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失落的商朝军团”
殷商末年，帝辛（即纣王）开辟东夷、淮夷、虎夷（即人方、林方、虎方）。约公元前1045年，殷历正月间，纣王由山东（人方）回殷都朝歌过年。甲子日，周武王率军渡孟津，纣王仓惶组织近七十万奴隶军迎战武王于牧野（从当时社会条件分析，奴隶军人数恐怕难有七十万之众）。奴隶兵倒戈，纣王兵败，鹿台自焚。当时商朝的精锐部队因征林方而留在了东夷。
殷商灭国之后，留驻东夷的近二十万精兵却从此杳然无踪，成为千古之谜。在此我们不妨仔细分析一下其可能的去向。
在定商军去向之前，我们先要弄清一个问题。商军团是否有二十万之众？中国古人是有虚报军力传统的。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析，在青铜时代的社会背景下生产力水平是比较低的，这就直接决定了社会的总人口不会太多。再结合商末的疆域来分析计算，则商末人口总数约为200万，所以前面所说的七十万奴隶军的说法也难以成立。那么关于商末军队的数量呢？以秦朝为例，秦朝人口约为2000万，军队人数约为120万，军队人数约占总人口的6%，那么用这个比例来计算商末的军队数量，则商末军队只有十二万左右。就算加上部分奴隶军与方国部队（“孟津之誓”时，武王已握有多数方国部队，所以方国支援商军的部队也不会太多）也难有二十万之众。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当时远征东夷的军队可能只有十万人左右（商末其他军队还需要驻守四方，兵力的大规模集中已然不易）。
关于商军团的去向，第一种可能是商军团滞留原地（即山东）并
未走远。虽然这支商军团是由商朝能征善战的将军攸侯喜所统率的精锐之师。但其远征东夷多年，人员损失惨重。正如《左传.昭公十一年》所记载的那样：“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其军力保存如何不得而知，但肯定损失不小。当武王攻破朝歌时，攸侯喜不是不想回兵救援，而是抽身乏力，实在是抽调不出过多的兵力去救（本来商军就损失很大，况且还要分兵争镇抚刚刚征服的东夷地区，兵力可周转的的确不多）。
东夷在今天的山东地区。巧合的是，周初分封诸侯把姜尚封为第一代齐侯。显然，在周建国的初期，东面是国防的重点。而东夷的武装力量遭到重创。那周朝要防的显然就是远在东夷的商朝残军。但在关于齐鲁两国的历史文献中都未曾涉及这支残军，着实奇怪？第二种可能就是攸侯喜带军向周投降。就像商将方弼与方相一样。但细一想便可推翻这种可能性了。方弼、方相所带的军队远没有攸侯喜的多，战斗力也不如。而方弼、方相向周投降被记入了史册。相反的，攸侯喜为什么没有呢？答案就是攸侯喜并没有向周投降。第三种可能即是投奔武庚。武庚是纣王的儿子，被武王封在殷，统率殷的遗民。凡是中国人都会有一种思乡的传统。攸侯喜与商军基本上都是殷人。多年远征在外，思乡之情是会越来越重的。攸侯喜率军回殷地也符合常理。再从另一个方面考虑，公元1042年，武庚与管叔联合东方的徐、奄、熊、盈、薄姑等部起兵反周，局势一时变得很严重，武庚有实力作乱或许也许是借助了商军团的这支残军部队吧！
第四种可能，商军团北渡朝鲜或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与辽东半岛也曾是殷人故地，周武王灭商后封箕子于朝鲜，甲骨文也有“箕方”的记载。但箕子是“不臣之臣”。武王封不封他，他都是朝鲜之主。由此也可知，在殷末周初，殷族人在向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迁徙。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本来就隔的近，但由陆路北上的通道已被周军封锁。箕子是商朝的贤人，攸侯喜带着商军团投奔箕子也合乎常理。但是否从此滞留朝鲜半岛，那就不得而知了？
第五种可能（史学界争论最多的一种可能），即东渡美洲。晚清外交家欧阳庚在出使墨西哥时，当地印第安殷福布部落酋长曾对他讲述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这些印第安人是中国血统，殷人后裔。叫殷福布族，是三千年前从天国经天之浮桥岛到这里的„„”很多人或许会提出疑问，商朝人是否有能力横渡太平洋到美洲安家？其实早在公元前2500年，中国人就已经能够制造舟辑了，而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帆船运输，而帆船是古代进行远航的必备条件之一。 或许又会有人说，商人没有指南针如何指引方向？其实我们可以反观商人的另一面，他们具有丰富的天文知识，能让他们在海上识别方向。上世纪中叶，人们在山东成山角地区发现了大量的三角形或圆形的石锚，测定其年代正为商朝末年。而几十年之后，又有人在北美洲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的一处天然港口内找到了元素结构相同，年代相近的石锚，这或许是在述说着千年之前的真相。
殷福布酋长所说的“天之浮桥岛”，也就是说他们的祖先是沿着岛渡海而来的，这是否可能呢？在山东近海有一条北上的黑潮暖流，
可以一直带着船队经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北上。在到达北海道海域时，南下的千岛寒流与北上的黑潮暖流相撞。船队于是被带入了北太平洋暖流，一路向东航行，横渡太平洋。而北大西洋暖流在北美洲的近陆点，正是在下加利福尼亚半岛附近。这是否因此验证了石锚的出现呢？
商文化与印第安文明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呢？就在商军团神秘失踪的同一历史时期，美洲大陆突然兴起了酷似商文化的奥尔梅克文明。这种早期印第安文化的突然兴起令许多历史学家困惑不解。要知道后世美洲三大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印加文明、玛雅文明）的兴起已是千年之后的事了。有西方史学家猜测奥尔梅克是亚特兰蒂斯的后裔。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亚特兰蒂斯文明与奥尔梅克文明相差有近八千年之久，考证起来难度颇大。奥尔梅克文明是早期印第安文明的雏形，而早年间突然有人发现“印第安”与“殷地安”的音译相同。这也一下引燃了国人的自豪感。但仔细考察之下便可发现，哥伦布到达美洲，把美洲误以为是印度，而把当地土著人称之为“印第安人”。我们汉语的直译其实是拉丁语与英语的演化。这实在只是音译上的一种巧合而已。
奥尔梅克文明，这个神秘崛起的文明中却带有很强的中华色彩。无论其生活习俗、婚丧嫁娶、艺术科学还是语言文字，都与商王朝时期中原文化相类似。美洲文明中的“金字塔”是很出名的。不过，它与埃及的金字塔不同，仅是锥形近似，却不具备棱状特点。但这却与中国覆斗状的陵墓外形完全一致。（吉林集安县的“将军坟”——洞
沟古墓群，属于高句丽王陵，而高句丽人则是箕子的后代，即为商人的旁系后裔）。
据此我们也可以再做进一步的分析，商人的图腾崇拜是“太阳”。商王也自称为“日之子”。而在美洲印第安文明中，是有崇拜“太阳神”传统的。再者，从商朝卜辞中也能发现，“东方”这个词在卜辞中代表着吉祥和运气，而商人历来是很重视占卜的。因此，在商军团决定是否要东渡海外的问题上，一定会有占卜活动，而巫师们将神谕解释为到日出的地方寻找一片乐土（即远渡东方），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商军团凭着对太阳的崇拜，使得他们拥有坚定的信仰。一路向东远航，去寻找太阳升起的地方。
在《竹书纪年》这本书中似乎也提到了商朝大军东渡美洲的事。而《竹书纪年》是一部记载了从上古年代一直到西周的史书。据说其成书年代可能还要早于《左传》。此书在晋代由盗墓人从一战国古墓中挖出，之后由于战乱不幸失传了。而《齐鲁野史》中就摘了《竹书纪年》里边的几句话，即“豫相东行，极天罔之，木舰何能，以绝沧海”而这位豫相是商朝末年人，在这里极有可能跟攸侯喜是同一个人。这或许还需要考证，但有一件事确是值得确信的。在西周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确是流传着“商军东渡”的传说。只是可惜我们今天已经不能再见到《竹书纪年》这本书了。希望在以后的考古发掘工作中，能再次让《竹书纪年》这本旷古奇书一览于人前！
如果这种可能成真，那遥想三千年前，商殷先民为避战祸，跨海东渡，漂航美洲，历九死而后生，终于到达东方日出之地，开辟一片
新的家园，令人顿生无限崇拜和缅怀。
翻阅历史，似乎每一个王朝都会给后世的我们留下一个或几个千古未解之谜。商王朝末年“失落的商朝军团之谜”就是其中之一，这就犹如千年之前的罗马军团在西亚神秘失踪一样。但“失落的罗马军团之谜”今天似乎在中国找到了“真实”的答案，而“失落的商军团之谜”是否能在美洲找到更为让人信服的答案呢？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商人东渡”这种可能性的。但历史是不会相信人的主观性的，历史是客观的。以前它是客观发生的，今天它需要的是客观的分析。
2011级历史学
尹艺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