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时空对浙江大学郑强教授专访
什么叫素质，最根本的是一个人的精神，这个精神体现在这个人，做人的准则和办事的原则
整个读书受教育，根本是怎么做人，怎么做事，这是素质当中最重要的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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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强，重庆人。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被分配到四川一与国防相关的化工研究院。在这偏僻之地，他重温了大学4年中曾读过的书，豁然发现实际上自 己有很多地方都没有学明白，才明白自己需要不断学习。3年后，他考上了四川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1988年他从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系研究生毕业并留校 任教。1992年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培养博士生身份赴日本京都大学留学，1994年获四川大学博士学位。1995年，作为留学归国人才，他以讲师身份回到 阔别13年的浙大。2年半后以优异的业绩破格晋升为教授，现为3个专业的博士生导师。
郑强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获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基金和教育部骨干教师基金的资助，是浙大惟一连续三届荣获“浙江大学学生心目中 最喜爱的老师（教书育人标兵）”称号的老师。
郑强妙语
●树立健康的人生观，远比获得高学历更重要；
●教育是把双刃剑——好的教育让人走向睿智，反之让人愚昧；●钢琴、外语、计算机，不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和根本，更不是惟一；
●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根基。民族语言，则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因此，过分强调外语，不仅不科学，更严重的是对民族文化的撼动，对民族凝聚力的解离；
●我们孩子成人后的不作为、难以有作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求学过程中其智力受到了掠夺式开发，能力受到了过度超前培养。
2000年12月，郑强应邀在浙江图书馆作了一次《教育与科技的理念》（又名《民富不等于国强》）的演讲。事后有人将演讲整理后发到互联网上，被反复转 载，轰动全国，在教育和科技界产生了持续数年的强烈反响。
问：什么时候开始对演讲发生兴趣？
答：说来很偶然，源于一次到外省为浙大的招生宣传。当时学校正筹划如何提高浙大在外省的生源质量。那时我恰好到四川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于是学校希望我在可 能的情况下，去当地中学介绍并宣传浙大。于是我找了成都最好的一所中学，带了一大堆资料，还郑重地穿上西装、打上领带。不料到了校门口，门卫却不让进，以为我是去推销药的。好不容易说服了他，见 到了校长，可这位当地最牛的校长又说，他们学校只接受院士来讲座，言下之意是我还不够格。怎么办？第一场仗就败了，要走进其他学校也难。于是我告诉他，我 不是来宣传自己学校的，我想帮助而且能够帮助中学生解决一些问题，如为什么要读书？学生努力学习，仅仅是为了考上大学吗？几分钟后，他不仅答应让我在他的 学校演讲，而且后来成为了我的朋友。结果反响强烈，一发而不可收，重庆等地的重点中学闻风而来，
请我去做报告，一连讲了近10场。我没有单纯鼓动学生读浙大，而是讲自己留学的真实经历和感 受，讲自己对读书目的的看法。我突然发现，原来自己有这方面的能力。
问：从那以后就爱上演讲了吗？有没有计算过自己讲了多少场？讲的都是些什么问题呢？
答：回到浙大后，刚开始我在自己所在系、学院内部为学生作一些演讲，后来就被请到学校去讲。慢慢地影响扩展到社会，于是省内外的一些大学、中学、企业、部 队、医院、甚至幼儿园也请我去讲。通常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去，平均一个月2~3场，多的时候每周一场，到现在约有130多场了吧，涉及到10多个省市。 通常我所演讲的内容与我所研究的高分子领域基本无关。而是以教育为主，剖析教育弊端，涉及的都是教育、科研、人才等诸多与社会发展和青年学生息息相关的话 题。去企业、部队时，我还会讲人文、爱国主义方面的话题。演讲中所提到的观点，人们也许并不陌生，所批评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并非无人看到。只不过我是以 一名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对自身所处的教育体系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并且大声说出来。
看不惯的事，我就得管郑强经过校门时，经常会有门卫主动向他行礼；而除了一大堆
博士生导师、杰青、学生最喜爱的老师等头衔外，他还有一个特别的称号：“校园卫士”。
问：你从小就喜欢演讲吗？
答：不。小时候的我爱好京剧、打乒乓球、唱歌，玩的东西很杂。还差点成了京剧演员。我从10岁开始唱京剧，而且唱得不错，重庆一流的剧场我都去表演过，包 括接待重要外宾的礼仪活动等。后来中国京剧团还两次通知要录取我呢。还好，我父亲“救”了我，没让我去。因为他考虑到男孩子16岁会变嗓子，像六龄童的兄 弟七龄童，一换嗓子就完了。果然高二的时候我变嗓子，唱不了京剧了。不然说不定我今天就是京剧团一个干杂活儿的。小学毕业那年，我又爱上了乒乓球，结果一路打到了重庆市。现在在浙大乒乓球比赛里还排得上号呢。高一的时候我拉过手风琴，一拉就是3年。高二变嗓子后，京 剧唱不了，我就改跟专业的老师学声乐。后来在日本、浙大频频参加唱歌比赛，都是小时候玩的成果。
问：你觉得小时候的这段成长经历对你以后的道路有什么影响？
答：它让我健康成长。我父亲是教师，奉行“无为而治”，从来不管我读书。我学京剧、乒乓球，也完全是因为个人爱好，不像现在的小孩子，是被父母逼着学。正 是这种“野性”，才促成了我后天的成长。因为人小时候并不知道自己究竟爱好什么，玩的东西多了，才慢慢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而兴趣是发展的源动力。其次，小时候的成长经历让我养成专注做事的习惯。小时候看到别人能当上红小兵、当上解放军，就特别羡慕，所以我做事情就特别努力，因为我知道要做得比别人 好很多倍，才有可能争取到一些机会。像学京剧，我就天天跟收音机学，乒乓球就在水泥台上练。打倒“四人帮”后，我突然发现，我也有“资格”考大学。那时距 离高考也只有一年多时间，几个月内，我的成绩连连升级跳。没有任何诀窍，靠的就是这种专注的精神，一本物理习题就做了十几遍。
所以小时候随波逐流地玩未必是坏事，不要过早定向。表面看起来一些无用的东西，可能后来就起作用了。
问：听说你经过校门时，浙大的门卫会主动向你行礼，学校还授予你“安全保卫工作十佳先进个人”称号，这是为什么？
答：因为我“好管闲事”。校门口是纠纷之地，经常由于交通拥挤出现矛盾，我时常会帮助他们调解一下，所以门卫对我特别好。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校园里有人违 规逆向行车、摆摊设点，还有学生在图书馆大声喧哗，你能容忍吗？这是高校！看不惯，我就得管。西泠印社唐涛先生给我题了“江流有声”四个字，就是我为人做事的风格。而好管闲事、擅长演讲，以及专注做事的个性和习惯，都与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尤其是音 乐。音乐就如中
医的穴脉，给人以激情和冲动，让我愿意表达并擅长表达，这正是演讲和科学创造都需要的。敢讲，是种教育行为
对连续三届高票当选的“学生心目中最喜爱的老师”，郑强说这是所获得的众多荣誉和头衔
中他最看重的一个。因为要博得这些独立意识很强的大学生的集体认同， 是很不容易的„„
问：教育、人文演讲，通常被看成是人文教授的领域，你一个理工科教授却干起了人文，是否有超纲之嫌？
答：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谁说育人不是理工科教授的责任？传道为先。教师仅仅搞科研是不称职的，教师仅仅教书是不够的，还应当育人，并承担起更多的 社会责任。大学的根本在于培养人。科研应融合、体现在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中，而人才的培养首先应注重精神和人格层面，其次才是专业。
有人说，演讲过多会影响专业研究。我说这得看你能否科学合理安排时间。时间是挤出来的。事实上，从1998年至今，我发表的论文已有120余篇了，其中 SCI（EI）收录论文已超过100篇。浙大学生最常看到我的样子就是演讲前我啃一个面包喝一瓶水，别人在饭桌上耗费的两三个小时，我不就可以用来去演讲 了？事实上，我并不奢望自己在科研方面能做出惊天动地的成果。从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看，我所做的不过是沧海一粟。因此对比之下，
教书育人的职责就很重要，教书 育人的价值就更高。以后只要有时间，我依然会继续讲。
问：中国人有“明哲保身”的习惯，不愿意开口多讲。你为什么敢讲？
答：“江流有声”，个性使然。看到了问题，我不吐不快。我的父亲、姐姐和夫人又都是中学教师，而这些年我也在高校中看到了很多问题：有的中学优秀生，一上 大学居然跑进了留级生的行列；我培养的那么多西部来的学生，很少有选择回去的„„我看到的东西越多，越担忧，越想尽一份教育工作者的职责。
当然，这些年我也受到一些非议，说我演讲是出风头。我也怕，所以前些年我曾拒绝了任何有关演讲的邀请。可深思熟虑后，我觉得演讲没有错。为人要低调，但不 能怕事；学术可以悄悄地做，但教书育人一定要大张旗鼓。现在我脸皮厚了，主动要求为学生演讲。“惟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知识分子就应勇于承担 这样的责任。
问：你一个人讲，能对教育问题、社会问题起到多大功效？
答：我的理念是必须从现在开始做起，哪怕是呼吁，它也是一种教育的行动。
最想和幼儿园老师沟通
问：为什么说现在最想和幼儿园老师沟通？
答：我发现，很多大学新生在入校时已经定型了。
培养学生就像做一个陶器，要阶段性地培养，不同的阶段任务不同。比如第一步只需要把水
和泥和在一起就行了，最多再捣匀一点。可我们的幼儿园老师却提前做了 中学、大学老师做的事，非要捏两把，甚至放进炉里去焙烧。结果陶器没做成，只做成一块块泥疙瘩，不能成器。后来者再怎么修补，也无法做出优质品。超前的教 育，会使孩子们的兴趣丧失；过度的挖掘，将使孩子们的潜力受到伤害。我们必将为这样的教育付出惨重代价。
