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电影《人生》中的悲剧成分
《人生》是当代著名作家路遥于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它通过对我国北方黄土高原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的青年人的生活、理想和追求的描写,深刻反映了当时农村生活的特点和存在的矛盾。小说塑造了高加林这样一个处于人生岔道口的农村知识青年的典型形象。通过高加林对理想生活的向往、追求及失败的描写,揭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电影《人生》是根据路遥的同名小说改篇而成的,它拍出了大西北的风土、人性、民俗。《人生》使“西部片”这一名称得以确立。《人生》遵循现实主义的理论原则,也为“西部片”带来了我国电影艺术现实主义的好传统,它成功塑造了高加林这个农村知识青年的形象,也成功塑造了反映西部农村妇女命运的女性形象—刘巧珍。《人生》给人一种真实而又自然流动的美。
高加林和巧珍的爱情悲剧，或许一早已经注定。有文化的高加林始终想的是怎样走出贫瘠的山川，他没有对大字不识一斗的巧珍说过一句“我爱你”。而高加林接受巧珍，更多的原因或许出于他在农村的困顿。困境下的爱情，往往徒有其形而已，文化上、精神上的差异才是他们之间最大的障碍。重温《人生》，才明白一颗总要飞得更远的心，是永远无法与生了几只猪崽又死了几只这般平淡的生活丝丝进扣的。
爱情是无常的，幸福却是真实的。对于巧珍来说，马拴的一句话“我一辈子就是当牛做马，也不能委屈了你。咱乡里人能享多少福，我都要叫你享上„„”何尝又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幸福千千万，存于心而不是显于形。对于高加林来说，做了场好梦，猛摔下来，他也不该惋惜失往爱情，他的爱情不在这里。 《人生》所体现的，不仅仅是高加林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所有农村青年的悲剧——他们在一个较小的社会氛围中出生，一个小的宗族中长大，接受不健全的小学、中学教育，不完整的家庭教育，以一种不满、骄傲、憧憬和一种无所畏惧的自信往大城市读大学、工作，城乡文化差异带给他们一种深深的伤害，这中间，有挣扎、有撕裂、有抉择，也必然有放弃。就像高加林一样，他也不想走一个大圈子，最后再夹个行李卷回到出发点：他无法突破的，是城乡差别的深深鸿沟。
这是对80年代相认真实的再现。一个农民的普通孩子，在很长时间内是没有任何途径走出农村的。从1977年开始，高考才成为他们进城的一条独木桥。80 年代后期，个别富裕的农民也可以花大约一万块钱买一个城镇居民的身份了，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赎身。即便破除了划地为牢的户口制度，撤销了农民进城的禁令，《人生》中高加林与巧珍的悲剧，仍在不断地上演。直到今天，城乡两级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了，以“农”字为耻的国民心态仍然没有改变，实际利益的歧视更加不胜枚举。城乡二元对立的悲哀，丝尽不输于《人生》所存在的80年代。 《人生》留给我们很多启迪，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