性、言论和出版自由、领导人更替等形式[3]。那么在普京的治国理念下，俄罗斯大众传媒的自由又如何呢?俄罗斯国内与西方一些评论家认为，从2000年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以来，俄罗斯新闻自由就越来越少，新闻检查就越来越严格[4]。“一段时间以来，俄罗斯的言论自由与印刷自由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这一点在电视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虽然俄罗斯有许多电视频道，但节目都很类似。从现在的状况来看，广播电台稍好一些，但不知道这种状况能维持多久。俄罗斯的报纸在报道面上还比较广，但只要涉及‘禁止’报道的两方面内容——批评国家高级领导人或者对车臣问题进行客观报道，那么相关报纸就会被停刊。”[5]以上观点实际上代表了俄罗斯国内以及国外一些反普京者的言论。而大多数俄罗斯民众对普京的观点则持支持态度。依照俄有关部门2003年年末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76%被调查者赞成在俄罗斯实行各种形式的新闻检查[6]，其中女性多于男性，而年龄越大的俄罗斯人对在俄国内实行新闻检查的呼声就越强烈。依照调查显示，西伯利亚联邦区与乌拉尔联邦区居民要求进行新闻检查的呼声较高，而南部联邦区要求进行此类检查的人则较少[7]。人民所赞成的新闻检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要求对网络实行新闻检查，以避免暴力、低级趣味与淫秽内容的出现；放映更加纯净的电影；对广告市场进行管制等等。社会对于新闻检查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最终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新闻检查确实存在于俄罗斯国内。
普京时期，俄罗斯政府对大众传媒采取的新闻检查方式主要有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新闻纸管控等。俄政府在使用这些新闻检查方式时，有时独立使用，有时为了达到对大众传媒进行严格控制的目的也将几种检查方式同时使用，因此上述几种检查方式同时并存、互相交织的现象常常出现。
(一)行政手段
这里主要是指俄罗斯政府对大众传媒进行的 干涉行动，这种形式的新闻检查在普京时期并不少见。仅在2000~2003年间，普京政府就先后对大众传媒采取了多项限制性措施：如2000年2月，俄内务部试图将《莫斯科共青团报》记者欣什杰伊投入精神病院，其原因是该人在很久以前写了一篇揭发内务部及其部长鲁沙伊洛的文章；2001年4~5月的独立电视台(HTB)事件；2002年的电视六台(TB-6)事件；2002年由于国际工业银行的起诉试图关闭《新报》；2002年6月关闭《公共报》；2002年12月搜查《信息》报编辑部；2003年2月关闭旧《新消息报》，清理独立电视台(HTB)[8]等。俄政府经常利用消防局、税务局、税 收机构和质量检查机构对不合作媒体进行多方面审查，一旦查出哪怕极小的问题，立即提交公安机关立案。由此导致的时间浪费、歇业受查或解决纠纷的法律费用，常常使媒体无法承受[9]。上述个案中，既有对记者的人身伤害，又有对编辑部的破坏；既有对个别反对政府的电视台的清理，又有对不合作报纸的关闭。俄罗斯学者在对普京时期新闻检查进行评价时指出，政府有关部门常使上述行为合法化，使政府机关执行公务与真正的犯罪行为难以区分[10]。
(二)经济手段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普京政府掌握了全俄约80%的印刷厂，90%以上的大众传媒基础设施[11]，此外，俄大众传媒用于办公的场所也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普京政府为将大众传媒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国家的手中，对其恩威并施：有时以补贴的形式为大众传媒提供贷款，以使大众传媒能一如既往地服务于政府；有时对不听话的大众传媒实行“断氧”政策[12]，以此达到控制大众传媒的目的。这一时期，俄罗斯政府对大众传媒实行的经济检查(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цензура)经常与行政检查(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аяцензура)交织在一起：这其中包括拒绝向不合作的大众传媒支付刊登官方通知、规则、声明以及其他地方政权材料的费用，歧视性分配广告，或诱使一些企业放弃刊登广告，如向与政府关系良好的公司发出暗示，与其配合将能够获得大型合同；各联邦主体政府机构对于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刊物采取强制订阅的方式等[13]。
实际上，使用经济手段对大众传媒进行检查的情况在俄各联邦主体表现得更为严重。俄罗斯一些联邦主体地处偏远，经济不发达，当地的大众传媒缺少发展资金，因此，一些媒体只好将目光投向政府或者是一些商业组织，从而使自己成为地方行政当局或者商业机构利用的工具。其原因在于：在经济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下，实现商业利润的意义反而不及与政权机关保持良好的关系重要——从政权机关获得的物质帮助或经济支持更能保障媒体的生存。于是，借助这种方式，政府及商业机构获得了对媒体施加影响的机会。而且这种情况不仅阻碍了俄罗斯传媒市场化的发展，还成为俄罗斯媒体政治化程度较高的原因。除此以外，在目前的俄罗斯，相当一部分传媒不只实现信息功能，还帮助政权实现政治功能[14]。除了俄中央政府或各联邦政府对于大众传媒进行的经济检查外，还有其他力量也在试图控制媒体的报道倾向，被称之为另一种“金钱检查(монерная цензура)”。随着俄罗斯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资本的力量逐渐强大，市场因素影响记者的报道。
特别是在国家管制较为松动的报刊传媒领域，一些如企业家、金融家和银行家们等投资者出于自身利益左右媒体，收买记者的现象有增无减[15]。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部分俄罗斯媒体记者的道德准则。有时，个别企业与政党为了避免负面报道为媒体提供的“封口费”就高达几万或十几万美元。俄罗斯学者日尔诺夫在《19~20世纪俄罗斯新闻检查史》(2001年)一书中揭露了俄罗斯一些报纸刊登有偿新闻的费用：《消息报》——每3页2 500美元，《莫斯科共青团真理报》—每2页2 500美元，《共青团真理报》——每2页2 000美元，《生意人报》——每页1 000~2 000美元，《莫斯科真理报》——每页300~450美元，《莫斯科晚报》——每页300美元。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是否是俄罗斯媒体中存在的普遍现象，但已经清楚地显示了金钱在俄罗斯新闻中的作用。
(三)法律手段
普京时期，政府作为俄罗斯最高权力机关随时都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对大众传媒实施新闻检查，如修改与大众传媒有关的法律，将反对政府的媒体送上法庭等。对大众传媒实施新闻检查的个案在执法过程中表现得也较为常见，如利用广播 电视许可证发放制度和竞争上岗制度，吊销不合作媒体的执照或终止其播出权，指控媒体诽谤政府官员名誉和尊严，并对其提起诉讼等。此外法律还规定，传媒要为失实的报道接受罚款，这一手段同时也是政府官员收受贿赂的途径。此外，执法机构经常利用法律制度中的疏漏(其中包括法律条文不明晰、不同法律规定之间的矛盾等)，有选择地对传媒进行管理，如吊销不合其心意的广播电视机构的许可证等[16]。
2000年6月~2008年4月，政府就对《俄联邦大众传媒法》分别于2000年6月、2001年8月、2002年3月、2003年7月和2008年4月进行了几次修改。俄政府对《大众传媒法》的每一次修改都使《大众传媒法》朝着更有利于政府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对大众传媒的新闻检查越来越严格，大众传媒的新闻自由也就越来越少。
2002年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中，俄罗斯部分媒体关于事件的报道客观上给恐怖分子传递了信息，从而给人质生命和国家安全带来了直接的威胁。这一事件后，俄罗斯大众传媒部部长列辛对俄罗斯大众传媒称，将要关闭一些报纸以及莫斯科之声电台。随后，俄罗斯国家杜马与联邦委员会均开始对有关大众传媒的法令进行修订与补充：在紧急状况下，如果大众传媒公布或者刊登政 府认为有害的消息，那么相关媒体将被视为恐怖分子的帮凶。俄罗斯杜马对上述提案一致通过，而俄联邦委会也以145票赞同，1票反对通过了上述提案[17]。随后不久，即在2003年7月，俄《传媒法》修正案获得通过。此后，俄罗斯大众传媒签署了一份反恐公约，强调了大众传媒要发挥自律精神，遵守救人与人权先于任何公民权利与言论自由的原则。
虽然经过《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2003年修订后，在第3条中仍保留了在俄罗斯禁止新闻检查的条款，即“禁止对大众传媒进行新闻检查，官员、国家机关、组织、单位或社会团体不得要求 预审媒体和编辑部的报道和相关材料(作者或被采访人是公职人员时除外)，不得禁止报道、否定相关材料以及其中部分内容。”《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第4条明确规定“不许滥用新闻自由”，其中包括“不允许利用新闻媒体来从事刑事犯罪活动、泄露国家以及其他受法律专门保护的机密、号召夺取政权、强制改变宪法制度和国家统
一、挑起民族、阶级、社会、宗教偏见或分裂、进行战争宣传，不许传播宣传淫秽作品、推崇暴力和残忍的作品；禁止在电视、录像、新闻影片节目、纪录片和故事片以及属于特殊大众信息传媒的计算机和文本处理程序中隐藏和使用对人潜意识产生影响、对其健康有害的内容；禁止在大众传媒，包括计算机网络中传播关于制作和使用麻醉品、精神刺激品及其替代品的信息，禁止传播获取麻醉品地点的信息，禁止在针对医务人员和药剂师的传媒中宣传使用麻醉品、精神刺激品及其替代品的任何益处，禁止传播联邦法律明文禁止的其他信息。”[18]这项条款在过去一直受到自由媒体批评，认为其涵盖的范围过大和空泛，该条款的目的是给执政者有主观解释的空间，相当不利于媒体事业的发展。该条款为政府在任何可能出现的意外状况之下保留了对媒体制裁的一个行政裁量权和司法诉讼的权利[19]。
2008年4月，俄罗斯政府又对《俄联邦大众传媒法》进行了修改。其背景是2008年4月11日，俄罗斯《莫斯科记者报》报道称， 55岁的普京已与50岁的“第一夫人”柳德米拉·普京娜离婚，并计划在2008年夏天迎娶年仅24岁的艺术体操前世界冠军阿琳娜·卡巴耶娃[20]。俄罗斯新闻网对该事件进行报道时称，“《莫斯科记者报》的总编没有同主要股东亚历山大·列别德和总经理阿尔乔姆·阿尔乔莫夫商量，就擅自刊出了这篇引起轰动的文章。阿尔乔莫夫向《报纸报》表示，‘文章是否刊登要看编辑部的良知。按照媒体法，以总 编为首的编辑部应该对刊登的信息承担责任。我和列别德先生原则上不干预编辑政策。’”[21]从这一点来看，列别德与阿尔乔夫似乎是想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从二人对待相关报道的态度上来看，《莫斯科记者报》被停刊与二者的立场不无关系。但最终该报还是遭到被停刊的命运，随后该报的网站www.daodoc.com/
[22]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алата обеспокоена возможным негативнымвлияниемпоправоквзакон\"Осредствах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инамеренапровестиихэкспертизу，Радиостанция 《Говорит Москва》， http：//www.govoritmoskva.ru/ruia/080429202909.html， 29апреля2008г.
[23]吴非、胡逢瑛：《俄罗斯传媒体制创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版，第40页。
[24]李淑华：《俄罗斯新闻纸业状况分析》，载《俄罗斯中亚东 欧市场》2008年第7期。
[25]ЦензуравРоссии：историяи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трудовСПГ.， 2001г.，с.171.
[26]胡太春：《从古辛斯基的浮沉看俄罗斯传媒政策的走向》，中华传媒网。
[27]前引书：《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第106页。
[28]ЕленаТрегубова，“Байкикремлевскогодиггера”，М.，2003г.，с.354-355.
[29]NYT：цензурароссийскихСМИвоплотиласьв“стоплист”Кремля，Журналистыидутнаповодуувласти，боясьза своикресла，http：//riw.ru/ruia_polit22545.html.
[30]史天经：《普京“可控民主”与俄国新闻媒体》，载《青年记者》2006年第19期。
[31]史天经：《普京“可控民主”与俄国新闻媒体》，载《青年记者》2006年第19期。
[32]程曼丽：《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电视新闻?》，中央电视台《电视批判》栏目专稿，2004年1月14日。
[33]舒琳：《俄罗斯放宽境外出版物在俄罗斯流通许可》，载《远东经贸导报》2008年4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