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的生命守望
——试论沈从文的“乡下人”意识对其人性写作的影响
【摘要】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沈从文一直以“乡下人”自居，这一自我定位既表现出他对于民族、地域文化和家族等先天“遗传”的执着坚守；也赋予了他不屈服于政治，敢于书写“为自己”文学的创造勇气；更为他造就乌托邦式的“湘西世界”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力和绚丽多姿的笔法。他的“乡下人”意识主要是讴歌古朴美好的人性，抨击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异化与堕落，展现其人性文学执着的生命守望。
【关键词】沈从文；乡下人；文学
中国现代作家当中念念不忘故乡，描写乡土生活的人不在少数，但像沈从文这样一生执拗宣称自己是“乡下人”的却是凤毛麟角。他曾不止一次声称：“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由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在一般城里知识分子面前，我常自以为是个‘乡下人’，习惯性情都属于内地乡村型，不易改变。”这份“乡下人”的习惯性情，使沈从文醉心于通过文学创作建构一座“希腊小庙”，用以供奉古朴美好的“健康人性”。
一 “乡下人”意识的缘由
沈从文的家乡镇筸属于湘西古属荆楚之地，地理环境十分封闭，且与外界沟通交流甚少，是个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之地。早年间，其父沈总嗣常年不在家，家中的子女教育只能靠“瘦小、机警、富于胆识与常识的母亲”和乡间的私塾，母亲的柔性教育和私塾老先生的之乎者也，显然不能束缚住小从文那一颗渴望发现自然、探究世界的童心。于是，他逃学、撒谎、打架„„做一切“坏学生”会做的“坏事”，以此“逃避那些书本的枯燥文句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在镇筸本地革命成功后，沈从文进入新式小学念书，但他依旧不愿意对学习上心，“每天上课照例上上，下课时就遵照大的学生指挥，到操坪中去打架”，或爬上城墙“看城外对河的景致”，放学后又“常常绕了多远的路”，去看城外边街上许多新鲜有趣的人和物。逃课与绕远路，为沈从文打开了自然与社会这本“大书”。在这本
书中，他深入生活耳濡目染乡情民俗；他求知若渴，不断汲取淳朴自然的乡土人情。而那沉淀在一代代镇筸人身上的传统美德与对“巫文化”的绝对崇拜，更是令沈从文流连忘返，促使他自觉地与自然紧紧相连，在灵魂深处烙下“乡下人”意识的“胎记”。然而在当时，这份深埋着的“乡下人”意识，对于还未受到城市文明冲击的沈从文而言，仅仅只是他感兴趣的看世界的方式而已。
1922年受五四余波之影响，沈从文只身离开湘西来到北京，开始“进到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然而，初入北京，沈从文的“乡下人”习性与“土气”的湘西口音却硬生生地将他隔绝在北京的都市文明之外。1923年2月，他虽开始作为不注册的旁听生去北大听课，有了些许融入都市生活的苗头，“已经读了一点书，于是有了理想”，但却因陈渠珍中止资助而求学梦断。至此，沈从文的北京生活陷入只能饥一顿、饱一顿、依靠朋友同乡的帮忙维持生活的困境之中。生活的窘境，使沈从文再一次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乡野本性与这浮华的城市文明终归是格格不入的。为了抵抗从四面八方袭来的心理落差，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汉子最终选择以“乡下人”的农村背景直接与都市文明、政治干预相抗衡，并在此后坚持用“乡下人”的称谓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诚如刘洪涛所言：“沈从文始终坚持自己是‘乡下人’，这应视为他的地方意识和乡土本位思想含蓄而顽强的表达方式。”幸运的是，沈从文对乡土文化的坚守和对都市萎靡文化的抵抗，给予了他源源不断的写作灵感，并形成其笔下原始神秘的“湘西世界”。
二 “乡下人”意识下的人性写作
沈从文的墓碑上镌刻着这样一段铭文：“照我思索，可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铭文虽只有短短十六字，但传达出沈从文对自己成功描写出一个“优美的，健康的，自然的，而又不违反人性的人生形式”的自信与肯定。
（一）对政治干涉人性的绝对抵制
沈从文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并称自己创作的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这种表现人性之“常”的创作宗旨，决定了他的创作疏政治而亲人性，即主要不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而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审视和剖析人性。基于此，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同一时代的作家所共同存在的鲜明的政治思想倾向。
- 234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