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立法原则之——民主抉择原则
现在我们讲到民主抉择，随着依法治国的理念在税收领域的贯彻，对财税立法来说，越来越征求基层税务局以及纳税人的参考意见，因为执法者要依据国家的立法，立法又分广义立法和狭义立法，广义立法，就是由国务院以及国务院下属职能部门制定各种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活动。由于工作人员有限，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所以需要广泛征集基层税务机关在实际税收征管中遇到的问题，以及纳税人反映的问题。
2005年10月27号，中国召开第一个财税法的立法听证会，讨论关于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提高到多少合适。当时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是800元，现在我们新的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序幕已经拉开，全国人大在5月31号之前就向全社会征集对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意见，这些做法都体现了反映出民主抉择的原则。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国家赋予我们民众的基本权利，对立法方面施加一定影响，从而使新的法律出台对我们纳税人有利。
税法立法原则：实际出发原则、公平效率原则、民主决策原则、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与废、改、立相结合原则。纳税人要充分利用这些原则，向有权利制定法律的机关施加一定的立法的影响。
3．规避立法层次风险：法律、法规、政策、通知与批复。这是目前我们国家财税法的几个级次。前面已提到过，对于税收法律来说，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才有资格制定，而法规只有国务院层面的机构才有资格制定，政策、通知和批复则由国务院下属职能部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其他相关部门制定。
依照我国法律，高一级次法律统领低一级次法律，低一级次法律服从高一级次法律；若二者发生冲突，低一级次法律必须服从高一级次法律。
4．影响税收立法途径：中介游说；立法寻助；主动哭诉。
5．影响税收立法方法：主动援外压力与被动调整经营。
【案例导入】
海南新世通制药厂的生产线进项税是否抵扣风险规避
（关于增值税转型）
通过此案例来反映企业如何通过被动调整经营的方法来规避税收立法风险。我国现行的财税体制是在1994年分税制的基础上确立的。当时在分税制设立的同时引进了增值税。当时我国增值税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世界范围内按照对外购的固定资产的增值税进项税是否抵扣分为了生产型，收入型和消费型三种不同类型的增值税。外购固定资产里面包含的进项税不能抵扣的，是生产型；外购的固定资产当年折旧包含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的，是收入型；外购的固定资产包含的进项税，当年能全部抵扣，是消费型。显然，消费型增值税对纳税人最有利，生产型增值税对纳税人最不利。我们国家当时选择的是生产型增值税。这与1994年我国的高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关。当时高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就是来自于固定资产过大的投资规模。采用生产型增值税的制度，不允许抵扣外购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实际上就是变相加大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成本。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现行增值税制度与国际惯例越来越不相符，同时考虑到目前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要求生产型增值税制度转型的呼声很高。
当时，海南新世通制药厂需要更换一条生产线，购买这条生产线需要1 000万美元（不含税）。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1 000×17%=170（万美元），进项税不能抵扣，就意味着170万美元现金流的损失，对企业非常不利。因为不知道增值税改革什么时候完成。企业为了规避税收立法纳税风险，就应该采用被动调整经营的方法。比如今天采购物资，进项税不能抵扣；明天税制改革了，就可能损失了170万美元。在这种模糊的环境下，企业只能根据自身经营状况，虽然影响不了法律，但可以主动调整自己的经营来适应法律环境。
【案例分析】
（1）首先了解企业性质，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如果是外商投资企业及三资企业，固定资产设备从国外采购，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增值税是何种类型没关系。因为此案的企业是内资企业，所以享受不到这种优惠政策。
（2）此时政策不明朗，非要现在更换生产线吗？产品在海南销售良好，但生产能力跟不上，所以要及时更换生产线。
【建议】
（1）通过大修理来控制生产能力，使用固定资产原值、增加值，不超过固定资产原来整体价值的49%，同时延长现有设备使用年限两年以上，属于大修理。大修理采购的零配件，可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对企业所得税十分有利。
（2）采取经营租赁。
（3）委托加工，满足销售需要，主动调整经营。
2004年5月份，国家税务总局发表文件：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率先在东三省实行增值税转型试点工作，新采购的固定资产进项税包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是可以抵扣的，实际本质上，国家想通过转型作为税收优惠政策，来促进东三省工业复兴。可以委托东三省的企业，采购自己所需设备，然后经营、租赁到海口实用，那么这时候进项税可以抵扣。
北京高尔夫协会的立法寻助
高尔夫协会向税务局打报告：高尔夫属于体育运动，不能按照娱乐业20%征收营业税，而应按照文化体育业3%的标准来征税。
【案例解析】
以量化指标来衡量纳税能力：收入、财富、消费。调查发现：高尔夫属于高收入阶层奢侈运动，应该按照20%征收营业税。
纳税人应熟悉国家已存在的法律，以及对国家税收政策变化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对自身产生的不良影响要熟知，规避税收立法引起的纳税风险。
二、规避税收执法引起的纳税风险
【案例导入】
海航西安民生百货购物卡执法风险规避
2003年底，经西安国税局检查，该商场发现税收上有问题——购物卡。当初卖出购物卡500张，每张10 000元，有500万购物卡的收入，没有申报纳税，西安国税局检查要求补缴增值税，税务总监不理解，问合不合理，有没有法律依据？
【案例分析】
所有的税种当中，都有一个重要的时间概念——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1．货物所有权发生转移或劳务已经提供。
2．伴随着货物或者劳务的风险已经转移，这时纳税义务才算发生，也就是会计核算里的一个重要概念——权责发生制。为什么实行权责发生制而非现收现付制。因为在市场经济交易总量过程中，赊销情况很多，如果不强调权责发生制，国家税收损失会很大。2008年国家实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就强调，本法以权责发生制为主。民生百货售出500张购物卡，有500万的收入。但并不是说500张卡值500万，而是卡里体现的消费能力是500万，实际上货物还在商场，也就是说货物的所有权根本没有转移，税务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缺乏相应的
执法依据，商场可以不执行补缴。西安民生百货销售方式是预收货款，预收货款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货物发出的时候。
南京南车集团的设计费是否代扣国外企业营业税执法风险的规避
2009年4月，南车集团承担业务，委托法国地铁公司设计地铁项目，设计费6 000万元，南京地税局要求缴纳营业税及其附加6 000×5.5%=330（万）。到底该不该缴税，缴纳什么税？有没有法律依据？
【案例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销售不动产，转让无形资产的单位和个人为营业税纳税义务人。”南车集团需不需要缴纳营业税，就要看这项设计的劳务是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再看是谁缴纳的问题。再看有没有机构和场所。如果该项劳务在我国境内发生，那么法国公司需要缴纳营业税及其附加：6 000×5.5%=330（万）。再看该法国公司在我国境内有没有设立机构、场所。如果有机构及经营场所，就要按这项劳务收入额的20%缴纳企业所得税。如果该公司在我国境内为设立机构、场所的，则应按照非居民企业的20%减半征收，即需缴纳企业所得税6 000×10%=600（万元）。现在南车集团与税务机关出现分歧的地方就是，那么该不该缴纳营业税？缴纳多少？由谁来缴纳？现在来看法国地铁公司业务发生情况：该公司的这项设计业务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而是在境外发生的。显然该法国公司肯定不用交增值税及附加。现在来看南车集团，南车集团是否应该缴纳营业税呢？营业税实施细则第四条第一款在解释营业税纳税义务人时说明“提供或者接受劳务的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就是营业税的纳税义务人。”比营业税暂行条例关于营业税纳税人的规定多了“接受”两个字。那么按照实施细则，南车集团作为在境内接受劳务的一方，应该缴纳营业税及其附加。关键的分歧就出现在这里。按照营业税暂行条例，南车集团不需要缴纳营业税，因为它不是劳务的提供方。也就是说，营业税的暂行条例和实施细则发生了冲突。当低级次法律与高级次法律发生冲突时，低级次法律是无效的。营业税暂行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而营业税实施细则是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是国务院下属职能部门制定的。所以南车集团可以拒绝缴纳这项劳务的营业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