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60年是城里人的阅读史
本刊记者/尚莹莹
1949-2009，回望共和国60年的流行阅读史，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错过了开头。幸好，当我们站在一个甲子的轮回上总结陈辞时，欣喜地发现，那段日子并不寂寞，有许多亲历者的真切地回忆出当年的读书往事，有许多研究者殷勤地搜罗着不为人知的历史边角料。作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代、后来又专业从事近代史、共和国史研究的学者雷颐就是其中一个。他的讲述，让那段久违的国人阅读史变得清晰可见，也让我们有更多的细节去考量这60年的书香岁月。 农民无历史
记者：中国60年阅读史是一个宏大的主题，因为你对中国近当代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群体都有很深入的研究，我们觉得请你来谈这个话题是比较合适的。 雷颐：谢谢，我会尽力。但是谈论60年阅读史之前，有一个问题我要先说清楚。因为我是搞历史研究的，以前也有意无意的总结过这么长一段时间中我们都喜欢阅读什么书，比如50年代喜欢读苏联小说，60年代前期喜欢读革命文艺作品，等等。但是，我现在回过头来想，包括其他研究者和媒体，我们总结出来的这种阅读风潮都是属于城市人的。由于物质水平低和文化流通不畅，再加上文化程度低，农村一直没有什么阅读，即使有少数的农村读书人存在，他们阅读的也是一些传统古书，和大众流行阅读基本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一直以来，我们谈论的中国60年阅读史是不包括农民的。
其实不仅是阅读，历史的其他侧面也是如此。哪怕城市人对农村生活的印象，大多数也是通过城市人拍的电影、通过城市知青对农村的描写知道的。而农村人绝大多数由于不会写，就没有留下他们那时候衣食住行的记述，包括少数农村爱读书的青年在阅读什么也没有人知道。我在历史研究中越来越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历史表述权利的不平等，农民没有历史的话语权。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农民无历史，农民的历史不被他们自己所表述，得靠城里人来表述。但城里人的表述总会有自己的视角，自己的局限。
为什么我先强调这一点？我就想说我今天谈中国60年阅读史，实际上我们谈的还是城里人的阅读史，甚至是城市精英的阅读史。
在苏联小说里成长
记者：如果要梳理中国60年流行阅读史，开端时期应该是*前的17年。在你的经历和后来的研究中，那个时候的阅读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雷颐：这个时期开始的一段时间，我还很小，没有太多的个人记忆，但我的哥哥姐姐都经历过，这又是我的研究领域。
50年代，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当时最常讲的一句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么，所有的社会生活都受到这种政治环境的影响，阅读也一样，读苏联小说是当时青年人最时髦的一件事儿。《青年近卫军》、《卓雅与舒拉》、《勇敢》、《海鸥》、高尔基的三部曲，我们这一代是读着苏联小说长大的。
小孩儿看的童话书也是苏联的，苏联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有一篇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叫《一块烫石头》。故事写的是一个老头儿很老了，腿是瘸的，牙也掉了，满身都是伤痕，非常可怜。有一个小孩儿很善良，找到一块石头能让人恢复青春，他就想把这块石头送给老人，让他重新开始人生。老人却说，我这一生过的光明正大，我的伤都是打仗留下来的，没有任何遗憾，根本不需要重新过一个青年时代。盖达尔能把苏维埃的革命情怀融化在童话里，激发人们的革命理想和斗志，这也是苏联文学的特点。当时的中国，刚刚从连年的战火中站起来，人民需要这种理想和情怀，需要这种骄傲的民族精神，那么苏联文学正好填充了中国本土创作的缺失，一下子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记者：五六十年代中国还是出现了一批革命文艺作品，像《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但和苏联文学是走的两条路。
雷颐：到50年代后期中国自己的书出来了一大批，《红岩》、《创业史》都是那时候的作品，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红色经典。60年代中国本土创作达到了一个小高潮，《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敌后武功队》、《平原游击队》，一下子涌出来了，这些书尤其对小孩子特别有吸引力。但它们的影响来，还是没法和苏联小说比。我刚在也谈到，读书的大多是城里人，苏联小说里有革命、有爱情，还有小资情调，我们的文艺作品缺少的是这种东西，所以城市青年还是喜欢读苏联作品。
真正对青年影响大的本土作品有一本，是杨沫的《青春之歌》。它突破了那种死板、教条化的写作，特别获得这一代知识青年的青睐。
记者：60年代中期已经进入“*”倒计时，山雨欲来风满楼，政治环境的变化对图书阅读影响有多大？
雷颐：60年代中初期，中苏两党的论战开始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成了最主要的一个任务。这时候苏联的作品就急剧的减少，新翻译的几乎没有。关于艺术创作的控制就更加严格了，比如我们刚才说的革命加爱情这时候基本绝迹了。这样出来的作品不感人、不动人，很难说出一本畅销、大家都愿意读的新书。
批判“苏修”的核心是批判“人性论”、批判“人道主义”。中国那段时间拍了一个现在也很受欢迎的电影《小兵张嘎》，其实是为批判苏修创作的，这里有一段隐晦的历史。当时苏联也有一部儿童参加战争的电影叫《伊凡的故事》，表现的非常丰富，讲的是小孩子参加革命斗争，虽然本身战争是正义的，但是成天去打打杀杀，对小孩子的心理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这里面就有很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一下子就成了修正主义的代表。为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它，中国创作了《小兵张嘎》，同样讲儿童去打仗，但百分之百的在歌颂战争的正义和革命的美好，没有一点点涉及到战争会给小孩子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后来苏联有一批探讨人性与战争的作品出现了，《晴朗的天空》、《雁南飞》、《第四十一个》等等。它歌颂战争，又表现战争的残酷和对人性的摧残。那我们这时候恰在此时好是批判“人性论”和百分百歌颂战争，所以有一批像《小兵张嘎》这样针对苏联的作品产生，但这种政治文学一点都不能打动人，没有生命力，影响也不深。
从文艺方针就可以看出来，60年代批判苏修、否认人性就已经在为*做大量的铺垫。所以孩子批斗母亲、学生痛打老师，最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在*出现了，和这场大批判直接相关。
青年一代在荒芜中觉醒
记者：*时期是国民阅读贫瘠的十年，无书可读，无书能读。那时你中学毕业，下乡插队开始知青生活，你们那一代青年当时的精神状态是怎样的？
雷颐：*的主线是党内斗争，所以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成就，包括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全部被打入死牢，所以我们那时候的状态就是没有书可以读。到后来，可以公开阅读讨论就是八个样板戏加一个浩然。
但其实，*十年的阅读分两条主线，一条是公开允许的阅读，另一条是民
间阅读，主要就是我们当时私下偷偷传阅禁书。因为青年人总是最有热情、求知欲最强的群体，度过1966年至1970年那段最狂热的时期，青年有一种觉醒。很多青年从一开始“破四旧”烧书，到最后都去图书馆偷书来看。
当时青年最想读的书叫“灰皮书”。为了批判“苏修”，中国曾内部翻译了一批被冠以“修正主义”的苏联作品， 书皮是灰色的，统称为“灰皮书”，供那些高级干部或那些要写批判文章的人作“反面教材”，不公开发行。虽然控制的很严，但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到城市青年手中。阅读这种书很危险，一旦被抓，就要挨批斗甚至坐牢。但越是不让读，越是在青年人中有吸引力。大家就冒着巨大的风险偷偷地传阅，还要给书做上伪装，比如在公共场合要把书包上一层报纸，或是把一些革命书籍，比如毛选的皮覆在上面，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
现在看来，*越是批判禁止的图书，大家越是喜欢读，说明青年自觉或不自觉的对*幻灭或否定了。通过这些阅读，知识青年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了，开始讨论各种社会问题。
他人即地狱
记者：1976年，十年浩劫终止。开禁后有何新作品脱颖而出？
雷颐：由于*十年间，文学创作完全停滞了，所以七六年仍然没有新作品马上涌现出来，所以除了放开*中封存起来的禁书，出版界印刷了一批外国文学作品，很多作品在五十年代都难觅踪影，比如《巴黎圣母院》、《九三年》、《三个火枪手》、《安娜卡列尼娜》，这些作品一印出来简直是万人空巷，所有的人都到书店去排长队，那时候在新华书店有个熟人是最幸福的事了。*十年的被压抑的阅读热情一下子爆发了。而且这些书又是如此的新鲜，毕竟*前的十七年我们对外国文学的了解还仅限苏联，对于雨果、巴尔扎克几乎只是听说。
记者：哲学在70年代末、80年代是一个大众话题。
雷颐：提到哲学，不能不提萨特，他对这一代青年有特殊的意义。萨特“存在主义”在青年中影响力非常大，其实他的哲学书《存在与虚无》真正能看懂的没有几个，但里面的一句话特别反映出那一代人失落的情绪——“人和人是豺狼”，也译作“他人就是你的地狱”。
因为在*中，大家为了当兵、为了招工、为了上大学，彼此竞争、陷害的，在政治斗争中为了保护自己，去揭发别人的，太多太多了，所以他这句话一出来，和十年*的经历太一致了，就是这么回事，他人即地狱。他还谈到“个人设计”、“人的自我选择”，这是我们几十年来都否定的，包括反精神污染还否定这一段。
那时候就开始兴起了“人才学”、“人的自我设计”，这就跟萨特提出的“人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前途，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从哲学上给你论证了这个道理，人应该自我选择。所以萨特在中国热起来是跟当时的时代背景，十年*对青年的压抑分不开的。
记者：谈到80年代，总能让人心头一动，那个闪闪发光的日子，是精英倍出的年代。现在转回去看，那个时候的大家追赶的阅读潮流，竟然是思想性非常强的精英读物。比如黑格尔、萨特的东西，外国文学译作、还有李泽厚引发的美学热，文学上先后出现的“伤痕”、“寻根”、“改革”文学，朦胧诗、九叶诗派等，可不可以说80年代的流行阅读就是一种精英阅读？这种阅读氛围是如何产生的？
雷颐： 80年代流行的是什么？哲学、美学、自然科学的“新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朦胧诗。今天看起来都是一些阳春白雪式的东西，那在当时就是人人都在读的东西。所以可以说，80年代的流行阅读实际上就是精英文化阅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那时候经过思想禁锢之后，很多人包括青年工人，大家都想探讨一种新的知识，求知欲特别的强烈，后来都再也没有了。钱满素曾经和我讲过，她当时是文学所的研究生，78年第一届的，在工人文化宫去做一个卡夫卡的演讲，下面好多工人骑车骑了很远来听。那种求知欲极其旺盛，是*什么知识都没有的一种极度反弹。当时也只有这些东西，不像后来什么图书都有了，什么都可以读到，反而会出现一种滥读，就没有这种读书的欲望了。或者，也可以说，社会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分化，各种兴趣就变的越来越细小，像原来那样所有人，不分阶层、不分文化程度的热爱同一本书的情况也就没有了。
80年代的流行阅读确实是一种精英文化、精英读物的阅读，这种精英文化渗透到大众，大众读精英，能懂不能懂是一回事，但人人都很热爱。诗一样的80年代让人心弛神往，禁忌越来越少，人人都在幻想一个美好的未来。
记者：90年代承接了80年代的荣光，也是一个好书倍出的年代，但是大众在阅读上已经出现了转向，就像我们今天面对的阅读状况一样，丰富而又无序。雷颐：不得不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书越来越多了，所以每个人的兴趣点都能得到充分的满足。那么90年代开始，特别是后期一直到现在，像80年代那样纯粹的精神阅读现象不可能再出现了。
90年代形成了几次比较明显的阅读热潮。不可不提的是王朔的“痞子文学”，90年代初期，王朔的小说《顽主》。。。迅速在街头巷尾流行起来，他那种站在市
民角度的叙事立场、幽默调侃的语言风格，一下子契合了当时人们的审美价值。特别是和冯小刚联手把小说搬上电视，一边是老百姓的热捧，一边是批评界的棒喝，在当时形成了具有标志性的“王朔现象”。
另外一个就是“历史热”。很多时候历史是难以捉摸的，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同是80年代出版的《顾准日记》，在刚面世时很少有人知道。但90年后，忽然一夜之间变得家喻户晓。这波历史热潮一直燃烧了整个90年代，直到今天，历史书籍仍然是社科类图书最流行的指标，虽然两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新世纪以来，流行阅读出现了很多新的动向，养生书、财经书大行其道，青春文学、网络写作蓬勃发展，通俗化写历史经久不衰，“国学热”、“张爱玲热”几年一个轮回。阅读终于从贫瘠走向丰裕，并因为这种丰裕显得多少有些杂乱。但，只要每个人能在自己的阅读选择中“诗意的栖居”，其他的又有什么要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